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坐牢的日子

┃Personal History

坐牢的日子

© 王维／口述
© 杨晓敏，魏淮／整理

1

　　就在省直机关揭发大会后第二天，项南同志来看我。
　　项南和我是好朋友，早在1943年春夏之间就认识了。当时项是苏北盐（城）阜（宁）地区阜东县第九区的区委书记，我是盐阜区滨海县总队情报总站站长。滨海和阜东是邻县，仅隔着一条导淮河。1943年春，日伪军对盐阜区大扫荡，滨海县大部分地区都被敌人占领，我的情报总站撤到项南所在的阜东九区，以此作为自己与各方面联系的场所。项南和我都是“皖南事变”后从国统区撤退到根据地的（项从桂林，我从浙西），我们都好读书，喜欢为报纸写稿，两人一见如故，很谈得来。日本投降后，我任新华社华中五支社（后改为盐阜支社）社长，项是苏皖边区五专署建设处长。全国解放，两人同进合肥，我当《皖北日报》社长，项任皖北区团委书记。两人基本同在一个地区工作，经常保持联系。
　　尽管如此，以我当时的处境，项南能来看望，是要经省委领导人批准的。在关押我们那几间房子的旁边，有一个不大的房间，放着一张方形木桌，他和我对面而坐，旁边站着一个武装战士，是个探监的样子。
　　项先问：“你现在怎么样？”
　　我反问：“你也相信啦？”
　　项说：“以前我不相信，昨天的大会以后，他们都说是真的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恳切地说：“这是个假案，是逼供信逼出来的。我已经给省委和华东局写了申诉信，希望省委慎重对待。”
　　谈话的时间不长。因为旁边有人，项还说了几句要我“再想想看”之类的话。我则明确回答他，有没有贪污，自己很清楚，没有贪污，再想也想不出来。他没有再说什么。
　　近年，我们的外甥王奔洲去看望项南的夫人汪志馨。谈话间，奔洲提及项伯伯在“老三反”的时候来看我舅舅，汪阿姨心直口快，脱口而出四个大字：“奉命劝降”。老项虽然是奉命而来，敷衍了几句“再想想”之类的话，却没有真的劝我降。对我来讲，蒙受那么大的冤屈，处境是那样险恶，还有好朋友来探望，真不容易，心里觉着暖暖的。
　　最后，项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想到三个年幼的孩子，老大5岁，老二2岁多，老三才1岁。老大小胖在皖北保育院；老二小敏由奶妈带着，本来住在我们宿舍后面的草房里，与我们共同生活；小珊则寄养在另一个奶妈家。我们俩关押在这里，三个孩子怎么办？我说，在我们的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请你、吴光和老欧，尽可能照顾我们的孩子。项南答应了。
　　说到吴光和老欧，都是难得的好同志。
　　吴光，是皖北区妇联主任，个儿不高，看上去显得单薄，但坚强而又温厚。她与琪华在洪泽湖畔相识。解放后，她出任妇联主任，请琪华兼任妇联宣传部副部长。
　　老欧，大名欧远方，其实并不老，那时还不到30岁，是我的好搭档。他原为《拂晓报》的副社长，1948年春我们在洪泽湖边会合后，一起创办江淮区党委机关报《江淮日报》。我任社长兼总编辑，欧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后改任第二总编辑），一起在淮海战场上办
　　报，一起进入蚌埠、合肥，两人在工作上一直合作得很好。皖南、皖北合并，出版《安徽日报》时，我上调华东，欧留任副社长。“三反”运动起来，原《皖南日报》社长、现任《安徽日报》副社长的钱丹辉负责领导运动，欧则主持出报工作。反贪污、“打老虎”虽没有反到他，但也不让他参与“三反”运动的领导，相当于“半靠边”。有一次他到省委列席会议，不知是讨论“三反”，刚走进会场，竟以“没有通知你参加”为理由，把他“逐”出会场。远方同志为人厚道，有长者之风，所以同志们乐称他为老欧。
　　这次“委托”算是托对了，他们三位不避嫌疑，热心照料我们的孩子。老欧和吴光有时候把小胖领回家一起过礼拜天。老欧说，有一次他骑自行车带小胖回家，小胖没坐稳，从后座摔下来，摔得不轻，但他自己爬起来，也不哭，好像有点知道父母遭难了的样子，懂事了。当时小胖所在的皖北保育院，院长是民主人士，也是皖北区妇联委员，与琪华熟悉，她是个有知识的女干部，不会做因父母遭难而歧视他们孩子的事情。还有由琪华介绍到保育院做保育员的吕素珍，她虽不是领导，也没有什么权，但她与我们有感情，对小胖暗中加以保护。
　　我们被捕后，小敏的奶妈害怕了，不敢再抚育小敏，但小珊的奶妈家是杀猪的，奶妈为人热情豪爽胆子大，她主动把小敏也带了过去。大约半年左右时间，小珊的奶妈在她大女儿的协助下把得两个女孩带得好好的。
　　在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幸亏有这些好心人照顾我们的孩子，心里一直很感激。

