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上山下乡与文工团

┃Personal History

上山下乡与文工团

© 朱玲／文

十七岁的我

　　1971年刚开始，中国已超过了八亿人口，我们这一批70届的毕业生也开始面临着毕业分配的考验。
　　其实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所有的大学已经取消了传统的高考入学制度，不再接受新学员。我们这些中学生也不再给予考高中的机会，在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学工学农以后，就已算是初中毕业，将会直接被分配到农村和工厂去。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学校所有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包括66、67、68届，后来被称为老三届），都已被送往农村去接受再教育。每家每户，每个角落里都可以听见人们在谈论孩子的前途，言语中充满了忧虑、无奈和恐惧。因为没有一个毕业生的去向和命运是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和选择的。
　　从1969年上半年开始，学校里几乎每周都有欢送这些学生上山下乡的热烈景象。当时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总是被召集来作为欢送队，高举着“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的大幅标语，在震天动地的敲锣打鼓声中，送走一批又批的高年级学生。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到处是喧闹声、锣鼓声和激昂的口号声。在我们小小的校间空地上，站满了身穿褪色的旧军装，旧军大衣，或者是蓝色中山装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臂戴红袖章，女生大都剪着齐耳的短发，许多人身背着当时最最流行的、褪了色的旧军用书包，所带的行李中，大多只是一条简单的被子和两个脸盆以及几套换洗的衣服。

　　当时普遍的政策是，家中的老大将被送去安徽、贵州、云南或更偏远的农村，去独立插队落户，完全变成一个当地的农民，只给口粮，没有固定收入。
　　家中的老二则可去黑龙江、新疆、云南或者内蒙古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场参加垦荒。虽然地方偏远，但至少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且会有每月30元钱的工资。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收入。最幸运的便是家中的老三，如果哥姐已经去了农村，那么绝对是会被留在城里去工厂工作的了。小邵在当时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之一。
　　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从城市到边远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所有的城市中，凡是有成年子女的家庭，几乎没有一家是可以幸免的。
　　轮到我们这一届70届的毕业生时，许多消息已从老三届的家庭中传递出来。我们都知道独立的插队落户是最最不可行的苦难之路，许多已去了那里的毕业生，完全无法适应那种“全农民”的生活。因为那些非常偏远落后的乡村，大多没有任何文化设施，几乎与外界隔绝。然而，我恰恰是家中的老大。两个妹妹虽小，才刚刚到上小学的年龄，但是按政策，我的命运不是安徽农村，便是黑龙江的军垦农场。
　　我知道，新妈妈早已在为未成年的妹妹们的将来担心。她对我说：“早就替你想过了，你最好的出路是争取到黑龙江军垦农场去，每月至少有30元的工资，这样，我替你准备行李欠下的债，你将来就可以自己来还掉！”新妈妈理直气壮地对我说。
　　对她的这种言语我早已习以为常了，但心里还是免不了感到一阵阵的绞痛。我知道按她的心理，恨不得我现在就可以立刻离开家，被送得远远的，彻底去掉这块心头病。
　　小邵的妈妈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哪里也别去，就在上海呆着吧。我们家再穷总会让你有口饭吃，你后妈家容不下你，你就干脆搬过来住，大不了就是立刻结婚，这样也许学校会重新考虑，让你留下来。”小邵妈妈说话虽然慢声吞气，但却字字有力。
　　小邵和我的脸刷地一下都红了，他急着要打断妈妈的话：“妈，你都在说的什么话呀？玲玲才刚满17岁，还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再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服从分配的！你知道隔壁毛毛家就是个例子，现在人虽在上海，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家，但是学校还是将他的户口划到了安徽农村，他现在是一个没有户口的‘黑民’，不要说找工作，连吃饭的粮票、油票都要从黑市上去买来。我倒不担心玲玲的吃饭，大家省一口就够她吃的了，关键的是前途在哪里？你想玲玲会愿意没工作，一辈子在家当个家庭妇女吗？你也太不了解她了！”
　　我从来也没见到小邵会这样激动地对他妈妈说话，但是他说的句句是真，绝对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看来他对我的了解是远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的！
　　大哥出来打圆场了：“我觉得大家都先别着急！俗话说，船到桥头自会直，相信总会有一条出路的。”
　　到底是读过万卷书的大哥，总是这样的胸有成竹！
　　妈妈似乎也同意了大家的说法，把我拉到她身边，从自己贴身的衣服里抽出一个十字架来，握在手里对我说道：“我想你一定知道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现在不允许信教了，教堂也都被关闭了，但是绝没有人可以把圣母娘娘和上帝从我心中挖出去的。所以，我会为你每天祈祷的。你要相信上帝，他一定会为你派个贵人来帮助你的。你已经受了那么多的苦，上帝一定不会让你继续再受苦的，相信我说的话。”
　　我的心被深深打动了。虽然我从来没有受过真正的洗礼，也从来没有机会阅读过《圣经》，但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在迷蒙之中已经归返于上帝，妈妈的话给了我一线莫名的希望。
　　虽然那天的谈话并没有谈出一个结果来，但是在我的心里，已经非常感激小邵全家对我前途的参与和忧虑，至少他们让我感到在这世界上，我不再是孤独一人了。

