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文国：我的三段教育史

┃Personal History

我的三段教育史

© 方文国／文

一．我所经历的初级教育

　　我到底是哪年上的学，我自己没有明确的记忆，我问我妈，我妈也说她也记不得了。
　　但我知道我是哪年初中、高中毕业的。用倒推的办法，算出我应该是1968年上的学，但到底是春季入的学，还是秋季入的学，已无从查考。1968年我已经8周岁，按老家的习惯，已9岁，到这个年龄才上学，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应该算是很晚的了。
　　为什么会在春季还是秋季入学这个问题上搞不明白，这跟当时教育制度的改变有关。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主席夺回了在许多问题上的主导权。在教育问题上，毛主席对沿习已久的教育体制早有不满。早在1964年就提出教育的方法要改进，农学院办在城市里，文科大学的空对空的教学模式，被毛主席认为一是咄咄怪事，二是很难培养出真正的哲学家。相反，他对各省陆陆续续开办的农业学校、工人学校却大加赞扬。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公开了毛主席关于上海工厂办的学校的批示，史称“721”指示，全国开始了由工人宣传队、解放军宣传队和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的热潮。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指示开始得到真正的贯彻和执行。小学由六年缩短为五年、初中和高中都由三年改为两年。我上学的时候刚好碰上学制改革，因此，我是改革前上的学，还是改革后上的学，现在就很难说的清了。如果是改革前上的学，应该是春季入学，不然就是秋季入的学。
　　与我上学有关的另一个历史现象是，村村开始办学校，每个村都办了小学。而在过去，全大队十几个自然村只有一所小学，能上学的人自然就少了。由于没有办学条件，我先后在生产队的粮食仓库、碾房、织布（麻布）厂上过学，从自己家带凳子，没有桌子，老师也不停地换，有生产队长、复员军人，上过初中的回乡知识青年，也有苦大仇深的不识字的老贫农，好像也没有正式的课本，我记得上学的第一天发过一本白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后来还发过一本红封面的小册子，前不久去潘家园淘旧书，让我猛然想起，红封面的小册子是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直到二、三年级才开始有正规的课本，也才有相对固定的老师。这种教育带给我的后果一是至今我不会汉语拼音，二是碰上复杂的加减法我就晕菜，必须手指加上脚指一起算数。不过并非都是坏事，主要的还是好事：让我有学上了。这很重要，如果不是村子里办学校，很有可能我就没学可上，因为比我年龄大一点的，有不少人是没上过学的。尽管我后来成为村子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若8岁9岁还不能发蒙，“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中”，我就不可能上大学了。
　　现在村子里自然是没有学校的了，那时的学校仿佛也是专门为我而开办的，我去大队部读高小，村子里的学校就停办了，空留了一个开间很大的土坯房，还在岁月的风雨中屹立着，土墙上还有当年写上去的毛主席语录，让我每次回去看到都要唏嘘一番。
　　就像现在强调书本知识一样，那时候强调实践。学到的东西屈指可数，没学到的东西可以列出许多。我从小学到高中，没学过的课程有英语、历史、地理、生物等等，即使像语文、数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根本不成体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但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我还要打垫猪圈的草、放牛，农忙时还要下田割稻子、插秧、耘田，上学倒像是其次的事。上高中之前，我一直放牛。