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年：德茂农场两年记

┃Personal History

德茂农场两年记

© 罗永年／文

1

　　定为“极右”后，女班长找我个别谈了一次话。提醒我划了右派还有个行政处分问题。只有彻底认罪好好表现，还可以争取从轻发落。她说这番话自然是好意，但我不假思索就回答：“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很严重，不敢奢望宽大，听凭组织处理吧。”我说这话无异于主动申请“红牌”。这出乎班长的意料，可能觉得这家伙忒不知好歹。叹了口气说，自己命运全靠自己掌握，能和大家一齐毕业分配多好。
　　我说这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与其留在单位上受孤立遭屈辱，毋宁被送到农村干劳动，我确实想要“争取从重处罚”。
　　对学生右派的处理办法，法外施仁宽大一些。因为学生无职位可撤无级别可降无薪俸可扣，处理起来条款少一些。情节轻微检讨良好的，给予记过或留校察看处分。毕业时可随同原班分配适当的工作，挂个“工作考察”的处分，只领生活费不发工资。暂时不发给毕业文凭，待日后摘了右派帽子再申请补发。情节严重而认罪态度欠佳者，最重的处罚是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情节和态度介于二者之间，所给处分是“保留学籍，送往监督劳动改造”。经过反温情主义，“右派分子”们日子很不好过。被孤立遭白眼挨批斗自不在话下，最难堪的是不知如何自处。报纸上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千万不可当真。你必须表现热爱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但又不可太积极太革命，否则就是忘记自己的“政治身份”。一句话：你成了边缘人，得根据规定身份演好角色。干劳动不怕吃大苦流大汗冒大危险；凡参加会议必须低头发言自我批判，当好“反面教员”。在现代社会，人类群体对某一个体实行精神孤立是极其可怕的，简直使人发疯。我既不愿留校继续做噩梦，也不想开除学籍去劳教。最佳选择是取乎其中，所以才有对女班长的那个回答。我有意控制自己的表现，甘愿到农村去，渴望早一点走。后来的事情证明，我的选择是何等的正确啊。瞧，人哪怕到了穷途末路，依然有选择的余地。
　　大约是1958年初，学院召开了一次“右派分子大会”，正式传达“处分右派分子条例”。那是一个下午，会场还是安排在第三大教室，能坐200多人的教室都坐满了，窗外有很多新生探头探脑看稀奇。这是一次全院右派兄弟姐妹大团聚，遗憾的是白白放过了唯一的一次互相认识的机会。听报告过程中有几位女生哭了，声音越哭越大。
　　我的“阴谋”终于得逞了：给我的处分果然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
　　据说，“破冰船”12名正式成员中，只有一人幸免戴帽。需要说明，地方上因为开始整风较晚，鸣放得不深不透，自己“跳”出来的“右派”不多。为了完成打右派指标，不得不深挖细找生拉活扯胡乱凑数，类似的“集团成员”断无漏网之理。首都高校不同，鸣放时间既长参加人数又多，若加上公开支持者暗中同情者，人数当不会低于在校生的三成。上面定5%为控制指标，只是符合北京的情况。
