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1969年的马车悲情

┃Personal History

1969年的马车悲情
与吕荧的一面缘

© 从维熙／文

　　一匹身上长满了紫红色斑点的桃花驾辕的大马，让我结识了中国文史中的一段灰暗往事——那是在一片大芦花荡中，演绎出的一幕绝世悲情。
　　当时，我在一个名叫西荒地的劳改农场服劳役。这里所以被命名为西荒地，实因它有着远古的荒凉。极目眺望，东西南北中都是芦苇塘。尽管芦苇与芦苇姓氏相同，但是靠近农场西部边缘地带（劳改人员称之为“西方天堂”——那儿是囚徒的埋葬地），芦苇长得格外粗壮结实，有铁杆芦苇的美称。但是在这块土地上的囚号，却与芦苇的长势完全相反，长着铁杆芦苇的地方，是老弱病残囚徒生活的驿站——它叫585。其内在含意是，始自1958年5月，才在芦花荡中营造了这块圣土。
　　回想起这段往事，似乎是冥冥中的天意使然，不然在今天的文学记载中，就少了吕荧西归前的这幅逼真的画像。我之所以将其视为天意使然，因为我见到僵死前的吕荧，实出偶然。那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我刚刚抄起铁镐，要跟随出工队伍去刨开冻土，挖一条引水沟渠；绰号“罗锅”的驼背队长，突然对我道：“你今天别去打冻挖沟了，场部的马棚塌了，你去586拉一车铁杆芦苇来，用它封上马棚的上顶。”他不知道我赶过马车，我当然没有必要自报那段“光荣历史”，于是他特意叫了一个绰号“大张”的同号，与我一起去完成这份差事。我欣然从命，这不仅因为跟车装运芦苇的活儿，比打冻土轻松；更大的引力在于，那儿是囚号的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借这次西行之机，去看看那芦苇塘里埋葬死者的“586天堂”。
　　记得，那天是个响晴的天，但是从渤海湾刮过来的冷风，
　　吹在脸上仍如刀削一般。大张原来是个刑事犯，是因为哥们义气折进来的，人长得魁梧挺拔，是我们劳改队里的头号劳动能手，我初来到这片芦花荡为囚时，曾看过一场别开生面的“甩方比赛”（即开挖深沟的劳动中，看谁把铁锹挖下来的泥条甩得最响最远），结果是大张力拔头筹。此时此刻，我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上，他摇鞭子我跟车，一路上谈天说地，也算是劳改队中难得的一乐。我告诉他，我曾在北京街头赶过马车，并讲了那几次马车惊魂的经历。他有点不信，笑眯眯地问我：“你是文人出身，不是在编小说吧？”
　　我说：“文人细胞，早就死了。现在我在劳动上虽然不能与你攀比，可也算是出师了。”
　　他没有反驳我的话，却把手中的那杆皮鞭递到我的手里：“伙计，我不相信你赶过马车，你给我甩个响鞭听听——”
　　我接过大皮鞭子，猛地挥动了一下胳膊，让皮鞭在天空绕了个S型，接着“叭”地一声又焦又脆的声响，如同鞭炮在上空爆炸一般。待我把鞭子交回给他的时候，他久久地看着我，像打量一个陌生的人似的，最后冒出来一句话：“我说秀才，我真不知你还有这个道行呢！”
　　我说：“感谢1957年反右，不然我今天让你给叫板叫住了。”
　　“这叫真人不露相。”他说，“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文化人。”
　　也许是因为谈起文化人之故，他说他是老号，知道585老残队里，关押着不少生活不能自理的文化人。凡是难以医治的重病号，或者要上西天正路的，各劳改点都送往那里。那里离天堂586最近，为的是埋起来方便。其实，他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几年前我在的那个劳改点，与585为邻，我曾去过那个阴阳界的交叉路口，那些等待一纸死亡通知书的老号，比正常的劳改号要可怜多了，由于他们自知末日即将来临，疯癫苶傻的悲凉百像，令人目不忍睹。因而当他说起这些情况时，我打断了他的话说：“咱俩说点别的，我不愿意听老残队的事儿。”
　　他说：“我们的马车要经过那儿，我还以为你有啥老相识，可以去看上一眼呢！”
　　“别说没有，有也不去。我怕去那个地方。”我告诉他我熟悉那个地方。
　　他说马车干脆拐个小弯，绕过那个地方算了。但是那天如同碰到了“鬼打墙”似的，我到底还是进了585一趟。真是应了“人算不如天算”这句古话，当我们的马车停到苇垛前，开始往车上装芦苇的时候，一个面黄肌瘦、身着褴褛棉衣的囚号，拉着一辆小平车，也来这儿拉芦苇。他还没往车上装几捆芦苇，便趴在芦苇堆上喘气了。不用问，也知道这是来自老残队的人，大张热心肠子，让我过去看个究竟，顺便帮人家一把——这一看，就决定了我与吕荧最后的一面之缘。
