痖弦：从军记.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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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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痖弦

　　小兵与大将军

　　到台湾第一个礼拜，还没训练呢，就分配任务了。第一个任务是站卫兵。以前在家乡时，也见过寨子里站哨的民团，但从来没有用过钟表，因为没有那玩意儿；都是站香的，通常站两根香，香尽时交接班。民团站哨都这么站的。不过到了台湾，站卫兵不像寨子里以燃香计算时间，而是用钟表计算。班长说了：“王庆麟，十二点半把电灯关了。”这一个命令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什么叫十二点半？钟是在小学课本“大公鸡，呜呜啼，张小弟，起床了”的插图上见过，公鸡旁边有个小钟，但不知道长针、短针之间的关系及如何计算时间。第二个问题，怎么关电灯？正好那天晚上有个士兵不睡觉，在读武侠小说，我说：“老兄，十二点半的时候你叫我。”说完后，我一直盯着他，怕他走了不告诉我。“到点了，”他告诉我，“十二点半到了。”第一个问题算是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怎么关电灯，实在是不好意思再问他了，而且他也回去睡觉了。营房没有天花板，房顶上高高地吊着一个没有罩子的大灯泡。我想，怎么关呢？一定和灯泡旁边的“小耳朵”有关系。我这么一跳，够不到。怎么办？就把三八步枪上了刺刀，用刺刀在那儿试图戳那个“小耳朵”。读武侠小说的那位老兄走过来上厕所，看我拿着刺刀在戳那个灯泡，他就在旁边的墙上摸了一下说：“在这儿呢，我的宝贝蛋子。”原来机关在墙上呢。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去台湾前，台湾主要是孙立人在管理，孙立人的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军——所以有“蒋介石去台湾是投奔孙立人”这种说法一虽有几分道理，但不尽如此。孙立人尊敬他、支持他，蒋介石才能复行“视事”。在美方对蒋介石最疲倦的时候，想找一个人替代他，他们就想到了孙立人。孙立人是清华毕业的，又去弗吉尼亚军校念书，经历太好了，受的是美式教育，又有才华。虽然美国政界对孙立人很认可，却并未有任何正式决定，一直到现在，有关的研究人员都未发现任何文字性的材料说明美国和孙立人有实质性联系。孙立人是个军人，从不参与政治。谣言已经传到台湾了，孙立人还没有去蒋介石那边报告，没有自清，他觉得这个事儿和他没关系。1952年阳明山军中大会时，连我这样的参加会议的小兵都听到了风声，感觉到上面对孙立人已经有想法了，而孙立人始终没有采取行动。那个时候孙立人已经是“陆军总司令”了，上面还是把他的职务拿下来，将他的部队全部改编，麾下干部都送去受训、统一学籍——孙立人的部队曾有过军官训练班，很多干部出身于该训练班，统一学籍后，干部都成了“中央军校”毕业的。“中央军校”其实就是台湾的黄埔军校。从此孙立人像张学良那样被长期幽禁起来，一直到1988年。幽禁的时间太长了，把一个名将毁掉了。孙立人晚年时，媒体称他为“寂寞将星”。我们这些兵都喜欢他。他被幽禁造成我内心很大的创伤。1990年将军过世，万余人自发参加追悼会。
　　临终前一两年，孙立人才获准自由见客，他当年的一些下属方能去拜访他。其中有位后来研究军事学的学者去见他时，问他为何士兵都不怕他，而美军顾问及那些高级军官都怕他。孙立人不假思索地说：“因为你们年少，真诚，我喜欢！他们年长，作假，我常教训他们！”孙立人的部队提倡“诚、拙”。
　　我们在凤山五块厝训练时，孙立人往往亲自主持，给我们做示范动作——他可以蒙着眼示范拆卸武器。士兵们看了都非常佩服。听说他从做低级军官起到当总司令，一直都保持士兵的基本风格——保存一支步枪，每日擦拭。表明他一本初衷，认为士兵是他最重要的身份。他非常严肃，军容总是很整齐，从未见他穿过便服。他的一个勤务兵甚至说，看到总司令睡午觉的时候都是立正的姿势。孙立人对军官非常严格，有时候他会打不听话的军官，还是很传统的。但军官都敬爱他，兵更喜欢他，他见到兵的时候不谈高深的理论，他是真正关心兵。训话时，让士兵坐下听，因为坐着不累。训话经常说些小事情。孙立人说：“现在没有钱，给你们的薪饷太少，什么都买不起。我建议你们买点花生米吃。花生米便宜，又有营养。”台湾产糖，到处都有糖厂，糖厂出一种酵母片，他和糖厂交涉，让他们按时送一些给军队，每个士兵都发了。他说：“酵母片吃起来不大好吃，但对身体有好处。”台湾有两个工业贵族，一个是糖厂，一个是炼油厂。糖厂在我们印象中很洋气，福利社里面有冰淇淋卖，老远就听得到钢琴的声音，图书馆里的书都没有被禁，鲁迅、胡风、郭沫若的作品都有。糖厂里有运甘蔗的小火车，其中也有一节车厢可以载乘客。小火车能通到高雄。高雄的大新百货公司装了台湾的第一架电扶梯——人站在扶梯上，人不用动，梯子自己会动。高雄火车站还有台湾第一个地下人行通道。我们都觉得很新奇，也会坐上小火车去高雄玩儿。
　　孙立人还说：“你们现在年轻，都爱好看，去福利社的裁缝部把衣服改合身一点，花不了多少钱。”那时我们根本没钱在外面改善伙食，只能在营里吃糙米饭。很多兵都有夜盲症，营养不够。孙将军就到“联勤”争取鱼肝油，在各地野战医院发放。让士兵测视力，需要的领一瓶鱼肝油吃。他请音乐家应尚能作的军乐也非常好听，直到现在还在传唱。他从细节上关心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不唱高调。孙立人英文好、仪态好，我们都很爱戴他。只要有人提到中山先生、蒋公，马上立正，听到提“总司令”也立正。士兵自发的。有人说他搞个人崇拜，其实不是，都是我们自动自发地尊敬他。不仅军人爱戴他，老百姓也喜欢他——从屏东到凤山有一条路叫“立人路”，官方记录没有，是老百姓自发设立的路牌。前几年回台湾，我看到那个路牌还在那里。
