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插队随笔

┃Personal History

插队随笔

© 马明／文

行前准备

　　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夏天6、7月份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已无事可做，时不时去学校转转，常常是无所收获，大家都不知道今后的出路在哪里，该做什么。7月底的一天突然得知我的小哥（马袁，北京四中老高三）被批准去内蒙古牧区插队。我心中对内蒙大草原充满了遐想，蓝天白云下绿草成荫，洁白的羊群远远地散落在草原上，多么美丽动人的画面，我也想去那里插队。正巧内蒙来招人的也要我们女一中的学生，我急忙赶到招生办去提出了申请，招生办没有过多询问我的情况，得知已批准马袁了，也就批准了我的请求。这时已到了8月初，距离动身没有几天了。我匆忙办理着离京手续，同时准备着随身带的衣物和行李。这时心中最惦记的是能见上一面已被隔离多日的母亲。我的父亲由于解放前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从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隔离审查，劳动改造，不许回家等等，对于父亲的问题我们子女有所了解，无非是集体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清华大学集体撤退到云南昆明途中，机械系学生要开卡车的全部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留学美国，海外关系等。这些问题在解放初期1953～1954年间由长春公安局已调查清楚，因而对父亲被批斗有所准备。但是，母亲一直以来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只是说她与父亲划不清界线，这又怎样划清呢？！
　　所以，那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像电影片段一样始终留在我脑海深处。8月初的一个下午，大概一点左右，我来到了母亲所在的单位（水利电力部电力管理总局，在六部口）。那天是个阴天，天空阴沉沉地不见阳光，院子里静悄悄，基本见不到人。二侧的楼房高高在上给人一种压抑感，已没有了以前我刚上女一中时来此处的那种愉悦和兴奋，那时来到这里除了见到母亲，常常可以吃到好东西，逢年过节还有演出和舞会，许多叔叔阿姨会问这问那。我找到了革委会的人，告诉他们我来给母亲送衣物，同时也是来跟母亲告别，我马上就要插队走了。接待我的人名已不记得，但他的表情却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冷漠无情的一张长脸。当他得知我的来意，收下衣物后开始讲大道理，什么插队是好事，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革命行动，要好好改造自己等等，就是不提让我与母亲见面。我反复讲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回来，我与母亲已有几个月没见面了，走之前让我看看母亲，与她告别一下。那人就是不同意，说没有必要见面，我的事情他们会转告。我一再请求，那人板着脸就是不同意。在那里耗了有近半个小时，最后没办法，我只好怏怏地回家，从院子里向外走时我忍不住掉下眼泪。后来再与母亲见面（已是五年后的1973年）时才得知，那天我从院子里向外走时，母亲正好在楼上的窗户里看见我了，只是当时不知道我要离开北京来告别的。心中带着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和遗憾，第二天我登上了开往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的火车。

下马威

　　1968年8月初，我们被分配到宝格达乌拉公社莎如塔拉大队，大概有近二十名北京知青（女生以女一中的为主，男生以五十六中和七中的为主）坐着大队派来的2辆马车向大队方向驶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马车，心中充满着好奇，对即将到来的生活有着憧憬，也有茫然，离开北京时的伤感已随着来到草原在逐渐远去。当时在大车上大家都谈什么我已不记得了，印象最深的是当从大车上已能远远看到队部的泥房子时，我的眼睛突然感到很不舒服，右眼很难受，还开始流泪。我以为是沙子眯眼了，用手揉了好几下也不见效，因还在路上，马车虽然沿着车辙行进，但仍然很颠簸。我不好意思请同行的知青帮忙，只好忍着。到了队部后，大家都忙于安顿，终于我们女生6人一组分在2个蒙古包。我所在的包以女一中初中的为主，另一个包以女一中高中的为主。进了蒙古包放下行李后，我请衣兵（在京时我和衣都是同一派的，后期经常在一起玩，插队也是一起要求来的）马上帮我看眼睛，她翻了我的眼睛仔细看，没看到有东西，但我的眼睛一点儿也不见好。后别的知青也看了，谁都没发现问题，没有沙子，也没红肿，我就是很不舒服和流眼泪。到草原的第一个夜晚我就这样入睡，好在那时年轻，眼睛这么难受居然不影响睡眠。第二天早上醒来，眼睛依旧很难受。当时还是有些顾虑，怕总说不舒服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太娇气，几个人都看过没发现有东西，只好忍着。到快中午时，一个队部的汉人（我忘了是谁）进了我们包坐下聊天，聊了一会儿后，他看了我几眼问我是不是眼睛不适，然后让其他知青看我的黑眼球上是不是有蛆，当时听到后我们大家都吓一跳，眼睛里怎么会有蛆？大家赶快都过来给我看，仔细一看右眼黑眼球上真有很小、白的小虫在爬动。那人就告诉我们这是草原上一种特有的大苍蝇，专门在眼睛上下蛆，这种苍蝇下蛆不是停留在眼睛上，而是很快从眼前一飞就下，像飞机撒播一样，不小心就很容易中招。对付的方法用盘尼西林滴入眼内就可以杀死蝇蛆。我很快找到了盘尼西林点入眼睛，过了半个小时就好多了。这就是我到大队第一天草原给我的下马威。后来我仔细观察了这种苍蝇，看上去这种苍蝇大小很像北京的绿豆蝇，只是全身是黑色，尾部有几个白点儿，飞得比一般小苍蝇快，不只是找人眼下蛆，主要是在家畜眼里下蛆。后来我多次在坐骑的马眼里发现了这种蝇蛆。只是牲口好像不大怕，流泪一会儿后就可自愈。我从此非常小心避开这种苍蝇，即便如此，在后来几年插队期间还是被这种苍蝇飞播了2次。

