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懋蓉：永远的痛

┃Personal History

永远的痛

© 萧懋蓉／文

　　我原是达县地区万源县草坝公社星火茶场的知青，后插队在草坝公社三大队一队。刚下乡时，我年龄不到十六岁，体重不足八十斤，是我们集体中的大儿童，因此同伴们都叫我“小朋友”、“小崽儿”。我是一九六五年“自愿”报名下乡的，但是，在这“自愿”的背后却有许多的无奈与苦涩。
　　我的祖父，世居四川资中县孟塘乡，是当地小学校的校长，也在家族祠堂里管一些族内事务，当然也有一些土地，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他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萧伯轩、萧仲泉、萧叔环，伯、仲、叔排定了他们之间的大小关系。我的大伯父萧伯轩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中医，因为他奉行“不能为良相治国，便为良医济世”。二伯父萧仲泉当年在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工作。老三萧叔环，便是我的父亲。
　　据说，我的祖父颇有大家风范，顶讨厌为富不仁，每逢夏天，他便在大路边安上一口大瓦缸为过路的乡民免费提供茶水。祖父出门，许多时候，身上的钱没有了，穿在身上的衣裤鞋袜也没有了，他去接济了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祖父急公好义，在钱财上面向来是比较慷慨的。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资中县是四川省土改的试点地区据某些资料介绍，当时批准杀人的权力被下放到了最基层的村一级政府。在那样的背景下，我祖父的结局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只是，祖父在临死时，坦然地承认：“我得罪过一些族人，但是我没有鱼肉乡民！对于通匪罪名，纯属是诬陷、强加！”
　　我的父亲萧叔环于一九三九年毕业于原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曾在国民政府的银行、金库工作，也曾被政府派往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过。
　　解放前夕，我的二伯父相约我父亲一起去台湾。我父亲思之再三：“尽管我参加了国民党，但我没做过半点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我不害怕。”他拒绝了他的二哥，坦然地留在了大陆。这样自然就注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
　　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审查，我父亲留在了重庆市民政局工作。父亲对工作十分认真敬业，就因为他对工作、世事的过分认真，加上旧识分子的清高，使他看不起他的顶头上司，一个没有文化却是老革命出身的民政局长。他们之间肯定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和利害关系，至于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看法，应该是常有的。
　　在一九五七年帮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中，父亲通过黑板报的方式，批评了这位局长，形容他是今日之“过于执”，一个没有水平、草菅人命的官。当大鸣大放运动演变成反右斗争时，父亲当然的被划成了右派分子，随之又重新翻出了他的历史身份，并强迫他承认担任过国民党的区宣传部长。父亲的认真、迂直使他不可能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为此最终定为：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三十日逮捕，并判刑七年。
　　父亲被逮走了，三天之后母亲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那时我姐十二岁，哥十岁，我不满八岁，妹妹四岁。由于历次政治运动，我家的亲戚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父亲的不幸遭遇，立即就演变成我们家的生存危机，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让我的母亲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的母亲蔡若卿，同样家庭出身不好。她身体虚弱多病，加上子女多，很早就放弃了工作，在家相夫教子。面临着突如其来的巨变，妈妈没有勇气活下去，但为了五个孩子，她又不得不活下去。为全家活命，妈妈只好走出家门，白天找体力活干，晚上给别人缝衣、绣花、做鞋。体力活是以天计算的临时工，母亲很早就得出去等着听候安排，如果某一天，妈妈提着围腰，失神地提早回家，这就意味着当天没排上工，没有工钱，也就没钱买米下锅。
