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凤桐：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Personal History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 石凤桐／文

　　人的一生，十六个月不能算很长。从毕业如作鸟兽散，到懵懵懂懂地回归，近五百个日日夜夜的北大荒军农生活，让我刻骨铭心，挥之不去。那低矮的土屋，那金黄的麦浪，那野花盛开的大草甸子……伴随着人性泯灭年代的酸甜苦辣故事，常常萦绕于心头。当我把这段难忘的往事讲给女儿们听的时候，每一次她们都睁大着惊疑的眼睛，以为那是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然而，这些事情确是我们那代人的亲历。

一

　　1968年岁末，经历了那场“文革风暴”，我们这些大学生，突然从“红色造反者”降为“臭老九”，绵羊似的被赶出校门。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最后一顿晚餐”，没有一声互祝珍重的道别，甚至没有留下一张全班三十二名同学的毕业照，就在前途难卜，情绪低迷之中，急匆匆告别了母校，忐忑不安地踏上人生的又一个旅程。
　　1963年我考入吉林师范大学。秋天的长春市，斯大林大街两侧，一簇簇“万年红”正开得火红火红，面对迎风招展的“欢迎你，未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横幅，我激情满怀地步入大学校门，发誓刻苦学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正赶上高校抓学习质量，大练基本功。课外时间，我们数学系学生几乎就是做作业、演习题，一本厚厚的苏联《基米多维奇数学分析习题集》差不多被翻烂了。每学期开设的课程全部考试，两门不及格降级，三门不及格勒令退学没商量。残酷的升降级制度，把我们紧紧地捆在板凳上，教室、餐厅、宿舍三点一线，是我们的全部活动空间。尽管课业负担重，却没有丝毫怨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为将来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乳汁。大学的前三年，是充满激情与幻想的三年。然而，“文革风暴”突然袭来，卷走了我绚丽的梦。学校停了课，大学生居然成了闹“革命”的急先锋，被封为“红色造反者”，进驻到某些重要部门去“参政”，似乎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到了1968年7月，仿佛一夜之间，我们这些文革中的佼佼者，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必须对其进行“回炉再教育”。
　　那时，毕业分配流行着一句顺口溜：“远是‘对儿’，近是‘赘儿’，不远不近是‘光棍儿’。”分配到学校教书，是当时已经结婚或正准备结婚的“对儿”们的最好选择。文革前的大学生是明令禁止谈恋爱的。然而，异性相爱的天性谁能禁锢得住呢？神不知鬼不觉中，我们班竟成了七八对儿。关键时候看出学生纯真善良的本性，班上的男女光棍儿，把有限的教师名额，让给了捷足先登的“对儿”们。我既没对象，也没家庭负担，于是，跟随“大部队”开往军垦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

