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1966年深秋纪事

┃Personal History

1966年深秋纪事

© 江涛／文

1

　　15瓦的昏暗灯泡一直在不停地摇摆，地狱般的闷罐车锁住至少300名红卫兵。起初还有歌声，但当他们得知原来需要7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两夜还没走完一半时，沉寂便笼罩着这群心地异常坚硬的人们。这是兰（村）烟（台）线临时加的一列货车，没有餐车没有热水连厕所也没有，中间靠门的地方并排放着两只水桶。
　　车上男女混杂。青春年少的中学生大学生忍受着从未忍受过的膀胱鼓胀，不时有一两声呻吟，偶尔还有低低的啜泣。一阵清晰有力的撞击冲垮了人们生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液体跌落在空桶中呈现出的快意与愉悦立刻感染了全车人。当那个若无其事的男孩潇洒地晃了晃身子，留下一缕淡淡的骚臭气味回到他的位置之后，马上又有几位敢于吃螃蟹的勇士效仿。
　　昏暗中女性有些骚动。两位束着军用皮带，看来颇像男子的女性庄严地来到“厕所”前，其中一位摘下帽子裹住灯泡，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消失后，接踵而来的女同伴接过那顶帽子，这个在特殊环境中的发明创造，解救了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女性。一旦负担消除，车厢里便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终于到了青岛。
　　那第一位“吃螃蟹的勇士”被人流卷来卷去，不知所措地茫然回顾。
　　他是一名弱智少年，这是我的第一位置感觉。他叫二利，这是他憨笑着能回答我的唯一问题。我就这样认识了二利。

2

　　半个月前，从小做童工，解放后做了护士的母亲，突然成了“现行反革命”，罪状是“污蔑”一位伟人妻子的穿着不伦不类。于是，我们便同一堆陈旧的家具一起被“遣返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的改造。
　　到达原籍的当天晚上就在大队部外面的场园里开起了批斗兼忆苦思甜大会。
　　“反革命就是地主恶霸。反革命想变天想让我们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反革命就是××他家里。”
　　“××”是我父亲，而“××他家里”就是我母亲。
　　在重复了十几遍“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之后，那位跛脚贫协主席宣布忆苦思甜开始。于是有人上台，诉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家史。
　　母亲流了几天泪之后，毅然出走上访。而后则患了轻度精神分裂症，只要一听到喊声，便不能自持。我决定设法逃出这座地狱般的山村……

3

　　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
　　二利待不住了，老冲我喊饿，眼睛紧紧盯住我的口袋，我不是魔术师，没法变出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
　　雨中的秋夜静悄悄。
　　我带着二利像地下工作者去接头一样潜入即墨路51号大杂院里。
　　漆黑的夜裹住我们的身影，却裹不住门上的封条，望着封条，心中钻出一缕绝望，这已不是我的家了，我已变成被这座城市抛弃的垃圾。
　　我拖着二利飞奔出大院，飞穿过一条条街道，我摔倒在雨洼中又拽倒二利，我抱着受了惊吓的二利痛哭。这一夜，我们相依在一个门洞里，谁也睡不着，我是因为绝望，二利是因为饥饿。
　　第二天早上，一队红卫兵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歌，气宇轩昂地在刷贴大字报。我盯着那满满一大桶还散发着热气的浆糊激动得不能自持，那都是面粉糊糊，加点糖就是天津茶汤！真是天下最好的食物，我一定要享用它。
　　我招呼二利，很镇定地走到那拨红卫兵面前，表达了我渴望革命的愿望，然后提出是否允许我们为革命抬浆糊桶，红卫兵们很高兴，于是我尽量装作很仗义地跟二利抬起浆糊桶跟在大队后面。
　　我肯定这一生再也不会吃到这么好的食物。甘甜喷香的面糊令我食欲大振。用手做勺子比用勺子更自由便当，眨眼功夫我吞下了几十“勺”，像一台抽浆机干掉了小半桶。
　　我轻轻唤了声二利，做了逃跑的手势，然后一溜烟钻进劈柴院。而二利却被像贼一样地逮住了。他被狠狠扇了几个大嘴巴然后一脚踢开。
　　二利仍然微笑着，眼睛盯住我的手，我“手勺”上还沾着不少浆糊。于是我把二利拉到僻静处，将“手勺”伸向他。他捧着我的手，一脸的感激神情，然后凝视着已半干的浆糊，开始用嘴吸吮。他吸吮得很快，有些迫不及待，我被二利吸吮得心里难受，全身都在颤抖。但我实在不忍心将手抽回，一想到二利遭受毒打的报偿只是舔食我肮脏的手上的浆糊，便不由自主地悲疚交集，可怜他，也可怜我自己。

