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泉：我记忆中的老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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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老聂

© 王观泉／文

　　任何文章的首义是真实：真实是文章的生命。对于回忆死者的文章要其真实，则更多了一层意思：在这类文章中，真实不仅涉及被忆念的事的真实性，更关乎作者的人品，这自然是因为被写者既然已经弃世，如何以讹传讹，如何乱写，如何编造，死者也无法提抗议了，所谓“逝者九泉有灵”云云，只是生者极言其愿望而已但愿我还不至于如此卑下，如此大胆妄为地不顾真实地回忆聂绀弩同志。老聂，你是应当知道我的性格的。

　　认识老聂

　　三月二十八日，我从哈尔滨乘飞机抵达上海，回到老家“六米居”，稍事休息后打开当天上海《文汇报》随便翻翻，不意在《美国挑战者号两名宇航员遗体验明》的报道下侧，登着《著名作家聂绀弩同志逝世》的北京二十七日电讯一则。消息虽短，却如兜头一棒把我打闷，半晌发不出一点声息。
　　老聂久病卧床，我是知道的。这次我南下曾想先去北京看望老聂，然后再到上海，旋而一想还是先转道上海去浙江某地访问一位一九三五年与瞿秋白等同在转移时被捕，解放后被诬为密告翟秋白身份而被关押二十多年而终于平反而现尚健在，因而也是当今唯一能证明秋白一生最后情况的老人，她已经八十多岁风烛残年了，是现存有数几个北伐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之一了，这么想了也就决定了先去访她，然后再折回北京可以多住几天，与老聂好好唠唠。一九八二年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写着“死后给我写评传”。这，显然我是力不胜任的，但是听听长老走南闯北坎坷一生的愿望还是非常强烈的，不曾想我这先后倒错的一念，竟成了永恒的错误。
　　我认识老聂时，他五十七岁，我尚不足二十七岁，长我整三十岁。他是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而我只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进入文艺界——我本来的业务是研究军事条令的——一个莽撞青年。真是文错武差成不了气候。
　　一九五八年，我从部队转业，投入了开发北大荒的十万转业队伍行列。当时有一对楹联很少有人记住了，借此机会留点痕迹罢，叫做：“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即密山、虎林、宝清、饶河四县）。老聂则在一场政治灾难中受到整肃被送往北大荒。我们都在八五〇农场，我在云山畜牧场，他在五分场。这就是他在赠我的诗中的那句“我从滟预堆边至，君在蓬莱顶上行”的时代背景。苦不堪言的滟预堆和仙家咸至的蓬莱顶固然有其形式上的差异，其实大家都在垦荒劳动，只是体察老聂真老，没有让他下大田，让他经管宿舍或干些室内劳动或干为大田出工者服役的劳动如烧水送饭烧炕诸如此类的活。他在《散宜生诗》中的《搓草绳》《挑水》《削土豆种伤手》《推磨》、《里烧开水》等就既是生活又是劳动的真实写照，如若这些诗要有诗意，那真是难为老聂了。说实话，北大荒那种环境和生活条件，且不说劳动，即令你在马架子在窝棚里住几天，也得要有点生存适应力的！我还没有死，今年是五十三岁，当年过这种生活时我还不足二十六岁，现在想想都后怕。那年冬天和隔年初春是零下三四十度的大冷，曾是高级干部又步履艰难的老聂毫无御冬能力，身体虚弱老眼昏花，怎么干得了烧炕取暖拨弄柴火活呢？不慎失火烧悼了宿舍，进了班房。这可真如俚语所说“倒尽了邪霉”。当时发了毛的老聂托人捎了封信给老伴周颖。她虽然也不幸套上了右派帽子，但当时却还挂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于是匆忙赶到了北大荒，见到了从虎林班房里提出来的老聂，并与农垦局领导商量释放老聂。当时农垦局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既照顾周颖是全国政协委员的面子，又颇有点儿承担“包庇右派兼纵火犯”的风险的勇气，相信革命几十年的聂绀弩虽然政治上定为右派还不至于去放火。这个判断是“所罗门”式的，既准确又豁达大方。不久老聂被放出班房又经农垦部的同意到了《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他和小丁（名聪，漫画家）成了编辑部的一对老右。
　　那时是政治灾难后的自然灾害，人饿得精瘦，老聂在看了小丁画的连环漫画《老头上工图》后写诗道：“身长丈二吉珂德，骨瘦瘪三南郭綦”，是取其外形的写照，记得丁聪画的其中一幅是一个人在皮带上打收缩肚子的洞，也是取其外形的写照，但是在“三面红旗”“大跃进”的鼓动下大家的精神——也只剩下精神——却饱满得异乎寻常，尤其是我们“左派”，要而言之似乎是右派若要翻天，这天，就得靠我们去支撑了！这就是一九五八年的政治。只是出于对老年人的生理疲劳，抬挑不灵，行动迟缓等方面的同情，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青年才给老聂小丁一点儿照顾，帮助做些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和较轻的体力劳动。不是老聂有诗自嘲“美其名曰上工去”吗？就这么办罢。记得当时具有“右倾”思想的是罗炽晶女士，温情主义者某公对绀弩最尊重，应当说他使逆境中的老聂多少得到了一些晚辈尊老的温暖。遗憾的是此公后来左得出奇。我呢，可以说是中间偏左。头脑中那根阶级斗争的弦有时还绷得很紧。只是有一个问题老是折磨着我：聂绀弩，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又是我所崇拜的杂文家，四十年代他的杂文使国民党文痞大为害怕，尤其是那篇护卫土地改革的政论《血书》，可以说是保卫新民主主义胜利的象征。这么一个老革命怎么会反党！又怎么能想象在一九五七年的中国竟会发生大批建造社会主义丰碑的战士突然成为推倒这座丰碑的恶魔？当时，在极左思潮熏陶下的青年中，如是我者想法的人是不少的，都慑于某种政治压力而不敢言，还少不得来几句“巩固反右运动成绩”的话。

