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诗伯：牛棚岁月

┃Personal History

牛棚岁月

© 金诗伯／文
Sam Ginsbourg
© 秦亚青／译

一

　　1968年10月9日，一道命令传来，让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回家取铺盖衣物，然后到教学楼去。从此以后，我们必须住在教学楼里，理由是如若回家，势必受到外界影响，不能一心一意写检查。现在给我们一个机会，以便集中思想、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纯属囚禁，只不过这种禁不经审讯、没有罪证，也等不来判决。囚禁到何时为止无人可知。要是平时，我们一定会抗议这种非法囚禁。而此时此地，我们只好听命。因为我们无处抗议、无处申诉、无处寻求保护。
　　还有命令，不准我们离开教学楼，不准和家人接触。这，自然也是为了集中精力。
　　我们的新居是一楼的一间大教室。刚去时是在水泥地板上铺个草垫子过夜。后来天冷了，我们也享受到双层木床。这间教室里住了我们二十个人，女的住在同一层楼的另一间教室里。
　　这间教室名曰“牛棚”，因为“牛鬼蛇神”四字之中“牛”字打头，我们住的地方也就简称为“牛棚”了。

二

　　牛棚里的日子和进牛棚前无大差别。我们在楼里楼外劳动；我们一沓一沓地写检查；我们天天早上请罪认罪；我们参加政治学习；我们低着头走路，挨骂受辱；我们到大饭厅，吃最便宜的菜。这些和从前没啥两样。然而，日子却百倍地难熬，痛苦却千倍地难忍，因为我们回不了家，见不到亲人，听不到他们的安慰，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也不知道他们的处境。我们成了囚犯，虽不这么叫，实际上就是如此。我们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
　　白天还好过点儿。一到夜里，愁思、疑惑、焦虑、痛苦就一起袭来。夜，真难熬啊。

　　哨音一响，“牛鬼蛇神”上床。整10点钟，个个都已躺在草垫上了。有的倒下就睡着了，可对大多数人来说，却又是一夜不眠。我，睡不着。
　　牛棚里不准关灯，因为值勤的红卫兵有时要进来查房清点人数。
　　牛棚的夜充满了各种可怕的声音：叹息、呻吟、咳嗽、呜咽。在这些声响之中，心宽福大者的鼾声显得特别响亮。
　　我仰面朝天，睁眼躺着。左右的“棚”友也是同样的姿势。有的在抽烟。我1966年年初戒了烟，现在也不想重新开戒。
　　我在思索。大脑从未这样急剧地工作过。我极力呼唤我的亲人，可是漆黑之夜，哪里有他们的影子？
　　有时，我感到绝望。我的命运会是什么？妻子孩儿的命运会是什么？国家、人民、党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我轻声叹息，但我的叹息很快就停止了。
　　我深信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没有人能证明我反党反人民。我相信党，1949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强大的敌人；60年代初，是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天灾人祸。这样的党、这样的人民，一定会拨乱反正，一定会使备受磨难的中华重新安定下来。我的祖国，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堡垒，光明幸福的象征。在您的大地上，党的旗帜一定会重新飘扬。
　　我渐渐地平静下来。
　　我不断地看表。难道才2点？离起床还有四个小时。4点了，从校园墙外的小村子里传来了公鸡的啼声。我喜欢雄鸡长啼，这声音总是那么亲切，这声音总是报道黎明。
　　这也是红卫兵常来查房的时间。重重的脚步声近了，他们当然无须放轻脚步。他们围着草垫子转了一圈，查查人数不少，就离开了房间，重重的脚步声又渐渐地远了。只有一次，有个“牛鬼蛇神”不见了。这是位又矮又胖的老教授，夜间他总喜欢把自己裹在几床棉被里面，小将们没有“深挖细找”，竟然一时未能发现。
　　突然，有个人起床了，他叹了声粗气，就匆匆奔向厕所。我盯准时间，一分一秒都不敢大意。因为我刚升任牛棚副棚长，若是这群“牛鬼蛇神”出了事，自然饶不了我。过了一会儿那人回来了，呻吟几声，又躺到床上。
　　一声哨响，新的一天开始了。“牛鬼蛇神”一跃而起，许多都是彻夜未眠、精疲力竭。