阿爸、额吉和他们的女儿阿尤西

阿爸和额吉

　　1968年夏天我们一行到了大队后很快就进行了分配，我们女一中以初中为主的6个人在一个蒙古包里。队里把我们分配到放牧的浩特，浩特长名字叫岗布次棱，按当时的阶级划分我们去的浩特都是贫下中牧为浩特长的浩特。岗布次棱四十多岁，由于常年被太阳晒，脸色黑黑的，布满皱纹，看上去像北京的五六十岁的人。但无论何时看到他，脸上总是笑眯眯的，给人一种很慈祥的感觉。通过后来长时间的接触，也确实感到老头（我们知青从一开始就这样称呼他）是非常善良、诚恳，和蔼可亲的人。他的身材不高，大概也就一米六多些，右腿稍有些跛，但丝毫不影响他走路和骑马，他还能骑有些不老实的马。当时我们都是一些初中的学生，只有十六七岁，所以很容易就把他当成父母辈的人，加上头脑里还有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思想，所以一到浩特，大家异口同声称呼他为“阿爸”，自然也称呼他的老伴为“额吉”。额吉的名字叫稻乐根儿，她的身高与阿爸差不多，所以还显得比较高。脸不太黑，也比较丰满，总是笑眯眯的，初接触时很亲切，时间长了慢慢知道额吉比阿爸城府要深的多，家里家外和浩特里的事情大都是额吉掌控。但是，额吉对我们知青还是真心好。我们初到浩特时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从在蒙古包里砌炉子，拾牛粪当柴火烧，煮奶茶，做牧民式面条等等家务活都是额吉亲自教给我们。额吉亲手教我们学会了挤牛奶，这是一项在草原生存很重要的技能，不会挤牛奶就喝不上奶茶，吃不到奶制品。其实挤奶是一项很有趣，又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每天早晚各挤奶一次，小牛犊被单独留在浩特里，挤完奶后与母牛在一起吃奶，吃完奶后，母牛放出去吃草喝水。草原上的奶食主要有奶皮子，奶豆腐，奶渣子，还有黄油。制作这些奶制品也是额吉稻乐根儿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做的。挤出的牛奶一部分先用纱布过滤到铁锅里烧开，烧开后用大勺子慢慢地将锅里的奶舀出一勺向上提起，再慢慢倒出，重复多次，这时奶锅表面有厚厚地一层奶泡，然后用小火慢慢煮一会儿，灭火后不动奶，等到奶彻底凉了，这时上面就有大约一公分厚的奶皮子，这是最好吃的部分，加一点白糖就美妙无比。剩下的熟牛奶常常用来熬奶茶，还有剩时加入酸奶做成奶渣子。另一部分生牛奶直接导入酸奶桶，捣酸奶，捣到奶油和奶沫分离后，上面出来的就是黄油，下面沉底的奶渣用布过滤后压实，再切成片晾干就是奶豆腐了，而现在制成的成品叫奶片。在当年，这些奶制品是我们喝奶茶时最主要的添加物，在煮好的奶茶里泡上奶豆腐或加一点奶皮子，这碗奶茶不仅好喝，更重要是可以增加饱腹感，早上出去放牧前喝上2碗这样的奶茶，再吃些其它主食，可以四五个小时不饿了。晾干的奶制品如果比较多而且保存好，可以吃到第二年春天。不过我们知青很少能留到那么长时间，大多在年底就吃光了。额吉还为我们包六个女知青每人缝制了一件蒙古袍，都是湖蓝色，我整整穿了７年，直到我离开草原。
　　阿爸手把手教给我们如何上马鞍子，怎样勒紧马肚带，下马后如何把马拴在勒勒车上，晚上再给马套好马绊子，让马去吃草等等。一开始阿爸还带着我们去放羊，告诉我们夏天每天都要先把羊群赶向饮水的地方，喝完水再把羊群赶向草场好的地方。等秋天天冷了以后不必每天给羊群饮水，但也要隔一天喝一次。等到冬天下雪后，羊群就可以吃雪不用饮水了。许多放羊的知识我都是从阿爸那里一点一点学会的，为我后来到其它浩特放羊，以及后来当兽医打下了基础。
　　额吉稻乐根儿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对小动物的关爱。我们到草原第二年3月开始就是接羊羔和牛犊的季节。3月的草原白天还是非常冷，特别碰上阴天或有时还下雪，这期间头一年配种成功的母羊开始生羊羔，如果夜里下的还好，值夜的人不能睡觉，让母羊舔完羊羔喂过初乳后马上抱到蒙古包里；而白天放羊过程中生出来的羊羔就比较麻烦，出去放羊的人都身上背着接羔包，把在野外出生的羊羔放到包里，如离家不远，就送回蒙古包；如天气允许羊羔可以在傍晚回家时带回来。在羊羔不多时还好，回家后要给每个羊羔找妈妈，有的母羊很护羔，自己就叫着找，但有的母羊不叫也不找，这时就由人来找。这就要求认母羊。当年我们的羊群基本上都有一千只以上，公母大概各占一半，适龄母羊一般都在四五百只，所以要逐一识别母羊。刚开始我们都分辨不出羊的区别，而额吉只要看一眼就记住了母羊和羊羔的模样，能够在最短时间找出母子。有时还有生完羊羔的母羊跑掉了，不要羊羔，额吉总能根据羊的肚子和尾巴状况找出刚生完羔的母羊，然后唱“忒咕，忒咕”歌，最后总能让母羊认下羊羔。还有的羊羔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妈妈，额吉从不放弃，用挤出的羊奶或牛奶喂到羊羔能吃草。所以，我们的羊群一到傍晚回到家，总有一道风景线。当羊群离家不远时，大部分羊还在低头吃草，总有七八只大大小小的羊提前朝家跑了回来，边跑边“咩咩咩”地叫着跑到额吉家蒙古包门口要吃的。
　　我认羊和认牛的本事都是从额吉稻乐根儿那里学来的，开始接羔时，我记不住母羊的模样，有时在羊圈里抱着羊羔转好半天也找不到母羊，常常是额吉问我母羊大概的样子后，她很快就能指出母羊在哪里，还边指边告诉我母羊的特点，比如鼻梁是黑的，脖子是长毛，后背有不同颜色等等，我逐渐掌握了这些特点，也慢慢能很快为羊羔找妈妈了。

