榛子：嫩骨头

┃Personal History

嫩骨头

© 榛子／文

　　已经是十二月了。父亲骑车送我去车站。那是个薄阴天，路上没什么人。过了粮库拐弯儿，看到何老师他们在前边走。父亲跳下车，喊他一声。何老师回头一看，点点头没言语。我们就跟在后头走。检票的人不多，我跟在何老师后头，往检票口挪动。何老师回头看看我，也不说话。
　　我对上北京这事儿没有兴奋感。说不上那些日子我的感觉哪儿去了。我上北京干什么呢，我革谁的命，我取什么经，我看大字报有什么用？一个少年的感觉，不知不觉中毁灭了，找不着了。
　　也真是天意。车站广播突然响了，播送国务院《关于停止革命大串联的通知》。全文不长，意思天儿冷了，暂时停止一切革命大串联，明年春天步行串联。检票员看过何老师他们的介绍信，放行，正好《通知》播完，咔，检票口门儿关上了。
　　我提着行李低下了头。何老师还在站里往外看。我转身朝向父亲。夕阳透过薄云，映出一地黄光。我松了一口气，想回家。
　　父亲脸色大变，转身向候车室走去。他掏钱买票。少年的极度失望刺激了他，这个旧军人发怒了。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七八块钱，够一家人一礼拜的伙食费。

　　我孤独地上了火车。车厢里人不多，找了座位坐下，看着窗外发呆。我没去找何老师。也不想此行何去，会怎么样。在叶柏寿倒车。在承德倒车。我也没心思给旅客倒水。天暗下来，越来越黑。车轮声越来越响，满地都是，满天都是，满耳都是。车轮声像踢门。这半年的变化让少年难以消化，梗在心头。
　　我都没想去找何老师，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这半年全校同学奔向天南海北。确实有大年级同学，出发前讨论到哪玩儿好。看看祖国大好河山，全国青少年的心在腾飞。
　　我是沉下来的那一粒砂。
　　隔天下午，车到西直门站。城墙给我古老的历史感。我把行李扔在候车室长凳上，出门儿打听去北京大学怎么走。排队，上车，奔北大。北大有红卫兵接待站，再排队。接待我的估计是大学生，清秀的姐姐。问我要介绍信，我只有学生证。
　　你一个人？
　　是。
　　她可能猜到我属于出身不好那类，但没有变脸。
　　你为什么要到北大来呢？
　　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好，聂元梓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这些话从一个不懂屁事的男孩子嘴里说出来，可能不招人讨厌。她抄起电话：医院，你们那儿还有铺位吗？
　　我暗自惊讶，连医院都住人了。
　　没有。再打，二院，你们那儿有铺位吗？有，好，给你们安排个内蒙的小同学。
　　原来是一院二院。
　　一院二院又称红楼。三层的红砖小楼，小院很安静。办好手续来到住处，一间大屋，两排稻草铺。东墙两扇大窗，南墙两扇大窗，北墙没窗，不像教室，可能原来是教研室。北大的红卫兵，大概到全国各地播撒革命火种去了。
　　灯光昏黄。凭着领的饭票菜票去食堂，伙食真心不错，肉不肉的不说，炒菜油大。吃饱了想起我的行李。再奔西直门，路上想到父亲常说的，小懒大麻烦。
　　西直门火车站的候车室，也是灯光昏黄。微黄的灯光给你温暖。没什么人，我拿眼睛一溜，沿墙一圈的长凳，哪有我的行李。那是一条灰毯子捆着的，里面一条薄被，一盒旅行象棋，一个笔记本儿。象棋是在火车上买的，黑子儿红子儿，木质轻薄。笔记本儿上字迹不多，是我排遣不了的郁闷：我出身于一个反动军官的家庭……
　　会有人看到我的日记吗？