　　妈妈为了做工，走遍了黄桷垭、沙坪坝、大渡口、九龙坡、茄子溪等许多建筑工地。很多时候，她的中饭不是一碗冷饭就是两个冷红苕。
　　记得在修嘉陵江大桥时，我妈妈也被派去了，我们全家都很高兴，因为工程大，时间一定做得长，我们家的生活相对有保障些。干了三天之后，突然宣布母亲不能再去大桥工地，因为妈妈是反革命、右派家属，这么重要的工程，怕妈妈破坏。许多时候，我母亲干着干着，就叫走人，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可想而知，大家闺秀出身的妈妈，为了孩子的生存，忍受了多么大的屈辱和苦难。
　　不固定的微薄收入对于六口之家的吃穿，几个孩子的上学无疑是杯水车薪。于是妈妈卖掉了父亲的所有藏书，随后是家里稍微值钱的东西，甚至是御寒的棉絮，冬天里妈妈还穿在身上的棉衣，全都送进了位于响水桥的典当公司。
　　记得有一年的开学之际，为了孩子的书学费，我妈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便悄悄去卖血，但针头还没扎进去，妈妈就昏了。妈妈长期营养不良，哪有血抽？
　　不久，民政局以给不起房租和家具费用为由强行更换了我家的住房，全家六口只能挤在一间屋子里。出于无奈，妈妈曾打算把弟弟抱给人家养，姐姐当时哭着求妈妈：“别送走弟弟，要死，我们一家就死在一起吧！”而我却天真地说：“送吧！等弟弟长大了，我们再把他领回来。”
　　就在这样的困境下，妈妈坚决不与父亲离婚，她相信父亲是一介书生，是好人！她还教导我们：“要诚实，即使是饿死，也要清清白白，对得起祖宗！”
　　妈妈的身体很弱，在我的记忆中，经常晕倒，但妈妈的精神是坚强的，她扛起了这个苦难沉重的家。我敬重、热爱我的妈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盼望快长大！能为妈妈撑一肩！
　　我的童年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二重天。一九五七年以前，阳光是那么的明媚，春天是那么的美好；我听到的是老师的赞赏，看到的是老师的微笑；我爱唱歌，我爱跳舞，欢乐总是伴随着我。每逢“六一”儿童节、或过年、或生日，早上醒来，总能看见妈妈亲手缝制的新衣服放在床头边，穿上新衣服和家人一块儿享受节日的欢乐。我心里好幸福！每到周末的晚上，父亲帮我们洗漱完毕，全家围坐在一块儿，听父亲用普通话朗诵小说、诗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尤为深刻。清晨，父亲会带领我们，抬头挺胸、昂首阔步地练习健康的走路姿势……
　　父亲被逮走以后，我们家无异于是天塌了下来。阳光、春天不再属于我们，欢声笑语更与我们无缘。妈妈出去干活，姐、哥要上学，八岁的我半天读书，半天带弟弟妹妹。我不懂，为什么他们要抓走爸爸，为什么我家的生活一下就变成这样？我害怕，我害怕有一天妈妈也会被别人抓走，我们几姊妹将怎么办？我心里的沉重啊，八岁的孩子如何承受得起？
　　星期天、寒暑假、节假日，我哥外出为人家擦皮鞋，我和姐姐为人家抬水、洗衣服，为废品公司拆旧棉纱、旧手套，为建筑工地背砖、捶石子，还要去南纪门河边捡拾人家丢弃的烂菜梆子……
　　记得我第一次去背砖，从大溪沟河边背到李子坝工地。当时我只有九岁多，体重四五十斤，为了多挣几分钱，我强迫自己背八块，八块砖的重量我想与我的体重差不离吧。我一背上肩，如同身上压了一座大山，眼冒金星，双脚打闪。同去的大人劝我少背两块，我没有同意，我想多挣几分钱。从大溪沟河边到李子坝必须经过人和街爬坡到观音岩，再到李子坝，光是这路程对一个九岁多的孩子就不轻松，何况要负重几十斤。我想着，心里也畏难，因为我个子小，脚也无力，但我没有放弃。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为妈妈减轻负担，我一定要把这几毛钱挣到手。于是我在心里规定自己，每前进一百步，才能抬头看看前面的路，因为我害怕我没有勇气坚持下去。就这样亦步亦趋，在天黑之前，我非常艰难地把八块砖送到了目的地，用了一整天挣了五角钱。回到家，我双手把钱呈给妈妈，妈妈一把拉着我哭着说：“你还这么小，这么瘦，饭也没吃饱，手杆细得能折断，你是怎样挣回这五角钱的哟！”我没哭，也许从那时，我开始学会坚强！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的窘况达到了极点。国家分配的布票我们不能享用，全送人家，换回一些旧衣服御寒；粮票送给人家，换一点钱买回极少的粮食充饥。我们不敢奢望穿鞋，夏天，打着赤脚走在马路上，烫得受不了时，在阴凉处搓搓脚又继续走；冬天，双脚冻伤、溃烂、流脓。在这饥寒交迫之中，我从小学升入了初中。
　　初一时，学校根据我家的情况，给予我每月七元的助学金，我很感激！因为用这笔钱可以抵消我的书学费，还能解决家里的一些生活困难。可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贯彻阶级路线，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女没有资格再享受助学金了。我没有钱交书学费，学校除了没赶我出校门外，对我一律不闻不问。但我渴望知识，喜欢读书我仍然天天来到课堂，空坐在位子上。
