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毅：风雪北大荒.上篇

┃Personal History

风雪北大荒
上篇

© 殷毅／文

1．右派专列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
　　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了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在候车的间隙，我环视四周，发现这批远行者中没有一个人有亲友前来送行，只有各单位派来清点人数、监督上车的人员。本报派来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浒》中写林冲犯事发配沧州一段：林冲从牢房解出，“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开封）府前接着”，一起到“桥下酒店”为林冲送行。从书上的描写看，“众邻舍”和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似乎并没有感到专横暴戾的“高太尉”对他们有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今天这批“犯事”的右派的亲朋好友，却个个吓得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莫非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吗？心里不禁感到丝丝寒意。
　　上了火车，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右派而开的专列，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车站。
　　车厢里，四顾皆右派，满目尽牛鬼，没有谁孤立谁的问题，人们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恢复到反右前的那种精神状态。同单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一时人声喧嚣，热闹万分。经过攀谈，得知这趟专列上有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如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大公报》记者高汾、朱启平、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和他的夫人、女画家张晓非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旧友新知，无不敞开襟怀，倾心交谈。
　　当时人们对右派这顶帽子的分量，以及它可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的严重后果，普遍估计不足。虽然大家已亲身领教了出尔反尔的所谓“阳谋”，但是对毛泽东说的“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做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改正了错误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91页）依然深信不疑。车厢里人们较为关心的话题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长？多长时间才能摘掉这顶右派帽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说，我国仅有500万知识分子，作为如此稀缺资源的一部分，以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党，怎么会抛弃我们呢？又有人说，只要我们认真改造世界观，自然会回到人民队伍。——顺便提及，解放以后，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灌输，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那种自惭形秽，那种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方可新生的“原罪感”，上自学界泰斗下至莘莘学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难友对于被打成右派心存委屈，但对于改造世界观却认为是应该的。许多人估计，劳动改造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再显身手。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右派”或“摘帽右派”这顶铁帽，会如影随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乐观估计、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无回，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成了北大荒的孤魂野鬼！
　　人们持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是，离京前听了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所做的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在动员大会上，钱在批判右派罪行后向大家指明出路：“你们将来改造好了，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下去劳动，不要丢了专业。一些专业用书，要带在身边学习”，“我已同中央乐团打了招呼，允许搞器乐的（右派）将乐器带到北大荒”。钱的这番讲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尽管眼前受点委屈，前景还是美好的，大约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可以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
　　钱俊瑞是位党内学者，我相信他不至于故意编造一套谎言来哄骗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毛的改造政策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解完全错误。
　　当时大家听信了钱的讲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在北大荒成了人们的累赘，在不断地徒步行军转移途中，因不堪重负，都陆陆续续丢弃了。
　　这趟列车是在正常的运行图之外加开的一趟专列，有时接连数站不停，有时一停大半天；从北京到密山终点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聊天，“改造期限”的话题，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放下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对于多数人来说，眼下摆脱不了的倒是离别亲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这场政治灾难而引发的种种生活中的不幸。
　　本报记者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由国统区投奔解放区。反右派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封建社会对皇上“大不敬”，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是要砍头的，现在只把他划为右派，显然宽大得多了。他与妻子高某婚后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发夫妻感情不和，现在他沦为右派，其妻名正言顺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令他烦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离婚后将栖身何处？生活怎么办？他和我谈起这些揪心的事，一阵苦笑之后，眼圈红红的。
　　女记者徐颖，鸣放时奉命到中国人民大学采访。按常规，座谈会上人家谈什么问题，记者在稿件中就应反映什么问题。她参加的那次座谈会，有一位教授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她如实地写在稿件里。她的上司把这一“警句”标在标题上，反右时此稿被认为是对党一手创办的新型大学的最恶毒的攻击。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她分娩后不久，就被打发去北大荒改造。在丧失理性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人道”、“人性”这些作为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没有一个人敢于代无辜的婴儿为其母亲的流放请求豁免权。更糟的是，她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划为右派，且先后被流放，刚生下来的婴儿只得交给年迈的母亲抚养。作为年轻的母亲，此时她斜靠在车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
　　记者钱统纲，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采写过一些鸣放报道，之后又奉命采写过一些反击右派的报道，“功”不抵“罪”，被划为右派（具体罪名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孑然一身，似乎心无牵挂，但戴上了这顶帽子，事实上被剥夺了求偶的权利，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车过山海关，渐渐驶入关东平原，窗外的景色与关内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盖原野，一片银白世界。他伤感地对我说，儿时曾背诵过一首古人的出关诗，其中两句：“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头？”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苍凉、哀伤的感情。
　　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刚分配到报社不久就被划为右派的小范，身受灾难而未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他好像把“组织处理”当做在校时淘气受到老师训斥一样，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当一名好学生。出于这样天真幼稚的心态，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老殷，你是党员，我是团员。到了北大荒，建议你将党团员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我只好严肃地告诫他：“首先要弄清咱们现在的身份是‘右派’，而不是什么党团员。更应明白，上面最忌讳非法的小组织。一旦被发现，你说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兜着走。”听了我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这样纯洁可爱的青年打成右派，可见当年“横扫”之“干净、彻底”。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储出任本报总编后，范难免同老师多有接触。他还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只因储后来成了“大右派”，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他的这份建议书，不管建议书内容如何，便殃及了无辜的他。当然，他同储“时相过从”，也就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目视前方，而失意的时候多半会回首既往。此时我正坠入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省视、沉思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这个穷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热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而我发自内心爱戴的党，她又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推入万丈深渊。这真是：“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我将以怎样的观点来审视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凭我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阅历，我无法解开这道难解的谜，只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忧思和愁苦在啃啮着心灵。列车越往北驶离家越远，对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很难想像，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将怎样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想着想着，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
　　列车驶出沈阳站，夜色浓重，它呼啸着向无边的黑暗驶去……