4

　　那天闲逛到春和楼饭庄，当时好像改名叫大众饭店，雅座被彻底摧毁了，能供应顾客的只有2分钱一碗的阳春面和9分钱一个的肉包。
　　二利大约是饿极了，竟径自走了进去，在一对老年人面前显出饿了100年的样子，于是，他得到一碗面和两个包子。
　　他没有吃，全部捧到我面前，在那双总是闪着纯净的憨笑的目光里，我一下子看到了神仙的化身。我表现得极为“大度”，先将面汤喝光，剩下面条让二利吃，然后我们又一人分享了一个包子。从捡食到乞讨，两天中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飞跃。二利对此道似乎驾轻就熟，乞讨的食物足够我们果腹。
　　前海栈桥的西侧，是一座大型海水浴场。夏天一过，便成了闲置的别墅群落。我寻到一间门锁已锈蚀的更衣室，视察一番，便决定下榻于此。
　　先铺软床，我找来好多装过大白菜的草袋，厚厚地铺在地板上，又卷起一个捆紧，作枕头用。然后将两个草袋连接起来。拆开一个底，便成了“睡袋”，为防潮湿，我特意将草袋在秋阳下晾了一天，直到干燥松软为止。
　　二利很兴奋，套草袋翻过来倒过去嘿嘿直乐，我忽然觉得很幸福，我终于用劳动创造了生活，遗憾的是二利缺乏对话能力，否则我们会很过瘾地聊到眼皮睁不开的时候。
　　每到中午随着潮汐的变化，我会带领二利过浅水登上那一大片突兀的礁丛，礁丛中有水洼，水洼里有虾仔小鱼和小蟹什么的。抓一个放在嘴里生嚼，很鲜美，就是有些腥味，二利不敢吃，眼巴巴地看着我大爵，后来他居然也试着尝尝，很快便哇哇大叫，大概又是兴奋中枢使然。
　　稍有涨潮的苗头，我便赶快带二利离开礁丛，因为一但潮满礁丛，不识水性的人必溺死无疑。
　　二利将讨来的饭交给我，便去跟盼盼玩去了。盼盼是拥有一只大白猫的5岁女孩，我们是在海滩认识的，盼盼管我要小蟹，给她的猫吃，物质的引诱和精神的相吸，我们3个孩子和一只猫组成了一个最完美的家庭。
　　夜晚，我将盼盼送回家，然后回到住处。二利已经睡熟了，脸上带着那永远的微笑。
　　望着他淡淡的睡容，我的心一下子飘远，不知他家住何处有无父母兄弟，不知他会想什么不想什么喜欢什么或讨厌什么，偶然的机会使我们相遇，他以他无所谓的孤寂与我令人心悸的孤寞相溶在一起，一天天随着大自然消耗着生命。我幻想自己是神仙，用神水使他康复，我幻想自己是将军，让他做我忠实的卫兵，我幻想自己有许多的钱，养活他一辈子。但我只是一个“狗崽子”，是一个与他一样的流浪儿，目前的处境令我自己想起来就感到悲惨。