每天天刚亮，将牛牵到山上吃草，太阳有一竿子高了，牵回来，然后喝两碗红薯稀饭去上学，下午一放学，到田里将牛再牵到山上去放，直到天黑了才能回来。天天如此、四季如此，不管刮风下雨，年年如此。就这样到1977年7月，我完成了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的教育，回到村子种地，年底恢复高考，也报了名，但对着试卷，除了能划拉几笔作文以外，其他的就都只能干瞪眼了，懵里懵懂地名落孙山。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就是那么不可理喻，当初我考不上大学，大概应归咎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后来考上大学，却又是沾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的光。
　　那时我三哥在大队（现在的村委会）做了个小干部，他得知江西共大玉山分校招生，就替我报了名，通过考试，1978年3月，我离开家来到座落在一座山头上的共大玉山分校上学了。
　　江西共大的全称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得到毛主席高度肯定的一种学校，毛主席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好的。”
　　当时江西各县基本上都有共大分校，办学模式如毛主席所表扬的那样“半工半读，勤工俭学”，还有几个特点，一是课程设置贴近农村，如兽医班、农会班、农机班等。我所学的就是农机班，就是农业机械专业。二是学生不包分配，从哪里来，学完后回到哪里去，从农村来，学成后回到农业生产中去。三就是不用交学费。每个学生差不多有一亩田、一亩地要耕种，所以半天劳动、半天上课，忙的时候停课割稻栽秧，学制是三年。这还真是能学到些实用知识的学校，在校期间，我学会了柴油机、拖拉机的原理，会拆装柴油机，学会了开拖拉机。据说学的好，毕业后还可以被推荐去共大总校，就是现在的江西农业大学继续学习。正当我一门心思好好学习勤恳劳动的时候，大约1979年底传出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共大要停办，推荐上大学完全没希望了。慌乱之中，又想起去考大学，由于自己的数理化基础实在差，只好试试看考文科大学。好在是住校，只要自己抓紧，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利用。我从原来高中语文老师那里借了一套人家用过的1979年的高考复习资料，没日没夜地照着复习大纲背，最后稀里糊涂地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
　　共大果然在我那届还没毕业时就停办了，三百多学生有不少人参加了中专或大学考试，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中专都没有一个人考上，可见这类学校主要还是教技术的，为生产实践服务的。从我个人体会来说，我若没有考上大学，至少在农村还能修修电机、开开拖拉机什么的。共大分校的学习环境，让我有时间去背书，去复习。如果没有共大分校，可以肯定我是考不上大学的，我的人生轨迹也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又得感谢在毛泽东时代兴办的共大。
　　前不久读到一本研究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书，其中关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从毛泽东1968年要求改变学制说起，将1980年11月停办共大作为终结，结论当然是负面的，甚至说毛泽东祸害了中国的教育，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等等。任何事情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去看，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何况一段历史呢！只是在历史这个长卷里，人实在太渺小了，哪怕伟大如毛泽东、普通如我们，谁都只能生活在历史给你规定的那个情境里。