二

　　三个月紧张的军事化集训之后，1969年4月，我们登上从师部通化开往龙镇的军车，向一千多公里以外的北大荒进发。听说坐军车去，我们既新奇又兴奋。登车那天，是个傍晚，北归的大雁发出嘹唳的叫声，望着空中呈“人”字形的雁阵，我们自比志向高远的大雁，去经受磨炼与考验，自豪感油然而生。这种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当全排四十多人，像沙丁鱼似的被装进黑乎乎的闷罐车厢、拉上厚重的大铁门之时，我的心突然沉重起来，失落、惆怅、压抑一起袭上心头，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呢？我的一生将归向何处？
　　军车毕竟跟普通客车不同，大家以为会一气到达目的地。其实不然，车走走停停，停起来又不知几时再开。军人行动属于军事秘密，谁也不能多问。问谁呢？连长排长们也不清楚。其实，我们一上车就被人戏弄了一把，车站得知闷罐车里装的是到北大荒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把军车跟零担货车编挂在一起，权当拉的是牛马羊了，你急人家不急。大家知道真相后无不唏嘘。第二天早上，连首长到车站“严正交涉”，才把闷罐车改挂到略快的列车上。
　　连、排长都是从正规部队选拔上来的。我们四排排长是个小伙子，同我们年龄相仿，副排长是一男一女，比我们小两岁，他们跟女生乘一节闷罐车厢。闷罐车里当然不会有厕所和暖气，好在事先都备了马桶和煤炉子。男女有别，撒尿成了大问题。初出茅庐的姑娘们，没见过世面，害羞，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褪裤子撒尿，这可怎么办呢？有个外号叫“小白”的白净姑娘，大概是贪了一杯水，眼看憋不住了，曲哧曲哧哭起来。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害羞也得尿！班长刘霞说：“来，家围个圈……尿吧！”你脸红也好，白也罢，闷罐里黑，没人看见，几个女同学围拢起来让她蹲在桶上。人一急反倒尿不出来，不知谁说了句粗话：“这不是生孩子，别紧张！”人们扑哧一声笑了。
　　笑归笑，小白这么一操作，大家都觉得小肚子挺鼓胀，也纷纷到圈子内去方便——这道难题就这样解决了。后来呢，围圈人也逐渐变稀，渐至变成“不设防”，有尿自管撒去，习惯成自然，没人把撒尿当作大问题，倒是寒冷问题变得突出起来。4月初，气候多变，天上不时飘起雪花。车越往北开越冷也越苍凉。我们虽然棉衣棉裤棉鞋的全副武装，还是冷得直跺脚。军车一停，我们就跳下车，拎着小桶去拾煤块。一位手持长把小铁锤的检车员告诉我们，看哪儿有煤就去装！我们一下醒过腔来，立即横穿一道道铁轨，到煤堆上去扒煤，昔日的斯文荡然无存，那疯狂劲儿同“扒手”毫无二致。一路上的煤都是这样“免费提供”的。白天大家围在火炉旁烤烤火，说说笑笑，或轮流拉开放风的小铁窗，颠起脚张望一下外部世界，看一看飞速退去的草地、大树和偶或闪过的村落，时间过得倒还快。夜幕一降临就不好过了。我和小项把我俩的褥子全部铺在车厢地上，盖起两床大棉被，和衣睡在一个被窝里，还是冻得难以入睡。车轮轧在铁轨上，“咣当当，咣当当”，震得我的心也同步颤动，仿佛掉进了黑洞洞的大冰窖里，就觉得浑身发抖，又仿佛有无数的怪兽跟着车厢朝我追杀过来。我怕极了，大喊“救救我……”我惊醒过来，一看，排长和女同学们正围着炉子烤火呢！他们也冻得不能成眠了。
　　哈尔滨是个大站，号称“东方莫斯科”。经过十几小时的颠簸，该下车活动一下筋骨了。正赶上党的“九大”召开，有人大喊：“统一下车！跳忠字舞！”于是，哈尔滨车站站台上，一百多个年轻人，举着“红宝书”手舞足蹈起来：“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种“忠字舞”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军农战士训练有素，跳得整齐认真，引得不少旅客驻足看热闹。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娘凑到我身边，小声问我：“你们……是不是劳犯？”这简直是对我军农战士的侮辱，劳犯怎么可以跳“忠字舞”？我压住心头怒气，反问她：“谁说的？”她指着人群说：“看你们穿的！”我打量一番我的队友：个个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哪里像风华正茂、潇潇洒洒的大学生啊！竟与垂头丧气、心事重重的服刑者不差啥。当时人们以朴素为荣，穿旧的或打补丁的衣服，才能给人以“艰苦朴素”的印象。北大荒对这批大学生有一段俏皮嗑：“远看像劳改的，近看像烧炭的，问一问是来锻炼的。”

