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相濡无沫

┃Personal History

亲人

故人

相濡无沫

© 严祖佑／文

　　一．那一个昏暗的早晨

　　1967年5月，我首次获准探亲。
　　在军天湖农场枫河三队，我总共回上海探亲三次。第一次原准假十四天，因“血尿加蛋白尿”，由上海医院出具病假证明，在家中待了两个月左右，后经中队部来信，严词催令回场。第二次是1968年3月，在上转诊治病四个来月。第三次是1968年10月，父亲去世后的两个月，我回沪奔丧，假期十天。

　　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一切都变了。
　　坐了一夜火车。走近熟悉的门口，正是天色微明时分。
　　后门紧闭着，我举手敲了几下，声音并不响，但我的心扑扑跳着。开门的是惠英表姐。虽然小马路上寂无人迹，但惠英表姐还是惊恐地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随即将我一把拉进室内。
　　我走入二楼父母的卧室。听得是我敲门，年近八旬的父亲已披衣坐在床上等候，母亲则在房中张罗着什么。
　　我轻轻唤了一声父母。父亲无言地点点头，然后伸手握住了我的一只手，拉我在床头坐下。
　　我悚然警觉，眼前的情景和我几年前的一场梦境，何其相似。
　　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曾经做过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中的我，因思想行为不容于主流社会，被迫离家流亡。多年后匆匆回家省视，也是在这样昏暗的床前，父亲握住我的手，希望我不要再离开了。可是我对父亲说，身不由己，马上就要走的。梦醒之时，泪痕犹在。
　　我不是一个虔诚的宿命论者。然而，冥冥之中，莫非真有一种预兆和感应存在。

　　父亲老了。
　　生我那年父亲已五十四岁。从我记事起，眼中的父亲，一直就是很老的。然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衰老。
　　精神、心灵上的极度衰老、衰退、衰竭。
　　多年来，在我的面前，父亲一直是不苟言笑、居高临下的长者。此时，他的眼中，流露出那么深的依恋和亲情。
　　他絮絮地告诉我这几年的种种经历。
　　他说，自我离家后，他身体一直不好。1966年春，发现患了早期肺癌，不久，住入上海级别最高的干部医院华东医院。主刀医生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外科大夫之一石美馨教授，手术十分成功。父亲撩起衣服，让我看他的刀口。不愧是名医，从前胸绕到后背，那么长的刀口，就像是一条细细的、熨得服服帖帖的褶痕。
　　遵照医嘱，父亲戒掉抽了半个多世纪每天多达两包的香烟。
　　仅仅戒了半年不到。
　　文革开始了，他成了“反动文人”，被列入“牛鬼蛇神”。
　　说到被抄家、被批斗，父亲居然露出了怯生生的笑容。他说，上海图书馆的造反派毕竟是文人，抄家时，家具、衣服都保存了下来，没有像有些学校的红卫兵那样实行毁灭性抄家，全部抄光、砸光、烧光。父亲还说，在上海图书馆的几位馆长中，他受到的批判、斗争还算是比较轻的。挨斗最凶的是顾廷龙馆长。顾廷龙先生是主管上海图书馆日常工作的，权重、事烦，吃的苦头也最多。在上海文化系统中，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博物馆同属于一个口子。文博口每次召开批判大会，上海图书馆主斗对象都是顾廷龙先生，上海博物馆的主斗对象则往往是老馆长徐森玉先生。父亲大多处于陪斗地位。
　　父亲说，有几次，他在母亲陪同下，到上海图书馆接受“批判”。上楼时，大理石楼梯既宽又高，他身体虚弱，腿脚打颤，上不去母亲要扶他，主事者不准。于是他只能手脚并用，一级一级爬上去。他爬的时候，那些不及他一半年龄的“革命造反战士”就站在楼上，看着他笑。
　　“他们并不太凶，也没有打我。”父亲依然怯生生地笑着。
　　“批判的时候，他们本来要我弯腰九十度的，顾馆长他们都是这个姿势。我年纪大了，弯不下来，就让我跪着。后来，就半跪半坐在台上。”父亲告诉我。
　　八十岁的人，半跪半坐，动辄几个小时……我叹了口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有几次，徐森（玉）老就跪在我旁边，他比我还大好几岁。听说麒麟童（周信芳，上海京剧院院长）眼睛瞎了，批判时不肯弯九十度，也是这样半跪半坐的。”父亲又笑了，还是那么怯生生的。

　　二．可怜的父亲

　　在这里，我多少花一些笔墨说一说我的父亲严独鹤。
　　父亲生于1889年重阳日。1914年，他二十五岁时，进入新闻报社，此后几十年，一直担任《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的主编，以及《新闻报》的副总编辑。
　　《新闻报》是清末民初期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同《申报》合称“申新二报”。旧时，《报童歌》中“三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即指这两张报纸。
　　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末，《新闻报》的“快活林”、“新园林”和《申报》的“自由谈”，一直是国内拥有读者群最大的报纸副刊。父亲主持《新闻报》副刊三十余年，以“独鹤”为笔名，在他执笔的“谈话”专栏上，每天撰写一篇短文（时评）。父亲的短文所选取的题材，上至国家大事，下及市井琐闻，皆为平民所切切关心者，文字平易，雅俗共赏，每篇虽不过几百字，却深受读者欢迎，也为自己赢得了不小的声誉。
　　父亲当年主编的《新闻报》副刊，有三大亮点。其一是他自己撰写的专栏；其二是张恨水先生的连载小说；其三则是丁悚先生（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之父）的漫画。其中，张恨水先生的成名，可以说是同父亲的推介分不开的。张先生原籍安徽，久居北平，南方读者原来对他并不熟悉。1929年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宣布易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从中央政令，中国名义上归于统一。同年，以父亲为团长的南方新闻代表团访问东北，往返途中，在北平稍作停留。北平同行向父亲介绍，有一位名叫张恨水的小说家，其作品甚佳。父亲遂和张先生相识，成为至交。此后，张恨水先生每有作品完稿，往在《新闻报》副刊连载，其中包括《啼笑因缘》等。《新闻报》因张恨水的小说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张恨水也因《新闻报》而声誉鹊起，名满大江南北。
　　作为当年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主笔，父亲的结交遍及社会各界，诸如演艺界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郑正秋、张善琨，工商界的吴蕴初、唐君远、胡悌维，左派的田汉、夏衍、洪深，国民党方面的陈布雷、潘公展，以及袁世凯的公子袁寒云等，都与他有不错的交情。
　　1948年重阳，父亲六十虚度，我年仅六岁，尚依稀记得家中热闹了好几天。其中，蒋介石先生送来一块由他亲笔所写“进德延龄”四字的寿匾，送来寿匾寿幛的还有于右任、吴国桢等诸公。然而未及一年，民党兵败南迁，父亲惧祸，其中属于“反动头子”赠送的匾额对联大都付之一炬。迨至1978年，我获释回家整理旧物时，居然还发现一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道藩先生（也就是争得大画家徐悲鸿先生前妻蒋碧薇女士为妇的那位国民党著名才子）以及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将军送的各一幅寿联。真是斯人已去，斯物尚在。