二．共大三记

　　1．劳动大学

　　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我这个从会走路就开始劳动的农村青年上了一所劳动大学，名称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玉山分校。玉山是我老家那个县的名字，那个年代，江西省差不多每个县都有共大分校。
　　江西共大创办于1958年，招收农村青年入学，经过三年的半工半读，毕业后回到农村去。同类性质的学校当时全国各地陆续开办，但冠以“共产主义”大名，且全省成体系的好像只有江西省。1961年，历来提倡劳动和实践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给江西共大写了一封贺信，他热情洋溢地赞扬共大：“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
　　我们的学校确实是在一个农场的山头上，几排砖墙校舍，数行高大梧桐，散落在丘陵的缓坡上，周围是刚被开垦出来的梯田，楮红色的土壤在阳光下闪烁着若有若无的光影。
　　劳动大学真的是以劳动为主，坐在教室上课像是次要的事情。说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农忙时节跟我在家时一样，天刚朦朦亮，就起床下地干活，直到日落西山，才带着一身泥水回到宿舍。有时这边上着课，外面雨停天放晴了，我们收起书本，卷起裤腿，到猪圈去起肥送到田里去。生活具有共产主义的基本形态，教材、学习用具按需领取，一日三餐免费供应。逢年过节杀猪宰鹅，大碗盛饭，大块吃肉。每周放一场露天电影。重要节日聚集在大礼堂开会，表演自编自导的文艺节目。
　　共大的确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校不一样，实事求是来说，是一场教育的革命。当时有一部反映共大办学的电影叫《决裂》，意思就是要与旧的教育制度和方式决裂，办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型的大学。影片中有两个著名的故事情节，一个是入学考试时，农村青年摊开手掌，说我手上的茧说明我有入学的资格；二是过去的农业大学教授在课堂上大讲“马尾巴的功能”，引来学员的抗议，同时讽刺旧的教学方式。就我个人感受而言，共大的办学面向农村实际，培养既有基本的理论知识，又有生产实践经验的乡村用得上、用得起的实用人才，就像同时代的赤脚医生一样。我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老师带着我们拆装柴油机、手扶拖拉机，到公社农机站去实习，学习开拖拉机。要不是我后来幸运地考上大学，我回到农村去完全可以胜任当地农机方面的技术工作。
　　可惜共大很快就停办了，我们成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末代学生。山头上的学校先是变为县教师进修学校，后来又变成职业技术学校。前两年回乡特意去学校看了看，虽说是职业技术学校，十来个专业中有旅游、酒店等为城市需求的专业，与农村农业相关的专业一个也没有，我的心中不免好一番感慨。有一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在大厅集中等待领导人接见合影时，见到江西省的一位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我逮着人家大谈共大办学的实用性，建议把分散在各个山头的学校恢复成当年那种半工半读、为乡村培养实用人才的学校，人家礼貌地附和了一番，打了几声哈哈。
　　劳动本身就是对人的一个教育过程，对比当今教育的乱象，我怀念当年的劳动大学。