　　我曾在福州冰心纪念馆内看到过冰心和孙立人通信的信件。他们在大陆期间是好友。孙将军的文字真是好！从用字和语气上看，绝非假手于秘书，是自己写的。感情真挚，读后令人动容。想不到他也有文人气质的一面。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纯粹的军人，从不谈政治，也不懂政治，甚至在美国有人说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孙立人是儒将，不大看得起老黄埔那批人。当年黄埔招生，固然来了不少英才，但有些根底却很差的也来投考，有的听说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还是老保定、讲武堂那套方式，黄埔也收了。国家需要人才嘛！所以黄埔的人也是参差不齐。孙立人推行的是西点军校、弗吉尼亚军校那一套典章制度，任何时候武器都要擦得锃亮，军容严整。因为这样的缘故，黄埔的那些人也不喜欢他。在上面说他坏话的大有人在。
　　孙立人的部队里有女兵，大多是大陆来的女学生，编成女青年大队，于1949年3月8日正式成立，又名“木兰队”，军营被称为“木兰村”。女兵大队正式的名字是女青年工作大队，驻扎在屏东阿猴寮。女兵和男兵一样，训练也很严格，一天八小时，不是出操就是上课。她们算是女兵第二代，第一代是北伐时的女兵——最有名的是谢冰莹，她来了台湾在师大教书，她的代表作《从军日记》《女兵自传》中对女兵生活记述很多，非常生动，影响深远。台湾新军的女兵比北伐时期的人数更多，堪称人才济济。
　　散文家薇薇夫人（乐茝军）和文学批评家、台大教授、叶嘉莹的高足乐蘅军姐妹俩，散文家黄美之等都是当时的女兵出身。乐茝军比较有名，她是作家、画家，主持过报刊和电视节目，在报刊上开办“薇薇夫人专栏”二十多年。也主办过“《国语日报》”，一直做到退休。她为人热诚，工作努力，受到敬重。她在台湾妇女界的形象非常美好，有标杆的作用。乐蘅军是古典文学学者，是叶嘉莹在UBC大学的学生，埋头学术界，成就很大。我在《幼狮文艺》时发表过她的不少论诗词的文章。
　　黄美之（原名黄正）随家人迁台后，其姐姐黄钰先在孙立人青年大队任职，后来她又担任孙立人秘书。黄美之和她姐姐同营，因为孙立人被设计而连带遭到误会——所谓用小案子培养大案子。当时还有引人注意的郭廷亮的案子也属于这类。黄家二姐妹曾经入狱十年。出狱后，美之与一位驻台湾的美国外交官结婚而迁居美国。她写一手好散文。2001年，冤案平反后，她收到四百万新台币的补助金。她拿这笔钱成立了文学团体“美国德维文学协会”，专门发展海外文学，做了很多事情，办了不少大型文学活动，也编了不少华人诗集、小说集、散文集。
　　2004年2月14日，在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他们办了为期两天的“阅读痖弦——向诗人致敬”的活动，其中一整天是研讨会，讨论拙作，好几位学者写了针对我的诗歌的专文，并出版了文集。参加写作的有黄美之、张错、张爱玲的研究者高全之、美国《新大陆》诗刊主编陈铭华、评论家张索时、诗人王露秋、简捷、晓亚等。
　　我认识黄美之时，她早已从狱中出来了，我们都知道她的冤案。我和她说，当时我们小兵都想找个大姐姐以慰藉思乡之情，我说：“如果我在湾仔头周会上遇到你就好了，也可以认个干姐姐，做干弟弟。”她说：“现在认也不迟啊！”后来她写信称我“弦弟”，我就直接称呼她“美之姐”，感情非常好。
　　2014年，美国“中华人文基金会”在洛杉矶办了一个名为“弦外知音——痖弦杨弦有约”的活动，由王晓兰主办。活动包括洛杉矶和圣地亚哥的几场讨论会及诗歌朗诵、诗歌音乐晚会各一场，很热闹。杨弦还把我的诗《地层吟》配了乐，作成歌曲。我们两个的名字里都有个“弦”，彼此是知音，活动名称由此而来。4月20日开始的，23日那天，黄美之抱病前来。她已经不能行走了，靠别人搀扶。看到她，我说“姐，你来了”，我们抱在一起，不停地流泪。我回来后没多久，传来她过世的消息。军中的老同袍、老大姐就这样走了。
　　当年，女兵们对比我更小的那些少年兵很关心，结成干姐姐、干弟弟关系，关心他们、帮他们补衣服等等。新军当时收留了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把他们安置在军营，继续受小学教育，只上课、不出操，叫少年兵。战乱时大家都逃荒啊，有的离开家时还不到十岁。每个少年兵都有自己不幸的故事。我就认识一个人，他说荒年时，妈妈把他领到一个饭馆门口，让他等着，说一会儿有位骑马的叔叔带他走。他都不记得是怎么辗转到了台湾的。后来解严了，老兵都可以回家乡，他就没有回去，因为他不记得自己的家乡是哪里，只是模模糊糊地记住家门口有个水塘，水塘边上有棵开花的洋槐树，树枝低垂快挨到水面了。我说他：“你比我还惨啊。我还有个妈妈可以回忆。”
　　招兵简章上是说三个月训练完毕，少尉任用，其实也没有做到。来了之后，程度高的可以进入“入伍生总队”，算是军校的预备生。这也是孙立人的单位。我们自称“第三期青年军”，其实和青年军的关系很间接，不过我们被编入的八十军是孙立人的基本部队，军队中的长官都是抗战时候从军的，很多是一、二期青年军出身，参加过远征军，到过印缅作战，水准都不错。长官们经常说战争的故事——怎样在印度歼灭日军、怎样营救英军、怎样和美军并肩作战、怎样与民众一起修建工程最艰险的滇缅公路，令人神往。他们还从印度带回几头大象——因为战时用大象拖运大炮，战士和大象形成了战友般的情谊，战争结束了，不舍得让大象走，就带回来了。这些大象都享受少尉军衔待遇，有专款购买它们吃的粮草。我们开周会时，大象们在后面跑来跑去。有一头老象很长寿，叫“林旺”，后来住在台北动物园里，成了著名的“林旺爷爷”。当时军营里还流传着几本记录远征军故事的读物——何铁华主编的大型画册《印缅荡寇志》、伊洛写的《伊洛瓦底江恋歌》等。这些书都引起我们一些浪漫的想法。