三

　　每天，总要有一两位小将光临牛棚。他们喊出一个名字，这个点到名的“牛鬼蛇神”就被押出去接受专案小组的审讯。
　　我不知别的“牛鬼蛇神”对这种审讯有何感想。就我自己而言，若是红卫兵不叫到我的名字，我会觉得心神不宁，胡思乱想会出什么事，心想若是叫到我，至少能对自己的境地有个数。可是，一旦叫到我的名字，一种恐惧又笼罩在心头。
　　一天晚上，两个红卫兵来“牛棚”提我。他们让我跟他们走。于是两位红卫兵前面走，我低着脑袋后面跟。走廊上很黑，也没有人，但我从未想到过抬起头。当“牛鬼蛇神”的两年，头总是要越低越好。
　　他们领我上了楼，在一间屋前停下。门上有块牌子，但我没看清写的什么。二人开了门，让我走进了灯光昏暗的屋子。他们把我往屋中间一推，随后一左一右在我两旁站定。从屋角暗处传来一个使人心怵的声音，问我叫什么名字。等我报过姓名，那声音又问：“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不知道。”稍一停顿之后，那声音又响起来了，仍是那样呆板冷漠。“你父亲是个吸血鬼……他用中国劳动人民的血肉养肥了自己……他是个间课……你也是个吸血鬼、寄生虫……你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剥削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对你友好，你却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还从事间谍活动……”他一句一顿，加重语气。我真希望他提高嗓门儿对我咆哮、对我叫骂。没有什么比这冰冷的声音更令人难以忍受。这声音简直就像是法官在判。“你犯下了严重罪行。你一点儿也没有交代。你的同伙都已坦白了，只有你顽固不化。现在给你两分钟的时间，若是继续对抗，可别怪我们手下无情。”我感到恐惧。我呆呆地站着，浑身冒汗，手指僵直，憋得透不过气来。我知道自己没有犯罪，更没有什么同伙。我知道这位审讯官也和我一样清楚——我没有犯罪，我没有同伙。但是，我还是绞尽脑汁，极力搜索点几什么填充一下这可怕的沉默。几秒钟过去了，屋里静得连呼吸都能听见。“混蛋！”一声大骂终于打破了沉寂。“4点以前把检查写好，听见了吗？！……带走！”红卫兵把我押了下来。
　　回到牛棚，我倒在床上，思绪纷乱。表针已指9点，离限定交检查的时间还有七个小时。我的眼皮一刻都没合上过，我的大脑在紧张地工作、搜索。黑夜中传来了沙沙的响声，每一声都像铁锤敲打铁砧一样，敲打着我疲惫的心。
　　我不时地看表，表针一圈一圈地爬，时间过得真慢。远处，一只雄鸡报晓了，我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时间快到了，他们会怎么处置我。3点35分……40分……45分……最后的几分钟犹如一个世纪。4点整，我竖起耳朵，走廊里仍是静悄悄的。我看看房门，没有人来，也没有动静。有人上厕所，我甚至听到了他的小便声。他出了厕所，脚步声也渐渐消失了。
　　十分、二十分、三十分，三十分钟过去了，窗外泛起了亮光，我提着的心却仍未放下来。为什么没有人来提我？为什么没有灾祸降临到头上？
　　是他们没说让我早上4点钟交检查？也许是下午4点？
　　一天过去了，上午没有人来，下午也没有人来。这一天竟是安然无事。