　　老残队来拉芦苇的人，是个并不老的病号，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名叫姜葆琛。如果昏厥醒来之后，仅仅告诉我这一些，我也许不会为之动情，因为在劳改队碰到的凄楚之事太多了，人类共同具有的那颗同情心，在大墙之内已然磨起了厚厚的一层老茧；偏偏这位老兄认出了我曾是个青年文人，并道出了我的字号，并告知我他是我的右派同类。一股“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悯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不仅我动了真情，就连并非右派的大张，立刻让我帮他把芦苇装好，并护送他一程。
　　在奔往585驿站的路上，我替他拉着苇子车，他在旁边帮我拉旁套。在边走边聊中，我得知他原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在即将毕业那年被划为右派。比我幸运的是，他在社会上多混了几年，到了文革年代才进了大墙。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进了囚瓮就到585老残队来了。可能是比我晚折进来几年之故吧，他的谈吐中还残留着知识分子的文雅，因而听他说话，激活了我心灵里残存的一点温馨。因而，当我把苇车拉到585墙外时，我动情地握握他的手，祝愿他保重身体时，他并没有松开我的手，而是两眼凝神地望着我说：“进来坐一会行吗？老残队都是快升天的人了，监规条例没那么严格。”
　　我说：“不行，你没看见马车还在等我去装芦苇吗？”
　　他还是没有松开我的手，对我低声说了一句：“你知道我为啥去拉芦苇吗，为给吕荧取暖。他快死了！”
　　“吕荧……”我终于听明白了他说的是谁，不禁心跳加快，“你是说美学家吕荧，也关在这儿？”
　　“是他。该怎么对你说呢，想来你比我更清楚，他是个有骨气的文化人，在中国没有几个。你曾是个文人，愿不愿意去看上当年的同类一眼？”他眼巴巴地望着我，看我面露为难之色，便又对我解疑地说，“我与他算是忘年之交了，可是我这病弱身子，还不知能不能活到那一天（指走出牢笼），我这么一个大活人，总该在历史上留个记号吧，你说对吗？”
　　我全然听懂姜葆琛的话了，当然更明白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一时之间，我定在那儿了：大张不会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埋怨我，他一个人装一车芦苇，像玩一样轻松；问题在于我有没有这个勇气，迈出这一步。此时正是文革“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关在大墙里的各种类型的囚号，虽然被视为只会出气的“死老虎、死耗子”，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焦点和文革打靶的靶子，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的道理，已然成为一切患难知识分子的生活坐标，我有必要去无事生非吗！但文人的良知本能，却对我发出另一种声音：中国有几个吕荧？据当时见诸报刊的报导，1955年中国文联召开批判胡风大会时，在新闻总署大礼堂参加的文化人有700人之多，众口一声，都给胡风定性为反革命。其中惟一一个敢于直面真理、给胡风辩护的人就是吕荧。我该怎么办呢，折身回来？还是见上这位汉子一面？
　　姜葆琛见我犹豫不决，松开我的手掌说：“算了，你要是有顾虑，就再见吧！”
　　我说：“当然有顾虑，但是我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缘分。我要是碰不到你，我还不知道吕荧关在这儿呢！”
　　姜高兴地抄起车把：“你跟着我，只管往前走！”
　　“那不行。还是我替你拉着车吧。万一有人过问，我们也有个说词。”说着，我从他手里，重新接过小车车把。
