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斗室烟云.上篇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斗室烟云
上篇

© 严祖佑／文

犯人—饭人

　　在经过了几个月的浮躁不安之后，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在看守所住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一旦进了这扇牢门，要想在短时间内离开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在上海其他看守所，一名嫌犯从入监到判决的时间，一般是用月计算的。超过半年，便是极长的了。而在专事关押“反革命犯”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如果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离开，无论是去提篮桥监狱还是上刑场，则都是奇迹，是绝无仅有的。即以众所周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来说，胡风先生有不少朋友，如耿庸、贾植芳等几位都关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他们是1955年被捕的，直至1965年才结案，时间跨度整整十年。当时，胡风作为“首犯”，所判刑期是十四年（文革中，又被重新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各位，大都是“教育释放”。“教育”了十年才“宽大释放”。
　　诚然，侥幸者也是有的。当年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小说《结婚十年》的作者苏青女士，仅仅因为同“胡风集团”的“成员”有过文字来往，被认为可能是该“集团”的“发展对象”，也被投入狱中，关了一年。出狱后被安排在上海市黄浦区一个甬剧团当编剧，每逢政治学习，她都会口口声声“感谢”政府对她的“宽大”。
　　再看我这个案子，当事人最年长者不超过二十五岁。案情和背景，应该说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从1964年9月26日被捕，到1972年12月12日判决，其间经历了八年两个半月。
　　等待、忍耐，忍耐、等待。除了忍耐和等待，只有忍耐和等待。
　　一位哲人说过：“绝望之为虚妄，就和希望一样。”
　　和我同样在绝望和希望交织中忍耐和等待的，还有我的狱友。我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共关了一年七个多月，在这近六百个日日夜夜，我所住的这个监室，最多时有十四个人，最少时有十个人，他们的审讯过程也大多在三四个月内告一段落。于是，这十多个职业、年龄、出身、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在完全偶然的情况下被强行凑合在一间斗室。一天二十四小时，形影相吊、须臾不离地生活在一起，加上心中凄苦，不免因各种生活琐事产生一起起杯水风波。因而，犯人往往又被称为“烦人”。同时，他们又因为相同的遭遇、相同的命运而不时相互支撑，挣扎度日。
　　不过，作为犯人，更确切地应被称作“饭人”。古之圣人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然而，活生生的人一旦关进监狱，原有的七情六欲中，七情已被铁门无情地割断，男女之欲也只能寄托于想象之中，或者停留在百无聊赖之时的口舌之上。因而，犯人唯一剩下的就只有那可怜的一丁点维系生命的饮食，那一口永远吃不饱，因而时时刻刻心向往之、梦魂系之的饭菜。
　　一晃眼，已经入冬了。上午7时许，全监室十一个人排成队，缓慢地在房间里兜着圈子。这是惯例，第一看守所的犯人每天有三次室内活动时间。一次在早饭前，另两次在午饭和晚饭后，每次一刻钟左右。据说这是所方出于对在押犯人的关心，让他们有机会活动血脉，以免因长期以相同的姿势靠墙坐在地板上，导致下肢丧失活动能力。
　　20世纪60年代，上海的冬天，零下五度以下是常有的事，一个多小时以前从被窝里带出来的那点热气早已荡然无存。兜着圈子的人都冻得勾头缩颈，不要说五座老倪、八座史老、十座程公这几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即使是二座陈某、九座阿火和我这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也都弯腰弓背，像一只只大虾米。
　　连着下了几天雨，刚刚放晴。218号监室是朝南的，按理说可以较多地沐浴到温暖的阳光。可是，由于窗户奇高，致使每天阳光照进室内的时间减少了许多。已经近7时半了，透过窗户，可以看得见外面碧空万里，阳光灿烂。但因为窗格的阻拦，射进室内的阳光却是软软的、淡淡的，散发着一层青白色，照到身上，缺少一种暖洋洋的感觉。可是，有了这一缕阳光的照射，却使每一个人的脸部起了异样的变化。灰白的皮肤成了半透明状，似乎看得见里面每一根筋脉和血管，那一条条皱纹，都清晰无比地显现出来，随着每个人的表情变化而微微地蠕动着。
