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夷楣：京城记忆｜1953～1987

┃Personal History

京城记忆
1953～1987

© 辛夷楣／文

　　1953年8月底，7岁的我欢蹦乱跳地与家人一起到达北京。这座古城的外观与气氛使我们姐弟感到震撼，它与上海太不相同。我们是傍晚时分到达前门火车站的。一出车站，我们就看见了威武的前门城楼和高高的城墙。上海可没有这个呀，我们都很惊讶地指指点点。妈妈告诉我们，北京城被一圈又高又厚的城墙围着，隔不远就一个这样威武的城门楼，而一出城门可就是城外了。

培元小学

　　我们坐车进了高大的城门洞，又往东开。我们的新家在王府井北面的王府井大街报房胡同西口。胡同就是小巷，和上海的弄堂大同小异，不过，北京人都叫它胡同。北京的新家和上海的房子不一样，不是小楼，是平房，有花砖地与护墙板的很好的平房。奶奶说，这叫四合院，因为四面都有房间围着，虽然那个院子没有东房，只有其他三面，但也是四合院的格局。
　　我和姐姐都进了离家数步之遥的培元小学，大弟则进入旁边的博士幼儿园。妈妈回上海接我们之前就打听好了，说培元与博士是东城最好的小学与幼儿园，学生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懂礼貌，不骂人。
　　那年我正好该上小学一年级。考试那天，妈妈有工作，她就委托报社的一位同事带我去培元小学考试。我记得考场是在大院最南头的那间西房。小王老师挨个叫了好几个小孩儿，就是没有叫我。我等得好心焦。后来，恍惚间她叫我了，我急忙跑到她面前说：“我就是圆圆！”小王老师微笑着说：“你妈妈说，你改名叫徐棻（我的原名）了。我没有叫圆圆，我是叫言焱。你先等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叫你。”那第一面我就爱上了小王老师。幸亏妈妈说的话她都记得清，要不就让我自己把改名的事给搅乱了。
　　说起改名的事儿，也有一番曲折。我一生下来，奶奶就给我起了小名圆圆，我上幼儿园时自然也用此名。我的父亲家姓徐，我们该排“孝”字辈，第三个字按五行相生之说应是“木”字偏旁。但是我们的祖爷爷（也就是爸爸的爷爷）给姐姐、我和大弟起的名字风格陈旧，读音也不好听，爸爸妈妈都不喜欢。所以，后来爸爸要求一位学古典文学的老朋友重新给我们起名。这位伯伯给姐姐起名徐植，曹植的植。他又开玩笑说，我再送老二一个名字——徐棻
　　可是，奶奶一再说要我姓张，跟外祖父姓。张家辈分该排“国”字，她给我起名张国珍。来北京之前，我知道我到北京上小学，要改名字。我跟奶奶说：“张国珍太难听了，我不要这个名字。我要叫徐棻！”奶奶反复说服我，希望我做张家的后代，但是我不干。
　　所以，妈妈给我在培元小学报名时，用的是徐棻。这个名字好是好，但棻字比较特别，很多人都不认识，所以后来叫我“徐菜”、“徐萘”的都有。有的人干脆问我：“徐什么？”我面加一个木字，还念芬！”
　　一开学，我就有处处跟不上趟儿仿佛乡下人进城的感觉。同学们说话都带浓重的儿化音，而且新名词特多。我一张嘴，南音就出来了。更可气的是，我cz不分，同学们忍不住笑我：“你怎么这么笨，连吃饭都不会说，说成呲饭呢？”
　　开学不久，我还露了一个大怯，弄得同学们笑掉大牙。一位姓徐的女同学对我十分热情，约我放学后去她家里玩。我很高兴地跟着她走，心想又不远去去就回，就先不回家跟奶奶说了。没想到她带着我走到王府大街北口，往东一拐，隔着马路，我就看见了隆福寺的庙门。
　　我心想这不是城门吗，她们家在城外啊！我不由害怕起来，赶紧说：“我不去了，我不去了，你们家太远了，都要出城了！”她说：“我们家马上就到了，往那边一拐就到了，没出城呀！”我固执地指着远处的隆福寺庙门说：“那不是城门吗？我妈说了，一出城门，就是城外了。”我的同学急忙解释：“那不是城门，那不是城门……”可是，不管她怎么解释我也不相信，死活不肯往前走了。这样磨蹭了半天，她只好过了马路自己走了。
　　回到家我就把这事儿告诉奶奶。奶奶听完却开怀大笑：“你可真是没见过世面！那哪是城门啊，那是隆福寺的庙门。你这小上海，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隆福寺是个市场，里面很热闹，哪天我带你们去逛逛。”第二天，我到了学校，同学们听说我连庙门和城门都分不清，都觉得不可思议，非常好笑。我也觉得自己很蠢，不但说不好北京话，还哪儿都不认识，同学们知道的好多事儿我都不知道。
　　我对北京是慢慢习惯的，大概用了两年时间。渐渐地，我zc能分了，说话同学不笑了，我的儿化音不如他们重，可也很有点标准普通话的味道了。这一下我的自信心回来了，在课堂上也敢举手发言了。
　　我从小就特爱说话，我发现在课堂上最好的说话方式就是举手发言。假如你在下面与同学说话，老师很快就会发现，一发现就会当众批评你，弄得你下不了台。所以老师一让同学们举手发言，我就常常举起手来。有时候我并没有想好答案，也本能地举起手。老师叫我回答，即使我说得不对，我也不在乎。奶奶说我胆子大脸皮厚，其实我就是爱说话想说话而已。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我们归纳一篇寓言的中心思想。我和几个同学都发了言，老师仍在摇头。我不肯罢休，想啊想啊，努力在脑子里搜索答案，手却一直举着，始终没有放下来。当老师第三次叫我时，有同学抱怨说：“你怎么老叫她啊？”老师说：“她说的有一点儿接近答案了。”我很感激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同学，很庆幸在小学时期拥有这样的学习环境。现在回想起来，举手发言培养了我上课精神的高度集中，对我大脑的发育或许大有裨益呢！

读闲书

　　爸爸妈妈都爱看书，晚上他们总是在台灯下看书做事。奶奶年轻时也喜欢读书，她的记性相当好。她常常给我们讲《三国演义》，讲春秋战国。爸爸是教历史的，口才极佳，古今中外的历史他讲得出神入化头头是道。我最喜欢听他讲楚汉相争，讲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讲拿破仑。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我们几个孩子从小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爸爸还把我们带到游泳池去学游泳。结果，姐姐弟弟都游得很好，我却始终学不会换气。
　　在读了一些希腊罗马神话和安徒生、普希金童话之后，我很快就开始读起长篇小说来了。1958、1959年，在我小学五六年级之时，正赶上中国长篇小说的大丰收阶段，《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日》《红旗谱》《山乡巨变》等，我每一部都喜欢。然后，我很自然地开始读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静静的顿河》，还有《苦难的历程》等，使我如痴如醉。一上初中，我又不由自主地迷上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与契诃夫，还有琳琅满目的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奥斯丁、哈代、司汤达、莫泊桑、雨果，再加上曹雪芹，这是一座多么宏伟绚丽的殿堂啊！我衷心感谢引导我踏进文学殿堂的父母，读书成了我终生受用不尽的享受。
　　奶奶却总说小说是闲书，她敦促我们姐妹四人背诵《古文观止》。我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也喜欢楚辞和唐诗宋词，所以我还是自觉地背了一些，但是小说是我的最爱，我怎么舍得放下它们呢？奶奶就唠叨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句话算是说对了一半，因为当时我一点也没意识到自己吃了亏。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真的后悔当初没听奶奶的话，趁年轻记性好多背些古诗古文放在肚子里。实际上，中国白话文写得好的人几乎都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鲁迅如此，巴金、茅盾、曹禺和沈从文亦如此。
　　文革结束之后的1979年，离家21年的爸爸回来了，爸爸那位搞中国古典文学的老朋友也回来了。我对他的学问与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央求他教我古典文学。他说：“我小时候跟老师学古典文学时，老师让我先背150篇古文，然后他才开讲。你现在起码背50篇，我才开讲。”他的要求完全合理，我却无话可说。我知道自己荒废了小时候记性好又有大把时间的日子。文革结束之后，我白天在报社工作，晚上在夜校上课，记性已大不如前，哪来这么多时间与精力背古文呢？当初我听不进奶奶的话，如今真是后悔莫及啊！