　　在新军中我看到很多有风格、有性情的人物，令人肃然起敬，到今天还印象深刻。譬如，有一位少将编阶的文人张佛千，他是孙立人陆军训练部中设计军中训练教育和文化活动的重要人士。他的学养深厚，擅长诗词、对联，人称“联王”。他曾选了一些程度比较好的士兵每周日到他家听他讲《易经》。听完《易经》后，师母还端出汤圆请士兵吃。我们都心生向往，可惜所在单位太基层，没机会被发现。几十年后终于有缘结识已被尊称为“佛老”的张佛千先生，他已是后来我主编的“联副”的重要作者，也是我们编辑室的座上客、大顾问。提到当年听《易经》吃汤圆的事儿，我说我是如何向往，佛老说：“你不讲，我怎么知道你想去。刘国瑞就去过。”刘国瑞是我《联合报》的同仁，当时主持联经文化出版工作。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在军中，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以赴。出操时，动作都是尽量做到最标准。用黑布蒙着眼睛，“盲目”拆卸枪械，毫不含糊。除了出操，还修工事、挖战壕。我因为修工事努力当选了“克难英雄”。“克难”二字在彼时使用频率极高，什么都和“克难”挂钩。师部操场上用竹子搭的主席台叫“克难台”。军中生活枯燥，又没有乐器，喜欢音乐的人就地取材——把厨房里的破碗、破锅、锅盖还有汽油桶等拿来敲打，组成“克难乐队”，常常为大家演出，很受欢迎。克难乐队就是军中后来康乐队的前身。演话剧，没有女角，就找比较秀气的小伙子担任女角，称为“克难小姐”。
　　可能受了美军的影响，军人走在街上都要唱歌。我嗓门大，唱歌时值星官总让我起头。“王庆麟，起个音。”最常唱的歌就是《从军去，中国的青年》，“从军去，中国的青年。为什么当兵的只有庄稼汉。”还唱《团结就是力量》，也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唱了大半年，有人说后面这两首歌是共产党的，不能唱，才不唱了。据说共产党进北京唱的就是《团结就是力量》。而《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是解放军的军歌。你想想看，几十万大军被打到台湾，当时还唱共产党、解放军的歌。与此同时，演话剧的时候有秧歌调子，这种曲调容易上口又很好听，极富感染力，士兵们在营房中不自觉地哼唱两句，后来也是发现不大对头，才不让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时两党都唱，后来大陆定为国歌，这边就不好唱了。还有《黄河大合唱》也是如此，本来抗战时大家都唱，河南教育厅还通令将“风在吼，马在叫”这一段列入小学音乐教材，后来这边也不唱了。当时营房中除了上面发下来的新创作的歌曲之外，唱得最多的是《成吉思汗战歌》，歌词是“沙原像黄的海浪，波涛汹涌向远方。蒙古包似起伏的海岛，骆驼在大海荡漾。月光下有人燃起野火，悠扬悲壮歌唱。我们生活就要战斗……”等等。
　　那时常念三篇“总统训辞”，一篇是《革命魂》，另外两篇是《军人魂》和《民族正气》，军队政治课常讲，政治大考还要考。问老兵：“你们最近讲什么政治课啊？”“还不是那两魂一气嘛。”我们都有《步兵操典》，里面有“稍息、立正、开动”这些词。据说这些词都是从日本过来的，因为日本现代化开始得早。出操的时候连长喊：“目标正前方，向四零一高地运动”，“运动”这样的词我想就是日本汉语。军队里吃饭要喊“开动”——吃饭时长官莅临，先由值星官喊“立正”，士兵挺胸，值星官再转身对最高的长官敬个礼，向后者喊“开动”，就开始吃饭。军中没有小灶的概念，长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没有专门的厨师为长官做饭，长官也没有私人勤务兵。
　　军队里的饭是糙米饭，菜就是空心菜之类的。空心菜是主角，被称为“克难菜”。六个人一桌，早晨吃豆浆、馒头，加油炸花生米一大盘；中晚饭两三个菜都是青菜、胡萝卜，鱼和肉难得吃到。军中都是抢菜吃，大家吃相都不好，有人被取外号叫“菜龙”“菜虎”“菜大王”。饭有时也不够，也抢饭，叫“打冲锋”，第一碗高，第二碗平，第三碗又高。第一碗吃下去了，基本差不多，定下来了。第二碗就不要盛得太高，要不然吃完了没机会回碗了。到了第三碗，就可以多盛一点，稳坐江山。
　　台湾一下子来了几十万军人，“联勤”的服装供给跟不上。我们刚到台湾时，穿的是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日本人留下的军装，拿的是日本的三八步枪。日本军装穿了大半年后，“联勤”才发下自己做的军常服、军便服。刚开始，穿自编的草鞋和“联勤”发的黑色的胶鞋。草鞋穿着非常舒服，不容易生脚病，脚都没有臭味。第三年开始发皮鞋，草鞋的时代才正式结束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皮鞋。皮鞋只有上中下三个号码，没有别的选择。我对皮鞋的直觉印象是穿这个玩意儿走在路上特别响，好像全街人都在注意你，很不自在，以前穿布鞋、草鞋都没有声音。
　　1950年，部队移防到台南市日本人于1912年盖的旭町营房，将其改名为“光复营区”，营房也是日本人当年的建筑，如今已经归为成功大学的部分校舍了，被称为“光复校区”。那时成功大学还叫台南工学院，和我们的营房隔一条小马路。看着那些穿着红红绿绿衣服的大学生，我们很羡慕。晚饭后去他们校园转悠，看他们壁报上的小诗写着：“是谁投下这午后的阳光？是阿波罗，还是里昂？”我们这群失学的小兵觉得他们好洋气，真是无限向往。
　　当时一个师都住在这里，全是兵，闹嚷嚷的。我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就找到了一处房子高出平面的地基空间。里面有不到一公尺的高度。我窝在里面拉二胡。那时想家啊。我用二胡哑哑的声音表达我的心情，“痖弦”这个笔名就源于我喜欢二胡哑哑的声音。多年后我去成功大学演讲，师部的老房子已经被改成学校招待所。他们就安排我住在那里。次晨，学生们问我是否休息得好，我想：我睡在原来我的师部的老房子里，好多人与事都浮上心头，真是铁马冰河入梦来啊。
