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既贱且辱此一生.下篇

┃Personal History

既贱且辱此一生
下篇

© 韩石山／文

　　五．墙上，那狠狠的镢印

　　1966年一年，几乎都在学校里，旧历年前，回到家里，家中的景象，让我大为吃惊。
　　一进院门，只见迎面的照壁，也即前院西房的南墙上，原来是个神龛的地方，有几道深深的铁镢的印痕，露出了竖垒着的土坯，骤然看去如同一根根肋骨。是谁呢，这么狠地挖下去？
　　进了院里，见了母亲，刚说了两句话，她就把我拉到西房里，悄悄地说：“你爷叫开除回来了，去地里做活去了，一会儿回来，你可别问。你奶瘫了，在东房里，去问候问候吧。”
　　去了东房，见了病中的奶奶，我还没说什么，老人家先拉住我的手，问在学校可好，没叫人家斗过吧。我说没有，她放心地叹了口气，说，奶奶好着呢，当下死不了，我前几天还说过，等安远回来，拉我去南王庄看看，人家说那儿有个好大夫。
　　南王庄是我们镇子南边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子，后来我拉上平车带她去看过。这病哪儿能看好，不过是了心事罢了。
　　奶奶是爷爷的第三任妻子，1915年生人，只比我母亲大十岁，这年该是五十一岁。前两年就有点手足麻痹，文革开始后，接连上了几次批斗会，惊吓加上焦虑，一冬就完全瘫了。两年后身亡。其时仍在文革中，村里找不下打墓的人，北堡里村我老舅家是贫农，老舅从自己村里叫了几个人，才把他姐姐安葬了。
　　爷爷从地里回来了，我见了，叫声爷爷，也不知该说什么好。爷爷一边用布掸子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一边朗声问我，几点到运城的，汽车票可好买。末后说：我的事，你妈都给你说了吧，没什么，你好好念你的书。
　　爷爷回到村里，父亲给我的信里曾提起过。只说你爷爷受到处理，失去工作，回到村里。获罪的缘由，据我后来的了解，是这样的：1965年春天，临猗县商业系统开始“四清”，当年冬天，爷爷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全县大会上发言。1966年春天，“四清”要结束了，到了所谓的处理阶段，他却被戴上帽子，开除公职，回农村劳动改造。据说是运动中，领导劝他带头向党交心，他一贯听话，就说了些过去对工商业改造怎样不满意，经过学习怎样提高了认识的话，处理意见上把他前面的话，当作了反动思想。他有夜里睡着磨牙的习惯，有人揭发他，说他睡梦中都对党的政策咬牙切齿。他在村里威望高，人缘好，好些上岁数的人，都是他的学生。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只是回村劳动，对他来说，伤害不会多么大。古人信奉的是“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他只可说是“用舍由时，行藏不在我”罢了。
　　可怕的是文化大革命，紧跟在他的脚跟后头来了。他春天回来，它夏天就到。
　　从来没有人给我说过1966年那个夏天，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多年后，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爷爷的案子平反昭雪了，我才从零零碎碎的传闻中，知道了当年的大致情况。
　　先是村里出身好的年轻人，还有些并不年轻的出身好的人，组织起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仿照外面的做法，到家里抄家，一进门就要爷爷和奶奶交出“变天账”，交出暗藏的金银财宝。自然是没有。于是在家里大肆搜查，将客房的地上刨了个坑，又在照壁上劈了几镢。然后是拉出去，在门前的台阶上批斗。第二天，我哥哥也在门前贴出大字报，表示要与这个剥削家庭划清界限。哥哥当时是县上一家小工厂的工人，只有二十一岁。
　　当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我那刚过门不久的嫂子，不知道什么是变天账，以为是个帐子，说她知道，确实有，在哪儿放着。抄家者大喜，命之取来，片刻功夫，从家中客房拿来一团草绿色的帐子，抄家者以为里面包的是变天账，抖开，什么也没有，甚是奇怪。她说：就是这，就是这！抄家者方知，此媳将蚊帐当作了变天账。家中大人都知道，这是父亲在部队时用过的蚊帐。
　　也就在那几天，我的一个嫁到乡下的姑姑，带着她们村的红卫兵，冲进我家，清算，控诉，要我爷爷说清她是哪里人，父亲是谁。这个姑姑是早年间河南遭大灾时，由父母领着逃荒到我们村的，她父母要将她卖掉逃生，爷爷买下她作伺候我老奶奶的丫鬟。1940年，父亲结婚，爷爷也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妆奁，以养女的名义，送之出嫁，嫁给云冲村一户殷实人家。她叫红红，我叫她红红姑。小时候，逢年过节还去红红姑家串门，回来的时候，红红姑总给我装满好吃食。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她不是我的亲姑姑。
　　没过多久，临晋大队（现在叫行政村）在后街村的麦场上举行文化大革命成果实物展览，地富分子全都到场，站成一排接受批判。会场上，有红红姑贴的大字报，一连八张大白纸，控诉她当年怎样随父母逃荒到山西，爷爷怎样买下她，我的老奶奶又怎样虐待她，跟书上写的地主婆的行径绝无二致。末尾表示，坚决与这个富农分子父亲断绝关系。
　　这事情把爷爷气坏了。他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这样歹毒，全然不顾实情，满嘴诌谎。过了两三年，运动平息下来，红红姑在临晋街上，见了我的另一个姑姑，一见面就扑到怀里痛哭不止，说她怎样受了村里人的蛊惑，怎样胡说八道，对不起爹。我的这个姑姑也是爷爷的养女，运动中跟红红姑的表现却大为不同。她嫁到本村，婆家也是贫农，运动中多方保护我们家。最激烈的时候，她没办法，只能半夜去看望。后来平静了，谁要再欺负我家，她就冲过去跟对方吵架、对骂。对方凭恃的是成分，而她在这方面又绝不逊于对方，自然也是有恃无恐了。我曾见母亲劝她，不敢为了娘家的事，让人家抓住什么把柄。她哭着说，爹对我这么好，我一个女人家，这个时候不为爹说句话，养我这么个女儿做什么。她叫招弟，我叫她招娃姑。她劝红红姑，既然来到镇上，离家只有几步，去给老人赔个不是，老人会原谅的。红红姑说，她这辈子再也没脸见爹了，叫妹妹回去代她给爹赔个不是。没几年，红红姑就去世了，活了五十岁，与我爷爷在同一年。我们家没有去人。多年后，父亲出版他的一本传记，在《我的姐姐妹妹》一章中，专门写了一节《红红姐》，末后说：“这次对父亲的打击最重……红红姐，弟弟忘不了你，你安息吧！”
　　回家后的一天，有位童年的伙伴对我说，村里一个姓马的贫农，整天披的那件滩羊皮袄，是你爷爷的。我听了，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跟说别人家的事一样。这年头，只要人没事，不受羞辱，别说一件滩羊皮袄，就是别的更贵重的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到家的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发现母亲拿着一把大扫帚回来了，嘴里喷着寒气，问做什么去了，说扫街去了。村里规定，地主富农要扫巷。我们家扫后巷，西半截长点，爷爷扫，东半截短点，她扫。我们村只有一户地主在前巷，一户富农就是我们家在后巷。
　　我说，他们不知道吗，你又不是富农分子，你是干部家属呀。母亲平静地说，反正两户地主富农，一家前巷一家后巷，她要不去扫，就全是爷爷的了。她扫些，爷爷就少扫些。我说，明天你别扫，我替你去扫。第二天我早早起来，拿了扫帚去扫巷，路上有人过来，问“安远回来了”，我只管低头抡动大扫帚，理也不理。问的人无趣地走开，自然知道是为什么。
　　还有一件事，更叫人屈辱，门前的墙上，院子里的墙上，还有照壁上，全让泥了白灰，写上毛主席语录，那些语录，都是精心挑选的，比如照壁墙上写的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大门两边，砖墙上用白石灰泥了两道子，写了副黑字对联，道是：规规矩矩遵守国家法令，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横批是：低头认罪。过年了，要不要贴红对联？爷爷说不必了，就那样吧。我对哥哥说，要贴，你写吧。哥哥写得一手好字，写的什么已忘了，总是红纸上写的，写好后，我把它贴在门口，遮住了那让人屈辱的白灰对联。这样，等腊月二十几父亲从德州回来过年，多少有些喜庆气象。
　　在村里，那样的气氛下，实际上是住不了多久的。开了春，做起活，不扫街了，我也就回到学校。
　　在学校，烦人的事总少些。没事了，可以看看书，有事了就做做事。1967年一年，我办过两个大字报专栏，一个叫《历史研究》，一个叫《秋风》。说是大字报，并不是揭露什么，而是就学校发生的一些事写篇杂文一样的东西，假借考证之名，讽刺挖苦一番。学校分作两派，一派叫“八八”，一派叫“八一四”。八八得名于1966年8月8日这天，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十六条，八一四得名于1966年8月14日这天，省委给山西大学师生送来毛主席的红宝书。比如夺权开始后，八一四夺了学校的权，我就写上篇《夺印的历史渊源》，从信陵君窃符救赵说起，说到印的作用，直说到八一四怎样半夜到校部窃得学校的各种印章。两派对立起来，八一四占了主楼，八八占了图书馆楼，两边都安上大喇叭互相对骂，对方常说他们的力量怎样强大，我就写上篇《论咋唬战术兼论诸葛亮的空城计为什么能获得成功》。这种大字报，两边的人都喜欢看，主要是嬉笑怒骂，尖锐辛辣，还有些趣味，不像平常的大字报，粗野直白，专以骂人为能事。
　　记得《历史研究》第一期出来，我还在下面挂了个小本，意思是征求同学们的意见，晚上拿回来，见上面有署名“荷戟”者写的一段话，说是怎样好，后来才知道，是崔巍写的。
　　没事了，就看书。不管什么渠道，曲曲折折，总能弄到一些自己喜欢的书。记得看过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叫《岛国的法利赛人》。为什么这篇记得这么清呢？说起来好笑，只是缘于书里的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果你遇见一个美丽而可心的女人，就大胆地向她求爱吧，万一她不答应呢，那就掉转身子走开吧，世界大得很呢。”一则那时正在青春期，对恋爱之事很是在心，觉得这位外国人的话，很能长人志气，是呀，看中了就大胆地表示自己的爱意，万一不同意又有什么关系，掉转身走开就是了，世界大得很呢，又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女人。再者是，我那时对文句特别在心，遇到一个好句子，总在想，是不是可以写得更好些。这句话里，最后的一个小句子，我觉得译得就不太好，若给了我，就该译成“天涯何处无芳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觉呢，是上高中时，有次俄语测验，李卓老师出的题里，有个俄语词组，译成汉语是“一个倒下了，又一个倒下了”，我就按原意译了，而有的同学就比我聪明，译成了“前仆后继”。评讲时李老师说，遇到这种情况，不能直译，一定要考虑中文的表达习惯，是不是有更精彩更巧妙的词儿。高氏这句话里，不管英文怎样说，译成中文，还是“天涯何处无芳草”传神些。
　　还有一本书，有句话我看了很感兴趣，到现在还记得。书名叫《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开头第一句话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像常人一样地去世了。”
　　太神了！不在于这句话之神，而在于一本书第一章，就用了这么一句话。它的内涵多么丰富。这么说，等于说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人们是把他当作神的，谁也不敢说他会死，然而，再伟大的人物也是人，也会死，而死这种事，伟人与常人没有差别。写文章，写书，第一句话一定要让人警醒而警醒的方法，不一定要耸人听闻，或是故作高深，平平常常一句话，有了内涵，意味深长，同样能起这样的作用。
　　现在能记得的书，还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巴达克斯》则看过两种，一种是通行的译本，就是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奥里写的那本，还看过一个译本，是美国作家法斯特写的。前者华贵、气派，而后者虽说简略、粗粝，但在我看来，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相对而言，我更喜欢法斯特的这本。
　　大约1967冬天，八八专案组负责人，物理系的李天生同学，派我执行一个特殊任务，就是去调查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的历史。刘格平的一大历史功绩是在抗战前，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假自首出狱，而刘不为所动，一直住到抗战爆发，国共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刘有个女儿，按年龄推算，出生当在他服刑期间，如果此事属实，可见刘在监狱里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而能享受这样的待遇，能没有历史问题吗？李天生同学还给了我一个名单，意思是去了北京可先找这几个人谈谈，我约了同班的高永祥同学一起去，串联停止了，权当是再出去串一次联。在北京找了几个人，说不成样子，再去河北盐山县大堤东村，一问村民才知道，刘的前一任妻子还在村里，是地主婆，刘参加革命后再也没有回来，原本给他守家产的妻子，土改时就划成了地主，早就被赶出家门，在一小院落里住着。那个女儿，是这个妻子的养女，与刘没有任何关系。
　　回来后，我仍留在专案组，整理以前调查下的牺盟会的资料。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编写成一本《历史的见证——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批判》，六七万字的样子，托人刻了蜡板，油印出来装订成册。还记得封面是找艺术系的王宝库同学设计的，是他本人设计的还是他又转请别的同学设计的，就不知道了。此书印了四五十本，这要算我此生出版的第一本书了。
　　这期间，我常去市里，崔巍和孙涛住在省棉麻公司，记不清是写他们的《平型关》剧本，还是另写什么要紧的东西。有时去了，天晚了就不回来了，挤着住上一宿吃饭在二轻招待所，都在并州路上，相距还有一截。那儿的饭食不贵，最著名的是红面剔尖，就是高粱面做的面条。
　　这期间，我跟崔巍，还有一个省党校的同学叫王光明的，一起上了次泰山。孙涛那时已经跟艺术系的林利利谈恋爱了，不会跟我们一起外出的。