三

　　车终于到达龙镇，我们终于走出了闷罐车。
　　龙镇在哈尔滨北，距哈尔滨三百多公里，是一个边陲小镇，当时火车到这儿算走到了尽头。空中“人”字形的雁阵仍在北上，我们却要驻足在这里。从车站到师部农场，二十多里旱路“拉练”步行。
　　刚刚解冻的小河，流水潺潺，一望无际的原野，荒草连天。地里，已经有播种机在播麦，隆隆的响声，给春天的北大荒带来一派生机。我们的到来给农场带来了生气。“拉练”的路上，我们看见地里一麻袋一麻袋的大土豆，在料峭的春风中默默站立着。据说，这土豆是上年起出来的，没人来买，也运不出去，寒流突然袭来，被冻在地里，只好丢弃在那儿。“思想成果”早已收获，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
　　北大荒，古时是犯人流戍之所。50年代，大批转业军人来到这里，建了一些国营农场，后来不少劳教人员来改造。到了60年代末，在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下，大批“知识青年”开进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一步开发这块美丽富饶的处女地。
　　我们农场方圆几十里没有村落，不见普通百姓踪影，只有农场的军人，加上我们穿黄棉袄没有领章帽徽的大学生，还有拖拉机、康拜因、大汽车，没见过牛马等大牲口。这里交通和通讯相当落后，是一个封闭式的劳改农场。两栋旧马棚是男同学的营房。马棚坐南朝北，两扇木门洞开，一台解放牌大汽车可以畅通无阻。营房内两溜靠墙的大铺，便是八九十号男同胞的睡处，也是我们全连的“会议室”兼“俱乐部”，数不清的“大批判”会和“忠字舞”比赛，均在这里举行。女同学的住处远没有这么敞亮：一溜低矮的土房，小小的窗框，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门窗七扭八歪，一律关不严实，土房里没炕，是铺着草的木板铺。连里告诉我们说，这里地处边境，“珍宝岛事件”刚过不久，中苏关系紧张，原来住的“二劳改”内迁了，才倒出了房子，不然你们还没处住呢！
　　农场四周平坦开阔，水资源丰富，浸着水的塔头甸子到处可见，甸子里栖息着野鸭，发出嘎嘎叫声。在塔头甸子里细心寻找，会发现一窝窝野鸭蛋，春天，我们在草甸捡野鸭蛋回来改善生活。这里无霜期短，以种植小麦、大豆为主，多年沿袭广种薄收旧习，作物产量不高。机器播种，机器收割，不需人工沉重的劳作。部队官兵主要是来锻炼，不在乎产量多少。一位部队干部告诉我们说，这个农场一年的收成连买汽车和各种农机的用油都不够。
　　麦子须顶凌播种。春天冰雪还没全消融，大型播种机便开进广袤的大地。这里的黑土地抓一把能攥出油来，不用施肥，麦苗出土后，喷洒一遍灭草剂，就等着麦子黄熟开镰收割吧。种地用机器，我们插不上手。场里见来了这么多劳动力，那就搞基建吧，给农场建招待所。在一排排黑乎乎的泥屋群里，雄起一栋“现代化”的红砖房，这是农场的一件大事。
　　大工匠是从当地雇的，我们主要当小工，运料、挑水、合灰、搬砖，全凭一双手，机械不用，连最简单的手推车、搅拌机也没有。运砖，用手搬，搬到瓦工身边，高处上不去，就一块一块往上扔，由一个站在跳板上的人接；和灰，把沙、石、水泥，先倒在一个大木槽子里，用灰耙扒匀，再倒进水搅拌。反正有的是廉价劳动力，越累越苦越能锻炼人嘛！繁重的体力劳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
　　副班长是学英语的，平时说话喜欢用上几个英语单词，她打喷嚏像小鸡打喷嚏的动静，英语中的小鸡是“cock”，大家便送她了个绰号“扣儿克”，她听了也不生气，从此“扣儿克”在全连叫开。“扣儿克”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那年月，她父母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算劳动人民。她伯父是某大学教授，文革初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时，投湖自尽。这样的出身和社会关系，使“扣儿克”背上沉重的包袱。一向要求进步的她深知，比起出身好的人，自己必须付出几倍的代价。于是，她默默地干活，用苦干和实干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灵魂。有同学背后说她假积极，她不在乎。搬砖，一般女同学顶多搬八块，“扣儿克”搬十块，双臂伸直，再由别人往上加两块，一直摞到下巴颏。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右手背上长了个筋包，越长越大，竟长到乒乓球样大。“扣儿克”一声不吭。先是吃饭拿不住筷子，后来，连拳头都握不上了，手指稍一动就疼，晚上疼得直哼哼。我们劝她去医院，她说近处没有医院，等建完房再去，一拖好几个月。不能搬砖了，“扣儿克”就挑水。挑水也是重活，水离工地远，挑一担水来回十多分钟，供不上的时候，得一溜小跑，通常由男同学干这活儿。“扣儿克”把活抢过来，跟男同学摽着劲儿干，男同学挑几趟她也挑几趟，肩膀压得又红又肿，照样挑，一挑就是一个月。为了方便大家早晚洗洗涮涮，“扣儿克”包下了全排四十多人的用水。早上一起床，房前那个水泥槽子里就已经漾着满满的清水，那是她从一里地以外一趟一趟挑来的。为此，她得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家庭出身不怎么样，没办法，咬牙也得这么干。
　　一天，正在工地干活，东南方向升起一团白烟，转眼白烟就变成红红的火苗，朝农场方向蹿过来。“着火了！”有人大喊。在北大荒，常有自燃性火灾发生。“火光就是命令！”救火是人人的自觉行动，我们放下手里的活就往火场跑，我和“扣儿克”拿铁锹跑在前面。打火铁锹不好使，有人割了一些树枝分给大家，我们顾不得阵阵袭来的热浪，迎着火头用树枝猛抽，抽得火星蹿得老高，我俩被裹在烟火和灰烬之中。“快！你们俩快出来！”一个人高声朝我俩喊。迎着火头打火是大忌，弄不好会被大火吞噬。我突然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拽出火场。可是“扣儿克”仍往里冲……“扣儿克”的双手和脸烧伤了，被抬到医务所包扎。看到她痛苦的样子，同学们噙着眼泪，没人再说她假积极了。