话剧情结

　　195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妈妈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过了一年多，我们全家搬进了北京东城灯市口史家胡同56号的人艺大院。那时首都剧场还没盖好，剧院的办公室、排演厅都在56号大院里。风度翩翩的男女演员们整日在院中穿梭来去，看得我眼花缭乱，我家门口的排演厅更成了我流连忘返的好去处。
　　每天下午放了学，我拿上奶奶烤好的几块馒头干，就悄悄溜进排演厅，那里一年四季都在排戏。我们刚搬进56号时，正在排郭沫若的《虎符》，后来又排苏联话剧《带枪的人》排老舍小说改编的《骆驼祥子》，排《智取威虎山》。再后来，王府井大街上的首都剧场修好了，溜进剧场去看连排、彩排就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雷雨》《日出》和《北京人》等，我都是这样看了一遍又一遍。
　　这样天天看戏，不仅使我对话剧越来越痴迷，也使我意识到当演员可真太不容易了。你看他们一个个的多用功啊！我常听见焦菊隐、梅阡、夏淳等导演给演员们一遍遍说戏。演员们听完了，就排呀练呀，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多少遍。我也经常看见于是之、蓝天野眉头紧锁，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我就想，他们肯定又在琢磨自己的新角色呢！
　　到了学校，我忍不住和同学们兴致勃勃地大谈话剧大谈人艺。我们小学就在首都剧场旁边，到我们上五六年级时，首都剧场盖好后成为北京人艺的剧场。剧场外面有一长溜儿放置剧照的玻璃橱窗，我们放了学，经常在这溜儿橱窗前指指点点地欣赏剧照。
　　到六年级时，两个要好同学终于被我鼓动起来了。我们说干就干，决定在班上成立个话剧组，排戏演戏。我当话剧组组长，她俩当副组长。我们先是自己编剧本，后来又从少年读物上找到一些剧本。戏排好了，老师就安排我们在星期六下午的班会上给全班演出，每次的演出总是很成功。
　　话剧组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全班的大多数同学都被吸引进来。暑假就要毕业了，大家商量要在全校的欢送会上演多幕剧《大灰狼》。话剧组开会分配角色那天，我感冒没有上学，结果别的角色都顺利分配下去，只有大灰狼一角男生女生谁也不愿演。最后有人出了一个主意，说今天组长生病没来，我们分配她演大灰狼，她也许会答应，她要不演她会再想办法的。我一来上学，两位副组长就很为难地对我说了这事儿。我一想，我要不演，这台戏不就麻烦了吗？演就演吧！不就是要不怕丑，不怕往坏里演吗？人家人艺的演员如果都只想演好人不愿演反派，那不是就一台戏也演不成了吗？
　　《大灰狼》可是多幕剧，排练很费时间。都快考试了，我们话剧组还是雷打不动，每周活动一次，坚持认真排戏。班主任老师可急了：“你们是毕业班，考中学要紧，得利用一切时间复习功课，话剧组暂停活动！”可同学们对话剧的痴迷真令人难以想象，大家都不想停止活动。我们决定瞒着老师到同学家偷偷活动，有一次还跑到首都剧场前的广场去排戏。后来，我们也意识到这样做不对，我就主动去向班主任老师检讨，保证一心准备考试，先不排戏了
　　没想到，没有得到充分排练的《大灰狼》演出竟相当成功。我戴着一个纸做的狼头面具，穿着奶奶的黑色香云纱大褂，又用墨把手背与手臂涂黑，那样子确实很吓人。这样一化装，一下就缩短了我与角色间的距离。我憋着嗓子阴阳怪气地说话，不时地舞弄着吓人的双爪，尽量表现大灰狼的狡猾与贪婪。演出大受欢迎，大弟（他与我一个小学，比我低一班）班上的同学来家玩，一再地对我说：“你这大灰狼演得太像了！”