　　走廊那一头传来隆隆的轮子滚动声，同时飘进来一阵菜香，终于等到开早饭了。
　　第一看守所的早饭有两个品种：白粥和菜粥。今天是菜粥。这，我们早一天就知道。昨天下午发开水后和晚饭前，少了一道发酱菜的程序。每逢早饭吃白粥，都会在上一天发些酱菜当下粥菜的。不发酱菜，就意味着第二天吃菜粥。第一看守所的犯人大多不希望吃菜粥，这是因为，不论白粥菜粥，虽然都只有一勺子，但同样一勺子，白粥的成分组成，除了水以外全都是米，而一勺菜粥就大不相同了，其中相当大的内容是菜叶和菜根；有时一块大菜根的体积绝对可以令人心如刀割。无论是营养含量还是充饥的程度，菜根和大米相比，那是任何人都心知肚明的。
　　无论如何，在一日三餐中，早饭仍然是最令人神往的。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五岁，从看守所到劳改农场，一共身陷十四年。第一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的热粥，至今给我留下十分美好的回忆，这是我和每一个狱友的共识。
　　之所以说稀饭是狱中第一美食，主要应归功于狱中的锅炉房。尽管只有那么几两米——60年代中期，上海第一看守所在押犯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是375克，早、中、晚三顿都是125克。经过锅炉的高温烧煮，每一粒米都膨胀到最大程度，而且熬得稀烂，仅仅是看上去还成一粒粒米状，吃到嘴里则完全是一片粥糊。虽然只有125克米，但熬成粥倒在1400cc的大号茶缸里，竟有浅浅一缸，而且稠稠的，没有一点清汤寡水的味道。更令人神往的是滚烫。特别是在寒冬腊月，由于饥饿，每个人身上的寒冷都是从骨髓里往外冒出来的。在这种时候，喝上一大缸烫入心肺的热粥，实在是太过瘾了。
　　木门上的小窗打开了，可以隐约看见主管伙食的警员和他手中的那个长柄勺子。全监室犯人从一座以次，迅速在窗口排好队。各自手中拿着昨天晚餐留下的那只饭格，轮流从小窗中伸出去，睁大眼睛看着窗外那一勺热粥倒入饭格，然后伸手接过，照例说一声“谢谢管理员”，再回到各自的座位，美美地吃起来。
　　负责分发饭菜的是一个年近六十的独眼干瘦老人，他在犯人中有个绰号，叫“加德满都”（邻国尼泊尔首都）。其出典在于每天早上稀饭打到最后桶中往往有一些剩余，按惯例，每天轮流有两三间监室可获得增添。逢到此时，便会有一些犯人向他央求：“请管理员多加一些。”
　　他则必定回答：“加得蛮多。”
　　我所在的这间监室中，最受人羡慕的犯人是七座邵大个，他是十几个犯人中唯一享受三号加饭待遇者。中国社会是十分讲究等级的，即使进了监狱沦为囚犯亦如此。尤其在关押政治未决犯的第一看守所，不同的犯人所享受的伙食待遇就分好几种不同的标准。首先是菜的标准，有高于一般大灶之上的中灶和小灶。中灶是每天午、晚两餐，在普通饭食之上另加一块50克至100克的猪肉或一块鱼或两个酱蛋之类的荤菜。这在绝大部分犯人眼中，实在是惊心动魄的。至于小灶，则是由炊事房另行单做的，不仅菜是小锅炒的，饭也是用上等大米另行闷煮的。当然能享受中灶乃至小灶者，原来在社会上都是达到一定级别者。至于达到何种级别方能享受何种待遇，我们这些普通犯人自是无从得知，只能胡乱猜测而已。
　　此外，当时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的犯人中又有一小部分可以享受一、二、三号加饭的待遇，其每顿饭的粮食定量要比普通犯人多一些，这是我在其他看守所和监狱从未闻见的。而需要具备何种条件可以享受加饭待遇，更是一个谜。即如七座邵大个，除了身高马大过于常人外，据他自己透露，乃是电影厂一名编导，月薪百元出头，既非名流，其档次介于不上不下之间。他所享受的虽是最低一等的三号加饭，但已令同监室的大多数狱友羡慕到无以复加。就说那专门用来装加饭的铁皮格子也与众不同，不仅特别新，且既高又宽，和其他人所用的那些高矮、大小不一，破旧不堪的普通饭格相比，很明显有鹤立鸡群之感。
　　邵大个照例拎着那个与众不同的饭格，在小窗口晃上一晃然后递出去，同时说一句：“报告管理员，我是加饭。”他从来只是笼统地说自己是加饭，而不说几号，偶尔逢到“加德满都”一时记不清，会问一句：“几号？”他才勉勉强强地用很低的声音吐出两个字“三号”。接过饭格后，再声音清晰地说一声：“谢谢管理员。”
　　这天，紧接着邵大个和八座之后，九座阿火生生地把自己的饭格伸了出去。蓦然，窗外一声大喝：“妈的，你搞什么名堂！”话音未落，“啪”的一声，那饭格就被扔到监室中央地板上。
　　“加德满都”继续喝道：“说！这饭格怎么会弄成这样的？”
　　我们朝地上看了一眼，原来长圆形的饭格变成两头尖中间凸出，像一个踩扁了的橄榄，而且歪歪斜斜，不成形状。顿时，各人心中都明白了。
　　每天早上打粥，“加德满都”用的是大勺，而且速度很快，因此，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勺中的稀饭沿着饭格的边缘，又流回桶中。然而不少饭格由于年代久远，已陈旧不堪，又矮又窄。用这样的饭格打粥，流失就会更多。因此谁轮上了都会自叹命运不济。阿火是农村来的，一向做的是体力活，饭量奇大，又年轻（和我同岁），忍耐力更差。每当晚饭时拿到这样的饭格，他饭后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尽可能把它中间撑大，为了在第二天早上打粥时，可以少流失一些。