　　2．落日有声

　　学校座落在红土丘陵上，教室和宿舍散落在东南坡，西北边有一座突出的土丘，是整个学校的最高点，给学校供水的水塔就矗立在土丘顶上。水塔西边是个陡坡，零零落落地长着一些油松，绿郁郁的针叶下，有不知什么年代什么人家的祖墓，露出一角青石墓碑。
　　我自学准备参加当年的高考。晚饭后，拿着一本复习资料，我来到校园西北角这个僻静的去处，顺着锈迹斑斑的铁梯子，爬到水塔上，开始反复背那些将决定我命运的章节字句。
　　人家是在老师指导下，坐在灯光明亮的教室里备考，我只能在工读之余，自已复习，学一段，背一段，放下书，害怕考不上的担心与愁绪像暮霭一样，不知从什么地方漫过来，一波一波壅塞进我的心头。上个周日，我从学校通讯员那里借来自行车，骑到县城第一中学，拿个笔记本去教室边宣传栏里抄一些与高考有关的知识。当日《参考消息》有一篇关于苏联侵略阿富汗的评论，说苏联霸权主义欲壑难填。我觉得欲壑难填这个成语原来没学过，有点难度，于是一笔一划地抄到随身带的小笔记本上。到了七月高考，语文试卷发下来，发现字词填空里有这个成语。这是后话，当时那个上午，我站在宣传栏前，听到边上教学楼二楼教室有老师在给高考复习班学生讲课的声音，心里沉沉的像是圧上一块石头，我想人家连周日都有老师带着复习，而我只能在耕田种地之余，或者学完农业机械专业课后，在这样夕照盈天的土坡上，才能背那些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定理、公式，我想我怎么考的过他们，我怎么能考上大学！
　　晚风从丘陵下田野里吹来，带来正在灌浆生长早稻的清香。那一片绿浪依依的稻田平铺开来，从我眼前一直伸向远方的县城，中间有几处高树掩映的小村子，轻笼着薄薄的炊烟。近处稻田呈现出浅绿色，被风搅动，田野上如有一条条绿色的巨龙在恣意游动。再往远处，稻田的绿色变深变暗，像墨绿色的地毯铺向西北边的虎形山山底，西边抵达玉山县城，那里已有点点灯火亮起。南边的冰溪泛着白光蜿蜒在田野间。而此刻的天空则变得异常的亮丽，与雾霭笼罩的大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好像此时的天空和夕阳已没有照亮大地的义务了，自顾自地把所有的光芒收归天庭。太阳斜倚在向西方急速沉降的天空，轮廓分明，如一团刚从炼钢炉里捞出来的铁饼。周围的天空是带点粉色的红，那色彩似乎跟太阳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展开一块幕布为太阳落山提供背景。耸立在夕阳下方的是武安山和怀玉山脉嵯峨的山峰，山脚与墨绿色的田野融为一体，像是形成共同的坚实的浑厚的基座，被天空神秘光芒照耀的山顶则泛出金属一样冷冽的青光。正被自已能否考上大学而愁肠百结的我被眼前奇异的景色所吸引，甚至有些震惊，似乎天地间会有什么我所不曾预料到的事情即将发生，我不由自主地收起书本，伫立在水塔上，面向西方，看到铁饼一样的夕阳，以我肉眼能看到、心灵能感受到的速度直直地向怀玉山黛色的山峰砸下去，伴着那跌落般的速度，我仿佛听见夕阳坠落时与空气摩擦产生的“嗤嗤”作响的声音，而大地上的山峰，也以一种坚定的姿态迎着太阳，它们迎头相撞的那一刻，好像一下子把天地间所有的灵气都积聚到一个点上，天空和大地瞬间降低了亮度，从山峰的背后，划出几道笔直的青色光芒射向天顶，转瞬间，那光芒又以极快的速度变幻，由远及近收拢在西方天空一小块地方。
　　我收起书，带着近乎一种悲壮的心情下山，以更决绝的心态去准备和等待着那决定命运的时刻。