阴霾漫漫

　　1957年夏天，北京人艺史家胡同56号大院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反右”运动开始了。姐姐和我好奇地挤在大人堆里一张一张地看这些大字报，还有漫画。那时我该上小学五年级了，姐姐已经上了初中，大字报上的字我们基本都认得，但其中的含义我们却有些费解。漫画当然容易理解一些，那上面的人物很丑陋。连我们都意识到，大字报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了。人艺的几个演员和干部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是右派分子、阶级敌人。我家门口的排演厅也不排戏了，整天开起了批判会，大院里充满紧张气氛。我心想，他们几个本来挺好的呀，看不出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小集团？大人们的事情真复杂费解。我万万没想到，“反右”运动不仅仅发生在人艺大院，它直接殃及我们全家，甚至影响了我的半生！
　　1958年5月的一天，我下午放学回家，沿着史家胡同西口往56号走。老远就看见我妈妈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身旁放着行李卷和大包、小包。她表情凝重、满脸忧伤。我张嘴叫她，她竟没有听见。我想追赶她坐的三轮车，又犹豫了，我预感到一定是出什么大事了。
　　我撒腿跑进56号大院，进了家门就问奶奶：“奶奶，妈妈怎么啦？她上哪儿去呀？我叫她，她都听不见！”奶奶长叹一声，才慢慢地告诉我：“你爸被划成右派，要送农场劳动改造，你妈给他送行李去啦！”我的头嗡地一下。我爸怎么会成右派？他怎么会反党？他怎么会像漫画上的人那么丑陋？他这不成阶级敌人了吗？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呀！
　　这时大弟回来了，我赶忙把他拉到排演厅后面的窄胡同里，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这时我俩才明白，为什么前几天，爸妈找姐姐谈话，谈完话，姐姐回到我们住的大屋就哭了。我俩问她哭什么，她死活不肯说。她是怕我们太小，理解不了啊！那天晚上，妈妈终于回来了，满腹狐疑的我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整个改变了，连我的性格都变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一去不复返。我是右派的孩子，劳改犯的孩子，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政治污点。从那天起，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开朗愉快口无遮拦了。我有了心思，有了烦恼，有了许多想不明白又不适于告诉任何人的事。在学校里，我本能地把这件事当作秘密瞒住，只悄悄告诉了两个最要好的小学同学。我尽量把自己包裹起来。
　　妈妈1920年出生于天津。她的外祖父家是钟鸣鼎食之家，二外祖父是北洋系的重臣段芝贵。妈妈从小就生活在天津河北区的老段府里。在她未满7岁之时，父亲患病去世。虽然外祖父、二外祖父以及管家的三外祖父对她们孤儿寡妇很好，但其他亲戚就不一样了。妈妈的妹妹在院子里玩，常常被亲戚家的孩子欺负，哭得满脸是泪。
　　妈妈的祖父张家也是合肥有名的大家。他们家不仅在乡下有大宗田地，还在南京有大片房产和当铺、药铺等大量买卖。我奶奶（外婆）带着妈妈小姐妹俩回到南京住了几年，要求分得她丈夫名下的财产。张家的掌权者却设置重重障碍，让她们孤儿寡母尝尽辛酸。
　　妈妈渐渐意识到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明白只有自己努力读书自立，才能解救母亲和妹妹。在她进入中学之后，她又意识到中国已经被列强欺负到极点，面临亡国灭种之灾。救国救己的强烈愿望在她心中萌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的大片土地被日本军队占领，在天津上圣功女子中学的母亲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民先”（全称“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8岁的她说服奶奶，只身辗转千里，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联大为北大、清华与南开三校南迁合并而成，名教授云集，妈妈在他们的关怀教导之下受益颇多。
　　1939年初，妈妈在昆明西南联大参加了地下党，并成为学校演剧社的活跃分子。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党组织把妈妈转移到香港。当年年底，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香港，妈妈奉命离开香港回昆明，但是单线联系的上线与她失去了联系，后来才听说那位同志患病去世了。她在昆明和上海继续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许多活动，却一直接不上组织关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反右”之前，她的主要证明人几乎都找到了，事情总算查清楚了，妈妈重新入党在即，这时爸爸却被打成右派，还被送去劳改。她的党籍自然就不用提了，右派家属的身份却是板上钉钉了。
　　除了这种巨大的政治压力，妈妈身上的经济压力也陡然增加。父亲被划成右派、送到外地劳动改造之后，家中收入减少一半，家庭经济马上陷入困境。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一下子在我们眼前显现，有些亲友不再与我们来往。那时，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小弟的奶妈也一直跟着我们。妈妈坚持付她工资，直到两年后她在街道工厂找到工作。
　　那时，很多人为了划清界限纷纷与右派离婚。妈妈不但没有与爸爸离婚，还鼓励爸爸好好接受改造，尽量节省家用在经济上支持他。家中的经济困难日益沉重，小弟的奶妈就带着我们姐弟几个洗菜腌菜，自家腌的雪里蕻成了我们每日的主菜，大半年的时间全吃它。冬天洗菜腌菜特别辛苦，我们几个的小手冻得像小胡萝卜一般通红。
　　有人建议让姐姐初中毕业就进工厂挣钱，还有人建议让大弟去读技术学校。妈妈却说：“我要让孩子们继续读书，我要让他们享受正常孩子的生活。如果他们能考大学就考大学，我不愿他们的学业受到任何影响。”
　　那时，每到月底之前，奶奶就没钱维持家用了。我记得经常是晚上妈妈下班刚进门，奶奶就忍不住对她说：“定华，我又没钱了！”听了这话，妈妈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才说：“娘，你就不能等我吃口饭再说这句话吗？”我在心中埋怨奶奶，怪她不该这么着急地说出这句话。可是我也知道，奶奶一定独自为此焦虑很久，一见妈妈才忍不住脱口而出的。
　　那时，我们四个孩子还小，不懂分担她们肩上的重负。妈妈白天仍然精神抖擞地去上班。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听到她坐在奶奶床边向奶奶诉说，奶奶则不断地唉声叹气。我睡在奶奶旁边，把脸朝里装作已经睡熟，可句句话我都听得真切，句句都让我觉得钻心。
　　我同情妈妈，我怨恨爸爸，我觉得他不该毫无顾忌地给党提意见。现在可好，他和我们一起陷入深渊，这种忍辱负重阴霾漫漫的日子是望不到头的啊！我从来没见过比我妈妈更富有牺牲精神的母亲了。除了夜半向奶奶倾诉衷肠，她从来没表现出半点的颓唐与软弱。这需要怎样的坚强与韧性啊！
　　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说：“我只要一到办公室，就把自己和家里的一切烦恼忘在脑后了。”她曾担任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办公室秘书多年，后来又担任人艺宣传资料组组长，再后来调到北京曲艺团担任编剧，工作一直相当繁重。

二舅与舅舅

　　姐姐自上中学后就一直是他们班上的班主席，却因为爸爸的问题老也不能加入共青团。那时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是共青团员了，这给她造成很大压力。我本来也是班干部，自然也写了入团申请书和不少思想汇报，但是团支部的人总说我与父亲划不清界限，对父亲的问题认识不够深刻。
　　他们说得很对，我对父亲既恨不起来也揭发不出来，我没看到任何父亲反党的证据，你叫我怎么揭发？他既然没有反党，我又怎么能把他当敌人？我与他多年的父女深情难道能陡然割断？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也不知道罩在我们头上的阴霾什么时候才能消散。我担心爸爸再也不能回家。
　　我心中的这些担心与烦恼是无处言说的。妈妈和姐姐都已经有那么多的烦恼，我怎好再拿自己的烦恼添加在她们心上？而阅读中外古典文学名著几乎就成了我那时逃避现实的最好方式。
　　爸爸走了以后，家中来往的亲友少多了，只有我们的二舅每月都来。他也被划成了右派，他的问题比爸爸轻，仍留在了原单位，只是被降了工资。从前，他常来和爸爸一起喝酒聊天。现在，每月一次，他抱着一瓶酒和一包熟肉，有时还有一包花生米，独自前来，独自饮酒。妈妈和奶奶就坐在桌旁和他聊天，他总是情绪低沉。妈妈却沉稳平静，耐心地劝慰他，有时还敦促他找女朋友。
　　二舅原来是有女朋友的，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时他被打成了右派，不愿牵连人家，就坚决地与女朋友分手了。妈妈虽然热心地敦促，但二舅总说：“算了吧，老大姐，我哪有这个心思！”听他这样说，我不由地想：要是二舅当初跟我幼儿园的邬老师恋爱，在上海找工作，他会不会逃脱划成右派这一劫？北京人太政治了，上海人会不会好一些？
　　二舅爱读外国文学名著，他有时会拎来新买的书。我那时正在如饥似渴地啃名著，所以总会求他说：“二舅，你看完了，就借给我看！”二舅总是爽快地答应。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了，可怜的二舅一直没有结婚，他的性格也已经定型，总是郁郁寡欢的，给人一种压抑感。
　　在那些沉闷的日子里，真正给我们家里带来一点阳光一点欢乐的是我的堂舅，他和妈妈共一个高祖——张绍棠。妈妈的曾祖与堂舅的曾祖是亲兄弟。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比较远了。但是，他们的母亲——张家人称四奶奶和五奶奶的，却是好朋友。他们青年时代在南京是常在一起玩的，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家庭来往也一直很密切。
　　堂舅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去世时，他还在上中学，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他毅然去当工人挣钱。他很用功，一边当工人一边学技术，后来当上自来水厂的机械师，再后来又担任纺织机械厂的工艺师。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被任命为郑州一家大纺织机械厂的总工艺师，然后又兼任副厂长，常常有机会来北京出差。
　　堂舅身高体壮，五官英俊，风度奇佳，而且他性格爽朗，浑身散发着热情。只要他一来，我们家就会欢声笑语。他从来没有因为爸爸的问题就冷落我们。奶奶最喜欢她这位大胖侄子，总是想方设法做些家乡菜端上桌子。奶奶有一对她结婚时陪嫁的外国座钟，后来卖了一个贴补家用，另一个外壳镶的金粉都斑驳陆离了，时不时就停下来不走了。别人谁也修不了，只有堂舅会修。他皱着眉、嘟着嘴，手握小改锥，摆弄一会儿就修好了。
　　妈妈也最喜欢她的这位堂弟。她有什么烦恼，堂舅总是耐心地听，又细心地给她分析排解。堂舅很能说，和他谈完话，妈妈总是显得轻松多了。我们孩子们就更是喜欢他了，所以干脆就叫他舅舅。姐姐老为不能入团苦恼，后来又因为考不上大学气闷，舅舅每次来都要与她长谈，帮她解除烦恼。
　　有一次，舅舅突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老大，倒是老二了。老大的烦恼都说出来了，老二却只字不提，这才是问题呢！”舅舅说的别提多对了，我那时的烦恼并不比姐姐少，但是我不愿意说，跟谁都不愿说。说了就能把整片阴霾都扫开吗？说了能让我们回到爸爸不是右派以前的日子吗？
　　我从小崇拜舅舅，他自学成才，乐观豁达，善良仁爱，风度翩翩，他是生活中的强者。爸爸被送进大墙里面，我们的父爱完全被剥夺以后，舅舅给我们的爱多多少少填补了这个空缺。如今，舅舅虽然已在九泉之下，但他在那漫长的20年里给我们的爱与启迪，我是终生难忘的。

