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新西伯利亚人.上篇

┃Personal History

曾经

上山下乡

新西伯利亚人
上篇

© 张辛欣／文

1

　　火车汽笛响彻时刻，我，唯一没哭的女孩儿，煤焦油味儿，颤动的脚下，直撞心头。
　　托着腮帮子看闪过的景物，想些什么更符合沉思的模样？嗯，想想在越过着的国界们吧。我们越过远古东胡部落领地，在公元前500年燕国中，这么荒漠？假如两千年前老天爷没下那场大雨，于是没能赶来修长城的奴隶没有因为害怕索性起义，那秦始皇一扫六合之后还会在儿子手里丢掉那只鹿吗？我在穿过的古渔阳如今又是什么样？
　　哈，我贴着5世纪东突厥人疆界，在鲜卑人地盘行走，我越过长城，要过“山海关”啦。那是一道生死界，流浪汉、流放大官、流放知识分子的生死界。火车好像理解我，一过城关停了，火车上水，我跳下车，用脚踩一下书上写的。
　　太阳已落，月亮何在，天色黑与蓝之间，风携苍凉，我倾听哪里是古号角。在奔向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的我，中学没灌我什么历史课，不过早先我听说书，读古书，看小人书。
　　啊，接着我在中世纪蒙古和金帝国版图走，再接着钻进最后外族统治者满族的世界，枪炮声，飞机轰炸，什么时候我做现代打仗梦，一梦醒来，看车轮滚过的铁轨。虽然那里没有地图上的省界标志，单线和小圆点，我知道我穿越一个省（！）两个省（！）进入第三个省（！）。哦，哈尔滨，东正教圆蘑菇顶。哦，松花江，流亡歌曲听过名字，我向前，向前，看定我的极限：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归还的我国的国界。
　　火车带我前去的国界，是一条浩瀚大河，河名，苏联那边叫“阿穆尔”，我们这边叫“黑龙江”，我们传说一条黑色巨龙藏在江中，嘿，你们苏联“阿穆尔”藏什么呢？！大河中间无法立界碑，国界像泳道浮标？西伯利亚大风非常猛烈，苏联人正借着风力把国界往这边推！
　　哦，西伯利亚，在俄罗斯小说中，你是我心仪的女人探望流放贵族丈夫的梦境，是我和你作战的前线。我要去的国营农场，六大农场变成六个师，扩充武装连。看地图，我的连队紧贴黑龙江，我将在边境线上跟苏联军队交战。我们要和苏联打核大战啊……
　　和谁谈谈未来的核大战景象？坐对面的大女孩，苍白沉默，老在看红皮大书。这女孩儿是不是上错车了啊？她跟这节车厢全是一个学校、一条胡同的我们都不认识。火车走到第二天了，晃得昏昏沉沉，都不怎么动了，她倒站起来，扶着腰在车厢里慢慢晃。我套出她的名字，林柳，名字像人，有点风就摇的细柳。
　　第三天，火车到终点鹤岗。一座黑色煤矿城，黑糊糊的街道，黑糊糊的房子，跑着黑糊糊的卡车。从火车各门纷纷跳下，我们爬上一长溜卡车。卡车在公路上看不到头尾地跑。天下起雨，箱子和雨具都在从火车上正卸下来的箱子里，我们在雨中大声唱歌。每一个大卡车都在唱。渐渐地，卡车拉开了，一个学校的同学分开了，歌声听不到了，车消逝在雨雾中。
　　农工第一天，完成我的成人礼。

