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捷：啼笑皆非的回忆

┃Personal History

啼笑皆非的回忆

© 赵捷／文

　　我1962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本来该1967年毕业，结果1968年才分配。分配还没有具体工作单位，要先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以后多年动荡不定的工作岗位上，又遇到了许多非亲身经历而绝不会相信的奇奇怪怪的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起来，还禁不住唏嘘感叹，哭笑不得。

一

　　1970年1月，经过一年半的劳动锻炼，我终于离开了部队农场，被分配到菏泽老家工作。因为离校赴农场时有两箱子图书、讲义放在大众日报社一个朋友那里，路过济南时我下车去取。没想到那位朋友说“反逆流”时报社被砸，书箱放在走廊的过道上已不知散失何处。我心疼那十七八年寒窗苦读的唯一财产，大哭一场离济回菏，比其他毕业生到地“革委”分配办公室报到的时间晚了一天。
　　书没找到已经够难受的了，晚到这一天又给我带来了麻烦。原来地“革委”根本没把这些大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分配当回事，临时从菏泽师范找来几个“造反派”学生组成分配办公室，将全地区用人单位列出清单，不管学校和专业，谁来的早了谁就挑个单位去报到。我去的时候，菏泽地直、菏泽县的要人单位已被分完，我的档案在头一天下午被鄄城县拿走了。
　　这简直是给我及家庭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我父母多病，无人照顾；而我年龄已二十七八，还没找着对象，是部队领导照顾我，才把我分回家乡。而现在机会丢失，被发配鄄城，能不慌张？我连忙找到几个同学、旧友商量办法。高中同学王锋自报奋勇，说鄄城他熟，决定带我去把档案弄回来，在菏泽安排。我们连夜赶到鄄城，第二天上午找到县分配办公室。他们说档案是拿不走的，要走可以，应报了到办调动手续。我们无计可施，只好照办。报到处的另一个房间，前边已有三四个学生在排队办手续。挨到我时，那个穿绿军装的军宣队员对我给他的工资转移单连看也不看，就在报到表的工资栏里填了个“29.50元”。我说不对，我是大学本科毕业，每月四十二块五，不信你看看工资转移单。他拿起单子看了看，竖起两眼喝斥我：“你这个不对，看看人家都是二十九块五，哪有你那么多的！”他拿出前边几个人的单子叫我看。我一看有的是山东省交通学校毕业，有的是青岛纺织学校毕业，都是中专生，就说：“大学、中专不一样，他们都是中专生，我确实是四十二块五！”他更发起火来，把我的工资转移单扔过来，说：“哪里给你四十二块五，你上哪里去吧，谁稀罕你这臭老九！”我猛地一喜，忙说：“那就叫我回菏泽吧，我已经在那个房间给你们分配办的同志提出了这个要求。”他又反复端详了我一阵，见我貌不惊人，语不压众，不过是个极平常的样子，感觉到有没有这只兔子都能过年，鄄城没有这个人也照样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就拿着我的材料到那个屋子里商量去了。过了好一会，回来说：“只要你能从菏泽开来接受函，我们这里就放你走！”我和王锋都千恩万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高高兴兴地回菏泽去了。
　　天大的事情竟歪打正着，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在菏泽找到了接受单位——杜庄公社中学。于是没让一支烟，没送一瓶酒，顺顺当当地从鄄城拿回了档案。后来知道，那个军宣队的同志姓袁。几十年来，虽然觉得他改我的工资单非常可笑，但却从来没有记恨过他，倒感谢他给我帮了一个大忙。

