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华：我的自新.上篇

┃Personal History

坐牢

的日子

我的自新
自新路看守所
1960.8～1962.6
上篇

© 张强华／文

一

　　草岚子看守所位于北京西城区的西什库，其东侧是有名的北海公园，仅有寸尺之距。自新路看守所位于北京南面的宣武区，顾名思义，当然在自新路上，门牌为十一号，离陶然亭公园也仅数百米之遥。乘在闷罐车上，一路上除了无法领略车外的景色，犯人们的心情并不紧张。大家心中明白，这是对结案犯人的正常转移，还多少带一点改善生活的性质。车子行驶了不到半小时，就到达了这所规模颇大的看守所。在所内空地上下车后，可以看到这里有多幢“工”字形的三层大楼，房屋结构、式样与当时五、六十年代新盖的大楼的模式差不多，除了每幢楼的窗外都装有粗粗的铁栅外，与一般的机关、学校无大的差别。
　　我无法考证这座监狱的历史。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与前清时代的杀人刑场“菜市口”相当近，是否这里过去也曾是监狱？最近，据我的一位与我同样命运的北大校友程绪正（平反后，任教于上海理工大学）告诉我，六十年代初他也从草岚子解到自新路，曾见到过在一个废弃的大门上留着北洋政府时代的“模范监狱”四个大字的痕迹。可见，它的历史之悠久不亚于草岚子看守所。
　　众犯人被带进一座大楼的二楼，楼梯相当宽阔明亮，二楼与底楼一样，有一个相当大的空旷地，它是“工”字形大楼的四个走廊的连接处，由这里向四方伸出四条长长的道。每个甬道的始端都装有巨大的铁栅门，以防止犯人从甬道中出来逃跑。犯人就关押在甬道两侧的各个监房之中。我被带进了道，只见甬道的两侧并排着一间间监房，共有八个监房。在其尽头，有一间安着两排刷洗槽的盥洗室，以及设有一排五个茅坑与一长排小便池的厕所。如果，把每个监房窗上的铁栅和甬道的大铁门拆除，那完全适合开一个招待所——假如放低要求，决不比普通的小客栈差。
　　我被指定进入了其中的一个监房，监房里早已挤满了人。十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它的中间有约一米宽的过道，过道的两侧是约四十公分高的大木炕。炕面由一块块可以拆卸的长木板铺成，炕侧面有门，开启后可以将犯人的大件行李放入炕下。过道的一端是门，另一端是装有铁栅的三扇大窗，可谓之窗明几净。此时，两侧的炕上约有二十多名犯人靠墙围成一圈席地盘腿而坐，此种情景与草岚子颇为相仿。这里气氛相当热闹，犯人说话较随便，有不少人在低声闲聊。室内空气比草岚子要好一点，因为没有那个供小便的铁桶。只见有人在高呼：“报告求茅”后，下炕走出监房，进进出出甚为忙碌。
　　我是上午约九点多钟到的，此时早已饿得发慌，心中惦念着草岚子十时正的那顿窝头与菜汤。须知，从昨日下午四时半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七、八个小时点食滴水未进。猛烈的空胃与空肠的蠕动，饥肠辘辘和由此引发的胃痛，使我只得卷缩在靠墙的一角，顾不得别人对我的发问。
　　“喂，同学！尊姓”，“姓张”，“噢，张同学”，“什么地方来的？”“草岚子”，又是“噢”，“那么是反革命了！”，“是的”。我无心对答，实在是由于饥饿难忍，但对“同学”之称呼，还是倍感亲切。好不容易俟到了开饭，两个铁弹般的黑窝头塞到了我的手中。那窝头比草岚子的更为可怕，是世人所不知的橡子面窝头。趁着热，我一下子把它啃了；冷了，是会把牙齿啃下来的。从草岚子转到自新路，惟一的改善伙食的希望终于成为泡影。
　　这是自新路看守所的午餐，与草岚子的第一顿一样，两个窝头与一碗菜皮汤。晚饭相当于草岚子的第二顿，时间同样下午四时半，内容仍然是两个窝头一碗菜皮汤。所不同的是比草岚子多了一顿早餐。早晨七时许用大脸盆盛的玉米或高梁米粥，每人可分得八成满的一碗，没有小菜，那怕是一根小萝卜干。这一碗粥的口粮是从两顿餐中扣下来的，约有一两，因此中、晚的窝头比草岚子的略小些。一天粮还是八两——这是城市普通成人居民的定量。真要感谢政府的人道主义，使犯人享受了公民的口粮标准。