　　女服务员穿蓝制服，戴蓝大盖儿帽。我对她说，我的行李放在凳子上，丢了。她问，多长时间。我撒了谎，说上了个厕所。我知道，把行李一扔几个钟头是不可原谅的。她说你跟我来。我以为有人交给车站了，心里一喜。
　　她把我领到行李房窗口，砰砰敲窗。窗口很高，踮脚看到里面也是女服务员，蓝衣蓝帽，年轻，眉清目秀。她问，你的行李什么颜色？我说灰的，灰毯子捆的。她站起来，在一排排行李间走。行李房里行李真多啊。一排排，一摞摞，她简直是在行李墙当中穿行。我的近视眼此时发挥了作用，随着她的手尽量眯起。我明白了，这些行李都是无主的。
　　这个是不是？
　　我摇头，我的行李没这么大这么憨。
　　这个呢？
　　不是。
　　一屋行李以军绿色为多，都是毯子包起捆扎，看得出蒙着灰尘。灰色的不多。
　　她指着一个小灰行李：再好好看看，这个，是不是？
　　我失望地摇着头，我快哭了。因为我实在看不清楚。我恨我的眼睛，它在我五年级就背叛了我。
　　我站在候车室过道儿，心情沮丧。是我抛弃了我的行李，等于抛弃了我的隐私，那是我生命的一小部分，最痛的部份。
　　好心的女服务员问，你找到住处了吗？我说在北大。她说那赶快回北大吧，太晚了进不去校门儿。我突然感到冷，禁不住打了个饱满的喷嚏，一泡鼻涕喷在坐着等车的女孩子脚上。她比我大几岁，很好看。她说哎哟喂，您可真成！
　　我赶紧逃出候车室。
　　我经常打这种突如其来的饱满喷嚏，每次都让你颜面尽失。这次.最狼狈，我的自卑瞬间膨胀。首先是外地人的（地域自卑），其次是少年面对美女的（朦胧的性意识），最后是黑五类子女的（政治身份）……自卑。
　　夜晚的北大就像高烧病人退了热，非常安静。北大校园的灯光有许多白色，是日光灯，比西直门一带的一片昏黄，又是一种感觉，似乎人在这个环境里应该清醒些。有了西直门丢行李的经历，我对这里产生了亲近感。
　　走在校园的小路，我突然明白了，我没有领会车站行李房女服务员的好心暗示。她的语气，眼神，略带着急的表情，全是希望我随便领走一个行李。那些没主的行李说话就堆不下了，在北京城有多少外地孩子丢了自己的行李。寒冬腊月的北京，一个没亲没故的外地孩子，没铺没盖的你可怎么过。

　　走道两边两排稻草铺，睡二十人没问题。但我们屋里最多没超过十个人。那年冬天北京天气很好，晴天居多，也不算冷。来往的红卫兵像吃流水席，今天来了明天走。
　　我得了个绰号“小内蒙”。“小内蒙”丢了行李，分得军大衣一件，我个子小，晚上一件军大衣完全可以盖严实。房间里日夜有暖气，不冷。
　　甘肃人王磊，高中学生。王磊和我邻铺，他有被子，晚上整个儿把我盖进他的被窝。他还有一个同伴也姓王。王磊举止言行还算正气，晚上有个怪毛病，老抓着我的小鸡巴摸索着玩。我特别反感，又不敢反抗。他一边玩一边拿话套我。
　　小内蒙，家里有姐姐吗？
　　有。
　　看你长这个样子，你姐姐也好看不了。
　　我不说话。我姐姐的漂亮全校有名，多少女生嫉妒。我姐姐高个子，大眼睛，学习好，文体好。一些女生编派瞎话，说我姐姐天天勒腰。姐姐回家跟母亲一学，母女俩笑成一团。
　　我姐姐的细腰天生的，随母亲。
　　我不能跟王磊说姐姐。说一句，都是对姐姐的亵渎。
　　义乌的高中生陈仕能，他的同伴也姓陈。陈仕能吹一管好竹笛，呜溜溜满屋子都是水乡风光。我也买了一支竹笛，没事儿吹着玩。在他的带动下，大有长进。这东西其实讲个感染，他也没有教过我，但只要听他的笛子，我就知道怎么吹好听。我在底楼吹，边往楼上走，吹的是全民会唱的《万岁毛主席》。过门儿其实是歌曲的结尾，走廊拢音，有扩音效果。多多西来多西拉索拉索发米，索拉索发米多来多。最后一个“多”手指快抖，打出花音。
　　一个路过的北大女学生说嘿，吹得不错。我美滋滋地跑回宿舍。
　　海口的初中生刘南生，与我最好。他的名字跟我只差一个字，听上去像哥儿俩。刘南生也不高，白净的方脸，眼睛不大，单眼皮，整个人长得很干净。