二

　　杜庄公社中学离我家七八里路，学校里的领导、职工大多都认识我。他们都知道我出身贫苦，小时候曾刻苦读书，成绩优异，附近三五个村庄里才考出了我这一个大学生。我哥哥虽然被划过“右派”，但没有民愤，人缘也好，没有给我带来不好的影响。再加上我本人勤快能吃苦，课也教得很好，没有几个月就混出名声来了。1970年底整党建党，我以培养对象的身份被抽调到工作队写材料。经我整理的几个典型材料被县里和地区批转，这一下轰动不小。1971年春，为体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县里把我树成了个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优秀典型，没有留预备期，直接批准我入党，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共党员。经过了几年的颠簸折腾，上大学时那种成名成家、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早已灰飞烟灭，终于认识到了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能在家乡脚踏实地地做好工作，受到学生和农民兄弟的尊敬爱戴，再找上个合适的妻子，共同孝敬父母，生儿育女，也就平生足矣。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72年暮春，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决定》传达下来，麦收期间学生放假，中小学教师全部集中在公社清查“五·一六”。我是清查小组领导成员之一，负责写材料，清查运动的动员报告就是我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与公社党委的研究决定写出来的。清查小组组长由公社党委一位副书记担任；另外两名副组长，一是我单位的书记、校“革委”主任，一是公社教育组组长。清查组长是转业军人出身，性情粗野，没有文化，因靠打骂群众能年年带队完成挖沟挖河任务，便由一般职工提拔为公社党委副书记。动员大会那天，一开会就由清查组长作动员报告。头几句，他还是照着我写的发言稿子念的，谁知道他越讲越激动，随即把动员报告放下来，大声吼叫：“清查‘五·一六’，好啊！我看我们中学里、小学里就有不少‘五·一六’。那些从北京来的，从济南来的，从曲阜来的，吃的是人民的，喝的是人民的，还反党反社会主义，谁知道都干了多少对不起人民的事！他们每月拿四五十块钱的工资，我这当书记的才三十四块五！”我一听，坏了！大家都知道动员报告是我写的，那里面可没写这些话呀！这不叫我得罪人吗？从北师大、山大、山师、曲师等地分来的几个大学生，都是很好的同志，根本不可能是“五·一六”。当时，我坐在会场前排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我抢前一步推开组长，对着麦克风大声说：“同志们党委研究的动员报告没有这些话，×××在胡说八道，违反党的政策，由他自己负责！”组长气急败坏，一拳朝我头上打来，我一闪身落在肩上。他同时喊着：“赵捷就是个‘五·一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把他抓起来！”我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参加“造反”，但我所在的组织却被王效禹打成了反革命。后来我一直当逍遥派，等着毕业分配，从来没参加过打、砸、抢，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五·一六”。这种情况，入党时学校党支部调查过，我心里也有底，一点也不怕他的诬蔑。我也喊道：“×××，无法无天！没有党委批准，谁敢抓我！”坐在主席台两边的两个副组长怕闹出更大的事来，把我和他拉开，说：“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在大会上吵闹是不对的！我们立即上报公社党委，严肃处理。这个会议，暂时停一下，等党委研究了意见再开！”
　　那么严肃、庄重的清查“五·一六”动员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公社党委批评了我，说我不该公开顶撞，扰乱会场，撤消了我的领导小组成员职务。同时，也撤消了那个人的清查小组组长，派他下乡检查麦收去了。经过半个多月的学习和清查，没有抓住一个“五·一六”分子。