2

　　开大会以后，我们三人日夜都带着手铐，在吃饭、大小便和脱衣裤睡觉的辰光，才给你开一下，过后又给铐上。两只手带着手铐放在被子里睡，翻身也困难，很难受。
　　关在那里是不准我们看报纸的，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运动进展如何，有什么政策，都一无所知。但是有一天上午，看守我们的战士拿来一张报纸让我看，那上面登着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有关“三反”运动的政策规定，中央规定这个文件要传达到每一个参加“三反”运动的人员，连被打成“老虎”已经关起来的也要传达到。有了上述明确规定，所以才给我们看报纸。文件相当长，但有两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其一，对于贪污的钱和物，是怎样来的，怎样去的，即它的来龙去脉要查清楚；其二，判处死刑，要得到政务院的批准。我们看到这两点规定，基本上就放心了。本来是个假的，你一查来龙去脉，肯定“穿帮”，真相必然大白。判死刑要中央批准，没有确凿的证据，中央不会批，只要不死，终有一天会还我们清白。
　　虽然如此，但看来要把全案查清，也得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怎么办？我们不能荒费时间，要利用这个时间读书。于是，我通过看守战士，要求负责看管我们的宋孟麟，把原来在读的《列宁生平事业简史》、《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买来还未读的《干部必读》丛书，以及我准备读的苏联大学教材《逻辑》的中译本，一起拿来。承宋孟麟同情，以上这些书都从报社给拿来了。从此，我就带着手铐，坐在单人竹床上，背靠墙壁，双手捧着书放在膝盖上读。钢笔被没收了，看到应注意之处，只好用手指甲划上记号。每读完一本，请看守战士传给琪华读。战士把书拿去，请看管我们的人翻过，防止我们在书里夹着什么纸条，进行攻守同盟活动。琪华读完后退还给我。退还时又要再经过检查。
　　生平虽然热爱看书，但自担任报社的领导工作以来，每天忙于工作，实在安不下心来仔仔细细地读一些书。这次不但免除了繁重的工作，不必出席什么会议，也没人再来商量什么事情，而且报纸不让看，什么文件不见面，只要自己能定下心来，倒是可以读一些书的。读《列宁生平事业简史》，有两个情节印象很深。一是青年列宁被沙皇政府抓去坐牢，法官警告他，年轻人，你面对的是一座坚固的墙。意思是你反对沙皇要碰得头破血流的。列宁毫不示弱，很有信心地答，那墙可以推倒。二是列宁被学校开除了，他就在家里自学，以不到在学校学习的一半时间，自学完所有功课，考试取得优异成绩。这都给自己以很大的鼓励。读《毛选》第一卷，许多文章以前没见过，很吸引我。特别是读《实践论》这一篇，更增强了冤案终将平反的信心。可惜那时没有笔，没能做些读书笔记。当时曾想，出去以后再好好地读，写读书心得。可惜的是，当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这个打算没有实现。我读收在《干部必读》丛书中的《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下两厚本，读得很有味道。当读到斯大林批驳右倾思想的段落，为他逻辑力量所感染，竟忘情地笑出声来。持枪站在我房门口的战士，大步跨进房内，严厉训斥：“都快要死了，还笑！”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双手还戴着手铐呢，实在有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样子。