　　刘南生不爱说话。他祖籍旅顺，旅大市沙河口区。跟我家相反，我祖籍广东，结果落在北方。家里的事互相都不打听。我们俩跑天安门照相，分手的时候互赠的就是天安门留影。后来还通过几封信。刘南生留给我的样子，就是他在天安门广场的留影，沉默，嘴唇抿着，两条细眼。不知道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出身不好。也许恰恰相反，当年随四野打到海南的太多了。
　　前两年在微博上，我贴出“当年住北大二院的小内蒙寻找海口刘南生”，海口帅哥林森见到还帮我转了，没有下文。
　　通常各归各玩，白天吃了早饭，谁也见不到谁了。像王磊、陈仕能这些高中学生，知道去哪里。看大字报去哪里，看风景去哪里，找小报找传单去哪里。我不知道。虽然来到北京，我仍然缺乏参与意识，仿佛置身局外。我在北大校园里转悠，听北大教工互相打招呼，您内您内，非常入耳。
　　偶尔关心一下国家大事。听说北航有人给林副主席贴大字报了，跟着跑去看。大席棚子上贴了十好几张，标题触目惊心，《致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字体遒劲，内容严肃，但我看不懂。好多人站着看，面色严峻，边看边抄，从头到尾，步行人移。如果是北京人，或许能看出名堂，如果是干部子弟，肯定看出大字报出自哪方哪派，什么来路，什么目的。你说一堆外地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初中生，凑的什么热闹。
　　没人管我，没人知道我的老底儿，我的自卑感一点儿一点儿飞啦，人轻松啦。人一轻松就要惹事儿。从三楼往下看，阳光很好，来北大串联的外地红卫兵，缕缕行行打楼下走过。北大是革命圣地，我在北大住，竟然有了点主人的感觉。我从楼下划拉一堆旧大字报，撕成碎片，趴在三楼窗口喊：发传单啦！
　　小报，传单，对外地红卫兵最有吸引力，上面有小道消息，各地动态，最高指示，拿回家也是个交待。有很多人就是收集各地红卫兵造反派的小报、传单，拿回去作为革命大串联的成果炫耀。
　　听我一喊“发传单”，楼下那么多行人的脑袋，都抬起来瞅我，眼光都聚焦在我的窗口。我把双手一撒开，一堆破纸片忽忽悠悠飘下去了。三楼飘到一楼眨眼工夫，人们跳着抢，抢到手马上翻脸，指着我大骂：上去，抓住他！有三五个年轻气盛的冲进了二院。我还没心没肺哈哈笑呢，一看大事不好，赶紧逃出屋子往厕所跑。路过楼梯口听到楼梯脚步腾腾，骂声不断。我躲在厕所里，胸脯子剧烈起伏，屏住呼吸听外边的动静。脚步声和叫骂声直奔我们宿舍。
　　王磊、陈仕能他们在看闲书，没拿我的恶作剧当回事。南生，还有湖北黄陂的叶氏兄弟，在一边看热闹，没有参与也没有劝阻。
　　我真担心哪。如果有人供出我，少不了挨一顿胖揍。我听到室友们乱纷纷大声喊，不是我们这里的，是外地人，来我们这儿捣蛋的，赶跑了赶跑了！
　　很有点儿同仇敌忾的意思。
　　脚步杂沓从厕所门前响过，下楼去了。我喘了很久，才从厕所出来。看见室友们都在，心里惭愧得不行，一晚上没有说话。

　　如果不是王磊、陈仕能他们“发难”，我几乎忽略了排长的存在。
　　排长是管理本楼大串联红卫兵的解放军，文质彬彬，带眼镜，据说是文职军官，尉级军衔。他整天绷着脸，似乎就没有高兴的事。偶尔指挥我们唱歌，拍子打得有模有样，像个文化人。也许他对这场运动还不大理解，解放军进驻高校，是占领上层建筑，可是这场被赋以伟大意义的革命运动，落实在他身上就是管理这些毛头小子，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这些孩子游游逛逛，有组织无纪律，搞个集体活动都拢不齐人。而且怪话连篇，哪有革命接班人的样子。