　　据说，“女船长”乐进敏回到班上，被开除团籍戴上右帽处以“留校查看”。两年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太谷县一中教书。1961年她曾返回北京，特地到北小营去看望下放劳动的廖洪林。那年月右派互访是有危险的，乐进敏还是去会面了。洪林正在种庄稼，烤了嫩玉米招待饥饿中的难友。这一顿烤玉米竟成了“最后的晚餐”，分手后从此音信杳无。乐进敏与我们不同年级，平时并无交往，仅仅整风反右两个月“同舟共难”，对她所知太少。八十年代听说她已英年早逝，死因不详，卒年不详，有无子女后代也不详。能述诸文字的，只有一连串的悬念。呜呼，不知她生前是否有幸听到改正的消息呢？
　　1958年4月2日，一辆解放牌卡车拉着我等20名老右，从西郊魏公村出发，直奔大兴县境的南苑而去。那里有一个“德茂农庄”，从前是皇族产业；解放后改为国营南郊农场。在郊区公共汽车站牌上，地名依然写着“德茂”二字。因为地处皇城脚下，机耕条件和管理水平较高，这就是我们去接受“监督劳动”的地方。
　　开春后的马路正在“翻浆”，汽车颠簸得厉害。开到农场第二生产队，那里已经先有人民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和外贸学院的右派进驻了。加上我们，不多不少正好一百零八条好汉，其中包括两位女生。各校的领队老师、炊事员、两个女生住在办公室旁的红砖平房里，余者一律在猪圈里安身。没错，货真价实的猪圈。很宽敞，在北方很少见的清一色竹材结构。是新修建的养猪场，用粗大的楠竹编排为墙，搭建成很大的竹棚，尚未开始养猪。棚内用半人高的楠竹排，分隔出过道和小间的圈。百来号人住进去，宽绰有余。顶蓬牛毛毡覆盖，楠竹墙用篾片编织成粗疏的花窗，糊上一层白纸聊避风寒。选择这么一个地方作为改造右派的基地，高校领导用心良苦。
　　把敌我矛盾化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一桩史无前例的工作。把这些人具体怎么个对待法，基层领导大伤脑筋。南郊农场是很光明、很先进的地方，所以安排了四所高校。在北京四郊，据说还有好几处类似的劳动改造基地，供别的高校使用。我在德茂两年间，先后有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俄语学院党委书记杨刚，亲临农场来作报告。讲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鼓励众右派加快改造速度，跟上一天等于20年的时代步伐。这些讲话，与北京市长彭真在1960年对高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作报告者意真言切，很有教育意义；奈何几年之后便受到历史的嘲弄。非但右派没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连他们自己也被“Make”成了“阶级敌人”。
　　德茂劳动基地的四所高校，统一组织了一个领导小组。负责人是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总支书记姜云，四十多岁，身材稍显矮胖，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俄语学院的领队王忠琪老师是研究苏俄文学的，年纪不大，身材较瘦，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嘴里常吧嗒一支旱烟斗。多接触一些日子便发现，此人秉性正直心地善良。各校派来领队执行监督职责的人，都是经过挑选的好干部。
　　接受监督劳动的教工学生都有。俄语学院来了20人，我记住了他们的姓名。学生有廖洪林、罗永年、田群、孟繁义、李忠田、张高闰、莫汉支、陈颂、谢望清、孙立润。前三位是《破冰船》成员。教职工有某支部原书记谢林、系办公室秘书李松林、职工傅振理、讲师李兴春（俄文名尤拉，俄语说得比汉语流利）、黄鹏飞、李适全、邓诚，都是较受学生欢迎的教学骨干。助教李鸿德、郑根永、程继衡，一个个年轻有为。监督劳动期间，教职工每月发给生活费18元，学生发15元，钱不发给本人，统一办伙食。劳动量太大，一个个食量惊人，本人一口气曾吞下13个菜包子外加汤菜一碗。劳动的第一课是苦战一百天，平地挖出一条河，灌溉旱地新改的水田。王忠琪负责管理，也参加一些劳动。