　　在编辑部

　　那么，老聂是不是被打趴下了？是不是因此而成了既不敢工作更不敢发言的政治上唯唯诺诺的庸人呢？一点也不。他照样政治鲜明，有时还锋芒毕露，诚如胡乔木在《散宜生诗•序》中指出：“作者虽然生活在难以想象的苦境中，却从未表现颓唐悲观，对生活始终保有乐趣甚至诙谐感。”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关乎到一个革命者的气质和肚量，要知道被开除党籍，被逐出北京，生活被降低到每月四十元，还得被冤为阶级敌人……，这一切哪里来的乐趣和诙谐呢。
　　然而，达观的老聂确实不少“乐趣甚至诙谐感”，记得一九六〇年开春，嫩绿初初披上枝桠，一个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要走过一条由烂泥水坑陷阱并怪石崚嶒的大半里长的小道。吃罢早饭，大家东倒西歪回到家门——由当年日本关东军驻虎林机关的气象站改成的《北大荒文艺》编辑部。老聂指着树枝上吱吱喳喳欢蹦乱跳的麻雀，说：小丁，你看看，它们多高兴，多轻松……。小丁被懵住了，其实我们也被懵住了，反问怎么回事？老聂说，今年，除四害的名单上已经没有麻雀了，麻雀摘掉帽子了……这是时代悲剧所酿成的一篇读来令人忍俊不禁的杂文！这就是聂绀弩在那年月里的“乐趣甚至诙谐感”。
　　《北大荒文艺》编辑部是一个友好的集体，这不是说没有受到五十年代反右形势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而是我们有一个好领导，就是郑亢行同志。他原本是在总政宣传部服役的老干部，当时任农垦局宣传部副部长。他是革命烈士子弟，父亲与彭湃烈士一起革命，被国民党杀害。当时郑亢行主管文艺一摊。他放手我们工作，对刊物的“面孔”只提出坚持文艺为宣传农垦事业的原则要求，余下就不管了；对编辑部同人，只提出团结办刊的原则要求，余下也不管了。他还要求我们让老聂、小丁放手工作，当然“监督使用”自是不在话下。
　　老聂对工作十分卖力，他不仅积极编选评论稿件，而且协助编务。当时，我们在虎林编刊，在密山印刷，开始时住在虎林大街上，后来又被赶到一个剧院的窄小的电影放映间和杂物室，生活极为不便，编务工作非常繁忙辛苦，有几次让老聂跟着小丁（其实小丁之“小”是笔名，他已不“小”了，时亦快五十岁了）和我们一起乘老爷火车去密山住在农垦局招待所（或北大营局本部）里校对刊物。老聂是老编辑，校对功力深。我们往往是三个人住在旅馆里啃着苞米窝窝校对。或就在印刷厂排字房现校现改，看他老眼昏花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检，躬着身子低着头，真难为他了。
　　虎—密、密—虎来来往往火车乘多了，就认识了列车上那群吱吱喳喳的列车小姑娘，认识又能怎么样呢？当时我有权谈恋爱，但是想到一个月陆拾伍元叁角肆分钱的工资，寄走二十五供养老祖父母，剩下只够口粮和零花，生活经常处在捉襟见肘的困境，哪来的心思抒情谈爱，上车就打盹儿。但老聂却诗兴大作：“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女乘务员》）爷爷辈的怜爱之情跃然纸上。我怎么看不到这些小妹妹们闪发的春光呢，大概也是一种逆反心理罢……
　　对评论，老聂更是轻车熟路，也不必怕他不敢承担责任。一次，有一个农工（当然也是转业军官）写了一篇万言论文是十分艰苦地伏在农场酱菜厂的酱缸盖上写成的。老聂看完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位作者还得学十年才能写。这话真把我气火了。心想，这老家伙讲话太噎人了。绀弩大概看出了我的火气，他也很有三分火地说，建议他写点短的，写点实在的评论，不要铺陈太大。还说他不能不这么提醒作者，从事文学理论是很苦的，他写的是美学，美学更难。他还要我也应如此这般对待文学评论工作。不知我是出于生气，还是出于自尊心，赶忙煞住老聂的话，说同意他的意见，只是退稿信上可别写什么“十年生聚”之类的话。到此，我实在佩服老聂，话确实很冲，但确实在理。他的这席话我至今不忘。那位写美学论文的我的老友樊天希同志，于三四年前死于癌症，老樊原是部队某部党校理论教员，彼时在八五七农场酱菜厂搅酱缸，在大酱缸上写美学似乎成不了气候，太难为他了。后来他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再后来就生病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老聂是认识樊天希的，因为后来老樊奉调在农垦局党校执教，党校设在北大营，我们去密山校对住北大营时，他晚上时来和我们摆摆龙门阵。老聂还借过老樊的丰富的文学藏书，记得最清楚的是老托尔斯泰的《艺术论》，一度他把托著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和在一起读”。
　　有一次，上级说政策宽了，可以要老右写文章了，那时吴祖光、李景波在垦区京剧团编剧，编辑部就要老聂写一篇谈文学创作方面的文章，老聂认认真真地写了好几天。当时，编辑部的稿纸是灰蓝色的美侬纸，用蓝墨水书写十分吃力，他却写了十多页，交给了我。结果是我把这篇稿件“枪毙”了。我想，这大概是老聂从文几十年来头一遭吧，一定会伤他的心的。我怕他要发火。其实，是我多虑了，他没有发火，只是抢白了几句，也多少感到有点窝囊；的确是够他窝囊的。如今过了二十六七年，文章的内容已记不起来了，也想不起来他为什么会同意被“枪毙”。仿佛记得的是文中提到了一件左联的事。当时我曾把老聂的文章和我的意见告诉了负责人虞伯贤同志，据说他还征求过郑亢行部长的意见。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组织上对老聂还是尊重的，农垦局局长王景坤、丁立准以及直接领导郑亢行都尊重聂绀弩同志，他们尽管不能表达心意，老聂还是明白的。不然，他也无心写出几十首“北荒草”思念那段生活。