　　父亲一生办报，在民国年间，除了抗战后期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报社被日伪接管，他因拒绝附逆而辞职闲居外，从来没有离开过报社。1959年以后，父亲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政协中代表的界别也是新闻出版界。但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全市新闻媒体实行统一管理，进驻《新闻报》的是恽逸群先生，他一上任，就对新闻报内的老报人着手清理。父亲和一些同仁被安置到新成立的新闻图书馆，由父亲任主任，从此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嗣后，上海的图书馆系统经数次合并，新闻图书馆最终并入上海图书馆，父亲是五六位副馆长之一。
　　大约1953年前后，父亲还在规模同现时街道图书馆差不多的新闻图书馆担任主任时，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也许是父亲在报刊上久未露面的缘故，也许是旅居港澳的读者对父亲存有一份眷念，当时不少港澳以及东南亚的华文报纸忽然传出父亲因抑郁而亡的消息，还刊登了不少悼词和挽联。一时间，家中接到不少来自海外的电话或信函，大都是询问父亲起居安康的。父亲起先还懵然不知，直到有一天，父亲的外甥杨公器表兄的一个朋友从香港来沪，见面就问：“你舅太爷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公器表兄责其出言唐突，这才得知原委。后由父亲亲自撰文至海外报纸澄清真相，闹了好一阵子，才告平息。
　　不久，全国首届人民代表普选开始。某日家中突然接到当时上海市提篮桥区政府的一个电话，称有要事同父亲商量。父亲惊诧莫名，自忖与该区素无往来，后方知自己已被推举为该区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候选人。
　　对于凭空当上上海市人民代表，父亲是颇为高兴的，但又不免自嘲：“哪能（沪语：“怎么”）弄到提篮桥区当代表，好像有点不吉利。”
　　不料一语成谶，十年后，我果然进了提篮桥监狱，当了一名犯人。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作家协会成立起，父亲就列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但他已很少写文章，是一个不事创作的作家协会会员。偶尔动笔，也是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为海外报刊写些歌颂公私合营，歌颂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歌颂社会主义新气象的文章。我曾问他，老是写这样的文章，有否感觉乏味。他摇摇头说，你年纪小不懂事。
　　话才出口，旋即又警觉起来，瞠目道：“你怎么能说这些文章乏味，不知天高地厚，要吃苦头的！”
　　由此，父亲始终反对我读文科。直至我进了大学中文系，他还一直担心我要“吃苦头”。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父亲收集了不少有关《西厢记》的资料，而且很用心地做着笔记。这可是少有的事。我问父亲，何以对《西厢记》这么感兴趣。他说，文艺出版社让秦瘦鸥先生（小说《秋海棠》的作者，父亲的老友，时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来约稿，他们打算出一套由传统古典戏曲名著改编的通俗小说，约父亲写《西厢记》，张恨水写《梁祝》。又说，这恐怕不仅是约一本书稿的事，看来，有关领导部门认为，我和张恨水这样的人，还是有必要再度出山的。
　　我高兴地说：“那好呀！您已经多年没有像像样样地写过东西了。这次一定要写得精彩。”
　　父亲欣然点头：“那当然。”
　　由于力求完美，父亲的准备工作比较缓慢。张恨水的《梁祝》先出版，很快招来各方的挑剔和非议。父亲闻知后，马上辍笔。此后他曾好几次对我说：“幸亏我落笔慢，要不然为一本书、几千元稿费，找上这么大的麻烦，实在不划算。”
　　1957年，领导部门鼓励“大鸣大放”，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上海市一级的右派分子大都是在这次“宣传工作会议”中被“引蛇出洞”的。父亲是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的参加者，同时还出席了许多次市里召开的“鸣放会”，总算平平安安地过了这一关。事后不仅没有被戴上帽子，也没有受到任何批判。而且在1959年，全国人大和政协换届时，上一届代表和委员中不少人因戴上右派帽子，在新的名单中被刷了下来，父亲和他的多年至交周瘦鹃先生，因此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好多年后，父亲对于1957年那几个月的风云变幻始终记忆犹新。我曾几次听父亲说起一件事：交通大学钟兆琳教授，是我家亲戚（父亲早年去世的前夫人钟氏母亲的侄子），也是上海市人大代表，与父亲往来甚密。兆琳表兄为人耿直，在当时的人代会及其他各次会议上言辞颇为激烈。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同是上海市人大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负责人连瑞琦先生，曾私下向我父亲说过几次：“你这位令亲，说话这么冲，我在旁边听了有点吓佬佬的。”
　　每次说到这里，父亲脸上的每一根皱纹都缩到一起，摇头说：“实在想不到，后来的结果是兆琳安然无恙，连瑞琦却一顶右派帽子落到头上，而且还是上海民主党派系统几个响当当的大右派之一。”
　　我曾经问父亲：“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父亲沉思着说：“现在看来，这一次运动，根据上面的安排，民盟是重点，连瑞琦是民盟上海市的负责人，身份决定，即使再小心谨慎，都难逃此劫。”
　　我又问：“那你和兆琳兄，都是属于‘劫’外的人物了？”
　　父亲说：“不错。我之所以能安然度过这些年的历次运动，就在于尚有自知之明。
　　建国之初，文化部门就对当时的文人分了类，我和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等一批朋友都属于政治上落伍的旧派文人，无论在人大政协还是在作家协会，都只是点缀品而已，不过是摆摆样子的，就如药中甘草，可有可无，并无大用，也无大害，不会特意费心费神找你的大麻烦。这就是当年号称鲁迅掌门弟子的胡风、冯雪峰都跌了大跟斗，而同鲁迅水火不容的章士钊，却始终不倒的原因。我自知人老言轻，十分识相。每逢开会，信守一条原则：只添花，不栽刺。一定要提几条意见，也是鸡毛蒜皮，海阔天空，谈笑风生，言不及义。就这样，以不变应万变，每一步都不留下脚印，总算跌跌撞撞地走过了这些年。”
　　父亲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十几年。每次例会，他都是预决算审查委员会委员。然而，父亲最欠缺的一门知识，就是数学。父亲启蒙于私塾，后就读上海广方言馆，那是一所半新旧的学堂，在新式课程中，较重视英语而数理化十分薄弱。至于财务、会计等常识，更是一窍不通。他第一次将当年的上海市预决算报告拿回家时，我刚入初中。那天吃过晚饭，父亲拿着报告，翻来覆去看了一会，一点门道都看不出来，就问我是否看得懂。我接过来，竭尽所能，似懂非懂，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父亲听得如在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就伸手将报告拿了回去，随手放在一边。
　　我对父亲说，书店里有关于这方面常识的书籍。如需要，次日放学后就可以代他买一本。父亲想了想，摆摆手说，不必了，何苦多此一举。
　　我听不懂，瞪大眼睛问：“这怎么是多此一举。你连报告也看不懂，怎么审查？”
　　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1959年以后，父亲每年都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例会，每次都带回来一大包会议的文件。父亲本人是再也不看的，拿回家就随手搁置了。那时，我已经进入了高中和大学，出于对国家最高级别会议的好奇，总要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翻看一遍。其中，每年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的提案及发言。记得有一次是原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的发言（或提案），内容是建议子女过多的育龄妇女生吃蝌蚪，因为据说蝌蚪可以避孕。还有一条我父亲的提案，的是他任职的上海图书馆有一钟楼，上面的大钟年久失修，经常错时甚至停摆，希望加以修缮。其他提案的具体内容大都忘了，但同父亲和邵力子先生的提案或发言在性质上大同小异。我当时很诧异，怎么一年一度“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上”，几乎所有提案或发言都是这样的内容。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记得章乃器先生有过一份发言稿。他虽已戴上右派帽子，但一度还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当时，为数不多尚留在全国政协之内的右派委员的发言，几乎清一色是认罪书。唯独章乃器先生是例外，他的发言，通篇没有一句违心的检讨，而是认认真真，逐句逐条解释自己在鸣放期间的言论，说明自己一向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决无反对共产党之意，最后希望中共领导人“坦诚布公，共商国是”。同年还有一份千家驹先生的发言，是专事批驳章先生发言的。次年，在父亲带回的文件中，我看到了是年全国政协“委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则通告，内容是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的决议，决定撤销“该会前会员章乃器的委员资格”。