失眠

　　20世纪60年代初，是粮食紧张时期，家中粮食不够吃，还要千方百计省下一些给爸爸带去。在爸爸的劳改农场，他们天天吃掺纸浆的窝头，经常是一觉醒来，屋里就会有一具僵硬的尸体。我担心爸爸也会这样悄悄地死去，我也不知自己该爱他还是怨他或是恨他？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更加严酷，学校的氛围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压力也更大了。我老在琢磨，我怎么才能跟爸爸划清界限呢？
　　1960年冬天，妈妈带我到爸爸劳改的河北茶淀农场去看他。农场在天津附近，距离北京并不远，但是交通不便。我们背着给爸爸的馒头，下了火车，又坐汽车，还搭了一段儿大车，快天黑了才到达荒凉的农场。在一排平房里，我们见到穿着一身土气的黑色棉裤棉袄的爸爸。他从前的潇洒快乐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迎上来拥抱我，还把我们带给他的红糖冲了一大缸热水给我们喝。我却一点儿感觉不到亲人团聚的温暖，整个人像冻住了一样，木木的傻傻的。我就这样心事重重地去，又心事重重地回来了。
　　爸爸离家的时候，他带走了一张我三四个月大时的照片，那是我吃了美国奶粉之后，长得奇胖，趴在床上照的。
　　实际上，当1979年3月爸爸的右派获得改正回到家里之后，我们很少谈起过去的20年。一来现实生活确有不少事占据了我们的心神，二来我们谁也不想去提那些伤心往事。直到2000年，也就是爸爸已经回家团聚20年后，有一次我从悉尼回京探亲，爸爸突然拿出这张照片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把这张照片拿回去保存了，这是我去劳改之前带走的！”
　　我真没想到，我的这张照片竟在那艰难的年代里时时刻刻地陪伴着他，维系着他对家人的苦苦思念，维系着他走出阴霾、回到正常社会的梦想。我真的不敢想，这20年对他是多么屈辱多么痛苦多么熬煎？！我只知道，这20年的阴霾对妈妈、奶奶（她没有熬到爸爸回来的那一天）和我们四个孩子已经是太沉重了！
　　1961年的寒假特别长，为了能在过春节时吃几顿饱饭，再省一些粮食带给爸爸，奶奶让我们四个孩子早睡晚起，一天喝两顿稠粥，只有上班的妈妈晚上能吃到一碗菜泡饭。很快，奶奶、妈妈和姐姐都浮肿了。
　　后来，姐姐果然因为爸爸右派的问题不能进入大学。这时，新疆大学来北京招生，不计较出身好坏，只考虑成绩，姐姐被挑中了，她毅然离家去了新疆。姐姐的遭遇使我深受刺激，她的路也是我的路。尽管我们努力地与父亲划清界限，无数次地检讨自己，但是到上大学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仍然作为另类被挡在门外。不过，姐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在上高三那年加入了共青团，我和大弟却入团无望。假如，姐姐得远走新疆去上大学，我和大弟还不得去西藏上大学啊？
　　我的心被撕扯着，脑中的疑团经久不散。我开始夜夜失眠，起先还不敢告诉妈妈。等妈妈知道带我去医院时，医生说我的神经衰弱已经相当严重，建议休学一年。我天天喝那苦不堪言的汤药，渐渐地，我想明白了。光靠汤药或者打太极治不了我的病，我必须自己想开。我必须学会解脱，学会给自己排解，先把问题放在一边，让将来去解决。周围还有那么多出身不好的人，他们不是也得活吗？
　　奶奶知道我喜欢北海公园，特别是一进北海前门通向琼华岛的桥——永安桥。尽管给我看病吃药大大增加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她仍然省出家用给我买了一张北海公园的年票。这样我每天就可以走进北海，来看大桥，来逛琼华岛，来登北海白塔了。永安桥旁有个大茶座，爸爸在时，我们与妈妈的老同学一家曾在茶座前集合，然后大人们在茶座聊天，孩子们就在北海划船，在大桥的桥洞里穿来穿去。这座桥叫永安桥，在它周围散步打太极一年，我的健康渐渐平复了。
　　但是，我那神经衰弱的老根是种下了。我对妈妈奶奶只字不提心中的烦恼，只说功课太重，“十一”前练体育大军太累了，所以才得了神经衰弱。我不想让她们为我难过，她们的烦恼够多了。40年之后的21世纪初，爸爸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我深知徐棻（我的原名）因病休学系因我而起，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儿女，但是我又何尝不冤枉呢！”
　　1919年，爸爸生于北京。他从小就身体好，精力充沛，而且特别淘气。9岁被我的爷爷奶奶接到云南之后，他骑马、养动物，充分享受云南的亚热带风光，身体愈发强健。但是，地处云南南部的景谷县教育水平很差。爷爷奶奶担心两个儿子荒废了学业，就决心先把爸爸送到上海去念书，过两年再送小儿子去。
　　爸爸在上海考上中法工学院附中，一心想学好法语拿到奖学金，将来到法国留学。可他中学未毕业，上海沦陷，他只得返回昆明父亲家。1939年初，他在云南大学考取奖学金，到用法语教学的河内大学深造。但不久之后，河内又被日本人占领，他只得回到昆明。他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跟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妈妈相识的。1940年，法国被希特勒占领，爸爸的留法美梦彻底破灭。
　　法国留学虽然未能实现，但爸爸的法国情结算是深深地种下了。他认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法语，最好的酒是法国白兰地。他钟爱法国文学，对巴尔扎克、雨果和司汤达崇拜得五体投地。爸爸讲起拿破仑的故事，那真是跌宕起伏出神入化。而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目标——自由、平等、博爱的推崇与鼓吹，就是他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
　　爸爸博闻强记，表达能力很强。读过的东西经过他的消化归纳之后，再讲出来就条理清晰生动传神，甚至引人入胜了。这使他在学校成为学生喜爱推崇的老师。可是，在197年大鸣大放引蛇出洞之时，他的这些独到见解与有理有据就脱颖而出了，引蛇出洞不就是要引出独到见解吗？
　　爸爸从小开朗天真，既无防人暗算之心，又无审时度势之能。“反右”运动开始之时，他自然成为学校网中的大鱼，而他又不肯检举出卖别人，所以对他的处理就特别重，逐出北京送去劳改。从此，他可谓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我们全家也跟着进了炼狱。