2．初识北大荒

　　到达边陲小站密山车站已是下午三时左右，我们被带到一个剧场歇息。夜晚，在剧场的地板上，众人和衣斜靠在自己的行李上，半睡半醒地眯了一夜。翌日清晨，冒着凛冽的寒风，登上卡车直奔云山畜牧场。
　　卡车驶出密山县城，眼前便展现天苍苍野茫茫的景象：原野冰封雪盖，一望无际，车行数小时见不到一个村庄。雪地上枯黄的荒草，在寒风中摇曳起伏；偶尔可见孤零零的一只狍子，在荒凉的原野上漫步觅食。从繁华的古都北京来到这里，我陡然感到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远离现代物质文明的洪荒世界。
　　云山畜牧场是国营850农场的一个分场。它位于中苏边界乌苏里江之西的虎林县境内，延绵起伏的完达山脉横亘在它的北面。准确地说，这里只是北大荒的一角——北大荒包括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和广阔的三江平原。直至解放前，这里仍保持着人迹罕至的原始地貌。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在这里筹建国营农场，安置一批转业官兵，含有屯垦戍边的意思。这批转业官兵为开发这片土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电影《老兵新传》对此做了艺术的描述。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另一支劳动力则鲜为人知，那就是从内地调来的一批劳改犯。他们伐木建屋，修桥铺路，垦荒种地。我们到达时，这批人已成了新生人员（即劳改期满），带着妻小，在农场安家落户。
　　北大荒直到解放后才被人们开发，显然是严酷的自然条件使然。据农场同志介绍，这里无霜期只有120天，即一年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时日适宜于作物生长。冬日酷寒，最低温达到零下30℃～40℃。有时暴风雪（当地人叫做“烟儿泡”）肆虐，赶路的人如果遇上了，会被刮得不辨东西，寸步难行，最终冻死在路上。白雪覆盖原野的日子，前后达半年之久。春季特短，冰雪方始融化，不经意间原野即显露一片嫩绿；你还来不及观赏，转眼就化成了郁郁葱葱的碧绿。那些不知名的野草和灌木，经过漫长寒冬的休眠，似乎有一种特别旺盛的生命力。夏日，草原上孳生成群的蚊子和小咬（一种极小的飞虫），把人咬得红一块紫一块。尤其是早晚出现的小咬，驱之不去，防不胜防，咬得你心烦气躁，据说有人因此而神经错乱。雨季，道路一片泥泞，马车、拖拉机、汽车停驶，交通即告中断。如此恶劣的自然条件，任何单个的人或家庭来此开荒种地，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们去时，农场仍处于草创阶段。机械化程度极低，少量的拖拉机只供开荒、播种之用，锄草、收割全靠人工。一到农忙季节，虽起早贪黑，仍不能完成任务，地里狼藉的成熟庄稼随处可见，成为田鼠的食物。人们在黄豆地里挖出一个田鼠洞，常常可以获得好几斤金灿灿的豆粒。
　　农场的住房建设就地取材。完达山里的原始森林，提供各种适用的优良木材；野地里疯长着一米多高的茅草，成为苫房的最佳材料；黏度极高的泥土，又是制作土坯的现成原料。当时，大批转业官兵和流放右派涌入，脱坯建房来不及了，于是各种速成砌墙法兴起，如切草皮垒墙、泥插墙、干打垒，无非是因陋就简，可挡风雨就行了。初到云山时，我们还住过更加简陋的工棚，墙是用枝条编的，然后在枝条外面糊上薄薄的泥层。
　　转业官兵、新生人员和右派成为农场三部分组成人员。陌生人来到农场，从衣着上就可以将这三部分人加以区别：转业官兵一般着旧军装，新生人员为农民打扮，右派则穿灰、蓝、黑色的干部服。这三部分人事实上分为三个等级：转业官兵为一等公民，是农场的领导和骨干；二等公民是以劳动为生、享有公民权的新生人员；末等公民是被剥夺自由、“负罪改造”的右派。
　　初到云山畜牧场的当天，行李从卡车上卸下来，堆放在一块空地上，人们就地休息。各组组长被召集去参加分配住房的会议。一会儿，组长回来传达：“我们就住在路口那栋马架子，每人铺位50厘米。”“铺位50厘米是什么概念？”马上有人提问。经组长解释，才知道马架子里是对面炕，以对面炕的长度除以应住人数，得出每人铺位宽度只能占50厘米。这就是说，不是按多少人应分配多少面积的住房，而是这栋房必须把这批人全部安排进去，人多空间小，大家就只能挤一挤。此后在农场范围内行军转移，每到一处，住处均按此办理。