　　北方以前少种水稻，京西有一点试验田。南郊跟着干，打了一些井找到了水源，便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大兴水利。四所高校组成一个专业挖河队，各校为一个组，任务分段包干。我们这组指定李松林和田群为正副组长。按照农场工人的规矩，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包括吃饭休息一个小时。和工人一样，十天享受一日“工休”。这帮子人干起活来玩命，大家明白自己的身份，监督劳动不是义务劳动，也不能像农场工人可以磨磨蹭蹭。有的人争取表现，有的人劳以忘忧，挖土方干到收工一个个累他妈个半死。倒也挺好，晚上倒下呼呼入睡，没有美梦，也没有噩梦。
　　挖河工具是铁锨。那种军用圆铲不行，必需用尖铣和方铣。遇到石砾层很难挖下去，就要用很大的气去踩去蹬铁锨。用不了几天，鞋底便会从中磨为两断。真正重体力活儿是挑土搬运。河床越挖越深，河岸越堆越高。两只柳条筐装得像两座小山，挑在肩上马不停蹄穿梭来回。再往下挖已经见水了，水泡的浠泥又粘又沉，装进筐子不容易倒出来，挑来挑去空筐和满筐相差无几。于是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改用麻袋抬。粘筐现象减少了，可是麻袋泡涨了像一大块水牛皮，本身有好几十斤重。两人抬了踩着“马道”上岸，前高后低费力不讨好，人人糊得像泥猴。那段日子，农场广播员老是播送《柳堡的故事》。曲子优美，劳累似乎也减轻许多。过了许多许多年，只要一听见“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眼前便会迭映出挖河不止的画面。

2

　　场里派了一位名叫庞有的老工人，带领我们劳动。一来象征监督改造，二来做技术指导。他短于言词，内心对这些“落难秀才”暗怀善意。每有上级来视察，他总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看见我等抬麻袋的狼狈状，动了恻隐之心，就说：挖河一把铁锨足矣，哪里用得着筐子和麻袋！我们细看，他用的那把平锨打磨得光滑锃亮。挖起一铁锨顺手一扬，那大块的泥土好似长了翅膀，划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飞出老高老远。铁锨在他手中使得好娴熟，就像关二爷玩青龙刀。而且土块落点控制极好，说打鼻子不会碰眼睛。我等佩服得五体投地，苦练三天基本学会，免却抬麻袋之苦。铁锨甩土是北方农民干活的基本功，也可以甩砖甩瓦，修房造屋用得上。大雨天不出工，大家留在猪舍里学习讨论，写思想汇报。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就有了话题：劳动人民最聪明，知识分子最无知，比如用铁锨甩土……
　　这些话传到庞有耳朵里，一天他巴嗒着旱烟，对我们几个人说：“你们干这个是暂时的，过些日子回去，当官的还是当官，做事的还是做事。”当时许多人，包括一领导干部都这么想，三年两载撤消处分，还是要重新起用。谁也没料到，以后的岁月右派处境每况愈下。先是与地、富、反、坏相提并论，和刑事罪犯等量齐观。再稍后右派更等而下之，据说流氓和小偷小摸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请注意，虽成问题但却无矛盾）。不少右派被投进了监狱或劳教，在刑事犯的监管下受尽屈辱。庞有在干活休息时还讲故事。德茂紧邻南苑机场，从前这里就是军用飞机场。现在还能看见日本人遗留的“飞机窝”，像一个个钢筋水泥做的大馒头。他说1937年北平沦陷后，19路军部分士兵流落在这一带活动。三五几人一伙，藏在麦草垛里面等待单个的鬼子兵出现。遇上了，拖进草垛一刀砍下脑袋。