雪中送炭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妈妈的老朋友凤子阿姨和我的堂姑鸿姑每月接济我们，她们是要顶着政治舆论压力，违背当时的社会潮流，从自己的工资中省下钱来这样做的。大约一年之后，鸿姨的接济被其他人阻止了。
　　凤子阿姨的接济仍然持续，大概有两三年时间，凤子阿姨每月都送给妈妈20元补贴家用。后来，凤子阿姨的一位领导对她说：“你这样做是帮助了张定华，但是政治影响不好。”凤子阿姨只得改变做法。那时，凤子阿姨担任领导职务的《剧本》月刊总是收到各地寄来的大量剧本投稿，编辑们看不过来，她就让妈妈帮助审阅剧本，写出评语意见，并给作者回信。然后，根据妈妈的工作量给一些报酬，大约也是每月20元。这件事一直持续了多年，直到文革爆发。她们的接济不仅给了我们全家经济上的支援，避免了我们挨饿受冻，更给予了我们心灵上巨大的温暖，使我们感受到亲情、友情的力量，看到了人性中的光辉。
　　多年之后的2005年，我和盖瑞在悉尼买了房子，经济上也不是那么紧张了。我对盖瑞说：我要接鸿姑夫妇来澳洲度假。鸿姑在爸爸当右派时接济我们，又在我来澳留学时接济我，我现在要还情。第二年，他们夫妇自香港来澳盘桓了几十天，我和盖瑞尽情招待，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鸿姑夫妇非常高兴，临走时姑父感慨地说：“你这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啊！”在困难的时候，我曾接受的也许仅是滴水，但是那是何等珍贵的滴水啊！那滴滴清水都体现了涓涓深情，照见了高尚的人心呢！可惜的是，凤子阿姨已经仙去，我没有找到机会报答她。我只能在2009年出版的《记忆深处的老人艺》一书中，写了一篇长文《凤子阿姨》来纪念她。
　　多年之后，我读杨绛的散文，知道她的丈夫钱锺书在1957年春“大鸣大放”仍处高潮之时，“已感到将有风暴来临”，从此不但口“噤”，而且不搞创作。他们夫妻“并没有一言半语的右派言论，也就逃过了厄运”。我不禁大为感慨。我没想到，钱锺书夫妇不但学养高深，且政治上机敏。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少见。我不禁天真地想，我爸爸要能像他们这样机敏该多好啊！因为见过他们，我对他们的遭际也就特别关心。
　　大概是1963年末，爸爸那位研究古典文学的朋友突然被送到劳改农场去了。他这一出事，他的父母与儿子们就陷于困境了。这时，三年灾荒刚刚过去，全社会物资匮乏，他们家的凄惨可想而知。妈妈隔一段时间就带我去他家看望，记得有两次都碰到钱锺书、杨绛夫妇。钱锺书穿一件咖啡色中式棉袄，很谦和腼腆的样子。杨绛在深色罩衣外面穿了一件深颜色的坎肩，衬衫领子翻在外面，显得特别整洁干净。她微笑着和妈妈聊天，谈起彼此的熟人，记得她说他们住在干面胡同，与我们住得不远。爸爸老朋友的母亲一个劲儿地捅炉子，想让屋里温暖一点。她又说：“锺书讲个笑话吧！”
　　钱锺书并没有立即开口，只是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老太太又对我们说：“锺书很会讲笑话的！”老太太此时大概已经70岁了，但她老人家显然是要鼓足勇气来面对逆境的。在她一再催促之下，钱锺书就开始讲笑话了。他讲完了，却没有一个人笑。他和我们都很尴尬，可那时的境况我们又怎么笑得出来呢！
　　我们告辞出来以后，妈妈告诉我，自从爸爸的这位老朋友出事以后，钱锺书、杨绛夫妇经常来看望他的父母家人，有时还送钱来，甚至发了工资，就把两人的工资送一半过来。我当时心里一震。我没想到，钱锺书、杨绛夫妇看来文文绉绉，弱不禁风，实则这般有风骨。

女十二中

　　1966年，在我高三毕业那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家中的亲戚朋友熟人几乎无一漏网，全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黑帮分子”甚至“联合国特务”等吓人的大帽子。北京人艺那些我们熟悉的名演员毫无例外地进入了“黑帮队”。我们今天听说这个熟人跳楼自杀了，明天又听说那个熟人被打死了。在那段时间，我的两位堂姑先后疯掉了。
　　我们的中学——女十二中（现在的一六六中）新中国成立前叫贝满女中，建于1864年，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是北京的名校。而位于北京东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高中部来历非浅。同福夹道原为佟府夹道。佟府是清初顺治、康熙皇帝的内亲佟国纲、佟国维的府邸，顺治之妃、康熙之母佟妃曾长期居住于此。
　　1959年，我先在初中部上学；1961年上初三时进入同福夹道高中部，直到1968年底才离校。这座佟府有着几进大四合院与一些偏院，相当有气势。而这些房间开间非常大，有的隔成两间或三间教室，那些耳房则是老师们的教研室，有一个小偏院是图书馆与阅览室。校园内一些百年大树枝叶繁茂，绿荫铺地，更增添了历史感。
　　我想，这座佟府大院几百年来经历了不少跌宕沉浮，但它一定被文革的一幕幕搅得心神颤乱。如果它会说话，它一定会说自1864年以来，你们这几届在这里搞文革的学生最没良心，你们给老师们造成的创痛太深了。我觉得作为一名学生我们怎么道歉都不为过，都不能挽回当年对老师们造成的伤害。
　　1959年，我进入女十二中上初一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小姑娘。我碰到多少学养高深、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啊，他们的谆谆教诲、眷眷之心、殷殷鼓励，甚至他们的气质、风度都深深地滋润了我，影响了我。我和姐姐先后在女十二中从初一读到高三，我们经常怀着敬意谈论我们喜欢的老师。
　　但是，女十二中又是我们的伤心之地。那时，自上而下铺天盖地的阶级路线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们不断地检讨爸爸的右派问题。当了六年班主席的姐姐直到高三才入了团；而我则一直未能越过这个“标志杆”。我一生中思想最苦闷，情绪最低落的十年是在女十二中，并因为苦闷而生病。我在1964年休学一年，1965年再上高三，1966年高三将要毕业时，却赶上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浩劫。爱恨交加，复杂纠结，这一段生活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运动初期，我像其他同学一样，整日整夜地在学校写大字报，揭露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一心一意要保卫毛主席。那时，盛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抓住一点小事就上纲上线。记得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决定给班主任老师李爽麟写一张大字报，班上的红卫兵已经写了，主题是“揭开李爽麟的画皮”。我们几个大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还是右派之女。如果不跟上红卫兵的调子，就有维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之嫌。大字报由我执笔，我写了几稿，其他人都说不够尖锐。平时，李爽麟老师对学生很好，为人又很谨慎，要想给她挑错是很难的。我们于是费尽心机给她罗织罪名。
　　大字报终于贴出去了，我心里却在嘀咕：这样上纲上线生拉硬扯地罗织罪名对不对呢？后来，我越想越良心不安，觉得文中不实之词颇多。在那样的时刻给老师无限上纲，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这想法困扰着我，以致在路上远远看见她，我就赶紧躲开。但是直到运动后期离开学校前，我都没有勇气去向李爽麟老师道歉。现在想起来，我应该道歉的何止是一位李爽麟老师呢！作为学生，我们以老师为敌，给他们制造了一种多么恐怖的环境啊！
　　运动的矛头很快就指向我们——所谓出身不好的同学了。按照“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逻辑，出身不好的人都是混蛋，都是狗崽子。作为右派子女，我当然被划归狗崽子之列。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第一天被父母单位的红卫兵抄了家，第二天，她就在校门口的大影壁上贴大字报宣布，自己从此改名“×狗崽”了。学校里的红卫兵看到这张大字报，得意非凡，成群结队跑到我们班的教室，来看这个“×狗崽”，还大声地喊：“×狗崽滚出来，×狗崽滚出来！”那时正兴改名，好多人改叫“李向东”、“张卫国”之类，以示自己革命。“×狗崽”事件像一颗炸弹，使学校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
　　“×狗崽”事件对我刺激很大，我被激怒了。我父亲有问题，但是我没有问题，我是人，我才不是狗崽子呢！我不能坐视人家欺凌，我要反抗！我和几个同学组织了战斗队，开始写文章批判血统论。我们这个战斗队很快就与其他年级观点相似的战斗队结合在一起。
　　面对这纷乱的世界，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学会反抗。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有机会上大学了。我也永远不能像爸爸妈妈那么有学问了。但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要争取像妈妈那样善于保护自己，我要避免像爸爸那样被人无辜迫害。
　　妈妈可真是了不起，那么风云诡谲毫无章法的运动，那么多人陆陆续续被打倒，加之她又身在文艺单位，真是险之又险啊！虽然有人给妈妈贴了大字报，但最后什么罪名也没扣上。在文革中，妈妈始终保持了正常人的身份，这是妈妈难能可贵的胜利，也是我们四个孩子和奶奶的福祉。爸爸已经久陷劳改农场，如果妈妈再出事，我们一家可就惨了。
　　1968年夏天，在文革的惊吓中，奶奶患癌症去世。那是我第一次失去亲人，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生命渐渐衰弱下来。奶奶卧床之后，每天中午，就由我扶着她在小院里走几圈。她总是说：“不想走了，走不动了。”我总是说：“奶，再走一圈吧。”她死去的那天下午，曾经有气无力地问我：“我一点东西都吃不下，怎么办啊？”我说：“奶，别担心，你会好的！”我不懂，奶奶已经病入膏肓了。那天傍晚她就断气了，妈妈和我们几个孩子悲痛欲绝。悲伤渗在我心中久久不去，我不敢相信，奶奶就这样永远地离我们远去。