　　像我这样的小淘气，排长根本不管，看着我在走廊跑来跑去，他一声不吭。他主要是对王磊、陈仕能他们看不惯。不接受管理，你有来言我有去语，高中生，多少有点理论水平，辩论起来颇费周章。
　　这个排长当得相当苦恼。王磊他们能够打探到他的来龙去脉，甚至包括他正在谈朋友。有次听到王磊他们议论，说排长的女朋友来了，大家伸出脖子往楼下看，果然，排长和一女的正在说话。
　　那女的大学生模样，是不是女朋友，我们真搞不清楚。
　　王磊他们给排长贴出大字报，我没有看到。听说上纲上线：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对红卫兵没有感情，还把搞对象的事扯上了。同在阎罗殿，大鬼岂能怕小鬼，排长说你们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起码是干扰斗争大方向。孩子到底胆小，听说把大字报撤了。
　　有两个湖南的孩子，夏天就跑出来串联，衣着单薄，裤腿吊着，脚上是塑料凉鞋。给他们发大头鞋，大头鞋是军用棉皮鞋，牛皮包头，军绿色帆布的鞋身，暖和结实，缺点是沉重，南方人不认，他们不穿。排长动员他们回家，“天冷了，毛主席不一定接见了，回家吧。”他们不肯，他们要等北京下雪。
　　原来他们不是等着见毛主席，而是要看北京的雪。
　　我想南方人真经冻也真可爱，好像自己不是南方人。
　　过两天湖南人的脚背冻烂了，流黄脓，找到排长说要回家。排长给他们安排车票，走了。
　　我身上带的钱快用光了。吃饭不花钱，只要粮票。但是北京的美食要钱。一个小孩子能吃到什么美食。山楂片，又大又厚，颜色鲜红，软软的很湿润，酸酸甜甜。我一卷一卷地吃。现在的山楂片差远了，又小又薄又干，颜色发白，吃到嘴里像吃石灰。北京的核桃，皮儿薄肉厚，搁门缝儿一掩“咔咔”开壳儿，白白的带皮儿肉，香得很，才四角几一斤。钱不多了，还够发个电报，跑到校园邮电所，给上海小姑妈发了个电报：速汇十元。
　　小姑妈是上海市内电话局副局长。小姑夫是上海市长宁区工业副区长。这两个“走资派”眼下过的是什么日子，走走脑子就能想到。
　　你说是不是没心没肺。
　　排长带来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接见了。时间不多了，要加紧操练。北大校园里空场上，那些天到处是外地红卫兵在操练。平时白天大家见不到面，现在都来了。我们天天在北京无所事事，不就等着这一天嘛。兰州的王磊等二人，义乌的陈仕能等二人，黄陂的叶氏兄弟二人，内蒙的我，海南的刘南生。杂七杂八加起来竟有20来人。南生的小白脸平平展展，现在有了点笑意。
　　操练参照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的模式，排长要我们横排齐走，手挥红宝书。
　　排长站在横队一侧，喊着口令：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遗憾的是没有解放军队列那种气势，横排总是拉不平直，更谈不上踢腿一致。排长是机关兵，队列练习本不是他的强项，队伍的形状让他失望，他又拿不出有效的手段。旁边一院的空场上有一列队伍，带队的排长光听口令就让人提精神，嗓音洪亮麻沙，一听就是军人，衣，噢，仨，死，衣噢仨死！我们被那边吸引，纷纷站下朝那边看。我们的排长有点泄气，宣布休息二十分钟，他自己回办公室了。