　　阿火战战兢兢地把饭格从地上捡起，嗫喘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加德满都”吼道：“小子，你这是破坏，犯了罪还要搞破坏，这是罪上加罪！”
　　说着，置阿火于不理，指了指十座：“下一个。”
　　轮到我末一个打完粥，“加德满都”伸出手要关小窗。阿火苦着脸把橄榄形饭格递出去：“管理员，还有我……”
　　“加德满都”接过饭格，随手往推车上一放，独眼一瞪：“你还想用它来打粥？他妈的，这是罪证，我要留着找你算账！”
　　两滴泪珠从阿火瘦削的脸上流了下来。
　　“加德满都”也许是有感于阿火的眼泪，也许是诧异于阿火的过于年轻，口气略微缓和了一些：“把你的茶缸拿来。”
　　阿火迟疑着。他只有一个很小的茶缸，容量还不到一份稀饭的一半。这时，八座史老抢着把自己大茶缸中满满的一杯开水往脸盆里一倒，送到阿火手里说：“喏，这是茶缸，快去。”
　　我知道，这一杯开水，是史老昨天下午就留下来的，每天吃完粥，他都要同时喝下这一大杯开水，以增加胃中的饱胀感。即便这样，这天阿火所得到的菜粥，还是比平时少了许多。阿火心痛得一边吃，一边眼泪止不住滴滴答答地落在稀饭里面。
　　阿火是杀人犯。这名来自上海郊区的青年农民，早我一个多月进第一看守所。他身材精瘦，由于自幼就做重体力活，挑重担的缘故，才二十来岁，背就微微有些驼了。高、削腮、龅牙。他盛夏入狱，却带来一条足足有八斤重的厚棉被。据他自述，被捕当晚，同案一干人犯曾在公社大院押了一夜。第二天清晨，结婚才一年多的妻子就把被子送来了。按看守所规定，犯人坐在牢房内，可用一条棉被作垫，但阿火从来不舍得坐，一直用一只布鞋作垫。他人瘦臀部无肉，布鞋既硬且不平，不出一月，两股就生出两块通红的坐板疮，又痒又痛。室友劝他改坐棉被，以减少痛苦。阿火总是黯然答道：“我不坐，棉花胎会坐出洞来的。这条被子是我老婆的陪嫁，是她做姑娘时，天天纺纱纺到半夜，存下的钱买的，我以后要原式原样带回家去。”
　　听室友说，阿火初入监时，五座老倪照例向其询问外面物价，阿火一概摇头不知。老倪失望之余说：“你这么大一个人，还结婚有了孩子，怎么市面上行情一点都不知道的。”
　　阿火瞪大眼睛回答：“我长这么大，除了到大队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一个乡为一个公社，一个村为一个大队）开的小卖部买些油盐酱醋外，从来没有上过镇，进过大商店。我阿叔是生产大队长，去年我结婚用的东西，也是阿叔阿婶代我到上海市里买的。”
　　他里里外外穿的衣料，盖的被面被里，都是他妻子自己纺的纱，织的土布。
　　史老听了好奇，忍不住问了一句：“那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阿火不加思索地回答：“我是好人同坏人作斗争，斗过了头。”
　　阿火没有读过一天书，不识一个字，因此，不准交谈案情之类的所规，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在他入监的当天，全监室的人就都知道了他的案情。
　　阿火是孤儿，五岁死了父亲。一年后母亲改嫁他乡，他就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是伯父和叔父把他养大的。他三叔是当地生产大队长，大伯是党支部书记。他所在的生产大队，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同姓，他爷爷是族长。阿火从小就跟着长辈下田，十八岁就当了青年突击队长。
　　也许是出于编剧的职业习惯，邵大个特别爱听他人的案情和身世。他饶有兴趣地问阿火：“你同什么坏人作斗争？”
　　阿火：“生产队里的两个坏分子。”
　　“那又怎么斗过头了呢？”
　　“我阿叔叫我用渔叉把他们两个人叉死了。”
　　听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一房间十来个人，年长者六十，年少者二十，有文人，有.军人，有曾经是国民党的，也有曾经是共产党的，都意外地吓了一跳，一时默然无语。
　　见所有人的眼光都死死地盯着自己，阿火加了一句：“审讯员刚刚还对我说，你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觉悟’是好的，但把人弄死，就过分了，因此要我进来说说清楚。他答应我，只要把事情说清楚，关一段时间就放我出去。”
　　众人面面相觑，各自在心中叹了口气。
　　过了一会，史老很认真地问：“再坏的坏人也应该送交政府，你们为什么要杀人呢？”
　　阿火黯然有顷，摇摇头，苦笑道：“不杀了他们，我们这一族人全完了。”
　　原来，前些年人祸天灾，他大伯、三叔和大队干部们就组织以本家族成员为主的村民在宅旁、河滩开荒种地。所收获的粮食蔬菜都不向公社报告，更不上缴；并利用其中部分粮、菜，私自办了个饲养场，还发动村民在附近水域捕鱼捉蟹，所得猪羊、鸡鸭、鱼虾，大都私下在黑市出售。因此大部分村民得以在灾荒年间免于冻馁。然而，这种做法，在当时叫做“瞒产私分”，属于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为”，为党纪乃至国法所不容。