　　六．第一次住学习班

　　转眼到了1969年的冬天，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中央下了命令，全国的大专院校，都要战备疏散到乡下去，“苏修”极有可能发动侵华战争。山西大学的疏散地是昔阳县。一开始我们还将信将疑，觉得这么大个大学，怎么会说走就走呢。过了两天，还真的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定好三天后出发同时下了几条命令，不准这样不准那样。真的要打仗吗？同学们都有些惊恐不安。我们班的张天祥，誓师大会当晚就回了老家，说是给家里送药，第三天赶回来。系里报告给学校，学校当即给了记大过处分。一时间，人心更慌乱了。
　　到了出发的日子，打起背包站好队，在主楼前宣过誓，就唱着歌出发了。有人打前站，一到宿营地，总有热饭吃。一天走五十里地的样子，走了七天，直到1970年1月1日这天，才到了目的地，昔阳县城西北的红土沟村。大件行李，比如我的书箱子，自己捆好后，由火车统一送到阳泉，再用卡车送到各自村里。我进村时，看到自己的书箱已在村口的一孔砖窑里放着了。
　　这时，系里高年级的已毕业了，就剩下一二两个年级，五十几名学生，教师与工宣队的人员，有三十几名，全系也就一百人的样子。红土沟是个不大的村子，一条沟往里走，快到底了，沟里，还有两边的山上，错错落落四五十户人家。村子小，几乎家家都有征用的房子，有的是窑洞，更多的是村里叫土坯房的小平房。我跟四个同学，住在半山上一户农民的土坯房里。房子太小，一盘土炕占了一半，靠墙用木板支了一张床，也就二尺多宽。床边是个焦炭炉子。
　　到昔阳不久，全校师生两千余人，集体参观了一次大寨。陈永贵当时正吃香，肯定事先是说好了的，我们在大寨村前的小广场上，排好队等着接见，左等右等，脚都冻麻了，只是等不来这位大贵人。说是他在昔阳县城开会，会完了马上就会来。总算来了，他跨着大步，抬起胳膊不放下，从这头走到那头，就算接见了。
　　这年春节，学校不放假，我放心不下家里，还是请假回了次家。过了初五，回到学校，一连开了几天会，说是要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当然是打击反革命，三反反什么，现在记得似乎是反贪污，反浪费，另一个反是什么，确实记不起来了。在“百度”上一搜索，还真有这个词条。是这么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
　　我当时满不在乎，觉得哪条跟我都沾不上，我只是出身不好，总不能说出身不好的都是反革命吧。贪污、浪费、投机倒把，就更不会了。一个学生，贪谁的污、浪谁的费？又投谁的机、倒谁的把？每天除了开会，就是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日记。我有记日记的习惯，从高中开始就记，一直记到上了大学，到了昔阳。第一次去西安串联，还在火车上，将一本日记从窗口挤得掉了下去。
　　“一打三反”每个系都要有对象，我们系最后确定的对象是随我们下来的炊事员，姓周，叫什么记不得了。此人是旧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队的特务连里待过，中士。那时整人的办法是办学习班，全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就是专案组。给周师傅办班，系里让我们班办，班里又交给了我们组，就是住在我们那个土坯房的五个人，这样我也就成了办班的成员。
　　经过几次审讯，记得还有人抽过周师傅耳光。终于弄清了，周师傅的特务连，与平日我们说的特务没有任何关系，那只是个“特别任务连”，什么特别任务呢，就是有报话机，还养着骡子，信鸽，可说团部的附属连，或者说事务连。老周就是养信鸽的。这哪里用得着办班，问上几句就全知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是非得把老周办成一个五毒俱全，或许负有暗杀共产党领袖使命的大特务不可。就这样办班，终于有一天出事了。
　　我们的食堂在村办小学旁边，借用了村里的一个库房。那天中午，我们跟随老周下来，各自打了饭，只管吃自己的饭。忽然听得老周大叫一声：“冤枉啊，我不活了”抬头看时，只见老周已上了食堂门外的一个小土坡上，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朝着腹部狠狠刺了下来。跟前有人冲过去。等我能看清的时候，老周已捂着肚子躺在地上直哼哼。可能有人给校部打了电话，不多一会儿，来了辆吉普车，送老周去县医院抢救去了。当天晚上，老周就回来了，住进他的宿舍，听说刺得不深，只是破了一层皮，医院给包扎了一下，给了些消炎药就让回来。这个班也就随之解散。没出人命，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此事与我也有点关系。周师傅自杀用的刀子，是我治印用的刻刀。还是刚到太原的时候我就买了本《怎样刻印章》，练习篆刻，苦于没有刻刀，只好买了个近似修脚刀的小刀代用。1966年冬天，系里安排下厂劳动，我和几个同学去了山大北边的太原橡胶厂，带我的老工人姓徐，是个钳工，我说想做个刻刀，简单画了个样子，他就给我做了一把，用的是锋钢，规格比一般的刻刀要宽些，也长些。我用这把刻刀，还真的刻过几方印呢。到了昔阳，不刻印了，便将之与毛笔一起，插在一个瓷杯里放在窗台上。肯定是周师傅趁我们都不在的时候，悄悄拿走的。
　　出了这事，周师傅的学习班就停了。那些日子，外系不断传来各种消息，这个系揪出了一个“中大反革命集团”（将几个中央大学毕业的教师打成的），那个系揪出了一个反动学生，正在批判。同时传来的，也有些令人恐怖的消息，什么人自杀了，什么人叫正式逮捕了。我们系的运动冷冷清清。我还心说，我们系的领导真是仁慈，既不在教师里打反革命也不在学生里抓反动学生，只在炊事员里揪了个假特务。想不到的是，人家正在打我的主意呢。
　　灾难终于降临。
　　1970年3月6日夜里，约摸十一点钟的样子，我们土坯房的同学都睡下了，系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三人，一名教师（文革前系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名工宣队人员、一名我们班的班干部，突然敲门进来，我们班的班干部说：韩安远，穿上衣服起来。一看这阵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乖乖地穿上衣服站在床边。那位教师冷冰冰地宣布：经系革命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给韩安远办学习班。接下来宣布了办班的成员，我们这个宿舍的四个，加上别的宿舍的两三个人，共是六七个，全是平日跟我不对付的。组长是一位张姓同学，不是骂我狗崽子的那个。
　　那位教师又对我说：韩安远，听说你平常写日记，现在把你的日记全部交出来，还有什么笔记本，也一起交出来。说着指指我的床下。
　　来昔阳时，我把书箱也带来了，就塞在床下。人家什么都清楚，反抗是没有用的。我乖乖地拖出箱子，打开锁子，将日记一本一本取出摊在床上。共十三册，全是精致的厚厚的硬皮笔记本。那位教师像是不放心，又在箱子里翻了翻，见全是书本才住了手。最后由那位教师给我开了个收据，班干部抱起全部日记，三人一起走了。
　　这些人走后，整理书箱时，我发现有几张散页的日记没有拿走，悄悄放在一旁。躺下了，睡不着，心想，从明天起，就要进入学习班了，那几位同学，平时就对我冷眼看待，什么时候看我都像在看阶级敌人似的，似乎这是他们的学校，我原本就不该进来。这回得了手，不定会怎样整我呢。那几页日记留在手边，迟早是祸害，还是趁现在人身还有点自由烧掉吧。于是披衣起身，背对大炕，假装捅火，等火焰起来时，将那几页日记揉成一团塞进炉膛。正要用火柱将纸团往里捅捅，突然背后响起一声尖叫：“韩安远！做什么！”
　　随着声音，一个光身子猛地扑了过来，将我推到一旁，同时伸手从炉膛里抓出已燃起来的纸页，双手倒来倒去拍灭了边上的火苗。见我怅然若失的样子，很是得意地说：“我早就看出你没安好心！”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个同学是谁。毕业两年后他就亡故了，不必说他的姓名了。千万别以为我这样说，是暗示一种报应，我不会这样糊涂，还有的整我的同学，后来做了高官且从未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这个同学说罢，穿上衣服，开门出去，向系革命领导小组汇报去了。我没有睡，呆呆地坐在床边。做下这样的蠢事，不会有好果子吃。
　　过了一会儿，刚才抄家的三个人又来了，可能他们回去还没顾上睡，正在分头翻看我的日记，就有人汇报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了。仍由那个教师宣布：韩安远，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配合办班的同学，再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了，这样做只会增加你的罪行。
　　有了这件事，他们已认定他们的决策是多么的正确了。
　　躺下了，怎么也睡不着。办班的后果，我能猜得出，运动后期说不定会遣返回村，五年的大学，眼看再有几个月就毕业了，却落下这样一个结果。长辈会怎样伤心，弟弟们会怎样看待他们的这个哥哥，村里人会有怎样的冷眼，平日不对付的同学会怎样的欣喜。而同时，一股怨恨之气，也在胸中憋胀着，我想到了古代那些节烈之士，怎样横遭诬陷，又怎样凛然不屈。越想越亢奋，越发睡不着了，最后竟可笑地想到，这样的境遇，岂可无诗？掂量来掂量去，只有两句，怎么也凑不成一首诗。这两句是：