3

　　在单人囚室里不知道日月，究竟关了多少日子，我记不清了。琪华为了不忘记关了多少天，就用戴在手上的铁手铐尖角，在墙壁上作记号，过一天划一道。大约过了一百来天，突然接到转移的命令。
　　把我们三个人从省委机关附近的独立房屋转到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是一天清晨。没有人对我们说什么话，也没有给我们戴手铐，我们拎着简单的行李和几本书，持枪的士兵走在我们两边，押着朝西走。因为是清晨，商店的门未开，路上行人少，不大引人注意。押解的士兵不再手持子弹上膛、随时可以开火的木壳枪，步枪上也没有插上刺刀，他们只是双手端着枪，不声不响地走着。究竟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去干什么，心里无数。
　　好在合肥这个城不大，当时叫做后大街的，也不长，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就走到了。我们看到门上有“看守所”三个大字，知道是到了正式关押犯人的地方。
　　事后得知，原先关押我们的独立房屋，是分配给省妇联办公用的。起初省委领导认为“大案已破”，证据确凿，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定案和宣判，所以临时借用这栋靠近省委机关的房子，便于了解情况和指挥。没想到我们三个“首恶”拒不认罪，定罪报告到华东局和党中央，被认为证据不足，未获批准，责成安徽省委进行核查。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省妇联本来以为暂借，不料久拖不还，影响他们开展工作，就一再催着非要这所房屋，省委不得不安排我们转移。
　　我们这个案子，经过近三个月的查证，他们原来认为是“铁证”的，不但没有进一步得以证实，反而出现不少破绽。如果当时曾希圣、桂林栖等主要当事人头脑冷静一些，是可以乘机降温的，但他们没有，反而把我们从“私设监狱”押解到正式班房里，与刑事犯关在一起。
　　省公安厅看守所在合肥市的西部，这个看守所不大，是老房子（可能是旧合肥县的看守所）。靠门口的部分是看守所的办公用房，进来有一条走道，两旁是牢房。左边一间是女牢，叫做八号，靠右边的一排房间和面对大门的部分都是男牢。从牢房编号是一至八号来看，关押犯人的牢房有八个，我被关进四号，琪华关在八号，四号和八号斜对过。牢房的窗户开得很高，站在房内的地上，看不到窗外，要站到通铺上，才能看到房外的动静。管理人员不许犯人站到高处往外看，一发现，要被训斥。