3．短暂的宽松

　　初到时我们被分配到五栋房劳动，约百余名难友，一个连的建制。
　　这地方有五栋草房，因以得名。它建在完达山麓的缓坡上，距云山场部约二十余公里。
　　管教我们的干部叫刘文，一名转业军官。他和我们见面讲话时，态度和蔼，语气亲切，口口声声称我们中的一些人是他的“老领导”、“老首长”（我们连的成员中确有一些人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令众人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他认为我们是一时犯了错误的干部，日后改正了，依然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勉励我们增强改造的自觉性，争取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他甚至体贴地提醒我们，干体力劳动要“量力而为”，不要累坏了身体。在他的整篇讲话中，似乎有意识地少用或不用右派这个词。
　　在北京经受了疾风暴雨式的批斗的我们，骤然听到刘文如此温和的讲话，不免窃窃私议。不少人认为，这与王震部长的讲话大有关系。原来，我们到达云山畜牧场不久，一天中午，农垦部长王震将军突然来临。大伙儿端着饭碗聆听他的讲话，他一开口就说：“同志们辛苦了！”那久违了的“同志”的称呼，当场令一些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明确地说，“只要参加开发北大荒的，就都是我们的同志”，对大家慰勉有加。现场气氛颇为热烈。看来，刘文对我们的友好态度，是他领会并贯彻了王震的讲话精神。但这并不排斥与刘文敦厚的个人品质有关——后来刘文被撤职证明了这一点。
　　不管基于什么缘由，五栋房那段短暂的宽松的劳动生活是令人怀念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月有一至两个休息日。早上有时间洗脸刷牙，晚上有时间看看报纸，写写家信，料理个人卫生。有时，草房里还飘扬出动听的歌声。
　　在刘文的支持下，五栋房居然出版了我们在劳改期间仅有的几期墙报。高汾、丁聪、黄苗子、吴永良和我被选为编委。高、丁、黄三位是文化界的名人，过去都在全国性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如今则在墙报上大显身手。丁聪的“北大荒生活素描”，吸引了不少读者。墙报的新闻栏由我负责。正巧，有一位难友带有一架矿石收音机，他每天半夜里抄收中央台的记录新闻，第二天早晨交给我。这成了墙报的惟一的新闻来源。出墙报那天，我们几个编委都可以免于劳动。
　　“负罪逐天涯，家书抵万金。”对家人的思念，对家书的渴望，成为流放边陲的人们的共同心结。有鉴于此，刘文专门指定一个叫小梁的年轻人担任通讯员。只要天气晴好，小梁总是步行数十里，到场部邮局取信和报纸。每当小梁背负一大摞信和报纸回来，人们都投以企盼和感谢的目光。他成为全连最受欢迎的人。
　　夏日，密林深处的小溪，成为爱好清洁卫生的女难友的天然浴场。戏水喧哗，一片欢声笑语。不明真相者，会误认为她们是一群旅游者呢。细雨霏霏，不能出工，人们三三两两，到附近山坡上采摘可食用的野生黄花。我和丁聪一起，边采边聊，海阔天空，犹如在森林公园里散步，暂时忘却了人间的烦恼。《大公报》记者高汾有睡前读报的习惯，一天晚上，她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蜡烛点着了蚊帐，差一点引起一场火灾。事后，刘文只是口头批评了事，并没有上纲上线恶意批判。