　　既将此身许中华，
　　何惧尔曹夜抄家！

　　当时甚至想到，该披衣而起，将这两句诗写在土坯房的墙壁上。窗台上的瓷杯里，就插着我的一支中楷笔，墨是现成的，水是现成的，只要在碟子里磨磨就行了。想到明天还不知怎样度过，这个学还不知能不能上成，顿时又心如刀绞，哪里还敢再轻举妄动呢。
　　后来才知道，在宣布办班之前，系领导小组就做了布置（包括那天提早睡下，都是刻意的安排），要同宿舍的同学提防着我。所以提防，还应当说是好意，是怕我自杀，比如触电，比如割腕，还有像周师傅那样的剖腹。失之南田，得之东亩，没有抓住我畏罪自杀的动向，却逮住了我销毁罪证的现行。从这点上说，我还太单纯了，对革命同学的行踪一点也没有觉察。
　　办学习班的程序，应是先批评（帮助），本人交待，再整理材料，定性上报，最后才是召开批判会，宣布处理结果。因为我有了销毁材料的反常举动，这个程序也就颠倒过来，第二天上午就召开批判会，意在先将韩安远的反动气焰打击下去。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借此事件，将历史系“一打三反”运动因周师傅剖腹事件受阻而将要熄灭的火焰，重新燃烧起来。
　　上午十点，批判会在红土沟学校的教室里举行。还算优待，没有让我站着，指定我坐在第一排左侧一个桌子后面。对讲台上的人来说，则是右侧了。
　　校部派来了记者。所谓的记者，我认识，就是外语系的一个女同学，运动开始前我们都是学校“灯塔社”的成员，我是编辑，她是播音员。她也坐在第一排，与我隔一条窄窄的通道。小学校矮桌子矮凳子，我坐在那儿本来就很局促了，旁边坐了个女同学，就更不自然了。但是，也正是这个女同学坐在旁边，让我陡然增加了一些英雄气概。
　　开始发言了，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不是昨晚去抄家的那位教师，是地位更高点儿的另一位先讲了为我办班的事，又着重讲了我半夜烧毁材料的事，之后由昨天晚上宣布办班的负责人张姓同学作批判发言。此公真是有才，早上起床到现在，不过三四个钟头，竟准备起一份好几页的批判稿，拿在手上，摇头晃脑地念着，脸上阴阳怪气的，甚是得意。这儿我说他摇头晃脑，绝不是讽刺挖苦，他个头不高，脑袋不大，脖子又长了点，平日说话就有摇头晃脑的习惯，这会儿只不过增加了摇晃的幅度而已。
　　别的话，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这么几句话，他认为很是精彩，我觉得也确实精彩，他引用的是《红楼梦》上的话，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韩安远一贯自命不凡，觉得就自己聪明，别人都是傻瓜，事实是无情的，也是雄辩的。事实再一次无情而又雄辩地证明，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处处自以为聪明，跟人民群众作对的人，是最可耻的，也是最愚蠢的，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当然这里不会是原话，但我敢保证基本意思不会有错。
　　此公发言时，旁边昨天晚上抓了我现行的那个同学，隔上一会儿便带头喊一句口号。比如，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几句是针对我的，比如韩安远不老实交待就让他彻底灭亡！韩安远对抗群众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每当他喊前面那种口号时，我就举手跟着喊，喊后面针对我的那些口号时，我不举手也不吭声。
　　批判我的张姓同学发言完了，也要喊几句口号，我也是照此办理。
　　太肮脏了，此后的事就不必说了。在我的影集里，有一张照片，是我解脱之后，高俊同学陪我去昔阳县城照的，我俩合照了一张，过后我用同一底板给我洗了张单人的。我一直很尊敬这位同学。照像的事，是他提出来的。照片上我的头发很长，若顺过来会超过颧骨。从办班起，我就发誓不理发了，且对高俊同学说过，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志士仁人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样几行小字：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至四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张××解释。四月二十六日去下思乐村。六月三日烧。

　　记下的这些日子，就是这一事件的几个准确时间。
　　前面我说3月6日夜抄家，也是从这儿来的。4月11日，是解脱的时间，就是停止办班时间。4月6日张××解释，张是系领导小组成员，就是批判会上作开场白的那位教师。解脱之后，他专门给我解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说是我们班里有人向系领导小组反映韩安远记反动日记应当清查，系里才决定办班。为什么不说这个人的名字呢，是经过此事后，我有了警惕，不愿意落下把柄，比如这里记下这个人的名字，再要犯了事，人家查出这张照片，会说我记的是变天账。4月26日去下思乐，是说我解脱之后，校部有个大型材料总也整理不好，抽调我去重写。6月3日烧，是指6月3日在红土沟村前的小场子里，给我开了平反会，宣布将整理我的材料全部销毁（真的把一叠带文字的稿纸烧了）并将日记归还给我。我仍准备保存，给我日记的刘家褆同学，对我说，还是烧了吧，这次没事了，以后保不准什么时候还会出事。当天下午，我抱着这一大摞日记，在我们院子旁边的小园子里全烧了。刘一直是我们的班长。
　　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崔巍在安坪村，一听说我住了学习班，第二天一早冒着雪来看我，一见面，我难受得直想哭。当时虽说办了班，毕竟还都是同学，除了批判会上，也不是怎样的张牙舞爪。记得崔巍还跟办班的同学高声说了几句，说你们班这是怎么啦，韩安远除了出身不好，哪样比别人差？他不知道，这也正是我合当办班的原因。
　　转眼到了8月，要分配了，先是说要将我分配到雁北的宁武县，后来说是吕梁山里的离石县，最后定的地方是临汾地区的汾西县。能分配个工作，有工资挣，我就谢天谢地了。记得大卡车送我们去阳泉火车站时，站在卡车的车厢里，我还作了一首诗：