四

　　我时刻怀念妻子和孩子，渴望见到他们的心情，简直难以表达。
　　机会几乎没有，可我并未放弃希望。
　　有一次，我见到了妻子，那是在教学楼外搭大字报棚的时候。我站在架子上，看见妻子远远走来。我知道她一定会看见我。妻子从架子旁边走过，没有抬头看我。但我双眼的余光发现她看到我了。这样匆匆一见，真叫人又喜又悲。
　　只要能找到借口，我就给妻子写个纸条，要点儿零碎东西。条子要通过红卫兵转交。第二天我即可收到所要的东西，有时里面还夹一张回条。有一天，我写了条子要块白布，好在上面写明自己的头衔“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好几天我一直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告诉她这块白布就要挂在我的胸前。最后我决定告诉她，不然她更不放心。
　　有时，我向妻子要点儿粮票，再不就要几块钱交饭费。可我从不多要一分钱，除了吃饭，我别无开销。再说我知道她手头十分拮据，当时我家每人每月只发十五块钱生活费，银行存款也被冻结了。
　　有一次，我写了个条子要点儿咸菜吃。第二天红卫兵把我传到办公室，把一罐咸菜塞到我的鼻子底下，厉声喝道：“闻闻……”随后又是一阵大骂。“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又是一阵骂。“你还自以为挺精呢……”还是一阵骂。我接过罐子，顿时一阵香油味扑鼻而来。我明白了——一个“牛鬼蛇神”竟敢吃带香油的咸菜，工人农民还买不起香油呢。同时，我更理解了妻子的心——她是用自己的巧手爱心，让我享受一点“美馔”。
　　他们骂够了，就劈手把罐子夺回去放在桌上。其中一个看看我的脸色，插嘴说：“算了，饶他一次。拿走吧，下不为例。”趁他们主意未变，我急忙抓起咸菜罐，离开了屋子，伴随着我的是香油的香……还有妻子的爱。

　　11月20日到了，这是我们结婚十八周年纪念日。我知道妻子多么思我、想我、需要我，正像我思她、想她、需要她一样。我要想方设法见她一面。于是我告诉红卫兵我的肾结石又犯了，疼得厉害，想到医院检查一下、要点儿药。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派一名我从前的学生跟我同去，以防我拐到别处去。出来后，我告诉这个学生我的病历在家里，我想顺路回家一趟把病历带上。他稍一犹豫，我如坐针毡，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踏上回家的路，我感到心在不住地跳，可又害怕押送我的红卫兵看出破绽。终于到家了。我敲门，开门的是妻子。看到我，她两眼一亮，可是马上又暗淡下来——她不知道我的突然归来是凶是吉。我进了门，那个红卫兵跟了进来。儿子在屋里，他没有抬眼看我，脸色阴沉沉的。妻子帮我找病历，翻完一个抽屉又翻另一个抽屉。这时，二女儿走进屋里，她仔细打量着我，可只一会儿，她那两只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就沉了下去。她转过身，走了。
　　我凝视着女儿刚刚站过的地方，突然觉得心在流血。我的眼泪淌了下来，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三次流泪。妻子把我领到椅子边，递给我一杯水。那个红卫兵懂事地走到窗前，背过身去装着朝院子里看。就为这一点，我一辈子都真心实意地感激这位学生。
　　最后，我和那位红卫兵离开了我家，朝医院走去。我仍在抽泣，根本无法控制自己。那位红卫兵不住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问我为什么哭。然而，有些事我是无法对他解释清楚的。我只能说：“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妻子儿女……我给他们添了麻烦……”
　　我在医院检查了病，要了点儿中药。那位红卫兵要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就让我看完病哪里也别去，直接回牛棚。我，从命了。
　　我们夫妻结婚十八年了。像这样度过结婚纪念日，十八年来还是第一次。