4

　　从关单人囚室到看守所，有不少变化。
　　首先是可以和人说话了。三个多月，日夜都戴着手铐，当然不好受，但不能说话更难熬。一百多天中，除了要上厕所可以向看守战士喊一声“报告”，说一声要大便或小便以外，其余时间都不能说话，真要把人憋死了。再这样关下去，声带长期不发声，可能造成失声和不会说话。
　　其次是手铐不戴了。别的犯人都不戴手铐，可以让同牢房的犯人给我们理发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理发，我的头发长得像女人那样长了。时值初夏，厚实的长发像一顶帽子那样罩在头上，吃饭时直流汗。同牢房的小头头，就向看守所借来理发推子，把我的头发推短了，顿时轻松不少。因为每天发给犯人的用水很少，没能乘机洗一下头，不然就更痛快了。头发弄短了，胡子怎么办？看守所是不能借剃刀给犯人的，那算是利器。老办法，像关单人室时那样，用手指把一根根胡须拔下来。关单人囚室时，我把胡须拔下来后，利用根部带有一点点肉，把它粘贴在旁边的墙壁上，三个月左右，粘了一片。
　　到了看守所，还有一个改善，就是每天可以集体放风两次。让犯人从牢房中走到天井里活动活动手脚，呼吸新鲜空气。
　　但看守所毕竟是正式班房，犯人的生活条件比单人囚室差得多。
　　一是睡觉的地方小了，条件太差了。关单人囚室，是属于重大罪行的要犯，但一人一个房间，一张单人竹床，空间较大。到了看守所，关我的四号牢房，长约六七米，宽约三米，用木板钉起约一尺多高的通铺，仅留下不到一米宽的小走道，供犯人走动，这走道靠里边墙壁的一头，放一只没有盖的便桶。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牢房，原先关了二十个人，每个人连一平方米都摊不到。人多铺窄，只好头脚交叉起来睡，即一个人的头朝走道，另一个人的脚朝走道。我关进去，成了第二十一号。进看守所的头天晚上，我只能睡在走道上，第二天才上了通铺。
　　二十多人挤在这么小的牢房内，大小便都在房里，加上没有水洗脚，天气又炎热，那股味道，熏得头脑发涨。为了降温和换换房内的污浊空气，牢房里装有挂扇，就像乡村小镇理发店那种挂在房顶下挂扇，有人拉绳，带动布扇前后摇晃，弄出一些风来。在四号牢房，拉扇是轮流的，我为了能有机会站在通铺上看到天井里的动静，偶然还可以看到斜对过八号中琪华的身影，主动争取多拉，但有时站得太靠近窗了，被看守看见，要受训斥。
　　二是伙食大不如在单人囚室。那时我们吃的是看守部队的伙食，一稀两干，基本吃素，但油水比较足。看守所是两稀一干，蔬菜油水很少，吃稀的时候，老是盐水煮蚕豆，豆是陈的，加水、盐煮熟以后有点暗红色的汤，滴上几点油。大家吃完豆，那汤里几点油花仍当成宝贝，冲上一些开水，轮流分了喝。大致每次四个人，每人隔三四天才可以轮到一次。
　　三是用水相当紧张。那时已进入夏季，合肥是大陆性气候，很热，可每人每天只发一茶缸的水，洗脸洗衣都在内。每天早晨四个人合用一个脸盆，四茶缸倒在一起有大半脸盆的水，因为大家的毛巾都已黑臭，不能让哪一个先放下去，讲好大家把毛巾拿在手里，由一个人叫一、二、三，一起放进脸盆，让水把毛巾浸透，拎出来摸脸，然后才可以第二次放进脸盆扭几下毛巾。洗过脸的水沉淀后，吹去浮在上面的一层脏水，再把当中比较干净的集中倒在另一个大一些的盆里，给大家轮流洗衣裤。洗过衣裤以后再用来揩木板通铺。真可以说一水几用，惜水如油！
　　按照看守所的规定，同一囚室的犯人，相互可以讲话，内容限于日常生活，不可以打听案情。虽然有这些规定，但相处比较熟了以后，难免要问问“你为啥进来的”。当有人问到我时，就答是“为经济问题”，别人也就有数了，你是“打老虎打进来的”，大概原来是个干部。有一人因同一原因进来的，主动和我低声交谈。他说自己是冤枉的，还告诉我，同牢房有四个是国民党空降特务，被我军活捉，听说是在六安地区被俘。有的是国民党的旧官员，解放以后没有到人民政府登记，被群众检举抓进来的等等。对于这些情况，我只听不多问，防止同房犯人中为了立功，把你讲的话加以歪曲夸大上报，弄出麻烦。