　　思乐村里不思乐，
　　红土沟中脸不红。
　　我师良言犹在耳，
　　车未发动途已穷。

　　这里的师，可以是泛指，也可以是特指，若是特指，当是指我们的杜士铎先生。初入学时，他教我们古代史，我是他的课代表，后来对我多方关爱，但他拗不过那个大的时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喜爱的学生进学习班、受批判，又分配到那样一个偏远的山区小县。
　　不管怎样，我还是应当感谢。毕毕竟，老师同学的情义还是有的。记得快要离校那几天，好几个同学都跟我说，到了工作单位，要注意说话，不要得罪人。有个老师叫王文庆，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有一天特意找见我，说他就是汾西县人，还给我写了两封介绍信，说有了困难可找这两个人帮助，都是他的好朋友。

　　七．雪茫茫，路茫茫

　　1970年8月12日或是13日，我去汾西县报到。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将我的手续转到教育办公室（教育局），教育办公室分配我去的地方是它支公社它支学校。
　　县城离它支村坐汽车走公路八十华里，步行走河里（干河）小路六十华里。我是坐汽车去的，终点站是香镇，在一个大坡将尽的时候把我放下，司机指着前方一个山嘴说：下了沟过了河滩，拐过那个山嘴就到了。背着行李，顶着烈日，总算走到了。住下才知道，它支的它字，念驼音，就这一音之差，让我觉得是到了历史上讲的“五胡之地”。
　　住处是窑洞，在庙院的一角，是这个庙院最好的两个窑洞之一。另一个住的是一位叫郭金铭的年轻教员，前两年临汾师范学校毕业分回来的，本地人。它支学校，实际是它支小学，这年春天实行新学制，改为七年制学校，带上初中班，就是后来说的小学戴帽。眼下只有六年级，相当于初中一年级。原以为会让我代语文，但郭老师已代了一学期，问我可否代数学，若不愿意可换过来，我说不必了，这样我就代了数学。好在讲的是初中课程，应付得了。
　　学校放了寒假，回到临晋老家。算起来，有将近一年没有回家了。一到家，母亲见了我，说不上多么亲热，看我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我爷呢？”我们那儿“爷”读音如“呀”。“到地里去了。”母亲轻声回答，正是下地的时辰，我也没有在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又问：“我爷呢？”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抽泣了一会儿才说：“你爷不在了。”
　　接下来母亲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爷爷自缢身亡的情况。
　　爷爷是7月30日去世的，享年六十四岁。在他去世后的几年间，我们家总是说他感到自己将要患病，不愿拖累家庭，遂自我了断。身体不适是真的，但是，哪个上了年纪的人，能没有一点儿病痛呢？自缢之前，他常在母亲面前念叨身体不适，怕将来瘫痪在床。这不过是为了宽慰家人，实则是他对当时那个社会绝了望。自从回到村里，他总是按钟点出工积极劳动，每年都要给村里递交一份申请摘帽的申请书。然而，几年了，每次递交上去之后，换来的只是一顿呵斥。他是商业干部，懂得政策，知道“成分”固然重要，但家里有没有“管制分子”，同样重要。重要的不是他在村里怎样，而是我的父亲、我，在外面怎样。母亲说，那些天，他常念道：安远就要毕业了，还不知道会分到哪儿去。可见，他在临死前，是考虑到了我的分配的。多少年来，我一直都在疑心，他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去世，主要是为了不给我的分配带来什么负面的影响。
　　可怜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
　　父亲在德州工作，哥哥分家另过，爷爷一死，家里只有母亲和四个弟弟。一眨眼间，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我要负起家庭的责任，不能让母亲再操心再担惊受怕了。
　　然而，我这个人，总有让母亲操不完的心。农村说虚岁，过了春节，我已是二十六岁的人了，还没有对象，还说不下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没有对象，极有可能是当下不说，一说就会有，而我是说不下对象，就是你想有对象，也托人说了，可是说不下。原因很简单，就是我有一个可怕的家庭成分。因了这个污点，文革开始后，我从不动跟女同学谈恋爱的心思。我可以不急，当父母的不能不急。过春节，父亲也回来了，托他的一个表弟给说，这位表弟真是尽心，过了两天就带我去坡上一个村子相亲。进了一个破败灰暗的大房子，表叔跟一个中年汉子说话，若成了这就是我的岳父了，我坐在一旁听着。那汉子说，他家闺女文化程度是不高，信还能看得懂。我听出来了，是不能写信。又说，若写信，村里有会写的人。
　　既然来了，总该看看人吧。表叔提出了这个问题。那汉子低声喊了句什么，似乎早有准备，一个女孩子过来了，在门口站定，见我与表叔都看了，又摆摆手，那女孩子就走了。程序走完了，该离开了，表叔说，过几天给话。回来路上表叔问我怎么样，我说，算了吧。表叔也不无歉意地说，他看也不行。多少年后，我还想起过那女孩子，脸朝里，没看清，身材有逆光衬着，还堪称苗条。买卖不成人情在，也不能把人家说的一无是处。我是应当感谢这家人的，他父女俩，明知我家成分不好，还应允见面相亲，在那个年月，要算是很开明的了。有多少人家，一听说家庭成分不好，马上就挂了“免战牌”。有时托的人会说上句，虽然家庭成分不好，这娃还是个大学生哩，对方会感慨地说，不能光图眼下，让后人跟上倒八辈子的霉！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找对象的标准是，有学历的，漂亮的，贤惠的，什么什么的，总之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年轻人对女朋友的要求，一条都不落。几年的文革下来，我已没有了一点脾气，但要我说一点底线也没有，也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刚到汾西，一个山西大学毕业，早两年分配到这儿的老同学，曾给我介绍过一个山西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这儿的女同学，他带我去看了，回来我断然拒绝。原因无他，一是年龄大，二是不漂亮。我的底线就是，不管有没有工作，不管什么出身，她爸是反革命也行，但必须是：年轻，漂亮。
　　而年轻漂亮的，谁又会心甘情愿嫁给一个二十大几，还出身不好的大学生？那年月，凡成分不好的人家，都疯了似的在想尽法儿改换门庭。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后世儿孙。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应当感谢表叔介绍的，坡上那户人家的原因。
　　正这么“不找不行，找也不行”地延宕着，不是今年才是，前两年就是这样了，我那贤明要强，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都挺过来的外祖母，跟她的女儿，就是我那端庄贤淑，却难说多么有决断的母亲，在一起策划了一个在她们看来是绝佳的婚配，就是让我与我的表妹成亲。
　　我舅家在南连村，在临晋南边五里地。说是舅家，舅舅不在了，舅姥爷不在了，舅妈也不在了。二舅一家在西安，常年不回来，在我的印象中，一说舅家就是南连村的这一家人。舅舅原先也在西安做生意，舅妈是西安一所著名女中的学生，两人婚后生下大表弟，西安还没有解放，临晋先解放了，两口子带着孩子回到老家，想过宁静悠闲的田园生活。起初几年也还差强人意，二表弟、表妹，接连出生。然而，“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接踵而至，这一家人终于遇上黑煞。先是舅妈投井而死，接着是舅姥爷、舅舅在大饥饿中死亡。几年时间，原来七八口人一大家，稀里哗啦如天崩地裂，只剩下姥姥和表弟、表妹祖孙两代四口人。
　　是年龄大些，也是因为一直念书，姥姥最心疼我这个外孙。
　　这事并非始自今年，早在1968年，我还在学校，表妹刚中学毕业就提起过。提提停停，转眼又是三年，表妹已是虚龄十九的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像她母亲，皮肤白净，眉清目秀，说是漂亮，一点也不为过。
　　我们这样的婚姻，当年在农村，有个鄙夷的说法，叫“乌鸦不嫌猪黑”。这是因为舅舅家的成分也不好，是地主。这话我是认同的。但我心里暗喜的是，这是一只白乌鸦，完全符合我坚守的那两条底线。今年重又提起，仍是没有结果，表妹总觉得嫁给表哥，人家会说闲话。年龄相差七岁，总是大了些。
　　转眼假期满了，大概是正月初十前后吧，我回到它支学校。父亲的假期长点，要过了十五。这年正月汾西下了场大雪，不光是汾西，该说是整个晋南地区，只能说汾西一带下的特别大。正月十六还是十七下午，公社的接线员来到庙院，说县邮电局来电话，你父亲来到县城，在旅店住着，要你明天赶去见面。我跟同代六年级课程的郭金铭老师商量，下着这么大的雪，该如何去县里。金铭说，走河里，六十里路，上了“子牙坡”就到了。第二天一早，我带了两个窝窝头，找了一根木棍（金铭说，这是必需的），就上路了。大约下午两点钟，就见了父亲。父亲是回德州，过霍县下了车，没有汽车，步行五十多华里，昨天中午到的县城。我从没给家里说过它支离县城多远，他以为到了县城，也就不远了，再走上一两个小时就到了，没想到离它支会有八十华里（公路），雪太大，无论如何去不了，只能打电话要我来县城。
　　父亲这次来，负有重大使命。表妹同意了，她的两个哥哥也同意了。父亲告诉我，别在外边找了，就这么着。坐了二三十分钟，说了该说的话，父亲要给我安排住宿，我说不必了，我这就回它支去。雪停了，风还在刮着。父亲有些惊讶，我说，没事儿，赶天黑就到了，并叮嘱父亲，明天放晴了，会有去霍县的汽车，若没有，就再住上一天，不可再步行了。后来知道，第二天仍不通车，父亲是步行赶到霍县的。他是临时下车，多待一天车票就作废了。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总是定下了。我心中的感激可想而知。
　　告别父亲，已将近下午三时。雪是不下了，风还在刮着。往县城走，是顺风，返回是逆风，一股一股的西北风，卷着雪糁子，草叶子，扑打在脸上，眼睛都睁不开。只有走在背阴处，风小些，还好受些。路上不见一个人，雪地上不时能看到梅花状的野兽走过的痕迹，不知是野狗，还是狼呀豹子呀什么的。为了给自己壮胆，一路上我都在背诵学过的古诗文，《捕蛇者说》《岳阳楼记》，后来还唱起样板戏里的段子，什么“别看我戴手铐戴脚镣，锁住我双手和双脚，锁不住我壮志冲云天”背来唱去，老这么几篇几句也腻了，搜索枯肠，居然想起了蒋光慈诗里的句子：