　　记得有一次刚开学，语文老师突然把我抽起来，要我朗读预习的课文，我慌忙中拿起同桌的课本读了起来，之后老师表扬我预习得好。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没有预习过，我没钱买课本。
　　在记忆中，我读书期间从没用过一支钢笔，分钱买个笔尖绑在一个小木棍上，就权当作笔；二分钱买包墨粉和上一点水，也就是墨水了。父亲、姐姐的字写得十分流利漂亮，我非常羡慕，就用一只小棍在地上不停地写、画、模仿。
　　在屈辱、尴尬、无奈之中，我初中毕业了。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我知道我没资格再读书，尽管是那么地渴望。在接到不录取通知书时，我心如止水，只是深深地感到，我是彻彻底底被这个社会抛弃了，我没有选择也无须商量，更谈不上憧憬。我独自去报了名“自愿”下乡。为了妈妈，为了兄弟姐妹，只要不让他们看见，任凭命运把我带到天涯海角，哪怕是去迎接死，我都能平静地去接受。
　　报名的时候，不知是万源县方面的人，还是重庆方面负责该事务的人看了看我，对我说：“你还不满十六岁，照规矩是不能去的。”我冷峻地回答：“我要去！”就这样，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下了户口，九月五日在两路口公寓乘坐军用卡车离开了重庆，没有眼泪，也没有留恋。
　　记得当天早晨，父亲冒着倾盆大雨来送我，我用鄙视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父亲知趣地悄悄离开了。没想到，这一眼，竟成了我与父亲的永诀。父亲在文革当中，被老家的造反派打死。时隔多年，当妈妈平静地告诉我此事时，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可它却成了我心中永远永远的痛！我悔恨我当初的幼稚、不懂事，把清白白的父亲当成了敌人。他那么儒雅、博学、坚毅、刚直，他承受了多么大的屈辱、压力和痛苦，却不能得到自己女儿的理解。
　　九月，正是大巴山区的雨季。我们一路颠簸，经过达县，来到万源，然后再分配到草坝。听说是去占领山头，白手起家，建一个茶场。由于阴雨连绵，去草坝的公路许多地方塌方了，领导要求我们知青步行，行李请当地人背。就这样，认识的，不认识的，三三两两，前前后后，怀着各自的心思行进着。一百多里地我们走了两天，在这两天中，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甚至像我这样不满十六岁的小青年，初涉社会，胸无城府，大家不自觉地谈到了学校、落榜、家庭……我这才了解到，哇！这许多的同行者都是与我一样的“黑五类”子女。我心里如释重负。我突然觉得，大巴山是这般美丽，山是那么青，水是那么绿，空气真好啊！我多想大吼一声：我解放了！我与他人平等了！我不再面对歧视的目光！我好轻松！
　　到了目的地，我们被安排在一个中农家庭（原是一个大队小学）。床是用刚砍下来的树棒和新鲜葛藤捆绑的通铺，用新鲜竹子做的铺垫。由于当天行李只到了几件，我们十几个女孩就半卧半坐在上面，又潮湿又拥挤。随着深夜的来临，寒气逼人，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左右的姐妹开始嘤地哭泣。我没有哭，我从小经历了太多的悲伤。
　　刚开始，我们的劳动是：白天为生产队拔黄豆，晚上剥包谷，然后就是到深山去割茅草、砍树、烧荒垦荒。劳动是艰苦的，手上打满了血泡，手背全是血口子，还有许多嵌在肉里的小刺，但我不觉得苦，在这个集体里，我和大家是平等的生活的艰苦、身体的劳累，永远比不上对心灵的凌辱。我知足，我快乐，只是我常常想起妈妈和兄弟姐妹，我要学会压抑和忍受。
　　一个月之后，我们迎来了毕业于重庆四十一中学的三十个高初中生。我们手捧映山红花和可以充饥的小红籽，像迎接自己的亲哥哥亲姐姐一般，在我心里更像迎来了温暖、迎来了希望。
　　高中生的到来，使我们的劳动生活更步入正轨。场里成立了团支部，每月还办一次墙报。我心里更明了：到农村来是为了建设山区，改变山区的面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对劳动的目的也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我严格要求自己并积极向星火茶场团支部交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第一批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我好兴奋、激动、高兴！我是第一次得到团组织的肯定和承认，要知道，我从七岁多就被打入了另册。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没伙同大多数知青返城，而是同星火茶场及其他场的同伴一起留在了大巴山，继续劳动，自给自足，直到一九六九年拆场插队。