　　3．遥远的忧伤

　　学校开学了。三月初，座落在红土坡上的校园里桃花红、梨花白，姹紫嫣红，春明景新。新生们背着铺盖，扛着锄头，从全县各地来到学校。早来学校一年，我们就摆起了老资格。搬条板凳坐在新生入学报到路边的土埂上，居高临下，把每个新生——当然主要是女新生评头论足一番，最后选定了三个相貌出众的新生。我们农机班号称“三剑客”的三个男生各自努力，要把暗中确定的对象以最快的速度追到手。
　　“三剑客”的三个成员中，我会写诗，范金水数理化成绩好，车志国不爱读书，却非常愿意和我们俩做朋友，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一两岁，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大哥，且脸皮比我们这两个秀才厚一点，开学“选秀”的主意就是由他提出来的。可是十七八岁年纪的人，真的起哄架秧子追起女孩子来，脸皮薄的也不见得会吃亏到哪儿去。没用多长时间，我和范金水两个秀才就先于车大哥与选定的女新生建立起不一般的关系，花前月下耳鬓厮磨。
　　我负责追求的是一个从县城来的女孩，凤眼红唇，浅笑嫣然。在一群农村来的同学中间，她显得有一种特别的俏丽和风采。范同学追到手的姑娘是他的一个同乡，眉含青山，腮若桃花，是一个体态袅娜的小美人。车大哥不久也完成了任务，那女孩不但漂亮，还特别勤快，他们好上后她就主动地帮他洗衣服了。
　　开学不久，从上头传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将要停办的消息，我们这一批人成为了共大的末代学生。一九七九年前后的中国迎来了巨大变革，学校停办后，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回到原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去，还是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年轻人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弄的有点手足无措，我们明白作为共大学生的我们和我们在读的学校已经被时代洪流冲到边缘，面对自已和学校的未来有无限的彷徨与不安。
　　学校在远离城镇的山上，电力供应靠学校那台老柴油发电机。上晚自习的时候，常常突然就停电了，全校瞬间陷入黑暗中。每当这时候，各个教室都爆发出欢呼声，因为我们可以自由了。特别是学生恋人们，仿佛停电就是一个暗号，我们丢下书，摸黑往学校后山树林里去，相会在飘着浓郁香味的板栗树下。
　　我们三对恋人有个相对固定的幽会场所，就是在后山顶上水塔下。那儿有一块突出的水泥埂，“三剑客”各自牵着自已恋人的手来到这里，有时坐在一起闲聊说笑，有时各自成双成对找个角落坐下说悄悄话，距离以互相不干扰为准。
　　夜宁静而忧郁。山下的校园、田野、树木、村庄和远山笼罩在浓重的夜幕里，都像进入了梦乡。花枝草茎下，传出蟋蟀弱弱的呤唱，山脚边稻田里时而响起青蛙的叫声，这一切更增加了夜的寂静，就像校园学生宿舍窗户透出一两点暗淡的烛光，让人更加感觉夜的黑暗。与脚下魆黑阴沉的大地比起来，夜空反而像透明的大海，高远、广阔，氤氲着奇异的青色光芒。密密麻麻的星星，如同海面上漾起的小火花，闪闪烁烁的，跃动着细小的光点。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与我们太阳系一样辽远的世界，与我们有几亿光年的距离，这些突然涌上心头的想法，还有那飞速划过天穹的流星，让恋人们不由得心生畏怯起来。我们小声地谈着学校停办的传闻，因为无确切的消息，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从虎形山吹来的夜风带着些许寒意。望着那无垠的星空，我们感到自已的身体像被包裹于星光之中，光明烛照，肉体消弥，只留下灵魂愀然伫立在永恒的天地之间。星光、大地、青春、理想、爱情，全都深藏在浓重的夜色里，无声无息。
　　那些跌落在青春岁月里的梦想，那些遥远的忧伤，总像那个晚上轻梦一样滑过我们身边流萤，在夜空里照亮青春那暗淡而彷徨的时光！

