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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芳:1976的忽然

陈芳 私人史 2021-11-04

Personal History

时光的碎影

1976的忽然

© 陈芳/文


  相信1976年对许多人来说,是记忆里的一道鸿沟。那年很难用语言做一个像新年宣言或年终盘点之类的告白。单薄的文字撞上这个年份只能自认倒霉,很容易鸡蛋碰石头,把原貌弄模糊了。且不去说时隐时现的公共记忆,那些纷杂的个人记忆也像吸血鬼一样,让人形容枯槁,永生铭刻。
  1976年的我还年少,在浙北山区的一个小镇稀里糊涂上学,淘玩心野,即便被像男人婆一样的班主任严格管教,也没多少去野蛮存文雅的实效。班主任在当地有点小名气,言行举止有布尔什维克风。她像坚定的革命激进分子,喜欢当众激情演说一些社论般的话,辅以铿锵有力的手势,很有感染力。她因为不满丈夫的政治消极和甘愿当“臭老九”,愤而与之离婚,态度决绝成为当时学校的热门谈资之一。她做班主任非常尽职,吃喝拉撒她样样都管,如果班里哪位学生家长忙于造反和革命无暇顾及孩子,她总是很乐意地把学生带回自己家里,和她阿弥陀佛的母亲一起照管吃住,愿意呆多久就多久。最多的那次她家同时住进了五个学生,如同集体宿舍,算是早早尝试了家庭寄宿制。我也被寄过一回,但没有“宿”成,因为母亲参观学习完“硬骨头六连”又连夜赶回来把我接走了。后来想起还有点遗憾。其实我是极想看班主任晚上在家的女人样子的。
  班主任喜欢隔三差五给我们布置一道回家作文题,都是批判文章,类似于大字报的写法。记得有一次她忽发奇想,要求用诗歌体裁作文,以诗歌“反击右倾翻案风”。对我们这些幼稚学生来说,难度似乎超出了大家的能力。我哭丧着脸去找父亲。父亲那时正忙于钻研手头的什么工作,一副大公无私的样子。无暇顾及。浮皮潦草几句了事。幸好父亲办公室的一位年轻女同事,主动把我的作业揽了过去,她笑眯眯说,“这好办。”“老师说不能抄报纸的。”我怕她吹牛,马上叫起来。她还是笑眯眯说,“这好办。”不一会儿,只见她在一张白信笺上写下了一首诗歌,是四行七绝的旧体诗。诗歌内容早都忘了,只记得诗里有“魑魅”两个字,因为不认识又难写就记住了。我既惊讶又高兴,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结结巴巴把那首一懂不懂的诗勉强跟了念了一遍,交差完事。
  因为这一层同谋的关系,我从此与她结为友好,有事没事老是黏糊她。她也仗义,每次都不让我失望,不是借书给我,就是给我讲故事。记得那本曾经风靡一时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就是她偷偷塞给我看的,竟也不顾虑我这个毛孩子。阅读禁书的张皇和神秘,是一种快感,似乎超出了文本本身,想起至今还记忆犹新和兴奋。她看我饶有兴趣又借我读《青春之歌》,也是悄悄地看,偷偷的读,半熟不熟生吞到肚子里。那段时光真的美好。可惜没多久,这位分来还没多少时间,并立志支援山区建设山区的女工农兵大学生就回故乡南京嫁人了,从此没见。心里惆怅了许久。
  那时学校文艺演出很多,班主任常常亲自上阵给大家排演节目。话剧,舞蹈,诗朗诵,歌咏比赛无所不能。我每次想起她,脑子里出现她的标志性造型,大弓步,一手握拳在胸,昂首远视。说不清是斗志激扬还是悲情满怀。也奇怪,这个通用动作竟然放在任何一个节目中都不扎眼,从简陋舞台的这一头雄赳赳冲向那一头,赢得台下片片掌声。
  一次排演话剧,好像是出学生上街学雷锋做好人好事的常规戏。大家正你一句我一句的念台词,忽然站在一列的其中某同学咚的一声横在了地上,脸色煞白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大家吓坏了,只会像呆看街头变把戏一样围观。班主任大声说,别动她,让她安静。从班主任的即时反应和随后几句口授中,才知道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羊痫风。俗称抽羊角风。这女同学像螃蟹一样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平时那么齐整的一张脸此刻却歪歪斜斜,很丑陋。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怪念头:可千万别染上羊痫风啊,难看死了。那天回家还担心地问家人,我会不会被传染上羊痫风。因为待患病同学醒转过来,并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把她送回家后,我就暗自以为这样近距离肯定也会染上这个怪病的。懂点医识的家人呵斥我神经病,并告诉说这种是家族遗传的可怜毛病,让我以后把同学发病的事忘掉,也不要提起,否则这个同学会很难堪的。
  以后的文艺演出班主任就不再安排她参加了,女主角改换了另外的女生。我发现她在台下观看,眼睛里落寞的光,倔强地忍着,不敢再看她了。