我们包六人与阿爸一家合

夜不能寐

　　大概是到达大队的第二年，即1969年底，我记得当时已在搞挖“内人党”运动了。也许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内心还是有些自卑，对于参加运动我能避开就避开，从不抢着去开会或参加活动，尽量留在浩特里放羊或下夜。我们浩特的浩特长岗布次棱、他的女儿阿尤西以及其他4位知青都到大队部去参加运动，是开会还是其它活动我已记不清了。额吉稻乐根儿、衣兵和我留在浩特里，衣兵放羊，我放牛，稻乐根儿下夜。因是冬季，晚上羊已全部圈在羊圈里，所以下夜已不像夏季那样辛苦，基本上可以睡大半宿的觉。当时，阿尤西是我们浩特的牛倌，她去队部参加运动，由我临时替她放牛。我们浩特的浩特长虽是岗布次棱，但实际上许多事情是由稻乐根儿说了算。我能放牛要得益于稻乐根儿当时比较喜欢我，她认为我认牛和羊的本事比较大，骑马骑骆驼技术也较好，所以让我替阿尤西放牛。牛在冬天时要早上放出去，天好时下午二点左右骑骆驼出去圈牛。常常几个浩特的牛会混合在一起，这时就要认识每头牛，再把本浩特的牛挑出来后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浩特。这是当时比较负责的牛倌的做法。也有不太负责的牛倌不是每天都圈牛回浩特。但如果夜里变天下雪和刮大风，当地俗称“白毛风”，牛群就会在夜里起来顺风而走，走远了就会找不回来。
　　我们浩特那个冬季坐落在离大灶火（这是地名，水源地）西南方向不是很远的小山坳里，四面都是不高的小山包，这主要是为了挡风，但是从外面要到浩特并不是太好找，常常是走到跟前儿才能看到蒙古包。如果错过了，偏离南北200米就常常会找不到。好在牧区的每个浩特的冬营盘基本上每年都不变，除非草场太不好会走场到远处的其它草场，那就相当麻烦。
　　记得他们去队部已有几天了，浩特里一切正常，每天早上太阳出来后，牛群最先慢悠悠、懒洋洋地启动了，先是小牛犊“闷儿闷儿”地叫着找母牛吃奶，然后其它牛也会跟着叫起来，常常是一些领头的骟过的大公牛最先开始慢慢地向外走。这时，我作为牛倌就要把头牛赶向我希望的方向，这取决于当天的风向、草场的状况，以及饮水否。牛群在冬天虽然可以吃雪解渴，但通常隔几天还是要到水源地大灶火去喝水。一般是牛群走后就打开羊圈放羊群出来，羊群走的方向与牛群的要求基本相同，只是羊群只要下过雪基本可以不用饮水了，吃雪解渴即可。
　　这天早上起来天有些阴沉沉，风力不太大，感觉有些寒冷。我们三人像往常一样做完早上的必修课，这时外面的牛群开始慢慢挪步了，我跑到外面想把牛群向东北方赶，好让牛群去喝水。赶走牛群后打开羊圈门，羊群咩咩地出来了，自己向浩特西南方向出发了。这时我发现牛群没有朝北面水源方向走，而是转向了东南向。我想去赶牛，稻乐根儿阻止了我，她说牛不渴就不用去饮水了，随它们去吧。我像往常一样在家里收拾蒙古包，化出够一天喝的雪水，打扫外面，抱回够一天用的羊粪砖放在蒙古包的侧面，留待晚上做饭和第二天早上用。做完这一切后，看外面天还是阴沉沉，风虽不太大，但感觉很寒冷。我穿好皮袍子，围上从北京带来的毛围脖，戴上知青发的棉帽子，出去走了大概有十分钟才抓到我骑的骆驼。
　　骑上骆驼后，我抽打着骆驼向牛群消失的方向跑去。这时我心中还没有任何不正常的感觉，因为有点儿顺风，并不觉得很冷，只是跑出去时间比平时找到牛群的时间长了点儿。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认为牛群可能因为近处草不多了，走得远了。我像往常一样跑到牛群最前方开始赶牛群掉头往回走，赶了一会儿，我看牛群在慢慢吃草，我就到旁边的山头上下了骆驼休息，我给骆驼拌上脚绊子让骆驼也吃草，我则坐在地上或慢慢溜达。平时这时我可以休息好半天，但那天不行。我刚下地没一会儿，发现牛群已掉头向东南继续走。我只好抓回骆驼又跑到牛群前面挡住，把牛群往西北回家方向慢慢赶，这次我不敢下骆驼了，一直赶着牛群。我发现牛群不爱往回走，这时我也感到天很冷，顶风时脸上有些刺骨的寒意，我时不时用手套护着脸来缓解。因为当天是阴天，无法判断时间，当时刚去插队不到2年，买不起手表，所以每天在外面放羊也好，放牛也好，基本上是靠太阳的斜度来判断时间。为此我们都学会了在野外判断时间的方法，即，找一根长度在十公分以上的小棍或草棍插入地里，人要在正北向看棍子的斜度，很像我们现在用的时钟，基本可以判断八九不离十。特别是下午，一般在三点左右开始把羊群或牛群往回赶。那天我估计时间已不早了，应该在下午三点左右开始赶牛群往回走，这时我发现牛群很不好赶，走在前面的公牛走一会儿就想掉头，后面的牛更是慢得不能再慢了，我只好骑着骆驼来回跑，赶了前面牛，再赶后面的。这样来来回回跑了不知多长时间，终于把牛群赶到离浩特比较近，但还有2、3里地，这时我发现牛群说什么也不肯走了，正好这时牛群到了一个头一年是营盘的地方，有的大牛甚至卧下了，我很着急，下了骆驼抽打卧下的牛，想赶它们回浩特。那时我刚接触放牛，一点儿经验也没有，很怕牛群不回去不行，怕稻乐根儿批评。但是，我在那里大概跑来跑去有半个多小时也没成功。没办法我只好骑上骆驼朝浩特跑去。这时，天已渐渐暗了下来。当我跑到离浩特很近的小山包上时，我发现稻乐根儿正站在蒙古包门前向外看，看到我回来了，她很着急地问我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告诉她牛群赶不回来了，她说不要紧，关键是羊群到现在也看不见，往常这时羊群应该在近处的小山包上出现了。她让我赶快去看看羊群到附近了没有。我顾不上多说抽打着骆驼向羊群早上走的方向跑去。我一直跑到西南一座最高的山头上，这时天色已开始昏暗，因地上有白雪还是能看到500米以内的东西，我在山顶上来回走了几趟就是看不见羊群的影子，这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我只好回浩特。稻乐根听到我没找到羊群，她也很着急，她让我先回包内喝茶，再商量如何办。我也是跑出去大半天没进食，浑身也冷得够呛，但想到羊群和衣兵下落不明，心里还是着急。
　　我喝了稻乐根熬好的奶茶，吃了点儿手扒肉，心里的寒意驱走了不少。在这段时间里，因浩特里只剩下我们3人，白天我和衣兵都要出去放牧，所以吃喝就全在稻乐根儿家。吃完东西后，稻乐根儿跟我商量怎么办，她说只有去把阿爸岗布次棱叫回来才能找到羊群和衣兵。只是当时天已全黑了，找岗布次棱只能去队部，稻乐根儿说她天一黑就不认路了，问我能不能认。我很着急，一听说她不认路，我就说那我去吧。队部我在白天去过多次，大致方向知道，晚上还真没走过，但当时也顾不上想这么多，只想找到人和羊群就好。我穿上皮袍，戴上帽子和围脖走出蒙古包，又牵回骆驼。等我上了骆驼，稻乐根儿很不放心，她说如果我找不到队部就赶快回浩特，不要乱跑。我答应了就抽着骆驼向队部方向跑去。夜晚的草原一片漆黑，真正是伸手不见五指。骆驼跑了一会儿后，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虽然漆黑，因地上有雪，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地面上羊群和牛群踩过留下的印记。我抽打着骆驼拼命朝着认定的方向跑，有相当长的时间就这样跑，看不见任何东西，这时我心里开始有点发慌，也不知方向对不对，走出去有多远，多长时间了。我怕这样跑一夜也找不到队部可惨了，这么冷的天在外过夜可不是闹着玩的，衣兵和羊群就更甭提了，衣兵一天没吃没喝，恐怕会冻坏的。就这样心里七上八下的继续跑着，突然我发现眼前能看见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道山梁，这时我知道方向没错，离队部已经只剩3、4里路了，翻过眼前的山梁就应该可以到了。果然，骆驼慢慢爬上山梁后又走了一会儿，眼前隐隐约约远远地能看见一片黑黑的、比周围深的东西，那里就是队部。骆驼也知道快到目的地了，不用抽打就加快了脚步。
　　到了队部很容易就找到了阿爸岗布次棱，他正在屋子里抽烟，听我说了情况后，他一点儿也不着急，还慢悠悠地抽着烟，吐着烟雾，过了一会儿才说：“今天这种天气跑不远，问题不大。”说完下地穿上毡疙瘩（即毡靴），穿好皮袍，戴上帽子，开始向外走。听我介绍时，还有几个女知青，她们到比岗布次棱还着急，一看老头起动了，也赶紧穿戴好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好像有礼周、靳伟、梁月冬，加上我大概有四、五个人。岗布次棱一出来，我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心想这下有谱了，羊群和衣兵都可以找到，不会出大事。我们跟着岗布次棱骑着骆驼一起向队部的西南方向慢跑而去。一路上大家都没说话，只听见骆驼踩在雪地上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声。我觉得跑了很长时间，感觉到翻过了浩特南边最高的山头，开始下坡了，这时岗布次棱放慢了速度，来来回回走了起来，这样向下走了没多久，远远看见坡下面不远处有黑乎乎的一片东西，我们知道这是围在一起的羊群，走近一看，果然是，衣兵牵着骆驼坐在羊群边上，这时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岗布次棱下了骆驼，一瘸一拐地走到衣兵身旁，笑眯眯地问为什么不回浩特，衣兵说临近傍晚时羊群说什么都赶不回去了，怎么也不肯翻山往浩特走，实在没办法，天黑了，只好把羊圈在一起，免得夜里走散丢失。大家都下了骆驼商量一下，衣兵已一天没吃喝了，我也放了一天牛，我记得是礼周、靳伟和梁月冬留下看着羊群，我和衣兵随岗布次棱骑上骆驼继续向南骑去。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想跟着老头就没错。骑行时间不长，看见远远的有3个黑黑的东西，到跟前才知道是2个蒙古包和包旁边的一个带蓬的牛车。这是谁家的浩特，当时我们并不知晓。下了骆驼，我们跟在岗布次棱后面走进了左手侧的蒙古包，开门时，包里有了动静，问了我们是谁，岗布次棱一说，那人赶快爬了起来，点上油灯。这时我才看清，这个包是大队蒙古族医生陈泽家，陈泽我见过，但没说过话，他的儿子是队里的仓库保管员叫万金那乐布，起来点灯的是陈泽的老婆（好像叫乌呼耐）。她赶紧点上火烧奶茶，一边干活一边与岗布次棱聊天，记得当时她说了好几遍“好勒嘿”（蒙文的“小可怜”）。很快茶烧好了，她先在碗里放了不少炒米，又从收起来的盆里拿出已冷透的羊肉切下几大块肥肉放到碗里，然后把滚烫的茶浇在碗里，最后又切一大块奶油放到碗里，这才递给衣兵和我，让我们快喝茶，暖和暖和。等我们喝了茶，身体也缓和过来，这时外面东方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那天我继续放我的牛，衣兵继续放羊，晚上都回到了浩特。
　　我在后来与陈泽家慢慢变得很熟悉，她的老婆乌呼耐是非常好的人，不论谁去她家，她都诚心诚意地款待。我和他们家的女儿其木格（即后来大队书记程哥力图的老婆）还成了好朋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那天是我第一次到她家。