　　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打扫卫生，与平时一样，我扫地的时候，总是将通往三楼的那一段楼梯也顺便扫干净。
　　突然，楼上的徐家妈妈从楼梯口探出头来，轻轻地问我：“你妈妈在家吗？”
　　当她得知新妈妈上班还没回来的时候，立刻放心地对我招手说：“那太好了，赶快上来吧，我们有话要对你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立刻放下扫帚跑上楼去。
　　进门只见徐家阿姨、叔叔都在房间里，同时还有一个看似有些面善的青年男子。
　　“玲玲，你一定见过我们的外甥小陈的吧？”徐家阿姨对我笑道。
　　我这才意识到过去逢年过节时见到他来楼上吃饭，仅仅是点头打个招呼而已，从来也没有介绍过。我带着疑惑的神情，礼貌地对他点头微笑了一下，心里仍不知道徐家阿姨那么慎重地叫我上楼的原因。
　　“哇，没想到才一年没见，你已经出落成这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了。”小陈看出了我的疑虑，立刻出来解围。
　　他边笑边接着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我是在船上工作的？不是那种航海的远洋轮，而是一条从江苏启东县到上海的客船。前几天，我在船上碰到了几个从启东县文化局来的干部。随便聊起，他们说正在改革和筹备一个新的文工团，这次就是到上海来招生的。他们听说我是上海人，便问我是否认识什么有文艺天赋的年轻人，可以给他们介绍介绍。因为毕竟上海这么大，他们又是人生地不熟，如果我可以帮助他们，并在短时间内多见几个有才能的人的话，也就不会大海捞针、枉费此行了。”
　　见我瞪大了眼睛，迫切地期待下文，他又接着说道：“我过去常来舅舅家，经常听到你在楼下独自大声唱歌，嗓音挺好的！舅妈也总是对我说，你在学校里跳舞和朗诵是非常棒的。所以在船上他们刚和我一说，我就立刻想起了你。刚才舅妈说你今年要毕业了，又是家中的老大，有可能要分到安徽农村去。再说，我想你可能还不知道启东在哪里？那是个鱼米之乡啊，坐船一夜就到了，你愿意试试看吗？”
　　我只记得当时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涌了出来，不停地点着头，不断地道着谢。
　　“你是不用谢我的，我也只能是起个牵线介绍的作用，能不能成功就全靠你自己了。他们在上海只待一周，听说每天都有人去他们住的旅馆报考。你知道这个年头谁都想要逃离上山下乡的命运，每个父母都恨不得送上重礼，能让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带走。但是，世界上什么都是可以用金钱买或者开后门的，唯有艺术这一行，往舞台上一站，你要不是那块料，再怎么花钱他们招生的人也不敢要。所以，今天你就去试一下吧，祝你好运！”小陈当即写下了招生小组住的地址递给我。
　　我真的不知该怎样感谢小陈和徐家妈妈。他们和我非亲非故，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指出了一条全新的生路。也许，这是小邵妈妈对上帝祈祷有了结果，像她所说，上帝已经将我生命中的贵人遣来帮助我了？
　　我一刻都不敢耽误，冲到楼下换了件干净的白衬衣，从枕头下拿出被压得平平整整的蓝色长裤，像一只渴望自由的小鸟，飞一般向招生组住的旅馆赶去。