　　在如此宽松的氛围中，人们自律自重，完成劳动任务很是自觉。虽然马列原著并未说劳动可以自发地产生先进思想，但大家依然刻苦砥砺自己，以示改造世界观的虔诚。且不说分内的劳动任务，就是一些临时性的公差，常常不待排长分配，大家都争着去干。一次，大雨数日，交通中断，运粮的马车进不来，眼看伙房要断炊了，以新华社记者戴煌为首的三名壮汉自告奋勇，在风雨泥泞中跋涉数十里，到场部粮库扛回近二百斤重的一麻袋粮食。他们的壮举，赢得了众人的钦佩。
　　在五栋房的一项主要劳动是修建五一水库。我们连劳动的出色表现，为刘文脸上大增光彩。
　　这个水库规模不大，容水面积约二十余亩，库址就在五栋房下面东西两边山坡形成的小峡谷处。修坝任务由右派连和新生连（由“新生人员”组成）共同承担。新生连是垦荒劳动中磨炼出来的一支劲旅，和我们一起修坝，客观上就是一场劳动竞赛。
　　拦水坝是由一层层泥土夯实后形成的。那时没有打夯机，我们在一米多高的粗重圆木上钉上木制扶手，作为打夯工具，两人一组，效率极低地一步步将土夯实。新生连的打夯工具比我们“先进”，用的是上百斤重的磨盘形石块，由十六名壮汉各拉一根系住石块的粗麻绳，其中一人领唱夯歌，其余人呼应着，有节奏地将石块高高举起，重重击下。这就是“打硪”。据我们观察，“打硪”的优点甚多：一、它比木夯打得结实；二、“硪”与泥土的接触面比木夯大，因而效率高；三、悠扬动听的夯歌，调剂了劳动者的精神，降低了疲劳系数。为了在劳动效率上赶上新生连，我们急切地想引进这种“先进”技术，而引进的关键，在于引进协调彼此动作的夯歌。
　　这时能人出现了。一位原来从事作曲的陈姓难友，在新生连高唱夯歌的时候，悄悄地将他们的曲调和歌词记录在五线谱上。当晚他就教大家唱。由于曲谱简单，歌词通俗，不到半小时，大家都学会了。第二天，我们连的壮劳力接过新生连的石硪，高唱夯歌，将石硪高高举起，重重击下，打得同新生连一样好，令新生连成员惊诧不已。
　　打夯的效率与新生连并驾齐驱，担土的也不甘落后。无人督促，大家把每筐土都装得满满的，力气大的都抬双筐。更有少数“大力士”抬三筐，为此抬杠断裂了好几根。那你追我赶的火热景象，好似一场体育竞赛。
　　“七一”前夕，刘文号召连续苦干二十四小时，放一颗劳动“卫星”，向党的生日献礼。其时全国正处于疯狂的“大跃进”高潮之中，放“卫星”成为一种时髦。
　　献礼，而且是向党的生日献礼，名分太重大了，大家纷纷表示拥护。可是，人毕竟是血肉之躯，体能总是有极限的，当劳动到深夜12点以后，各个疲惫不堪，劳动效率愈来愈低。我和丁聪合抬一副筐，在疲劳和瞌睡的袭击下，彼此如梦游神一般，闭着眼睛在抬土的小道上蹒跚而行，两条腿有如绑上了千斤重铅，每移动一步都十分艰难。外文出版社会计、绍兴口音浓重的王祖导，年逾半百，体力不支，加以肠胃不好，他和另一老者合抬一副筐，一路气喘吁吁，一路屁声连连，真是狼狈不堪。当刘文宣布工间休息二十分钟，人们如逢大赦，立马放下抬杠，不管地上多脏，倒地就呼呼大睡过去。
　　“卫星”放过了，人也瘫软了。第二天，刘文宣布休息。
　　“五一”水库经三个月的奋战终于建成。此时，我们的境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刘文被撤职，据说他犯了“右倾”错误——当然指对待右派而言；右派连被肢解，有的调去打草，有的调去基建，有的调去干农活，开始作为流动性的劳动大军，辗转于农场各个生产队之间；过去的人道待遇倏忽消失，劳动的强制性与奴役性日益增强，呵斥右派之声时时可闻。
　　五栋房的宽松氛围如昙花一现般地消逝了，北大荒的苦难之旅由此开始。