　　刚来几个月的时候，有些兵不能适应军旅生活，觉得太辛苦，也有开小差的。开小差被抓住了，传说连长甚至不用上报就可以直接将其枪毙，不知是真是假。我见过让逃兵戴上三角锥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锣，手里拿着锣槌，在营房里转圈，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逃兵”。听说在营房附近甘蔗田里也毙过人，大家就再也不敢跑了。军中当时还没有废除打骂教育。报到两三天后，有个排长据说犯了军纪，值星官吹哨子集合，全连呈讲话队形，连长令被罚者卧倒，当着大家用军棍打屁股。打了十几棍，被罚者被打得哇哇叫。这下，大家就更老实了。也有人说，这是苦肉计，就是为了吓唬新兵。平常军规很严，甚至有时候列队走路时，士兵的步子乱了也要挨打。班长对着士兵胸部就是一拳，挨打的士兵还得挺起胸部表示不怕疼。我就挨过一拳，不怎么痛，但是觉得委屈，至今难忘。
　　除了体罚士兵，军队当时的陋习还有“吃空缺”。比如全连的花名册上有一百人，其实真有其人的也就是七八十人。上级检查时，士兵们根据军官的指示，在点名时冒名顶替。自己部队点名后，赶紧跑到另外营区的单位中冒充并无其人的士兵的名字应卯。走之前班长“谆谆叮嘱”：“王庆麟，等一下到那边点名时你叫周大虎，不能弄错。”说完了还测试一下：“你叫什么？”“周大虎！”这成了上下都知道的“潜规则”。士兵们之所以配合长官冒名顶替，除了慑于上级威严，也因为长官们往往以“军中伙食太差，我们要多领些钱替大家改善伙食”为借口诱使士兵配合。这些陋习后来很快也不存在了——每个兵发一个补给证，发薪饷时，就撕掉其中一小格，严丝合缝，谁也不能造假。
　　我们单位有个小兵曾想趁着蒋介石检阅部队时就这些积弊当面告状。那次检查非常严格，士兵的裤子和上衣的口袋都得缝起来。分列式时，当长官走过面前，这个小兵大喊“报告”，大官们都停下来，跟着蒋介石围过来了。小兵大概看到这个阵势太紧张了，只讲了一句“我们要反攻大陆”。蒋介石说：“很好、很好！我日夜都在想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反攻大陆！”又对海军司令梁序昭说：“梁总司令，你把他名字记下来，今天晚上带他到我住的招待所里说说话。”
　　但这些都还不是小兵们真正的苦恼。小兵们最大的苦恼是想家。我们班上有一个叫刘银河的兵就因为想家自杀了。站卫兵时，我们拿着日本的三八步枪，只发枪，没发子弹。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颗子弹。当全连在营房的院子里晚点名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刘银河自杀了。冯钟睿当时站卫兵没参加晚点名，他听到枪声跑进去一看，吓坏了，他看到银河胸口的血高高地喷出来。后来部队调查他的死因，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家。除了自杀，还有犯上。犯上的问题也很严重，持续了很久。有拿刀、拿枪去和连长、排长拼命的。我们豫衡联中的同学王俊士代理连指导员时，有一天早晨正在洗脸，一个犯上的兵爬上房顶拿枪射击他，子弹穿过了脸盆，洗脸水溅得老高，竟然没有打到他人。很多年后，他升了少将——在豫衡联中的同学中，他的阶级最高。关于他升级的原因，大家开玩笑说：“还不就是因为洗脸盆那个洞嘛！”其实他的能力真是不错。
　　白天，士兵出操、上课、挖战壕工事非常紧张劳累，尤其是入伍第一年，每天都修战壕。晚上一个营房住好几千人。营房里如果有点怪声，一个人叫，营房里的人就都跟着狂叫起来了。古代叫“闹营”。吹哨子、喊立正口令都止不住，像受惊的马群一样。闹几分钟才安静下来，发现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修建的老营房中有很多关于闹鬼的传说。比如，军中那时还没有抽水马桶，还要去茅厕蹲坑，有人说茅厕中有手伸出来递手纸等等，很恐怖。鬼故事越传越凶，小兵们就是自己吓唬自己。
　　军方认为大陆被丢掉是因为军纪不好、制度不好，便痛定思痛，要“秣马厉兵”，效法越王勾践，生聚教训，蒋介石说“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在东南沿海几个省还没丢掉的时候，军中有首歌叫《保卫大东南》。东南地区丢了之后，歌词直接改了，变成《保卫大台湾》。李中和是台湾创作“战斗歌曲”最多的音乐家。他写了《反攻大陆》歌，从此在军中代替了《保卫大台湾》。李中和与我很熟，在军中各种文艺比赛中，他评歌曲，我评诗。他最好的歌曲是抗战时创作的《白云故乡》：“海风翻起白浪，浪花溅湿衣裳。寂寞的沙滩，只有我在凝望。群山浮在海上，白云躲在山旁，白云的后面，就是我的故乡。海水茫茫，山色苍苍，白云依恋在群山怀里，我却望不见故乡，我却望不见故乡！血沸胸膛，仇恨难忘，把坚决的信念筑成壁垒，莫让敌人扰我乡邦，莫让敌人扰我乡邦！”我编“联副”时，希望打破各个行当、阶层的界限，比如打破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的界限，让工人从鹰架上走下来和百万富翁对话等等，开辟了“第三类接触”“隔行不隔山”等栏目。有一期是打破流行歌曲和“战斗歌曲”的界限，就是邀请李中和与高凌风对谈。李中和晚年作了很多佛教音乐，高寿而终。
　　台湾有个文艺协会，前身是在重庆的时候跟左翼对着干的“中国文艺协会”，包括小说、诗歌、散文、音乐、民俗、相声、戏曲统统在里面，由张道藩领导，组织架构和抗战时的一样，会址设在台北市水源路。“文协”有理监事制度，选举之后，新的理监事名单登在晚报上，二栏题小小一块，谁谁选上理事，谁谁选上监事。刚开始时，如果老朋友看到就咬耳朵说：“哎，现在你搞这套干什么？说不定下个礼拜他们就来了。”那个“他们”说的就是解放军。“你现在是避乱世啊，趴在这儿别动，他们也不晓得你跑到台湾来了。”这话是笔名凤兮的老前辈冯放民对我讲的。紧张的气氛到了那个程度。那大概是1949、1950、1951这几年，特别是1949～1950年。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发表的白皮书摆明了不支持蒋介石的政权，认为它是一个贪污、腐败、无能的政府，台湾就非常孤立。台湾人心惶惶，风雨飘摇。后来经大力宣传，情况才慢慢稳定下来。