　　就这样，我拿出“跳河一闭眼”的勇气，拉着小平车，闯进了残破的土墙围着的院落，终于走进了我最忌讳来的585老残队。之所以如此，目的十分单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老残队的人，说完就完；如果错过这个时机，也许会留下终身遗憾。此时已接近中午，太阳高高挂在蓝天之上，如果两眼只往上看，这儿的太阳与北京上空的一样；但当我用眼环视四周时，心里立刻塞满了悲凉：那些蓬头垢面的老号，七零八落地坐在背风的墙根，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身上围着棉被，在拿棉衣上的虱子。尽管这镜头对我来说，并不十分陌生，但还是让我心颤——因为这儿的皇历，似乎一成未变；几年前什么模样，几年后依然如故。这个劳改部族中的最为卑贱的群体，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无力挣扎，他们没有别的期待，只待上帝的那一声召唤。
　　这些老残人员，已然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因而我拉车从他们面前走过，竟然没有一个人打量上我一眼。这倒也好，省得招惹是非。小平车拐过了一排红砖砌成的房子在第二排房子的拐角处，小车停了下来。姜葆琛用手挑开了一块破布（当门帘用以挡风），一股酸臭之气立刻扑鼻而来，致使我不得不狠狠地吸了两口空气，才跟随着姜葆琛走进这间监室。由于房内光线太暗，一时之间我看不清楚任何东西。姜为我拉着了电灯，并用手指指向土坑上躺着的人：“这就是吕荧。”
　　至今，那幅画面还如同刀刻一般，雕塑在我的心田：吕荧下半身包着一条破被，因而我没能看见他的下肢；但是他裸露在破被之外的脸庞和手臂，我看得一清二楚，该怎么比喻才贴切呢——他的脸和胳膊，都枯瘦得如同失去了水分的干姜。仅仅这一眼，就让我心灵战栗了——历史真是无情，当年风度飘逸的文场才子，在历史的大蒸锅里，居然变成了一具活着的骷髅。如果换个场合，这巨大的精神冲击波，一定会使我眼圈红胀、继而泪水夺眶而出；但在这间昏暗的房子里，我没有流泪，也没有任何一声感叹和唏嘘——这不是由于我没了人类共有的同情之心，而是眼泪早已被生活耗干了。姜葆琛显得比我还要冷静，他指指土坑下部黑黑的灶膛，告诉我他所以去拉苇子，就是为吕荧烧炕取暖用的。这儿的人，烧炕要靠自己，吕荧无力自理生活，姜葆琛就充当了火头军的角色。姜说：“我还要为他拿虱子，可是虱子永远拿不净。有时我把他的棉被放到院子里去晾晒，哪知虱子十分耐寒，零下二十度都冻不死它。”
　　我久久凝视着吕荧的脸，我希望他能睁开眼睛，看一看我，哪怕看上一眼，对我也是个安慰。但是他一动不动，好像听不见我和姜的谈话。这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那是他在等待走向刑场时，在那间斗室里写下的；吕荧此时还不如陀翁，虽然他也在等待死神宣判，可是他连睁一下眼皮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使我这颗早已冷冻了的心田，如同结成了冰。昔日，我是文学圈里的小字辈，没有资格去参加批判胡风的大会，但是会后关于吕荧的传闻，我还是听到了许多。其中画龙点睛的一笔，是在批判胡风的大会上，他不识时务地几次要求发言；待他上台之后，因为其发言是为胡风辩解，台下有人呼喊要求停止他发言时，他却像是粘在了台上，两耳如同聋子那般，对台下的呼叫声不予理睬——最后，直到大会主持人郭沫若制止他再说下去，这个外在文弱、内在狂放不羁的大书生，才默默地走下讲坛。老实说，在此之前，我对吕荧知之甚少，只是在少年时，曾在西单旧书摊上，买到过他的几本译作；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才对这位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来了兴致。通过书刊媒介，我知道此公，早在1935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的“七月”丛书中，开始了解他的文学生涯。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是怀着赤子情怀，毅然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中国大陆来的。他是个文化人中的多面手，精通英、俄、法多种外国文字。这么一个爱国的文化人，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成为瓮中之囚，并关在这间小小牢房里等死——待我在这间小屋里来看他时，他确实已成了活着的木乃伊。