　　卡车在雨中停下来。一跳到地面，我便深陷进泥里。泥陷过脚腕，拔出一只脚，另一只脚陷得更深。轮流拔着沉重的大泥鞋，跟着穿大泥鞋的同学我进了新家。
　　新家，土坯垒的，从旁边小门进一条长走廊，一个个门，一个个大房间，两面通铺，铺从门口直伸到窗前。从窗子看出去除了运我们来的一线公路，是无边的原野。窗框和门框散发着新砍的松木味儿。外面下大雨，雨从走廊流进来，屋里淌着小河。黑龙江在哪儿？
　　手背猛地被扎！低头看，落着一只黑色花纹大蚊子，哪是一只……啊！脸尖锐被扎！手背黑压压一片蚊子，“三个蚊子一盘菜”，传说一点不夸张，数数手背，这一会儿，二十六个包，不，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摸脸，脸迅速地布满了小丘。手护着脸，在雨流小河中猛跳，对付飞机蚊子俯冲，绝不能给它们落定的机会。同学都在地上和铺上跳着，一个女生跳着，突然惊喜地喊：“嘿！来新同学了！”呵，我们立刻老战士了。
　　跳着看窗外，又来卡车了。一辆接一辆。从车上跳下男生和女生，哈，当然，也都立刻落到烂泥巴里。跳着听着新进来的女生操着不同的口音，有南有北，有些话完全听不懂。不同的女生流入两旁的房间，南腔北调的女孩声音让荒原热烈。集合哨声尖锐地响了。
　　雨停了。站到烂泥里的不同城市少年人互相看看。北京、上海、温州、天津、哈尔滨。一起看连长，一位脸色酱紫中年汉子。我准备听军事情报，怎么在说支队分工：机耕运输队、大田作业队、畜牧蔬菜队、建筑队什么的。这个农场耕作技术成熟……
　　“什么时候发枪？”鼻涕虫举手问。我也关心这问题，专心看连长。
　　连长摇摇头
　　“不发枪啊？”男生一片杂音。
　　“同学们，假如发生战争，”连长酱紫脸严肃，“万一苏联军队来了，正在大田里干活，不要慌，不要乱跑。但是眼下险情不是苏联，是下雨。今年雨太多，泥太深，联合收割机无法下地，老职工正靠镰刀强行收小麦。同学们一来就投入抢收！粮食是生命！”
　　立刻换队。畜牧蔬菜排。我的女排长继续，“同学们，”她音质好奇异，“我也是从北京来的学生。”可能吗？！又黑又胖，小花格衣被身上肉挤着，像一节节灌肠，土得简直看不出是学生，还北京学生！排长重复连长的命令：“我们畜牧蔬莱排活儿眼下也是抢收小麦。行李一来就下地！”
　　“排长，排长，”一解散我紧追她，“这里离国境线多远？”
　　“一百公里吧。”
　　长叹一口气，我呆站烂泥里。
　　“怎么了？”排长不明白地看看我。“同学们！箱子来了！”她尖锐热情地大叫。声音比她的身材更吓人，歌剧女高音加划玻璃。提起我的一对小箱子，跟在帮女生抬大箱子的划玻璃排长后面，蹚着烂泥，继续问新官：“你怎么到这里来的？”
　　划玻璃热情地敞开着自己，于是，我探得这里详细历史。这里最初是战俘营，关押1948年东北战役的国民党战俘。新中国改农场，由战俘和看守组成劳力。双方接来亲戚。1958年关内农民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里长距离讨口落户。比逃荒农民早来的是1957年右派，是被押送来的。押送来的还有城市刑事犯、小偷、流氓、杀人未遂的。所有这些人通通是我的“老职工”。而老职工划玻璃是1965年响应党号召“城市青年到边疆”，高中毕业自愿来的。说起她在北京的家，离我们学校不远，这黑土胖子离我们新女生很近！“当初我坐着火车一路好兴奋，”她说，“到地方才发现，哇，劳改农场啊！”
　　划玻璃排长帮着同学放下大箱子，兴高采烈正好说完自己的旅程。奇异的声调加强着地方背景的可怕，“劳改”－“农场”，低沉如女巫，“啊”，高扬尖厉。我好怕天天被这种热情难听的声音领导，看到林柳，正缩在排长背后角落里，低头不算，两手悄悄堵着耳朵。
　　划玻璃排长肺活量超大的，声音刚一停，一个女同学嘤嘤的哭声起来，和着窗外又落下的雨声，更多哭泣声加入，两面通铺上守着大箱子的女同学，全都哭起来了。
　　哭声从两边房间传来，各地女同学哭声哀哀着合唱，好像没有谁是被“劳改农场”的说法吓住了，女生哭，是意识到，家，原来这么遥远。
　　我没哭。但有谁像我这般悲伤？我也不很在乎这里是劳改农场，万没想到，离边境还有一百公里！遥远到，足够把少年我从戎的梦想，从边陲流放回内地。