　　话说粮食定量，它实行于一九五五年前后，是为了切实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口粮的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国民政府、北洋政府、乃至满清政府时期所没有的；可能追溯至夏商周秦都未有过的旷世创举。不劳动的成人居民每月定量二十五市斤，未成年者视年龄而定；体力劳动者从每月三十斤至四、五十斤，视劳动轻重而定。实施定量制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大学生定为三十斤，一般教职员定量也大致与此相仿。记得在实施时，各大报刊与电台等宣传媒体对此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措施予以高度的评价。连我校北大教授，特别是生物系的生理学专家也都有著文，从生理学角度说明定量标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防止暴食、肥胖症、胃病……；以及政治上的战略意义——备战、备荒和彻底切断切非法入境的“美蒋特务”和逃犯的粮食来源，陷他们于饿死的境地。那时，难怪曾有人偷偷地将“定量券”（一种略大于邮票的无价证券，票面有两、斤之分）随信寄给海外人士，以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当然，只能是偷偷的寄，因为在当时这种举动是有反革命之嫌的。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取消了这种长达三、四十年的粮食定量配给制。据说这种配给制在苏联列宁时代也实行过；在二次大战中德国切断了素有“英国厨房”之称的丹麦对英国的食品供应，英国女王每天早上也只分配得鸡蛋一个。
　　自新路看守所之“自”，在于它确实给了犯人大小便之自由。白天监房门是开着的，只须向掌握犯报告“求茅”，经同意后就可下炕至厕所随意大、小便。晚上，需大声叫唤“求茅”，让管理员来开门，才得至厕所解决问题。监房内是绝对不允许放便桶类的盛器，为此，闹出了我以后要详述的随地便溺的批斗故事。我经常借“求茅”之名，行“放风”之实。在自新路两年不到，没有放过一次风。因此，利用“求茅”下炕溜达溜达，活动一下双腿，并借此偶然还可碰到自己的同案犯。在走廊上曾多次遇到赵树范和王又芈，不能多聊，只能简短的彼此问候。狱中遇故人，不免独怆然而涕下。
　　自新路看守所之“新”，在于它更赋有犯人能享受“毒品”之新奇。一日三餐，可以有三次餐后半小时的抽烟机会。每次餐后，掌握犯准备草纸一张，卷成火捻，等候专管甬道的“劳役犯”将由管理员那里点来的火种传至各监房。星期日或假日，自早至晚有一整天的抽烟机会，当然保留火种是头等大事。北方人爱抽烟，特别是东北人，十八岁的大姑娘也叼旱烟杆，成为东北三怪之一。在号内，关东烟其香无比，我见他们一袋又一袋地抽，着实令人垂涎三尺。未决犯（等候判决的犯人）或无家人接见者可每月购买八分钱一包的蜜蜂牌香烟四包，当然不够抽，我有时将购得的茶叶（在狱内根本无沏茶的条件，允许购买茶叶，无法理解。）与烟丝混合后，用书本纸卷成“大炮烟”，其味似乎比纯烟更佳。为了能享受一下关东烟之美味，我故意找他们点火，借机在他们的旱烟斗上猛吸一口，其味无穷，令人陶醉！后来，我因患肺结核，集中关押，被取消了购买香烟的待遇，告别了已有数年抽烟的陋习。若干年后，我服刑于上海提篮桥监狱，犯人绝对禁止抽烟，每当谈及此事，同监犯人无不羡慕不已！
　　作为一个烟民，特别是老烟民，宁可关在北方服刑吃窝头，也不愿在南方坐牢吃大米饭，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北方监狱允许抽烟。
　　人心常不足，当你埋怨自新路看守所时，请别忘了那阴森可怕的草岚子。