　　我并不特别兴奋。我呆在北京好像也不是等待毛主席接见。下意识里我认为我不是毛主席的兵，不，是毛主席的队伍不可能要我。如果刚进北京就有这个消息，操练起来可能会特别振奋。现在，这些男孩子在北京都呆油了，革命的神秘感、神圣感全没了，他们在这场革命的中心地带生活着，看到红色幕帐内里的真实状况，远不像报纸、广播和新闻纪录片那样让人振奋。毛主席接见了又怎么样，接见完了回到家乡又怎么样，明天会怎么样，明年会怎么样，大人都没有这样强大的想象力，更何况这一帮没读多少书的孩子。
　　那天吃过晚饭，排长发放第二天的午餐。大面包两个。必须说明，那时北京的面包相当好。煮鸡蛋两个。红肠一段儿。明天的接见确定无疑了。排长宣布纪律：不许提前吃明天的食物，不许打听明天的目的地，九点必须熄灯，明天六点半早餐，七点出发。
　　熄了灯当然睡不着，人人浮想联翩。我还是没有兴奋。大家议论明天到天安门场会怎么走，坐车，还是步行。结论是坐车的可能性不大，否则也不会七点出发。
　　黑暗中听到咀嚼声，已经有人享用明天的面包和红肠。
　　1966年12月26日一早，我们的队伍走出北大南校门，一路进发。太阳刚刚升起来，在山峦间放出白光。我们行走在学院路上，少有人说话，也不打听到哪里去。走着走着，感觉行走在乡村，脚下是土路，路边是农田。冬季农田里没有农作物，路边的和远处的树木没有叶子，视线范围相当广阔。队伍像长蛇，很长的长蛇，前面看不到头在哪里，后面看不到尾在何处。这还不是急行军，我们脚下尘土腾起的黄烟，差不多到了膝盖。整个队伍看上去像一条黄龙。孩子的脸上是兴奋而茫然的表情。
　　行走既久队形有点乱，挤成一支肥胖臃肿的队伍，各排穿插在一起，挤满路面，排长不停地提醒大家，不要掉队不要出列。
　　往前方看黄雾腾腾，往后方看腾腾黄雾，那是我们的步伐搅起的时代风暴，土黄色的风暴。
　　我感觉就像看黑白电影，我这个年龄所能看到的，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没有指挥员统一号令，没有宣传队在路边打快板助阵，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只是跟着前边的人，向前，向前。
　　学院路上的大学号称八大院校，再加上西边的北大、清华，这些院校的校园里，到底住着多少外地红卫兵，今天，此时，他们全部出动，行走在这条漫长道路上。
　　网上资料里，有的回忆文章说，到1966年11月份，毛主席六次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城还有400万外地孩子。毛主席问周总理，中央不是已经通知不准串联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周总理说，红卫兵革命热情很高，不见到毛主席他们不肯走啊。毛主席被接见红卫兵这件事弄得很疲惫，但是为了减少北京的压力，他还是决定在11月25、26两天集中接见红卫兵。
　　资料记载和我的记忆有误差。中央关于暂停革命大串联的通知，明明白白是在我上北京那天发布的，我亲耳听到，正是这个《通知》把我拦在车站外头。其次，我清楚记得排长告诉我们，毛主席生日那天有可能接见红卫兵。我只能按我的记忆来写。
　　资料里说，11月25、26两天，毛主席连续在天安门广场和西郊机场接见外地红卫兵。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状况，第七、八两次接见没有采取天安门检阅的方式，而是乘车接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分坐九辆军用吉普车，上午检阅等候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下午检阅等候在西郊机场的红卫兵。如此说来，跟前几次阅兵式似的接见相比，我们经历的接见是简易版。