三．“财院”三记

　　1．“财院”

　　“财院”是江西财经学院的简称，后来学院改为大学，叫做江西财经大学，一般简称为“财大”。于是“财院”成了我们那一个年代学生心中珍藏和专属的名字。
　　“财大”很大，大到差不多把我们当年在“财院”目之所及的地方都纳入其中，南边过了马路，把710工厂以西的几个村庄和农田都变成了高楼林立的校区，原校园与教工宿舍之间，本来是一片响着蛙鸣、飘着稻香的田畈，田畈上面是一座小型水库，水库后是层层梯田，眼下都变成了”财大”的一部分。“财大”像旧社会的恶霸地主，把他看上的良田沃土强买强要，通通收归名下，并且用高大的围墙圈起来，把大门做的庸俗而气派，门后照例站着狗仗人势的看园家丁。
　　我的心中只有“财院”，只有目前校区东北角的那一片飘着樟树清香的校园。
　　想起来是那么遥远，遥远的像是一场梦，说起来又是那么近，因为那一片香樟林一直葱郁在曾经是“财院”学生的我的心中。
　　从南昌八一桥开出的58路公交车，一路巅簸着到了下罗站，车门开了，我们跳下车，只是往东瞥那么一眼，心里就充满着快要到家一样的温馨与踏实，在那片红色土质的丘陵上，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是青霭一样的绿树，几栋水泥本色的楼房掩映在树荫里。就是闭着眼睛，我都能把每栋楼的形状与功用描述出来。大门进去是一栋“一”字型的行政楼，紧挨着的是一幢竖起的板砖一样层层都有走廊的教学和各系办公综合楼。再后面是一座正在施工的回廊式的五层教学楼。图书馆小巧玲珑，是当时校园里最讲究建筑艺术，中间像是整齐排列的书脊，两边裙楼令人想到平放的书本。这一列是学院的主建筑，在一个平台上，安排的疏朗有致，以这个平台为中心，左边有校医院，堆物场、干部培训楼，水塔和作为学院印刷厂的三层小楼。右边下了台阶，从南往北，整齐排列着露天篮球场，女生宿舍、学院食堂，公共浴室和两栋五层高的男生宿舍楼。所有这些建筑的前后以及用铁灰色水泥浇制的大路两边，都栽种了胳膊粗细，瘦高瘦高的小樟树，秋天的时候，有的小樟树枝头已结出了深紫色小铁蛋一样的樟树籽，有风从西北方梅岭吹来，地上零零落落地散了一地的紫色小果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初冬，甚至到来年春天樟树长出新的绿叶的季节。
　　那一片绿荫就是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目标。从公交车上下来，有时背着母亲新纳的棉被，有时背着从老家带来香脆的红薯干、水红色薄纸包起的米花糖，更多的时候肚子里装着刚刚在城里花一角五分钱买来吃下的南昌炒粉，黄布书包里放着刚从青山路中国书店淘到的旧书。从公交车站到学院大门大约有一公里，公路的形状刚好是倒放的一支硬弓样子，从弓头开始下坡，一边是学院教工住宿小区的大门，一边是正在筹建的学院子弟学校校区，有红砖砌起的围墙，弓底左边是平畴的稻田，春天一片绿油油，秋天金灿灿一片。右边也是农田，但是由弓底开始上坡的边上，有供灌溉的小水渠和一个不知名乡村的几户人家，房后有几棵苦楝子树，高大的树杈上总是开着一蓬蓬洁白如雪的小花。校门就在与公交站相对应弓顶上，紧挨在大路边，看上去高大气派，四根直立的水泥柱子撑起一个巨大的门楣。左边第二根立柱上，高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子，上面是苍劲有力的魏碑体的“江西财经学院”六个大字。
　　星期日傍晚时分，这条弓形的公路两侧，三三俩俩都是从城里回到学校的学生，其中也有一些华东交通大学的学生，他们经过我们学院的大门继续往前走，还要走一公里左右另一个弓形的公路，在那个弓底，有一条专线铁路，每天吃完饭后散步，我们常常会一直走到这条有土黄色锈迹的铁道口，然后折回。
　　每次回到学校，我们都会向那块竖挂着镂刻着校名的雪白的木牌子投去深情的目光，仿佛那不是一块木板，而是心仪良久的婷婷玉立的情人。进了大门，正对着大门有一个圆形的花坛，开着花瓣肥厚，颜色红得发紫的鸡冠花，花坛边走过一群群自得又自傲的大学生，那头颅高昂得像是画家李可染画中报晓的雄鸡。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是公认的“天之骄子”，我们怎么能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呢！