　　无独有偶，他们生产大队内有两名外姓人，都是单身汉，原先在上海马路上摆地摊度日。50年代后期，上海市内取缔流动摊贩，他们只得回乡务农。由于两人自以为在外见过世面，不把乡人乃至大队干部放在眼里；加上在城市混迹日久，既不农事，又吃不起苦，生活无着，不免时有偷窃行为，因此为乡人所侧目。60年代初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队干部就顺水推舟给这两人戴上“坏分子”帽子，实行“专政”。（当时的社会将“阶级敌人”定为四个类型，称之为四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中以坏分子范围最广泛，凡有贪污、腐化、流氓、盗窃等刑事行为，以及偷鸡摸狗者，皆可列入。一旦被戴上“帽子”，即被剥夺一应权利和尊严，永远沦为贱民。又或于其中加入“右派”分子，称为五类分子。）
　　196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宣称运动的目的在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阿火的大伯、三叔恐怕此二人将生产大队的内幕向有关部门揭发，就趁一次现场抓获他们偷窃队中粮食之际，合阿火等心腹，把两人一顿暴打致死，并将尸体绑上石块，弃于河中。不料数日后，尸体在下游几里之外浮了上来，终于案发。
　　虽然是杀人犯，阿火的脾气却特别和善。入监几天后，就把诸如擦地板等监室内所有的内务工作一手包揽了下来。他说：“这么点事，还要轮流值什么班，放在我们这种做惯生活的人手里，全部加在一起，还不及拔半垄田秧。”
　　不仅如此，每逢洗澡或洗衣服，阿火还主动帮老倪、史老等人擦背和搓洗衣服。其所求甚微，只是在洗澡时，偶尔借用两人家中送来的香皂，在头发和身上抹几下。他说活到二十出头，还从来没用过香皂，能“闻闻香气”，也算是一种“享受”。
　　阿火去年上半年结婚，妻子和他同村，是青梅竹马的邻居，有一个出生才三个月的女儿。他说，自己不仅对农活样样精通，由于家处水乡，河流纵横，还练就了一手叉鱼的好本领。他能左手撑一条小船，前后左右十米之内水面，凡有斤把以上的活鱼，没有能逃过他眼睛的，右手飞叉掷去，一掷一个准。前些年食品奇缺，鱼肉都要凭票配售，上海市民每人每月只有几市两。黑市上，一斤鱼价高达三五元，超过官价八至十倍。他的结婚费用，就是靠一把渔叉赚来的。
　　二十一岁的阿火是家中的顶梁柱，他最担心自己进了监狱，妻女何以为生。他天天盼望审讯员来提审，天天盼望早点把“事情讲清楚”，可以早日“回家见老婆小囡”。
　　阿火平时说话不多，囿于见识，和室友交流范围很窄。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天三顿铁格子里的饭菜，有超乎常人的了解。比如看守所中一年要吃半年青菜，他能说出每顿所吃青菜的不同品种、不同特性和不同的“吃口”（口味）。即使同是米饭，他也能准确地分辨出是什么品种的稻子。每过几天，凡是米饭的品种发生变化，他都要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家。在他嘴里，常常能冒出诸如“矮脚南特”等我们这些城里人闻所未闻的怪名词，还能说出不同品种的稻米的涨性（出饭率），听起来饶有趣味。

　　在狱中，饥饿与贪馋是一对孪生的兄弟，越是饿，便越是馋，越是馋，便越是饿得慌。馋的样子，可以从人们形形色色的吃相中反映出来。
　　二座陈某，二十六七岁，纺织厂工人，是家中独子。他每顿铁皮饭格到手，先几口将菜吃光，然后仰起头，一手捧饭格，一手飞快地拨动筷子，将白饭倒进喉咙，这时就可看见他的喉结一上一下剧烈地抖动着。往往别人才吃了几口，他已经吃得精光并迫不及待地用手指朝饭格内刮了又舔。有一次，由于吃得过快，突然噎住，缓不过气来，脸憋得通红，不得不大口喝水，以图把堵在喉咙口的饭菜冲到胃里，却又从嘴里、鼻孔里喷了出来，流了一地。他又舍不得其中的饭粒，手忙脚乱地一粒粒捡起来，往嘴里塞。史老实在看不过去，说了一句：“你这是何苦。这格饭总是你的，何不吃慢一点。”
　　陈某不加思索地回答：“总共这么一点东西，只有一口吞下去才过瘾。我还想吃得再快一点呢。”
　　与之相反的是老倪。当陈某满地乱找喷出的饭粒时，老倪的午餐还没有正式开吃。每顿开饭时，老倪总是事先准备好两只大茶缸，仔仔细细地将饭格中的蔬菜放入一只缸子，再将米饭倒进另一只缸子。偶尔逢到开荤吃肉，则将肉另外放在一只缸子的盖上。如此分门别类完毕，再笃悠悠地捧起饭格，用食指在饭格壁上反复刮上几遍，舔掉。此时，大部分室友早已饭菜下肚，他则以牙刷柄当筷子（监所内，每顿饭后都要及时把筷子收上去。据说是为安全计，以防犯人将细长的竹筷作为凶器，自戕或伤人），先慢慢地吃菜，每一叶都要反复咀嚼，直到成为极细的碎渣，才咽下。每当此时，他总是微微仰起头，半闭着眼，似乎在尽量品尝每一下咀嚼所带来的回味。他门牙已失，咀嚼时，常因忘形而至假牙松脱，他便随手将假牙扶正，再继续咀嚼。吃完菜，再吃饭。吃饭的速度更慢，每一口饭的分量更少，不过是用牙刷柄挑起那么几粒，咀嚼的程度更仔细，一直要嚼到饭渣在唾液中完全溶化，才又挑起另几颗饭粒。
　　就这样，老倪的一顿午饭，可以一直吃到下午发开水。他曾一边咀嚼，一边不无得意地对旁人说：“人活着，就是要在哪怕最苦的处境中，也寻找出点滴快乐和享受。”
　　又说：“反正总是这么一点吃勿饱、饿勿死的饭菜，还不如吃得慢些。这样，肚皮虽然还是饿的，但嘴巴里却一直有东西在吃，解解馋也是好的。”