　　几千米长的河按期挖成功了，河里碧波荡漾。右记劳动队转移阵地，奉命搬到农场本部。这里才是德茂农庄的庄园老屋。古老的门楼框架尤存，里面是宽大的青砖四合院。门楼外是破旧的大车屋、马棚、长工住房。紧靠老庄园修了两排红砖平房，作为农场指挥部的办公室、医务室、保管室、干部宿舍。另配有食堂、厨房、浴室等生活设施。距场部2里许，东北面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奶牛场，南面有一座养鸡场。两场用了很多青年女工。
　　我们一百零八将被安置在老庄园的四合院内，当起“庄主爷”来了。人民大学和戏剧学院住正北屋，俄院和外贸学院分住东西两厢。房子很旧，但冬暖夏凉，比起在二队住猪圈，真有天壤之别。食堂卖的饭菜，花色比较多，价格也便宜。时常有养鸡场淘汰的小鸡，油炸了论个儿出卖。受处分的教师和职工，多了3元的生活费，或多或少还有些积蓄，伙食吃得不错。苦战挖河阶段很少休息，大家都积累了若干工休日。现在接连轮休，可以自由走动。市里有家的探家，无家的进城逛街。我等穷学生不敢潇洒，最多步行看看南苑。相当远，从德茂出发，顺公路经南小街，过东高地，才到南苑的街区。这条公路上有郊区汽车在跑，但我从来没坐过。那是一种三十年代的老爷车，比中巴小比轿车大，通体漆黑，屁股后面背着个烧木炭的设备，一路风风火火臭屁不断。南苑街上有几家饭店、一所中学、一家茶馆和一家影剧院。还有一家废品收购店，同时出售挑选出来的旧货。
　　天气热了，蚊子猖獗肆虐。农场方面对廉价劳动力甚是满意，比工人还好使用，就提出给一些福利报酬。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给经济困难的学生补助一床蚊帐，折成价款7元。王忠琪通知我领钱，嘱咐只许买蚊帐，不准改作它用。这时候我最需要的东西，还不是蚊帐，而是一双鞋。经过挖河劳作，原先的鞋早已体无完肤，蛤蟆大张嘴。我必需买鞋，最好是买一双翻皮高帮的军用皮鞋，劳动起来牢固经磨。蚊帐与皮鞋，成了鱼与熊掌。几经冥思苦想，突然想到南苑街上那家废品旧货店。怀里揣上7块钱，抽个工休日专程去南苑采购，竟意外如愿以偿。七成新的蚊帐打对折，花去3.5元；皮鞋基本还是新的，惜乎尺码稍小，好像是少年人穿的。经过几番努力勉强能蹬上，看在价格低廉份上，一咬牙花2.5元买下了。当场弃旧图新，穿上我的新皮鞋跨进了“忠厚居”饭店，把省下来的钱要了一份米粉蒸肉。今天岂只鱼与熊掌兼得，简直是一石三鸟的美事呀！
　　谁知这双“小脚鞋”，让我吃尽人间苦头。步行走回德茂，双脚磨得皮破血流，小腿肿胀得和大腿一般粗。皮鞋无论如何不能舍弃，我用刀子把鞋帮中部非要害处割破，以增加鞋内之容积。我就是穿着这样一双鞋，在德茂苦干了两番寒暑。反过来想，如果不给这7元补助，冰天雪地我能有这样一双鞋吗？
　　大跃进歌声震山河，豪言壮语满天飞。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发展到“超英赶美不要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下放到德茂来劳动锻炼的教师、干部逐渐多了。他们来的时间不很长，几个月一轮换。我们则长期坚持劳动，独立自成建制，右而成了派，108条好汉组成一个集体，互不歧视，相濡以沫，何尝不是不幸中的又一幸事。这一来我更相信，当初选择这个处分没有错：劳苦虽有过之，但心灵上的扭曲和创伤却轻了许多。