　　一九七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调到县文工团。一九七五年转行调到县幼儿园当老师。当时一个老师一个班，有三四十个学生，我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讲故事，乐此不疲，经常忘了下课。我特别关照那些孤僻、不苟言笑的孩子，了解他们的内心深处，害怕伤害他们幼小的心灵，让他们同等地享受阳光与欢乐。孩子们敬畏我的严厉，但更愿意享受我的慈爱。在这段时间中，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独生女儿。一九七九年因照顾关系，我调回到重庆光学仪器厂。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十四年，我把我一生当中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大巴山。在这其中，有过苦、有过痛，但是也让我有幸结识了草坝区的这一批知青朋友。他们才华横溢、博学多长，有人格、有尊严、进取向上，他们对我的影响终身难忘！
　　从年幼时期，我就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当然也包括学习的权利，但我始终渴望读书。几十年来，我老是做着同一个梦，那就是考大学，然而在梦中，不是做不来题，就是笔没有墨水。我的心不甘啊！常常从梦中醒来，泪流满面！
　　在厂里，我仍是做幼儿园老师，由于工作出色得到去“幼师园长培训班”学习的机会。尽管我晚去报到半个月，尽管同学们都是从幼师毕业的现任园长（只有我例外），但是我用最短的时间赶上了进度，同时科科成绩名列前茅。我创作的儿童故事、儿童诗歌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
　　后来，厂里需要一位锅炉水处理化验员，上面要求必须高中毕业以上学历，但有学历的又畏惧考试，厂里选中了我，谎报了学历，把我送进了培训班。学习当中，涉及到许多高中阶段的化学知识，我从没学过，加上年龄也大了，为了攻克那些我不懂、又记不住的难点，我放弃了许多休息时间。“老天不负有心人”，年龄最大，学历最低的我却以科科优秀的成绩通过了考试，得到了上岗证。在实际工作中，我所处理的水质，经专业部门检查，是整个北碚区最好的。我的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扬。
　　我想，我当初如果不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能够得到平等的机会，也许我也会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或不错的教师吧！
　　改革开放开始了，有关部门给我爷爷、父亲平了反，全部否定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对此我很感激邓小平爷爷，感谢当今政府当今的政策。尽管我们为此蒙受了几十年的不公正，但是我们仍然感谢公正、平等和实事求是之社会风气的到来。
　　我失去了许多，我把弥补此生遗憾的期望，自觉不自觉地寄托在我女儿的身上。因此，我不同于一般的家长那样教育孩子。我只是客观地引导孩子，让她珍惜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让她懂得，凡事首先要靠自己的努力，要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然后才是争取得到机会鼓励她，无论在哪个集体，都应该力争做到最优秀，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矛盾时，不能逃避，而是要坚强面对，想办法解决困难、化解矛盾。因此，我定让她放弃到附近相对条件较好的子弟校读书，而是去较远、各方面物质条件都较差的农村小学就读。让她从小就接触农村、接触艰苦、接触弱者，并同情帮助他们。女儿确实没事辜负我们的期望，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省重点中学西师附中，同样以优异的成绩进入高中。一九九四年参加高考，以高出文科重点线六十多分、全省文科前二十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四川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四年后，又考取了川大（世界经济）研究生。毕业后，应聘到重庆大学教书，一年后又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在重庆大学的一年中，校方评价教学好、有师德。现在复旦大学边攻读博士边教学，同样得到领导和导师的肯定。
　　现在，尽管我已退休，但我自觉人还不老，我要和我的儿女们，面对新的生活，充满希望，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选自《无声的群落》，邓鹏／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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