　　然而，对于他的这种进食方式，有几个室友可说是深恶痛绝，其中就包括二座陈某。也难怪，一个从早到晚都处于恐慌性饥饿状态的人，最见不得的，就是别人在他面前吃东西而自己没有东西吃。为此，每当老倪进餐时，其他人往往白眼相向，但老倪置若罔闻，安之如素。
　　有一次，陈某实在忍不住，突然用手拍着地板说：“五座，我要向你抗议，你这种吃相，是对别人精神上的折磨。”
　　老倪不以为然地回答：“你有你的吃相，我有我的吃相。大家都是这么一格饭，我又没有抢你的，哪里就妨碍你了？”
　　陈某气极，沙哑着声音说：“我要向管理员报告，反动。你这么做是有意引起我们的饥饿感，造成我们对政府的不满。”
　　老倪冷笑：“笑话，我反动还是你反动？政府给我们每天三顿的伙食定量，是根据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需要制定的，你敢说不够？这就说明，你的肚皮比别人反动。”
　　稍停。又说：“小阿弟，我第一次改造的时候你还在小学读书。想用大帽子吓我，早着呢。”
　　在第一看守所，每天分发的酱菜，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享受。除了第二天早饭吃菜粥（一星期最多一两次），其余的日子，每天下午发开水之前都要发一次酱菜。由当天轮值的犯人用脸盆接下，再由轮值者按照室内人数均匀地分成若干份。为确保每一份尽可能平均，不仅需要注意每片酱菜的大小，更要顾及每一片的厚薄，然后指定其中的一份为起数，喊一声“一、二、三！”于是，个人随意伸出手指，再将所有伸出的手指数目加起来，以轮值者为第一，再一个个以座次挨下去。挨到哪个人正好是这个数字，这第一份酱菜便归谁所有，往下以此类推。
　　虽然是劣质酱菜，却是我们每天仅有的安慰，使我们感觉到一丝生活的温馨。除了史老，几乎没有人会把它留到第二天早饭的。一分到手，每个人都即刻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咬，一股细细的、带着咸味的汁水，伴随一种沁人的香味，从牙缝移到舌尖。这种鲜美的感觉，是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的。吃完，最后吮吮沾在手指上的汁水，那也是甜甜的。“享受”时间最长的依然是老倪，他一小块酱菜可以咬上七八口，细细咀嚼，慢慢品味，还不时咂着嘴，一直可以延续到睡觉前。
　　至于开吃肉，那简直就是犯人的庆典了。特别是在第一看守所，往往要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曲是杀猪。尽管当时建国已有十五年，但第一看守所却还保留着军营的特点。每逢重大节日，并不到菜场买肉，而是抬来活猪，在院子里自行开刀。这时，每一个犯人都能听到猪叫声。我第一次听到是进所的第三天。那天午饭后，正恹恹欲睡之际，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声把我吓得从座位上直跳了起来，以为是哪一个犯人违犯监规，正受到警员的酷刑拷打。但左右张望，却见同室之人个个脸现喜色，不由大奇。这时，老倪大概发现了我惊惶失色，问我：“怎么了，什么事这样紧张？”
　　我语无伦次地说：“这，这叫声……”
　　一向很少说话的阿火大笑不止：“十一座大概从来没到过乡下，把猪叫当作人叫了。”
　　我不服气地说：“瞎说，我几个月前就在乡下搞过‘四清’，猪棚也进去过，叫声不是这样的。”
　　阿火又笑了：“你听到的是平常猪叫，现在是在杀猪猡。假使用一把刀戳进你喉咙，你的声音还会同平时一样么？”
　　我想回答：“你用渔叉刺进别人胸膛，那叫声是怎样的？”但终于没有说。
　　第二部曲是每逢杀猪的当天晚餐，有一顿汤菜可以享受。那是杀猪时得到的猪血和猪骨，同蔬菜合在一起，煮成一锅汤，发开水后，分到每个监室，作为晚餐的菜肴。这时，整个监室都要忙碌好一阵子。照例由当值的犯人用脸盆将发给的汤菜接下，再用缸子将汤和菜分开。接着以缸子盖作容器，将汤水平均分给每一个人，其误差绝不会超过10cc。至于分蔬菜的方法则同分酱菜一样。每次吃到汤菜，监室中至少要兴奋到第二天，互相谈论着自己吃到几块猪血、几粒碎骨。
　　每次接受汤菜的器皿，自是当天轮值者的脸盆和缸子，这对轮值者来说，是一项具有很高价值的权利。因为即使分得再干净，也会有一层油花留在脸盆和缸子的底部及四壁，这当然归器皿所有者享用。其方法是用开水多次洗涮盆缸，然后美美地喝下肚去。有时，一份开水涮不干净，就向其他犯人借半份，待次日上午发开水时再归还。
　　阿火进218号监室后不久，就主动承担起所有的内务劳动。1965年元旦前两天中午，一声“发汤菜”，“加德满都”刚将小窗拉开，阿火就捧起脸盆，直冲门口。这时，二座陈某一把拉住他的手，往外一甩，阿火猝不及防，脸盆脱手，掉在地上。他连忙捧起仔细察看，已经碰掉了一小块搪瓷。阿火心痛地大叫起来：“你这是做啥？”
　　“做啥？”陈某也红了眼：“今天是我值日，你凭啥来抢？”
　　两个人差一点打起来。经“加德满都”一番训斥，两人方才罢手为此，据老倪估计，那天的汤菜，我们至少比正常情况下少了500cc。
　　事后，阿火做出一个决定：今后凡陈某轮值，一应内务他绝不插手。其余日子，仍由他一手包办，但明确表示，不享受任何权利。
　　等到一块红通通的猪肉终于端端正正出现在每个人眼前，这时几天的激情已到达尾声。当那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口腹之欲瞬间逝去后，继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遗憾和又一轮的等待。