永兴三大队

　　文革还在风风火火地进行，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年年底，我和大弟准备一起去山西插队。我们的学校甚至北京都乱得让人无可留恋，作为右派子女，参军与留城，我们没份，只能下乡。
　　我们要走，总得准备被褥、衣服、脸盆等行李，妈妈还想给我们带一点钱在身上。但是，家中哪有钱呢？妈妈就决定把奶奶陪嫁的那个古董座钟卖掉。奶奶虽然在数月前离世，但那个老座钟一直在走。小弟到今天还记得只卖了几十元钱，这当然不够，妈妈又翻箱倒柜找出一些东西变卖，我与大弟才得以启程。
　　我们去的地方是山西省原平县王家庄公社永兴三大队。原平是晋中大县，距省城太原仅两小时车程。那里的贫困与落后使我吃惊。房子是土坯房，村里没有电灯，没有电磨，晚上点的是油灯，吃水从井里打。水利设施很少，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大家的劳动工具仍是土锨和锄头。原先住在京城，说让我们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们还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现在亲眼看到广大农民的赤贫落后了，我们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无奈。
　　老乡和我们挣的工分从来分不到钱，吃的是玉米、小米、高粱等等杂粮，油极少，白面和肉只有过年过节才可以吃到。老乡们靠卖鸡蛋换盐、换灯油。他们家里除了土炕、锅灶、小炕桌，就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有桌椅板凳柜子的就算家境好的了。
　　我们大队有四十多个知识青年，大家吃食堂，轮流做饭，每天早晚是玉米面窝头和小米粥，中午是小米饭。食堂的素油很快就吃完了，整个夏天我们就只好吃白水煮西葫芦、白水煮韭菜就小米饭。咸菜也很稀罕，因为吃的盐分不够，女生的头发从脑后开始变白。而长期吃不到油水，总感到饥饿，胃里那种空荡挠心的感觉真是难受。
　　有一天清晨，一名男知青在外面扯着嗓子叫我们，问我们有没有酱油膏（我不知现在市场上还有没有酱油膏，那年头它可真是宝贝）和花椒大料。原来，他和几个老乡一起出早工，看见一只奄奄一息的狼躺在村外小河边。年轻的老乡起哄说：狼肉可好吃了。你打死它，背回去给你们京娃娃（这是老乡对我们这帮北京知青的称呼）吃哇。”那位男生也不害怕，上去一铁锨拍死了狼，一把抓起来，就真把它背回了食堂。
　　我们一听有狼肉吃，都兴奋起来，赶紧翻箱倒柜把所有佐料都找出来给了他。那天，他和另一位男生扒狼皮、切狼肉，又把狼肉和所有的佐料放在大锅里炖。他俩轮流拉风箱几个小时没停手，累得汗流浃背。
　　干活时，老乡告诉我们，这只狼夜间去村里偷袭羊圈，被看羊的人打伤后就逃跑了。它准是先失血过多，又在村前小河喝了水，一下子就瘫了跑不动了，成了我们的美餐。他们嬉笑着说：“你们这帮京娃娃没有家，又不懂粗粮细做，真是饿惨了甚（什么）也吃！”
　　我们晚上收工回来，老远就闻见了肉香，走进食堂，人人都分到一大碗狼肉，有的女生不敢吃。我一尝喷香，一点怪味没有，只是比牛肉稍微老一些而已。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高高兴兴地把一大碗狼肉吃得精光。吃完狼肉，浑身发热，有一种精神抖擞的感觉。以后的好几天，我干活都觉得浑身是劲。可惜，那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有一年夏天，我大弟被派到水库工地干活。那里天天吃高粱面，又缺油少菜，大弟痔疮犯了。这时我听说村里有人杀猪，就拿仅有的几块钱去买了一块猪腿肉。我抹了好多盐，把肉腌了几天，又用纸包好挂起来晾干。我知道夏天不是腌肉的季节，但也只好试一试了。
　　过了几天，正好有知青要去水库工地。我准备把肉切成片，蒸熟了，再装在玻璃瓶里给大弟带去。没想到一刀切下去，肉里钻出许多白蛆。我一向不怕虫子之类，可看见这么多蠕动的白蛆，也吓了一跳。但是这块猪腿肉太珍贵了，绝对不能扔。我立马横下一条心，三下五除二把肉切成片，又把蛆一个一个挑出来，包在报纸里迅速扔进火塘。我反复把肉洗净，然后再放进食堂的大笼屉里蒸。大弟收到这瓶油汪汪的咸肉，喜出望外。我自然不敢告诉他长蛆的事，我想，反正洗干净蒸熟了，应该没有问题了，幸好他吃了并没生病。
　　村里的物质生活虽极为贫乏，但精神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这里天高皇帝远，文革的每一个步骤到了这里就雷声大雨点小了，有时甚至连雷声都听不到。我们这帮北京知青差不多都带了些千方百计藏匿下来的世界文学名著，大家的一大乐趣就是交换彼此的珍藏。什么《白痴》啊，《简·爱》啊，《加尔曼·高龙巴》啊，全有。晚上收了工，我们知青的排房里乐声阵阵，那是我们在唱《三套车》和《古诺小夜曲》呢！我有一套《外国名歌200首》和续篇，开本很小，我带到乡下，成了同村知青珍爱的瑰宝。
　　能从文革的硝烟中逃跑，躲到这样荒僻的去处，尽情地捧读久违了的外国文学名著，尽情地吟咏唐诗宋词，尽情地高唱外国民歌，而不用担心有人来批判你，这真是那荒谬年代难得的享受。心情好时，我不但在油灯下写日记，还开始写诗。这种回归中西传统文化的氛围也越来越让我们疏离了京城里的最高司令部，越来越不把那里的权威们当一回事。
　　我们的村子离县城20公里，每天有一趟公共汽车进城。我们整天干活，自然也想进城玩玩，但是大家囊中羞涩，舍不得花钱买车票。我们发现，每天几乎都有军车从山里出来经过我们的村子，去县城、邻县或者太原。我们决定试着搭军车出去。
　　有天早上，我和大弟等几个知青事先向队里请了假，在大道旁等军车。我们让男生们躲在院墙后面，看见军车远远开来，我们几位女将就忽然打横在大路上站成了一排，军车只好刹车停下。我们问：“你们去哪儿？”驾驶室里的两位解放军说：“去忻县。”我们就说：“我们也去忻县，带上我们吧！”不等他俩点头我们向墙后面的男生一喊，七八个人呼啦一下就爬上了卡车。两位解放军死说活说，我们就是不肯下来。他们怕误了事，只得开车走了。