  那日,一向风姿飒爽的班主任忽然跌跌撞撞冲进教室,宣布大家不要离开,广播有重要新闻传达。之前同学还在打打闹闹,准备放学回家,看班主任从未有过的慌张表情,大家顿时都安静下来,心下忐忑不安,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下午四点,广播开始了。刚听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永远离开了我们”时,班主任就呜呜的哭出声来。越哭泪越止不住,哗哗直流。此时,此起彼伏的哭声像浪潮,不一会儿就在教室里响成一片。
  我也极力在酝酿哭意,心里拼命想悲伤的事情,希望能一下子鼻子一酸眼泪喷发而来。有几件令我不愉快的事,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还不足以掉泪,心里很生气,真是没用。终于想到了催人泪下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马上泪如泉涌。现在可以说痛哭背后的一点真情实感了,当时非常害怕哭不出来,虽然小孩子不懂什么政治大道理,可经过几年启蒙教育,已经基本明白,此刻,当众痛哭是一种态度。是一种阶级思想和感情。那一刻,更不敢不哭。
  哭过后,我不自觉地去偷偷观察同学的哭相。大家毫不掩饰自己的悲痛,哭得都很卖力。班主任出去了几次又重新回教室,眼睛也已红肿。
  从捂脸的指缝里东张西望,恰巧碰上了同样看过来的同学,我们不由相视偷笑又慌忙屏住了。我转开了眼睛,可稍稍晚了一步,同桌班干部已低声呵斥了。我不想被报告“态度不好”,马上低头重新酝酿悲意。
  晚上回家,听到对门的张阿姨正教育她儿子,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谁都要哭的,不可能哭不出来的,同学哭你也要大声哭,你看你,不许笑。他们家是军属,平时就注意言行。听到我家这边的动静,张阿姨急忙把门关住了。
  这一天是九月九号。
  后来听说我家太,也就是母亲的外祖母,这天在湖州家里一直哭。第二天一想到这令人悲伤的事,继续哭。这样流泪持续了好几天。邻居纷纷劝说,太啊,你哭成这副样子要当心身体啊。大家都知道她与逝者同一天生日,感情有点与别人不一样。太就抽泣回答,怎么办啊毛主席死了我的退休工资到哪里去拿呀。又哭上了。后来给她解释了好久,死人是一回事,退休工资又是一回事,她才半信半疑地慢慢平息下来。直到她领到了下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才放心了。
  太已经八十多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说话也还“跟得上形势”。上一年她刚刚安排好一件大事,让山区的亲戚帮忙打好了一口杉木寿材,年初还亲赴实地把关,并不以小脚不便为怵。又趁便在小镇住上了一阵。红色寿材一直斜放在楼梯底下的空地上,上下楼梯一眼就能看到,有一阵我经过时总觉得恐怖,不由加快速度奔跑。只有太她自己,常念叨几句什么时候该再上一道油漆之类。有时她也会站在那儿摸摸寿材,笑眯眯的,好象很满意的样子。
  太从山区小镇回来后,又窝家里不出门了,本来日子该像平常一样过下去了。那天痛哭之后,不久又听说街上有三公一母的螃蟹卖,有游行队伍,还有表演一女三男丑剧的公开演出。太的心思活了,搬弄新闻的邻居老姐妹又自告奋勇,说要带太去看热闹。太心里一高兴,就颠着小脚随了老姐妹去赶热闹了。不料街上太热闹了,人多拥挤,冲散了搀扶太的老姐妹。太不慎踩到块香蕉皮,脚一滑一跤摔倒在地。结果股骨碎裂,坐不起来了。瘫痪在床好几年。等她恢复一些可以下地时,太迫不及待开始训练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毕竟年纪太大了,从此勉强行走,行动不便了。太生性乐观,即便这副窘样了,她还有心开玩笑,逢人便说她这是乐极生悲,“小人”快活有灾难。因为她笃信佛祖,以为先前这样去看热闹,其实跟看落难人的好戏一样不地道。于是我把学来的那套搬来恐吓她,讲她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政治立场,太知道我故意逗她玩,顺势说,那你去报告居民会把我抓起来吧。那个时候,太跟小孩一样。在她身上仿佛时光倒流。
  太的忽然瘫痪,终止了我在山区的求学生活,随母返湖,转学于此。从此,我告别原来的同学和朋友,在城市里规规矩矩地读书学习,少有好玩地方可以随心野玩了。
  1976,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跨越记忆的河流,通过这些忽然,还有更多这样或那样的忽然,蜿蜒流淌,一直没有断过,因为孩子的世界很直观。
  是的,其实有太多的事在这一年主动或被动地把人拉进大记忆的沼泽中,慢慢陷落,直到沉没得无影无踪。

  本文选自《一年好景》,陈芳/著,九州出版社,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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