　　阿火虽是杀人犯，但平时和室友相处却从不粗声恶气。自从和陈某为打汤菜一事发生争执后，陈某一直对他冷眼相向。一天两人又为小事发生龃龉，陈某恶狠狠地说：“你这个杀人犯，你真以为审讯员会认为你是好人杀坏人，就宽大你，放了你，做梦！”
　　阿火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整整一天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上午，他对着陈某，声音不高，但一字一句，说得很慢，很清楚：“二座，你的话不错，我是杀人犯，杀人要抵命。不过，我告诉你，我已经杀过两个人了，杀两个人是抵命，杀三个人也是抵一条命，你懂哦？”
　　陈某早已把前一天的话忘了，这时见阿火一双眼睛血红血红的，不由打了一个哆嗦，语无伦次地说：“我，我是气头上随口乱说的，真的是随口乱说的，你不要放在心上。”
　　中午，监室活动的时候，阿火走到我身后，十分认真地轻声问我：“十一座，你是大学生，比我懂得多。你告诉我，审讯员对我说的话，到底是不是骗我？”
　　我愣了一下，不知说什么才好。过了一会，才吞吞吐吐地说：“我不是学法律的，我也不太懂。不过，审讯员既然这么说，总有他的道理，你以前不是一直很相信么？”
　　阿火幽幽地说：“我只好相信，我不能不相信。我女儿还不满周岁，我怎么能不相信。”

　　作为关押未决犯的看守所，与关押已决犯的提篮桥监狱，在待遇上有两个明显的区别。其一是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每个月可定期与家人会面一次，看守所的犯人在未决期间，哪怕一关十年，也不得与家人见上一面；其二是提篮桥监狱的犯人每月可接受家人送来的食品，账上有钱的，还可在每月一次购物时购买一定品种和数量的食物（文革期间，无论家中送物，还是狱内购物食品一项都被取消了）。而看守所的未决犯，虽也可每月接受一次由警员转交的家属送物，但仅局限于衣服及日用品。这两点，绝对是让关在看守所的犯人一说起就胸闷不已的。
　　然而，二十年媳妇熬成婆，关久的犯人成了精。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突破规矩的空隙，或者说，一个机会。
　　这个空隙，是由七座邵大个打开的。
　　尽管邵大个是监室中最受优待的犯人，是唯一享受令人无比羡慕的三号加饭者。但邵大个有一个极大的苦恼，那就是出口不畅——患有极严重的便秘。其实在当时的看守所内，由于饭菜量少，又没有油水，加上缺少活动，几乎十个犯人九个半患有不同程度的便秘。我可说是最正常的，每天早上我都在例行的室内活动间隙，借来回走动，肠胃蠕动增强的当口，尽可能按时排便，但也不过如鸟粪般的几颗而已。最异乎寻常的是邵大个，平均半个月才有一次大便，最长一次的间隔期竟长达二十七天。因此，每次大便，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像老娘们生孩子一样。
　　只见他弓着腰，光着屁股，蹲坐在水泥马桶上，一张马脸憋得通红，五官都痛苦地扭到了一边，还不停地用食指往肛门里抠，将肥皂条往里塞，以期增加肛门的润滑度。这样，往往要折腾半小时乃至一小时，才能完成一次大便。尤为稀奇的是，大多数犯人每次的大便都不过如鸟屎般几颗，邵大个则是不放则已，一放惊人，同他的身材一样，又粗又长。由于马桶的下通道极窄，因此，当他大便过后，必然堵塞，再多的水也难冲下去——监室中，每天的用水量是有限的，眼看继保存专供冲马桶的污水用完之后，一盆盆清水白白地从马桶中流失，人人心痛万分。有时，还要拼着挨骂，向警员们借长竹条来通粪道。总之，邵大个大便一次，够整个监室忙活半天的了。
　　每次大便过后，邵大个总是像虚脱一样，要靠在座位上长时间地喘气如牛。这时，就能听见他自嘲地说：“妈的，老子肠胃功能好，把吃下去的东西都消化了，连大便也消化了。半个多月，才余下来这么一坨最顽固不化的东西。”
　　1964年11月中旬，邵大个在一次大便时由于抠得过深，致痔疮破裂，血流如注，用上一刀草纸都无法止血。这一下，邵大个本人和同监室的人都慌了。我率先朝门外大叫起来：“报告管理员！报告管理员！”
　　我的叫声既响且尖，值班的长脚警员当即大步奔来，拉开小窗，急急问：“什么事？”
　　我将一刀血草纸在“长脚”面前扬了一扬，“长脚”猝不及防，忙往后退了一步。
　　我说：“血，七座大出血。”
　　“长脚”摸不清门路，见这么多血，也有些紧张。就问：“怎么会出血的？啥地方出血？”
　　我知道，如果说是痔疮出血，肯定会遭一顿臭骂而且邵大个也不可能得到妥善的治疗。便索性装傻到底，摇摇头回答：“不知道，他一坐上去大便，就出血了。”
　　“长脚”想了想，就用钥匙打开门，把邵大个叫了出去。他见邵大个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还伸手扶了一把。
　　半小时后，邵大个神采飞扬地回来了。门外，“长脚”用手朝我一指：“你过来。”
　　我应声走到门口，站定。“长脚”一手伸进小窗，点着我的额头厉声说：“小赤佬，我还以为真是什么大出血，原来不过是痔疮出血。哇啦哇啦地叫要闹监么？我警告你，这次便宜你，下次再敢这样，要你好看！”
　　“长脚”一走开，邵大个就露出了满脸笑容：“今天捡到大元宝了。”