　　父亲烟瘾极大，他每年到北京开会，最满意的，就是可以买到各省生产的顶级名烟。每次回来，都会满满地带上一皮箱。我进大学后，也学会了抽烟。往往趁父亲不注意，悄悄地每个品牌拿上一两包，不仅自己抽，还带到学校，请要好的老师同学一起抽。
　　在饿殍遍地的大饥馑年代，父亲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在食品供应上，享受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待遇。他每月可获极低的官价额外配给两斤猪肉、两斤鱼、两斤蛋、两斤油以及一定数量的黄豆和白糖。此外，每月还可按当时的官价，购买二十包普通居民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的高级名牌香烟。上海等大城市中，能享受额外食品配给者，还有那些亲属在海外、期寄来外汇者。外汇愈多，享受的配给也愈多。按父亲每月所得的配给额度，同汇入相当于两百元人民币的外币所得的食品配给额度大致相等。故我曾在背后笑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价值，比两百五还少了五十。”
　　此外，最吸引人的，在于父亲还拥有一张上海文化俱乐部的会员证。上海文化俱乐部的地点原先是在长乐路茂名路口的前法国总会（今花园饭店老楼），其中拥有六十米长、三十米宽的当时上海市内最大的室内游泳池，以及当时上海仅有的安装弹簧地板的舞池。后来，迁至坐落在北京西路泰兴路的原丽都花园旧址。该俱乐部在20世纪50年代是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聚会场所，到了食品匮乏年代演变成了上层人士的一个食品供应点。享有会员资格的有上海市和全国人大的代表、政协委员，市政府参事室的参事，各民主党派市委候补委员以上的负责人以及科学、技术、教育、文化、艺术各界的高级别的教授、医师、工程师、演员、作家，等等。
　　当时，每一位会员每月可获得十五张餐券。每张餐券可在餐厅以极低的官价，点上一盆在其他饭店绝对买不到的高级菜看。我至今记得，那里一盆烙鸡面只要一元五角，鸡片和面的分量既多，奶油又充盈，烙得焦黄，实在诱人。同时，每个人只要再付一角饭费，雪白的上等大米饭可以敞开肚子吃。因之，当时各界名流，对拥有这张文化俱乐部的会员证是十分看重的。在这里，我几乎拜识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享有盛名的明星、大师、作家、学者、名流。
　　文化俱乐部也有官价供应高级名牌香烟，但必须本人持会员证亲自到场，验明正身后购买，每人一天一包。于是，为了这一包香烟，各个领域许多大师级的学者、社会名流、艺术家、明星每天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文化俱乐部报到，济济一堂，蔚为大观。
　　1960年冬，我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学校组织下乡劳动，我懒得干农活，就伪装患了急性肠炎，住进南汇大团人民公社卫生院。那时，一天五顿流汁，吃的是两小碗粥汤（没有米粒的），两小碗菜汤（没有菜叶的），再加一小碗豆浆。一个星期下来，时年十八岁的我，饿得像一头狼。出院次日，正值劳动期满回家，当天将家里饼干筒中的饼干，连同残屑，吃了个兜底翻。第二天是星期天，父母带我到文化俱乐部吃饭，我一连吃了满满六碗。记得邻桌有著名出版家、茅盾先生的内弟孔另境先生，以及昆剧泰斗徐凌云先生，见我如此饕餮，都感叹地对我父亲说：“令郎年轻力壮，食量真好！”
　　在文化俱乐部就餐，除了每盆正菜需付一张餐券外，还有一碗一角钱的海蜒冬瓜汤，不必付餐券。有的文化名人本人懒得上餐厅，就想出一个主意，让家中的保姆前去，点上一两个菜，外加一小碗汤。菜打包回家给主人，保姆就着汤，敞开肚子饱饱地吃一顿大米饭（那时的保姆，不是主人不让吃饱，而是因为每家每人每月的粮食都有定量。即使具有上海市户口的保姆，一个月的粮食定量也只有二十五斤，绝对不够吃）。这一来，每逢星期天，餐厅中充斥着各家各户的保姆，大声喧哗，热闹非凡。过了一段时间，有关方面觉得此举有碍观瞻，终于下令：凡是保姆，一律不准进入。
　　反右以后，父亲一改每天准时上班下班的习惯，到图书馆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每周一两次到每月一两次，直到一年象征性地去几次。除了开会、看病以及偶尔到公园茶室会会老友，每月数次到文化俱乐部用餐外，其余的时间，他足不出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待在家里，待在他的卧室之中。
　　我家住的房子，属于那种新式石库门。二十六平方米的父母卧室中，有一对小沙发，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年就是在那对小沙发上度过的。
　　一张报纸，一杯茶，很少看书。父亲从早到晚坐在沙发上，呆呆地出着神，一支又一支地抽烟。烟灰积得长长的，也忘了弹在烟灰缸里。沙发周围的地板上，到处沾满了烟灰，绒质的睡袍上，烫出了一个又一个烧破的焦洞。
　　尽管长年囿于平静而又无所事事的生活中，父亲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紧张。每天凡是我母亲外出、侄儿建平从学校放学（尽管有保姆接送）前后，他都会显得烦躁不安，扳着手指掐算家人应该到家的时间。一旦认为超过时间，还没有回家，他便会惶恐地在卧室中走来走去，不时惴惴地同身边的人讨论，沿途要乘几站公交车，每站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是否需要换车，然后反复咕哝：“算来算去，也应该到了。我们是不是讨论讨论，路上会出现几种可能？”
　　然而，只要他牵挂的人平安到家，父亲的精神状态马上恢复正常，又重新显示出一个学者固有的睿智和风度。
　　父亲这种莫名的精神状态愈演愈烈。1963年冬，有一次我周六下午回家，走进父母的卧室，见房中无人，便向家人询问。在我家服务多年的老保姆阿宝阿姨苦笑着指了指户外。原来，母亲有事外出，超过了父亲认为应该回来的时间，素常无人陪同从不外出的父亲，居然一个人穿着睡袍，踽踽地走出家门，迎着寒风，站在马路上，痴痴地朝着来路张望着。
　　我又气又急，赶到马路上，一把将父亲拖了回来，问：“爸，你一个人站在马路上做什么？”
　　父亲回答：“我只是随便走走，随便走走。”又露出十分罕见的讨好的笑容问我：“你估计你娘今天回来，是坐三轮车还是乘公交车？”
　　我发起火来：“随便走走？你这么大年纪，随便走到马路上，喝西北风呀？”
　　越说，我火气越大：“你我又不是算命先生，也算不出妈坐什么车，你纯粹是自寻烦恼！”
　　父亲平日在小辈面前一直是维持着绝对尊严的，即使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大姐，见了他，也向来毕恭毕敬。然而此时，面对我这个最小的儿子，在他面前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父亲却只是轻声轻气地解释说：“我只是随便说说，随便说说，你不要发脾气。”
　　对于自己的身体，父亲也经常处于恐慌状态。他一天测三次体温，尽管眼睛老化得厉害，但每次都要举着小小的体温表，亲自仔细看过才放心。他每星期都要到华东医院去看病，做各种检查，开一大包中药和各种西药，不折不扣地遵照医嘱，每天几顿，一味不少地吞服。即使这样，一有什么地方不舒服，他就担心会不会得大病。1962年春，父亲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突然小便闭塞，病势很急。当时在北京工作的大哥立即请假，护送父亲回沪。经专家多方会诊，除轻微前列腺炎外，膀胱、尿道等重要器官均无明显病变。但排尿就是不畅，父亲为此忧心忡忡。后来，母亲同家人商量，用陪他打麻将的方法分散他的注意力，历时数月，症状才告消失。
　　文革前的十七年，父亲是被文化圈内的朋友称为“不倒翁”的。然而作为他的儿子，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在精神上始终有一种重压感。他的一生有一条明显的时间分界线，以六十岁为界，可以说是前后判若两人。在此前，他以一支笔，评点时事，臧否人物，挥斥方道；在此后，则蜗居斗室，战战兢兢始，终怀着莫名的恐惧。从表面上看，他生活无忧，更为幸运的是，政治生活无惊无险。人人都认为他应该很快活，他也认为自己应该很快活，可事实上他并不快活。这些年，虽然他本人一路平安，但环顾左右，却是步步凶险，危机四伏。因而，从我记事起，几乎从来没有看见父亲真正开怀畅笑过一次。但听长辈说，青壮年时代的父亲，是一个极有幽默感、极会说笑话的人。
　　看起来，父亲的晚年生活幸福，其实，父亲的心里很苦。甚至他连自己也不明白苦从何来。因此，他有苦说不出，对任何人都说不出，包括母亲。因此就更苦。
　　可怜的父亲。