5

　　我决定第二天亲自上阵乞讨，让二利舒舒服服地当一天饭来张口的皇帝。
　　第二天早上盼盼来的时刻大约是上午9点多钟，深秋的太阳升起的晚，一夜的寒气尚未消失贻尽，我跟盼盼说出去一会儿，让她跟二利玩着等我。
　　读书时，我绝对是好学生，门门功课都跻身前三名。论乞讨，我觉得并不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像二利那样的弱智者都做得很好，何况我还有颗聪明的脑袋。首先我先编好词儿，说爸爸妈妈都不在了，说有一个傻子弟弟靠我养活，然后躬身垂首侍立，喃喃地求人家“帮上一口”。我选择的乞讨对象全都是慈眉善目的老人和一对表现很自然的情侣，很快我便得到几个肉包和一个馒头，一位老妈妈看到我大约是窃喜的模样，又伸手从一个油纸包里掏出一块炸带鱼。
　　我忽然感到生活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肯，任何方式都可以使你吃得饱。我又发现人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除了母亲世界上还有许多好人。
　　我看见几个水果店在整修，货就在外面卖，深秋时，苹果和梨是最便宜的时候，只有几分钱一斤，但我也买不起，于是我想到了“偷”。
　　顺理成章地被捉了，很自然地被绑了。令我无地自容的不是仅仅受一番辱性的殴打，还在于被绑在店外的一根电线杆上“示众”，乞讨来的食物和抢来的苹果被做为赃物，对连珠炮式的“公开审讯”，我保持坚定的沉默，对无休止的耳光，我则咬牙忍受。
　　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走到跟前仔细瞧了瞧我，鼻子哼了一声，转身走开，但刚迈出两步又折回来，将一口沫啐在我脸上；她的行为立即受到一片欢呼，于是唾沫、烂苹果和周围所有搜集到的脏东西全都汇集在我身上，这时，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一堆垃圾。
　　一个很魁梧的大个子男人站在我面前，拿着一本书，翻了几页念了起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是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人们很虔诚地听着，看着他给我松了绑，把我送到派出所！
　　这位大叔是好人。
　　他将我带到家中，挺远，是西镇一带。一路上没说话，回到家也没说话，烧了热水给我洗了澡，又找了大概是他儿子的衣服给我换上。
　　这时，我的恐惧感被感激所代替，很信任地回答了他提出的一切问题，我看到他偷偷抹了眼泪，然后起身给我做饭吃。
　　永远不会忘记那顿漂着肥肉片的面条，永远忘不了吃饱就睡，一睡睡到第二天下午的美事儿。
　　回去吧，找你的妈妈去，他说。说完递给我5块钱，用父亲般慈祥的目光看着我。
　　时间已经静止，思维也已经静止。我扑通一声跪下磕了一个头，然后转身飞奔出那个我现在已无法找到的温馨的家。

6

　　盼盼坐在沙滩上，呆呆地凝视着远处的礁丛，见到我，哇地一声大哭。
　　二利不见了，盼盼说，他进了礁丛，在昨天下午。
　　这就是说，已经过了24小时，24小时有4次潮起潮落。
　　大自然是无情的，它绝不因为二利是一位弱智的少年而改变自己的规律。
　　面前的一切依然如旧，又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海鸟正飞向自己的暖巢；大海显得无比温柔，细小的浪花轻吻着沙滩。
　　几天来，我们相依为命，在一生中再也无法重复的日子里，我又一次感到了孤独。尽管我还不明白这段日子的所有内涵，尽管我没有能力去逆料这段日子对我今后生活会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我确信这段日子里与我的生命结合为一体。
　　原本我打算带二利回到老家的。有了他，我便有了可靠的伙伴，我会很坚强的活着，不再怕那些本来使我恐惧的东西。
　　原本我打算让母亲收留这个与我度过难忘日子的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并不会成为我们亲如手足的障碍，我们会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我已无法回到二利那种极为简单的思维形式之中，我也无法使自己拥有二利式的单纯。我在人声嘈杂的社会中扮演着千千万万的人同样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生命在混沌与清澈的交替中得到升华。
　　从此，我再也未见到二利，我总认为他又一次扒上了北去的火车。
　　从此，我再也没有将二利忘记，他伴着1966年深秋那段日子，永远印在我的心中。

　　本文选自《那年那月》，白琳／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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