　　飘零啊，毁谤啊，
　　这是你的命运罢，
　　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二十多年前有篇文章写到这儿，怕别人笑话，将最后一句“亦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写作“亦是社会给你的敬礼！”记得当时，还唱过两句样板戏的词儿，是《红灯记》里的大英雄李玉和唱的：

　　有多少苦同胞怨声载道，
　　铁蹄下受煎熬仇恨难消！

　　走了多一半，天就暗下来了，后来的二十里路，几乎是摸黑走的。耳边只有风吼声，还有裤腿上的冰凌碴子，发出的磕碰声。过勍香村时，看见路边的窑洞窗上，有煤油灯的亮光，真想上去敲门投宿，心想说清我是它支的教员，会有人收留的。又一想，算了吧，咬咬牙，还是走完了最后十里路到了它支，回到自己的窑洞。
　　在它支待了一年，1971年秋季开学后，又调到团柏公社上团柏学校，说是那儿缺高中教员。这样我又从这个县的西北角去了这个县的东南角。这儿只有一个高中班，各科教员都有，我又改教七年级，等七年级毕了业，再教八年级，就是高中了。上团柏村不如它支村大。它支大小还是个公社所在地，上团柏连个大队所在地也不是，属于团柏公社茶房大队的一个生产队。为什么高中设在这儿呢，只有天知道了。
　　来到上团柏学校的好处是，回家近了。在它支时，要回家须先到县城，再到霍县才能坐上南下的火车，到了这儿，步行十几华里就到了辛置火车站（霍县南边），五六个小时可到运城，换乘汽车就到临晋了。可省一天的时间。
　　农村学校放麦假。麦假没有确定的时间，以当地麦子成熟为准。我们老家临晋一带，通常都是六月初芒种前后，汾西县偏北，比我们那儿迟一个节令，在夏至前后来到上团柏的第二年即1972年春节期间，我结婚了，十天麦假也是要回去的。回到老家，已是地净场光，各村都在忙着送公粮。我现在不是学生了，不能挣村里的工分了，但我们村里有个传统，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回来了可代替妻子出工。有一天下午，约摸三四点钟的样子，我正在地里劳动，有人给我说，安远，你们家来客人了。
　　赶回去一看，是历史系教师陈文秀先生（我们在学校时，管老师都叫先生），还有一个年轻一点，陈先生介绍说是王志华先生，原来在中文系，现在调到校部工作。母亲和妻子，正张罗着给客人倒水洗脸。洗过脸，喝水的时候，陈先生对我说，他老家在永济（在临晋西南），王先生家在孙吉（在临晋西边），这一段学校没有事，他们请了假回家，路过临晋，下车来看看我。我听了也没有多想，觉得这两个先生都怪好的，回老家还不忘看看学生。快中午了，我让母亲和妻子准备饭食，两个先生也没有推辞。
　　母亲和妻子在厨房忙活，我陪两位先生在腰厅（我家前后两进院子，中厅俗称腰厅）喝水聊天。忽然，陈先生压低了嗓音说：安远同学，我和王先生是来外调的，我们先跟县教育局联系，说你在上团柏学校，以为过了麦假你该回校了，我们去了上团柏，才知道你还在家里。我们是从上团柏来的。王先生是学校专案组的，让王先生跟你说吧。
　　外调？我一下子愣住了。
　　王先生接着说：你的一件事，在学校立了案。现在到了运动后期，要结案了，必须调查清楚，如果属实，那就是大案子，如果不属实就可以撤案了。我们找你，就是要落实这个案子。有件事，你想想，1968年前后，流传着一条毛主席语录，说是“告诉六十九军的同志一声，要支持陈永贵同志”，你记得吧？有人揭发说是你说的。
　　我矢口否认，说我听人说过，但绝不会是我说的。
　　陈先生上厕所去了，王先生低声说：安远同学，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这件事太重大了，谁也不肯负责任，你要是承认你说过，将来就是你说的了。你不可能找见那个跟你说的人，找见了人家也不承认。往后就说你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件事，最重要的是，以后再来人外调，绝不能倒口学校两派斗争很激烈，下一次要来，就不定是什么人了。等一会儿你给我们写个材料。按说这样的材料是要你们单位盖章的，正好你在老家，就不用盖了。
　　我点点头。陈先生回来了。我当时感觉，不是王先生说这话要避开陈先生，是他们两个商量好了这么做的。只能一个人跟我说这个话，绝不能两个人跟我说这个话。
　　吃罢饭，天色不早了，不会有去永济和孙吉的汽车了，我留两位先生住了一宿，住在我的新房里。第二天一早，两位先生各回各家去了。在村口分手时，王先生又叮嘱我，记住昨天说的话。
　　这事儿，我没有告诉母亲，也没有告诉妻子。多少年了，我已养成一种习惯，自己犯的事，能瞒住的，绝不告诉家人。