浩特长阿爸岗布次楞与知青谈话甚欢

抓虱子

　　到了草原后，我们这个女生蒙古包先分到了与岗布次楞一家一个浩特。最开始我们住在自己的蒙古包里，白天两个人出去放羊，晚上一人下夜，下夜还要与额吉稻乐根儿轮流。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能骑马放羊，下夜也不难了。我由于爱运动，所以很快骑马有了相当的水准，开始愿意骑快马，特别是偶尔碰上老实的好马，那骑在上面奔驰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风在耳边忽忽吹过，马蹄有节奏地“哒哒”跑着，特别是同行的人被甩在后面，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在这种瞬间可以忘却一切，只有风驰电掣的感觉。当时天气也比较好，刚刚开始入秋，一切还算轻松。这是每年抓羊膘的关键时间，为了抓好羊膘，要找到好的草场，有时隔十几天就要搬家，逐草而动。这样就不能两个蒙古包一同搬走，太麻烦。我们知青两个人跟阿爸的包走，一人轮流放羊，一人与额吉轮流下夜，吃住都在他们包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住在牧民的蒙古包里。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蒙语口语进步飞快，很快各类生产生活用语我全部能听懂，也大部分能说出来，这时有些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这期间，唯一不适应的就是洗澡问题，秋季走场一个多月没有办法洗澡，不像在知青自己的包里还可以关上门擦澡。在牧民包里只能洗洗头，身上有时痒得不行，只能乱抓乱挠。在天气暖和时，到野外放羊，有时会解开蒙古袍，从衬衣里边可以抓到虱子。当找到虱子，用两个拇指对上一挤，只听到“嘎巴”一声，虱子瘪了，也死了，有时还有血，心中别提多痛快。好在那时额吉家还算干净，我们头上从没有长过虱子。
　　在这年冬天，已记不清为什么我到队部去住了一二天。只记得当时在队部有一个知青的房子，共有两间屋子，里边一间女知青去了后都在那里住，而且，有些从北京带来的东西，比如，箱子等不是急用的东西也存放在此，我记得我的箱子就存放在这里。后来，我把箱子存放到大队的仓库里，直到回北京上学才又拿出来。那间屋子在冬天是烧炕的，晚上睡觉很暖和，可能因为太暖和，夜里痒得我没睡好。第二天，我就向同屋人抱怨，她们说我应该看看是不是身上虱子太多了，我一想也对。当时我还保留着在北京冬天睡觉的习惯，衬衣外面还要穿上毛背心，这样才觉得不冷。同屋人说毛背心是最招虱子的，我脱下毛背心，举起来对着阳光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几乎所有眼到之处毛线孔里都是屁股朝外撅的虱子。我当时再也不敢穿它了，当时是冬天，在队部也没办法洗，后有人告诉说虱子最怕冻，把它放在外面冻几天就会死掉。我回浩特后把毛背心扔到蒙古包顶上冻虱子。只是这件毛背心在蒙古包顶上放了几天后，一天额吉稻乐根儿拿下我的背心说她要穿，我没好意思拒绝，从此，我再也没穿过它。这也是蒙古人的性格，她对你掏心窝，觉得你的也是她的。

我虽然从不能真正拥有枪
但也像模像样地背枪照相和摆射击的架势

我成了另类

　　我们1968年夏天到达大队，随后所有知青很快就开始参加生产劳动。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总之到草原后时间不长，队里开始整顿民兵，先是队里的牧民，主要是年轻人大部分都加入了民兵，称为基干民兵。只有一小部分成分不好的没有加入，所谓成分不好也就是牧主和富牧的子女，其实也没几个青年牧民。然后开始审查知青，第一批加入民兵的知青我的记忆中不是很多，主要是家庭出身好，没有问题的。虽然我们队的知青在当时真正出身红五类的很少，出身一般家庭的就算很不错了。民兵组织好了以后，很快组建武装基干民兵，这些民兵很快就开始进行训练，还发了枪。
　　这时我当然不能被批准成为民兵，因我父亲的历史问题一直没有结论。我当时也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情绪波动不大。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年多左右，大部分知青都批准加入民兵，而且牧主富牧（相当于内地的地主富农）的子女也成为了普通民兵。但这时我仍然不能成为民兵，与我同时不能加入民兵的还有男知青王雅杰，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并没有人对我解释，后来道听途说是我们家庭出身不能确定，是归黑五类还是普通出身，如高级知识分子等，所以不能接纳我们。当时我与男知青交流几乎没有，所以不知道王雅杰出身到底是什么。后来知道他与爷爷住在一起，他爷爷曾是刘少奇的老师，这样就可想而知了。到这时加入民兵对我来说已不可能做到无动于衷，我想不通，为什么牧主的子女都可以成为民兵，而我却不能，即使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没定性，那可以按黑五类子女对待，也应该成为民兵，我在劳动中的表现没有可以指责的，与牧民的关系也非常好。我很长时间对此事耿耿于怀，但没有对任何人述说。大概又过了半年时间，终于让我和王也成为普通民兵了。
　　在这段时间还有一件事与民兵有关，让我一直不能释怀。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楚，只是当时的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大概是民兵成立之后不久，公社组织武装基干民兵训练，我们浩特那时有李铁秋、衣兵和我在一个蒙古包，以及岗布次棱一家。当时李和衣都是武装基干民兵，那次公社集训她们俩都要去，而我却连民兵都不是。记得那是一个阴天，好像已快到冬季，因为我们浩特在大灶火南部的坡上，进入冬季营盘之前不久。那天她们在包里准备着枪，为集训而备的马也已拴在包外，成为武装基干民兵每人都有专门的好马。我一早出去放羊，知道她们快走了，我特意骑马回到包里，没过一会儿她们背上枪骑上马向东部公社方向出发了。我站在包外看着她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命运对我太不公平，我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这样对我。等看不到她们的身影后，我回到包里大声哭了起来。没有人劝我，也没有人安慰我，我只能自己面对生活和未来。
　　我加入共青团也是全大队知青中最后一个，我写过几次入团申请书，但由于家庭出身问题一直不被批准。对此，因为有了民兵问题在前，我已没那么难过，能加入就加入，不让就算了，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样活还怎样活，没有因这个问题影响我的情绪。