三

　　1972年夏初，经过半年多的“批林整风”运动和对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平反昭雪，社会上的极左思潮有所收敛。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各系统各单位都成立了落实政策的专案组，复查处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案件，该定案的定案，该平反的平反。我也在这时被抽调到县教育组落实政策的专案组，复查处理教育系统的各种案件。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核实，我发现在全县教师队伍中，以文罹祸、以言获罪的案例比比皆是，有的冤假差错之情状，不亚于清代的文字狱。经反复认真地调查复审，对有根有据的冤假错案，我们一一给予平反改正，几个月的时间就解放了五六十个惨遭迫害的教职员工。其中有个“蒋某人案”比较典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蒋某人是辛集公社中心小学教师，地主出身，建国之前就教小学，解放后继续留任，业余喜欢写字画画。文化大革命开始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他出身不好，首当其冲在横扫抄家之列。“革命小将”和贫下中农“造反派”翻走了他家一堆破纸烂布，坛坛罐罐，倒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其中一张揉成几折的破画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画上画的是一棵牡丹几个枝，有的枝上开的是紫红色的花，有的枝上开的是粉红色的花。牡丹的旁边还写有一首无题诗，诗句是：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题诗落款是蒋某人自己，时间是1962年春。
　　那深浅不一两种颜色的牡丹是嫁接而成，俗名“两乔”，对此，生活在菏泽牡丹之乡的人们都能知道。这一帮抄家者断断续续地念着那几句诗却觉得不对劲了，于是绷紧了阶级斗争那根弦，拿到“造反指挥部”连夜分析。好家伙竟分析出一首“反革命变天”诗！你看看，这“戟”，不就是“枪刀剑戟”等十八般武艺之中的“戟”么？这武器埋在沙子底下，还不断偷偷拿出来“磨刀霍霍”，这不是想叫蒋家王朝复辟变天，让我们千万颗人头落地吗！这小子还自比三国戏上的周郎，咒骂社会主义的东风不给他方便；如果给了他这方便，通向共产主义的大桥都叫他锁住了，那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吗？一笔写不出两个“蒋”字来，怪不得这小子配合蒋介石窜犯大陆，在1962年写出这反革命的诗句！好，就定这蒋某人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绝对找不出一点冤枉来！于是，蒋某人就倒了大霉，不管怎么解释也没人听他的。他被戴上了二尺多高的铁丝帽子，反捆两手游街示众，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轮番批斗。在一次批斗大会上被“造反”群众打断了左腿，他疼痛不过，当晚以头撞墙，自杀而死。
　　看了这份案卷，我难过得几夜都没睡好。在20世纪60年代竟发生这样荒唐无知的怪事，真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我决心尽快平反这个案子，以慰被害人蒋某的在天之灵。我找到了《唐诗三百首》和清代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两本书，给专案组的全体同志传看，解释说这不过是唐代诗人杜牧凭吊赤壁之战旧战场时写的一首怀古诗，因为写得好，历代被传颂不衰，我上小学时就会背这首诗。可惜后来没有选入课本，许多学生都读不到了。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平反此案，由我写了书面材料报县“革委”专案组审批。县“革委”又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叫我当众讲解了此诗的原意，确认没有借古讽今、鼓吹反革命复辟，批准了将此案平反。
　　当我带着平反文件，代表县教育专案组到蒋某人家宣读平反昭雪的决定时，蒋某人家的儿女们扑通跪倒在地，给我磕了个响头，连声喊道：“赵老师，你真是个包青天！”二十七八年过去了，现在想起那情景来，我心里还隐隐作疼。

四

　　除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70年代初恐怕是我国最穷的年代。由于极左思潮的不断泛滥，社会各界只知道以阶级斗争为纲，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并不认真去搞生产。新闻广播、报刊杂志大肆鼓吹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等等，使许多工厂继续停产，铁路停运，学校停课，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74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下达“抓革命，促生产”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但仍难挽救整个局势，物质生产上不去，生活日用品供应极其短缺。肉票、油票、布票、棉票发得更少了，其他副食品供应更是见不着，商店里什么也买不到，自由市场早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别说鸡鸭鱼蛋没处买，吃不到，就是想吃一把生花生，也得等到春节前拿着粮本到粮站排队挨号几小时，一家才卖给三四斤。现在的女孩子找对象喜欢挑高个儿的，戏称一米七以下为“残废”。那个时候可没有这种讲究，男孩个子高了并不认为是好事，他饭量会比别人大，多吃家里的口粮；一人一年才七尺布票，还不够给他做一件衣服，岂不是大麻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难住了我。秋末冬初的一天，我母亲突然得了肠胃炎，上吐下泻，几天下来瘦成了个纸人儿。西药打针都没治好，中药偏要红糖作引子。当时规定，女人坐月子才能批点红糖，平常时候谁能吃到这玩艺！我急得团团直转，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这时有人告诉我说“流产”也能批给红糖，不妨到医院里办办试试。万般无奈中，我去县医院找在妇产科当大夫的一个女同学。她冲着我笑笑说：“有办法了，你赵捷这个名子正好像个女的，就流一次产吧！”不一会，她就从院部拿来了一张盖好公章的“红糖供应证明”给我。我一看上面填写的是“赵捷流产一次，请供应红糖二斤”，不由得也憨笑起来。我拿到单位办公室签上“情况属实”，盖了章，又到县商业局供应科去批。他们指着证明信上的人名问道：“赵捷是你爱人？”我顺口答应说“是”，这才给盖章批准，到百货大楼买了二斤红糖。
　　不料此事很快被商业部门发觉有假，追查信函转到了我们县教育组办公室，要单位查清我“套购”红糖的责任，说什么“红糖系为国家紧缺物质，一人套购，不知几人遭殃”，建议将此事列为“斗批改”的典型，“对责任人严肃处理”。多亏我们局长（当时叫县教育组组长）学斌同志宽厚开明，通情达理，没有上纲上线到如此的高度，只是在会上点点我的名，似笑非笑地说了我一顿，叫我以后注意了事。