　　军队制度改良后，打骂教育也制止了，一切都制度化了。其中最大的变化是部队首长的调任制，避免军队私人化、军阀化，免得日久生顽。另外就是政工制度的建立。“政战部主任”最初是蒋坚忍，后来是蒋经国。政工制度来源于苏联，这与蒋经国在苏联的经历有关。为了长远培养军队干部，他和教育部门研究，将原本已有但规模不大的“随营补习”教育制度扩大、发展。师资内求，大学生教高中，高中生教小学，都是军队内部人员当老师，教室就是营房，每周六日上课。采用教育部门的教科书，课程有数学、理化、国文、公民等等。定期由教育部门出题测试，考试合格后发给正式的证书。经过这样的教育后，官兵就可以报考军校和社会学校。但上级规定，军人报考社会大专只限于理、工、医三个学科，其他的学科都要考军校。这也是为了留住军中人才。
　　当时我们对这个制度半信半疑，还是弄了个假证书。假证书上的印章是豫衡同学张荣斌刻的。他手巧，用肥皂刻了学校的章——叫“钤记”。私人的叫图章，机构的叫钤记。有了高中毕业的假证书，我们又同时申请了军队正式颁发的随营补习证书，也作为学历补充证明，这样在台湾才能去考各种军事学校。进入干校后，推行诚实教育，要求学生向校方报告入校经历，如果有假则坦白从宽、既往不咎。我们都招了。张荣斌自己并没有再深造。退伍后，他做过大厦管理员，在垃圾堆里捡过纸盒等废品去卖。四十几年后回乡，原来在家乡娶的太太早已联系不上，他又重娶了一位河南太太带回台湾。现在张荣斌已经过世了。他在工艺方面非常擅长，手巧得很，他的书法也很好，可惜因为没有机会发展而被耽搁了。诚然，军队也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更多的人才就像荣斌这样，由于没有机会而埋没了。
　　进干校前，我在军队整整四年。刚去台湾时，我常和冯钟彦在一起，冯钟睿那时还小。冯钟彦会拉二胡，爱讲特别冷峻的笑话，人好得不得了。冯钟睿比冯钟彦小两岁，都听哥哥的。他们大户人家是堂兄弟姐妹大排行，单独称呼时，就称一个字，“我们去找彦去”，或者“睿怎么说”之类的。冯钟彦和我特别有缘，几十年来，我们总是腻在一起。
　　部队里出操上课、修工事、装备检查、班攻击、团防御、连对抗、夜间教育、各种大小演习，非常繁忙。这些基本训练后，第二年开始分区演练，我们被派驻到林园，后来又去屏东淡水河旁的九曲堂，再后来又去桥子头。我们住在九曲堂的时候，早晨就拉着大车去屏东买菜，都是买便宜的，买得最多的是空心菜。车是日本人撤退时留下的一种大车。中途有一个放着很多报废汽车的车场。我们觉得很新鲜，就跑去坐在汽车上，假装驾驶，身体摇晃表示汽车开了，还打着北平腔说：“嗯，这路太坏了”，“这个车子太坏，应该马上通知驾驶连来修。”这类简单的游戏，我俩就能玩儿半天，还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用美军V101的无线电发报机，操练各种通讯联络。现在一部手机的功能都大大超过那套机器。那玩意儿又大又重，架设不容易。还有个手摇发电机，要靠两个兵不停地摇动才能发电，保障发报员发送莫尔斯电码。我俩那时就是摇机兵。除了固定时间要去摇机供发报员联系联络，闲暇时间很多，我们总在乱跑。去找米厂——日本时代每个村子都有米厂，去看米厂订阅的报纸，看副刊。屏东和凤山之间有条河，有座很长的桥。水非常清澈，我们有时去游泳，看四下无人时，就脱光了下水。每天都在玩儿。晚上我们盖一床军毯。招兵时说美国军毯，其实也不是美国的，是“联勤总司令部”做的线毯，一点都不暖。前半夜两人都能凑合盖上，到后半夜，毯子不是在他身上，就是在我身上。两人特别有感情。回到住处，他就拉二胡，我跟着他学拉二胡。
　　冯钟彦会讲鬼故事，讲各种有趣的事情，会唱歌。小兵们无事时，就找冯钟彦来说故事。他也常聊“六叔”，就是冯友兰。六叔的妹妹冯沅君是民国的女作家，是民国新女性。冯钟彦也讲冯沅君怎么写小说，我们听了也很神往。后来我的表妹嫁给了钟彦他们钟字辈的孩子，结果论起亲戚时，我的辈分也跟着拉低了一辈。很多年后，我去北京，看望宗璞，宗璞把我当老亲戚来招待，还在她们学校餐厅请了一桌客人，有张抗抗等，谈得非常愉快。宗璞还谈到她父亲。我们谈了很多。他们冯家的故事对我影响也蛮大，冯家也提高了我这个杨庄营野蛮孩子的文学想象。
　　当时军队还没有自建的营房，派驻地方时，常住在小村子里，有时候就住在庙里。在林园时，有个剧院叫“大舞台”，我们就借住那里。晚上戏散后，把剧院的两条长椅对起来变成床，椅子栏杆上还能低低地挂个蚊帐——台湾的蚊子实在厉害。
　　台湾的剧院有个人性化的传统，一般散场前十五到二十分钟，把戏院的门打开，允许买不起票的人进去看戏。那时的台湾歌仔戏流行“机关布景”。到了结尾高潮时，一定放鞭炮，“砰”的一声，布景就出来了。这样，穷人也能看到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也会在那个时候进剧院等着我们的“床铺”被空出来。对台湾地方戏的了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也是台湾地方戏被现代歌舞团取代之前的最后的光辉时光。剧团都是三个字的名字，如“新锦珠”等等。剧团到了镇上以后，一定头一天“踩街”，生旦净末丑都上好妆，坐在三轮车上。小丑在地上走。演员过去了，孩子们跟在后面跑。第二天开始正式演出。很多年后，我又回去找“大舞台”，已经变成了卖衣服的场地。当年觉得非常大的场子，再回去看其实也不大。
　　无线电兵这段经历的好处是，我们很多战友在退伍后去了电信局工作。冯钟彦就是其中之一，薪水不错，还娶了局里最漂亮的女职员，日子过得挺好。
　　当时上边认为，营房广场应该光溜溜的，便于出操。铺草皮是美军的风格，我们不懂，有点草就除掉了。结果风一刮，便吹起沙尘。我们没有饭厅，在广场上席地进食。开饭时，大风一吹，饭碗里就有沙子，没法吃。美军顾问团建议铺草皮，从那以后营房就比较漂亮。
　　“襄阳演习”时，蒋介石去看士兵的营地状况，勘察士兵在演习中的生活。士兵都在帐幕里打地铺。他掀开一张床垫，看到下面水漉漉的，非常生气，据说拿拐杖打了主事的参谋——他生气的是让士兵们住凹湿处，责问谁选的营区。我们参加“渡河攻击”，从两人深的河水中踩水通过，还得双手举着枪，为了不让枪沾水。过河后，正赶上蒋公和蒋夫人来视察。士兵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瑟瑟发抖，蒋夫人对士兵说：“蹲下去，蹲到水里就不冷了。”