挤过牛奶后才让小牛犊去吃奶

当牛倌

　　1971年夏天大队重新分配工作时我申请当牛倌，这在当时知青中我是第一个女知青去放牛，我接手的牛群是一个原本不太好的牛群，因为前任牛倌不大负责，常常多日不去找牛群，让牛群很散，到处乱跑。这次接手牛群时，队里给了一个知青蒙古包，我和何淑兰（女一中高三）一起住这个包，何淑兰这时已当上了大队的兽医，她在浩特里还要给羊群下夜。
　　我接手后想了一些办法来控制牛群，经过大概2个月的时间，牛群基本走上了正轨，每天都按时到水边喝水，然后回到应去的草场。放牛对我来说开始并未有太多的困难，骑马对我而言不是难事，放牛还常常需要骑快马，每个牛倌队里分配有3匹马，而羊倌只有2匹，这正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放牛时间相对比较灵活，不用像放羊那样白天要一直跟在羊群后面，人被拴死了。放牛则不一样，特别是夏天草场好了以后，牛群基本上不用天天去看，有时可以间隔二、三天去都不会找不到。在这期间我可以干我愿意的事。在放牛这二年期间是我心情比较好的时段，民兵也当上了，也入了团，还没有开始考虑上学和回北京的问题，虽然已经有个别知青上了大学，但我认为那对我是遥不可及的事，也从未对此有过想法，所以在草原上心情很好。
　　放牛这两年间有几件有趣的事让我难以忘怀。第一件大概发生在我放牛的第一年快入冬时。那时我们浩特已经搬入冬营盘，在大队的最南边。从队部向南看有一排山峦，爬上这些山峦后再向南是连续不断的山头，大概骑马要二十多分钟就可以过了这些山头朝下走。从山顶上可以远远地看见从赛罕塔拉到阿巴嘎旗的公路。这年冬天我们浩特就在这些山头脚下，从蒙古包就可以看见公路上开过的各种汽车。这一年我和何淑兰都没回北京，天天看着汽车飞奔而过已无动于衷。在当年，每年到11月以后常常有呼和浩特、包头等地开来的各式汽车到我们生产队附近来打黄羊，大部分是吉普车，也有卡车，我们和牧民已经习以为常。进入冬营盘没多久，有一天下午从公路上朝我们浩特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到了浩特门口，下来几个人，原来他们是来打听在哪里可以打到黄羊。他们没想到碰到了北京知识青年，于是到我们包里坐了一会儿聊天。当年黄羊还是比较多，夏天我们经常可以看见，从远处看有时会与自己的羊群搞混，但黄羊群从不到南部来，可能汽车声阻挡了它们南下。这些人是哪里来的我已经记不得，印象中穿着都像现在的公务人员，外面都穿绿色的军大衣，但是他们带着枪，好像是半自动冲锋枪，我对枪是外行。聊天中间我向他们介绍了黄羊大致应在的方向，主要是朝西北方向，那里基本没有浩特，地势相对比较平坦，可以开车。打黄羊都在晚上进行，白天汽车也追不上。晚上一旦发现黄羊打开大车灯一照，黄羊基本上在车灯灯柱里跑，这样就可以用枪打了。与他们聊着天，天色也渐晚了。这时，他们有一人突然提出让我给他们带路去打黄羊，我毫无准备，但一想也行，我还真没看过打黄羊。于是，天一擦黑，我坐上他们的吉普车向西北方向驶去。我坐在前排的副驾驶座上，吉普车的天窗打开，后面的人可以从天窗向前射击。我带着吉普车向西北跑了很远，那天夜里的黄羊不是太多，跑了一夜大概也打了近十只黄羊。我脑海里留下的只有黑夜里车灯前蹦蹦跳跳的黄羊，然后头顶上枪声不断，时不时车停下来把打死的黄羊搬上车后备箱。这样跑了一夜，到天蒙蒙亮时我们回到了浩特。
　　他们临走时坚持给我们留下一只黄羊。白天我和何淑兰把这只黄羊收拾好，切了半只给浩特另一家牧民（名字我忘了，只记得那家男主人眼睛不太好，老婆很厉害，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有点儿弱不禁风，不会干活，放羊主要是那男的）。晚上我放牛回来，何淑兰已经剁好了黄羊肉馅，我们两人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黄羊肉馅包子。谁曾想半夜里我开始肚子难受，七上八下折腾，最后吐得一塌糊涂，把吃得所有东西全吐出来，最后直吐绿水，苦的要命，后来知道这是吐胆汁了。那一夜我把何淑兰也折腾的够呛，她一直在照顾我，没法睡觉。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吃黄羊肉了，剩余的肉全给了牧民。这就是我打黄羊的“后果”。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那年冬天。大概是来年的1月份的一天，白天一直阴沉沉，风不太大，但比较寒冷，晚上牛羊按时回家，羊圈在圈里，牛群像平时一样卧在羊圈南面。夜里起了大风，也就是我们称呼的“白毛风”。早上起来，蒙古包里的水桶里的水已经冻成了整坨，不像平时中间还有水，可见那天夜里有多冷。我到外面一看，羊圈前的牛群基本没了，只剩几头牛在那里瑟瑟发抖。我心里一沉，这下麻烦了，牛群跑到哪里去了，我能不能找到都是未知数。吃过早饭，我抓了骆驼顺着风向朝东南跑去。跑了比平时远2倍的距离，跑到了当时的邻近五队（我所在的是二队）地界里，在一个有芨芨草的沙窝里找到了牛群。看到牛群我松了一口气，抽打着骆驼把牛群往回赶，边赶边仔细看，发现牛群总数不对，还少大概二十多头牛，主要是母牛。这时我已没办法，只好先把大部分牛赶回家。回到浩特，我把牛群交给何淑兰替我看着。第二天，我去了队部，请队里帮我想办法出去找牛。我一人已没胆量出去找，因为不知道要走多远，哪里有人家也不清楚。大队派了苏和巴特（他是东北蒙族，会说蒙文，也会汉话）陪我去找牛。我告诉了他在五队找到大部分牛群的地点，他说就顺着这个方向朝东南走。我们两人骑着骆驼朝阿巴嘎旗所在地的东南方向跑去。
　　这次出去找牛是我到草原以后第一次自己出远门，而且目的地还不明确，出发后我的心里一点儿底也没有。我与苏和巴特不熟悉，刚走的第一天，一路上我俩的话不多，不时向沿途碰到的牧民询问有无不认识的牛群。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了一个蒙古包里，我已记不得是到了哪里，只记得晚上吃饭时那家包里的女主人问苏和巴特，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和他一起出外，我记得苏回答说我是北京知青，现在找的牛群是我的牛群。那个牧民听了觉得很惊奇，她说从穿着和说话一点儿也看不出我是北京知青。这大概算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状况。找牛的第二天也没有结果，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旗所在地的东南方向，晚上我们在一个大队的队部住了下来，当时各大队队部大都有汉人，所以这个晚上我们住在队部的房子里，吃的队部的饭。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去继续找，而且商量了如果那天也找不到牛群就不找了，因为认为牛群不应该走如此远，可能是我们的方向不对。那天上午太阳已较高时我们正在一片平原上往旗所在地方向一看，远远的看到一个山坳侧面有一些黑点，像是牛。我们俩打着骆驼快速地向北面跑去，等离目标还有些距离时我已看出那是我丢失的牛，心里别提多高兴。我们赶着这二十多头牛往回走，第二天回到了浩特。
　　这次找牛回来后，我发现牛群里还是少了2~3头老母牛，但在当时我已尽力了，也只好接受事实。牛群丢失是发生在年初，到了这年夏天，我们浩特搬到了大灶火的西侧平原上，大概已到了夏天6、7月，有一天早上天有点热，我正在挤牛奶，浩特南侧坡上我的牛群比平时早些正在向大灶火水边走去，大牛群过去后，我突然发现离牛群大概50米远的后面还有七、八头牛在慢慢地向水边移动，仔细一看，我丢失的那两头母牛在其中，还有一头我不认识的母牛，另外还有几头2岁的牛，是母牛头一年的牛犊子，以及当年出生的正在吃奶的小牛。我高兴极了，没想到老母牛真能认家，走失了半年多居然自己找回来了，还带回别人的母牛。随后我把这几头母牛赶回了家，把小牛留在浩特里，这样就可以挤牛奶了。带回来的母牛非常漂亮，通身是浅灰蓝色，非常温顺，还是改良母牛，奶水非常多，真是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这也印证了牧民们说的老马、老牛都识途。据说这是因为水好，牛马都会记忆好的水源地，每个季节饮水会在不同的地方，到了这个季节都会找原来的水源地。