　　京城脚下的南郊农场不敢懈怠，连夜学习中央指示，结合本地实际采取了几项紧急措施。据我所知，第一项是正名，国营南郊农场改为“红星人民公社”（后来一度又赐名“中朝友谊公社”）。在册人员一律军事化，全公社编为一个营，场部改称营部。下辖四个连队：一、二连是农业工人和家属工；三连为下放干部；高校老右组成第四连，庞有改任四连连长。每个学校为一个排，正副组长改任排长。
　　戏剧学院的右派中有搞舞台美术的，便抽出来书写革命标语，画彩色壁画。舞美系讲师李畅先生，乃李鸿章中堂大人的嫡系后裔，这一回出尽了风头。他奉命在雪白粉墙上随意涂鸦，画一只玉米大得用汽车拖，画两个儿童在密植的稻穗上打筋斗，画钢铁元帅骑马升帐，画粮食丰产卫星遨游太空，画嫦娥姑娘捧酒庆贺。神话的时代当然产生神话的作品，和大跃进民歌一样，壁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通过老右之手，把古老的德茂庄园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他的作品大受欢迎名声雀起，有老太太专门请他在女儿的嫁妆上画花鸟人物。还说：“我晓得，德茂庄里有能人，藏龙卧虎哟！”
　　与工农业大跃进相呼应，文化也在跃进。满墙新民歌新儿歌，还开了贫下中农赛诗会。每周末举行一次舞会，没有明确规定是否禁止右派跳舞。倒是让四连组织一个乐队为舞会伴奏，这也是为工农服务嘛。凡吹拉弹唱有一技之长者，皆吸收参加服务。这就使得鸡场和奶牛场的年轻女工们跳得很开心，对反动派丧失了革命警惕。有个养猪女孩小陶，常寻些由头找我们的廖洪林对话。田群身材修长，风度儒雅，养鸡场的小刘姑娘喜欢和他打交道。两位姑娘都算得上德茂的凤凰，日子稍长，引起了领导小组的关注。王忠琪找田群谈了一次话，并在学习会上打招呼，希望大家自觉。并透露人家小刘姑娘已有对象，年底就要出嫁，千万不要惹出麻烦事来。听那语气，关心多于责备；责任也确实不在廖、田两人身上。响鼓不用重捶，大家果然都很自觉，食堂买好饭菜快快离开。可惜好景不常。不到两个月，不要钱的伙食难以为继。德茂的领导人比较明智，既然农业工人的工资没有取消，吃白食当然不合理，于是宣布恢复买饭票的制度。四连好汉与其他人相同，幸亏我的老饭票没扔掉。吃饭不要钱的闹剧，上演两月匆匆落幕。
　　学院生活科通知，从现在起，购买食品要凭票证。集体开伙的没有别的票证，只发了每月一斤糕点票。在校的师生有人主动捐献或放弃糕点票，问我们愿不愿捐献。何必多此一问，谁敢说个“不”字？
　　跃进的狂热依然没有降温的迹象。德茂没有大炼钢铁，而是集中人力深翻土地种小麦，谓之“大兵团作战”。深翻只限于场部近处的一小片，夜晚灯火通明挖土不停，显然是应付上面的检查。据说有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来拍过纪录片，右派当然不能入镜。午夜加餐疙瘩汤一盆，那香油味真香，超过南方的芝麻油。
　　如果说深翻挖土我的牛皮鞋帮了忙，那么种小麦往地里送肥料，小脚鞋就坑死人也。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挑着青肥越送越远，每天往返奔跑一百多趟，负重行程至少60公里。送肥的第三天起，我的下肢肿胀得难受，皮鞋更显得紧张难容，真可谓举步维艰。没办法，我解松鞋带，尝试踮着脚尖行走，痛苦似乎缓解一些。我肯定创造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长距离长时间负重表演芭蕾舞！也可以说是在最大的舞台上，表演戏曲旦角“踩跷”功夫。
　　廖洪林是个很踏实的人，干起活来全心全意。为了提高效率、减轻肩膀疼痛，他提了个合理化建议：改挑筐为小车推。众人拥护领导支持，廖捐献了三天工休日，做出第一批简易小车。然后人人仿造，投入了送肥战场。只用了两天就不行了。原来独轮小车适宜行驶乡间小路，可是小麦地里土质疏松，载重的车轮很不好推。遇到深翻过的地方，车轮就完全陷了下去。这时候唯有改推为拉，像黄包车倒拖着走。一天折腾下来，不但全身散架一般疼痛，而且头昏脑胀天旋地转。后来总结出一条经验，挑担与推车，梅花间竹交叉并举。肩膀磨伤了就推车，肩膀消了肿又弃车挑担，两害相权，取其轻者。等到种完小麦，我的双腿出现了严重的静脉曲张，永远无法治愈了。