　　演习的最后一天下午，蒋介石突然从高地走过来，走了很远，还穿过一段不太好走的沙地路。这边记者们正在休息、收拾相机，等着下一个项目时摄影。蒋介石过来主动和大家打招呼，记者们都很高兴。老先生情绪也很好，和大家纷纷合影。我远远地站着，没有过去，我的诗人的别扭劲儿不知怎么就上来了。我也不是说讨厌这个人，也没资格讨厌，就是别扭劲儿来了。
　　我当时是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少年时候，读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对其中一个故事印象深刻。大意是说，歌德与贝多芬某次结伴而行，突然前面车马喧腾、行人肃静，原来是奥国皇后车队通过。道旁众人纷纷向皇后鞠躬致敬，歌德亦然。贝多芬却毫不理会，穿着大披风昂首而过。我当时非常佩服贝多芬，对歌德则有些不屑。成年后才明白，文人、艺术家对待社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承认社会现状、处之以和谐的态度，另一种是带着排拒、抗议的色彩。比如张大千就是歌德型，齐白石就是贝多芬型。这两种态度是个人气质和成长经历不同而造成的，并无高下之分。但从唯美的角度而言，自然是贝多芬、齐白石更富有诗意，也浪漫得多。
　　那时我就是迷恋贝多芬的这种气质，觉得贝多芬很帅、很酷。所以有时候就会执拗起来。记得当时蒋介石还回头看了我一眼，可能奇怪为什么我不去和他照相。多年后从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回来，蒋经国让我提交书面报告，我这个别扭劲又犯过一次——我就没有交稿。
　　我从军最初是上等兵，接着是下士——下士就有资格当文书。这大约是当兵后一两年的事情。做了文书后，多半时候就可以不出操办业务了。文书属于连部，连部包括一个文书，一个理发兵和一个炊事兵。有时候操课时，吹了哨子，说“各班集合，连部除外”。这样，我看书的机会就来了。那一阵子我利用这样的机会看了不少小说，像莫泊桑、福楼拜、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也开始写诗。听说沈从文也做过文书，心想我这名小文书也应该弄点什么事儿出来。
　　我们那时，士兵的月薪是二等兵新台币七元五角，一等兵九元，上等兵十二元，下士十八元，中士二十四元，上士三十元。我每个月只领十二块新台币，差不多仅够买两块洗衣服的肥皂。每个人有几块肥皂都记得牢牢的，放在内务包，有时放在脸盆里。有一次我的肥皂不见了，不禁忘情大骂：“哪个小子偷用了我的肥皂？我有一块半肥皂，是哪个小子偷偷把我的半块肥皂用光，又把我的一整块肥皂用掉半块？”旁边的士兵听了，哄堂大笑。
　　我素来迷糊，闹的笑话很多。营区辽阔，往往需要骑自行车。有一次我和冯钟睿说：“最近越来越迷糊，常常骑脚踏车出去，却走路回来。”他开玩笑说，他更迷糊，常常走路出去，骑着脚踏车回来。我在海军广播电台当记者时，来了正走红的沈常福马戏团。他们表演蹬缸、吐火、上刀山、大卸八块，还引进非洲的珍奇野兽多头。在高雄上演时，万人空巷，买票的长蛇阵从凌晨四点开始排，向隅者大有人在。有天早晨，我到海福照相馆照相，照相收条拿到后正准备返回营区，忽听两个路人在谈话，说昨晚连夜排队都没买到票。身为记者，我正好有一张贵宾券，反正也不去，丢掉可惜，就说：“老乡！这里有票送你们。”那人拿到票后，点头称谢，飞奔而去。我也就骑上脚踏车，露出日行一善的微笑打道回府。一星期后，洗衣前先掏口袋，没看到相片的收据，马戏团的票倒还在。
　　那时大陆什么都加“人民”二字。南阳失守的那个晚上我们走了，解放军来了之后将所有的招牌上都加上“人民”，比如南都中学改成人民南都中学——这是我后来回去时别人告诉我的。而台湾什么都加“自由”二字，“中央广播”又号“自由之声”，胡适和雷震合办的刊物叫《自由中国》等等。社会在改变，外面回来的人也慢慢多了，台湾渐渐有了外向性，对外面的世界的向往增强了，学英文的人也慢慢多了。甚至把学英文当成了唯一的出路——如果考民间的学校，就必须学英文。
　　军中有些人读英文读得非常用心。没有什么教科书，英文补习班也非常少，唱片和录音带也没有，只有电台有时播放英文教学节目，最简便的学习方法就是背字典。从A背起，整个背下来。我的干校同学罗月亭，他说他每天早晨吃早点以前一个半小时，去营房旁边的土地庙前高声背英文。土地庙前是荒草地，没什么人，他就大声地读、使劲儿背。听到吃饭号，回营吃饭。有时候吃饭时张嘴都觉得嘴巴木木的，要用手指揉揉嘴唇才能吃。他一个人边转圈边背字典，硬是在土地庙前面的荒草地上走出一条小路来。我们那一代人的英语口语都很差，觉得自卑、张不开嘴。罗月亭喜欢唱京剧，是演黑头的好材料。他也演话剧，做过演员，但没有用上他长期准备的英文，十分可惜。诗友洛夫，他读的是军官外语学校，背诵英语也有独特的方法——“联勤”做的军常服有四个口袋，下边的两个口袋特别大。洛夫的一个口袋是空的，一个口袋里装满纸卷。纸卷上一面写中文，一面写英文。不管人在哪里，坐车、坐船还是在野外出操，他就拿个纸卷看，看英文想中文，看中文想英文。看完了就放到另一面的口袋中。一面的口袋空了，再往回一个个地拿。一天倒好几趟，功夫下得真够大。洛夫的英文就是在那时打下了基础，后来他把英文版的《雨果传》翻译成中文。冯钟睿的英文也很好。他很早就去美国旧金山，成了重要的画家。
　　我刚当小兵时，军中还未实行退休制度，所以北伐时代的老兵还有在部队里的，是讲武堂、西北军出身的人带过的老哥们儿。那时也没有年龄的限制，他们都有五六十岁了，还在当班长，也升不上去。他们哪里的人都有。我有个班长叫彭起标，他就在军阀部队里“混”过——这个“混”是他常说的自嘲之语。我们从他们口中听到了北洋军歌。“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阪坡前逞英雄。还有张翼德，当阳桥前等，霹雷叱咤响连声，桥塌了两三孔，吓退了百万兵，五虎将中显威风。”我现在还会唱几句，都是他教的。因为当时士兵文化程度都不高嘛，就写了这样通俗易懂的歌曲鼓舞士气。编歌的人可能也有他的想法，捡着熟悉的历史人物举例，地方戏中老百姓都看过三国故事，把这些人物当榜样才有激励作用。他们也没用过什么先进的武器。黄仁宇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中国还处于中世纪状态。一个八人班只有两支步枪，每支枪里只有几颗子弹，其他的士兵都只有大刀。那刀用生铁打造，士兵在刀柄上系条红布背在身上。跟鬼子真是拼了。有支歌中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那大刀就是这种刀。