冻伤

　　在草原插队7年时间里，还有一件大家都熟悉或不能忘记的经历就是冻伤。我有记忆的冻伤很有意思，全是在我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却被冻坏了。到了草原后冬天真是天寒地冻，大家心里都明白要非常小心，一旦冻坏了很麻烦。所以平时出去放牧时，我都是脚上穿上给知青发的毡嘎达，这是一种牧民特有的冬天穿的类似皮靴子，只是比皮靴要难看得多，高矮与皮靴相同。它们完全用羊毛打出来的，全新时就像穿上了铁疙瘩一样很硬很硬，走路感觉脚打不了弯。一般要穿一个月后才开始可以软一些。脚上除了穿北京带去的线袜子，还要穿上一双厚棉袜再蹬进毡嘎达里。上身穿毛衣，下面穿发的老羊皮白裤子，虽然很膻，但却非常保暖。外面穿羊皮蒙古袍，腰上系上腰带，这样风就刮不进里面了。我头上先戴上北京带去的厚毛线围脖，再戴上发的皮帽子。就这样全副武装在外放牧一天常常回家时全身还是冻透了的感觉。
　　有一冬天，我去大队部办事，中午到了队部，那天天气还好，是个晴天，到了队部边办事边与知青聊天玩耍，很快就到了下午三四点，那天我必须返回浩特，一看天有点晚了，我赶紧去抓我骑的骆驼。走到外面一看，我的骆驼还不远，大概也就五六百米的距离，我就向它走去，我头上只围着北京带去的毛围脖。走的路上我就感觉到耳朵向针扎一样，我没在意。等我把骆驼牵回来，拴好骆驼一进屋，脱了围脖一摸耳朵发现已崩崩硬冻坏了，赶紧跑到室外抓把干净的雪使劲揉耳朵，直到耳朵被雪揉软了才敢再进屋。
　　还有一次是我放牛的冬天，也是大晴天，我去队部办事。我所住的地点在队部正南方，大概有个十里路，要翻过二座山，我们的浩特在山脚下。我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爬上山头，从山头上已经可以看到远远的队部的房子像小积木块一样趴在远处的平台地上。我抽着骆驼快跑下山。到了队部，我把骆驼拴在柱子上就进了队部的食堂，当时到了队部知青都习惯性先去食堂暖和一下。结果，我刚进去，食堂做饭的老李头就马上轰我“出去，出去！”我很奇怪，老李头这是怎么了？他对另一知青说：“快去弄盘雪来，马明脸冻了！”我这时拿手一摸脸，才发现两个脸蛋都硬崩崩的，又冻坏了。我赶紧用雪使劲揉，直到脸逐渐变软为止。其实那天不是最冷的天，但是我一直迎风骑，还要翻过两个山头，所以脸才会冻。幸好用雪揉化了，过了一年脸上就没有疤痕了，否则不是要破相了。

夏天我骑马放牛是最美的事

我们的小马驹

　　在我放牛的第二个春天快结束时，记得那时我们的浩特在大灶火附近，接羔已接近结束，只是隔三差五还会有一、二个小羊羔生下来，这时的草已经返青，母羊奶也比较充足，所以新生的羊羔不大需要照顾。每天除了正常的放羊和放牛外，其它生产活动还都没开始，人感觉也放松了。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上午我和何淑兰正好都在包里，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赶快来到包外一看，是队里的老马倌单德布，他还骑在马上，手里拿着套马杆，套马杆前头的套马绳里还套着一头小马驹，他让我接下小马驹，我搂住了小马驹的脖子，老马倌这才下了马。这时何淑兰也来到包外，我们还都不明白老马倌要做什么。我把马驹拴住后，老马倌和我们都进了蒙古包，我们先给他倒了奶茶，他坐下边喝茶边开始讲小马驹的故事。原来是他的马群与其它马群混合后，发现多出了2匹小马驹，他与其它马倌沟通后，别的马群也没发现丢了马驹，已快一天了也没找到母马，老马倌是个很负责的人，一辈子放马从没出过大错，对马有特殊的感情，如果他不管这2匹小马驹，它们就会饿死。没办法，他只能自己想办法。他知道我放牛，可以多抓几头母牛挤牛奶，所以他把其中的一匹小马驹送到我们浩特，请我们来养，我和何淑兰没犹豫就留下了小马驹。另一匹小马驹被老马倌带回家让他老婆养去了。
　　我们的小马驹是匹小母马，很漂亮，通身是土红色，四个小蹄子上有一点儿深棕色的毛，鼻梁挺拔，眼睛很大，神采奕奕。来到我们手里时，小马驹刚刚出生不到2周，对人还没有反感。我们马上就给它喂了牛奶，一开始它还不太会喝奶，大概是吸吮奶头习惯了，我和何淑兰把牛奶放到小盆里，不断地把奶盆举到小马驹的嘴边，一个人还抱住马驹的头让它嘴不断地触碰到牛奶，小马驹大概也饿了，没一会儿，小马驹就开始用舌头吸吮牛奶了，虽然有些笨拙，但慢慢的能喝到奶了。喝完奶后，我们怕小马驹跑掉，还用绳子把它拴在我们蒙古包边上。
　　小马驹就这样开始了与我和何淑兰的共同生活。没用二天时间小马驹就完全会喝奶了，我们按着小牛犊喂养的办法，每天喂奶两次，早晚各一次。一开始每次用小盆喂，还不加水，是纯牛奶，给半盆就够。小马驹长得很快，每过一周奶量就要加大，同时在奶里还要加水，一开始加三分之一的水，等过了一个月，已经加三分之一水都不够小马驹喝了，盆也换成大脸盆，一半奶一半水，每天还是两次。
　　小马驹被拴了二、三天，我们就不拴它了，让它自由活动，我们发现小马驹并不远离蒙古包，总能在我们的视线以内，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小马驹慢慢地已不需要我们看着了，早上等我们挤完牛奶后，小马驹往往已自己跑到我们包门口等着要喝奶。我们在包里整理牛奶时，小马驹有时等不及了，两条前腿进到包里，急不可耐地要喝奶，我和何淑兰赶紧上前把它轰出去，把门挡住，赶快准备好喂它的奶。晚上喂奶前如果小马驹还没回来，我们就会大声打嘟噜“德勒德勒德勒”，一听这个声音小马驹马上会飞奔回来，很是可爱。我们浩特当时有两个蒙古包，小马驹却从不去另一个包要奶喝。
　　慢慢地小马驹长大了，虽然我们没给它起名字，但它还是认识我们俩，只要我俩在它身旁，无论在马头还是尾部，它都会很温顺，任由我俩抚摸它，耳朵一动不动（马的耳朵向后背表示它不高兴）。到了夏天天热以后，中午最热时，为了躲避正午的酷热和酷热下的苍蝇，小马驹会把头部和脖子伸进我们包里，等下午凉快一点儿才离开去吃草。在这时如有人要进蒙古包，小马驹会表现出不高兴，耳朵向后背，腿也不停地动，我俩只好起身抓住它，好让人进来。
　　在养小马驹期间，不知从何时开始，小马驹愿意紧随何淑兰当兽医用的一匹马，这是何淑兰个人的骑马，也是土红色，鼻梁上有一白点，这匹马的身材很好，马也温顺。为此，那年夏天何淑兰几乎没换马，为了让小马驹有个伴儿。何淑兰要出远门时，我要事先把小马驹拴好才行。每天早上要喂奶时，只要我俩“德勒德勒德勒”的一叫，不管多远，小马驹都会风驰电掣地跑回来，看着它飞奔回来心里真是高兴。
　　这年夏天我俩除了喝奶茶以外，没有做任何奶制品，所有挤出来的牛奶全部喂给小马驹喝了。虽然如此，但我俩心里很高兴能养活养好小马驹。我俩的小马驹从体型和毛色上都不比马群里的同龄马驹差，这是看过小马驹的牧民的评价。
　　慢慢到了深秋，这时牛奶已挤不出多少，小马驹整天都在蒙古包远处吃草，我们还是把牛奶多兑些水来喂给它喝。有一天，老马倌来到我们包说天已很凉了，牛奶也不多了，小马驹可以送回马群了，他打算把我俩养的马驹和他家的马驹一起放回马群。我俩同意了，何淑兰把她的骑马也放回马群给小马驹作伴。后来，我在马群喝水时去看过小马驹，我一打嘟噜，小马驹还从马群中出来看着我。后来听老马倌说，在那个冬季草场快没时，大马群走场前，他把这两匹小马驹都牵回他自己家的冬营盘（当时他家冬营盘已盖了房子），补充一些草料和粮食，最后我俩的小马驹活了，他家的小马驹没能熬过那个冬天。