　　借以纪念别的屈死者

　　老聂在编辑部里唯一娱乐是围棋，对手是符宗涛同志，开始时棋子是我剪的，棋盘是我给画的，后来才买到真正的围棋。在编辑部里除我和他两人“左右”一对，共管文学评论常在一起外，与老聂谈得来的人中有一位诗人，就是朱彩斌。彩斌兄不仅诗写得好，人也长得漂亮，一米七以上的身材，一头天生卷曲的头发乌黑光亮，从外表到感情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的诗人，竟找不到对象，不禁对天下姑娘大为扫兴。他比我们都大，当时大概已经有三十五六岁了，因此难免常常闷闷不乐。我们不知他是在性苦闷还是写不出诗的苦闷。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苦，这么个三十琅珰的男子汉怎么能不苦闷呢！大凡他和老聂两人脸朝天花板躺着聊天时正是彩斌大苦时，那末聂公是不是在开导诗人呢？“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闻某诗人他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彩斌兄给我的印象是他有一只大搪瓷缸——那可真的是一口“缸”！我们大清早去吃早饭，顺便拎回几瓶热水，他那茶缸一次就要倒下大半瓶水。我们全都怕他那口缸，谁值日打水谁就要生他的气。彩斌兄没有什么可以喝的，就喝那缸水——而且经常是没有茶叶的白水，就这么样，诗人朱彩斌一口一口喝的是水，写出来的却是一篇一篇甜蜜的诗，真够他编的。一九七六年底，老聂刚刚出狱我去看望他时，向他如实地说了诗人朱彩斌还有马力都在文革期间自杀了。（彩斌在自杀前不几天，我和林予在哈尔滨虹桥堍碰上他，当时我们的感觉是彩斌兄已经精神失常了。）
　　说起马力，还是老聂发现的作者哩。有一天，老聂说来了几篇好稿，就是马力的散文诗般的小说《检尺》等。内容不必在此复述，因为老聂“袭小说家马力意”写的《怯问》一诗，简直是这篇小说的缩影：“怯问检尺小姑娘，我是何材几立方？努嘴崖边多节树，弯弯曲曲两人长。”
　　回头再说几句朱彩斌回湖南老家探亲，我们都盼望他能带点吃的来，打打牙祭。老聂是湖北人，爱吃辣的和腌制的，更希望彩斌带点湖南辣子豆豉一类的土产。好不容易盼回了彩斌，大个子前后身背了老大一个褡裢，打开一看，几乎全都是书，印象保留至今的是一套中华书局版《四部备要》本《陆放翁全集》，十六开大本老厚三册！当然也带来一些吃的，其中有一包茶叶，说是“君山茶”，就这么喝吧。从此老聂与彩斌很谈了一阵陆放翁，他们曾否想到“家祭无望告‘马’翁”？
　　不久，我们一度分散去种水田旱田，彩斌兄则为了一桩难以言说的事被送到伐木场劳动。老聂写的那首《闻某诗人他调》该是写这的罢，首开句“地耕伊尹耕前地，天补女娲补后天”指的是什么呢？

　　六十寿辰

　　一九六一年末一个零下三十度的夜晚，吃罢晚饭，大家在谈天说海，老聂突说，我今年是虚岁六十。不知谁提议道，那就把今天当成是老聂生日——其实老聂生日是旧历大年三十夜——庆祝一番。编辑部距虎林镇有二华里，派长脚杨昉和小丁去沽酒。酒饵十分可怜，只得在缸里捞点咸菜，煮点土豆。为什么要请老杨和小丁去沽酒呢？虎林无夜市，沽酒得敲开酒店的门，这就得施展微笑外交，老杨哥十分和善，而小丁则常是一团笑脸。按理应委派我去的，当时住在编辑部小屋里的人中我最年轻，但我这个人不会办外交，敲门买酒非砸锅不可。记得那天怎么搞的连个酒瓶也找不到。