4．小记两位难友

　　在五栋房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其中一“土”一“洋”两位知识分子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可以窥见“反右”之荒谬。
　　孙承武，五栋房的“壮劳力”，水库工地打硪队的成员，时方二十出头。他有一副结实的身板，有一双干各种活计都很灵巧的手，天生勤快，干活麻利，在劳动中出类拔萃。凡有求于他的，无不慷慨相助，其待人接物之淳朴热情，令人感到可亲可敬。不管你想像力多么丰富，你很难把他同“面目狰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联系在一起。
　　后来混熟了，才知道他的干活麻利娴熟，为人淳朴厚道是有由来的。原来他是出身于大连海边的一个农家子弟。他自幼酷爱绘画。据他说，辽东半岛的农村妇女，喜欢在布鞋鞋面上绣花，而他的母亲就是村里设计花样的能手。在母亲的熏陶下，他从小就摆弄画笔。初中毕业后，他以绘画特长被东北鲁迅美术学院破格录取——按规定，必须具备高中毕业资格方可报考。在老师的指导下，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作为高材生，他被分配到新中国惟一的外文出版机构——外文出版局，任美术编辑。
　　他是党员。反右运动之初，他所在的党支部开会研究“敌情”，有人反映党外群众X君有右派言论，但会上并未确定其为右派。这位君和他同住一间寝室，平日关系较好，以仁厚待人的他，不忍坐视X君沦为“右派”，便悄悄提醒这位室友说：“你以后说话可要注意，已经有人在会上反映你有右派言论了。”他未曾想到，X君出于某种阴暗的心理，竟然把他出卖了向党支部作了汇报。结果，与人为善的孙承武以“泄露党的机密”的罪名被划为右派，而告密者却成了“反右”的积极分子。
　　卖友求荣的宵小之徒被奉为座上客，爱人以德的仁厚君子却沦为阶下囚，怪异的政治运动就这样颠倒了人妖。——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谁敢说同历次政治运动的这种“负淘汰”没有关系？
　　他和我们一起坐“专列”来到北大荒。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完达山里伐木，有一次，一棵伐断了的直径七十多厘米的大树突然倒下，他躲避不及，树冠击中了他的脸部，当下砸掉他二十八颗牙齿，满脸鲜血直流，差一点把命送掉。
　　二十余年后，我在北京宣武门外的马路上碰到他。据告，北大荒劳动结束，他被分配到哈尔滨美术研究所打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原单位并没有将他调回北京。后来，适逢1979年1月文革后首届中国工艺品展览将在日本东京举行，中日双方商定，在各自国家公开征求这次展览会的招贴画画稿。他得知消息后，向中国美术家协会投寄了应征作品。老天爷开眼，他的作品被评选为国内第一名。之后，又由中日双方美术界权威与日本国选出的第一名画稿评比，他的画稿光荣夺魁，成为这次展览会的正式招贴画，并在日本东京印刷。消息传出，日本记者专程采访了他，还请他写了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东京NHK电视台播放了他的作品，其画稿由日本国收藏。由于他为国争光，哈尔滨美术研究所根据上级指示，给他提了一级工资。此事惊动了他的原单位外文出版局，马上将他调回北京，让他继续担任美术编辑。