　　林柳也没哭，蹲在炕角里继续看她的红皮大本。边看边微微颤动着嘴。
　　一个年轻红脸大汉进来了，怪不好意思地把女同学挨个儿打量一遍，他迟疑地走到林柳跟前，把雨帽摘下来捏在手里。
　　“嘿！娶媳妇的轿子呢？”划玻璃排长逗这个男人。
　　于是，我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了，林柳果然跟我们不一样。
　　这红脸汉是她爸老家农民后代，闯关东来的老职工。林柳被我们火车捎来，领我们的老职工给他俩行个方便，她是大老远来跟他结婚的。哇，新娘子！
　　“一直下雨，新房没盖好，”汉子憋红着脸嘟囔，“我娘说，要不你先住我家？”
　　“没关系，”林柳捧着大本子幽幽打断，“我先住这里吧。”
　　集合哨又响了。同学们赶紧都打开箱子，取出第一件实用生活品，雨鞋，然后纷纷从没铺开被褥的光溜溜炕上跳下来，立刻下“大田”。
　　大田——这词！朴实准确。机耕的，笔直的，无边无际的长垄。双脚站在大田之前，城市少女我只在新闻短片上看过大田：阳光下麦浪翻滚的海上，高高驶过驾康拜因的车手。
　　我们却是用长把镰刀把倒伏在泥里的麦子捞起来，一把把割下来。麦芒划破脸和手臂，添着一条条血痕。走一步陷一步，我的粉红雨鞋立刻灌满泥浆。单脚站在泥里，跷着一只光脚，磕出鞋里泥巴，没站稳，一屁股摔在泥中，浑身上下都是泥巴了。老职工哈哈笑着领我到水沟里，丢过来大捆的麦子，“抹布！”泥巴洗掉了，衣服泥巴色儿了。
　　看老职工，个个穿长到膝盖的雨靴，黑胶皮磨得毫无光泽。唉，我的城市妞儿秀气小雨鞋当摆设都不对头，必须要到这地步，才知道什么叫酷。
　　“你还手嫩！”一个老职工把手套扔给我。我立刻用手套打大蚊子，“呵呵，当年土匪绑票，”老职工光手割麦子悠悠说，“抓住人绑在野地里喂蚊子。”手中抖着泥的雨鞋和人家的手套全吓飞了。一只脚跳着找鞋，躲着蚊子，老职工全大笑安慰，“不要紧，会被咬习惯了。”
　　咬——习——惯——了？！看老职工一张张深褐色的脸，看来能被咬习惯，能被咬成铜墙铁壁的。
　　看我的同学，什么时候都脱下外衣蒙在头上。这法子聪明。我也把自己蒙起来，只留一道看到麦子的小缝。蚊子进不来了，蒙在衣服里，满头汗下雨似的淌。怎么还在不断挨咬？！小咬，极小的飞虫，衣服缝完全挡不住，对付大蚊子原来只是一道甜点啊。渐渐地，我落在老职工后面，在同学前头。
　　什么时候，剩我一个人，在无边的大田里搂起一株株麦穗连割带搂带拔。刷拉，刷拉，听着手中镰刀笨吃吃的声音，闷在衣服里机械地对自己说：“再走一步，再割一刀，再走一步，再割一刀……”这样说是压着自己另一个声音：“真受不了啦！我要逃跑啦！”
　　天黑到几乎看不到麦子了，隐约地，听见吆喝声，从远到近，一个传一个地过来，是划玻璃的高音，这时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收——工——啦”。
　　走上公路了。脚，终于在坚硬的沥青，在文明的地段了。划玻璃排长提着镰刀在前面等着我，昏暗中铁塔一般的戆身影，猜她怕我掉在后面走丢在原野。
　　“你劝劝同学？”划玻璃排长的要求听起来挺怪，“下午的时候，你的两个同学从大田里逃跑了。”
　　“逃——跑——了？！”
　　“她们在公路上截卡车，想去火车站，想逃回家。”
　　我看看前面，看看后面，四野漆黑，只有脚下这条国家公路隐约浮现着灰白色。
　　心里佩服地赞叹同学，听着划玻璃排长的声音：“老职工都说看你默默的挺能坚持，劝劝同学，以为这么容易能回家？就不想想，从连队到兵团，还有北京家人，能让她们这么回去吗？”摇晃散架的身子，我走向荒原中一小片温和密集的微弱灯光。有点想哭，有点想笑，我也就差一步啊。
　　到井边冲大泥巴鞋。井水是机器抽上来的，发电机嘟嘟响，食堂飘出饭菜香味，唉，应当知足，到新开发点的同学得自己打井，凭手把水提上来呢。几个女孩儿拿过皮管子，互相冲脚，顺便冲我的脚，快乐地说笑着，看人家的老黑高雨鞋，才比我大几岁，绝对“老职工”。笑声突然让我升起一个清晰自问：“难道你一辈子在这里说笑？”——这是我的“成人礼”。一瞬间静静自成。