　　资料说11月26日那天，西郊机场的外地红卫兵达110万人。是的，我们正是向西郊机场进发。但是不可能有110万人。我不知道110万人有多少，但是那天到达西郊机场以后，所有的外地红卫兵席地而坐，我觉得没有100万，20万人或再多些，是有可能的。
　　到达机场应该是十二点过后了。人群沿通道按方块形分开，坐下。排长站在我们中间，拉了两支革命歌曲。在几十万人的空间里，个别排的歌声显得稀稀拉拉，没有声势。电线杆子上有高音喇叭，但是没有发声。排长要我们好好坐着，不要乱跑，可以吃午餐了。排长说，下午三点，高音喇叭一放《东方红》，马上站起来，车队过来的时候，哪辆车前头有记者在跑着照相，哪辆车就是毛主席的。他特别强调，《东方红》一响马上站起来，动作慢了可能被别人踩伤。
　　我个子小，在队伍第一排，可是我前面有好多排担任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我离通道有十米之远。我坐下，地方还算宽松，吃我的午餐。我的食物前天晚上一点未动。红肠从前很少吃到，很香。到处是人，年轻的少男少女。他们打招呼，交换食物。他们坐不住，老有人东走西走，到处找厕所。我基本没喝水，克制着解手的欲望。急着上厕所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女孩子。机场的厕所根本找不到，找到也不够用。东边一大块隆起的荒冈上，不知哪个高校的外地红卫兵想出了应急办法，男同学面向外站成一大圈，女生躲在人圈里解手。很多女生离开队伍向那边走。
　　那种闹哄哄的环境，估计女生也只能解个小手。
　　这一天始终半阴，云层不厚，阳光稀薄，时隐时现。
　　我一生中，这一天见到的人最多，就相对空间的人口密度而言，等于经历了一次淮海战役。和平年代能有这样伟大的聚会，真是三生有幸。奇怪的是，我很少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因为它像梦幻那样不真实，它好像是我的一个狂热的梦。回家以后，跟父母，跟姐姐弟弟妹妹，跟同学朋友，跟谁都没有提起过这天。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毛主席。
　　你被告知去看一场重要演出，为看这场演出你预热好几天，你带上足够的干粮，早早来到剧场。开演时间不能确定，你傻傻坐等，铃声未响大幕就拉开了，你还没看清主角，大幕徐徐拉上，你说你回家跟人们怎么说。
　　我没有手表，不知现在几点钟，没有听到预期中的《东方红》，突然几辆吉普车出现了。我傻乎乎地等着《东方红》唱起，早有人呼啦啦站了起来。我起身慢，幸亏没给人踩到，可是有很多女孩子被踩到了，可以听到她们叫唤，那不是见到伟大领袖的惊喜呼叫。
　　几辆吉普车缓缓开过，车上隐隐约约有人站立，看不清哪个是毛主席。没有记者跟着车跑，也没有采访车跟着。“万岁”的呼喊没有新闻纪录片里那么集中那么嘹亮。《东方红》没有唱响，高音喇叭始终沉默。肯定有人看清毛主席了，因为有人流下激动的泪水，嘶哑着表达欣喜万分的心情。
　　我为我的近视眼懊恼。
　　幸福的时刻转瞬即逝，余下的情景是新闻纪录片里看不到的。
　　队伍撤离西郊机场，找不到自己的战友了。许多人互相搀扶，那是被踩伤的，走得一瘸一拐。这不是打了胜仗的队伍。这支庞大的队伍战斗结束后狼狈撤离，建制完全打乱。
　　时值黄昏，附近农村炊烟袅袅。我想起我生活的煤矿小镇。我置身于庞大杂乱的队伍里，随人们行走。车笛鸣响，人们闪到两边，大卡车拉着受伤的孩子，从人流中开过去。后头一辆卡车上没有人，车上堆的是打扫现场捡到的鞋，帽子，围脖，衣服。