　　坐在卡车上，小风一吹，我们心里美得不行。为什么要让男生躲着女生拦车呢？因为那时知青们名声不大好，确有偷鸡摸狗甚至抢钱的。如果是男生们拦车，军车是不敢停的。一个小时后，忻县到了，我们高高兴兴下了车，围着驾驶室问：“你们下午几点回去？”两位解放军真实诚：“4点。”我们一连声地说：“我们还跟你们一起回去。你们可要等我们呀！”
　　没走几步，一位女生担心地说：“要是他们不等咱们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返身跑回卡车，噌地一下，把一个装着塑料雨衣的网兜扔进驾驶室。两位解放军还没反应过来，我一边喊：“下午见！”一边跑远了。解放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为了这件雨衣，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同伴们都放心了，说我急中生智，想出了好主意。
　　后来，我们隔一段时间就拦军车出去一趟。我和一位女生还拦军队的卡车去太原玩了两天。我俩在太原的名胜晋祠照了相，晚上在太原火车站坐了一夜，第二天又顺利地搭军车回村。
　　后来，住同屋的一个女生幸运地被选调到县里一个镇上当广播员去了。一天她来信说，一个人闷得不行，让我去看她。我从原平县城买了火车票，到她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她说：“让你花钱坐火车来看我，心里真别扭。我们这个小站常有货车停几分钟再开，都是经过咱们县城的。走，我送你走！”
　　我俩在小站上等了一会儿，一列货车果然开过来了，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只是放慢了速度。一节、两节，货车慢慢地在我们身前开过。我俩互相看了一眼，有点傻眼了。这时，最后一节列车长的车厢开过来了。我突然伸手抓住铁栏杆，纵身一跃，就牢牢地站在车厢的最下一层台阶上了。列车长板着脸用山西话问：“你克（去）哪儿？”“克原平！”就在我俩对话的时候，火车加速了，我是下不去了。他只好说：“上来吧！”我高兴地向我的同伴挥手，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落后与贫穷绝对是一对孪生姐妹。村里普遍实行包办婚姻，姐姐订婚得到的彩礼正好作为弟弟娶媳妇的聘礼。我们小队有一对姐妹叫改灯和换灯，这名字起得好，后来果然就改了换了，一连生了两个弟弟。他们的父亲四处托人给改灯找婆家。改灯不好意思说，换灯却羡慕不已地告诉我们：“她婆家不但答应了俺爹提出的礼金数目，还答应给俺姐五套新衣服，新毛衣、新棉袄、新绒裤，还有的确良衬衫呢！俺姐真是好福气啊！”
　　新郎是外村的，两个新人结婚前见过一面。这哪是结婚，这不是做买卖吗？这样的包办婚姻太没人性了。可再一想，我又很理解换灯的想法了。村里的姑娘们冬天一身黑布棉袄棉裤，脱了冬衣，夏天只有一件衬衫，白天穿了，晚上天黑时洗了，第二天早上再穿。我们晚上去串门，她们只穿着兜肚，不好意思出来见我们。结婚要的这几身新衣服也许就是她们这一辈子最宝贵的财产了。至于那男人怎么样，两人合不合得来，婆婆厉害不厉害，对她们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我们生产小队有个小脚老太太李岚岚，大概五十七八岁了，还是整天出工。我们问她：“您这么大岁数了，不如像别的老太太一样，在家干点家务算了，天天跟我们出工多辛苦啊！”她痛痛快快地告诉我们，她的三个女儿都结婚嫁人了，家里只有一个老伴是疯子，只能靠她挣工分分粮食，家里家外的活都要靠她一人来做。
　　她的日子这么艰难，可我从没见她愁眉苦脸过。她整天和大伙说说笑笑，还把自己收拾得利利落落的。夏初时节，她告诉我们，她家的杏子、李子熟了，可甜了。我们说好傍晚下了工，到她家去买水果。我和大弟及几个知青刚一进她的院门，她的疯老伴就拿了一根棍子远远地冲着我们挥舞起来。我们正吓得要跑，李岚岚出了屋子，几句话就让疯老头安静下来，把他推进了屋里。
　　李岚岚把我们引到后院的果树前，摘下杏子、李子让我们尝，果然又甜又软。她要的价不比别家贵，我们高高兴兴地买了几大书包回来。过了几天，我们又去买，但是钱已经不多了。她爽快地说：“用全国粮票换也行！”我们兴奋不已，那一阵儿三天两头去她家换水果。去的次数多了，我们也不怕她的疯老伴了，趴窗往她屋里一看，没想到竟收拾得井井有条干干净净，连炕上的被子都摞得整整齐齐。这个老太太可真了不起！这么辛苦的日子她却过得这么有滋有味。
　　我可就脆弱多了，特别是到了第三年出身好些的知青都选送上了大学，或者在县城里分配了工作，我就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1972年，大弟把每个家庭可以有一个知青回北京的名额让给我，自己却仍留在苦不堪言的村里，等着在当地进工厂当工人。我这才得以脱离苦海，回到北京，进入一家大工厂当工人。自大弟出生以来的二十多年，我俩一直在一起，没有分开过。此后，我们便只有短期的重聚却没有机会再如手足般相守了。
　　山西的四年，使我饱尝了物质极度匮乏饥饿、赤贫、落后及愚昧的滋味。这种滋味恐怕是人类最深沉最基本的痛苦了，我不愿再过那样的生活，也不愿看到任何人再处于那样可悲的境地。回到北京之后，一想起那么多老乡仍在过着赤贫的日子，我就心如刀绞。怎么才能让我们村里的大爷大娘姐姐妹妹尽快过上好日子呢？我常常苦苦思索，也暗自庆幸自己出生在城市。中国的城乡差别真的太大了。感谢邓小平，中国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迅速，经济大大增长，我们山西的老乡终于有机会摆脱贫困愚昧，提高生活水平了。我希望，改灯、换灯和李岚岚的境况能渐渐好起来。