二

　　拥挤是监狱的一大特色，无论在草岚子，还是在自新路，甚至在我曾长期服刑的上海市监狱都经常有人满之患。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人民政府时期，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以共产主义思想作标准去衡量社会的一切，需要改造的人就显得太多了。妓女要改造；地痞流氓要改造；地主富农要改造；资产阶级要改造；国民政府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要改造；反革命分子更需要改造……。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改造的人一批接着一批，到了五十年代末更多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与反对三面红旗的坏分子加入了改造的队伍。此类种种分子中，顽固不化者无数，坚持反动者不少，必须进行关押劳改者也就与时俱进、与日共增了。故而每逢佳节倍抓人，“五一”、“十一”和“春节”的前夕是历来捕人之高峰，此时本已是济济一堂的监房，也就变得十二万分的拥挤。一个十五、六平方米的监房，平时保持二十人左右的准数，已是犯人的福分。两侧炕上各睡八、九人，余六、七人睡在二炕间用木板临时搭起的“桥铺”上。每人铺位宽约三十公分，长不到一米六、七十，睡在桥铺上的人，头不是顶着别人的脚，就是顶着别人的头。若是全体人员一律同时平躺伸脚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因为三个人的长度远超过监房的宽度，人体的总面积远大于监房的面积。最倒霉的是靠墙睡的人，被挤得只能完全紧贴着那坚硬的墙，只差钻进墙内了。当节日前夕抓人高峰时，由其它看守所转移来的大批结案的未决犯顿使每个监房人数剧增至四、五十人。垫被叠着垫被，被子相互挤压，每晚睡觉时如同军阀抢地盘而混战不已。人只得侧睡，平躺是不可能的。好不容易钻进了被窝，要想起来求茅，非得用力把自己从挤压的被筒中拉出来；而放茅回来，铺位早已不知去向！被子经常被撕得破碎，我的毛革被面经不住如此折腾，不多久就被撕得面目全非。所幸我父母早有预料，生下我这个高不到一米六五、重不足百斤（此时只有八十多斤）的矮、瘦、小，一副十足适合于吃官司坐大牢的贱相。我的这种小面积的身体，着实受到了犯人们的欢迎，不仅在自新路，就是在上海市提篮桥也是如此。“天生我才必有用”，李白之意恐怕就在于此吧！如此睡觉，夜里最好不要起床求茅，对年富力壮的人问题不大，可是苦煞了那些老年犯人。
　　老年人中还有更老的人，那些年近古稀者尚不算太老，更有耄耋之年者其状更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别看在这里都是社会的渣滓、民族的败类、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可是我们之中还有懂得自尊的人。平时把靠墙的坐位悉数让给老年犯人，而年青壮年如我这样的犯人则盘腿坐在炕中央。即使我在患病时期，也还是如此。一天坐下来着实吃不消，于是在晚饭后（晚饭后至八时睡前的这段时间为休息时间），相互背靠背地坐着，借此可以略感轻松一些。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了苍颉造字时，“人”的象形的真实含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残害，该是多么违背了老祖宗造字时的人本该相互支持的良苦用心。可是不肖子孙又是何其之多，残害了人，还自以为在挽救人类而洋洋得意！
　　至于睡觉的位置，当然还是让老者尽量靠外，以便于夜间的“求茅”。尽管如此，一场由撒尿引起的风波还是不可避免。
　　风波的中心人物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旅长。他是西北军的一个独立旅的旅长，按独立两字，可见其地位之显赫不亚于师长。他出身于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据他自诩比保定四期出身的蒋介石的资格还老。不管怎样，他仍然是个倒霉鬼：其一，他没有资格出逃台湾，作了主子的替罪羊；其二，他没有晋升中将。中将都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监狱，受到对战犯的优厚待遇。在我十余年的监狱生涯中，没有遇到过一位国民党的中将，碰到的最高级别全是少将，大右派葛佩琦也只有国民党的少将军衔；其三，不识时务。他是投降后被俘的，如果起义则成为有功之臣了。在自新路看守所，此位少将大人由于生理原因，小便频率之高，令我辈年青人吃惊！
　　一天夜里，“求茅”，“求茅”之声喊个不停。然而门外甬道中巡视的管理员，不知何故，是去吃夜点心呢？是打瞌睡呢？还是去拉屎撒尿呢？总之，“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下可急坏了少将大人，到了忍无可忍时，由滴滴嗒到潺拉拉，一下子水没金山，睡在桥铺底下、席地而睡的几个人被淹没于大尿之中。一场风波由此而生……
　　当然，作为上帝的管理员永远是正确的。过错全在这位少将，谁叫你控制小便尿道的括约肌如此失灵。无疑，他该负全责。管理员认定，如此在监内捣乱，必须予以批斗，以杀一儆百。批斗之余是准许此类七老八十的犯人夜间可在监房门后的求茅立足处放置一个盛水杯子，以防万一。批斗管批斗，照顾还是需要的，不然怎能显示出革命人道主义的关怀？