五

　　我上大学的头两三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执行，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大为好转。教育战线也逐步从“整风反右”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中复苏过来，注重了教学质量。“高教六十条”要求老教师走上教学第一线，明确号召高等学校的学生要又红又专，培养专家学者，攀登科学文化高峰。在这样的学习环境和气氛中，我这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不由得意气风发起来，立志要成名成家，为国家为民族干出一番事业来。我曾想学习诺贝尔，终身不娶；也愿当一个徐霞客，四海为家。那时的山东大学校园，早晨四五点钟就有人在操场上长跑锻炼身体，到晨光熹微时，到处都会响起朗朗的读书声。晚上，阅览室、大教室坐满了夜读的学生，停了电挂起汽灯也学到11点。学术报告会一个接着一个，个个座无虚席。我厕身在这些莘莘学子之中，对个别溜溜达达、卿卿我我谈恋爱的男女同学，是瞧不起也看不惯的，认为他们辜负了大好时光，耽误了学习，没有出息。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搅破了千万个学子的美梦，我也不得不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山东“二·三”夺权时，济南天桥曾出现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学生”的巨幅标语，原来，我们这些“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连一般老百姓都不如。命运给定了位置，诺贝尔、徐霞客都当不成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面对现实，解决婚姻问题。
　　女孩子们找对象，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喜好和标准。50年代和60年代初，国家干部、文化教育界人士当在她们的首选之列。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军人、工人地位大升。“全国山河一片红”，青年男女一身绿，中小学生能挎上个像解放军那样的绿书包，就感到无尚光荣。我们这些被当作“臭老九”的大学毕业生，当然就失去了找对象的优势。刚从部队农场回到菏泽时，曾有人牵线给我介绍了个县预制厂（造水泥板等建筑材料的）的女工见了几次面，双方都认为还可以。但不久，被个从部队回家探亲的副排长插了一脚，那个女工就迁于乔木，去当她的“随军家属”去了。不过，我们这些人仍然还有自己的长处，一是工资多，每月四五十块钱，能买三百斤鸡蛋或一百五十斤猪肉，在地方上是高工资；二是毕竟念了几年书，各种工作都能很快适应，而且能干得很好，颇得好评。所以不少人戏称我们这些人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一些讲实惠或个别有眼光认为知识分子还会有出头之日的女孩子，还是愿意找大学生的。再加上我个人长得中等个儿，面白微胖，自然条件虽然不算很好，但也不是太差。为此在预制厂那个女工和我“拜拜”了以后，跟着提亲说媒的还是不断，不太长的时间里就见了十几个。其中有中小学教师，工人，护士，营业员，社员（农民）等，有的是我不同意，相不中长相，文化水平低，或者对方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女方不愿意，主要是我当时还在杜庄公社中学，她们问我什么时候能调进城里来，我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
　　1972年初春，我的同事万印同志又给我介绍了个女孩子。她和万印是高中同学，在县被服厂工作。此人学习很好，因为是“老三届”，没机会考大学；人漂亮文静，又会弹钢琴。她曾到杜庄公社中学来过，我多少有点印象。万印说她同意见面谈谈，我就答应了。