　　他告诉我，文革前在哈尔滨结了婚，育有二子。后来他在文革中受冲击，其妻忍受不了“左”的政治压力，在他被关进“牛棚”时和他离了婚。儿子由女方抚养，生活费由他提供。他只身回到北京，过着凄凉的独身生活。他说，他已无意再婚，决心将余生的全部精力投入美术创作。他不无激动地说：“我要用心血铸成的一件件作品，向世人表明：反右是摧残、封杀知识分子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一场野蛮的运动。”
　　出身农家的孙承武的遭遇令人嗟叹，喝过洋墨水的丁耀瓒最终去国离乡，亦复令人唏嘘。
　　初到五栋房的一天，有一位眉清目秀、文质彬彬、年约三十左右的人主动找我，自称是丁耀琳的弟弟。据他说，临来北大荒之前，其姐耀琳关照他：“《光明日报》的老殷很正派，可与之交往。”经他提醒，我倒想起来了。离京前我偕妻子在中央电影院（现今北京音乐厅的前身）看最后一场电影，邂逅我的朋友、《人民画报》记者刘有声和他的夫人丁耀琳。丁曾告诉我，她的弟弟丁耀瓒也要去北大荒劳动。我没有想到彼此竟会分在同一个队，且住在同一栋马架子里。由于耀琳的介绍，我们很快熟悉起来。我早就知道他的父亲是海关总署署长丁贵堂。
　　丁耀瓒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解放前留学美国，1955年归来，在文化部对外文委任翻译。他说，如若反对共产党，他就不会远涉重洋投奔祖国了；被划为右派，只因他一时说话不慎。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各大报连篇累牍地宣传“一桥飞架南北”的辉煌成就。见过世面的他，在办公室和同事们聊天时，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样的桥在美国有的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于是惹了祸。尽管他连连检讨这句话“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国家）的威风”，右派这顶帽子还是稳稳地戴到了他的头上。
　　在北大荒，这位美国留学生在劳动中自觉争先，刻苦砥砺自己。北大荒劳动结束，上面可能照顾高级民主人士丁贵堂，将丁耀瓒调回原单位工作，后来又为他摘掉了右派帽子。经历了这番挫折，他事事小心，处处谨慎，惟单位党组织之命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力争获得“自己人”的待遇。为此，他“非礼勿视”，“非礼勿动”，自1960年至1976年的十余年间，“夹着尾巴做人”，含辛茹苦，一以贯之。他以为，积“面壁十年”之功，一定会感动“上帝”，将他纳入“子民”的范围的。然而事实不然。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单位组织全体干部赴人民大会堂吊唁，惟独不准他这个“摘帽右派”参加。这沉重的一击，将他那虔诚的愿望击得粉碎。
　　他终于醒悟过来：不能再虚耗生命，去追求那虚无缥缈的目标了。
　　两年后，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国门大开。这时他决定另谋生路。经海外亲友帮助，他挈妇将雏举家移居美国洛杉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赴美的最早移民。据说，《洛杉矶日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们全家抵美的照片。20世纪80年代他受聘为美国之音中文部主任。
　　一个当年满腔热情投奔祖国的留美学生，二十余年后又满怀凄苦之情离别父母之邦，到异国他乡谋生，这难道仅仅是丁耀瓒个人的悲剧吗？