　　姜葆琛为圆上我的梦，这时把嘴唇贴到吕荧的耳根，轻轻呼唤了两声：
　　“吕荧——吕荧——”
　　我虔诚地希望他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能够听见这声呼唤。有那么短短的瞬间，我以为他能睁开眼帘，看一下专程来看望他的我；但我的心很快就沉到了谷底，他的眼皮只是微微翕动了一下，便再没有任何响应。姜葆琛还想再呼唤他，我用手势制止了他——不要说吕荧已无力与这个冷漠的世界进行交流了，就是他生命中还有一丝余火，在这间不见阳光的死屋里，他能述说什么，我又能向他述说什么呢！因而，我最后凝望了吕荧一眼，算是对这次匆匆来访的告别。
　　多少年来，我难忘那次的死屋之行。没有他当引线，留在我印象中的吕荧，是意气风生的肖像；姜葆琛让我心灵中刻下了骷髅般的吕荧——两个肖像之间的反差，就是中国20世纪中期的历史风云的写真。当然，我也为姜葆琛超凡的精神而震撼，他本身是个疑难症的病号，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还在为吕荧的生存而输送生命之火，让我想起了神话中的偷火给苦难人间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是演绎幻想里的故事，而姜葆琛则将其人性的完美，谱写在那块囚徒聚集的芦花荡。我之所以如此赞美清华大学的受难学子，不仅因为这一车为吕荧取暖的芦苇，在往返585的路上，他对我叙说了他多年与吕荧的关系：他虽是学水利的，但在校期间就是文学社团中的一员。1957年遭五雷轰顶之灾后，由于他身体有病，落了个“自谋生活”宽大处理。他在北京谋生的日子，缘分让他结识了吕荧。那时孑然一身的吕荧，精神已然失常，姜常去吕荧家里，照顾吕荧的生活。有时，吕荧将大便解在屋内，姜出于对吕荧的崇敬（主要是对其在1959年反胡风运动中敢于直言坚持真理的精神），常常为吕荧清理室内卫生，有时还要帮吕荧做上点吃食。一句话，他自愿充当了吕荧的生活拐棍。
　　说起来也真是缘分，文革开始后，姜葆琛被收容进劳改队后，吕荧也跟着折了进来。真应了“低头不见抬头见”这句古话，一个是右派分子，一个是铁硬的胡风分子，又在这里碰在一起了。姜葆琛是如此形容当时的吕荧的：“真是个书生，他居然是背着一台打字机走进劳改队的。那押送他的警察，怎么会让他带进这个玩意来呢，想必是见他精神失常，而放了他一马。除此之外，他还带进来许多蜡烛，这是不是他心里向往光明之意；抑或是文人职业的积习，到这里边还想写书之用？不知道——我算是比较了解他的人了，也还弄不清楚吕荧当时的心态。姜告诉我，为了这蜡烛，吕荧为自己制造了无穷无尽的烦恼：那些不知吕荧心中所思的刑事犯，天天以偷吕荧的蜡烛为乐，每到这个时候，姜的任务就是去安慰吕荧，让这个不食“劳改烟火”的书生转移精神去处。吕荧从愤愤然转到无可奈何，到了最后便痴呆般地面壁而坐——他从人变成非人了。最后，上面一声令下，他们被押送到远离北京的这块芦花荡中来了——有病的被分到老残队。
　　姜葆琛最后说了句风趣话：“这真成了‘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了。”
　　我苦笑了笑，紧紧地握了握姜的手说：“你多保重，并祝愿吕荧早日恢复健康！”
　　回到马车之前，大张早就装好了车，并把满车的芦苇用绳子捆绑得结结实实。他开玩笑地询问我：“这儿都是光葫芦头，又没有‘长头发’（指女性），你咋去这么久？”我没有一丝快意，笼统地回答他说：“一言难尽，路上我再详细地说给你听吧。”他跳上车辕，我爬上车顶，一声响亮的鞭子声，惊飞了早春的野鸟之后，那匹桃花马拉着我们上路了。大约没过半个月，我奉命再次去“西部天堂”拉芦苇，这次虽然不是与大张同行，但还是那挂桃花马车。忙时偷闲，我钻进那“天堂”的墓地，以了却我上次没能一睹“天堂”的心愿。在一排新坟的角角上，我看到一座坟头前竖着一块红砖，上面有粉笔写下的姓名——吕荧。（笔者附言：1999年深秋，我曾去芦花荡寻梦访故。今天的劳改干部告诉我，那儿已变成了养鱼蟹的水塘，不知吕荧的在天之灵，是被家属迁移走了，还是随着芦花荡的变迁而进了地下龙宫。）

　　本文选自《历史，从未这样》，从维熙／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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