　　三．惠英表姐

　　一别数年，父亲卧室中，那对小沙发似乎更小了。我和父亲相对而坐，恍如隔世。
　　父亲轻轻地，用叹息一样的声音说着：“去年上半年，从北京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到上海的贺绿汀、周信芳、李平心、周予同，一个个在报上排队被点名批判。我虽觉得来势空前，但还心存侥幸，以为这些年足不出户，也许可以幸免的。”说到这里，他的脸上现出一丝苦笑，做了一个手势，“没想到，这次是通吃。”
　　使父亲一直忐忑不安的是，抄家时，家中被抄出了一件“武器”。
　　父亲告诉我，当时，来抄家的人除了按惯例将母亲的几件首饰，以及家中存折拿走外，还硬逼着父亲要他交出“枪支弹药”。父亲说他一生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拿过枪。可是那些人居然从一只箱子底下搜出了一把匕首。那匕首柄上镀了锌，锃亮锃亮，还有一个精致的皮套子。更严重的是，皮套上还有一个国民党青天白日的党徽。当时就给父亲定下了“私藏武器、妄图复辟变天”的罪名。父亲怎么也想不起，家中如何会出现这把匕首的。他担心，日后不知会如何追究。
　　我头脑中电光火石般豁然一闪，脱口说：“原来是它。我想起来了，那是我的东西。”
　　父亲大惑不解：“怎么会是你的东西？”
　　我说：“妈妈当年开过服装店，为小学生做过童子军服。其中配套的就有一把童子军刀。我那时只有五六岁，就留了一把给我当玩具，一直保存到我出事。这算什么武器？我记得清清楚楚，童子军刀是不开口的，割肉也不会出血。日后万一再来问起，就说是我的好了。”
　　父亲如释重负，连声说：“这就好。既然是没有开过刀口的，问题的性质也许就能轻一些了。”
　　但旋即又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头：“说是你的也不妥。你的处境已够险恶了，说不定会再次惹祸上身；说蕴玉（母亲的名字）的更不妥，她至今尚无大的麻烦，这一来，不是引鬼上门么？”
　　一把二十年前不具杀伤力的小学生的童子军刀，始终是压在父亲心中的一块石头，担惊受怕，直至去世。
　　我的家被抄，还殃及了无辜的惠英表姐。
　　惠英表姐姓杨。她属鼠，生于1900年，比属鸡的我的母亲还大了九岁。惠英表姐和我家其实只是沾了一点很远的边的远亲。她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夫家的一个远房堂侄女。她幼年丧父，母亲患病，靠亲戚接济长大。婚后曾随丈夫远赴印度、南洋及香港，一直未曾生育。数年后，丈夫有了外遇，她被迫回国。在那个年代，她虽为弃妇，却始终没有同丈夫离婚。而她的丈夫也始终对她维系着一份责任，那就是每月寄给她一份微薄的生活费，几十年倒也未曾中断。据我记忆所及，从50年代到她去世的70年代中期，大约每月折合人民币三十几元。
　　惠英表姐回到上海以后，几十年间孑身一人。我大姑母早年孀居，从中年到晚年一直住在我家，由父亲承担她和她独子公器表兄的生活，惠英表姐也长期寄居我家。我出生后，惠英表姐就帮助忙于谋生的母亲（我生于1943年，正处于日伪统治下。当时父亲辞职家居，家中生活靠母亲开一家小店维持），担当起了照顾我的全职，在我身上倾注了可以说是超过母爱的亲情。她寄居我家几十年，由于她的热心和乐于助人，从长辈的我的父母，到平辈的弟妹以及邻居，都尊称她为“二阿姐”。就是这样一个可怜而又可亲的孤身老人，在我家遭受抄家的时候，她几十年辛苦节省下来的一点微薄的积蓄，也连带被查抄一空。
　　在这件事情上，说起来，上海图书馆那些来抄家的人员还是相当严格按照“政策”办事的。根据当时有关抄家的不成文惯例，在抄某一人的家时，对同住在一起的亲属可实行“带抄”。而决定是否“带抄”的界限，就在于是否同灶吃饭。于是，已婚且住底楼的二姐汝珍，因为独立开伙而幸免于难，身而寄食我家的惠英表姐却难逃此劫。
　　惠英表姐被抄走的财物，与当时有些大户相比也许微不足道，却是她赖以养老安身的唯一经济依托。
　　我回上海探亲的日子里，有一天晚饭后，在惠英表姐住的小亭子间内，她握住我的手，向我述说她在抄家中的损失。由于长年抽烟，她的声音很沙哑。她说：“在这些东西中，我最舍不得的是一对翡翠镯子，碧绿碧绿的，是当年在印度买的，缅甸产的上等货。我本来打算在你结婚时，送给你的妻子做见面礼的。可是，现在……”
　　她摇摇头，又凄然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死在仲劼（那个遗弃了她的前夫）前面，这是我的福气。不然，我这个孤老太婆就更惨了。”
　　我无语。
　　我知道，多年来，她一直是把我作为自己晚年的寄托的。然而，我已落到如此境地，我说不出一句话。
　　灯光如豆，房中很暗——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几次探亲回家的景象都是黑白的画面，没有一点色彩，而且十分晦暗。即使大白天，也是阴沉沉的，仿佛没有一天是晴天——眼前惠英表姐身上只剩下一副骨架，显得更苍老，更瘦小了。干枯而密布皱纹的脸上，似乎只有一双泛黄的大眼珠，定定地注视着我。她问我：“阿添（我的小名），你什么时候能离开那个地方？”
　　我知道，她指的是劳改农场。我摇摇头：“不知道。”
　　她伤感地又问：“我能等到这一天么？”
　　我强忍住眼泪：“等吧，总会等得到的。你一定要等到这一天。”
　　就是眼前这高度不到一米五十，重量不足四十公斤的身躯，从我三岁到七岁患肺结核的那几年，每天早上，从家中背着我穿过几条马路，到离家最近的复兴公园呼吸新鲜空气，而后，再从复兴公园将我背回家中。三四年后，我终于痊愈了，而她腿部的淋巴，由于长期用力过度，却终身留下了好几个肿块。
　　我在家的这些日子里，已经自行单独开伙的惠英表姐每天都要烧一个菜，送到我的饭桌上。菜不多，但很精致，有时是茭白炒肉丝，有时是韭黄炒肉丝，有时是几块栗子红烧肉，有时是碧绿的韭菜花炒小虾米……我至今记得，我到家的当天中午，就看到饭桌上惠英表姐送来的那一碗南瓜炒毛豆，这是我从小就特别爱吃的。一别三年，惠英姐居然还记得，还想得到，还那么放在心上。我深深地感觉到我这个已经被赶到社会最底层的、见不到天日的角落里的人，还有一个同我其实并无任何血缘关系的长者在关爱着。
　　惠英表姐是1976年去世的。我正在军天湖农场服我的十五年徒刑。接到母亲来信告知噩耗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仿佛是家中遇到了喜事，母亲给了我一个大红封袋，说里面装着一份喜帖。醒来后，我很不安，因为以前我曾听一个善于解梦的狱友说过，梦中出现的情景往往同现实是相反的。梦中遇到喜事，也许正是大恶之兆。当天下午，我在工地上挖土，中队事务犯过来分发家信，其中就有母亲给我的信，信中告知，惠英表姐因患肺癌于日前去世。
　　我的父亲在1968年已经去世。
　　三个至亲的人，至此走了两位。
　　在写信告母亲后，我在劳改农场内为惠英表姐戴了一个月黑纱。
　　惠英表姐身后，我是唯一为她戴孝的人。
　　1978年8月，我获释回家。家人告诉我，惠英表姐弥留之际，还将唯一的一张两百元存折交给母亲，说：“阿添总有一天要回来的，等他回来给他，他用得着。”