3

　　劳动也不是一直都那么沉重。
　　北方的冬天，农村活儿不多，习惯是下雪要干活，下雨不干活。我们不论下雪下雨都要出工。我拉过锯片伐大树。先要学会判断整棵树的重心倾向何方，才敢动手开锯，否则树倒下来有被砸死的危险。我给修房的泥瓦工师傅当过副手，会用铁锨甩砖瓦，会抹浠泥。送过牛奶，把一百斤装的大铁桶，提上解放牌汽车。插过秧割过稻子，到公社生产队帮助老乡抢收棉花和包谷。最轻松的活儿，是到养鸡场打杂。那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工厂式生产，电暖孵化小鸡，然后分笼隔开饲养长大。长到一定的标准，就送进城里供国宴之用。冬天，车间里烧着火炕，由砖砌的通道把热气均匀地分散各处，算是一种土暖气。车间里真暖和，我的任务是维持管道畅通，用砖头和浠泥修修补补。
　　另一项美差，是参加全民除“四害”。四害者，麻雀、老鼠、苍蝇和臭虫之政治判决也。真是不分香花毒草，一齐通通除掉。农村重点是轰麻雀，组织人海战术，男女老少齐上阵。分兵把口人自为战，左手摇红旗，右手敲面盆，口中尽情乌嘘呐喊，有声有色惊天动地。胸中积郁的窝囊气，也就借此得以宣泄一吐为快。直轰得小小麻雀不敢落地，累到心脏破裂坠地而亡。这场人民战争，成本之高难以计算。若干年后科学家为麻雀冤案平反，证明它胃里装的主要是害虫，吃的粮食非常之少，是益鸟而非害鸟。
　　1958年底，粮食短缺已无可掩饰。但是59年的春节，是公社化后的第一个春节，场部决定杀肥诸一口改善生活。年三十每人发一份面粉和猪肉白菜馅，自己包饺子。同时用精神粮食去弥补物质之不足，利用四连的力量开展文娱活动。除了频开舞会，还要排练节目演大戏。不是有中央戏剧学院的人吗，表演系师生正好发挥一技之长。那时候没有文革那么左，从选定的节目可见一斑。知名歌唱家徐恭瑾，独唱《白毛女》中杨白劳唱段“廊檐下红灯”。徐还化妆演唱黄梅戏《天仙配•路遇》一场，从“含悲忍泪”直唱到“夫妻双双回家园”。戏是好戏，董永先生是贫雇农，应该有仙女嫁给他。可是没有能扮演仙女的女主角。108将中有两位女将，可惜都缺乏艺术细胞，断难当此重任。一位是人民大学的罗炯，深度近视，一身学究气，颇有老大姐的稳重。外贸学院的小徐，矮小但不玲珑，从没听她开口唱过什么。通过场部的协调，终于在下放干部中找到的一位年轻姑娘。不知她姓甚名谁，只看见她的衣服上，印有一个草书的“影”字，我疑心是否电影学院下放来的，姑且称呼她为“影”吧。
　　有了“影”，就能排出精采好戏。除了《天仙配》，还选了一个改编传统戏《打面缸》，戏剧学院表演系担纲主演。焦克（焦一明）饰郭师爷，杨景隆饰都头，杨××演张才，“影”装扮张才的妻子，县官大人由舞美讲师李畅扮演。李畅身材高大，天庭饱满，地廓方圆，生就一副官相。可惜当了右派与官无缘，只好在剧中过官瘾了。
　　有人想到，还应该演一出京戏。恰好我们四连会唱的人不少，俄院的程继衡拉得一手好京胡。但京戏剧目不好选，只有传统老戏，京剧现代戏还凤毛麟角无处寻觅。我又旧疾复发手痒难耐，自己动手写了个小戏。
　　前几天读到一篇新闻报道，有戏剧性，脑海里产生创造冲动。花三个半天时间就拉出了初稿，经行家里手过目认可，再送连部审查得到基本肯定。如此这般现代京戏《认亲记》就出笼了。它的大致情节是：志愿军空军某飞行员，在空战中为掩护长机英勇牺牲。长机飞行员刻意隐瞒噩耗，以儿子名义定期给其老父写信汇款，历时数年不间断。父亲念子心切，要求儿子务必春节回家来过一个跃进年。事情至此，再难隐瞒，长机飞行员带着一箱礼物，千里迢迢前去相认素未蒙面的“父亲”。戏就从这里切入……