三

　　一九六〇年末至一九六一年初，正值席卷全国困难时期的高峰期，监狱中犯人的伙食越来越糟，先是玉米、高粱米、橡子面轮流交替着吃，大便还容易一些。渐渐地玉米不见了，高粱米也少了，最终是清一色的橡子面窝头。
　　何谓橡子面？从植物分类上讲，可能属于山毛榉科一类植物的种子。以它碾成的粉所做的窝头，其颜色褐得发黑，粗看像京帮清宫宴席中所展示的，用同属于山毛榉科的板栗做成的“栗子面窝头”——据说是慈禧太后为了体察民情、了解民俗，御厨房特地为她老佛爷用板栗磨成粉做的窝头。可是此窝头非那窝头，热时吃，对饥饿难忍的犯人尚感勉强；但冷了吃，则坚硬难咽，其坚硬度之大，可用作砸人的武器。
　　正值饥荒之年，有此可以充饥，较之红军长征时的啃树皮、煮皮带要好得多了。革命者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反革命乎？实不敢有更多的奢求，唯此知足矣！然而，这种名不见植物学经典的橡子面，吃下去容易，拉出来就太成问题了——正如唐婉钗头凤词中的：“难！难！难！”。
　　“求茅”的热闹场面出现了。不是撒尿次数增多，而是拉屎次数多了起来。众犯人一去厕所就是半天，刚回监房不久，又要“求茅”。泻肚了？不，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原因是屎不出来，只得无功而返。如此往返，岂不热闹？
　　甬道尽头的由八个监房合用的厕所，人声鼎沸，如炸开了锅似的。一个厕所五个坑，一人一坑，无庸多说。当你刚占上，坑的一侧又蹲上了一人，二人合用一坑，还未解决问题，坑的另一侧又上来一人，三人分左、中右各就其位合用一坑。就缺了坑后的位置，要不是后面是墙，又有粗大的管道阻挡着，这最后的一点剩余是不会放弃利用的。五只坑，同时容纳十五人拉屎，开发了世界厕所史上利用率之最高，创天下奇观之一、二。
　　由于幼年时喜爱“马桶”文学，大便时看小说习以为常，久而久之形成痔疮。但平时不常发作，偶尔发作也无多大痛苦。此时，可要了老命。蹲上半点一时，拼命的拉，用力地拼，有时甚至一、两小时才“千呼万唤始出来”。此时已是鲜血淋漓，痛楚不已，痛苦之状难以言表。没有办法时，只得求助于最后一招——用手指挖，一点一点的掏出来。鲜血、粪便弄得满手，大家并不在乎，只要能够“出来”，是值得高呼 “乌拉”（即万岁）的事。
　　有人对此情景，大为感触，做了一首打油诗：“窝头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拉屎故，二者皆可抛。”是的，是的，谁知吃下的窝头，要费如此牛劲才得排出，惹下如此麻烦，倒不如不吃。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其悔恨之心情，唯陆游的钗头凤词中的：“错！错！错！”所能表达。
　　老年人总爱告诫青年人：“千万别出风头，小心枪打出头鸟。”可是枪打出头鸟的事，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一次次地重复出现。岁月似乎永远在错误的重复中流失，而历史也似乎在一次次的轮回中前进。到了明天，一切忘得干净，那看似西太后品尝的美味栗子面窝头，又勾起了你那难填之欲壑。命还是要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好活下去，让我等也看看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就这样，一天天无止境地重复着“错！错！错！”和“难！难！难！”。
