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培：云梦之梦

┃Personal History

云梦之梦
忆文化部五七干校

© 胡德培／文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犹如一场梦。
　　我们，一批文化人：有诗人、作家、评论家、编辑家，还有画家、文物考古学家，有老革命、老学者，还有如日东升、正当朝气勃勃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人，忽隆隆一锅端，全都从首都北京赶到古称云梦泽的湖北咸宁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那段经历，恰如“梦”中之“梦”，现今时隔已约三十年了，它还残留在我们这些“五七战友”们的心里。
　　我在这场“梦”中，由一个自由人变为被拘禁的“囚犯”，然后又由“囚犯”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被调派到外交战线的一个侧面“战场”去当“洋鬼子”的老师。身份的变异：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一会儿是堂堂的中共党员、中国教师，一会儿是“反革命阴谋集团重要骨干”、完全被剥夺了自由的受人监管的劳役人员……反反复复，颠三倒四，令人眼花缭乱。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场“梦”啊！？

　　上大学时，我曾有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体验。
　　文革前夕，我已是中共预备党员。对于如何参加这场“文化革命”，心里实在是很迟疑、很犹豫的。
　　但是，当时的形势完全是一边倒。犹如夏季一股无比强劲的热带风暴，立刻烧红了中华大地。你想躲避这股热流，几乎是无处躲避的。伟大领袖反复指示，要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他还亲自来到群众当中，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行动。在文艺界，先有领袖的两次批示，又有报刊上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林默涵等头面人物公开点名批判。真是大势所趋！在反对“封、资、修”的大旗下，在几位年轻同事的鼓动下，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还能够不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吗？于是，我们便学习红卫兵小将那样，“金猴奋起千钧棒”，成立了一个“千钧棒”革命造反战斗组，像孙猴子一般“造”起“反”来，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央已给定性的“阎王殿”“黑窝子”。此时，我们好像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
　　自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却实在没有想到，时隔不久，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位成员的批判文章中，突然冒出了一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后来事实证明，其主要矛头显然是指向我们这些“革命造反者”的。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中国文联及作协，我曾参加过对一些人员历史问题的内查外调工作，看来还是被信任的。我还被批准参加过北京市卫生局主办的快速针灸疗法学习班。这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我是为了学得一些医疗知识和针灸技术，到了干校为五七战士和附近贫下中农服务的。可是，一到向阳湖，由于中央文革小组一些领导人的讲话，风声立刻就紧张起来。
　　干校初创，环境很差。我们虽然是半军事化，营、连、排、班的编制，但由于是围湖造田，当时连集中的住地也没有，只得临时分散借住在老乡家里。厨房和饭厅是在湖边临时用竹席搭起来的棚子。只有吃饭时大家才能集中到一块儿。棚内棚外，或蹲或站，大多是匆匆吃完就各自用暖水瓶在锅炉房打一壶开水便排着队返回各个住地。就是在这样艰苦、简陋得实在不能再简陋的情况下，连队领导对“深挖五一六运动”却是毫不懈怠的。隔三岔五就在饭厅棚子里开一个“政策攻心”或“动员大会”，含沙射影、捕风捉影地高声宣布一通“五一六”的罪行，有时影影绰绰地“点”一两个人的“名”，隔一些时间还宣布“深挖”的“战果”，让某一位被逼得无奈而承认“罪行”的“五一六分子”来当众“坦白交待”。
　　这时，中央各单位响应林副统帅的“第一号令”，准备打仗，单位和人员一起疏散。我爱人高佩芝所在的部门先后迁移到河北、河南，还准备转到山西等地。她身边带着一个刚刚两岁的小儿子，实在不方便。我们干校中的许多人依据当时上级精神，是全家老少一起“连锅端”的，一些家属和女同志便借用咸宁县城一所学校（当时“停课闹革命”）办起了幼儿园和小学。高佩芝便把小儿子送到干校来。这儿条件虽然艰苦，但孩子毕竟可以有一个固定呆的地方，比跟她到处流浪，还不知道走向何方，没有一个固定居所要好一点。
　　爱人和孩子来了，我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分别后又一次见到了他们。忧的是连队里的运动或明或暗已冲着我这个“造反派头头”来了，这场大火很可能直接烧到我头上。尽管前一段时间曾让我参加搞过“五一六”专案的有关材料，但近日形势显然变得恶劣了。原来的“革命造反派”几乎已是人人自危。