兽医在给羊儿打预防针

我当上了兽医

　　1973年夏天，从旗里传来消息要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此之前，1971年我队已经走了一名知青当上了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她是如何办成此事的，我并不知晓。只知她在队里干了不到一年就借调到旗里，好像后来就是从旗里直接上学了。当然，她是干部家庭出身，应该算是红五类子弟了。1973年是正式在知青中公布招收工农兵学员，条件是当然要出身好或清楚、个人表现好等等；另外，还有所谓出身不好的家庭有二个以上子女在旗里插队，表现好的可以有一人上学，以体现重在表现的党的政策。所以，这年夏天队里上学的队友比较多，我记得上大学的有4人，上中专的有1人。紧接着秋天，北京来招原老高中的插队同学回北京当中学教师，队里又走了一大批高中队友。在此之前，还有一些知青由于各种原因单独离开了大队。有人回了北京；有人去了父母所在的五七干校；还有人到旗里或公社里工作。这时队里剩下的北京知青已不多了，大概也就四、五个，五、六个人。
　　与我同住一个蒙古包的何淑兰被内蒙古工业学院录取了，她从1971年就开始担任队里的兽医。她走之前就与我商量，希望我能接任兽医工作，这样对我今后的出路有益，时间灵活，不必天天都在野外奔波，可以有时间看看书，准备离开。
　　这年秋天，我交出自己的牛群，正式走马上任兽医。我仍然住在原来的蒙古包，我是浩特长，牛群交给牧民江布应放，羊群由与我同住的后来插队的阿旗知青放牧，江布应的老婆、另一名阿旗知青和我三人轮流下夜。
　　兽医工作主要是春天接羔时忙。当羊羔下得多时，管理不当常常会有部分羊羔拉稀，特别是在突然变天情况下，病情会严重。这时我这个兽医就要各个浩特转，发放药物，检查羊羔的状况。因我也放了三年羊，对母羊和羊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从稻乐根儿额吉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辨别正常羊羔的知识，对有病的羊羔如何处置，哪些羊羔是奶吃多了造成的拉稀，哪些是属于病态的拉稀，如何鉴别可能传染的拉稀等等。这些知识对我从事兽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个期间我常常需要住在牧民蒙古包里，牧民们对我都非常好，遵从我的指导给羊羔吃药，印象中主要是吃黄连素类药较多，也有抗生素，还有助消化的酵母片。当看到和听到经我指导的羊群接羔顺利，成活率很高时，还是很有成就感。
　　夏天兽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药液洗羊。每年入夏后羊群中总有一些羊会长癣，长癣部位皮会很硬，羊毛脱落，影响羊皮质量和羊毛产量；还有些羊会在尾巴上长蛆，洗羊可以减少长蛆的羊数。洗羊是一项简单，但又累又脏的活，大家都不喜欢，但每年都必须完成的工作。作为兽医主要是发放药物，其实就是成袋的六六粉，在洗羊池中倒入六六粉，按照比例对上水即可。费力的是把羊群赶入池中，有时有些体壮力大的骟羊会在逼急时突然跳起来，冲出围赶的人群（所谓人群也就是十来个人），后面的羊会跟着全部跑掉，大家只好重新赶羊。这样，有时安排好上午洗二群羊的，只能完成一群了。下午过了二点以后基本不洗了。一是要保证羊洗过后一定要晒干，二是保证羊群正常吃草量。在洗羊过程中，我的任务是观察水中的药量够不够，不时向水里倒整袋的六六粉。刚刚洗完的羊群远远看去就像土黄色的黄羊群，要过多日才能恢复白色，除非下雨。这项工作我常常在整个大队跑上一二周左右。
　　兽医还有一项较多的工作是给马牛羊打预防针，基本上在夏天和秋天。兽医使用的针筒与人用的完全不一样，这种针的外面是不锈钢套，套的侧面是掏空的，可以看到玻璃针管，玻璃上标有刻度，针管里面有带橡皮塞子的推杆，推杆是金属制，推杆上有螺纹，推杆上有螺母，一般螺母转一下就是5至10毫升药水，橡皮塞子可以保证药水不会泄露。在使用时，先灌满药水，大概一针筒可以有50毫升，可以给10只牲口打。用食指和无名指夹住针筒，大拇指压住推杆的后部，中指放在螺母上，打针时先用中指松动螺母一圈，然后一针打下去，同时大拇指下压，药液就打入牲口的体内了。动作一定要快才行，有时推药一慢，牛向前一窜，药液撒在外面，还要想办法重新打。这样，每年还是会有少部分牲畜会漏打预防针。马群的预防针主要是预防马鼻疽，每年马群打马鬃时，我就拿着针筒一匹一匹的注射。牛羊群的预防针我记得是预防炭疽病，相比较马群，给牛注射简单些，只要把牛群赶进围栏里，一人手上拿着湿牛粪，往牛屁股上一抹，牛还没反应，我一针扎下，同时推药，马上拔出，这时牛才痛的向前一窜，我们已经打完针了。羊群的预防针与牛群相似，只是更容易，羊是任人宰割的，只是羊群数量太大，每年打完针，手指都会磨破。
　　做兽医二年期间有一件趣事记忆深刻。好像是在我当兽医的第二年夏天，一位跟我比较熟悉的马倌找到我，说他的一匹老马在脸侧面眼睛下方长了一个肿物，让我去看一下，想办法处理，因为那个肿物影响给马上嚼子，这匹老马很老实，是放羊的孩子和老人常骑的。其实当时我也没多少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和诊疗办法，只是有时间读读何淑兰留给我的兽医书，连兽医培训班都没参加过。但是我胆子很大，而且大队的马群有四个，坐骑马很多，不怕治坏了，了不起损失一匹马而已。我背着药箱，还带上了刀子和烙铁，与马倌一起到了马群饮水处。把马抓过来一看，用手捏了一下，那不是肿物，就是个瘤子。我与马倌一商量，没有药物可处置，只能恶治，马倌也同意了。马倌有二人，又在井边找到一人帮忙，他们把马摔倒在地上，一人压住马头，另二人压住马身子，我提前在边上烧上火，把烙铁架在火上，拿出随身带的刀子，走到马头的上方，用刀子快速割下那个瘤子，血一下窜了出来，我马上拿起烧热微微发红的烙铁一下子按在伤口上，这时烙铁四周呲呲地冒出青烟，马在挣扎，但没起来。过了大约三四十秒，我拿起烙铁一看，伤口处已黑黑的，不流血了，我又在伤口上涂抹了一些消炎药，治疗结束。过了一段时间，我碰到那个马倌询问那匹马的情况，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那匹马彻底好了。我后来也见到那匹马，伤口处有个疤痕，不长毛，其它无恙。真是不可思议，我这个蒙古大夫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居然也治好了瘤子。
　　在我当兽医期间还有一件至今难忘的事，现在回头看，也就是当年我年轻，胆子大，从不考虑后果，加之草原医疗条件虽落后，但是致病菌少，我所做的事没有产生不良后果。由于我当兽医时，原来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已全部都离开大队了，盟里来的知青刚当赤脚医生时间不太长，经验尚有限，且全队巡视也忙不过来，常有牧民请我帮忙治病，通常我也只是开开药而已。一天我到队部办事，一在队部的东北蒙族牧民（好像名字叫白音统格拉，他还有汉名，我已忘记）找到我，让给他打针，当时我也没仔细问是什么药，怎么打就同意了。因为在此之前肌肉注射我已做过。等他把药和针都拿来，我才知道要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和另一种药，这时我已不好推脱，也不愿意说我没做过。一边把他拿来的注射器放在锅里蒸消毒，一边脑子里琢磨着其他赤脚医生如何静脉注射的过程。待到注射器消毒完以后，我把药和葡萄糖兑好，让他伸出胳膊，在靠近胳膊肘找到最清晰的静脉血管处消毒，然后一针扎下去马上见回血，把一管（大约20毫升）的药慢慢推下去，随后拔出针，一切顺利。第二、三天，又如法炮制。他的病居然好了，对我感激不尽。要知道，我当时连橡皮管都没有，也没绑住他的上臂就静脉注射。现在看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万一出错，后果不堪设想。大概也因为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静脉非常粗和清晰，才使我能顺利注射。