　　没等别人问，邵大个笑眯眯地继续说下去：“你们知道么？这里虽然不能像提篮桥那样，每月由家属送食品进来。但有了病，只要经过医生批准，可以让家里送葡萄糖、鱼肝油的。”
　　老倪听得眼珠都弹了出来：“真的！我进来快两年了，怎么不知道？”
　　邵大个告诉我们，“长脚”把他带到楼面值班室，叫来所内专职医生，替他止住血。医生看他虚弱的模样，皱皱眉，问他家中是否每月都来送物。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就告诉他，可以为他开一张证明，附在当月寄给家属的送物通知单中，让家人送两斤葡萄糖、两斤鱼肝油和一斤水解蛋白——这几样东西，药房里都是有售的。看守所不准送食品，但经批准，可以送药。
　　按惯例，看守所的医生每星期二、五都要到每个监室巡视，问有没有患病需要医治。我们监室一向很少有人求诊——也难怪，一年到头，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饮食定时定量，烟酒不沾，有什么病可生呢？治得了的病不会生，一旦得病往往就是不治之症。然而，从此以后，邵大个、老倪、陈某和我，每个月都至少要找医生看一次病，求他同意让家人送“药”。也许是这个医生心地比较善良，也许是刚经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那几年大饥荒，所方有意放松尺度。很幸运，我们的要求都得到了批准。
　　唯有老史，阿火曾问他：“八座，你年纪这么大了，家庭条件又好，为什么不向医生要求，送几包葡萄糖来吃？”
　　老史淡淡一笑：“凡分内所有的，都可以舍弃；凡分外之物，不要去强求。无欲无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心中坦荡荡。”
　　1965年春节前六七天，是当月家人送物的日子。这一天，对于我们这个监室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犯人进了看守所，除了极少数几个有资格吃小灶、中灶以及加饭者以外，绝大多数人，不论其原先职务贵贱，家境贫富，都是一天三格囚食，两杯开水；白天一方座位，晚上一席铺位；十来天一次内务轮值。权利义务人人平等。在狱内，唯一能显示出不同身价、地位的，就是每个月家中送物的情况。就此犯人可分为三种类型，有家有接济、有家无接济（家人“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和无家无接济的。当然，即使在有家有接济的人中，也要看是每月不断还是时有时无。而在监室中，衡量一个犯人的“富裕”程度，往往也就视其拥有的肥皂、草纸、牙膏、牙刷、毛巾之类日用品的多寡。如二座陈某，虽是工厂的车工，其母无业，其父也仅是月收不过五十来元的小职员。但因是独子，每月都要送来好几块香皂和高级洗衣皂以及大号美加净牙膏、优质皱纹草纸等。积累经年，仅此类日用品就有一大包。闲来无事，经常翻弄、把玩，俨然监室中一介富翁。
　　从1965年元月起始，每个月是否能收到葡萄糖、鱼肝油、水解蛋白则成了又一条衡量彼此身份的分界线。
　　这天，刚吃过早饭，照例是第一个叫到阿火的名字，送进来用一块土布织的毛巾包。阿火一打开，眼泪就流了下来。
　　包里有一块肥皂、一刀草纸，还有两双很厚的长筒线袜。
　　史老有个脾性，凡狱友情绪波动，都要关心地问长问短，此时，便温语劝慰：“老婆给你送来袜子，这是好事，怎么又伤心了？”
　　阿火泪眼婆娑：“我一年到头田里河里，从来不穿袜子的，每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穿一双袜子。想不到进来吃官司，倒穿上这么好的袜子。”
　　接下来喊到的是邵大个和我。除了日用品外，我们都得到两斤葡萄糖、两瓶鱼肝油和一斤水解蛋白。邵大个已经是第二次收到这些“药品”了，我、老倪和陈某都是在他之后一个月，才得到狱医准予送“药”的证明的。邵大个眉开眼笑地打开一瓶鱼肝油，小心翼翼地往用牙膏皮制成的小汤勺里倒了一勺，空口喝了下去。接着，又倒了一勺，也空口喝了下去。一边喝，一边咂着嘴说：“喝了这油，至少我的大便不会再那么硬了。”
　　很遗憾，我那两瓶却是小小的鱼肝油丸。我幼时体质差，曾遵医嘱服过好几年鱼肝油。但我对它的腥味十分敏感，即使是滴剂，一闻到也要恶心。想必是母亲记得我这一习惯，因此才改送胶丸。
　　我将一粒胶丸放入口中，用牙齿咬破胶囊，股浓烈的鱼腥味，伴随着一缕油脂，流入我的喉咙。那腥味已不再令人作呕，相反，却是如此腴美、甘甜，即使只有一点一滴，也真是久旱逢甘呀。
　　我又打开水解蛋白的纸包，用牙刷柄挑了一点，放到嘴里，又苦、又涩、又腥，我叫了起来：“啊哟，这么难吃！”
　　看着我和邵大个在摆弄这些送来的“药品”，早年患过甲状腺亢进症的陈某，两只眼睛早已瞪得像桂圆一样。这时，朝我翻了个白眼，不以为然地说：“凡是可以进口的东西，没有一样是难吃的。”
　　午饭后，喊到老倪的名字。他先尝了一口葡萄糖，又尝了尝水解蛋白。然后在一个小搪瓷缸内，先放一点点葡萄糖，再放一点点水解蛋白，用牙刷柄把它们均匀地搅和在一起。再尝一口，然后满意地点点头，说了声：“不错。”
　　从此，他每餐都滴上几滴鱼肝油在一部分菜上，细细地嚼细细地品味，比以前吃得更慢了。同时每次发开水的时候，他都舀一调羹葡萄糖拌水解蛋白粉，喝一口开水，舔一舔调羹。一个月到头，他还余下一瓶鱼肝油和一包葡萄糖。之后，他长期至少保持着一包葡萄糖和一瓶鱼肝油的余量。