　　八．写作，冲出去

　　就是这次回到上团柏不久，我开始写作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凭着这点本事，看能不能冲出吕梁山，改变自己的厄运，进而改变家庭的厄运。
　　道理明摆着，若不努力冲刺，在沟壑纵横的吕梁山里待着，我的前程一眼就可以看到底，只有一条路，就是由年轻教员熬成老教员，终老是乡，填沟壑而已。
　　这些年，全国的文学刊物差不多都停办了，发行的只有《解放军文艺》与《广西文艺》，报纸副刊上也不发文学作品了，偶尔出现一篇似乎是小说的东西，署名也是某某写作组。捂得这么严，哪儿是个天？
　　缝儿还是有的。有次去团柏公社办事，在一间办公室的桌子上，看到一本叫《革命文艺》的小刊物，三十二开薄薄的一本，上面有一篇东西，注明“革命故事”。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文艺作品吗？趁人不注意，我将这个小刊物塞进兜里带回学校。我要这上面的地址。晚上揣摩上面那篇“革命故事”，不由窃喜，这样的东西，我一晚上可以写五个！
　　说是这么说，写起来可一点也不含糊。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写了篇“革命故事”叫《倔师正梁》，说一个贫农老木匠，人称倔币，生产队建库房，大梁歪斜，跟前的人一筹莫展，但见倔师手持利斧，喳喳喳劈了许多小木楔，从立柱下一一楔入，大梁终于慢慢地正了过来。老木匠巧手正大梁，多有思想性，又多有艺术性！
　　署名时，发愁了。韩安远这个名字，也不是多么嫌弃，主要是怕用了它，让那些对我仍抱有成见的同学老师知道了，会想，啊，这小子发落到吕梁山里，还在扑腾啊！一封信寄到编辑部，说当年怎样反动，现在还负案在身，断了我写作这条路，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绝非自己吓唬自己，夏天王志华和陈文秀两位老师先来汾西，再去临猗，就是明证。王志华老师在给我说案子情况时，哪个老师对我有成见，是有名有姓的。
　　那就起个笔名吧，叫什么呢？
　　康中上学时，我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叫方仲秀，跟韩安远一样，太文弱了。流落山乡，心志不坠，该从山字上取个名字，砥砺自己，也是与世抗争。一下子就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呀，我是山里的一块石头，你是世上的美玉，我这个石头，偏要攻你这个玉，比你这个玉还要硬，还要强。按说该叫“他山”或“山石”，我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山”多作为字的第二个字，还是叫“石山”顺口些。
　　好了，就是石山了。
　　学校的备课用纸，是普通稿纸，工工整整抄了一份，星期天走了十多里路，去辛置镇上的邮局寄了出去。过了一个多月，接
　　到山西群众艺术馆一封信，说此稿拟用信中附有一张《作者调查登记表》。一看这个表，差点让我泄了气：上面有一栏是家庭出身。只能如实填写。还要盖单位的公章，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学校领导，好在领导也还开明，给盖了。到了年底，《革命文艺》刊物寄来了，我的“革命故事”登出来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写下的字变成了铅字。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吗？
　　作品发表后，编辑再给我来信时，就叫石山同志了。后来还去省里开过一次会，见了这位编辑，叫曾长青，是原《火花》的编辑。开会时，有人叫我老石，后来想想，光石山两字，太秃了，该加上姓，往后再发表作品就叫成“韩石山”了。再后来从汾西往太原转户口时，跟公安局的同志说了干脆把韩石山写成本名，韩安远写成了曾用名。
　　万事开头难，虽是一个小小的开头，但它给我的鼓舞却是巨大的。当时有个电影公演了，好像是《青松岭》吧，看了报上的报道，心想，为什么不可以一鼓作气，再写个电影剧本呢。如果拍了，肯定会震惊汾西，震惊山西，甚至会震惊全国！
　　有了贼心也就有了贼胆。写吧。十几天里，天天晚上俯在煤油灯下，写呀改呀。抄好之后，专门去县城，找见原先它支学校的同事郭金铭老师，他这时已调到县教育局，当文书兼打字员。他的字写得非常好，我没有让他用打字机打，而是让他刻蜡版油印。金铭真是好样的，也是利用晚上的时间，悄悄地刻了，悄悄地印了，待我再去县上时，已装订好了。银钩铁划，刚劲有力，字体疏朗，版式精美。万余字的一个剧本，装订起来竟像是一本十六开的书。简直就是正式出版物！
　　封面上几个扁长的宋体字书名：山里的秋天。
　　就在县上，我将此书分别寄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还寄了一本给国务院文化组，这个名字是从报上看来的。这已是1973年夏天的事了。
　　等到秋天，突然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马德波先生一封来信，说我的本子他看了，有修改基础，他近日将去内蒙古呼和浩特组稿，返回时会来山西看我，一起商量修改事宜。信上还说了可能来汾西的时间。我不敢告诉别人，只写信告诉了金铭。等啊等啊，早就过了约定的时间，看来马德波先生不会来了，让人又沮丧又气恼。
　　天下事真有难以置信者。过了国庆节，忽然收到马先生一信，说他将返回时，厂里有急事电催，只好直接回北京了。同时问我，他们厂要办个电影文学剧本创作学习班，时间一个半月，期限是11月15日到12月底四十五天，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顺便修改电影剧本。天啊，还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吗！当即回信，表示同意。
　　去了北京，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班，国务院文化组批准的，人员都经过审查。参加者不到二十人，涉及的剧本有七八个。有的本子是集体创作，已相当成熟。比如安徽的一个本子，写赤脚医生的，叫《白衣战士》，作者三人，其中一个叫张锲，本人是“右派”，其他两个人，一个是安徽文联的贾梦雷，一个是工人作者祖光益。安徽还来了一个人，马鞍山钢铁厂的，叫曹致佐，上海知青，后来调回上海，我还见过他发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吉林来的作者，名字中有个传字，他把这传字写作“伝”，后来才知道，这是日文写法。江苏来的作者，原先是前进话剧团的，写过一个著名的话剧叫《布谷鸟又叫了》，早就转业到地方，可能是震于他的声名，也请来参加了这个学习班。他吃不惯馒头，有次吃饭坐在一起，问我可愿意将自己的大米饭票换给他。见他说的可怜，换了二斤，在我实在不算个事儿，他却很是感动。从这儿我才知道，北方人会喜欢南方的大米，南方人很少喜欢北方的白面。江西来了两个作者，一个叫杨佩瑾，一个叫什么忘了，两人长的有些相似，都是不高而瘦长的那种。山海关铁路机车厂来了个作者，是个火车司机。甘肃地质队来的作者，名字最好记，叫苟德义。
　　这些人里，后来还见过的只有两人，都有显赫的身份，一个是张锲，当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的主席。前些年我去福建参加一个笔会，主办方安排我们去厦门的南普陀游览，在禅房前的院子里，见一个高个子领导模样的人，跟一伙人谈笑风生，我一看，这不是张锲吗？想过去，又怕人家认不出我自讨无趣。待跟前的人散去，才怯怯地过去，试探着问：“张锲，还记得吗，我叫韩石山，北影咱们……”料不到的是，张锲当下热情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带着安徽腔的黏稠的普通话，朗声言道：“韩石山呀，怎么会忘了呢！”后来有朋友托我办事找到他，也痛快地给办了。念旧情的人，总是叫人感动的，毕竟那是三十年前，我们都还是普通的业余作者。
　　另一个是杨佩瑾，再见的时候，他已是江西文联的主席，声名赫赫的长篇小说作家了。在某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电梯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瞅瞅我，眨眨眼，大概是觉得有些面熟，一时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跟前有人，犯不着做出一种见了名家惊喜的样子，我也装做未曾相识的样子。人生匆匆，记不得才是正常的。
　　这个班里，进过大学门的，好像只有我一个。那时候兴工农兵挥笔上阵，上过大学绝不是什么优势。
　　给我们办班的领导就是马德波，北影文学部的主任。熟了才听人说，此人可谓大有来头，文革前是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的秘书，陈荒煤主管电影，他也算是电影界的老人了。
　　我们学习期间，有两个电影正在拍着，一个快完了，一个正要开始。快完了的是《海霞》，正要开始的是《杜鹃山》。海霞的主演叫吴海燕，就住在招待所楼上，出来进去常遇见，尖尖的下巴，厚厚的嘴唇，一看就是个南方风情的俏丽女子。《杜鹃山》是样板戏，名从主人，剧团也就叫成样板团，派头可就大多了。在哪儿住不知道，唯一跟我们相同的是，中午也在食堂吃饭。扮柯湘的杨春霞，过来过去，都披着一件军大衣，在我看来，真人比电影上的女英雄还要漂亮些。人俏，衣宽，走起来有种飘逸的韵致。有时来吃饭，脸上还带着戏妆，怪模怪样的，全没了女英雄的风采。
　　叶帅的女儿叶向真，正在策划拍什么片子，多次在大院里碰见，高挑个子，极有风度。也是一件军大衣，较之飘逸的杨春霞，又多了几分伟岸。见过的著名演员，有《英雄儿女》里扮军政委的田方，后来演《戴手铐的旅客》的于洋，早先演过江姐的于蓝。还有个女同志，像个领导，人说是《文艺报》主编侯金镜的夫人葛琴。
　　学习的方式，一是请名家讲课，记得给我们讲过的有谢铁骊，桑弧，还有个编过《马兰花》的老编辑。二是看电影，再就是我们自己在一起讨论。北京大学听说这儿办班，来了三个人，不能说是学习，也不能说是讲课，按当时的说法，该叫开门办学吧。来的三位，一位是后来成了大学者的严家炎先生，一位叫张剑福，是个刚留校的助教或是辅导员。还有一位是个河南小伙子，也是文革前留校的年轻教员。趁星期天，我去北大看望过张剑福，
　　事先说好时间在校门口接我，一起去他的宿舍聊天。进宿舍楼的时候，有个老人正慢腾腾地往外走，张先生低声对我说，此人叫章廷谦，笔名川岛，是鲁迅的朋友，今天来这儿打扫楼道。
　　最有意思的还是看电影。多是在厂里一个中型放映厅。最兴奋的一次是看《巴顿》，不是后来全国公映的那个译好了的片子，还没有翻译，一面放着，银幕边站个人给讲着。讲的人也不简单，是《小兵张嘎》里那个吃西瓜的胖翻译。他的真实身份，也是翻译，不是日语是英语。开头是巴顿的戎装像，一会儿面部，一会儿军刀，胖翻译说，这是为了突出巴顿的形象，让它深深地印在观众的脑子里。还说巴顿的影片拍了多少部，家属最喜欢的还数这部。
　　有时也去新街口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去看，放映厅更小了，中间全是沙发，后边摆些椅子，在这儿看的片子，叫过路片，意即国家还没有决定是否进口，先看一看再作定夺。据说有些大人物也来这儿看，谁家里也没有这么好的放映设备。看过些什么片子，全不记得了，没翻译，只能是看热闹。
　　再就是游览了，去过长城、十三陵。冬天，冷得直跺脚。
　　班上还组织我们参加与电影有关的劳动，具体是给《杜鹃山》剧组做道具。搭好的山景上，有许多竹树竹竿是从南方运来的，叶子分两种，近处是绢做的，远处是塑料做的，一簇簇放在筐子里，根部有细细的铁丝，我们的工作是将这些叶子缠在竹竿上，疏疏密密，尽量做的跟真的似的。后来电影公开放映的时候，我指给妻子说：你快看，雷刚旁边那蓬竹竿上的叶子，好些是我缠上去的。
　　我在北影学习的时候，山西文联的马烽和孙谦二位老师，也住在北影招待所里，正在修改他们的电影剧本《山花》，直到文革后这个电影才拍了，改名叫《泪痕》。河南作家李准也在那儿写剧本，后来拍出来叫《大河奔流》，当时还没个谱儿，电影厂请来谈设想。我们在三楼住，他在二楼住，星期天晚饭后，我拿上剧本送他指教，封面上写着“李准老师雅正”，他看了，没说我的本子怎样，直夸我的钢笔字写得漂亮。
　　学习班年底结束，马德波又留下我，为我调来两个文革前写农村生活的电影，其中有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之后厂里派了车，让做副导演工作的钮立山先生陪我去了一趟平谷县，说是我的本子写的是女队长领上社员寻水打井的故事，山西见闻有限，平谷是北京远郊的农业县，山区县，算是让我深入生活开阔眼界。因为打的北影的旗号，平谷县的一位副书记还特意接见了我们。
　　这么说我的剧本有指望了？没有，一点也没有。在小组讨论会上就给否了。所以给这样的待遇，是老马对我的一种安慰。他对钮立山说，韩石山这个人很聪明，又肯下苦，将来会写出东西的。1980年我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时，还特意找到他家里看望了他，粉碎“四人帮”后，他似乎没有受到重用。可惜我当年太穷，只给他买了一袋不怎么好的苹果。记得递过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害羞。他倒不嫌，见我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他，来看他，很是高兴。
　　文革期间，学校都是春节开学，冬季毕业。北京归来，先回了一趟家，春节后回到上团柏，我们那个九年级班的学生，早就毕业了。同时上头也来了文件，将这个学校的高中部撤销。
　　正月里，在县城中学集训的时候，听说教育局让我回县城中学教书。也是那两天，刚调到勍香中学当校长的任仰奎老师找见我，说还是去勍香中学吧，我说，那你跟教育局说吧。后来有人对我说，你怎么放着县城中学不去，要去勍香中学，二返长安又进了深山。这话还真不好回答。一则，我觉得既然已决定让我留在县城中学，任老师是老乡，年纪又大，他那样说了，我那样回答了，不过是句搪塞的话，谁能想到任老师一说人家就真的又把我打发到老山里。
　　再就是，或者说是深层的原因，我是愿意去勍香的。自从陈王二位老师去了韩家场之后，我就知道，我在山西大学的事没有完，随时都有人会旧事重提，只怕再提的时候，不会有这次这样幸运了。这两年，我老觉得背后远远的有一双警惕的眼睛在盯着我，随时会找我的碴儿，再一次将我置于死地。同时又隐隐地感到，处境越是艰难，人身越是安全。古人说的“危邦不居”做不到，俗话说的“乱世入山”还是能做到的。
　　在勍香中学，利用课余时间，我将电影剧本的素材，改为一部长篇小说，叫《磨盘庄》，三十几万字。油印出来，厚厚三大册。油印的费用，是教育局贾宝贵局长特批的，花了四五十元，主要是纸钱。印出后，请假去北京送稿，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关系，先到北影找见钮立山，他托人托到了人文社的老编辑王笠耘。见了王先生，没说几句话，他说留下看看再说。还见了谢明清，好像是个负责人。
　　也是在人文社，见到一个大个子年轻人，王先生给我说，那人叫冯骥才，正在他们那儿修改一部关于红灯照的长篇小说。我真羡慕，什么时候咱也能来人文社，住在他们的招待所里修改长篇小说。
　　我的长篇，自然没什么结果。出乎意料的是，1980年我去北京参加文讲所学习时，在所方的底簿上，看到我的推荐单位里，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想来是中国作协去人文社了解各地作者情况，王先生或是谢先生推荐了我。
　　天下事，真是说不来，有时你认为没有戏的地方，还藏着你不知道的好戏。