四

　　转眼之间麦子打包了，出穗了，发黄了，风一吹，卷着金浪。
　　7月中旬的一天，场长把学生连拉到麦田旁，看联合收割机表演收麦——这大约是场长唯一可向大学毕业生夸耀的。那台钢铁庞然大物“突突突”在麦地里行走，把麦棵“刷刷刷”割下，吞进肚里，麦粒“哗哗哗”吐到并排走的汽车车厢中，剩下的麦秸均匀地撒在地上。从前曾在电影中见过的机械化麦收情景，真真实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好激动。“机械化就是这样提高着生产力！部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场长自豪地作着少有的经济学“宣讲”。
　　然而，老天不睁眼，7月连阴，雨下个没完，小河平了槽，垄沟满了水。眼看着“麦浪滚滚闪金光”，联合收割机无法作业，一开进去就往下陷，场部决定，由人工抢收麦子，说这是对军农战士的新考验。于是，建房工作暂停，全场紧急动员，展开一场麦收大会战。
　　天刚刚亮，起床号响了，高音喇叭喊话：“大家同志们！赶快起来收麦子！”那是场长沙哑的声音。场长是位步兵团长，四十多岁，文化不高，有一股军人的豪气，工作热情，对人和善，颇受大家尊敬。紧接场长的声音，是当时流行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女同学来不及梳洗，拿起镰刀和磨石冲出住房，跑步集合，以急行军的速度，直奔五六里以外的麦地。
　　到北大荒三个多月，我们整天围绕工地转，没有时间去看外面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场部，就像飞出笼的小鸟，心情豁然开朗。天是碧蓝蓝的，地是金灿灿的，甸子上盛开着黄的、红的、紫的花，一片片、一丛丛争奇斗艳，微风吹过送来阵阵芳香，原来北大荒的盛夏竟这么美！我陶醉了。战友们也都被眼前景色感染着精神起来，迈着轻快的步子，唱着歌前进。
　　收获是喜悦的，也是艰辛的。麦地一眼望不到头，一个人把六垄，中间两垄放麦铺子，煞下腰头也不抬往前割，不一会我就汗流浃背、腰酸背疼了。抬头看看前面，无有尽头。我割得又慢又不在行，会割的同学就过来边教边帮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没落到最后。怎么肚子咕咕叫？这时才记起，从早上5点起床，到现在三个小时滴水未进。8点左右，炊事班挑来了馒头和菜汤，全连一百多号人一哄而上，转眼之间吃食就被扫荡精光。我怕落在别人后头，来不及休息，用磨石蹭几下镰刀，又接着干起来。午饭还是在地里吃，吃完赶紧靠着麦垛歇息一会儿。生平第一回见到种麦、出苗、拔节、秀穗、黄熟，第一次拿起镰刀割麦，很快地手上起了血泡，麦芒钻到脖子里，汗水一蛰，又疼又痒，难受极了。直到太阳快落山才收镰回营。这时候你看吧，分明是战场上一群败兵，有迈不动步的，有瘫在地上哼哼的，还有包扎伤口的，来时的精气神无影无踪。见到这种状态，连长也心疼，他知道必须让大家振奋起来，他很会鼓舞人心，大喊：“来，咱们唱个歌！”他先起个头，全连跟着唱起来：“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嘹亮的歌声一响，大家立即精神起来，合着节拍的脚步也变得整齐有力了，仿佛劳累减了一半。第二天一早，冒着小雨赶往麦地，连泥加水地干一整天，比前一天还累，干这活第二天最关键，大家咬牙还是坚持下来了。领导在总结会上说：“这叫真正的劳动锻炼，谁能坚持下来，谁就是好样的，谁的思想就爬了一个坡。”
　　但场长不是来改造的，麦子割不下来会掉粒霉烂，让人心疼啊！于是号召大家想办法，提高收割效率。有人建议到内蒙古去买钐刀，说军农一连用大钐刀打马草，那大钐刀“蝎虎”着呢，一钐一大片，肯定会提高效率。火速派人到科尔沁草原，火速运回大钐刀。试割那天围观的人很多，连领导带领几位强壮的同学操刀表演。结果地不平，不是带出根来，就是弄得乱麻一团。表演失败，指导员的结论是，实践的过程是认识的过程，大钐刀是打马草的，不宜割麦，还得用小镰刀来收割。他无奈地说：“小镰刀更有利于军农锻炼！”
　　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不少同学病倒了。班长刘霞是共产党员，正直、有主见，平时言语不多，关键时刻敢发表意见，敢顶撞连干部。她一向很好强，苦活干在头里，还得管理班里的生活，平时付出的比别人多。麦收时候，她抢活干，每天汗流得水洗一般。有细心的，发现她饭量在减少，喝一小碗粥，吃几口咸菜就离开饭堂。吃点东西就吐，又吐不出来。她脸色蜡黄，一天天消瘦，一次竟支持不住，一头栽在麦地里。送到哈尔滨医院，一查，刘霞得的是“无黄胆传染性肝炎”，不抓紧治疗，有生命危险。马上住院！她被留在了哈尔滨，直到1970年春天我们再次分配还没出院。同班长一块去医院的还有“扣儿克”，她手上的“包”确诊为腱鞘炎，医生说是干活用力过猛而致，不能再耽搁了，必须手术。重新分配前夕，她在通化部队医院做了手术，术后，吃饭、穿衣、洗脸用一只手，系腰带得靠同学们帮忙。我们告别时，她右臂还吊着绷带，右手活动受限，不知后来恢复得怎样。