5．七号地麦收

　　北大荒进入了秋收季节。一天，我们排正在小云山生产队劳动，忽然接到命令：明日转移到七号地边的山坡安营下寨，后天投入七号地的麦收劳动。排长钱统纲到队部开会后回来传达（按：班排长均由管教干部指定的“右派”担任）：大家带上一天的干粮，于明天午前赶到七号地边的山坡；下午，各班按照分工，必须在入夜前将窝棚（当地人叫“马架子”）搭建好。这就是说，我们到七号地割麦，并无现成居所，要自己动手搭建，而时间只有一个下午。
　　翌日黎明，我们背负行李、工具出发了。年轻力壮者远远地走在前面，年迈体弱者稀稀拉拉地跟在后面，几十人的队伍，前后相距约一两里之遥。
　　我负重而行，体力不支，坐在路边休息，见电影演员李景波（他在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中扮演牛科长，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跟了上来。他见我休息，也一屁股坐了下来。此公四十余岁，矮胖，身体虚弱，说话风趣幽默。为了减轻负担，他只背了一个体积特小的包袱状的行李。他对我说，长途行军，哪怕多带一盒火柴，也会感到越来越重。谈起此次去七号地割麦并无现成住房，他大为不满，发牢骚说：“老乡到集市上买口猪，也得先盖好猪圈。看来，我们连猪都不如。”我示意他少说为佳，他说不怕，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还能把我怎么样？
　　十多里的路程，人们花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午前陆陆续续地赶到了。于是席地而坐，取出干粮大嚼。饭后，立即投入搭建窝棚的劳动。一拨壮劳力手持利斧，肩扛大锯，进山伐木去了；一拨如李景波那样的“老弱残兵”被分配去附近割草；另一拨像我这样的中等劳力，则负责清理现场，将住地周围的灌木杂草一一砍掉，挖好埋人字架的土坑。因事关切身利益——搭建不成就只好露天过夜了，大家不顾行军之疲劳，按时完成了各自的工作。
　　夕阳西下之时，状如老乡的看瓜棚那样简陋的窝棚搭成了：四副人字架按一定的间距斜立在地面，人字架之间架上梁木，然后在人字架坡面上绑上较细的檩木，最后把草依次苫在檩木上。《五柳先生传》形容其居处为“环堵萧然，不避风日”，我们的窝棚则等而下之。它只有草房之形，只能产生“我们并非住在露天”的心理效应，防风避雨的功能是全然没有的。
　　老天爷似乎故意和我们为难。夜半，忽然雷声大作，暴雨如注。我从睡梦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发现被褥、衣物已全被浸泡在雨水之中。窝棚中无处不漏，没有一个可供躲避的地方。黑暗中，人们纷纷将铺盖卷起，头顶油布或雨衣，坐在炕沿上等待天明。此时气温骤降，山野的冷风嗖嗖吹来，冻得大家牙齿相击，索索作抖。
　　好容易熬到了天亮。由于夜未成眠，受淋受寒，个个精神委靡，满脸倦容。有人向排长钱统纲建议，可否向上面反映，今天休息一天，让大家晒晒被褥。钱说，试试看吧。后来他小心翼翼地向上面做了反映，遭到了一顿训斥。管教干部命令：必须按时下地割麦！
　　刘文给了我们一点“人”的待遇而被指控为“右倾”，被撤销职务，其继任者当然要以无情、狠毒来表现其“革命性”了。命令不可违抗，大家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手持刀，默默地走向七号地。
　　七号地有多少公顷？说不清。站在地头眺望，金黄一片，无边无际。场部集中了数百劳动力，割了五六天，才完成了任务。
　　其时为夏秋之交，日长夜短。天蒙蒙亮，匆匆吃罢早餐，便踩着露水奔向地头。一直干到日落西山，暮霭沉沉，才收工回来，劳动时间长达十三四个小时。这对我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并不感到特别的苦。倒是对割麦子的特殊的艰辛，有了切身的体会。原来，镰刀磨得快快的，割麦并不感到费劲，只是整日弯腰，频频弯腰，那腰肌的酸疼，令人难以忍受。老乡有“女人坐月子，男人割麦子”之说，意思是男人割麦子犹如女人坐月子那样难受。年轻力壮者咬咬牙也就挺过来了，苦就苦了那些年迈体弱者。他们腰肌僵直，难以忍受酸疼之苦，于是有的跪在地上割，有的趴在地上割，什么怪模样都有。割麦犹如赛跑，他们总是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而不通人情的管教干部对他们毫无恻隐之心，竟认为他们偷懒，动辄加以训，使他们在劳苦之余，复受人格上的侮辱。