　　本来写的是认母亲，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没有老旦应工，改成了认父亲。外贸学院教师曹达夫演长机飞行员，讲师老翟头演父亲。程继衡操琴，本人司鼓。演员不多，情节感人，戏味挺浓；排练一星期便粉墨登场。这是我平生写的第一个戏曲本，并且“立”上了舞台。
　　姜云同志是个热心人，看来对文艺不外行，亲自指导节目排练。演出地点在场部食堂，那晚壁炉烧得旺旺的，观众差点把食堂的大门挤破。《认亲记》演出35分钟，相当精致，抒情色彩很浓，赚得了社员观众不少的眼泪。奇怪的是，连老讲师佘完也边看边流泪。当然，剧本没有署作者姓名，油印的本子也没有保留下来。
　　冬天，郊区比城里冷得厉害，屋子里升了一只火炉。可是户外很冷，公共厕所距离太远，就在院子里放置一只便桶。数九天气滴水成冰，第二天清晨一看，满桶的尿水冻成了一个尖顶窝窝头，液体就是漫不出来。
　　1959年3月，全连做了一次总结，有所表扬有所批评。树了一些样板，各校有个别人获得大赦，宣布撤消处分。算来劳动正好一年，是学生的，无论在哪个年级，回去就分配工作。这似乎有点卸包袱之嫌，你政治上不行了，再学专业也没用处。俄院有两位首批撤消处分，即谢林和廖洪林。谢可能因是党内右派而得到宽待，廖则是全凭劳动突出，获得过农场二等奖，年终评比又得一等奖。谢林回到学院另行安排工作，廖回校后被安排继续完成四年级的学业，这一点与别的院校颇不相同。等到这年7月份通过了毕业考试，廖随同59届的一起分配，分到北京编译社当翻译。看来俄语学院对学生的学业看得较重，毕业分配出去的学生一定要保质保量。
　　同难学生中有个孙立润，会唱一口原汁原味的梅派《玉堂春》。刚来到德茂初期，对劳动极其厌恶。挖河阶段两人抬麻袋，他故作无力状东歪西拽，害得合抬者跟着受罪，大家对他也很反感，不愿与他为伍。未几，他干脆称病躺下；很快被转移了，不知去向。

4

　　搬迁到场部以后，广播大喇叭里“十八岁的哥哥”消声匿迹，代之而出的是一首新歌《社会主义好》。
　　在德茂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也可以说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所谓“孟繁义小集团”事件。
　　孟繁义原是人民大学俄语系学生，院系调整合并到俄语学院。反右时他在四年级，年纪可能比同届的稍大一点，看上去显得老相。他对社会相当熟悉，有独立见解，劳动和生活中时常关照同伴，无形中他成了“大哥大”。来到德茂农场，大家避免谈论政治，谈起来心烦，而且遭祸。每月一次思想汇报，三个月写一份思想小结，半年来一回总结评比。这些都是公事公办，参照报纸社论，结合自己稍加发挥的例行程序。但是，私下里谈话就比较随便。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监督劳动究竟多长时间。处分决定里既未规定期限，领导小组则说可长可短。改造得好就能很快回到人民队伍，改造不好的就继续监督下去。这就玄乎了！改造得好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反右时无论怎么检讨认错，人家都说不老实；要想让公众承认你改造得好了，可能难于登天。于是有人叹息，劳动教养还有个年限呢，咱们判的是不定期……孟繁义胸有成竹，认为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三年。因为劳教最多才三年，监督劳动要轻一级呀。
　　另一个问题，是今后的前途。非右派同学毕业后尚且改行，我们怎么办？孟的见解是，至少也得给个中学教员当。