五

　　俄罗斯有句俗语，不速之客比鞑靼人更可恨。
　　一天，我们正在打场，通信员跑来说，连长叫小云到连部去一下。大家都很纳闷，有什么好事呢？是不是部队又需要什么人才了，要她提前结束军农锻炼？过了很长时间，小云才从连部回来，她满脸通红，一声不吱。我们关切地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突然双手捂脸，哭了，哭得很伤心。平时一向开朗乐观的她，今天是怎么啦？班长去连里一问才知道，小云的男朋友来了，在场部的机房后面等她。
　　小云的男友小赵被学校开除了！小云跟他一刀两断了！怎么又来了？大家觉得这事有点蹊跷。
　　小云长得小巧玲珑，说话嘎巴溜脆，能歌善舞，还自编自导过短小的节目，代表班里演出，受到同学们喜爱。她有个习惯，不爱喝粥，同学们赠她“干老鼠”雅号。她与小赵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又一块儿考上大学，在同一个系，很早就相爱，毕业前领了结婚证书，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临分配时，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小赵拿了学校图书馆的几本书，被定为坏分子，受到开除学籍的严厉的处分，取消分配资格，立即遣送回家。五年多的大学生涯，就这样付之东流，多么残酷啊！小云欲哭无泪，申诉无门，在那个法制遭到践踏，冤假错案随处可见的年代，只能把冤屈压在心底。从此劳燕分飞，两人各奔东西。小云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随着“再教育”的洪流来到北大荒。
　　军农战士们除了用艰苦的劳动“洗刷资产阶级思想”，还要“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利用冬季，军农各连队实行“思想总结”运动，连里派人对每个人内查外调，自己呢，点灯熬油地写自传材料，查祖宗三代，讲文革中“无政府主义”表现，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东西抖搂出来，不得有一丝保留，然后“批倒批臭”。把自己说得越“黑”越好，否则就是“斗私批修”不彻底，就是对组织的不忠，就不能过关。小云家庭出身好，本人文革也没什么问题，就把跟“坏分子”这段痛苦的恋情讲了出来，狠狠上纲上线，挖思想根源，自我批判，并信誓旦旦表示，同男友彻底决裂。就在这时候小赵大驾光临。小云这么掩面一哭，坏事了，说明她那些誓言是假的，并没有真正同“坏分子”彻底决裂，立场不坚定，欺骗党，欺骗人民，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小赵来得怎么这么不是时候呢！大家暗暗为小云捏了把汗，又情知帮不上忙。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呢！她能把他忘掉吗？从小培育起的情谊就这样一笔勾销啦？真实的感情是无法掩饰的。小赵一出现，她的防洪堤一下子就被自己的泪水冲垮了。连里态度很明确：“革命”和“坏分子”，你只能选择其一。
　　因小赵是被开除的“坏学生”，连里不许他进入场部，我和几个同学偷偷跑去看他。见他单衣单裤，蓬头垢面，在初冬的瑟瑟北风中发抖。眼前的他，跟大学校园那个英俊潇洒的青年判若两人。他从家出来一周了，路费不足，忍饥挨饿，边走边打听，千里迢迢找到这里。他唯一目的就是看一眼心爱的人，哪怕只说一句话也心满意足了。他的这点要求不算过分。然而，世事无情。
　　连里又一次把小云找去，问她的选择。天平的一边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边是“夫妻感情如海深”，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利弊权衡，小云的选择是：不见。小赵在农场附近转悠了三天，没能见上小云一面，挥泪而去。