　　九．第二次住学习班

　　就这样我到了勍香中学，待了四年，直到1977年秋天才离开。不是正常调动，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又出事了，又住了“学习班”。
　　粉碎“四人帮”后有个运动，叫“清查”，全称应当是“清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汾西实在太小了，也太没文化了，竟没有一个人能当得起“与……有关联”这个词儿。旮旯角儿都找遍了，总算找见两个人，两件事。一件是有个叫史素珍的北京知识青年去北京参加全国知青会议，见过“四人帮”中的几个人。查来查去，这个史素珍绝对是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接班人，推荐上过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小山村当支部书记。再一件就是我的了。
　　想来我真是个黄继光式的人物，一到了要紧的时候，总有枪眼让我顶。这次也不例外。一是查出我写的长篇小说《磨盘庄》里有“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还在走的走资派”的话，说这是攻击邓小平同志。二是1973年我参加北京电影制片厂办的电影文学剧本学习班，第二年北影的朋友钮立山，为了提高我的文学水平，给我寄了本霍桑的《红字》，说是要写小说就写成这样子，将来好拍电影。书是他从电影厂图书馆借出来的，我看后就寄还了。
　　这事儿我不说没人知道，只怪自己嘴贱，给几个当时交往的文学朋友说过，不知谁揭发了，县上如获至宝，通知教育局，教育局急电勍香中学，学校领导让我立即去县里报到，一去就宣布：给韩安远办学习班，责令限期交待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
　　我住在教育局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里。吃饭在灶上。
　　我在教育局写检查，局里找了几个教员审查我写的《磨盘庄》。
　　教育局看管并不严，没事了，也去县革命委员会机关转转，看看平时有交往的朋友，有次去宣传部找人，没见上，见了一个也还有些交往的宣传部干事，他见我进来，爱理不理的。平时可不是这样，我有些不高兴，随口说：你以为这次住了学习班，我就完了？本来是一句玩笑，不料此人竟翻了脸，恶狠狠地说：“就把你送当了，你要咋的！”
　　“送当”，是汾西土话，有“送你上死路”的意思。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讪讪地走开。怨谁呢，只怨自己瞎了眼！
　　局里定了几个人，算是办班的。过上几天，听我念一次检查。有次办班的人说，明天全县要开个大会，县“清查办”的人说，要你在大会上做检查。我说，上会可以，但是到了会上，说什么可就由不得他们了。毕竟已是1977年的夏天，天上的阴霾不像过去那样浓重了，我才敢说这样的话。话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害怕。家中有妻子儿女，真要把我定为“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给个处分，可就惨了。家人失了依靠，我要翻身不知在猴年马月。
　　见我闷闷不乐，贾局长私下里说，“四人帮”倒了，不会有冤假错案了，实话实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心里焦急的是，放暑假前叫来县上，我给家里写信，说我在给进修校的老师讲课，如今都开学了，我还回不去，家里人会怎么想。
　　好在又挨了几天，作过全面检查，说是告一段落，准我回家。
　　在老家住了十几天，回到县上，心说可以回学校教书了，局里说还没有完，还要继续办班。贾局长安慰说，就多住几天吧。我心里毛了，说这么住下去算什么，就那么点事，我已写过几次检查了，总不能真的判我个“与四人帮有关联”吧。
　　刚好县上新来了一位书记，我壮起胆子去找，说我发表了多少作品都不审查，偏要审查我的一本没有出版的长篇小说。书记叫郭巨会，知道有这么个案子，也知道我长于写作，是个普通教师，没想到我还发表过许多作品，还去北京参加过电影剧本创作学习班，当下就有了好感。说没什么，解脱吧。又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一直想摆脱教书，说我想下乡体验生活，争取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书记说，县上正在组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那你就参加工作队吧。这样，我从学习班解脱出来，直接参加了加楼村的工作队，领队的是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叫陈家兴，稷山人，跟我算是老乡。在汾西，南边平川县的人，都是老乡。
　　就是在下乡期间，看到报上平反冤假错案的报道，我给临猗县委写信，要求平反爷爷的案子。经过一番奔波，在县委书记孙庚午同志的督促下，终于平了反。
　　1978年秋天，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应是第三届），县上又要办高考复习班，缺少代语文的老师，我找到贾局长，说我来代吧。他说你不是下乡嘛，我说不下了。他说那太好了，你就去汾西中学代理科班的语文。
　　这样，终于在毕业八年后，回到县城中学教书。好些朋友问我，好不容易离开教育系统了，怎么肯主动回去。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了我的三弟。
　　当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三弟初中毕业后，不让上高中，在农村劳动了八年。如今可以考大学了，学历太低，在临猗老家，连复习班也进不了。我一代上复习班，马上给三弟去信，叫他来汾西上学。本校教员子弟，连学费也免了。三弟也真是好样的，经过一冬一春的苦读，考上大同师范专科学校。也是这一年，上过高中的四弟考上了南开大学。三弟毕业后，分配到临猗县城关学校，不想教书，正赶上山西大学教育系杨文宪同学来临猗当县长，我给说了一下，调出学校，到县博物馆当了干部。后来杨文宪当了县委书记，又调进县委，当了对台办的副主任。四弟后来出了国，现在是法国一个大学里的教授。
　　在汾西中学教书的两年，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光。生产队管得不是那么严了，一到了农闲时间，比如冬天，我就把妻子和两个孩子接到汾西，一起生活。记得第一次带孩子出门，在临晋汽车站遇到一个画家，那画家对我们儿子的形象非常感兴趣，说这孩子长得太神气了，尤其是那个脑袋，浑圆而略长，脸儿那样的白净，身子又那样高挑，一定要给他画张像。画好之后，还给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讲解。女儿更是一脸喜庆，惹人爱怜。
　　妻子与孩子来后的第二天，我遇见门房的一位老师傅，用汾西话说：那是你的汝媳子，我还当是你汝子呢。意思是说，那是我媳妇，而他竟以为是我的女儿呢。后来我拿这话跟妻子开玩笑，妻子斥责我：你就喜欢充大尾巴狼！
　　不是我喜欢充大，是我认为，与表妹的婚姻，是我一生里最值得骄傲的事情。两个家庭都因此而获得解脱。如果我还算是有点成就，这块石头还放点光芒的话，这光芒全照在了自家的墙上。
　　在汾西十五个年头，分作两段，前面几年在乡下教书，后面几年在县城。在县城的这几年，经历了一好一坏两件事。
　　好事是1980年4月到10月，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五期文学讲习所”。此事对我的直接益处是，学习归来，由马烽和西戎两位老师出面，给省委宣传部打报告，将我从学校调出，安排在汾西县城关公社任副主任，算是挂职深入生活。从此之后，等于享受了专业作家的待遇。
　　它的间接效益，要比直接效益大得多。此后二十多年间，让我这个没有大出息的三流作家，忝然以文坛“老上尉”自居而毫无愧色。因为我的同班同学中，光当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就有四位之多，当了各省作协主席副主席的，一抓一大把。当了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该说是将军一流的人物，省里的主席副主席，该是校官了，我的军龄与之相同，自命为老上尉，不能说是妄自尊大吧。每当去了外地，当地的年轻作家若不知韩某是何等人物，我便引诱他们说自己喜欢的作家，比如说到写小说，他或她往往会说到王安忆，或是张抗抗，假如说到后者，这时我便装作不屑的样子说，哦，是抗抗呀，我的小师妹，对方肯定会惊讶，高雅如神仙的张抗抗，怎么会跟这么一个粗俗不堪的家伙同一师门呢。他若憋在心里也还罢了，若说出来，等于又上了一当，我便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地吹上一通，惊得对方一愣一愣的，心里直感叹，文坛圣洁地，怎会有这样的主儿。
