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乔：父母间横亘一生的一个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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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间横亘一生的一个分歧

© 静乔／文

　　我出生于1954年。自我记事时起，便从未见过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因我出生时父母年岁已高，父亲已年逾五十，母亲也已年近四十了。对于更老的上一辈，我的脑子里完全没有概念，平时也鲜少听父母提起。只是由于母亲在学校工作，所以我记得上小学后，每年暑假假期中，总会有一个满头白发、满脸皱纹、颤巍巍踩着两只小脚的老太太，从母亲的老家到家里来过一个假期。妈妈让我们喊她姥姥。其间她基本什么也不做，也不会做什么，和我及姐姐住在一个屋里，并不多言。而我们跟这个满嘴乡音、睡觉还打呼噜的老太太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等到我们快开学，妈妈也准备上班了，她也就回去了。至于她这样一个老人怎么来北京又怎么回去的，我们从未想过，也并不关心，这些自有母亲安排。
　　在我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一场由上而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一夜之间暴雨狂风，在学校里担任领导工作的母亲再无宁日。这中间社会动乱，家庭离散，母亲自身难保，那个我们称为姥姥的人再也没来过北京。直到运动后期，得知她的死讯，也就有了我记忆中妈妈唯一一次回老家的经历——回去料理她的后事。也从此，每月妈妈领到工资后到邮局给她汇款一事彻底终结了，这个白发老太太也无声无息地从我生活中抹去了……直到十六岁参加工作后，懵懂的我才搞明白这个老人跟我家的关系：她并不是我们的姥姥，母亲年幼的时候自己的妈妈就去世了。这个老人是她在和父亲结婚前的一段婚姻中她丈夫的妈妈，也就是母亲前段婚姻中的婆婆。现在从我零星破碎的记忆里，大致知道当年母亲家境很好，姥爷开有一个大药房，姥爷人也很开明，让她们姐妹三个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母亲在当年从保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因家道中落无法继续学业，经人介绍嫁给了这个老太太的独苗，一个当地的大学毕业生。他后来因患肺病，在当时条件下难以治愈，最终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英年早逝。自此，母亲和她的婆婆两个寡妇带着两个幼儿相依为命。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母亲立即投入到当地抗日救亡运动中。她倡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发动当地百姓不当亡国奴，坚决抗日。她在当地组织妇救会，通过发传单、贴口号、教唱抗日歌曲的方式宣传抗日。母亲于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之后残酷的战争岁月里，母亲义无反顾地追随革命追随党，从未动摇，勇往直前。但在波谲云诡的党内斗争，在日寇有名的五一大扫荡中，她却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党籍，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坎坷，也是她最大的不甘和心结。从此以后，不断写申诉材料成了她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十年浩劫中，沉渣泛起，真正触及每一个人灵魂。她的过往经历再一次被揭开并被任意歪曲和解读，甚至她的第一次婚姻也成为她的罪状之一，因为她“曾在地主家庭中享受地主生活”。为此她多次被批判被勒令反复交代历史问题，除此之外，还要接受劳动改造。我至今记得，寒冬腊月中，母亲披星戴月在当时尚存的城墙处拆墙搬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看来，老北京城旧貌的失去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就连当时尚小的我们也曾搬过城砖运回学校修防空洞。这样说来，真是应了那句话，雪崩发生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生活里的黑色幽默还真不少。
　　再来说说我的父亲。他是一个老式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在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出生在鲁西南一个小乡村里，爷爷在解放以后划分成分时被划为地主。由于家境较好，因此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努力，一路从家乡学校考入北京。上世纪二十年代，先考入北京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化学专业。那个年代由于条件限制，入学时并无体检，直到学习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父亲原来是色盲，因此只好退学。退学之后在京期间他又报考了北京大学的中文专业，并一举中的，继续了在京的求学生涯。父亲于1928年从北大毕业，同班有废名、陆宗达等学有建树的学者名人。