　　其实，在这个机会到来之前，我并不是没有想到过走文艺、演员这条路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虽然全国一共只有八个样板戏在演出，不管是舞台上，还是在电影里。但是各个部队、省市地方的文工团却异常地活跃。经常会听说某某人去了部队文工团，或者是去了什么专业文艺团体。当然，这些人往往是干部子女或者是军人的后代，再有可能就是从事文艺专业的老师的后裔。像我们这样出身卑微，没有任何门路的普通老百姓的子女，即便有才能也不知到哪里才能找到进门的门槛。
　　今天这个机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虽然是启东，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文工团，但这至少是在江苏省啊。离上海这么近的路，又不需要当农民，还能让我每天唱歌跳舞，干我喜欢干的事，世界上哪有这样幸福的事啊！一路上我想着、跑着、激动着，连转两趟车，一转眼旅馆便到了。
　　站在靠近十六铺码头附近的旅馆门口，我的激动之情在刹那间一扫而空，取代之的却是突如其来的胆怯。说实话，尽管我从小爱好歌舞，每次在学校的文艺小分队演出总是领衔主演，老师、邻里也都经常夸我。但是，那都不过是井底的青蛙，能见到的只是头顶的一片蓝天而已。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专业老师的辅导，也没有准备过任何一段小品来应试。在那临进门的一刻，我甚至都不知道在舞蹈、唱歌或者朗诵方面，哪一面是我的强项？
　　我深深地呼了一口长气，闭上眼睛，暗自对自己说道：“我知道你很紧张，我也知道你没有任何经验。但是，你必须要对自己充满信心。这是生活给你的第一个机会，让你来把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你绝不能失败！！”我沉住气，敲响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之门……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家里突然来了几个人，领头的是一个高高胖胖、身穿蓝制服的男子。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天在旅馆考试时他就坐在主考的位置上，大家都恭敬地称他为“龚股长”。
　　当然爸爸妈妈也已了解了我考试的事，今晚见到这批来自启东的考官竟然亲自登门，便知有些希望，立刻也热情地引他们到前楼坐下。
　　龚股长他们确实是来给我们报告好消息的。他们让我们了解到，在过去一周中，从上百个应试者中，他们现在已经决定录用四位人选。两位是乐队的，两位是演员队的。我是这次招生中唯一录取的女演员。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考试的那一天，他们对我的表演没有表露一点声色，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
　　龚股长对我的父母说：“你们女儿的表演感情很丰富，舞姿也非常优美。唱歌的嗓音虽然还需要专业的辅导和训练，但是我们相信她的基本条件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觉得她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尤其是她的体型和走路的姿态，好像是受过比较专业的训练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在她身上，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我们团正缺一个报幕员或者叫节目主持人，这个角色对她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我们便很快做了这个决定。”
　　接下来他们在和爸爸妈妈说的那些录取条例、学校通知、户口转移等等、等等……我都再也没有心思听下去了。我的心早已兴奋得快要蹦出胸口，我只希望那些繁琐冗长的手续可以赶快结束，我要立刻飞到小邵家去，让他们全家和我一起分享这天大的喜讯。
　　很多年以后，我还经常想到这一个晚上和这一段的经历。我这才意识到，在我的人生中，每一次的成功和命运的改变，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抗争和实现的。而我17岁那年所经历的，便是所有努力中的第一个成功的起点。