　　苍天有眼，监狱当局还是看到了这点。他们是出于对犯人的人道怜悯，抑出于防止被激怒了的众犯人的可能由此引起的“哄乱”？最终还是对伙食作了调整。
　　众怒难犯，即使在严厉管制下的犯人，一旦起来反抗，其势还是不可阻挡的。记得，在一九七三年，我关押在上海监狱中，曾有东北某地监狱犯人因不堪虐待而发生暴动之事。为此，市监狱当局向全体犯人传达了由王洪文（那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接班人，八十年代初被判处无期徒刑）转达的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一切关押的犯人均可越级上告”。由此可见，中央对犯人暴动的重视。
　　半个月后，少见的高粱米窝头回来了，不见的玉米窝头又开始露面了。犯人们惟有伏地顿首，感激涕零。
　　之后，廉价的白薯成了一段时期的家常便饭。白薯，物美价廉，吃多了虽放屁多，但容易拉，颇受犯人欢迎。然而分配却是一大问题。白薯有大有小，监房里又没有磅秤，靠“目测”误差实在太大。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要防止不均，分得大家满意，比登天还难。然而，聪明莫过于犯人，自有办法解决。不信，请看：
　　盘腿坐在炕上的犯人，依次排好编成号码。由掌勺犯或值日当众把盛于大盆中的白薯逐一分配至依次编号的几十只大碗中，再由众人加以评审，力求大小搭配均匀。分配毕，再由抽签出来的犯人，将白薯碗的顺序彻底打乱，重新排号。如是，正式启动分配，根据对号入座原则，每人分得自己的一碗。管理员为了关心大家，一次亲莅监房视察开饭，见分配程序整个过程长达半个小时，他关心地说：“随便分分大致均匀就可以了，何必这样把白薯都弄凉了！”我在此，真心感谢他的关心，但也深感此公需要好好学学“犯人心理学”。
　　“犯人心理学”是一门不同于“常人心理学”的学科；可以说是心理学的一个特殊分支。一个常人，长期被关押，其心理不是病态，就是变态。以我自己而言，其心理变态也在所难免。长期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自命清高的我，经不住饥饿的考验，也变得热衷于分食时的图谋小利。有一段时期，我担任掌勺，由于座位号是已知的，与之配对的白薯号是由我排定的，即使有别人会将编号打乱，但乱了我的白薯号的概率不大。因此，每次我分得的那碗白薯，表面上看并不大，但它却是干粉的白薯，比那些软绵绵的白薯吃下去要耐饿得多。这种技术性作弊是无法揭露的，我当然也就可以长此逍遥“法外”。
　　在公务员是人民公仆的今天，要使公务员真正做到大公而不谋私利，严密而切实可行的社会监督，健全而无空子可钻的法制，以及“商鞅变法”时对犯法者的极其严厉的制裁，是缺一而不可的。对此，仅凭什么主义啊，理想啊，榜样啊，教义啊，乃至中国固有的孔孟之道都是徒劳的。社会上那些曾在红色旗帜下，信誓旦旦地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终身的公仆，豪取巧夺其主人的财富，难道还不少见？