5

　　本来在单人囚室里已安下心来读书，弄到看守所里，因人多、环境太差无法坚持下去。我这个人每天不看点东西，觉得日子白白过去，实在难受，又因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当时的处境下更关心时事，故渴望看报。
　　我见看守所有报纸，碰到态度比较好的看守值班，就向他要求，把他们看过的旧报纸借给我们看看，得到允许，可以看到一些消息。本来已记不清日月，看到报纸，知道已进入6月中旬。早在我被关起来之前，读过发表在1951年7月号《学习》杂志上胡乔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简要党史，印象深刻。转眼就是党的三十一岁生日，我想再借来读读。试着向看守借登有这篇文章的《学习》杂志，居然得到允许。
　　重读这篇文章时，我想，自己虽被关在牢里，但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应该想办法为党做些事情（虽然省委宣布开除我们党籍，但在自我意识里自己始终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向看守所领导提出要求，让我给同房的犯人宣读这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看守所领导同意了，还把听的范围扩大了一些，让两个牢房的犯人一起听。文章较长，我连续讲了三个上午，边念文章边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一些解释，听的人还守秩序。那几日，我的心情激动，仿佛牢房里的气味也不那么难闻了。虽然身处逆境，能够做一些对党有利的事情，心里倍感愉快。
　　我讲了《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以后，有点暴露了身份。同牢房的犯人猜测我是个大干部，从看守所能让我给这么多人“训话”，不会是重刑犯，于是对我有点另眼相看。比如每天轮流倒便桶，轮到我时，有人表示愿代我去倒。我感谢他们的好心，但还是自己去倒。又比如，有人看到对面八号的窗口出现琪华的身影，就赶快说：“老王，你快来看看，对面有人朝这里望呢。”我一面往通铺上站，一面表示谢谢。我不记得是什么情况下，说出对面关着的一个女的是我的老婆。我俩同关在一个看守所，不能讲话，我们利用拉布风扇互相观望，能看上几眼也是好的。可以相互看到身体没有病，精神没倒。有时还可以通过眼睛，相互鼓励和支持。

6

　　琪华关在八号女牢，她那儿的环境和四号相似，大小差不多，但她们只关十一个女犯，比四号关二十一个男的松动一些。后来听琪华谈到女犯用水，比男犯更为紧张。
　　琪华长期从事地方党的工作，养成做群众工作的良好习惯，虽然被冤枉为囚犯，还要尽可能做一些工作。她们牢房中有个在国民党军队做护士的人，自称没有伤害过共产党员和解放军，但关在里面一直没有判，心里着急。琪华对她讲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要她相信人民政府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她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没有罪行，不能随便判你有罪的。这个女犯听了她的解释，比较宽心了。她说自己喜欢京戏，也会唱几句，琪华和别的女犯就劝她唱来听听。她果然压低嗓子唱了几段。琪华喜欢唱歌，有时跟着她学唱京戏，居然把“苏三起解”中一段学会了。
　　更有意思的是，琪华在牢中还帮助一个青年女犯申冤。她叫薛祖云，22岁，原来是蚌埠市粮食局的会计，身材高挑，皮肤白皙，长得蛮惹人喜欢的。她的上司、粮食局局长动她脑筋，想与她结婚。薛祖云听说这个局长在老家已有老婆，没有应允。局长越是软硬兼施，她越是反感。她想，都解放了，人民政府的干部，怎么可以像国民党当官的那样强娶人家做小老婆呢？局长恼羞成怒，以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制造罪证，诬陷她为反革命，关进省厅的看守所。她年纪轻轻，受到这样的打击，内心十分痛苦，悲观失望，整日不言不语。
　　自从琪华关进八号以后，她慢慢从这个女犯人身上看到与别的女犯不同的地方。在和琪华几次接触以后，把她看作自己的大姐，才倾诉了自己的冤情，讲到伤心处，泣不成声。琪华是个直性子，一听火冒三丈，差一点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了，冒出：“这是我们共产党的败类，太欺负人了！你要申冤。”薛祖云听了，开始还不大相信可以申冤，也不知道怎么个申冤法。琪华耐心地告诉她怎么写申诉状，她写成以后又帮她改。申诉状写成了，还没有交上去，薛祖云家里来人，说有指望可以取保候审。琪华鼓励她争取先保出去，出去以后找省妇联要求帮助。薛祖云说她没有认识的人，怕人家不见。琪华说我认得妇联主任吴光，她是个好干部，我给你写个条子，她会见你的，会帮你的。不久，薛祖云被保释了。临出看守所之前，还有人给她训话，告诫她出去了不能乱说乱动，要听候法院的最后审判，这又给年轻的姑娘添上新愁。
　　薛祖云拿了琪华的字条，去找省妇联（就是起初关我们的地方）。吴光听说是杨琪华叫她来的，很快见了薛祖云。她听了薛祖云的申诉，很同情，当场就决定让薛祖云暂住省妇联，还表示省妇联支持她申诉。乘这个机会，吴光询问了琪华在狱中的近况，为她的战友身处逆境还主持正义而感动。
　　薛祖云的官司打赢了，法院宣布她无罪。而逼婚未成、诬陷好人的局长，得到了惩罚。
　　薛祖云重见天日，被分配到设在徐州的一个地质勘探机构工作，仍担任会计。限于当时的环境，她未能也不敢到看守所来把上述消息告诉琪华，有关情况是在我们平反后吴光和省妇联的同志告诉的。知道这样的结果，琪华真是十分高兴。她曾自豪地对别人讲，共产党员不管处境多少艰难，只要你有心，总是多少可以起些作用的。
　　1953年，我们在上海收到薛祖云发自徐州的来信，她非常感激杨大姐在她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的手。她说，不是杨大姐的帮助，她的冤案不会解决得这样快，这样彻底。从此，她和琪华经常通信。当琪华知道她因为在婚姻问题遭受过那么大的祸害，对结婚心存疑虑，迟迟没有成家时，多次在信中劝她打消顾虑。但薛祖云是否下了决心，一直不大明朗。直到1979年，我们的小女儿杨小珊在合肥结婚，我们两人在相隔二十七年之后重返合肥，才与薛祖云相会。这时，她让我们俩到她家作客，介绍她丈夫和我们欢聚。薛祖云亲自下厨做了许多的小菜招待我们，我们也为她有了美满幸福的家庭而高兴。