　　1971年11月，告别了生养我17年的上海，踏上了前往启东的客轮。到了十六铺码头才知道，与我同时录取的那三位男生，也将和我在同一条船上。
　　小陶是第一个上前来和我打招呼的。我早就听龚股长说小陶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好嗓子，唱得一口好歌，是被招去当男主角的。见真人才明白是为什么了。他的个子高大挺直，气质豪爽而又强悍，绝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像这种类型的男子绝对是不多的。他看上去要比我们成熟许多，大概是老三届的吧。
　　沈柏良就完全不同了，温文尔雅，礼貌周全。一双狭长的丹凤眼，镶嵌在过于漂亮的脸上，就好像是越剧里刚化完妆的小生。谁都不会想到他和演员无缘，却是吹得一手好笛子。不管是传统的竹笛还是西洋的长笛，都能掌握自如。想想我自己尝试过几次的口琴经验，对那些懂乐器的人总是由衷地敬佩的。
　　赵伟是最后一个做自我介绍的。看上去他不那么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才刚刚报完自己的名字，憨厚地“嘿嘿”笑了几声，便只顾低头快速活动着自己的手指，不再正视任何人的眼睛了。我后来了解到他能弹钢琴，又拉得一手非常好听的手风琴。刚才在码头上见到一对穿着非常时兴、一看就是过去家境非常好的知识分子的中年夫妇来给他送行，想必那就是他的父母了。
　　船开始缓慢地离开了码头，我们都扑向靠岸的那一边，拼命向来送行的自己的亲人挥手告别。
　　看着远处缩得越来越小的爸爸的身影，我在心里对他说道：“我亲爱的爸爸，现在你的小玲玲已经长大成人了，相信我很快就会赚到钱，来报答你对我17年来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一辈子孝敬你，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小邵也在送行的人群中，看着他那已模糊不清的身影，我的心中有着难言的惆怅和一片无名的空白。
　　经过一夜近12小时的航行，终于到达启东港了。我们从最低的五等舱里醒来。（记得当时的船票是1.5元人民币）因为只能是拥挤地坐在地上和衣而睡，特地为了上路而换上的新衣服已经皱褶不堪。我一手提个小箱子，另一手拎着个装着两个脸盆的网眼袋，背上扛着用黄色雨布包着的被子，另一侧的肩上还斜挎着一个大军用书包。随着拥挤的人流和嘈杂的人声，毫无自控能力地跟着向港口涌去。
　　当我们一行人在码头重新会合的时候，都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启东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十六铺码头相比是如此的简陋、破旧。尤其是同船的当地人很快都消失了以后，只剩我们几个孤零零的站在空旷、尘土飞扬的路口上。
　　前来迎接我们的带路人告知我们说，因为今天潮势不好，一直靠不了岸，所以船比平时进港晚了好几个小时。开往城里的定时班车刚刚离开，要等下一班的话要到下午了（那个年代，地方单位和个人都是没有汽车的）。
　　接车的人知道我们经过一夜折腾一定又累又饿，所以现在唯一的选择是坐“二等车”去城里。只见他朝着远处大叫了一声，呼的一下，我们的身边突然就拥满了十几辆自行车。此刻我们才悟到，所谓的“二等车”便是我们平时骑的自行车。这些操着浓重启东当地口音的二等车夫们，不停地大着嗓门和带路人讨价还价着。因为我们也听不懂，便索性把这个任务就全部交给了带路人。