小丁是拿了彩斌的大茶缸，老杨则擎了一只大海碗，他们来回四里，跑到火车站附近敲开某夫妻店沽来了“色酒”——一种酒精加香料兑水的劣质酒，此间几十年来沿有白俄制造喝了使人头痛的色酒的传统。我们用这种酒就着咸菜庆贺了一番寿星。大概是太兴奋了，小丁为老聂掉落在床肚（大统铺）下的一件什么东西，钻进去找了半天没有出来，大概，也许，可能，想必是在床肚下睡了一会儿醒醒这劣质酒的度数；也有可能是掉了一根针，很难找，就找了半天……这也算是“乐趣甚至是诙谐”吧。总之，那一夜，聂寿星是非常高兴的。记得正是那夜，也许是第二天清晨，老聂动了真情，他同我说，二十年代参加革命，三四十年来南来北往惯了，野了，有点吊儿郎当；甚至说到他一九三四年入党之后没有认真地过过可以称之为“组织生活”的生活……我想，他这样说必定是很痛苦的：说的当时想过也无法过“组织生活”了。
　　我看到老聂沉思或难受，上面说的是一次，还有一次大概是一九五九年夏秋间的某一天，我看到老聂和小丁都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后来，他俩都曾说起这件事。原来全国文联要开一个会，让老聂、丁聪和丁玲回北京参加。当时丁玲在佳木斯垦区某农场。这里的老聂和小丁谈论的结果是：不去。老聂认为以现在的身份去，不等于是去受审、去挨白眼吗？还不如在这儿啃苞米饼来得自在些。当然内心还是想去的，老聂不直说，我心里也明白，从班房里出来，能有机会去北京家里住几天也是好的么！尤其是丁聪，既然是“小”丁，更应回家与夫人和小孩团聚一番。终于没有去，那时的认识水平就这么一点儿，所有的“右派”能有几个敢说自己不是“右”派？既然如此，回北京固能与家人欢乐一下，但是受审挨白眼的滋味能好受吗？为这件事，老聂和小丁是很凄然难受了好一阵子的。这一点，我的体会怕是不会很深刻的，因为那时我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汉。
　　当然不是没有乐事，也不是所有饮酒之时皆咸菜土豆，我和老聂、小丁在密山校稿时，就曾在未被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家里买到过黑市烧鸡，而北大荒画报社还宴请我们吃过连北京也难品尝到的乌苏里江大马哈鱼。有聂诗为证：“口中淡出鸟来无？寒夜壶浆马哈鱼。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馋乎。早知画报人慷慨，加以荒原境特殊。君且重干一杯酒，我将全扫此盘余。”《画报社鱼酒之会赠张作良》）画报社负责人版画家张作良是一个被人暗算了大半辈子的好人，那次在画报社大画室里“猛开”了一大顿，因为太精彩了，引起了在场好多人诗兴大作。这次酒宴中有尹瘦石同志，我是第一次见到他，猛一看还真地把我一怔：尹公的脸盘长得太像徐悲鸿了。这次酒宴过去了整整二十年，一九八〇年我和尹瘦石与别的一二位朋友在上海老抛球场一酒肆饮酒时，还提到被老聂写诗称之为的“画报社鱼酒之会”。尹瘦石曾画《苏武牧羊图》，老聂亦题诗一首：“神游忽到贝加湖……”那次鱼酒会加入者中已先后去世了李景波、张路、徐介城三位，十分遗憾，三位都是右派。电影演员李景波那次讲了一则用黑龙江方言“GaHa”（干啥的方言）串成一起的笑话，实在逗乐。老聂也特别高兴，话也渐渐多起来了，但有不少同志却不讲话……待到老聂从笑话中醒来而想到鱼时，装鱼的大脸盆已经见底了。因此末句“我将全扫此盘余”倒是十足的现实主义大白话一句。