7

　　1952年7月下旬的一个早晨，看守所的负责人，站在天井里，手里拿着几张纸头，大声喊叫：“叫到名字的带着自己的东西到天井来集合。”其中有我和胡君良的名字，但没有叫到杨琪华。不多一会，从几个牢房里出来二十多个人，都是男的。接着，那个看守所负责人就叫我们跟他走。经过他们的办公室，走到靠近大门口的一个院子里。那位负责人说，天气热了，里面的“号子”（即牢房）太挤，把你们弄到外面来住。你们以后可以在院子里活动活动身体，但不要走出大门。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瓦房，半新旧，有一个两倍于房间大小的院子，像个天井。院子地上铺着砖，没有树。房子里有木板搁起来的通铺。大伙商量着分配了铺位，我分在面对门的位子。因为房子大些了，不必交叉着睡，有了院子，便桶也放到房外了。这些都比关在“号子”里宽松一些。伙食照旧，但用水可以由我们自己去打井水来用，比以前方便多了。
　　安顿下来后，我们相互一看，发现大伙的衣着、肤色和说话的口气、动作，都像个干部。再相互询问：“你是为什么进来的？”原来都是在“三反”中被打成了“老虎”。这伙人中有的认识我，这样，原《皖北日报》社社长的身份也暴露了。不少人对我感兴趣，或来问我案情，或叙述自己是被冤枉的等等。这时，我不多说话，只说自己还没有“定案”，相信组织上会实事求是地作结论的。同时也告诉他们，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党和人民政府不会放过一个真罪犯，也不会错判一个无罪的好人。叫他们相信组织，不要悲观。
　　我看到胡君良和我一起出来了，心想，琪华怎么没有出来？估计因为她是女的，没有别的房间让她住，只好仍然把她关在八号。从看守所负责人口述的措施，我判断这不会是看守所的自行决定，应是省委的安排。估计“三反”运动已经到定案阶段，在查对核实贪污财物的来龙去脉中，真相逐步明朗起来了。为了不把这些“老虎”和真反革命关在一起，才作出一个区别对待的措施。从这个总的判断中，感觉我们快要重见天日了。
　　胡君良和我俩是“同案犯”，所谓以王维为首的大贪污、大盗窃集团是没有的，但他本身有无经济问题，我当时还吃不准。从四号牢房转到外面大房子后，我们见面了，也可以面谈了，但他话不多，比较沉闷，我也不便多问。
　　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又有了变化。这是一个上午，来了两个陌生男人，叫我与胡君良、杨琪华三人带了东西跟他俩走。这次没有武装人员押解，像一般人走路，不大引人注意。过了几个月，合肥街头好像比前几个月热闹了一些，猛然从看守所那样的地方出来，熟悉的街道仿佛有些陌生。我们没顾上细看一路跟着那两个人走，居然走进省法院的大门。