2

　　没新房的准新娘林柳，睡在我旁边。她没带蚊帐。“躲到我这儿？”一说我立刻后悔，那我满打满算的秘密就保不住了。但是林柳点头太快，我收不回邀请了。
　　两面通铺，一铺四米睡八个女同学。墩儿饽饽睡我另一边。为了让同学花边儿和蹲班生兄妹能在一起，我换了连队，于是跟胡同自行车骑师墩儿饽饽在土炕上重逢。墩儿饽饽在我身边忙乎着把褥子摊开来，她那边的女生立刻嚷嚷起来：“嘿！你！你的压着我的啦！”
　　褥子再过去是小街上小人书店店主的女儿。我曾把她仰望成女王的，老想跟她套瓷，跟她多说话，为了白看小人书，但是她挺傲的。现在离她褥子这么近了，可她光环不再了，早就没有小人书了。
　　“你怎么一点儿没眼力见儿！没看到大家都把褥子折起来吗？！”曾经的小人书女王撅着屁股，在自已半个褥子的领地上，爬过来，爬过去，把枕头折起一半。
　　“你别压着我的啊！”墩儿饽饽也撅着屁股，在自己半个褥子上爬过来，爬过去。
　　我这边炕上，小人书女王那边是小街裁缝女儿，再那边是纸棚匠的女儿，半条小街挪到北大荒。同学都把褥子叠一半，把枕头叠一半，支起的蚊帐也得缩起来，蚊帐中间都塌陷着。灯绳在走廊尽头，集体熄灯。
　　黑暗中，我把从家偷来的小说取出来，打起手电躲在蚊帐里看，外边包着“毛选”红塑料皮。对着林柳的红皮。她在半个枕头上打着手电看书。越过书皮，发现都在看对方，手电光下像装鬼似的，模样怪怪的。“扑哧”，都小声笑了，都扔了书皮。我看我的“坏小说”，她，翻身去继续看她的，越过肩膀瞄一眼，高高低低一片黑蝌蚪，啊，五线谱，林柳是音乐学院附中的，文革开始那年她应该考音乐学院作曲系了。在她眼里，沉默起伏的黑蝌蚪成就着交响乐……这时候，离我另一只耳边不远，突然，响起曾经小人书女王的叫喊：
　　“嘿！你的褥子怎么又移到我这儿来啦！”
　　“是褥子自己跑的！”墩儿饽饽的声音在我耳边爆炸，“我倒想移它啊，是它自己非往那边蹿！像你啊，在学校时候胳膊肘儿老过课桌上的界……”
　　“滚回去你的褥子！都硌到我腰眼儿啦……”
　　“嘻嘻，可硌着您啦，多娇嫩啊您，豌豆公主啊您……”
　　墩儿饽饽，小甜窝头，移到新西伯利亚，呵，立刻变得好战了。褥子战争在黑暗中蔓延开来，这边炕上和对面炕上的同学都纷纷爬起来了，争吵着，嘟囔着，重新分布半个褥子的地盘。
　　终于休战了。在手电下看着小说，听着同学们均匀的呼吸。（是的：同学。很久很久以后哈日哈韩代伪同学时髦称呼。我们比你们前卫，真实，我们从来没有真毕业。一辈子“同学”。）
　　要到遥远的这里才发现，我们多么地“北京同学”。温州女生爱穿细腿脚裤。北京女生看来，那是小流氓穿的裤脚，文革开始北京大规模剪这种裤脚，灭绝了这裤形。她们两手互相插在袖子里取暖，彼此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活像一群小母鸡。北京女生被各种口音包围。我们管天津女生叫“卫嘴子”，她们说我们是“京油子”，说我们嘴皮子最活！我们贫嘴滑舌，最爱学哈尔滨女生的怪词，她们管“脏”叫“埋汰”，说“讨厌”是“各漾”。哈尔滨自称东方小巴黎，假贵族似的，军装领子上翻着漂亮小花领，干活儿热了，脱下外衣，是假领子，两根细带过腋下，里面的破内衣到处是洞眼，渔网似的。
　　“臭美！”北京女生评价。
　　“各漾！”哈尔滨女生回嘴，“把心贴在屁股上！”攻击我们裤子后面桃形大补丁。
　　“那也没跟在上海女生屁股后面求人家买‘假领头’，哈哈，人家真正东方巴黎的叫法！”
　　哈尔滨女生哑巴了，北京女生口风更强大了。
　　“你们可真不‘埋汰’啊！”北京女生改用哈尔滨女生的词儿笑上海女生。因为她们特爱洗。一下工就占据井边，满盆肥皂泡沫到处流淌，上海男生还帮上海女生洗。要是到此为止，我们被感动，可她们的男生居然帮女生洗内裤！上海女生充满了“小”，叽叽咕咕叨唠小事，在小炉子上烧一只小锅子，撮着糯米小汤团儿在小锅里煮，跟她们的小男生（个子也比我们北京男生小）用小勺小心分吃小汤团。

　　小女生和大男生干一样的活儿。
　　从早到晚，泡在雨水中抢倒伏的麦子。然后，在烈日下扛着麻袋上颤悠悠的跳板，把麦粒从肩上翻入高架的卷扬机。麦粒、石子、碎麦秆，在空中喷吐，以不同的重量分离开。复习体积和重量的旧功课，这活儿，比割麦子更不能含糊。一麻袋麦子好几十斤，不稳稳挺直腰，休想站起来，更别说上跳板了。
　　林柳上不了跳板。她腰不好。让她往口袋里铲麦子。铲麦子这活儿有点舞蹈的，来回扭腰，带着韵律，不过一大铲麦子很重的。改撑麻袋吧，这活儿虽轻，要大铲地吃土。林柳立刻蒙成土柳，我乐晕了，连口袋带人从跳板上掉下来，栽进麦粒堆，滑溜溜陷下去，麦粒香气淹进鼻孔，拼命扒出头，一棵土柳弯腰笑的笑声让我认出她。
　　收了工，我俩路过她的新房。新房还是一圈膝盖深的沟。准新郎正往里面垫砖，红着脸跟我们解释，这是支撑房子的墙基。我们帮他递砖头。旁边堆好一排排土坯。房子回头靠土坯垛起来，房子里面抹上一层泥浆，再刷一层石灰。林柳递着砖头，一声不响，我不知她是不是在幻想内部布置。
　　干一会私活儿，和林柳，跟着准新郎一起上他家。老职工和老房子，俨然一座复杂村落。窗上吊着蒜辫子，红辣椒，窗外土坯小房子是鸡窝。鸡窝顶上晒着林中采来的木耳，野地摘下的黄花，晒成褐色细长针了。他妈在往大脸盆里打鸡蛋，一打大半盆，提起装汽油的塑料桶，往大黑铁锅里倒豆油，倒水似的，哗啦啦，用半锅油炒，哦，炸鸡蛋。窗台上摆着一溜小沙果，带虫眼儿，霜打疤瘌。“大老远捎来的。”人家妈说着捡起小果子，怪舍不得地摩挲了，让我尝。哦，酸掉牙！吃着酸果子，在炸油烟雾中听人说婚礼宴席菜单……准作曲家女生，嫁盲流后代农工，实在难想象，但能有这么温暖小窝，馋啊……
　　安排突然变了。
　　半夜醒来，发现林柳没在蚊帐里。我出去上厕所，厕所在野外，远远地，我看到月光底下，她在跟一个男人说话。看那男人外形绝不是那位红脸大汉。我摸回蚊帐，想等着她，问她，但实在太累了，等着等着，我睡着了。
　　醒过来，林柳在她的枕头上看我，不等我问，她开口：“我不结婚了。”
　　然后，她又回到沉默。
　　然后，我们一起去干活。她非要铲麦子。铲不动，她去扛麻袋。这活儿哪是她能干的。她居然上了跳板，扛着麻袋，牙咬得那叫紧，一棵走柳树，麻袋像是树上巨大的鸟窝。我不敢笑。也不敢问。而她什么都不说。
　　然后，有一天，她从跳板上掉下来，被我们抬回来躺着了。然后，她起来了，支着坏腰，继续跟着干活儿。虽然慢腾腾，但是，干活儿。红脸大汉来看看她，他妈不高兴他来。后来他不来了。
　　林柳在半个枕头上读乐谱。我在半个枕头上看小说。那个半夜时候出现的人，我暗自想暗自对，不是我们连的任何男生。是她在音乐附中的情人？这位朱丽叶有罗密欧？怎么能想到，那位月光下的影子，那个人，将是我的……