　　终于坐上了那几辆谈妥的二等车，心里却仍在嘀咕，在上海后座带人是违规的，而这儿却是正常的交通工具。只见他前拉后拽的，将我的大多数的行李绑到了自行车上。
　　起风了，初冬的寒流和飞扬起的尘土合成一股强大的劲风，铺天盖地向我们的脸上和脖子里袭来。载我的车夫迎着逆风在那里吃力地蹬着车，每往前一步，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吃力的呻吟。挽到膝盖处的裤子下，可以看到他青筋暴起的粗壮的血管。
　　我侧坐在车夫的后座上，下意识地憋住气，尽量使自己的身体倾向一边，以保持车的平衡，这样就可以至少减轻车夫的一点负担。我很难想象，像他那样一个瘦弱、矮小的中年人，是怎样每天都在重复着如此辛苦的工作的，我为自己是个乘客而感到非常的不安。但是，想来如果没有人乘坐的话，他们也就会失去了这样的谋生机会。
　　我不敢睁开眼睛，怕风沙继续填满我已经开始红肿的眼睛，也无意去欣赏初次见到的启东的乡村景色，只是把自己的脸尽量躲在车夫的背后，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我们能够快一些到达目的地。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这几个狼狈不堪的行人，终于到达了位于人民路上的文工团门前。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文工团大门竟有点像个寺庙。双开的大门畏缩在一个突出的门洞后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几个歇息的菜农。
　　跨过木制的门槛，进入门来，立刻置身于一个小小的露天空地上。长长的露天过道前是一排低矮的平房；右边紧靠墙的是一道水泥砌成的拐角楼梯，紧连着门洞后面的一排两层楼的砖房，我们的宿舍便在楼上的那一排房间里。整栋宿舍楼想必是和寺庙的原设计毫无关系，而是在后面的年代加上去的。
　　我和小顾同一个宿舍，她是早我一年从江苏南通市招来的演员我们各自一张单人床，床的四周被一张纱布制作的白色蚊帐所包围。
　　“我们团的边上就是人民河，水很脏，蚊子又大又凶恶，一年四季都离不开这顶蚊帐保护网，否则你根本没法睡觉。”小顾在边上解释说。
　　其实我倒不是非常在意，因为在家一个人住惯了，自由惯了，从没住过宿舍，也没过过集体生活，再加我每天晚上必要看书，有这么一个蚊帐给我一块私人空间，反倒让我其乐无穷。
　　隔壁房间的小郁跑来欢迎我们的到来。一张和善的笑脸，一口熟悉的上海乡音，一声亲切的问候，顿时使我忘记了自己已置身异土他乡。
　　我觉得房间里有点闷热，顺手将窗户推开，一股巨大的喧闹声立时迎面扑来，伸头探出窗外去，这才悟到原来我们宿舍的窗口，正对着沿街的马路。横跨在人民河上的那座石桥边上，一连串的地摊、小贩、菜农，沿着路边一直延伸到我们文工团的门口，又往大门的右面继续排列下去。此时，每个小贩都在大声地吆喝着、叫卖着。笼里的鸡鸭不停地无奈地嘀咕着，牵在电线杆旁准备出售的小羊正在发出可怜的哀鸣声；再加上路上穿差往来、从不间断的自行车铃声，在我的面前汇拢成了一首乡村集市的交响曲。
　　“这是我们这个镇上的农产品市场，每天早上都有的。因为县城里是没有国营的小菜场的，所有人每天都到这里来买菜。这里绝对可以买到最新鲜的蔬菜、水果。”小郁一定是看出了我此时的惊异在一旁边插话边顺手关上了窗，房间里马上安静了许多。
　　“别紧张！现在因为快要收市了，农民都想赶快廉价卖掉赶回去出工，所以都在大声叫卖，等一会儿这里就会安静许多了。所以早上最好不要开窗，否则你没法睡觉。”