　　四．差一点又是一场横祸

　　我回家的当天下午，家中来了五六个客人，都是同一幢楼或同一里弄的近邻，清一色的年过古稀的老太太，其中有住在底楼的沈氏五婶，还有两个依靠街道救济金生活的孤老吴阿姨和林阿姨。我母亲早年曾担任过里弄居民委员会的小组长，和邻居的关系很融洽。她们对我父亲也很敬重。令我感动的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她们都没有一点墙倒众人推的意思，见了我也很亲热，还不住地问长问短，没有任何歧视的成分。
　　我拿出从安徽带回的农场产的茶叶，沏茶请她们喝。茶叶虽然是最次的，但她们都说毕竟是新茶，有一股很浓的清香。
　　老阿姨们走后，我忽然想起林阿姨进屋后见到我时，对父亲说的一句话：“严先生（她们还称父亲严先生，这对父亲是莫大的安慰），今天阿添回来了，大家就随便聊聊，不要学习了，明天再学吧。”
　　我问父亲是怎么一回事。
　　见我发问，父亲的脸上居然泛起了一丝难得的笑容。他告诉我，前些日子，里弄居民委员会通知，当今全社会都要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即使散居在里弄中的退休老人、家庭妇女，也必须赶上这个“革命形势”，也要按组、按户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做到毛主席著作、语录天天读。今天来的这些老人，就是由几户近邻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成员。她们隔天来我家，由父亲向这些老人们，就《毛主席语录》逐字、逐句、逐条，从字音到词义到内容，仔细地进行讲解。据父亲说，他的讲解倒也颇得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人们的欢迎。父亲认为，自己虽然属于被打倒的对象，但在接受“审查、批判”期间，还可以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对这些老人进行一些文字上的辅导，作为自己“将功补过、接受改造”的一种表现。
　　父亲越是说得轻松，我越是听得毛骨悚然。不等父亲说完，我就连连摇手道：“爸，你好糊涂。现在这个时候，还没事找事。千万，千万，从明天起请几位老阿姨另找地方，你也绝不要再作什么辅导了。”
　　父亲看着我，迷惘地问：“那又为什么？学习毛主席语录不是大力提倡的好事么？”
　　我苦笑：“不错，是好事。但这好事轮不到你来做。你做了，说不定就是坏事。”
　　父亲不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咬咬牙，说出了一句：“因为你没有资格。”
　　父亲脸如死灰。
　　我叹了口气，告诉父亲，他这样做，实在太危险了。说白了他和他的同类人的命运，现在真正是叫做听天由命，决非一时一事的所谓进步表现所能改变得了的。这些老阿姨，即使目不识丁，但她们今天的身份都是“革命群众”，《毛主席语录》更是至高无上的经典，以父亲“牛鬼蛇神”之身，居然辅导“革命群众”学习“革命经典”，岂不荒唐？只要有人针对任何一字一句，说父亲有意曲解，马上就是一场横祸。
　　父亲瘪着嘴，露出几颗仅有的稀疏的牙齿，静静地听着。终于他痛苦地说：“我明白了。明天她们再来，就说我身体不好，讲不动了。”
　　我的担心并非杯弓蛇影。几个月后，住在我家同一里弄的我的一个表亲蔡悌仁，早年曾被判过刑，释放后，经常往来上海及原籍浙江吴兴。他原来是电影美工师，文革中一时技痒，曾为家乡小镇的商店橱窗画了一些颂扬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画，不想其中一棵向日葵被指为影射国民党青天白日图形，再次以“反革命”罪，被判了九年刑。