3

　　冥冥指点吗？我将在新西伯利亚轮回一整周天，夏、秋、冬与春。眼和鼻，感觉季节的变幻、颜色与气味。
　　秋天时候收高粱，把红高粱穗放入大木桶发酵，学着酿酒的活儿。过一阵子清料，从下面出口扒出的高粱楂，浓烈的甜酸味儿冒热气，从管子流出白色的酒，这时酒度数很低，要装入白色塑料大桶，拖拉机运到酒厂去蒸馏加工，才成真正的酒。
　　砍玉米的活儿。在密林般的大田里，我的砍刀和收割机一起行进，遭遇不熟的玉米，秆嫩，砍一节，嚼着继续砍，甜滋滋，想起儿时在小街吃甘蔗。
　　天凉了，蚊子少了，在外面围起棚子洗澡。快活洗着，突然想，啊，万一苏联人这一刻打来了……抬头看天，大雁横着飞过。家，渐渐远着。
　　寒风起来了，一阵紧一阵。我把曾誓死不戴的难看黑毛帽子扣在脑袋上。我们都把裤子翻过来，像温州女生的小流氓裤把裤腿缝瘦一点，一边缝一边承认她们英明：风少灌进来了。腰间系着麻绳，戴上哈尔滨女生模仿上海女生的假领头。洗衣服太冷了，就洗洗小领头吧。假领头，屁股后面桃形补丁，每多一片小布都让你觉着更暖和一点儿。
　　大雪立刻覆盖了一切。原野刺眼着无尽的白色。女生长起白胡子，哈气造就的。一说话，冰碴儿咔咔地响。
　　严冬来前我学了更多的活儿：打坯，上房顶，做窗户。新西伯利亚用双层窗是非常必要的，两层玻璃之间堆着锯末，室内的哈气在玻璃之间积成水，被锯末吸收着，就不会跟严寒直接相接结成厚冰，那会冻在玻璃窗上，刀铲不掉，让玻璃炸裂，顿时冻死你啦！
　　严冬时候两大活儿。打石头，收粪。羡慕危险的打石头活儿，同学鼻涕虫遇上哑炮，等不及，跑去看，炮炸了。幸亏他还没跑到跟前，只炸伤了手。我被派干粪活儿，清马圈粪和我们自己的，都为到春天给蔬菜当肥用。厕所是露天的，显然我们不如像对待牲口那样善待自己，上厕所时候屁股被冷风吹得活像挨小刀扎，排泄物落下去的时候冒热气，刚到地上就冻住了，几天不清理就从底下冒尖蹿出蹲坑了。人粪冻得跟石头山似的，得抡着大镐刨。
　　收了工，得在雪地上使劲跳，把粪渣跳掉，这是干粪活儿的必要收招。不然到热屋里粪化了，你成臭人，屋子也臭了，同学骂惨你。跳完了，到大食堂打饭。白菜吃光了，只有土豆和玉米。土豆难伺候，温度高点长芽，芽有毒不能吃，温度低了土豆冻了，冻土豆水兮兮，一股馊味。玉米冻了看不出来，蒸成的窝头变浅红，一股酸味。
　　大食堂有讲台，吃着酸馊饭，开着斗争会。被斗的都是老政治犯。头一天割麦子给我手套的老职工是老右派。他，我惊讶地发现，离我这么近。
　　曾经有位先锋女作家，写作和生活个性化，不亚于巴黎美国人娜塔丽•萨洛特。我们这位作家最先写出都市女性体验派小说，在20世纪初中国遍地缠足的时候，激烈宣称宁为得一热吻而死。她的革命恋人被枪毙了，女左翼分子从上海跑到延安，写农民小说，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她的书和她的名字，如果说对我这样有作家爸的京城女生，熟悉得像邻家姑婆，那么我们这个农垦连，我敢说是世界上最亲近文学的连。人人都知道她大名叫丁玲，因为借我手套的人。
　　女作家成文化官然后成右派，从京城发落北大荒，助手加丈夫的他也成右派，一同发落下来。文革造反派打她，他护着挡着，替她挨打，于是两人被拆开，肉挡箭牌的他被发落到我们这里。这人比女作家年轻十多岁，我们都不叫他本名，招呼他说：“嘿，小丈夫！”
　　小丈夫独来独去。当我在路上和他错过，总看他忧郁而出神地微笑。老职工说，他只看见她，在对她微笑。他的莫名微笑让人莫名倾心。我和小丈夫在一起刨粪，连队指派我批判他。得写批判稿。这给我一个机会读小丈夫的档案。小丈夫如何跟女作家相遇，档案里定有交代。女作家文笔大胆不说，情爱方式超群，她和第一位恋人掉到烂泥里，出不来了，索性站在泥里一起数天上的星。她还想让两位恋人和她三人一起好。她的第四位恋人便是他。手按小丈夫的厚厚档案，心怦怦跳，手下案卷掩着怎样的浪漫故事？