　　坏事是，经历了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时间全国有四五个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批判我的作品。辽宁批的是《转正》，河南批的是《磨盘庄》，甘肃批的是《棉田明月夜》，山西批的是《静夜》，《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批判文章中都点了我的作品的名。省里跟着上面转，也要行动起来。有位评论家在省委宣传部的动员会上，说了上面这些事，宣传部的领导闻之心喜，原来我们也可以大有作为，当即下令，让我来省城作检查。我来了，住在省作协东边一个小院里。今天宣传部叫，就去了宣传部，明天《山西日报》叫，就去了《山西日报》，后来晋祠宾馆开全省的宣传部长会，也要我在会上作个自我剖析。要说出风头，可是出足了。记得当时的部长叫刘什么，我发言时故意装作结结巴巴的样子，刘部长在一旁直说，别紧张嘛，见我还是紧张得不行，特意起来端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那是我此生喝过的规格最高的白开水。
　　最为可笑的是，我在山西正受着煎熬，河南还派了《莽原》的一个编辑来太原，想让我写篇自我批评文章发在《河南日报》上。这位朋友是我作品的责任编辑，姓杨，一下子想不起名字了，我说：“老杨啊，我要过堂在太原府过就行了，还要解到‘郑州府’吗？”他一想也是的，不再纠缠，回去复命去了。
　　这件坏事，又出其不意地引出一个好的结果。
　　按马烽和西戎两位老师的安排，是要我长期下乡，深入生活，将来好写出惊天动地的作品，这是他们的理念，也是他们的美意，殊不知对我来说，如同判了无期徒刑。在汾西那个地方，我已待了十几年，可说是一天都熬不下去了。我来太原作检查，以马烽和西戎两位老师的思想，污是要清的，但抓清污的典型，怎么也不该抓到韩石山身上。抓了韩石山，让他们脸上也不光彩。这些天一直犹犹豫豫，是不是把韩石山调回来，又觉得人家那里正在批评，他们这里上调，逆风而行总不太好。
　　偏偏这时，汾西县委通讯组一个小伙子，为了上稿子，不知轻重，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韩石山在“清除精神污染”会上，做了个怎样沉痛的检查。我来太原时，给家里说是去开会，给县上也说是去开会，现在家里和县上，都知道我不是开什么会，而是当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典型。家里是担惊受怕，县上可就异彩纷呈了：有的惋惜，有的同情，有的觉得是报应，爬得高，摔得重，老人们的话一点都不假。
　　我把这个情况跟两位老师说了，马烽对西戎说：球，回来吧！
　　作家协会就是他们的家，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他俩说啥就是啥。正好那两年，他们手里有现成的专业作家编制，调谁回来不过是吭个声儿的事。下面怎么运作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知道的时候，什么都办好了，同时调回的，还有在原平的成一兄。我要做的，只是拿上省委宣传部的公函，去临汾地区宣传部，再去汾西县委办手续就是了。记得在临汾地区宣传部办手续之前，杨佐植部长还特意跟我谈了一次话，我以为有什么麻烦了，什么都没有，部长只是想跟我说几句勉励的话。前几年，接到一本杨部长的纪念集，才知道老部长原本是个才学之士。
　　就这样，1984年秋天，我回到了省作家协会，妻子和儿女“随迁”。这个词语是我在宣传部的公函上看到的，当时看了真是感慨万千，多么难的一件事，在公文上的表达竟这样简便，跟我的付出一点也不相称。我用了十多年的努力，才将妻子和儿女从农村迁到汾西，又由汾西迁到太原，它却只有这么随意的两个字——随迁！
　　此前在县里，已为妻子儿女办了转户口的手续，还给妻子解决了工作，没有上班，等着来太原安置。多亏老同学孙涛鼎力相助，先安排在《并州文化》打字，后来老孙调到《城市文学》当主编，她跟上去了管财务。
　　现在想来，在汾西的后几年，还是很惬意的。
　　记得是1979年，我还在中学，崔巍来看我。当时他正跟一位朋友写长篇，我们一起研究提纲。毕业那年，在阳泉火车站分手后，有两年我们没有联系，后来他写信到韩家场，又联系上了。此后几年间，一直通信不断。我主持《山西文学》的时候，以给写作班编教材的名义，将我俩二十多年的通信编为一本书，就叫《韩石山崔巍通信集》，收了我二百封的样子，收了他一百八十几封，非是他给我的信少，是他保存得仔细，我保存得不仔细。
　　也是在中学时，忽然有一天，侯光天学长乘吉普车来看望我。在山大的时候，光天学长是教育系的，高我两个年级。我们在一个楼上住宿。那时我就敬佩他的为人，什么时候都是那样和善，有教养的样子。他能来汾西，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交谈之下方知，毕业后他先在省革命委员会做事，最近被打发到灵石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说，他来灵石后，听说我在这儿，此番来没有别的事，就是想看看我在这儿的生活怎样，顺心不顺心。过后不久，就调到昔阳县任书记去了。再后来，就是晋中地委的副书记了。
　　孙涛也去汾西看过我。那时我已去了城关公社。他在《并州文化》当主编，是跟编辑部的一位朋友一起来的，那位朋友叫张文忠，这几年不多见面了。记得他去了，说要在刊物上写一篇我的长文，想去我教过书的地方走走。我给县上要了辆吉普，我们一起去了它支、勍香，还去了老爷顶，记得回来的路上，看着两旁的黄土沟壑，孙涛说，他跟林利利要是分到汾西，他会怎样不好说，利利准会跳崖自杀的，没想到我在这样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十几年。
　　来看望我的，不光有这样的老同学、老朋友，某年过春节前，《人民文学》编辑部派王青风先生来汾西看望过我。第二年春节前，《北京文学》编辑部派刘恒先生来汾西看望过我。现在说起这些，没有一点炫耀的意思，只是想说明，当年这些刊物对一个年轻作者，是多么的器重。我的无能，不该遮蔽当年刊物的一片诚心与苦心。刘恒先生已经是大牌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了，说过去来山西看望过韩某人，对刘先生来说，该不算是辱没吧。
　　来到省城，成了专业作家，如同船出夔门，另是一重天地，往后如何扬帆远行，全看自己的本事了。

　　十．感谢时代的赐予

　　写书，编刊，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这期间，经历的危厄，也有几次，只是不再像先前那样，“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只有被宰割的份儿。不是我的本事大了，是时代进步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心里深知，在大的时代风雨面前，一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孱弱。早在汾西时期，我就给自己取了个室名，叫潺湲室，取《九歌》里的一句话：“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意即，自己不过是一股细细的流水而已。好在几十年下来，这股潺潺的流水，总算是没有干涸，还翻出几个不大不小的浪花。
　　如今我已老迈，两年前就退休了。日头压山了，劳作了一天的农人，该荷起锄头回家了。大幕正徐徐落下，一个知趣的演员，应当及时转身退场。
　　不管是回家还是退场，往后只求远离文坛，若无其人。说“和其光，同其尘”，是故作高雅，过几天安静舒心的日子，则是切实的期盼。当然，也不会饱食终日，坐以待毙，最为想望的，该是从从容容地，看几本先前想看却顾不上看的书，轻轻松松地，写两本早就想写却没时间写的书。如此而已。
　　三年前，知道自己退休在即，曾借与龙源期刊网主编对话的机会，大略谈了我几十年的经历与作为，并将文章发在我编的刊物上。作为配图，用了我的一幅毛笔字放在某页的右下角，写的是我自己诌的一首俚句。我没有让编辑刊出释文，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我对自己一生的概括：

　　既贱且辱此一生，
　　敢将热血污汗青。
　　有种诸公皆富贵，
　　无能数我亦不穷。

　　经历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的无能，渺小。
　　混迹文坛这么多年，究其实不过是个三流作家。不是自嘲，前些年过年时，就在门上写过“一级职称三流作家”这样的联语。另一句是“四口之家六人在望”，当时儿女都未成家，盼望来年儿婚女嫁，果然几年之内，先是女儿出阁，后是儿子迎娶，如今连外孙也有了。人生在世，还有什么比看到儿女成人，各执其业，孙辈欢蹦乱跳，更让人欣慰的呢。
　　著作定的是作家的级别，家庭定的是人生的级别。谁也挡不住一个既贱且辱，历尽艰辛，也还薄有声名的作家，享受恬淡的人生，尤其是在晚年的时候。
　　人生是美好的。感谢时代的赐予。

2009年5月7日于潺湲室

　　本文选自《我比前贤路已宽》，韩石山／著，三晋出版社，201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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