　　也许是怕我过早觉察到自己已是他们准备“隔离审查”的人员之一，军宣队的张政委表面上对我爱人来到连里还是比较客气的。但连队里的革命领导和专案组人员原来都是单位里的同事，这时却表现得相当冷淡，我自然预感到情况不妙。因此，到咸宁火车站送爱人上火车前，我即说出了这种担忧；同时，不知道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恶浪所及，真是难以逆料。我对她说：如果我被“隔离审查”，肯定不会让我自由写信；如十天、半个月或更长时间收不到我的信，那么我肯定已被限制自由；那时，如果让我写信，也不会准许我向你说“被审查”以及运动的情况（专案人员肯定事先要“审阅”信件……那时，你来信也要注意。同时，让她告知我家里及几位亲友，如我正服现役的空军飞行员的表哥等；我不得到自由互相间便不再通信。那时，运动搞得乌烟瘴气，随便说一句话都可能招来横祸，闹得鸡犬不宁，其环境的严峻和人们心态的禁闭，是可想而知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种担忧和心里的戒备实在不是多余的。我被“隔离审查”时，爱人开始来的两封信，专案组人员曾给我拿来，让我拆开，又马上交给他们先“审阅”。然后，两封信只让我看了其中一页，整个信件便“暂时”保存在专案组，说“以后再给你。”可是，迄今我还没有看到那两封原信（现在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我问爱人当时信里写的是什么内容？她想了想，然后说：那是引述毛主席语录，说要你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和考验一类的话）。这样的事，在文革中早已是司空见惯的。
　　果然，不出所料。爱人刚走不几天，我这个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年轻人，没有能够做到“解放全人类”，自己却成为了一个完完全全被限制自由的“阶下囚”。
　　那是一个月黑风清的夜晚，时辰已过半夜，“嘭嘭嘭”的敲门声把我从一日劳动后的酣睡中突然惊醒，由专案组的Z×和W××把我从驻地程家湾带到连部所在地韩家湾。在一间连窗户口也用床单蒙上的黑暗小屋里，专案组的另外三位男女早已等在那里。我进屋后，他们宣布从此对我实行“隔离审查”，要我“交代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问题”。两天两夜连续不间断地（专案组人员间歇轮换，军宣队政委等人曾亲临现场）逼供、诱供，企图栽赃陷害。除了吃饭（也有人在场监视）不让你有丝毫空隙，真是“轮番轰炸”“连续袭击”，在这间小黑屋里乌烟瘴气（有人连续抽烟）弄得人昏昏沉沉、晕头转向。最后，专案组负责人甩出了“杀手锏”：直接指明×年×月日在某间屋子里，××坐在那靠里，××靠桌子，××靠门边，还有××、××、××等人也在屋子里，“五一六”开秘密会，发展组织，阴谋策划；“五一六”上级派了×××来具体联络、领导……真似“铁证如山”，不容你思索和辩解，企图逼使你支持不住，不得不承认所设下的“套子”。
　　恰在这时，听他们提到“上级”派来的D，我眼前忽然一亮：这人不是现在受军宣队宠信、担任着连队主要领导的M的同学么？我认识那位D之前，D就找过M谈话；过了好些日子，D才在M的介绍下找我。当时，M还洋洋得意地给我介绍有关D的情况及D现在是中央×××的秘书，是如何重要得不得了等等，说时颇有炫耀之意。那种种情景，我记得十分清晰。当时，D开始是以“红旗杂志记者”的名义，希望了解中国作协“黑帮”情况，并想要一些有关材料。说到某个具体日子，有哪些人在什么地方一起开会，我有随手记录的习惯（怕办事遗忘）。我马上交出运动期间全部笔记供“审查”。
　　当时专案组和军宣队领导说话非常严厉，好像你个人承认不承认一切早有铁证，是不可能变易的，现在昼夜连审，只是为了“挽救你”，让你向群众有个交代，以便获得“从宽处理”。
　　也许是我掌握的情况和笔记本的记录起了作用；也许是他们为了保护那位连部的“领导干部”，怕我向群众说出实情；也许是中央文件上当时已明确指出搞“五一六”扩大化了，有的单位已波及七分之一以上的群众（作家协会在干校被牵连的人员早已大大超过此数）；也许还有原来公开承认是“五一六”分子的同志现在又“翻案”了；也许因为我毕竟受过党的教育，相信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从始到终不说假话，坚信冤情必会得到昭雪……总而言之，是专案组并未掌握真实材料，“审问”时多系虚张声势。所以，对待我口头上虽然异常严厉，但完全“隔离”、“禁闭”的时间只有五六天，便让我每天下湖参加劳动（有一至二人监管和陪同住宿），与群众分离两个多月又宣布把我“放到群众中”去，编入一排三班随班活动，有事离开群众要向监管人员报告。当然，那时还没有恢复完全的人身自由，只是给亲友写信可以不再先交专案人员“审阅”了。
　　那段时间，不说思想上、精神上所受到的损害和沉重压力，单说安排我们这些“审查对象”的劳动活往往都是最苦、最累、最脏的。比如，我在雨中连续好些天在泥泞中打土埂（每天有人测量高度、长度和质量），穿着雨衣，里面渗雨、出汗，往往里外全都湿透了，上上下下又是一身烂泥巴，中午还常常不能吃个饱饭（是监管人去打来饭菜，容器有一定限量）；我个子比较矮小，领导却常叫我去扛大米包（每包二百斤），有一次扛着大包还要走上高约一丈、距离两三丈远、在不断晃动的跳板，我走在上面两腿发颤、半途中竟摔了下来；我打过土坯（干坯），一天打二三百块，夯的重量约三十多斤，举起、放下一两千次，每天举重约四五万斤；或者挑水，供人打（湿）坯和泥，一天上百趟挑水，上下爬坡路程五六十米；还不止一次跳下厕所淘粪，挖粪泥……好在我当时比较年轻，总算挺过来了。可是，竟得了一身怪病：一是身体及腿脚浮肿；一是长期低烧；还有许多次，在噩梦中突然大声惊叫起来，而且马上从床上站起，方才醒来，以致使周围的同志也被我从睡梦中叫醒了……我去干校医院、去咸宁温泉地区医院，后来到北京反帝医院（现协和医院）先后检查过，在当时情况下，竟查不出原因！