六

　　五个多月的苦干，一栋招待所——农场的“克里姆林宫”胜利竣工。红砖红瓦房，坐南朝北，筒子型，北面一溜长长的走廊，南面隔成十几个房间。照顾女士，特准搬新居，全排四十多女生，每班住一个大房间，又宽敞又明亮。住进自己辛勤汗水建造的房子，心里格外熨帖，大家还庆贺了一番。男士们羡慕得要命。哪想到乐极生悲，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10月末的北大荒，寒风凛冽，白雪铺地。刚刚建成的新房，暖气不好用，四壁和天棚结着厚厚的一层白霜，可谓屋外白皑皑，屋里白晶晶。最让人烦恼的是潮湿，被褥和衣服总是湿漉漉的，又没法晾晒，睡觉极不舒服。一个星期天，大家闲来无事，有人突发奇想——用炭火烘屋子，既解潮，又取暖，一举两得。于是姑娘们欢呼着找来铁炉子和焦炭——冬天北大荒气温下降到零下四十几度，汽车冻得发动不起来，全凭炭火烤，场部的焦炭一堆一堆的；铁炉子是从炊事班借的。焦炭点着了，红彤彤的，一会儿就把屋子烘得暖融融的。先是三四个同学围炉烤火，接着，有人拿出馒头，一切两半，放在炉子上烤。又有人抓来葵花子，也放炉子上烤着吃。
　　我们的伙食一向比较单调。春天刚到北大荒时，很难吃上蔬菜，炊事班随场部的车隔几天买点肉和菜。在大地返浆的日子，汽车不能走，不知啥时就陷进泥浆里，得靠拖拉机运菜，有时三四天吃不上一顿新鲜菜。后来连里号召自力更生自己种菜吃，同学们纷纷写信，让家里寄菜籽儿，房前屋后种。各班都有“自留地”，连里也有菜园。除蔬菜外，种得最多的是向日葵。种向日葵不费事，撒上籽儿，小苗长一尺高，拔一遍大草，然后任草和苗一起长去吧。秋天，每班都收了几麻袋葵花子。那年夏天和秋天的菜基本自给自足。到了冬天就惨了，几乎见不到新鲜蔬菜，把黄豆泡一下，不等生出芽，今天“豆炒肉”，明天“肉炒豆”，吃得大家直反胃。至于主食，粗细粮搭配，细粮每人一份，粗粮敞开吃。在饭堂上，有时女同学光吃粗粮，拿回来馒头，闲来无事当零食吃。铁炉子上烤的馒头就是中午剩的。
　　馒头和葵花子一经火烤，喷喷的香。禁不住诱惑，大家都凑了上来，边烤边吃，好不惬意。吃着吃着，我觉得心慌气短，浑身无力。正纳闷，一个同学也说心慌，站起来还没迈步就倒下了。一位有经验的同学说了一句“不好了，煤气中毒！”话音刚落，她也重重地摔在地上。我们赶紧往外挣扎，哪里动得了呢？我觉得自己像一摊泥似的，手扶门框瘫软在地，一步也挪不动了。不知谁喊：“快打开门！”于是有人去开门，没爬到门口就不行了。我是给闻讯赶来的人架出去的，风一吹就有点力气了。那位最先倒地的同学本来身体就弱，被人抬出门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点歇斯底里的样子，我真担心她的精神是不是受了刺激。两位中毒较重的被送到医院抢救，又扎针又吃药，好几天才脱离危险。
　　这次事件，遭到上级通报批评，各军垦连队都知道女生班煤气中毒，我们八连一时名声大噪，连长指导员做了深刻检讨，“四好连队”成了泡影。