　　坐立不安的陈某，直到下午发开水以后，喊到番号。他东西到手，便迫不及待地把两包葡萄糖、两瓶鱼肝油和一包水解蛋白同时全部倒在一个大脸盆里，用牙刷柄使劲地搅和。褐黄色、黏乎乎的一大堆，形状像极了农村地头、路边常见的牛屎。然后他把它们分别装入两只大号搪瓷水杯，再用手指将脸盆内剩下的糊状物一点一滴刮着舔掉。最后，再用开水涮了又涮，喝下肚子，这时已经到睡觉的时候了。
　　整整一晚，我都隐隐约约听到牙刷柄和搪瓷缸轻轻碰撞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起身，我们发现，陈某的两个搪瓷缸都已经空空如也。陈某坐在座位上，他的一双眼睛、脖子和身体都直挺挺地一动都动不了，只是一下一下地打着嗝。
　　开早饭了。与往常不到一分钟就彻底解决不同，陈某两眼死死盯着满满一缸子粥，直至大部分人都吃完了，他还是没有动一口。最后，陈某似乎下了决心端起缸子，喝了一大口，突然他捂着嘴奔到水泥马桶前哇的一声吐了起来。就这样，足足不停地吐了近半个小时。伴随着呕吐的是腹泻，足足一天一夜，数不清他上了几次马桶。
　　老倪摇头叹息：“两包葡萄糖、两瓶鱼肝油外加一斤水解蛋白，全倒进马桶了。”
　　同样的闹剧，以后几乎每月都要上演一次。对此，陈某这样说：“我要家里送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补身体，是为了解馋痨。在这地方，一个月能有一次过足瘾头，死了也值得。”
　　有人问他：“你每次都吃得上顶喉咙，下顶屁眼，甚至恶心呕吐，到底有什么舒服？”
　　他回答：“比饿得前胸贴后背舒服。”
　　这一天，阿火差一点步陈某的后尘。早在好多天前他就表示，这几个月顿顿饿得前胸贴后背，他现在只求吃饱，不求吃好。春节三天开荤他愿意拿初一的那块肉换一份白饭和蔬菜。老倪一听来了劲，同他拍板成交，讲好收到葡萄糖、鱼肝油，第二天午饭归阿火。前一天晚饭，老倪吃了用鱼肝油拌的油汪汪的半份饭菜，再补充了几调羹葡萄糖，省下半份饭菜。再从当天中午的饭菜中，同样扣下半份给了阿火。无独有偶，陈某上吐下泻，无法进食，就把中午那份饭菜也给了阿火，讲定以年初二的那块肉作为交换。
　　对着三份饭菜，阿火笑逐颜开：“娘的，今天终于可以吃饱了。”
　　凑巧，那天的鸡毛菜特别多。第一份，阿火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第二份，阿火吃到一半，开始慢了下来，咽下最后一口他突然打了个噎眼睛随即发红了。他朝第三份饭菜看了几眼，终于下了决心，把饭格推回陈某：“对不起，二座，我不换了。我不想像你昨天那样，也吐出来。”
　　饭后，阿火叹着气说：“完了，我这个人完了。这样的饭我原先在外面做生活的时候，一顿至少能吃六份，现在只吃了两份肚皮就胀了。吃不下去就做不动，我的身体废了。”
　　在旁注视着的程公这时笑了起来：“用不着担心，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按照程公的说法，在禁锢的监狱中（不包括从事繁重劳役的人），犯人处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活状态之中。这种状态近似动物的冬眠，其特点是常年蜗居斗室，活动量小，低摄入，低消耗，新陈代谢相当缓慢。因此，没有监禁生活经历的普通人，经常会惊奇地发现，那些曾经在小监室中关押多年的人，不仅并不如想象中那样老态龙钟，相反，其外貌往往要比常人年轻——这实在是命运的一种嘲弄。至于饥饿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状态。事实上，长期的低摄入、低消耗，也就使人体形成了在一种仅仅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下的平衡。在这种低水平的平衡状态下，一方面是人的体能到达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是胃容量明显萎缩。到后来，在每顿供应的囚粮和萎缩了的胃容量之间，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也就不过是“差了一口气”而已。不过，就是这“一口气”，所带给囚犯的，却是难以忍受的饥饿的煎熬。
　　我问程公：“如果把每顿的定量提高‘一口气’，是不是就会觉得饱了呢？”
　　程公点点头：“最初的几天会的，但很快又会在新的水平下达到新的平衡，而这，依然是差了一口气。”
　　我困惑地问：“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永远不感到饥饿呢？”
　　“在正常水平下达到的平衡。”程公回答。
　　当命运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将我无情地推入地狱之门的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会是十座程公成了我的引路人。由于他的指点决定了我以后十几年的生活格局。

　　本文选自《人曲》，严祖佑／著，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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