　　沉默前行。回到北大很晚了。站在北大校门，灯光照耀中，门楣上可以看到宝蓝色的龙形图案，集毛泽东手写体，三个红色大字组成校名：新北大。
　　当天晚上大家互赠纪念品，都知道分别的日子近在眼前。我和南生互赠日记簿，互赠照片，是我们分别在天安门的留影。那个晚上走廊里灯火通明，北大，也为我们送行。
　　第二天排长就给大家发火车票。我在北京车站上车，随身只有一个黄挎包，里面装的是北大给发的面包。车站里停着好几列待发列车，从车窗望过去，全都是等待回家的外地红卫兵。每人都有座儿，不像大串联高峰时期，行李架上都是人，厕所里也挤满人。我对面是一个长春女孩儿，长得好看。我有意多看她几眼，她笑吟吟地也看我。那是我第一次敢于关注少女。
　　列车开动了，少男少女向北京注目。我以为我不会回忆这段经历，一旦回忆，让我难忘的是几个暖点。
　　第一个暖点，是接待并安排我住在二院的那个女大学生，那个温文可亲的大姐姐，她不难为少年。第二个暖点，是西直门火车站行李房的大姐姐，她一遍遍问我，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再好好看看，这个是不是？第三个暖点，是西直门火车站候车室里让我一喷嚏喷一脚鼻涕的姐姐，她说“哎哟喂您可真成”，虽说是责备的口气，却是拿你当个人了。
　　但最大的暖点，带着隐痛的暖点，是父亲在检票口变脸。他被我沮丧失望的表情剌痛了心，这个自己过着纠心日子的中年男人，不忍让儿子小小心灵一再受伤，硬是自掏腰包把儿子送上北京。我在北京给家里写过信，报告说“在火车站上了一趟厕所，把行李放在长凳上，出来就丢了。”这个谎沿用了我对车站女服务员的陈述。家里人知道我爱丢东西，父亲看完信，说不定按他的老习惯，说一句“这家伙”，重音落在“伙”上。
　　列车慢行，离家越来越近。身上没钱，包里的干粮勉强能支撑到家。与北京相比，沿途一路荒凉。列车上的人比我进京时少多了。还有心思给旅客倒开水吗，没有了。好像是演出谢幕。我，一个旧军人的儿子，黑五类子女，不被同学允许上北京串联，却稀里糊涂在北京大学呆了一个来月，还受到伟大领袖接见。到了家里我就现形了，低头耷拉脑，还原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
　　父亲刚刚下班，骑着26型永久自行车回到家里，自行车稀啦哗啦响，就像他一身疲惫的骨头震动。井口离家有十来里地。永久自行车在当地是稀罕物，26型更是少见，矿山男人都骑28型，26型是女人骑的，叫坤车。瘦小清秀的父亲和这辆车很配。
　　父亲露出一些欣喜，说回来了。我说唔。
　　不知道父亲眼里我有没有变化，父亲更显憔悴，面色发白。他忙着喂鸡和准备晚饭。他强撑起一丝笑容问我，包里有什么吃的吗？
　　我立刻感到惭愧，没想着从北京给家里带点儿吃的。这时我的包里哪怕有小半塊面包，或者几片饼干，对他也是个安慰。
　　然而我没有。
　　后来我经常回想起这个场景，特别是他的声音，干涩，沙哑，带一些希望，更有一些不确定，预知会失望，仿佛他过着的日子，总是不随心愿，总是被歧视被抛弃。他好像还咽口唾沫，表明又饿又渴，但必须把手上的事做完。
　　是的，我经常想起那句话，包里有吃的吗？声音干涩沙哑，带一些希望，更有一些不确定，甚至有讨好的口气。

　　本文由榛子（刘宝生）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或微信
SRHistory

识码关注本号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最新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