　　父亲只有兄弟二人，都是家乡远近闻名的读书种子，他的弟弟后来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来京读书，这件事在当地多年被传为美谈。只是后来在政治上二人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父亲的弟弟虽也是教书育人，但政治上依靠于当时的国民政府，这注定了他解放后的悲惨命运，也注定成为了我们几个孩子在当兵、入团入党等问题上必须反复写认识的问题之一——尽管我们从未见过他。
　　父亲1928年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地在哈尔滨教书，合同期未满，便被同乡好友以一封加急电报“祖母病重，速归”唤回家乡。一群各大名校毕业的年轻人重回母校传业授道，立志要把自己全部所学贡献给家乡子弟，带回新思潮新思想，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一时开风气之先。直到本世纪初学校百年校庆之际，我和当年校长的后代还作为特邀嘉宾受邀出席庆典。我为父亲深深地感到骄傲。
　　父亲确实是位好老师，知识渊博又有耐心，深受学生爱戴。在经济上他也经常资助贫困学生，以至于有一年放假很久了父亲还没有回家，爷爷托人打听才知道因为父亲把钱都接济了学生，已没有支付几十里水路回家的船票钱了。后来爷爷又托人给他捎钱才得以回去。当然，这类的事他从未对我们提起过，我们只是从他的学生们口中才得知一二。
　　在家乡的教师生涯中，父亲不仅教授学生文化知识，也不断传播进步思想。1937年抗战爆发后，父亲与同乡两位发小历经辗转由西安到达延安。在当年的红五月大会上竟意外地与他的几个学生相遇，双方都兴奋异常。在瓦窑堡当时的抗大经过几个月培训后，父亲被分配到了晋察冀工作，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经过连年转战，直到胜利后随大军进入北京。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依然是做他的教育老本行。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个除了工作和看书什么都不会做的人，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任何家务。他永远和和气气，与世无争，是一个和蔼慈祥的老父亲。用我现在的理解，他就是一个带有温良恭俭让的旧式知识分子形象的人。同样，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我们的祖父母，甚至连照片都未见过。那时我们也小，可以关注的东西实在太多，来不及遥想离我们那么远的地方和人。只有在父亲口中那历经几十年辗转多地却仍旧浓重的乡音和他对家乡食物的偏爱中，我们知道他的来处——鲁西南一个小小的乡村。
　　父母性格差异很大，父亲很温和，母亲则直率火爆，再加上她在政治生涯中的特殊遭遇，更让她多年来心有不平，也加重了她的坏脾气，因此生活中争吵也在所难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对爸爸在对待爷爷问题上的看法。据母亲讲，父母解放来到北京后，爷爷曾从老家来找过父亲，原因谁都明白，因为当时各地都在土改划成分，爷爷在当地不多不少有点薄产，内心当然希翼这个让他付出巨大心血、当时在新政府部队里有一点地位的长子能够给他提供哪怕一点点的保护。但这个儿子却让他失望了。坚持党性原则的父亲表示了绝不会包庇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父亲。他让爷爷回到当地，接受当地政府的调查处理。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是怎么回去的，我只知道他后来被划为地主并病死在监狱里。而他的遭遇也同样成为我们这一代不能当兵入团入党时，被反复提及要划清界限的问题。父亲的这个做法，被母亲在今后的很多年里，屡屡诟病。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母亲已去世多年。父亲家乡的后人考上北京的大学，来家里探望父亲，在聊天的时候告诉我，她的爷爷奶奶等家人当年去监狱探望我的祖父时，所送的任何东西都要受到严格检查，甚至连送点炒鸡蛋，看守都要用手拼命把里面的油挤出来才让送进去。因为爷爷有文化，解放前就经常给人看病、写诉状帮人打官司等，即使收押在狱中，也经常有人来求他给看病。所以天气好的时候，爷爷就在监狱门口摆上桌子继续给人看病，直至最后他也病死狱中。
　　我不知道活过百岁的父亲晚年对自己父亲的一生作何感想。我记得他跟我说起过，他上学时，爷爷有时钱实在不够，就把家里的地典出去，等有钱时再赎回来。哥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次回老家时，照了很多照片并带回一张爷爷的照片。照片中，爷爷是一位一脸纯朴的北方老人，照片放大后一直压在父亲每天看书写字的书桌玻璃板下面，直到他离世。
　　我亦不知道父亲母亲的做法孰是孰非，也无权评价这一切。只是写出这些就令我笔重千斤、泪流满面。我之所以还是要写出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还能知道这一切，更是希望他们永远不要经历这样的选择和撕裂……
　　请容许我矫情一下，借用莎翁的一句话来结尾：

　　愿太阳发出永恒的光和热，
　　愿人类充满永恒的安慰和温暖……

2021.7.18

　　本文由静乔女士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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