五

　　牛棚里集合了一群各种各样的人。有党总支书记、党员干部、系主任、几位老教授，还有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些人关系并不密切。现在虽说身居同一牛棚，来往却更少了。每个人都忙着想自己的事、体会自己的感受、完成自己的交代材料。有的常被带走，痛打一顿，谓之帮其反省。这些人当然是一见红卫兵的影子就心惊胆战；其他人或是受苦少点儿，或是把苦藏得更深。打人总在二楼的隔音室里，干这种事，那可是个理想的地方。
　　秋天，就这样一天天熬过去了。我们同室“牛友”已共处五十多天，却仍未见一丝结束牛棚生活的迹象。这日子什么时候才算到头？
　　12月初的一天，我们请示红卫兵是否能让大家洗个澡。第二天，红卫兵同意了“牛鬼蛇神”的要求。第三天，我们排好队，到离学校四五里的澡堂去。“牛鬼蛇神”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大街上，几个押队的红卫兵前呼后喊地发口令。街上的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终于到了澡堂。洗澡的人多，我们只好在外面等。大家排成两队，站在澡堂楼外，每人手持一个脸盆和几件换洗衣服。进进出出的人看我们、打量着我们，然后就转身走开。
　　有的“牛鬼蛇神”洗得挺痛快，尽情地享受热乎乎的水、热乎乎的蒸气、热乎乎的淋浴。而我，我是一分一秒都在熬。我觉得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我们这些“牛鬼蛇神”。
　　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大部分“牛鬼蛇神”都在午睡，棚长写了一早晨交代，此刻也已鼾声如雷。有位老教授走出屋子。我看见他走了出去，心想他是去上厕所，也就没特别在意。突然，我听到走廊上有人呼喊。一个红卫兵闯进门来，巡视一圈，就又冲出门去。肯定是出事了。
　　几分钟后，我被传到红卫兵办公室，他们又骂又喊，倒也使我弄清了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位老教授从二层楼的窗子跳了下去。我感到吃惊，却更感到震惊。这个老教授已经自杀过一次了。那一回他从三楼窗口跳下去，幸而窗下有棵树挡了一下，没丢性命，只摔瘸了一条腿。这一次他只受了几处轻伤。我没有提防他出牛棚，没有注意他出去这么长时间，所以招来红卫兵的一顿臭骂。
　　对于辱骂，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次挨骂也只当是阵耳旁风。但这位老教授寻死的决心使我陷入了沉思。虽说常常挨打，他也不该做出这种决定。难道他不知道，一步即去，终不能返？他怎么能对光明的未来完全失去希望，而想去结束自己的一生？他怎么能如此怯懦胆小？他真是怯懦胆小吗？我苦思冥想，设身处地地揣摩他的思想情绪。我心中明白，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决不会走他这条路。

六

　　1968年12月21日，我收到妻子的一张条子，说二女儿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消息对我的打击最为沉重。谁都知道，几个孩子当中我最喜欢老二。她那年只有十四岁，一个单薄瘦小的女孩子，在农村能干什么呢？
　　整整一天，我心绪不宁。我知道自己拦不住女儿下农村，我也可以猜出她为什么要走。在这所城市，她是“牛鬼蛇神”的女儿，整天忍辱受屈，她受不了。也许，她真的认为自己该受“再教育”。
　　我要求红卫兵允许我和妻子说几句话。第二天早上，我和妻子在红卫兵办公室里会面了。她坐着，我站着，两人凄然相对。后来，一个红卫兵粗声粗气地让我也坐下。要问的，要说的，有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先安慰一下对方，可是红卫兵就在身旁，竖着耳朵，瞪着眼睛。过去，我多次在银幕上见过妻子探监的场面，可从未细细想过狱中会面的心情。此时此刻，我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心情。有多少重要的话要说、要讲、要解释。会见的时间分分秒秒过得飞快，可又无法把万千思绪百般情感变成话语倾诉。
　　匆忙之中，我问了几句，妻子简简单单地做了回答。谈话完了，我该回牛棚去了。我们准备了多少话，可说出来的连十分之一也不到。
　　第二天，孩子离开了家。妻子极力劝女儿等到规定的年龄（十六岁）再下乡，可女儿决心已定。她走了，我没能为她送行。这是家里的事，是妻子儿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洗礼的一段插曲。