　　五．周瘦鹃和一支香烟

　　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不断地向我说起上海文化界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情况。他说，最痛苦的是人称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先生，他长期担任中学副校长。中学红卫兵年纪小，“革命热情”特别高，在批斗时，仿照某些小说中日寇对待抗日志士的酷刑用火烧烤郑先生，致使其遍体鳞伤。父亲又说，最平稳的是通俗文学研究专家陆澹庵先生，他自1949年以后，不在任何一家单位正式任职，也不领固定工资，唯一的收入是稿费，此外，就是依靠在联合国工作的女儿的国外汇款。因为没有单位归属，也就躲过了“冲击”和“批斗”。最倒霉的是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姚文元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本来与他无关，他却在一次座谈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不能苟同姚文元的观点，结果自己撞在枪口上，把一条老命也丢了。最为惨烈的是李平心先生，他是性格十分刚烈的人，而且自认为对共产党一片真情。早在1957年，他的夫人被打成右派，他痛心疾首竟举刀猛砍自己的头部，幸抢救及时，得以不死。60年代初，父亲有一年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至火车站送行，在车厢中曾见到李平心先生，父亲还悄悄指给我看他头上的伤疤。此次，他和周予同教授一样，自己“往枪口上撞”，很早就被揪了出来，旋即自杀了。
　　我很惊异父亲的见闻。他年近八十，除接受“批斗”外，几乎足不出户，却对这些旧友的近况十分了然。我问父亲，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隐秘的渠道沟通。父亲惊恐地向四周的空间扫视了一圈，口中喃喃地说了些我听不清的话。
　　父亲还告诉我，居住在苏州的周瘦鹃伯伯，不久前陪同周伯母来上海治病，特意到我家来看望了父亲。父亲说：“苏州地方比上海小，那里有名望的文人相对比上海也少得多。瘦鹃和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几个人，一直是被称作苏州文坛四大名人的。运动一起，他们首当其冲，吃的苦头比我多得多。这次据说是苏州两家造反派，相互打得不可开交，一时顾不上他们这几只死老虎。瘦鹃胆子大，就带夫人到上海走了一圈。他对我说，鹤兄，现在有人要我们死。我想想，活了这把年纪，死了也不亏了。不过，一定要阎王爷有帖子来叫我去，这才叫没办法。要我像有些朋友一样，自己去报到（指自杀），我是不肯的。”
　　父亲接着说：“我想想，瘦鹃的话不错。像傅雷、李平心那样，我不要说还舍不得，也没有这股勇气。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总不见得永远是这样吧。”
　　周瘦鹃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之一，父亲原籍浙江桐乡乌镇，但他交往最深的几位文友，如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蒋吟秋等都是苏州人。故鲁迅当年曾有周瘦鹃等几位苏州文人组织“星社”，拉了不是苏州人的严独鹤参加云云。
　　周瘦鹃早年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和父亲主编的《新闻报》副刊“快活林”、“新园林”，是中国南方最负盛名的两家报纸副刊，两人又是至交，故时人有“一鹃一鹤”之称。20世纪50年代初，周瘦鹃离开报界，定居苏州，在城中购置了一幢带花园的住宅。他移情园艺，成为国内数得上的园林专家，将自己居住的这座私家花园布置得美轮美奂，成为苏州园林中的一绝。其规模虽远较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等为小，但名声却浸浸然可与之并驾齐驱。当时的中共和国家要人，如周恩来、陈毅、班禅大师以及一些来访的外国首脑、高官，都曾慕名往访。北京人民大会堂建造时，其中的盆景设置，就是专程请他去主持、安排的。
　　1955年冬，我曾随父母及大姐汝瑛、大姐夫朱烨一家人赴苏州作一日游，同时瞻仰了周家花园。当时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到好几只绿毛乌龟，都有脸盆那么大，龟盖上面以及四周满是长长的绿色绒毛，在小水池中蠕蠕而动，使我留恋不舍。记得院子里还有一口盖上木盖的水井，据说，其中的井水很深也很清。但数年前，周伯伯的一个儿子在园中游玩时，失足落井溺毙。虽已时隔数年，但周伯伯说起此事时，依然脸现伤感之色。
　　还记得，周宅的客厅中有一个红木圆桌，桌上有一本硕大的签名册，以及现成的笔墨、砚台。凡来园的宾客，都须留下自己的大名。当我签名时，周伯伯笑着拍拍我的头说：“你的大名，现在和国家总理的名字同在一个本子上了。他是职务最高的一位，你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周瘦鹃比父亲略小几岁，是一位瘦削、挺拔的老人。使我奇怪的是，时值寒冬，他却戴了一副大墨镜。事后父亲告诉我，周伯伯幼时患病，须发、眉毛全脱，因此常年戴一副墨镜，以作遮掩。
　　50年代至文革前，周伯伯同父亲的境遇大致相似。在1954年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1959年又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我又一次见到周瘦鹃是1963年夏天。他因事来沪，到我家看望父亲，还在我家吃了午饭。时值暑假，父亲让我作陪。座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周瘦鹃在高声谈笑。他兴奋地告诉父亲，上年，毛泽东写的一些诗词公开发表后，他就逐首步韵奉和，然后寄呈毛泽东，求毛“赐正”，并恳请毛“拨冗接见”。毛收到他的诗后，就在他一次进京为人民大会堂布置盆景时，接见了他半个小时。
　　周瘦鹃对父亲说：“鹤兄，我真激动呀！当时，周总理也在座，总理见了我还说本家来了，本家来了。我听了真惶恐呀。”
　　他还说：“接见中，毛主席还敬了我一支香烟。我实在太激动了，接烟的时候，竟然连站都没有站起来，真是失礼。”
　　过了不久，程小青伯父也从苏州来上海。据他告诉我父亲，周瘦鹃接毛泽东给他的烟后，只吸了两口，就揿灭了。带回苏州，安放在一个玻璃罩内，摆在客厅中央的红木圆桌上，供每一位来客“瞻仰”。
　　后来父亲闲谈时问起我对周、程二位的印象。我因是晚辈，不便多讲，只是说了句，周伯伯也是一位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何以周恩来称一声本家，就使他觉得惶恐，这也太过分了些。
　　父亲感叹地笑着说：“你这是不了解他的为人。我同瘦鹃交往五十多年，深知他的为人率真，一喜一怒均形于色。因此有时为人所误会，连小青都对他一度有看法。其实，他完全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只是过于天真而已。”
　　1978年秋，我被撤销判决，从农场回沪，母亲告诉我，周瘦鹃早在1968年8月也去世了，是自杀的。自杀前几个月，张春桥对当时争斗不休的苏州两派造反组织发了话，说是放着周瘦鹃这样的黑线人物不批判，们两派闹什么？于是两派在窝里斗的同时，都轮番将周瘦鹃拉出去不停地恶斗——罪状之一，就是他家客厅圆桌上玻璃罩中毛泽东给他的那半支烟。说他借“伟大领袖”的名义“招摇撞骗”，罪大恶极。他被斗得实在吃不消，就在自己的花园里跳了井。
　　周瘦鹃投井的那天，我的朋友董森林正好路过周宅，眼见周的尸体被人放在一块门板上抬出来。他所投的那口井，正是早年他的爱子失足溺毙的那口井。
　　1978年初冬，我同母亲一起去苏州公墓为惠英表姐的骨灰落葬，顺便登门看望了周瘦鹃夫人。眼中的周园，已是一片凋残，不仅所有名树异卉荡然无存，绿毛乌龟不知死活，而且园中房屋被阻隔得零落不堪。据周伯母说前些日子，苏州有关部门已为周瘦鹃公开举行了平反昭雪大会，还“落实”了“政策”，其中当年被抄走的，周瘦鹃以晚年全部心血精心培植的二百几十盆国内顶级盆景，据说不拟发还实物，由有关部门折价补偿，每盆人民币二元五角。听人说，这些盆景后来都成为苏州某领导人的私人收藏，现价每盆至少几万至十几万元；被抄去的字画同样也“折价补偿，”其中折价最高的是明代画家沈周的一幅中堂，人民币七百元。
　　近年，我从报刊文章中获知，苏州又出现了私家园林，不过是新兴暴发户所为。感叹之余，不禁想起了破败的周园。不知那些新建的园林，可有当年周园之文化底蕴否？