　　生者与死者的年龄差

　　一九七六年，经过“十月革命”的中国人真正觉醒了，大家都想以十倍的努力兑回失去的年华，但是我（和好几个朋友）却为可恶的派性诬陷，使偏听偏信的领导拒不分配我的工作，在家赋闲。得亏北京老友没有忘记我，临时借调我去北京某刊工作，即探听到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提前释放出狱。我立即借了一辆自行车找到了住在朝外新源里一幢被称为“落实政策楼”的底楼的老聂，瞧他那模样儿，我一阵心酸，竟然哭了起来。不必形容他的健康状况，只说他在监狱里关了九年零八个月，你就去想象是个什么样的人形，当时老聂是七十四岁。
　　当然，我从未见过发迹期的老聂是个什么模样儿。那天他老伴周颖不在家。说话时，老聂要小便，从卧室走到厕所最多来回六米。这六米路，他足足走了三分钟，是一步一步蠕动，与本来意义上的“走”怎么也联系不起来。后来我从上海出差返回北京算是第三次去看他，那是一九七八年的暮秋罢。老聂身体已渐渐复原，行动略比上两次要好些。但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看问题的尖锐。说实话，在一九七八年上，我听了老聂所言真感到发怵。我只能暗暗佩服聂绀弩真是具有大无畏性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么一个老聂，最后他告诉我，在班房里他从第一卷起读马恩全集，读《资本论》，并说他读得很有“味道”，真正懂了一点马克思主义……聂绀弩，一九六七年六十四岁投入监狱，一九七六年七十三岁出狱，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这个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儿！
　　还是停笔吧。
　　写诗人聂绀弩，我记起了普希金某首诗中的几句：

　　我的诗歌将比我的灰烬
　　活得更久长。
　　即使只有一个诗人
　　活在这世界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们的世界上，于是我们才能在聂绀弩同志逝世之后写写记忆中的老人。
　　活着的时候，老聂长我三十岁，如今，他死了，我还活着，于是他的年龄冻结在八十四岁上，我却年复一年还要增长，于是死生两造之间，三十，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渐渐地，年龄距在缩短，当然，我也是要死的，而且希望这最后的一天，来得早一些。

一九八六年四月起草于上海六米居

　　本文选自《人，在历史漩涡中》，王观泉／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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