　　2．杨老师

　　杨老师从哪里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我们80国民经济计划班的班主任，对我来说，到现在还是个未解开的谜。
　　我一直认为我是稀里糊涂混上大学的。因为共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玉山分校）要停办，三百多名学生提前毕业；大家都去考农业中专，只有我因为数理化成绩不好不敢去考，改去考文科大学撞大运，结果中专没一个人考上，我一人瞎猫逮了个瞎耗子，竟然考上了江西财经学院。像范进中举一样，考中了就懵了，被当屠夫的老丈人油腻腻大巴掌抡过来给扇醒了，我因为没有杀猪的丈人，也没人给我一巴掌，就这么懵里懵懂地进了大学，懵里懵懂地过完了大学生活。比如说为什么我刚进校的时候助学金是21.5元，不久就变为13元，还有我所学的专业是属于文科还是理科，我都稀里糊涂地一直没搞清楚。
　　杨老师中等个子，长得很壮实。国字脸，浓眉毛，眼睛大但总是微眯起，神态有点像慈眉善目上了点年纪的大妈。说话时先吸一口气，给人特别的庄重与认真的感觉。见过杨老师走在校园中的样子，右手腋下夹着一摞作业本，腰板挺直，上身是铁灰色的中山装，下身是蓝军裤。我好像曾听谁讲起过杨老师是空军出身，转业来江西财经学院工作的。前两天我在微信里向同班老同学在微信里求证，想不到这位老兄说这个他也不清楚。把恩师的来龙去脉搞不明白，若要打屁股他也得挨几板子。
　　直到临近毕业，我才与杨老师有过几次印象特别深刻的接触，而就这几次接触，我也是被动的，老师点我名了，我才去他的办公室。我十分局促地隔着桌子坐在杨老师对面，现在想起来，杨老师那温和的目光对我这个穿着粗布衣服、态度忸怩不安的乡下青年充满着关怀和同情。杨老师问了我的老家和父母亲的情况，问我毕业了留校工作怎么样。我脑子一根筋，以为留校就是当老师，马上回答说我嘴笨，当不了老师。杨老师又温和地问还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想回老家所在的上饶地区工作。杨老师思忖了片刻，说，上饶是有一个分配名额，不过同班的另一个上饶籍的学生想回上饶工作，他是他们家的独生子。我有八个兄妹，我没多想就说，那就让他回去。当杨老师再问回不了上饶想去哪里工作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回不了上饶去哪里都行。
　　当时学生毕业的去向基本由班主任和系主任决定，可是我不懂得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想我上了大学肯定不会回家种田了，只要不种田，去哪里干什么工作都可以。此时毕业班的气氛明显有些紧张起来，有传闻说隔壁班有同学为分配到省里某个单位，本来已是板上钉钉的了，结果一个关系更铁的家在南昌的同学给撬了，该同学好一把年纪了失声痛哭。而我像个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分配到一个好单位而拼出的硝烟好像不是发生在我的身边，我还是每天傻傻的泡图书馆。直到有一天下午两点左右，班长在图书馆阅览室找到我，说，杨老师找你，你快去！我合上书，出门来到老师办公室。杨老师这次没有显出像往常那样慢悠悠的神态，没等我在他办公桌前坐下，直接问到，你是不是和会计班的一个女生谈恋爱？我僵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回答。当时大学生守则里好像有为革命学习，不得谈恋爱的规定，也听说学校如果了解的哪两个学生若谈了恋爱，毕业分配时故意把他们分到两地，以示惩罚。见我楞在那里，杨老师没等我回答又说你去把小陈叫来。老师的话像有神奇的魔力支使着我不考虑其它了，我跑到教学楼三楼的教室，把正在上课的小陈叫出来，说我班的班主任要见你。她和我一样满腹狐疑地来到杨老师办公室。杨老师神态不像刚才那么严肃了，不过问题倒是单刀直入，“你和小方谈朋友是吧”。个子娇小的四川姑娘小陈楞了一下，先是条件反射般摇了摇头，发现杨老师用探询的目光盯着她，她又认真地点了点头。我见杨老师脸上放松了下来，又用慈爱的目光依次在我们俩脸上扫了一遍，点点头让我们俩走了。这时候即便再傻，我的心里也明白老师是有意促成我们，而促成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们分到同一个城市工作。
　　就像有关杨老师情况的其他谜团一样，杨老师是怎么知道我谈了朋友的，显然在前几次征询我分配去向意见时还不知道我有朋友。那时候学校禁止学生谈恋爱，大部分同学都遵守规定，小部分年龄大的同学谈朋友也是尽量保密，像我这样年龄相对不大的学生若谈朋友更是不敢张扬了。至于杨老师为何要促成我们，一开始也迷迷瞪瞪，随着经历世事渐长渐多，开始理解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们班上学生全都来自江西本省，南昌、九江等城市来的学生占大多数，然后是从地级市、县城来的学生，像我这样真正从乡村考上财院的，掰着指头也数的出来。杨老师完全是出于对一个农村来的学生同情和关心，在毕业分配的最后一刻，出面跨系跨专业跨班级，想方设法把一对恋人分到一起。杨老师大概想，像我这样笨头笨脑，家又在农村的孩子，即便大学毕业了，进城后也不一定找的到对象，好不容易在学校里谈上朋友了，可不能因为分配工作的原因而黄了。
　　我懵里懵懂地牵着恋人的手走出了校门来到北京，等到自己在社会摸爬滚打一番，见多了形形色色的人之后，再回头想起杨老师润物细无声式的关怀，为学生设身处地的考虑，像父母关心子女婚事一样尽心，心中不知有多少的感慨与感激。参加工作多年后，我曾在北京一所学院当过一任党委书记，每当涉及学院教授、职工以及学生切身利益事情的研究处理时，我眼前总是浮现杨老师那慈祥、亲切的面孔，也总是不自觉地按杨老师对待我的办法来作出决定。也许在这样事情的处理上可以稍稍告慰老师的言传身教，报答杨老师的恩情。