七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我这个“牛鬼蛇神”的头衔还没有影响到我的妻子。她本来可以参加大多数革命教师组织的战斗队。但她不愿参加。还有几位老师也和五花八门的战斗队无缘，人们称他们“逍遥派”。妻子和这几位老师一样，只参加自己认为值得参加的活动。有时去开会，有时写几张大字报。她到过北京，和成千上万的革命战士一起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看到毛主席坐在敞篷汽车里，在战友的陪伴下从人群前驶过。她喊哑了嗓子，流出了热泪。
　　后来，情况变了。她是“牛鬼蛇神”的老婆，必须参加专门为“人民敌人”的家属办的学习班。学习班的任务是让家属们检举、揭发、批判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因为他们最了解我们的底细。他们应该站在党和人民一边，不能让私人感情干扰他们对革命事业的义务。
　　我不知道其他“牛鬼蛇神”的妻子对其丈夫抱什么态度，我的妻子坚信我一直紧跟着党，从来没说过一句反革命的话，从来没做过一件反革命的事。她毫不隐讳这种想法，也从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谁也无法让她动摇。无论在我关进牛棚之前还是之后，妻子一直对我坚信不疑
　　在那些日子里，妻子备尝艰辛，酸楚之甚，言语无法描绘。她为我担惊受怕，为孩子操劳费心；作为“牛鬼蛇神”的妻子，她忍辱受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为此，我终生感激我的妻子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大女儿上初中。她是个好学生，对社会活动也颇积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她更积极了。我也遇到过一些中学生，可没有一个比她的革命热情更高，比她的心灵更纯洁。她简直是一团纯净的烈火，她在炽热地燃烧。
　　上初二时，她决定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她提出申请，要求在初中毕业之前就到广阔天地里去。学校领导和老师批准了她的申请，鼓励她，说她做了青年人该做的事。那年春天，她走了。妻子送女儿上车站，我却没能去为她送行。
　　女儿常来信，信总是乐观、充满激情。信里说她住在贫农家里，干活儿肯出力，学到了很多东西，贫下中农都喜欢她，她也很高兴。
　　有一次，一个贫农病重，需要输血。女儿自愿献血。当她自己的150毫升血流进了贫农的血管里，我女儿感到很幸福。
　　后来，我们得知她插队的村里少说也有十五个麻风病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些麻风病人也造了反，从附近的麻风院逃出来跑到村里。有些麻风病人就和我女儿一块儿干活儿。她和这些病人在一起，也不知有多危险。我们给她写了信，让她多多注意。女儿回信说，别的农民能和麻风病人一起生活工作，为什么偏偏她特殊。最后我们终于把她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很快她就得到了“铁姑娘”的称号。她和小伙子干一样的活儿从不知疲倦，也从不嫌苦叫累，在全县都出了名。县革命委员会还把她树为典型，号召全县年轻人向她学习。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家人她算比较愉快的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样是个受害者。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为此她终生感到后悔。这种损失确实是很难弥补的。
　　我的二女儿下乡时刚满十四周岁，是学校里自愿要求下乡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都劝她先别去，让她上完高中再说。但她决心已下，不肯改变主意。
　　我觉得，她下这般决心，与几天前班里发生的事情不无关系。那是快下课的时候，一个非常革命的教师宣布她和几个学生属于“黑五类”子女，其他同学必须和他们这几个“黑五类”子女划清界限。
　　这位教师也许并无恶意。可是，他在我女儿和其他几个孩子心灵上留下了久久不能愈合的创伤。从那天起，女儿变了。她已不再是从前那个爱说爱笑、灵巧活泼的小姑娘了，她变得深沉内向。她参加了“战斗队”，在同学们中成了有名的“小老虎”，勇猛、坚韧、百折不挠。
　　二女儿到农村去了。同行的十一个年轻人都比她年龄大。下乡的地方离济南几百里路。那里还不算穷，只是十分落后。村里似乎根本没人知道他们要来的消息，对知识青年下乡落户也没啥兴趣。他们进村时正值午夜，连个欢迎的人影都没有，只听见几只狗在黑夜里沉闷地叫了几声。
　　十二个知识青年渐渐安顿下来。可那地方有个习惯，不准妇女同男人一起下地干活儿。妇女们的本分是待在家里，给男人烧饭洗衣。我女儿和其他几个女知识青年要下地干活儿，却让社员们赶了回来。为了争得劳动的权利，几个姑娘斗争了好几个月。姑娘们胜利了。我女儿后来成为知青小组和生产大队的一个棒劳力。她还学了针灸，给当地农民治病祛疾。后来，她去教小学，成了一名出色的民办教师。正是那个时候，她开始学英文，做了大量练习，寄回家让我和妻子给她改正。她那工整秀丽的书法、清晰干净的作业，使我们由衷地感到欣慰。
　　她在农村受了四年的再教育，比同组的知识青年待的时间都要长。这当然是因为她是我的女儿，是“牛鬼蛇神”的女儿。再说她年龄小，自然也不必急着离开农村。
　　我的二女儿过去是斗士，现在仍在拼搏。没有任何风暴能把她击垮，也没有任何障碍能阻止她实现自己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的儿子刚满九岁。这年龄已经能尝到痛苦的滋味，只是还不知道痛苦的来由。
　　因为“牛鬼蛇神”的爸爸，孩子受欺负受侮辱，这伤了他的心。儿子尽力自卫，可他不明白为什么痛苦全要他来品尝。
　　有一天，老师和他谈话时问到了爸爸。孩子没有回答，却流下了眼泪。
　　正当孩子需要父亲的时候，他的父亲却被夺走了，这不能不使他的成长受到影响。孩子变得有点儿乖僻，他沉默寡言，抑郁忧闷。然而，我并不太为儿子担心。我了解他，知道他是个诚实正直的好孩子，能脚踏实地地工作。我相信他会努力上进的。
　　有一天，院里的门房跑进我家，说我儿子偷黄瓜，叫农民抓住了。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可是……我们向窗外一看，一个农民正领着他朝我家走来。那个农民一口咬定我儿子伙同一群孩子偷了黄瓜。那群孩子都跑了，只抓住他一个人。我经过一番调查，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那群孩子确实到菜地里偷走了一些黄瓜。我儿子想去劝他们别偷东西。既然儿子自己没偷，当然也无意逃走，所以就叫到场的农民抓住了。