8

　　那两个人把我们交给省法院的人。法院院长姓陈，我本来认识的，他没有出面，由法院的干部把我们带到法院大门内右边的一个房间。他说，你们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不久就会做结论。在省委作出结论之前，你们暂住在这里。因为还没有宣布，请你们不要出大门，也不要对别人讲自己的案情。他还说，你们两位男的住这一间，女的住对过左边的一间。你们在院内可以走动，自己到食堂打饭吃。我们有一个自办的小澡堂，法院的工作人员洗过以后，你们可以去洗。说话的语气，已不是对犯人的态度。从这个架势来看，我们的问题进一步明朗化，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等待正式公布。这时，我向法院的人提出要看报纸。他们说可以把他们的报夹拿来给我们看。我说，我们已经将近半年没有看报纸，麻烦他们转告报社欧远方副社长，请他帮助，让三个孩子到法院和我们见面，并请他把近几个月的《人民日报》、《安徽日报》和《新华月报》一起带来给我们看。有老欧的关心和帮助，这些要求都做到了。
　　在法院和他们工作人员吃一样的饭，伙食立刻改善了。几个月没有洗过澡，到法院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去洗了。由琪华先洗，我与胡后洗。小小澡堂，经过许多人洗了，水当然不太干净，但比起四号牢房惜水如油的日子，不知要好到哪里去。在看守所的最后一段时间，虽然用水方便一些，但也只能打盆冷水揩揩身，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脱光身子洗个热水澡。许多事情没有比较就不觉得好，看守所那段日子的生活，直到几十年以后，还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比如用水，我们自觉地节约用水，无论到哪里，看到水龙头滴水，就习惯去关紧，有时还把早起的洗脸水留下冲马桶。又如，现在吃饭，不论干的还是稀的，都要吃得精光，不留米粒。蔬菜，吃完以后连汤也要冲点水喝掉。四号牢房里那浮在水面上的几点油花常在我们脑海里出现。
　　也许是小胖所在的保育院到周六才可以将孩子接出来，在我们提出要求后，大概过了两三天，报社的一个同志带了三个娃娃和一大批报纸杂志来见我们。时隔半年多，小胖5岁多，小敏3岁，小珊1岁半。三个孩子这么久没见到爸爸妈妈的面，应该是很想念我们的。有好多次，我想象见面的时候，孩子朝我们扑过来，嗲声嗲气地喊着爸爸妈妈！可真的见到三个娃娃，只见他们表情木木的，有些发呆地看着我们，连最小的女儿，也没有伸出双手喊一声“抱”，分明是他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虽然有好心的叔叔、阿姨们照顾，但他们总会想爸爸妈妈怎么不见了？小胖也许已从叔叔、阿姨那里听说爸爸妈妈遭难了，他脑子一下子没转过来，不知带他们来看爸爸妈妈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讲什么好，两个妹妹看着大哥哥没出声，也就呆着。我们见到孩子心里当然高兴，但见了孩子的表情，心里真不好受。这些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不仅使我们身心受到摧残，而且祸及孩子啊！
　　我们抱起两个小的，和她们谈谈。不多一会，孩子们活跃起来了。我们告诉孩子，还没有入党，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叫他们仍旧在保育院和奶妈家里住，听阿姨和奶妈的话。下次再见面的时候，爸爸妈妈买糖给你们吃。他们高兴了。这次看到孩子，看他们的脸色都还好，衣服也穿得整齐、清洁，说明他们生活上没有受到多大的苦，这中间当然有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
　　在省法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边如饥似渴地看报，一边翘首等待着，什么时候压在我们身上的大冤案能宣布平反呢？

　　本文选自《风雨人生》，杨琪华，王维／著，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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