四

　　入监时，我体重约在百市斤左右，按中国人的固有的营养与生活方式，身高一百六十公分减去一百十计算，五十公斤的体重尚属正常。关押了半年多，体重急剧下降，此时的大腿比胳膊已粗不了多少，估计掉了一、二十斤肉。在幼年时曾听说，英国人管理上海提篮桥监狱时，犯人入监时要称过体重，出狱释放时也要称过体重。监狱有不允许犯人因关押而损失体重的规定。这些传说，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标榜，不足轻信。
　　体重的大幅度递减，跟随着的抵抗力的下降，意料中的事终于发生了。由于监房的拥挤，我的被子较厚，更因我被认为改造表现较好（无原则的瞎捣乱，我是坚决不干的），故而夜里被安排在监房门外的甬道上睡，这里空气好，也可避免拥挤。一九六一年初，时值隆冬的一天夜里，在甬道的地铺上，我舒坦地伸直了身子平躺在被窝里，听着大楼外不时传来的音乐声，心旷神怡地慢慢沉入睡乡。不知过了多久，估计已是前半夜，我突然被胸部的阵阵剧痛所惊醒，呼吸时剧痛更甚。在被窝中不停的哼哼声，惊动了睡在旁边的同学。他见我无法忍受，就站起来高呼：“有人急病！”不多久，甬道外端大铁门开启，一位管理员走了过来。于是，我被送至监狱大楼底层的医务室。经检查后，确诊我患急性胸膜炎，需住院（医务室的临时病房）观察。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病房里人很少，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还在看书。他对我说：“你尽量高声哼叫，不哼叫，他们是不会睬你的。”此时，我正发着高烧，倒在床上，哼啊哼啊地呻吟着，不久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又给我检查了一下，服了一些药，胸部疼痛似有减轻，体温也有所下降，躺在病房的弹簧床上，仿佛进入了天堂。后来，病房里走了一人，只剩下我和那个教我高声叫嚷的人。他就毫无顾忌地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
　　“我是从兴凯湖逃出来的！”此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困惑。来看守所已有半年余，常听到犯人说，判决后身强力壮者有可能解到兴凯湖去劳改。此时，我从他口里知道了有关兴凯湖劳改队的一些情况。
　　兴凯湖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以东的中苏（俄）边境处，其面积甚大，一半属于我国，另一半属苏联。当时我国的兴凯湖劳改队与苏联的劳改队隔着兴凯湖遥遥相望。那里的劳改队地域辽广，天气寒冷，冬天一片冰天雪地。犯人在那里享有较多的自由，即使让你出逃，几天几夜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出逃的犯人，在冰天雪地里、在荒无人烟中不是被冻死、饿死，就是被野兽吃掉。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名工程师、反革命犯，前两年判刑后从自新路送往兴凯湖劳改。他又说，他忍受不了兴凯湖的寒冷，此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出兴凯湖。当我问他怎么又回到自新路看守所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在中国逃犯是无处藏身的。我到北京后，就自投自新路看守所。我是这里送走的，现在我还是主动回到这里！”他说得真神，对他的这种传奇经历我有点将信将疑。不过，有两点是真的，一是看守所竟然收容了他，还给了他长住病房的照顾；二是他决非等闲之辈，他正在翻阅着我所不懂的德文书籍。
　　一年以后，我也差一点被发配至兴凯湖劳改，幸而有“犯人医生”胡琪桐之相助，才幸免于难。此是后话。
　　一个星期后，高烧退了，咳嗽时胸部疼痛也大为减轻，我被送回原先关押的监房。
　　冰冻三尺非一朝之寒。病魔一旦缠身，往往是有来无去。过不了几个月，约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份，我因咳嗽和低热被送去“X”光透视，诊断患左上肺结核。于是，我被调入一个专门关押结核病犯的监房。这种病监与原先关押的监房大同小异，不同的是整个甬道中的所有监房关押的均为肺结核患者，每号内关押二十来名犯人，睡觉的铺位略宽一些，偶尔还可每天增加一个窝头。此外，就是不准抽烟。
　　此时，我认识了“犯人医生”胡琪桐大夫。
　　自新路看守所是一个总看守所，里面关押着从草岚子、炮局等大小看守所解来的大小犯罪分子：有刑事犯和反革命犯；有已决犯（已判刑的）和未决犯（结案后等待宣判）；有刑期短的和刑期长的（无期和死缓）；有体弱多病者和身强力壮者……所内犯人何止上千成万。因此在所内设有一个专门替犯人治病的医务室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奇特的是，除这个医务室的最高领导人为政府干部外，其余均为清一色的犯人（其中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被称为“犯人医生”，以区别于政府干部的“人民医生”。我们犯人对“犯人医生”仍然按北方习惯尊称为“大夫”。这些“犯人医生”，他们在所内享受着与犯人同样的待遇，只是睡铺宽一些，窝头多一点，洗涮方便些；可以说与病犯同吃、同住，有着“人民医生”所不可能起到的作用。试问：哪个“人民医生”愿与病犯生活在一起？除非是白求恩大夫再世。所以，他们是犯人的知心人和贴心人。