　　那天下午，我在蹲点的生产队里参加春种计划会，万印叫我出来的时候天就快黑了。我们冒着黄风赶到城里，万印说约定的地点是这女孩子的妹妹家里。她妹妹在地“革委”招待所，我们到了，那女孩子还没来。我坐在一个马扎子上吸着烟等着，万印和她妹妹也很熟，随便闲聊。在他们的交谈中，我听出了她妹妹在招待所里当服务员，已经结婚，对象就是这个招待所食堂的采购员。只听她妹妹断断续续地说：“我们这儿可好啦，什么官都见过，我还给地革委主任敬过酒哩！每天从食堂里拿家来的东西吃不了，瘦肉肥肉一碗一碗往泔水桶里倒！”“也不知道我姐姐迷了哪门子心窍，非要找个大学生。大学生有什么好的，我们街上一个大学生，每月工资才二十六块钱，还没我这高小毕业的多呢！”在她说到她的丰厚奢侈的生活状况时，我这个每月只能领到四两肉票、刚刚混上温饱的可怜虫虽然听着极不顺耳，但也情有可原，近水楼台嘛！所以，还没有生气，居然还偷偷地咽了一下口水。但万万没有想到，她对我们这些文化人竟是如此的鄙视和充满偏见！几年来的遭遇，虽然使我已认识到了自己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但却永远也不后悔我受到的大学教育。一个农民的儿子熬到这一步，只有我自己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可以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当着我的面，绝不允许污蔑农村，污蔑农民，污蔑知识分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村是我的根；大学毕业生这个牌子，是我唯一的资本和精神寄托！当时，我怒火中烧，想一下子站起来给她两个耳光，一走了之。但是，又听见她说：“万印哥，你认识看病看得好的医生吗？我现在得了个病，一吃带油的东西就干哕，浑身没劲，还发低烧。去了几趟医院，也没查出啥病来。”万印说他也不知道哪里能治这样的病。他估计我听了他们的谈话会不高兴，为了缓和气氛，转过脸问我：“赵捷哥，你念的书多，看看这病怎么治法？”我猛地平静下来，连讽带刺地挖苦道：“你算问准了，我专会治这种病。这叫富贵病，享福享够了！把她下放到黄河滩上，一天供应四两地瓜干，劳改三年，保证治好！告诉你姐姐吧，我们不谈了！”说完，拉起万印，开门就走。后来打听到，她妹妹说的那个街道上的大学生，是被山东工学院开除的，在一个小工厂里干临时工。为了这件事，万印责备我，说又不是那女孩子本人说的这些话，你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我说她家里有人这样看不起知识分子，以后没法过。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在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不叫人给介绍对象。幸亏后来碰上了李新平，她不嫌弃我这块“臭豆腐”又年轻貌美，心灵手巧，虽然当时只不过是个集体所有制厂子的工人，我还是下决心娶了她。这样才解决了婚姻大事，有了今天这个家。

六

　　我们本该1967年毕业，但苦苦的等了一年，直到1968年夏天，才等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的《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我们这届毕业生，除少数先分配到具体单位，再由单位安排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外，大部分直接送到解放军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当时，我们对学校逍遥无聊的生活已十分厌倦，恨不得立即离开这个困了我们六年的校园。方案一下，如笼鸟放飞，各奔西东，慌张得连张集体照片也没留下来。十几年过去了，二十几年过去了，在我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能顺顺当当地为国家为人民干点工作之后，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思却与日俱增，那就是对老同学越来越深的想念。年轻时候曾读过许多古代的赠别诗、离愁诗、怀旧诗，诸如什么“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海角寻个遍”，“春愁离恨重于山，不信马儿驮得动”等等。但那时“少年不识愁滋味”，根本理解不了那诗词中的感情。年岁大了，想起这些名篇佳句，才感觉到写得是多么的深刻和动人！有一段时间，我沉迷在思旧和忆友的悲苦之中，常常一两天茶饭不思，彻夜失眠，曾经在深夜爬起来写出两首七言绝句：