　　老兵们也喜欢说笑话，有些段子流传甚广。说当年蒋介石为了提高军队素质，要求至少师长以上的懂些现代兵学，就在庐山开会，各地的军头都去。西北军的军头回去了给士兵训话说：“委员长让我们效法克劳塞维茨。”士兵问：“报告司令官，克劳塞维茨是谁？”军头说：“哦，这个委员长倒是没讲。”顿了一下又说，“我想还不是我们西北军那几个老人儿嘛！”除了军歌之外，他们还喜欢唱军阀时代军中流行的小调，最有名的是《打牙牌》《调兵》等。《打牙牌》是打一张形容一张。《调兵》说的是军人行军到村子来，其中歌词有“奴在房中绣花纹，忽听门外来调兵。咿呀嘿，咿呀嘿，不知调哪兵”。然后就认识个军人，也产生感情之类的。其中也有些“粉”的字句，老兵说着自己也觉得好玩儿。这些歌曲都是小调，有的是半唱半说，有的全部是唱。
　　当时没有鞋子穿，每个人都要打草鞋。不一定用草打，有时候是用旧衣服的破布条打。打了以后要交上去检查。我怎么都打不好，急得出汗，我的鞋子都是彭起标班长替我打的。老彭人非常好，班里哪个兵这两天坏肚子他都知道。他常常讲一句话：“吃吧、吃吧，吃饱了不想家。”叫小兵别哭。老班长对我们像父亲对儿子一样，真是有“子弟兵”的感觉。连上几位老班长后来退伍，有些去了“荣民之家”，有些不知道流浪去了哪里，打听不到了。我还是很怀念他们，特别是我的班长彭起标。他们多半都不识字，没什么文化，还喜欢乱用名词。比如老彭大概听说过“圆周率”，又不知道具体含义，喊口令时会喊：“立正！稍息以后，面对我，站个圆周率！”他们也有一套吓唬士兵的方法，比如说让士兵集合，开始着装，要求“打赤膊钉符号，手榴弹上刺刀”。打赤膊就是不穿上衣，钉符号是直接把符号钉到肉里，这不要血肉模糊吗？手榴弹上怎么可以上刺刀呢？这些都是难为士兵。是故意开小兵的玩笑，不是真的要求这样做。
　　后来军队有退伍制度时，老兵们很快就退伍了。当时退休制度非常简陋，发条军毯，给领席子，发几个钱，那点钱也就够吃一个月的饭。老兵退伍时都五六十岁了，还要自谋生路，蛮惨的。台北有条中华路，中华路上有个中华商场，是城墙的原址，改成三四层楼，分割成一个个小店。很多退伍老兵去那里讨生活，去那里打零工，或者开小店。晚上就睡在饭桌上，连个宿舍都没有。有些人怀念家乡小吃的味道，还能学着做。比如我当时吃过一种豆腐卷，好吃极了，现在已经绝迹了。还有一种食物叫“啥”，稀乎乎的，也是蛮好吃的，店名叫“啥锅”。据老板和我说，是朱元璋称帝之前逃命时，吃了老婆婆给的食物，他觉得好吃，问名字，老婆婆没听清他的问话，说：“啥？”等他当皇帝后，就要吃这个“啥”，由此得名。桃源街的牛肉面非常有名，是老兵做的。老兵带来各省的饮食文化，带来了大陆的传统小吃。所以我在中华路上吃过“啥”锅、绿豆丸子、豆腐卷、河南的胡辣汤，都还是原汁原味的。后来这些老兵过世了，有些食物也随之失传。现在台湾一些有名的小吃和这些老兵很有关系。
　　还有批老兵跑到山上去，试着种地，自求活路。想家啊，就试着种以前家乡的作物，有的真能种出来，这样有些温带的作物就在台湾安了家。也开了一些果园。虽然后来认为这些开荒造成水土流失，但也暂时维持了生计。
　　老兵喜欢养鸡，厨房里的泔水卖了得的钱都算他们的，有的就慢慢有了点积蓄。有了钱的能跟少数民族的人结婚。那时的老兵很多去花莲，花莲求生活容易。现在这种家庭在花莲最多。每逢选举时，花莲都是国民党的铁票区。他们的孩子有些念到大学，有的留学回来，还有几位成了有名的作家或学者。东华大学在花莲，设有特别的科系就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常有专著出来，表现非常优越。我认识他们中的一些学者，提到父亲都是很自豪，以父亲是老兵为荣。
　　老兵还打通了台湾的横贯公路。1955年，在蒋经国号召下，许多士兵被调去修路，也动用了工兵。蒋经国也亲自参加。炸山修路时死伤了不少人，非常艰苦。现在山里还有庙，纪念死亡的士兵。我没有去修过，但我认识的兵中有不少人去过。
　　蒋经国有三件事情做得好，台湾对他评价很高。第一件就是退伍军人安置。他成立了“退除役官兵辅导会”，自己担任“主任委员”。他最喜欢听人家叫他“老主任委员”——他不做“主任委员”时，也喜欢被这样称呼。他设计如何来安排这些退役老兵的生活。当然也有些老战友过得不好的，比如对水土不了解，山上发了洪水冲了田地没有东西吃的。蒋经国有一次讲话时说，他穿着刚做的新西装上山去视察，一个退役少校带着家人来看他，说着说着生气了，动手撕他的衣服，袖子都被撕掉了。他直说“对不起，对不起。过去穷，人多，没能照顾到。请你原谅。你的问题我一定解决”。
　　第二件事是举办“青年救国团”的活动。蒋经国留苏，非常重视青年问题，可能是受了苏联影响而创办了这一团体。他特别在意青少年成长期的叛逆问题，他不喜欢人们说“问题青年”，他说：“没有问题青年，只有青年问题。”前者是将责任放在青年身上，后者是让社会承担责任。每个暑假有七十万学生参加各种免费的夏令营，还有保险，发军毯等等。“救国团”总团部当时大概有三百名专任人员，整个夏天都回不了家，办活动，这里办完又去那里办。军中也支援，派吉普车，安排伙食等等。现在民进党的很多人小时候都参加过的！虽然每个夏令营只有十几天，这些孩子在那里感受到群体的温暖与友爱，结业走的时候都哭。我办过文艺营，林怀民、陈义芝、洪醒夫、林清玄、罗智成、陈育虹等都是文艺营的学生，后来都变成文坛的中坚。“岁寒三友会”是训练青年领导能力的，也出了不少人才，比如后来担任“考试院院长”的钱复，任“救国团主任”的李钟桂等，当时都是营队的学员。