与北京、锡盟和阿旗知青在聊天
后来的知青视我为大姐

草原狼

　　到草原以后不久就听牧民和汉族老乡们谈论到狼的问题。开始觉得新鲜好奇，很想看看真实的草原狼是什么样。但是，阿爸说这可不是好玩的，近些年，草原上狼已经不太多了，在五十年代初期狼很多，常常袭击羊群，特别是夜里，那时下夜的人非常辛苦，整夜在外面巡视不能打盹，就这样还常常会有羊被叼走或咬死，所以各个浩特都养了好几条狗来防狼。
　　我们来到草原后几乎没听说狼咬羊的事情。大概过了二年左右的时间，夏天突然全大队传开了，大队西北部的浩特在很短时间里有二个浩特的羊群在夜里丢失了羊，地上还留下血迹，应该是被狼袭击了。发生了这类事件，大队就要组织牧民们打狼了。我们知青一听此事都非常兴奋，想看看怎样打狼，最好还能参加进去。很快队里决定了打狼的日子，同时让大家尽可能参加，要求大家骑上自己的好马。终于，打狼的日子到了，早上大家像过节一样骑上头一天抓回来的自己最好的坐骑，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地向大队西北方向跑去。大概有三四十人左右一同骑马朝同一方向跑，看起来还是很壮观，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以男性为主，女性参加的人少一些，其中以女知青多些。还有几位年长的牧民才是真正领头人，由他们决定如何打狼。大家朝西北方向慢跑了很长时间，已经跑到离我们大队浩特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看就是无人放牧，也无人过路的山坡地，草明显比浩特周边要高不少，远远望去有些苍凉。这时，那几位老牧民让大家停下来进行分工。首先，他们从骑马的人群中找出骑着快马的人，向他们布置每个人等待的位置，基本上一人爬上一个小山头上下马等，每个山头大约相隔不到一百米，由西向东排，南北两个山头各留一人，南北山头的间距大概有一百至一百五十米左右，相邻山头的人互相可以遥望，这样逐渐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在山头上留下了大约二十多人。其余的人都跟着几位老牧民向东继续行进，又走了一会儿，老头让大家掉头平行散开，每人间距二十米左右，从东向西慢慢推进往回走。这叫赶狼，在去的路上我问过牧民怎样打狼，才知道先要找到狼，然后把狼赶进圈子里，然后由坐在山头上骑快马的人按顺序轮流追，直到狼跑不动为止。留在山头上的人就是追狼的人，其他人是找狼和赶狼。狼的藏身地点由老牧民根据经验和前期狼出现的地点来定，再制定打狼的地点和范围。那天花了很长时间找狼，但是没找到，最后又回到了原地。虽然狼没找到，但是大家骑马凑到一起不容易，许多人还骑的快马，回来的路上就开始赛马了，远远望去是马蹄哒哒，人欢马叫。这次打狼虽然无功而返，但是以后再无羊被咬的事情发生，真可能把狼赶走了。
　　我在草原七年期间还发生一件与狼相关的事，大概是1971或1972年夏天，我已经在放牛，与何淑兰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一天突然获悉我们浩特北边的另一浩特牧民高特布逮住一窝狼崽，我们特别好奇，就骑马去他们浩特看。到了那里，看到一窝狼崽好像有5只，都很小，眼睛还没睁开，高特布是位有经验的中年牧民，他说应该出生还不到一周。我问他怎么发现的，他是当天早上在远处西边赶牛时发现的狼窝，当时没有母狼在，他就把狼崽全部抱回来了。说实话，这些小狼崽非常可爱，圆圆的身子，小腿很短，浑身没有毛，青灰色，吱吱叫，与小狗崽没有区别。高特布在他家蒙古包外面挖了一个小坑，把这几只狼崽放到里面，没有喂食。我看到后非常喜欢，想抱走一只回去养，高特布说“那可不行。”他说，只要狼崽稍微大一点，它就会咬羊，哪怕你喂熟食，本性也改不了，千万不能养。我说，那这么饿死它们吗不是太残忍，高回答，没有办法，只能饿死。否则长大了会伤及到羊群。听他如此一番话，我也只能放弃。当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浩特里都能听到西边远远的地方隐隐约约有狼嚎声，虽然不是很清楚，看来母狼是嗅到了狼崽的味道，但是又不敢近前才在远处嚎叫，母性是动物的本能。过了几天没有了狼嚎，那几只小狼崽也走完了短暂的一生。

上学之路

　　1974年夏天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有了头一年的经验，在招生前我与小哥马袁通信联系过，如他打算上学，我就不报名了。马袁回信明确说他还不打算离开牧区，还没有上学的想法，让我报名。从1973年以后我已下定决心要离开草原，最好是能上学，大学更好，实在不行中专也勉强。在此之前，盟里和自治区曾经来招工，虽然可以报名，但我不大愿意这样离开，我内心还是更想上学。所以1974年一开始招生我就报名了。当时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无结论，还不知政审能否通过。但是我们是兄妹两人在牧区，同时都表现很好，小哥还是盟里知青先进代表，所以我对上学还是抱有很大期许。报名后按通知到旗里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虽然知道是走形式，我还是认真准备了很久，考试成绩也还不错。考试后我又回到大队继续生活，没有考虑太多。等了大概半个月，有人给我带来消息，说在旗里和公社发布的黄纸录取榜上有我的名字，我被内蒙财贸学校录取了。我听到后心里不太满意，因为在我报的志愿里根本没有这个学校，我还在做着中学时期的美梦，觉得在学校喜欢数学，想学理工科或医学。可是从此以后再无任何消息，按说出了黄榜，应该很快就发录取通知书了，我一直在队里干活，也没出去打听。等到过了有一个多月，我听说有人已经动身上学去了，才想到我这里是不是出了问题，结果一打听才知道，我的录取名额被人走后门给替换了，找的理由还是出身问题。在此期间我还办了一件蠢事，知道黄榜消息后，我以为没问题，马上给远在河南平舆干校的母亲发了一封电报告诉我要上学了。结果母亲等我后续消息一直没有，很着急，一直到一个半月后收到我的信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母亲回信叮嘱我以后办事要有确切消息再告诉她，免得他们着急。
　　1975年夏天又开始招生了。这年我有了准备，同时也碰到了贵人。从春天开始我一边复习功课，虽知考试成绩无关紧要，但仍不愿意轻易放弃，也不想成为其他人抓我的把柄；一边随时打听招生的消息。这段时间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公社所在地，在公社管理知青的老郭家打听消息，还到其他在公社工作的北京知青处坐坐。一旦得到准确招生消息，我立刻到了旗里，在那里参加考试，考试后留在旗里等消息。随后又随招生办的徐阿姨去了盟里。在这期间如果没有阿旗招生办徐枫阿姨的鼎力相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上学。在旗里等消息时，徐阿姨告诉我她仔细看了我的档案，我被来招生的老师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政审，出身问题，她说，一看我档案，家里的海外关系怎么那么复杂，有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的海外关系，还有台湾的亲戚，她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海外关系，但是她让我放心，她说不是还有党的政策重在表现吗，我们兄妹俩都表现突出，强调这点才行。在那个年代，又是在内蒙这种偏远的地方，听到海外关系都要吃惊，别说还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甚至还有台湾的亲戚，吓也把人吓死。到了8月中旬，我听说其他人的录取通知都发了，我这里还是没有消息，又去找徐阿姨，才知道，已经到最后发通知时，北京来的招生老师还想把已填好我名字的通知书改名字，是徐阿姨的坚持才没有成功。我真是几经周折才能回北京上学，徐枫阿姨是我这辈子的恩人啊，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本文由马明女士赐稿并提供照片，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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