　　复杂环境造成的精神压力，有形无形的心灵摧残，真是一言难尽。在那里，阳光的明媚与夏日的毒热、空气的清新与寒冬的阴冷刺骨交融汇聚，虽然常有村里老乡投来的温暖目光，还有周围热心同志给予的特异关怀，但因仍处于混沌而严酷的境遇之下身心备受羁绊，不得自由，那情景也是够难堪、够尴尬的。
　　一直到一九七一年，林彪“自我爆炸”，我爱人才获准来咸宁干校探亲。她从山西北营经太原、北京来到向阳湖我所在的五连，“五一六”专案组和连队领导正式找她谈过一次话。他们说，我的“问题”已是“铁板钉钉”，但“态度极不老实”，要她帮助我“端正态度”。同时，问她知道什么情况，要帮助组织“搞清问题”。她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仍然不由得吃惊：时至今日，对待家属还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因此，她回答时，尽管口气相当和缓，但态度却非常鲜明：“你们都知道了，还要问我？”同时说：“如果有问题不交代，是态度不老实；如果没有问题，就不是不老实。”一位领导人当场竟粗暴地拍了桌子。当时，他们心里可能开始有些急了：“审查”这么久，如何做结论？如何向群众、向亲属交代？他们用惯常的手段，先反咬一口再说。同时，也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多么鲁莽和草率，领导人态度多么凶横和恶劣。据一位难友说，他被单独“隔离审查”时，专案组人员狠狠打了他多达七八十次，逼得他不得不“低头认罪”，不承认加入了“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过不了关的。然而，这个罪行毕竟太重，是生命攸关的。所以，专案组一转身，他就立刻“翻案”。这样，必然再次遭到又打、又压，被逼无奈，再承认，然后再“翻案”……如此反复再三，在“深挖五一六”一案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似乎已成为当时很正常的事情了。这种情况，领导人和专案组当然知道得更清楚，心里更明白。因此，运动后来的发展是中国作家协会一个“五一六”分子也没有（社会上其他单位亦如此）相反，是一手操办此事、大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四人帮”等罪大恶极者彻底垮台和毁灭，那才是历史的本相和真实。
　　大约又过了一年，到一九七二年年底，我才得以彻底解脱，恢复了组织生活，承认我是一九六六年三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这时，我仿佛忽然从梦中醒来，在五七干校已历时三年！我站在向阳湖的大堤上，迎着自古云梦泽刮来的微风，沐浴着泽国冬日的阳光，尽管太阳光只有一点点暖意，整个身心好似冷冻已久还没有完全复苏，但毕竟感到天地如此宽阔，心里无比畅快而轻松。我感觉重新获得了解放，转眼快到春节了，经领导批准，我获得了到干校以后的第一次探亲假（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与爱人相约，带着小儿子回到北京，与她及大儿子在岳母家团聚。我检查身体，治疗疾病。然后，又返回四川老家看望了病中的老父老母和姊妹们。
　　等我探完亲回到干校，北京语言学院的调令也恰好寄到了。于是，我经过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整整三年半时间的磨炼之后，顺理成章地办好一切手续，即刻乘特快卧铺重返北京。我完全恢复了国家干部的待遇，而且不是一般的普通国民和公民，我是代表堂堂的中国人，用我们伟大祖先创造了几千年的优秀母语到敞亮的课堂上授课，去教导外国来华的留学生，并曾负责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每当我带着一群外国留学生出入于工厂、农村、学校、宾馆、剧场、飞机场及一切公开接待外宾的地方，我总有着一种作为中国人和中国老师的发自内心深处的无比自豪和兴奋。同时，常常不免触景生情，自然回忆起此前不久发生的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真实地觉着那是一场多么可怕的噩梦，让人随时想起来就会从酣睡中惊叫而起的可怕情景！
　　老革命家、老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光未然（张光年）在五七校时与我曾同住一屋（当时同屋的还有后来被劳役和精神摧残折磨致死的评论家侯金镜以及诗人丁力、许敏歧等人），他是我遭难的见证人之一。近年他整理出版的《向阳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版）中曾确切地记载了我被“隔离反省”的具体日期等情况。正如他在此书《引言》中所说，那真是“生命史上最荒谬的一页”！

　　本文节选自《那年那月》，李镜／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9月。

近期推文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

收稿邮箱
[e-mail]
或微信
SRHistory

识码关注本号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最新阅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