　　一页一页，都是小丈夫的自我批判，翻动着，寻找着，不由想起小时候爸说：“写作是苦活。”小丈夫写得真够苦的，这些年，一遍遍写自我批判，一遍遍抄袭自己。糙纸，横线，圆珠笔字很大。从头到尾全部是一个反动分子的交代和批判。没有任何感情细节。反复交代，反复批判，无声的，自我的笔，残忍锐利的石头，一遍遍磨着一颗肉长的人心。糙纸上反复使用的同样词汇，好像刨冻粪的镐震动虎口，词句直震我太阳穴。不由感激小丈夫，在帮我干活——帮我写，把第一人称“我”换成第三人称“他”，其余的照抄。
　　我还有更紧急的活要干。我一眼抄着小丈夫的原作，一眼瞄着放档案的木柜门，竖起一对耳朵倾听着门外。外面静得十分可疑，但是我忍不住放下笔，在档案柜里偷偷翻出我自己的档案，赶紧打开，盯住“出身”，单看妈妈血统这一边。
　　呼吸急促地，我盯着“老姥爷”，陌生的名字。姓都陌生，金，罪恶铜臭味儿。妈妈现在根本不姓这个。这位金姓大地主，从爸爸跟我交代耳环故事的时候我探到一点点，是个光脚丫一路走来的父母双亡穷少年，在浙江水乡小镇我家门口停下来。家门也是南货店门，这位孤儿吃剩饭，帮小工，背着孩子倒夜壶，勤劳着，长大着，做了倒插门女婿。这小子是从大海边走来的吗？怎么会幻想到把在菲律宾生长的草真运到河水钩织的小镇来，编成草帽，漂白，压平，轧上花边，小船从上海出运南洋外卖。整个小镇做草帽，到处是草帽，卖草帽的钱让这位外来倒插门女婿办起小学，小学就叫草帽，学生下课也做草帽。我的档案里陌生的金姓，遥遥水乡，一个金灿灿草帽世界。这老家伙，满手金，满脚丫土，挣了钱就买地，不断买了那么多地，活活把自己整成万恶大地主成分！
　　我知道，必须赶快把我的档案放回柜子，要是有人这时候进来我可就全完了，但是我死死盯着老家伙延续下来的一串名字，名字不重要，我急慌慌数……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可真能生！这些家伙，商人，律师，资本家，白相人，这些家伙让我的海外关系一栏包括台湾，还有美国，欧洲——所有海外关系都等于“特务”。妈妈家这么多特务啊，光是妈妈的爸爸就够“特务”，那家伙居然去日本留过学！一股股阴风从脊梁蹿上来……
　　远远逃离妈妈的管辖，我能读出孤儿妈妈是多么可怜。妈妈好像是真的不知道，很可能甚至不敢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什么人，他是怎么来的，怎么去的，顶多，知道她妈妈告诉她的，自己爸爸得了“猩红热”，那时没有盘尼西林。妈妈保留着自己爸爸这么一点点年轻一生。唉，不知自己爸爸全部历史的妈妈啊，妈妈的形象好像是一张负片，浸在暗房显影液里……
　　凝视着被妈妈连累到的我的档案，我琢磨，怎么修一下自己？敢把特务去掉？让狗姥爷根本不存在？还是，把“恶霸地主”的“恶霸”两字涂掉？单薄的纸，就是不触动，已然沙沙自响，心惊肉跳地提起笔，门外，似乎有脚步声传来……赶紧地，我把“自己”放回柜子。看档案柜里的自己档案是自己找罪。没人进来。脚步声，也许是风声，心，怦怦狂跳着，赶紧继续抄人家的自我批判。不过，安静的妈妈在虚空中清晰地出现了，她正在干校挑土，纤细的身子，沉重的扁担，她小时候耳垂上用烧红的针穿出的戴耳环的小眼儿，长死了，早就长死了，残留着一点点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坑。妈妈难道不也是个逃走的女孩吗？寂寞女生逃出郁闷的富家，跟被硬座火车集体发送到北大荒的我不一样，她的妈妈在薄雾清晨中悄悄带她出自家后门，门边是小河，停着等她出逃的木船和握桨的长工。我的逃走的妈妈上船时，她妈妈塞到她手里一对丈夫留下的珍珠耳环。唯一女儿独自上路，前途莫测，哪里吃，哪里睡，会去哪里呢，小耳环，是盘缠，是应急，是妈给女儿的护身符。永远消失在党的伟大里……