　　见我笑着松了一口气，她又紧接着说道：“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启东的大闸蟹是非常有名的，三毛钱一串，又肥又壮又鲜。哪天我们带你到楼下去买几串，吃了以后保管你再也不想回上海了。”
　　小郁的幽默和友好，同屋小顾的亲切张罗，突然让我的心感受到了异常的温暖。是啊，从今以后，这里就将是我的家，所有的同事都将是我的家人。有这么好的同屋和同乡与我作伴，我真是非常幸运的人了！
　　知道我很想要梳洗一下，小顾带我到楼下的厨房去舀水。
　　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水就是应该是从自来水管子里流出来的，任何时候，只需拧下开关而已。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即便是在县城里，也是没有自来水的，所有的用水都要从门口的人民河里用水桶和扁担挑回来，然后倾倒在一个硕大的水缸里。我惊异这样污浊的水怎么可以食用？因为刚刚经过人民桥时，看到桥下有很多人在河边洗衣服，白色的肥皂泡和发黄的河水交集在一起，浮托着绿色的菜皮，还有大片大片堆积的垃圾，一起向下游流去。看来这条人民河真是名副其实，想来两岸的所有居民都是以它为生。
　　此刻，我对着水缸不敢舀水，小顾看出了我的疑惑，安慰我说：“没事的，这里的水从河里担上来以后要放上许多明矾，等脏的东西都下沉，水清了以后才会喝的。所以，你看我们这里有两个大缸，就是派这个用的。来，我先带你去厨房舀一点热水，你可以先擦擦身子，洗个头。食堂马上要开饭了，再晚就要到下午才有热水了。”
　　我跟着她踏入厨房，只见一个像我们家的厨房那样大的矮平房里，安装着两个巨大的乡村式的灶头，其中稍小一些的那个灶头里正烧着旺旺的柴火，大铁锅里正在沸腾着滚滚的热水。拿起边上的勺子舀了几勺到我从上海带来的花脸盆里，还没来得及放下洗脸的毛巾，脸盆的边缘上已经积起了一层灰黑色的油腻。
　　我不敢表露出我的恐惧，生怕别人觉得我是上海来的娇小姐。很显然，厨房里的大铁锅是既用来做饭也用来烧热水的。看来全团人的饮用、洗脸、洗头、洗衣的热水全部都来自这个铁锅。
　　记得那天洗完头以后，本来柔软黑滑的长发居然结成了硬硬的一堆乱草，即便是弄断了几根梳子的齿子，还是无法将我的头发梳理好。我一直不懂是因为那里的水质很硬，加上明矾后就起了化学变化，还是因为当时没有洗发水。当然，现今不能缺少的护发素在那个年代是根本连听都没听说过的。
　　我记得，当时最最需要我适应的还有个厕所问题。因为在上海，一般像我们家这样的花园洋房都是有抽水马桶和浴缸、洗脸池的。条件最差一些的老式里弄房，也是各自用马桶，每天倾倒清洗。
　　但是到团里以后才知道，整个团里上下前后的宿舍楼和家属区里都是没有独立的厕所的。统一的厕所设在底楼长廊的尽头。一扇木制的小板门，就像临时被人用几块肥皂箱板临时拼凑起来的，坐在里面可以通过缝隙透视到外面。女厕所只有一个，一块木板横架在两边的板壁上，底下是暗不见底的深坑。看来当时造厕所的时候，只是挖了一个深坑，也没有什么冲洗设备。所以积压的浊物时时散发着让人窒息的臭气，每一次我去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憋住呼吸，还不敢太放松，生怕两边的隔板松脱的话会掉下深坑去。我记得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专人来清理，然后将这些当作肥料卖给农民。