　　3．赤脚仙

　　我们入学的时候，校园已初具规模，把一处丘陵从头到脚推出三个台地，教学楼、宿舍楼和图书馆都崭新地立在一片红色土丘间，远远看去非常的气派。进了学校大门就近看，我们很快就发现不足了。灰色水泥大路边，明显缺少花草树木的装饰。办公楼前花坛上鸡冠花红的发紫，但花根边上培着的是新土。每栋楼之间，还有不少地方是光秃秃的黄泥红土，下雨的时候踩上去滑溜溜地不小心就摔一跤，晴天在土埂上上体育课，热身运动跑步坚硬的黄土把脚板硌得生疼。
　　学校后勤部门自然不会让五六百名二十郎当岁的男女青年剩余精力无处发泄的，于是每个年级每个班轮流着抽出半天时间，有的去铺草坪，有的拿上锄头去开路，有的扛着扫把铁锹到对面教工宿舍区去打扫卫生平整土地。如果某一天看到大楼旁小路边，隔着三五米斜倒着用粗草绳绑着大团泥土的小樟树，我们知道第二天全校都要停课，每个班分片包干负责把这些树在财院的校园里扎下根去。吃过早饭，同学们都短装打份，男生一般抡锄刨树坑，女生大多负责提水或者将移入树坑的小樟树扶正，最后男女学生合作，有趴拉土坷垃给树坑填土夯实的，有倒提着水桶给树根灌水的。热烈的劳动场面让男生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健美和对女生的怜香惜玉，女生趁机给有些心仪的肌肉男送两眼秋波，总之劳动比较辛苦，但也给平时虽在同一个教室上课，情窦已外露但没多少机会交集的“天之骄子骄女”们有机会套套近乎。
　　香樟树是属于生长比较缓慢的树种，遍布校园每个角落的香樟树到我们毕业时，还像一个个青涩的少女，亭亭玉立尚未成熟，尚不能为那些当初栽下树木同时种下恋情的男女学生们幽会时遮风挡雨。三十多年后，我回到财大校园，特别是属于原来老财院的那一片，整个丘陵台地全都掩映在浓绿的樟树林中，远远地就能闻到成年樟树散发出来的淡雅清香。走在香樟林中，看着一对对红男绿女相伴在树下长椅上看书学习，我真切地理解了什么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种树铺草还不算什么，最难忘的是我们用肩膀挑出了一个标准的体育场。那还是我们秋季入学不久，学校领导大概突然想起大学嘛，没有运动会怎么可以呢？可是要搞运动会，场地在哪？校园西南角有放着两对篮球架外加一个公共厕所的场地太小了，平时那些热爱篮球的学生都甩不开架势，更别说举办运动会了。学校选中了图书馆后面的那片山坡地，决定像农业学大赛劈山建梯田那样开山造运动场。是不是有搭台挂上红标语召开动员大会记不得了，那天乌泱乌泱人头攒动的情景我是记忆犹新，还有满坡的碧绿的野葛藤和迎风摇摆的丛丛雪白的芦花。头一天，我们用双手把山坡小树、草蔓以及那染上秋色的芦苇全部清除干净，露出湿润的暗红色新土，在夕照下高高低低凹凸有致清新如画，再用三四天时间，我们削高填低，把一个十五六度坡度的山丘变成了有四百米标准跑道，中间还摆上足球门的体育场。而学院的秋季运动会，也可能是江西财经学院复校后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就在一个天高云淡微风轻拂的日子里隆重登场了。
　　跟所有的大型运动会一样，最引人入胜的是田径，运动会的收官项目一般都是4×100米的接力赛。这天下午，发奖前的最后一项比赛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就要开始了。四组巾帼健儿英姿飒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一声枪响，起跑线上的选手如离弦之箭蹬地而起，运动场上顿时加油声四起，随着一组一组的交接棒，场上气氛越来越接近沸点。最后一棒交接后，场上还处于胶着状态，突然，处于第二道的一个扎着马尾辫的选手脱颖而出，像一匹骄健的瞪羚朝着终点飞奔而去。随之而起的是欢呼声，中间夹杂着惊叹，说“快看，快看，赤脚仙女！”我闻声看去，那个女生真的是赤着脚，双腿有力地摆动着，奔跑如飞，瞬间撞线。获得冠军的女生好像是同年级经贸专业的，只见她双颊绯红，汗水津津，上身是花格子短袖衬衫，下身是藏青色裤子，裤脚挽到膝盖上，露出健壮的双腿，浑身透露出不羁的青春与活力。
　　那个时候，我们都青春年少，那个时候，我们都能赤脚奔跑。我们从财院出发，一直奔跑。回望在财院度过的岁月，我们心中充溢的依然有青春的热血与豪情！

　　本文由方文国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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