　　小丈夫被押上食堂高台那边，我站在这边，被馊饭菜蒸汽隔着，彼此看不清，两个披挂人粪味儿的人，我获得宣读他的写作的距离美感。

　　在一对蓝眼珠看来，我这个黑眼珠的小命，这时候攥在尼克松、毛泽东、勃列日涅夫几位手心儿里？
　　林彪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号召全中国准备打核大战，美国报纸透露，因为苏联军方鹰派人物制定了对中国施行“核外科手术打击”的计划。苏联鹰派死盯毛泽东，说对这位“热衷暴力和战争的、不可理喻的恐怖型暴君”必须先下手为强。苏联国防部部长甚至妙想，苏联解除中国核武装是美国想做但不能做，也不敢做的大好事，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人民具有深远意义（陈腐而国际责任用词跟中国我一模一样啊），至少，苏美都拥有欧洲文化背景，美国在中苏战争中起码会保持中立。
　　那位斯蒂夫，眼睁睁看着我要完蛋，是不是有点兴奋？从小长在冷战思维下，具备在课桌底下鸭子撅屁股防导弹突袭的常识，被古巴导弹危机吓得老做噩梦，眼看着，苏联要用核武器打的是中国！他的报纸透露，苏联驻美国大使正式照会，征询美国：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进攻，美国怎么反应。蓝眼珠世界公然地读着，看着我的无辜命运。我只知道响应伟大林副统帅的核战号召。
　　不过，苏联你也想得太美了，美国能忘了你是最大威胁？你才是冷战对手。核战脚步，走到苏联大使登上美国高层台阶时候停住了。我这边没有动静。两年后解密了尼克松的反应，OK，你要是导弹中国，我站在中国一边，我导弹你。
　　谢，斯蒂夫，你救我小命？呵呵，听听我唱谁的歌。

　　每天早上我的畜牧排在牲口圈“干活”。先来的挤火炕，后来的蹲地上。一天开始先干的是“政治学习”活儿。口头下达团部指示，再就是唱歌。老职工让同学领唱，同学扭捏，推出林柳。冬天到来，蚊帐拆掉，同学都发现林柳看五线谱的秘密，都知道她是音乐学院附中生。
　　林柳细声细气唱起来：“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冻僵在路边……”同学用鼻音哼着，然后合唱。白色荒原上，飘着《三套车》、《伏尔加河船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滑稽吗？尼克松先生，我们怀着热血，时刻准备跟苏联开战，唱着苏俄歌曲，不唱星条旗，少年的我们从来不唱美国民歌，你们太轻太佻，跟我们悲壮抒情的感觉不合。
　　同学，老职工，男女老少，然后齐唱革命样板戏。老生咏叹调，老旦，花腔，低八度，高八度。划玻璃排长一人包了三十二度的唱活儿。
　　马群在隔壁打着响鼻，窗外西伯利亚大风呼啸。单薄的领唱，低沉的和声，什么时候脱掉的稚气，回荡在酿酒甜味儿和马尿臊气中。
　　我们牢记战争。半夜紧急集合号，同学从热被窝爬出来，投入备战演练。两腿轮流在深雪中挪动着，前面的人蹚出一道深沟。
　　在雪里蹚着，同学指着天空嚷：“看啊！看！”难道是敌人的飞机来了？
　　我抬起头，啊，满天的星，跟小时候到天文馆看的星星太不一样了，这么多的星，这么清晰，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北斗星……
　　同学走着，到处指着天，什么假想敌，什么近苏修，远美帝，什么导弹，飞船，卫星，银河悠长回旋，原始，无限。
　　好像，必须，要走在茫茫的雪原上，你会离宇宙这么近，好像，伸手就能够到星星了。
　　对着这时的天，不由你不想，一个渺小生命来到遥远雪原上就是为了半夜时分带着结冰的呼吸仰望天空。
　　走着，看着，前面的人栽倒了，绊了我，我也一跟头栽入深雪中。