　　其实当时日常生活设施的简陋不足，或者生活的不便都并没有使我惧怕。因为我从小苦惯，再大的苦对我来说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因为我想，既然所有在这里的人都已习以为常，自己有什么权利这样大惊小怪呢！再说，既然已经到了这里，而且可能会是非常长远的一段时间，我必须要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内心，做到既来之则安之。这样一告诫自己，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很快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但是，当我们逐渐开始置身于文工团的日常生活，参与了演出的排练内容，也看到了当时的演出水准时，至少是我个人，在心理上是经历过一场非常艰难、异常痛苦的挣扎期的。
　　现在想来，虽然我在来启东之前，并没有敢对文工团报有太高的期望，在录取后的兴奋之余，也没有胆量敢去向龚股长了解一下文工团的大致情况。但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总觉得不管怎样也是个专业文工团，至少会给我这样一个从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毛胚，提供许多最基本的辅导，把我培养成一个真正的专业演员。可是现实和期望却存在着多大的距离啊！
　　到团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告知要去参加全团演员组早晨的日常练功。记得那天领到了每人两套的深紫酱红色的练功裤。小郁在边上悄悄对我说，因为团里资金短缺，市场上也找不到合适的面料，所以这批练功裤是用从日本进口的化肥袋洗净、染色后改制的。因为用的是纤维面料，所以比较柔软，也非常牢固。只是这些装化肥的口袋并不是设计用来和人体接触，更不适合染色，所以我这过分敏感的皮肤当时受过非常大的磨折！
　　那天一早，我正走下楼梯去练功房，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一段和此时似乎有关联的往事。记得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前的几个月，我才刚刚上小学五年级，我曾经到仇老师的女儿所在的上海芭蕾舞学校去过。因为当时的舞蹈学校正准备招生，她又经常来为我们辅导舞蹈，于是便推荐包括我在内的三个女孩去舞蹈学校应试。
　　记得那天他们又是量我们的身长，又是测量我们的腿长，把我的腿一下子抬得高过鼻，疼得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应试结束后我们被带着参观舞蹈学校的练功厅。只见硕大明亮的练功房里布满了镜子，镜前是长长的双把杆。许多比我当时大不了几岁的女孩子，都穿着紧身练功衣和练功裤，脚踏柔软的白色舞鞋，在光滑的地板上，绷着脚尖踢着腿，不断地旋转着，舞蹈着。应试后才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就永远无法知道，原本应该属于我的命运究竟会是什么？
　　也许正是因为有过这一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里，对于一个专业的练功房是有一定的期望的。但是现在，在我踏进启东文工团的练功房的那一刻，我的心里却充满了失望。
　　练功房里横七竖八地散乱着几条长长的木椅，也许曾是作为观众席用的，但是现在却被大家用来作为练功搁腿的支架。地面是用黄泥土铺设的，经过长年累月的踩踏，已经变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了。也许，这个被用来作为练功房的地方，在初建的时候一定是个小小的剧场，在剧场的尽头是一个低矮的小舞台。
　　我也随着大家一样将腿搁到椅背高处的那一端。搁腿练功对我来说并不太难，因为我从小就跟着仇老师的女儿练过好几年的舞蹈基本功，虽然已经好多年没有练习，要捡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突然，有人在我的腿上重重拍了一下。“不要绷脚尖，要将腿尽量缩短，把身体压下去！”担当我们练功老师的陆允芳厉声对我说，我一下子被弄懵了。
　　从小时候学舞蹈的第一天开始，舞蹈老师便一直要求我们绷紧脚尖、松开胯、拉长腿。可是这里所有的一切却都是相反。我不敢吱声，照着她的要求做着，心里却一百个不服气。
　　开始排队踢腿了，我立刻注意到，大家在踢腿的时候全部都是钩脚、正踢，把自己的腿缩得短短的，直直地踢过前额。后面的项目就更是使我陌生了。大家练下腰，摆京剧架，翻跟斗，树倒立，然后又围圈紧走台步，就像京剧中那样风一样的迈着小步，把我的小腿练得一个劲儿地抽筋。跟着折腾了一上午，我才总算悟出来了，这里练的是戏曲功，不是舞蹈功。而我从小一直期望的，成为一个专业舞蹈演员的梦想，从那一天开始就被现实永远埋在了我的心里。
　　不过，我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到达文工团的那段时间里，自己还是个连如何在台上走步都不懂的行外人。虽然在团里的角色是在上海招考的那天起就已被定位好的，但是，并不是光凭一个高挑的好身材、一张青春的脸和能说几句普通话就可以胜任的了，我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每天清晨，我们便开始练嗓子，对着墙大声地背着绕口令。张开我们的口腔，滑动我们的舌头，沉淀我们的丹田，深深吐出积郁的气息，让我们洪亮、富有底气的声音，在练功房的上空回旋着。
　　只有在那样的训练中，我才开始了解到了自己声音高度的潜力，并同时定好了舞台上说话的声音位置。
　　在形体练功的帮助下，我逐渐克服了平时所不知的体形上的缺陷。我的韧带越来越松，背板越来越挺直。练功时束腰的宽大硕长的绑腰带，将我本来就不大的腰束成了全团最小的腰围（记得当时一圈是市尺1尺7寸）。
　　一年的锻炼下来，我的形体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我快捷地走在路上，时时会引来路人的回头注视；当我站在舞台的中央，一束聚光灯照射在脸上，我清晰、流畅，亲切地对全场致着开幕词，并为全场节目报幕时，在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我从心底里感谢所有文工团的老同志和朋友们给予自己的指点和帮助。我同时意识到，这将是一生都需要努力学习、极力提高的专业和奋斗方向。

　　本文选自《通往幸福的漫漫长路》，朱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

本期荐书 识码购买

通往幸福的漫漫长路 朱玲 著 识码购买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或微信
SRHistory

识码关注本号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最新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