　　六．追魂夺命的思想汇报

　　1968年3月，我又获得了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而且带上农场医院出具的医务证明，可以到指定的上海市虹口区中心医院诊疗。
　　虹口区中心医院原来是英租界提篮桥监狱医院。50年代后，分成两半，一半仍然是专门收治犯人的上海市监狱医院，另一半成为向社会开放的虹口区中心医院，仍兼具上海劳改部门职工医院的职能。凡上海市劳改部门所属单位的期满留场（厂）人员，患有较重疾病，也可由本单位医院出具转诊证明至该院就医。
　　这次，我一共在家待了四个来月。
　　二次回家，比之不到一年前，父亲更衰老更虚弱了，走几步路，都要人搀扶。一天他由我陪同，到对马路的小理发店理发。刚出家门，就在人行道上一个趔趄，我急忙一手将他扶住。回到家后，他对母亲说“阿添毕竟年轻，刚才幸亏他一把搀住，要是换了你在旁边，肯定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父亲又轻轻地说：“只是，不知道他在家里能住多久？”
　　从早到晚，父亲枯坐在破沙发上。一杯苦茶，一支烟——1966年春他因早期肺癌在华东医院动了手术，术后，遵医嘱戒了烟，受冲击后，心情郁闷，又抽起了烟——半天半天地发着呆。有时，我外出带回几张在街上买的各种“造反”小报，他每张必看，边看边叹气。我探亲期间，他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同我聊天。往往可以从上午聊到天黑。只有这个时候，他苍老而全无表情的脸上，才会出现一抹生气，乃至一丝苦涩的笑容。
　　二次探亲，四个来月，我们父子的交流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二十多年。
　　回家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早饭后，我走进父亲卧室，见父亲正伏在写字桌上一笔一划地在一张纸上吃力地写着。
　　我问父亲写什么。父亲放下手中的笔，转过身，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写思想汇报。最近，图书馆那些人倒也没有来寻我什么事，只要我每星期交一篇思想汇报。我大概是老了，写起来真吃力呀。”
　　我接过父亲写的那几张纸看去，心中一阵酸楚。父亲写的字，端正、清秀，在他那一辈的文人中是出名的。他不是职业书法家，但他写的对联、扇面，时至今日，还能在书画市场上卖到一定价位。然而，眼前这份思想汇报，上面每一个字都东倒西斜，跌跌撞撞，歪歪扭扭，既不成行，更难成句，同满页蝌蚪，一纸散沙。
　　父亲不好意思地说：“我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近一年来，也许是眼力精力都退化了，我一拿起笔写思想汇报，心里就发慌，手就会发抖。写的字也歪了，句子也连贯不起来了。现在，为了写这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我几乎天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只有每星期一，你妈把检查书顺顺当当交上去，平平安安回来，这一天我才可以安下心来。但到了星期二，我又要为下一篇思想汇报担心了。”
　　我当即安慰父亲：“你放心，今后这写思想汇报的事就由我包下来。这些年我从看守所到农场，写认罪书、思想检查，可说是驾轻就熟。写起来，就像撒尿一样，要多长有多长，你就不用费心了。”
　　自此，父亲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就由我越俎代庖。但父亲依然十分认真，每次我写好后，他都要逐字逐句仔细研读，并同我再三推敲商量，然后再由他抖抖索索地抄录下来。
　　父亲虽然联句成篇的思维能力已经衰退，个别遣词用语的功力仍相当深厚。记得有一次，在一篇思想汇报的末尾，我沿用劳改场所的惯用语，信手写上了“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新人”这样的语句。
　　父亲反复看了几遍，摇头说：“这句不好，要改。”
　　我问为什么。父亲说：“改造成为新人的说法是对犯人的。我看了不舒服，我毕竟还不是犯人。”
　　父亲思考了许久，最后说：“我打算加一个的字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为一个新的人。”
　　看到我表示同意，父亲居然咧开嘴笑了。
　　我和父亲联手拟就的思想汇报文稿，每次最早的读者是母亲和惠英表姐。惠英表姐还称赞我：“阿添的文章还是写得蛮好的。有了他，二娘舅（指父亲）可以省不少心呐。”
　　父亲自嘲地说：“想不到我们父子切磋文章，居然是每星期一篇的思想汇报。”
　　1968年上半年之前，父亲虽然属于被打倒之列，但工资还是照发。父亲每月的工资是二百十几元，他只领一百三十多元，表示自动按照退休标准，打六折领取。尽管每月领取时都提心吊胆，但生活还算过得去。1968年7月初发工资那天，照例由惠英表姐陪母亲到图书馆去领。每当这时，父亲总是六神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眼巴巴地等她们回来。这一次，她们去的时间比前几次都长，当她们回来时，母亲几乎连上楼都迈不开步子了，还是由长她九岁的惠英表姐扶着她进屋的。她们都脸色凝重，说图书馆的造反派头头宣布，自当月起，凡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一律只发十五元生活费。
　　从二百十几元，到一百三十几元，再到十五元，维系家庭经济生活的纽带断裂了。
　　父亲怅然良久，默默无语。
　　为了不给父母增加负担（他们也已无力负担），我咬咬牙决定，尽快回农场。
　　听了我的决定，父亲睁着混浊而布满血丝的眼睛，无奈而又无助地望着我：“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知道，使父亲惴惴不安的，还是那每星期一篇的催命的思想汇报。于是我在离家前几天，将原来的思想汇报稿重新整理从不同的角度，拟就了七八篇适合不同时令、不同形势要求的范文，交给父亲。嘱他每星期抄一篇交上去。一个轮番后，再依次周而复始。
　　父亲接过这几张纸，神经质地紧紧攥着，就像沉船上的落水者抓住仅有的一块小木板。

　　七．空前绝后的追悼会

　　我返回农场不久，父亲就在直肠部位发现了转移的癌细胞，并很快进入危险状态。母亲数次将父亲送到医院，由于他的身份属于被打倒的反动文人，医院拒收。在得不到治疗的情况下，辗转病榻数月之后，于1968年8月病逝家中。
　　晚期直肠癌常伴随剧痛。听母亲和惠英表姐说，父亲在极度痛苦之下，曾反复呼喊着：“祖祺（大哥的名字），我痛煞了；阿添，我痛煞了。”
　　呼叫数天后，母亲偶然发现，梳妆柜上有几盒复方氨基比林。那是我患有坐骨神经痛在虹口区中心医院门诊时医生开给我的止痛药。情急之下，母亲将这几支针剂交托街坊中一位专职上门为病人注射的医士，请他为父亲姑且一试。按父亲的病情，即使注射强麻醉剂杜冷丁或阿托品也未必能有效止痛。然而母亲告诉我，就是我留下的这几支疗效平平的复方氨基比林，每次为父亲注射后，父亲居然都会表示，疼痛减轻了。
　　爸，你的疼痛真的减轻了么？
　　父亲直到临终，依然有着极强的求生欲望。为了不增加父亲的精神负担，母亲一直没有把癌细胞转移的真相告诉他。最后几天，父亲自知不起，问母亲：“告诉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母亲不忍看着父亲过于痛苦地挣扎，含着泪告诉他：“你患的是癌转移。你就去吧，省得受苦。”
　　父亲气绝的时候还睁着双眼。当时，他最钟爱的孙儿建平（大哥祖祺的长子）在身旁喊着：“爷爷，爷爷！”
　　父亲最后流下了两行黄泪。
　　父亲去世前后，正值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就在他临终前几天，一些“外调”人员还频繁地来到他的床前，逼着他“交代”一些熟人的“历史问题”。快要咽气的父亲为了不被认定“同党和人民对抗到底”，弥留之际还苦苦地思索着当年的人和事，有问必答。但始终不能取得这些人的满意，每次都受到严词训斥。好几次，这些人走后，他痛苦而迷惘地对母亲说：“我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呢？难道要我说谎话，他们才相信么？”