6．冬日排水

　　北国的冬季，冰封雪飘，何以在这个季节竟有排水任务？原来，北大荒有大片的沼泽地，终年积水，野草丛生，不惟拖拉机开不进去，人进去也很困难。为了开发利用这片土地，农场决定趁天寒地冻之时，在沼泽地带挖掘深两米宽四至八米长的排水渠。待春天冰雪融化，地表水流入渠内，沼泽地也就干涸了以今天的眼光看，所谓冬日排水，实际上就是消灭湿地，它同当时南方诸省围湖造田，同属破坏生态环境的愚蠢之举。
　　一天，我所在的连奉命开赴沼泽地带挖排水渠。微明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工地。其时，朔风怒号，寒气彻骨，极目望去，那齐腰深的荒草如波浪似的滚动起伏，连绵无垠。根据事先测量好的标志，人们一字排开，在各自分配的地段上抡镐刨土。
　　那结实的冻土，坚硬得如同石头一般，一镐头击下去会迸出火花，而抡镐多次，仅仅剥落一些碎块。人非铁打，谁能将十几斤重的镐头无休止地抡下去，故每把镐头由两人轮流使用。年老体弱者则用铁锹把刨下的碎土扔到渠线以外。开渠的进度极其缓慢。劳动现场，那凛冽的寒风穿透棉衣，直刺筋骨，令人有一种光着身子挨冻的感觉，而荒原上又没有可以避风的场所。处此境地，逼得你自发地将身体永远处于运动状态之中。你想休息吗？你就得挨冻。干活的间隙，李景波喟然长叹：“人不如鼠啊！那田鼠会打洞，冬日藏身洞内，风吹不着，雪沾不着。而我们只能直挺挺地顶风挨冻。”引得大家一阵苦笑。
　　中午，场部出动一辆马车到工地送饭，每人发给两个窝窝头。此时谁也顾不了饮食卫生，就用戴着脏兮兮的棉手套的手接过窝窝头，背风站立，一口口啃食。饭桶虽然裹有棉套，但因天气极度寒冷，送到工地窝窝头早就凉了，只是尚未冰冻。待到拿到手上啃食，刚啃了一半，另一半就冰冻了，只好将冻了的一半放入怀中焐热，然后慢慢啃食。
　　我正担心如此恶劣的劳动条件如何坚持下去，第二天晚上，忽然接到命令：我们连开进完达山伐木，由另外一个右派连接替继续干下去。这个连后来被称为排水连。事后听说，排水连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辛，有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据说，场部鉴于全靠人工在冻土上挖渠工效太低，决定用炸药爆破。这个方法当然先进，但实施爆破前，场部并未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授以安全操作规范，就轻率地命令他们操作，于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发生了：在施行爆破的那天，一名排水连的右派（原国际书店干部）奉命在钻好的眼孔中安放炸药。当他安放好以后，在现场举手遥呼：“放好了！”在数十米外控制开关的原侨委的一名右派不明就里，就此按下了电闸，轰然一声，将他炸得血肉横飞——事后只找到他一条腿。
　　“可怜完达山下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他的妻子，他的父母，得知此噩耗，该是怎样的椎心悲恸呢？出了这样的重大事故，场部并未引咎自责，却把按电闸的原侨委那位干部作为替罪羊，送上法庭判了刑。死者则悄悄埋掉，连个追悼会也没有开。
　　据参加排水连的戴煌回忆，管教干部规定了超常的劳动定额；近乎残酷地榨取右派的血汗。每人每天如果不完成七立方米的定额，干到深更半夜也不让收工。有一天，太阳快落山了，两桶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楂子冻成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原因就是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劳动定额。住地离工地十余华里，经常天不亮就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工地，晚上又披星戴月回来，每天睡眠最多不超过四小时。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为了完成劳动定额，大家索性把行李挑到工地露宿。割几把草铺在冰层上，然后铺上被褥，夜晚和衣而卧，听任旷野上朔风怒号，因为极度疲乏的身躯此时似乎已失去了知觉。翌晨哨声一响，戴着狗皮帽缩在被窝里睡觉的脑袋竟钻不出被窝，原来被窝头被呼气呼湿，都结成了冰碴。被面和大衣上也结了一层冰霜。大泥鱼似的靴子被冻得邦邦硬，怎么也穿不进去。为了第二天早晨不让靴子再冻得伸不进脚，不管上面沾了多少泥水，也得像保护宝贝似的把它塞在大衣和棉被之间。
　　我后来曾问戴煌，参加排水工程的转业官兵，莫非也露宿工地吗？他说不，他们在工地附近盖有一溜草房，晚上可以避风避寒地睡个安稳觉。我又问，那你们为何不盖些草房来住呢？戴煌答：管教干部不给你时间，他只是无休止地要求完成定额，完成土方！
　　呜呼，人与“鬼”之不同待遇，悬殊竟若天壤！退一步说，纵使这些人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犯，给予如此的非人待遇——零下三四十度露宿于冰层之上，难道是符合马列原则的吗？

　　本文选自《回首残阳已含山》，殷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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