七

　　军农锻炼期间，各连同学经常互通音信，交流信息，传播一些共同关心的小道消息。二月份，有消息说，我们军农锻炼即将结束，再次分配工作，大家喜不自持，后来又没信了。这时候，十二连同学来信，说小权死了，回家探亲，死于流弹。
　　小权与我是大学同班同学，是个孤儿。刚入学时，别人都是新被褥，唯独他，一条被子又小又薄，外加一张狍子皮，没有褥子，衣服又旧又不合体，相当寒酸。他个子不高，瘦瘦的，黑黑的，见人不敢说话，一说话脸就红，还带点口吃。同学们没有歧视他，都特别关心他，把他看成小弟弟，他也把我们看成大哥哥大姐姐。他一岁那年，日本鬼子投降，731部队遗下用于细菌战的病菌，使他的家乡爆发了一场骇人听闻的鼠疫，全县死亡过半，有的村子人都死得没人掩埋。他的父母也没幸免。他是吃姐姐的奶水长大的。姐姐家也很艰难，孩子没有一个能上大学的。小权聪明好学，学习成绩总是第一，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直靠政府救济。上大学后，每到假期就找活干，赚点钱自己一分也不留，如数交给姐姐。一年暑假，他给养蜂人帮工，开学时，带来好大一罐蜂蜜，拿到食堂餐桌上，让同学们馒头蘸蜂蜜，大快朵颐了一顿。剩下的蜜送给身体弱的同学。在师大上学，吃饭不花钱，他又享受一等助学金，每到换季，学校还另拨专款给特困生。有一年，他用这笔不多的补助款，买了六尺黑布和一斤棉花，拿到女生宿舍，求我们帮他做条棉裤。我们班女生中，只有小姜做过棉衣，在小姜的指导下，四五个同学，絮的絮，缝的缝绗的绗，白天没做完，晚上寝室熄灯后，借助走廊微弱的灯光继续缝，直到半夜总算大功告成。第二天，小权试穿新棉裤时，激动得哭了，他给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至今我还记得那难忘的一幕……大学以后，赶上我国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低谷，经济全面恢复，学校的条件也好转，使得小权的生活、学习有了基本保障。他很满足，性格变得开朗了，人也渐渐地胖起来，还长高了几公分，从一个瘦弱干瘪的男孩，成长为一个健壮英俊的小伙子。他很上进，入了团（当年我们班没有党员，入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被选为体育委员、民兵排长，到了军农还当上了班长就在邻近十二连，怎么好模好样地中了流弹呢？
　　后来得知，小权死在了他的家乡，是以探望病危姐姐的名义，向连里请的假，实际上是办理婚姻大事，同相爱多年的女友结婚。女友是化学系的，比他低一年，也是他的同乡。结婚第三天，伴新娘子回门，一颗流弹击中头部，不幸身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常情。小权冲破禁锢，喜结良缘，结果，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三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早已被岁月的烟尘淹没。我有时会想起小权，他太年轻太可惜了！刚刚学成步入社会，本应成就一番事业，却半路夭折。这是谁之过呢？这笔账该记在谁的头上呢？谁也不会对一个年轻军农战士的死负责。所幸的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还活着，并且结了婚，生了孩子。我的孩子已大学毕业走上了社会，算是幸运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回炉改造”，没有太多的坎坷，可是，他们身上总像缺了点啥，又像多了点啥。缺啥呢？缺少我们的坚韧意志和吃苦精神；多啥呢？多了点娇弱之情和奢华之气。
　　因此，我对那段生活并不后悔，有失必有得，我觉得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些。

2000年6月27日

　　本文选自《苦乐年华》，观沧海／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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