　　1978年初冬，我和母亲从苏州回上海后，全家人经过商量，一致决定，要求有关部门公开为父亲平反昭雪，并由我执笔写了一封长信，致全国政协及邓小平先生。不久，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图书馆派员告诉母亲，根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重新复查父亲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并于数月后作出了平反昭雪的结论。
　　对于这个结论中的字字句句，家人同复查人员之间还经历过多次激烈争论。如对父亲的以往历史，复查人员原先是这样写的：“严独鹤同志政治历史清楚。”家人要求改为“政治历史清白”。他们起初不肯，对母亲说，清楚就是清白，意思是一样的。我说，不一样。就说当年被特赦的爱新觉罗•溥仪和溥杰这样的战犯，经过多年关押审查，他们的历史也许可以说清楚了，但能说清白么？
　　于是，在父亲的结论中，“清楚”最终改成了“清白”。
　　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获得平反昭雪而本人已亡故者，往往有一个对家人如何“落实政策”的“善后”过程。当时我们提出我的侄女建华（大哥祖祺的幼女）中学毕业时原可留在上海工作，因受祖父株连，安置在崇明农场已有多年。因而要求仿照“顶替”政策，将其调回上海市区，由上海图书馆安排工作（那几年在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大批回城，其中凡父母申请退休者，可安排至父母单位工作，名为“顶替”）。起先，上海图书馆方面的答复是，顶替只涉及第二代，未有及第三代者。其时，我虽已释放回沪，但尚未安排工作，对方有人就对母亲说，如果你小儿子愿来图书馆，倒是可以考虑的，他大学念的是中文专业，到图书馆工作也很合适。母亲询问我的意见，我回答说：“我已经回上海了，而且上海高级法院也承诺，尽快安排工作。我有我自己的一笔账，早晚要算。现在是算父亲的账，我抢在里面做什么？”
　　多次磋商，对方仍坚持，人事安排未有涉及第三代者。其中有一人为加强说服力，举了同是文化系统的京剧大师周信芳家人的例子。说周信芳平反昭雪后，其子周少麟有一女，也没有安排工作。言下之意，信芳的孙女不安排，严独鹤的孙女同样也不能安排。
　　不料，这一说法反而被我抓住了把柄。我和周少麟先生虽不相识，但周少麟先生文革中也曾蒙冤入狱。有了解他情况的熟人告诉我，周少麟的女儿，因家庭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残，长期得病，一直未愈，无法工作。我便向对方亮出了这个底牌，说：“你们把一个病人同我身心正常、健康的侄女相提并论，这是存心蒙人。”并声称要把这种“蒙人”的行为上告中央。
　　就这样，对方终于松口了，同意接纳建华到上海图书馆工作。
　　在同上海图书馆方面协商“落实政策”事宜时，我始终扮演了“红脸”的角色。我对家人说：“我反正刚从监狱放出来，什么都不怕。要吵架，由我来；说好话，你们来。”
　　当对方就我家的最后一项要求，即由上海图书馆接纳建华表示同意后，我双手抱拳，向其中一位王女士作了个揖说：“王同志，过去一段时间，我多有得罪。凡有言语不当之处，敬请包涵，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王女士也露出一脸笑容，连声说：“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也是有子女的人，下一代的工作，是他们的一生大事，是每一个做长辈的人最关心的。”
　　一切停当，最后就是为父亲开追悼会。
　　然而，这件看来简单不过的事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中国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规格的。按照父亲的地位和级别，他的追悼会应该在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而且须有一定级别的领导主持。但龙华殡仪馆只有一个大厅，每天只能安排上、下午各一场追悼会。在平常的年月，就符合这个级别、规格的人士的死亡速度而言，这个大厅应该够用了。然而，1978年到1799年，却是一个非常的岁月。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自1966年文革开始以来众多遭受打击迫害的具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干部以及享受相应待遇的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等各界人士纷纷获得了平反，其中不少人已然身故。换言之，十年里头死掉的人，都要挤在一年时间内开追悼会，龙华殡仪馆的大厅哪怕天天上下午连轴转，也无论如何安排不过来。
　　其中尤其是父亲生前所属的上海文化系统在文革中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格外关心的“重灾区”，因受迫害、打击而死的各方名流不下千人。一朝平反，如何安排他们的追悼会，成了一大难题。
　　不知是哪一个天才（中国人从古到今，向来不乏这一类天才的），终于想出了一个妙法。那就是几个人的追悼会同时、同地放在一起举行，犹如早已有之的集体婚礼。而在中国人的习俗中，婚丧二仪一直是并列的（俗称红白喜事），那么，既然可以有集体婚礼，当然也可以有集体丧仪。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龙华殡仪馆大厅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追悼会的次数和频率。如此别开生面之举，实在是应该列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的。
　　父亲的追悼会是1979年春节过后举行的。和父亲同时同厅举行追悼会的还有四位，他们是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原韬奋纪念馆馆长毕云程先生，著名京剧演员言慧珠女士和原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何无奇先生。这五个人，生前或是旧友，或素不相识。其中，言慧珠女士是不堪凌辱而悬梁自尽的。最惨的是何无奇先生，他死前正从被“隔离审查”的囚室中脱逃，又不敢回家，落得流浪街头。某日，正在铁道附近踯躅，为几名巡逻的铁路系统联防队员撞见，见其衣衫凌乱，形容憔悴，产生怀疑，上前拦住询问。何无奇转身就逃，后面的人紧追不舍。此时正有一列火车驶来，何无奇原打算抢在火车之前穿越铁道，以便脱身。不料一步不及，竟丧命火车轮下，而且骨肉分离，尸体无剩。因而他的骨灰盒中其实并无骨灰，只有他生前常戴的一副眼镜和几件杂物。
　　追悼会上，灵堂正中，一字排开五个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是亲属的花圈，由于地方太挤，每个逝者的照片下只能摆放一个花圈，上款写上逝者的名字、称谓，下款一股脑儿写上所有亲属的名字。当时，言慧珠女士的花圈上系着两对绸带，一对署名是她的丈夫、昆曲大师俞振飞先生，另一对署名是她和前夫所生的儿子言清卿。那天，俞振飞未来，言慧珠的儿子言清卿来了，他和俞振飞失和，一见花圈上的绸带系法就火了，嘴里嘟哝着，不顾工作人员的阻拦，上前将署有自己名字的绸带取下，挂在另一只花圈上，放在言女士的灵前。就这样，五个人的灵前，一共放了六只花圈，其中言慧珠女士两只，其他各人一只。
　　直系亲属以外，其他人送的花圈则杂放在大厅中。有的送花圈人，与五位逝者中的几位都认识，就在同一只花圈的绸带上写上几个人的名字。如宋庆龄女士送的一只花圈上，就同时写上我父亲和毕云程先生的名字。通常，在追悼会上，两人或多人向逝者共送一个花圈，同时署上几个人名字，是常有的事。但一只花圈由一个人署名，却同时送给几个逝者，确实又是别开生面。
　　然后，在哀乐声中，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宣传部、上海市文化局的五位部局级领导，先后分别宣读五份悼词。当时致悼词的，究竟是哪五位，我已经记不全了。依稀记得其中有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的王致中先生和文化局局长孟波先生，至于究竟是哪一位为父亲念的悼词，至今也忘了。

　　本文选自《人曲》，严祖佑／著，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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