　　这些“犯人医生”在被捕前都是正式的医生或护士，有内科的、外科的、肺科的因犯各种罪行而被捕入狱，其中不乏具有相当从医经验的。如对我等肺结核病犯诊治的就是一位曾是中苏友谊医院的七级医师、判刑五年、年约三十七、八岁的胡琪桐大夫。他的权力很大，在众犯人医生中的地位显赫，一切由他决定，似乎其地位仅次于那个挂名主任而不管具体医疗事务的“人民医生”。
　　因是医生，故而胡大夫对病犯的政治状况有所了解，在他的主持下，从几百名病犯中，抽出了二十多个名为“重病”实为“照顾”的肺病犯同关一个监房。我与葛佩琦、任宗正（北大法律系毕业、反革命、判无期）就在被照顾之列。在这里，我们均受到了胡大夫的悉心治疗与生活上的尽可能的照料。雪中送炭，难以忘怀！
　　甬道尽头的盥洗室只在早上对犯人开放，各监房轮流洗脸刷牙，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平时是空关着的。每次检查病情时，盥洗室就成为诊治室，病人逐个入内诊治。一次，在检查病情时，胡大夫对我说：
　　“我知道你和袁植芬都是北大的。要好好改造，保重身体！”
　　这“好好改造”是犯人间相互谈话时经常用作的掩护语，舍此，似乎无法表明两个犯人之间交谈的正大光明。而在正大光明的幌子下，往往进行着非正大光明的谈话。这是犯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习惯手法。
　　我等待着他谈话的下文。不出所料，他坦率地告诉了我：“这里的治疗条件极差，三百多个肺结核病人，只够一百人服用的药。我尽量保证你们的治疗用药。”
　　他意犹未尽，略停了一回，接着又说：
　　“那些老的和乡下佬，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就随他们去！少量的药，只能用在刀刃上，把你们这些年青的知识分子治好再说，别的就……”他不愿说得太露骨。
　　然而年老的，他还是有所区别对待。五十差一岁的葛佩琦当然不算老，而那已年逾古稀的历史兼现行反革命犯鲍明黔不是也同样地受到了照顾？胡大夫还告诉我，袁植芬因是死缓犯无法调入照顾监房，而深以为憾。他的爱憎分明，他的无可奈何的治病用药原则，不免引起我的猜测：他到底是什么犯？据说，他也是反右派时入狱的反革命犯。如果此话不假，那么只判五年的反革命犯，在当时只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够格的反革命。此类反革命多如牛毛，不必多提。出于礼貌，对他的罪行，我与他人均不便多问。
　　看守所对病犯一个月有一次特殊照顾，几百个病犯，可分配到二、三十斤粗红糖。每人半斤，分配比例仅为五分之一不到。我和同号的一些病犯好几次都由于胡大夫的照顾，如获至宝般地分配到这四角多钱一斤的平价红糖半斤。窝头醮红糖，其味无穷，甜在口中，暖在心里。人心皆同，唯此而已！
　　我在感激之余，也深为内疚。在我急病时，胡大夫不惜动用了轻易不用的、贵重而稀缺的链霉素，还给了长期服用的特效药雷米封和PAS等。可是，为了怕病愈后要送兴凯湖等地劳改，我经常把发的药偷偷地扔到茅坑中。我辜负了胡大夫对我的悉心治疗，是出于我的无奈？还是我的变态心理？
　　在治病期间，胡大夫还给这个特别照顾的监房中二十多名病人，作了有关肺结核病的专题讲座。我的生物学知识，使我对他的讲课内容有较之他人更深的理解。他对生物系毕业、近乎于半个医生的我的接受能力，颇为满意。
　　任何教师，在学生中能得到知音，将是无比的欣慰。在我平反后从教的十余年生涯中，对此颇有感触。如果，在草岚子时学习“列宁主义万岁”和以后在上海监狱时学习那林彪手中常拿着抖动的“红宝书”，是令人感到勉强与压抑；那么，在自新路的这几次医疗讲座，就使人倍感亲切与欢畅。学习是无法强迫的，如同让信佛的人，不去庙宇，而去教堂，岂非笑话！
　　自一九六一年五月起，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离开自新路，我自始至终在胡大夫的关怀下，最终还因他的鼎力相助，得以保外就医，假释回上海家中。
　　一九八八年夏，我自沪去京。在葛佩琦寓所，葛老告诉我，胡琪桐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好像任院长之职。由于是传闻，也困于时间，未能专程前去拜会，深以为憾！好人！您可知道，在遥远的地方，有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一直在惦念着您，为您祈祷！为您祝福！

　　本文选自《炼狱人生》，张强华／著，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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