　　一
　　古今多少忆友诗，他心岂有我心痴！
　　醒来倍觉思念苦，未若梦里见君时。

　　二
　　风雨飘零忆同窗，暮云春树两茫茫。
　　今生若得再相见，亦歌亦哭醉一场！

　　这时，同学阎钢发出倡议，想把我班同学都联络起来搞个“通讯录”。我积极参与其事，发动在济南的同学各找外地线索，一封封信函发往全国各地，不久就联系上了几个同学。
　　马昭忠同学在校时一直是我的挚友，我们在一个小组一个房间待了六年，分别后也失去了联系。我只记得他原籍是滕县鲍沟公社人，不知道具体村庄。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滕县鲍沟”注明“请帮助查找此人”，结果如石沉大海无回音。1988年，我到滕州参加“山东古国史学术研讨会”，借机到滕州一中找到了高中时的一个同学，叫她帮助找找。她在学校当教导主任，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讲了此事，说如果有认识马昭忠的请给她说一声。会后，有一个女学生找她，说马昭忠是她叔叔，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邹县工作，现在是邹县教育局副局长。马昭忠终于被找到了，我专程赶到邹县，见了面又哭又笑，饮酒交谈，时至深夜，同在旅馆里大醉而睡。
　　经过和我们的原班主任李天安、朱懋铎等老师几年的联络策划，1998年8月我们终于搞了一次全班聚会。1962年压缩招生，山东大学历史系只招收三十人，流年似水，已经有人与世长辞了，集会时共来二十四位同学。学校和历史系的许多老领导、老老师也来参加了我们的聚会，对于我们这些老学生，有的果真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了。现在的年轻人生在福窝里，长在福窝里，喜欢把自己的甜蜜生活描绘成岁月如歌。我们这一代人却岁月如梦，回忆起自己的经历来简直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了。聚会那天，会场上拉起了“历尽风雨坎坷路，三十年后喜相逢”的大幅标语，本来准备以此为主题词叫大家谈谈别情近况，没料到发言者都讲说自己的遭遇，如泣如诉起来。我一看情绪不对头，抢了话筒发言道：“我给大家先念一段呱嗒嘴（打油诗），作为开场白吧：

　　有幸济南上大学，不料日后多坎坷；
　　为求锻炼下黄海，战天斗地老碱窝。
　　历史专业教体育，五音不全赛唱歌。
　　扎根农村干革命，三十多岁娶老婆。
　　因为当过红卫兵，一有运动就思过。
　　也曾入党当模范，走运没有倒霉多。
　　多亏老邓重掌权，考研山师又上学。
　　三年毕业干出版，审稿编稿度日月。
　　生来不是当官料，业务干的还凑和。
　　有吃有住高薪水，一家老小安且乐。
　　盼到同学来相会，酸甜苦辣涌心窝。
　　可惜只长一张嘴，新事旧事都想说。

　　接着，讲了讲上面几个亲身经历的片断，大家都嘻笑起来，会场的气氛立刻由悲切转为活跃。我们的老师祝明还专门为这次聚会填了一首词：

　　满庭芳
　　贺山东大学历史系1962级同学聚会
　　别来卅载，白云苍狗，江南塞北为家。同窗年少，重逢惊华发！执手相问健否，回首处，坎坷尘沙。今幸会，莫辞浊醪，啸傲付烟霞。
　　通达。知天命，人生苦短，事业无涯。颂金秋晚晴，景色清嘉。从此殷勤共勉，喜丰收，硕果奇葩。新世纪，再会泉城，还将名士夸！

1999年3月21日

　　本文选自《末代大学生的最后日子》，观沧海／编，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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