　　还有，大家互通小道消息，包括社会上的和学院内的新闻逸事。比如，反右英雄某某也打成了反党分子，某某人自杀了，还有某某人因偷盗被公安局拘去。进过城的人就说商店里买不到日用品，连肥皂都凭证出售。进饭店不能选择点菜，只有“盖浇饭”一种供应。听的人不明白，问何谓盖浇饭？答曰：此乃新事物，就是一碗米饭上面，浇一瓢缺少油水的大锅菜，饭菜合一是也。
　　“什么大跃进哟，我看是‘大要紧！’”孟繁义冷不丁抛出画龙点睛式的警句。一句大实话升级成了政治问题——有攻击三面红旗之嫌。
　　恰好有一次思想总结，不像以往各人交汇报材料，而是大鸣大放大字报。每个人有义务向党交心，把监督劳动以来的思想活动，用大字报写出来公之于众。这也是在考查你改造得好不好。在德茂庄园，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又在院子里拉上一些绳索，大字报就挂在绳子上随风飘扬。有了反右派的教训，写的内容大抵不痛不痒不好不坏，以确保不致出格。思想写得太好不符合右派身份，暴露的问题太多，就真成问题了。凡事得讲究一个“度”，必需恰如其分，慢慢学会当右派，正在处心积虑设计写大字报，王忠琪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话。
　　“据初步了解，孟繁义和一些人的关系不大正常，拉小集团，对抗思想改造……下去好好回忆回忆，把所知道的事如实向组织交代。”
　　王说话的语调是平缓的，我却吓了一大跳。肯定有人打小报告，我也上了黑名单。如果上纲上线，完全可能被“打”成小集团；再冠以反党、反革命、抗拒改造之类的限定词，后果就严重了。我想起来，近两天王忠琪找过一些人个别谈话。回到院子里细看大字报，果然已有两张点到孟繁义的名字。形势逼人，不写个表态性的大字报是混不过去了。即使表态，也需要举一些事实。那么哪些能讲哪些不能讲？哪些必需讲哪些可不讲？好像打扑克，不知道对手掌握了多少底牌，叫人心烦意乱。想了半天，想出了一个自认妥当的原则。凡是我本人发表过议论的事就交代；凡是当听众的事一概免谈；要交代让别人自己去说。我正在为“两个凡是”搜索枯肠时，郑根永先生贴出了他具有轰动效应的大字报《和盘托出——我和孟繁义的关系》。事情揭得不少，但细读之后发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他也是奉行“两个凡是”原则。交代他和孟繁义的谈话，很少牵涉第三者。而且我注意到，他在大字报中，用的是“孟繁义小圈子”，避开了“小集团”这个敏感的字眼。
　　鸣放持续了大约五天，事情告一段落。王忠琪在小组会上做了个总结，对有关孟繁义的事低调处理。没有再用“小集团”这个提法，而且说，如果不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才是怪事。右派就是思想立场有问题，才需要改造嘛。不过今后，凡是不利于改造的话不能再随便乱说了。大事化小，与人为善，王忠琪是个好人。话又说回来，这次是因为上面没有画框框定任务，没有规定“打”百分之几。倘若规定了硬任务，他能不执行吗？王忠琪离开后，学院派教务处的刘翔雄同志接替。刘这人也相当不错，个子高大，平时不苟言笑。
　　1960年4月初，即监督劳动两周年，第二批人员被撤消处分赦回。这一次人数较多，李鸿德、陈继衡、李松林、张高润等加上本人，收拾铺盖回到学院。孟繁义等数人，这次榜上无名，留在德茂继续劳动。35年后得知，因为“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留在德茂的几位处境日益恶化。后来被转移到了清河，享受另一种等而下之的待遇了。
　　别了，德茂；我不想说“再见”！

　　本文选自《我的人生经历》，罗永年／著，华龄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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