4

　　栽倒的是林柳。她的坏腰更坏了。她终于起不来了，仰在炕上对房顶发呆。我们的房顶低到站在炕上得弯腰。聊点什么帮她解闷？
　　谈艺术吧。音乐方面我练过二胡，笛子，口琴，哦，手风琴。她学钢琴！哪好意思比？我手风琴水平左右联合了，贝司大和弦小和弦凑合了。于是，改跟她谈绘画，我素描过，考虑上美院附中。她学过油画，说不过她。嗯，谈我超有钻研的，谈跳舞吧——天哪！她从小学芭蕾，因此练坏了腰。
　　所有的艺术，我，都是一点点，加在一起的林柳，叫我崇拜得只有闭嘴巴。何况，大三和弦，小三和弦，这类三度音程问题能用嘴讨论吗？你能空说“三原色”？哦，芭蕾的大跳小跳法文字眼儿，饶了我吧。
　　我也仰头看低房顶。不知道身边这株细柳是从麦场跳板摔下来好呢，还是当初乖乖嫁了农工，当新西伯利亚娘儿们好。什么是更合理的命运？一阵突如其来的快乐让我眼花缭乱。
　　当我替人悲伤时，发现着自己自私的快乐。我不孤单了，面临瘫痪的林柳能告诉我好多我不会的玩意儿，哈！我高兴得来回翻身，知道自己这样不大好，于是，我背过身去，为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大朋友忍不住偷偷笑。我感觉林柳在背后看我。
　　“也许，”林柳在背后说，“你会喜欢跟我哥哥聊天的。”
　　“哥哥！”我还要哥哥干吗？我用背问，“你哥哥画画吗？弹钢琴吗？”
　　“不。不过，”林柳回答，“我哥哥能一个人用嘴模拟‘贝多芬第九’的合唱加乐队。”
　　我惊讶地扭过头。
　　林柳在看着房顶独自微笑，像是看到她哥模拟交响乐的忙碌模样。
　　“那，”我又背过身问，“你哥总不可能也练过芭蕾吧？”
　　“没练过，不过他上大学时候在校足球队踢中锋。”
　　我翻过身来，在我的半个枕头上支起手来看着她，看她哥。音乐学院附中的林柳，在我看来已是高不可攀，她哥居然是大学毕业生！学军事电讯。他不像我，不像她，不像农工我们用假军大衣御寒，他曾经是真正的军人，穿真正的军装，曾经是学生会主席，曾经是共产党员，比这一切都高级都更糟糕的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描述我们的经历更正确），文革初期，他曾经是学生组织的领袖。当地方造反派用枪炮夺取革命政权的那个夏天，他所在的军事学院跟工人开枪对抗，他说他反对，他说没让他的组织参加武斗，但他是“罪魁祸首”（雄壮的词）。他被抓进了监狱（好家伙！）。他被开除军籍、党籍、学籍。
　　他逃跑了（我想象破烂的军装，旷野，狂奔，野狼似的拖着审讯时候被打伤的腿）。他跑回北京父母的家。等在家里的是军人中的军人，宪兵！他被押解遺送回内地，送到他父亲乡下老家。我看着眼前的林柳，我看见那个人。
　　他！（慢着），他有一个女朋友，林柳继续对我说，是他大学同学，武斗那一天她在校园里走着，两派开枪。在枪响起之前他看到她了，那时候他想叫她一声，不过，他太害羞了。那时候的他们，林柳说，都太害羞了（我相信），他们不愿当众表达任何感情（不过在背后他们就很愿表达吗？我听着心里问）。枪声突然响起来，好像一场雷阵雨，然后，他在校医院到处伤员的长凳上找到了她。应该说，她十分幸运，一颗流弹直穿过延髓，她当场就死了。然后，他成了领导那场武斗的替罪羊。
　　“她长得好美啊，”林柳结束故事的时候说，“我哥哥林地，他并不漂亮。”
　　够完美了。我崇拜这个人。不。我知道，在用脑子决定之前，我已然悄悄地爱上这人了。
　　这是一个十六岁女孩能够得到，能够拥有的，比全部更多的，一切了。
　　我再一次翻身背对林柳。觉得必须牢牢藏起人家的悲惨命运带给我的狂喜，虽然我深知，这实在太不够善良了！
　　我知道了，看到了，他趁黑夜扒上火车，他在田野狂奔，他直跑到遥远北方来了，那个半夜时刻，他究竟怎么找到荒原上这个土坯房外面的？我听着，想着，吃惊不解，我看到他破衣烂衫在公路上尘土飞扬中拦着卡车、拖拉机、马车，他必须拦住妹妹重复他的命运。因为他自己已经被逮牢了。在老家，一个人扛了几年后，用乡下人话说，他“娶媳妇儿了”。
　　我不做声地听着。没有比这更悲惨，更完美的故事了。
　　有时候，我看到林柳在看她哥的来信。我只能看到信纸的背面，还有信封上那个小村子的地址。离我这么近。这么远。

　　本文选自《我·BOOK 1》，张辛欣／著，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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