八

　　第二天，我们又是照例行事：认罪请罪、政治学习、检查交代。
　　据宣布，一个“牛鬼蛇神”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得到了“解放”。同时也号召我们向他学习。可是能交代的问题，我已全部交代了，还怎么向他学习呢？我的心胸像个刚出母腹的婴儿一样，洁白无瑕。
　　五个星期过去了。1969年2月9日，我的专案组把我传去，审问还是老一套：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联系、有什么目的？我尽量答复。其实好多问题早已问过多次。稍停了一会儿之后，专案小组的成员——两个学生和一名年轻的打字员——交换了一下眼神，打字员开口了：“所有无关痛痒的问题，你都交代了。但对最重大的问题，却至今避而不谈。别以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所有的罪证全在我这里……”他半开了抽屉，知道我也不敢往里面看。“好了，现在你回去，继续考虑问题。你休想混过去！”我明白他是在唬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下午，他们通知我把过去两年的交代写成一份综合材料，要简明扼要，只写重大问题。我费了整整一下午和一晚上才完成这份材料。
　　第二天早晨，我被带进一间会议室，全系师生都在场。红卫兵把我带上讲台，大会主席—一个学生——让我向大家交代自己的罪行。
　　我开始讲了，心里出奇地镇静。我一面讲，一面把胳膊肘支在讲桌上。这是我给学生上课时的习惯。一个红卫兵拉了拉我的衣袖，让我把胳膊放下来。我听见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对身旁的人说：“嘿，瞧他的眼睛，大得吓人！”
　　我刚讲完一半儿，主席就让我别太啰唆。我停下来，不知如何是好。刚又试着说了几句，主席不耐烦了，他打断了我的话，说了句：“够了，你可以走了。”
　　当天，竟然正式宣布我不再是“牛鬼蛇神”了。
　　整整两年半的时间，才证明强加于我的种种罪名都是莫须有的。我不是牛，不是鬼，不是蛇，不是神，我是个人。虽然我还不敢说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但我绝不是人民的敌人。

　　这一章篇幅虽短，但我还是急于结束它。记述艰难岁月，犹如经历艰难岁月一般；回忆痛苦，同样也是一种痛苦。

　　本文选自《我在中国的六十年》，金诗伯／著，秦亚青／译，北京出版社，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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