　　第三件就是解严，他言明蒋家不再竞选，放老兵回家，两岸开始互访。大家非常感念他。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及时，能走动的多半都回去了。1949～1950年间，军队来台时有六十多万人。有些是像我们这样的流亡学生从军，有些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听说有个人提个油罐去集市上买油就被抓走了，再回家乡时，他还提着一罐油回去。一罐油买了四十多年啊！有的一进大门，“扑通”一声就跪下来，爬到堂屋去。——各种令人为之动容的场景都有。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的绝对的离别，不但不能往来，还禁止通信。人能因为绝望而死——老太太想儿子想死，孩子在外面也有因想家自杀的。
　　另外，蒋经国也重用台湾省人。他在纽约曾经被“台独”分子暗杀过。过旅馆旋转门时，那个家伙放枪了，没打中。蒋经国还向警方提出要求，希望能和那个凶手说说话：“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想了解了解，跟他说说话。”后来那个凶手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服刑后回来，成为“台独”的重要骨干。
　　我们流亡时一起走路、投宿的一拨同学中，张思谦、张思勤、韩惠然、史立超没有来台湾，其他的基本都来了。来了台湾的境遇各异。李金聚做过“邮政局”局长，乔恩鸿做过警官，王俊士当了将军，李月亭上干校，打东山时被俘又回了老家，张荣斌退伍后发展得不好。冯钟睿成了大师级的画家，冯钟彦在“电信局”安安稳稳地工作，在音乐上他也有很多表现。我写诗、办报。
　　汤尚贤做了司机，尚贤是我小学同学。还有马可增，我们三个都是老师的娃儿。老师的娃儿在学校是蛮特殊的，同学们都吃大伙房，我们三个在老师的小伙房搭伙。汤尚贤长得黑，又胖，在南阳时就被同学们喊“汤黑塔”。他不爱念书，人很粗犷，很有意思。我记不得尚贤爸爸的名字了，我没有上过他爸的课。学校很重视国文，重视写作文，汤尚贤不喜欢。到了台湾后，还维持着他粗犷的本色，喜欢跟人抬杠。北京人说，三青子二愣子，四棱锭子杠子头，他就是这号人物。他是连上的驾驶兵。有一次他开吉普车，车翻了，把他压在泥浆里，他从泥浆里爬出来看到车轱辘在转，就生气地骂：“你还在转？！你差点把老子弄死了，你还转！”他是我外婆的姐姐（我姨婆）所在的汤湖村的人。在军中我们常在一起拍话儿（聊天），后来我也经常给他打电话。别看他脾气坏，有事儿是真帮忙。还有小学里高我一班的蔡世泽，他从小就是学生头，功课特别好，到了台湾后，他考取了最难进去的“中央军校”二十四期，军校一毕业就当了连长。他是我邻村的，他的村子里鸡叫的声音我们那里都能听到，离得很近。小时候我跟邻村的娃儿打架，打不过了，就去找蔡老大蔡世泽。蔡世泽和宋金旺写得一手好字，金旺在军中时还寄书法去日本参加了一次日本的汉字书道比赛，作品入选。到台湾几年之后，每年过年时，我们这帮豫衡的同学十几个人有个团拜，每家轮流做东，互相拜年，也摆了香案，给祖宗磕头。香案后边贴着的大红纸上写着我们每个人的姓氏，下面写着“历代祖宗之神位”，这些字儿大多是金旺写。拜了祖宗后，就放鞭炮、吃扁食。团拜坚持了二十多年。
　　廖汝章、宋金旺退伍后考了老师资格，被分到最偏远的地区当了小学老师。那时正式师范的人不愿意去偏远地区做老师，一些军人退伍后就去做。金旺在家乡时就当过小学老师，他在联中是高中部的师范生，比我们大几岁。他教书的地方叫“光明”，在台北县的深山里，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那里有所小学，学生不多——因为山民都想让孩子帮农，孩子们多不上学——一共才十来个学生，宋老师是唯一的老师。条件艰苦，每天师生一起捡柴火。做饭时，将一口大茶缸架在火上，打了山泉水，用剃须的保险刀将胡萝卜和野菜一片片削到锅里煮。我还去过他那个小学一次。
　　赵志道在高雄做了军官，退伍后开了个广告店。志道长得很帅气，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帅气，因此就更帅了，有鲁男子的味道，受到女性青睐。追他的姑娘不少。他念的是通信兵学校。放假时，他喜欢穿件套头毛衣，气质不凡，很多女孩子以为他是哪个大学的。他和我最合拍，我俩做什么都一起做。我去参加文艺函授班，他也参加；我剪报，他也一起剪报；我去图书馆抄禁书，他也一起抄。可惜他没有坚持下去，没有走文学道路。他过世后，他太太把他当年那些手抄本和新诗习作送给我让我保存。有几首诗经我推荐在军中报刊上发表。
　　马可增没有来台湾。他胖胖的，白白的。他是校长的孩子，他爸爸叫马文学，字盛甫。我到外婆家要穿过他们的村子，他们村子叫“马营”。马校长和我父亲是南阳简易师范的同学、好友。我父亲曾和我说，他与马文学及我另一位老师王沧洲是生死之交。在流亡的时候，过了白河以后，我看到了挤在人群中的马伯伯紧紧地拉着可增，我喊他“马伯伯”，他装作没看到我。也许是大家太慌张，或者他觉得老友的小孩是个拖累——当时天下大乱，也顾不得照顾别人的孩子。后来我回乡时，听说马可增还健在，搬家去了别处，也没再见到。
　　我正好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离开家的时候，南阳街上穿西装的都很少——上海人才穿西装——南阳还是流行瓜皮小帽、大褂、小棉袄、家里做的布鞋，或者戴个麦秸编的草帽。清朝才亡了二十几年，中午十二点县政府还要放午炮，通知老百姓去做中饭，那时各家都没有钟。南阳的午炮据说从明朝就有，一直持续到民国。乡下还是钉锅锔碗的。剃头匠还挑着一头热的剃头挑子到村子里剃头，惊得孩子们四散奔逃——没有电推子，剃刀钝得能剃出血来。我到了军中，第一次看到火车、吃到冰棒、看到电影、穿到皮鞋，一切的新生事物来了。我也由此经历了新老军队文化的交替，农民军人的文化和知识军人的文化都体会到了。

　　本文节选自《痖弦回忆录》，痖弦／口述，辛上邪／记录整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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