驱散阴霾

　　1976年，“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妈妈爸爸的亲戚朋友同学又开始来往了。大家都在四处打听消息，争取早日落实各项政策。妈妈和我们也重新燃起希望，盼着能解决父亲的问题。此时，1957年的“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20年，将近60岁的父亲已被安排到浙江萧山县的乡下劳动，我们姐弟几个每月寄一点钱贴补他的生活。197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终于下达了关于给右派改正的文件。
　　妈妈多方了解分析情况，层层寻找熟人关系。我这时总算成熟起来，请示了车间的领导，就开始在外四处申诉，充当了打先锋的角色。下了夜班，睡一会儿觉，我就到处跑，从东城区委到区教育局，从教育局政策落实办公室到爸爸原先就职的学校。我跑了无数趟，想尽办法向他们反映、要求；妈妈又千方百计找关系疏通。这样双管齐下，1979年初，教育局终于同意给父亲改正。
　　爸爸曾经就职的学校领导给我找出一张纸，说是当年给爸爸做的结论。上面干巴巴地写了几句话：崇拜资本主义国家议会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
　　我把这张纸一扬，忍不住问他们：“你们就凭这张纸把他整了20年？”
　　他们几人面面相觑。有一人嗫嚅道：“不是我们搞的，当时我们不在这里……”
　　一个雪夜，妈妈和我出外打听信息，想把爸爸尽快调回北京，以防政策有变。不幸妈妈竟被无轨电车撞倒，摔成脑震荡，不能起床。我们当时打听到的消息是，回来的右派太多，北京市政府很快要下文件，不许右派回京，提倡就地安置。那时，家里没有一分钱存款，我立时把存着准备结婚的两百多元人民币拿出来，对小弟说：“你快坐火车去把爸接回来，那边如果说手续不全不放人，你立即打电报给我，我再去找教育局。”
　　小弟到了杭州车站，等着接他的爸爸根本认不出来自己的儿子了。父子分别已经十几年了才第一次相见，说是恍若隔世也不为过。当地果然不放爸爸走，说是手续不全，其实是他们想要留他在那里教书。小弟拍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给我，我赶紧去找东城区教育局补办了手续寄去。直到1979年3月下旬，小弟才把爸爸从浙江接回北京，妈妈仍病在床上。爸爸到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去派出所上户口。真是万幸啊，赶在了北京市关于右派就地安置的文件生效之前，我们将爸爸接回了北京，否则我们全家就不能团圆！
　　经历了21年的磨难，我们头上的阴霾终于被驱散了。我们一家不必再背着低人一等的黑锅，时时事事被人看不起了。后来经过不少周折，在妈妈的老同事帮助下，爸爸得以调入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历史。他的才华终于在花甲之年得到发挥，他的得意门生们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
　　20年来，爸爸在大墙后面受尽屈辱磨难。在他身边，许多人倒下了，停止了呼吸；他却坚信“历史终将证明我无罪”，不但没有倒下，还练就了一副好身板。妈妈在大墙外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把我们四个孩子养育成人。这是两个多么坚强的灵魂！
　　1972年回京之时，我已经二十好几，是典型的“大女”了。我该上大学时，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该结婚时，却在上山下乡。现在，我好不容易回到北京，进了工厂，有了工作。亲戚朋友都着急地说：快找对象，快找对象！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类型的广告，更别说征婚广告了。再说，就是有，我也未必敢于问津。妈妈四面八方为我张罗对象，但亲戚介绍的第一个人就嫌我的父亲是摘帽右派，退避三舍了。
　　爸爸回来之后，妈妈继续为我寻找对象。我对婚姻幸福几乎不再抱任何幻想，只想尽快摆脱这种让自己和家人都尴尬的处境。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心已经不是温暖，而是难以负荷的重负。在当时的中国，人一定要随大溜儿。别人到年岁都结了婚，你也必须结婚，否则，舆论压力就很大，烦恼就莫名其妙包围你。
　　这时，有人给我介绍一位男士。他脾气好，有教养，和我也有不少相同的爱好。不过，结婚归结婚，我决定不要孩子。我的大好时光被文革耽误了，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了自己喜爱的新闻工作，又在业余时间攻读自学考试中文系大学文凭，每周有三个晚上在北师大上辅导课，我不想为抚养孩子分心。更主要的是，我不知道我的婚姻会走向何方。婚姻破裂了，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丈夫也不想要孩子，因为他怕做家务事。到澳洲多年之后，有位女友问我，当初没要孩子后不后悔？我非常坚决地回答：“一点也不，我觉得这是我一生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地质报

　　1979年春，就在爸爸回到北京的那个月我从工厂调到地质部所属的《地质报》工作。出野外，到地质队采访成了我的最爱。别的女同事出差出野外，常常生病，我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可不是吗？从前在乡下插队时，没钱买车票，我们想到哪儿，不得不扒火车拦卡车，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我都没生病。现在出差，坐火车有卧铺，去偏远的地质队有长途公共汽车甚至吉普车，我怎么会生病？那几年，我去了河南、河北、安徽、宁夏、四川好几个省，见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也体会了地质队的辛苦。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去川西雅砻江（金沙江的上游）边的一个区域地质调查小队采访。长途公共汽车从西昌出发不久，就在人迹罕至的雅砻江峡谷里颠簸开了，直到傍晚我们才到达。地质队的人看见我，像见了亲人一样，说好几年没看见部里来的人了。小队长为难地说：“怎么办？大家都想来和你谈谈，叫谁不叫谁呢？”我高兴地说：“让大家都来，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尽量把大家的意见反映上去。”
　　屋子是土坯盖的，非常简陋，灯光昏暗，却坐得满满当当，而且气氛热烈。他们谈到地质队的工资待遇很低，没有午餐补贴，出野外遇到小饭馆或者老乡家可以买饭，都掏不起钱。大家中午总是用冷馒头充饥，很多人都得了胃病。家属来队上探亲，队上没有足够的房子给家属住，家属不能常来，夫妻分居时间太长。他们谈得很质朴很实在，没有一点渲染、一点发泄。这是一群多么坚强的人啊！我一定要把他们的困难反映上去，争取上级领导关注解决。
　　我把他们谈的问题归纳整理后，先与在西昌的该区域地质调查大队领导核实情况，再到成都与省地质局领导核实。回到北京，我又与部里的有关司局一一核实。然后，我精心构思，写了一份内参，上报给部领导。我知道，写内参调查核实是最重要的。然而，我在保证句句落实、经得起推敲之后，还必须把这份内参写得生动感人，它才容易引起注意。否则，部领导每天文山会海，这份内参很可能就被淹没了。一句话，我要让它脱颖而出，揪住部领导的心。
　　内参仅仅发出几天之后，报社领导告诉我，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召集有关司局领导和我们报社领导及我一起开会。孙大光架子大，部里的人都怕他，报社领导和我都有点紧张。出乎意料的是，在会上，发言的司局长们纷纷表示我反映的问题属实我想，他们早就想解决这些问题了，我的内参只不过是把这些问题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来罢了。
　　有的司局长还说，这些问题很普遍，不仅是区调队，其他地质队也一样，都应该解决。孙大光立即问财务司司长，可不可以给所有出野外的工作人员发放午餐补贴，并且给地质队普遍发放保温饭盒？财务司司长说可以这样做。孙大光当即拍板说，就这么定了，立刻起草文件。我心中一阵狂喜，司局长们都松了一口气。我们《地质报》的总编指着我高兴地对大家说：“她可是我们报社的女干将呢！”我没想到，午餐补贴和保温饭盒能扩大到所有的地质队，要知道，全国有几十万地质工作者呢！
　　20世纪80年代，我在《地质报》工作了8年，虽然写了不少稿件，但是我觉得这份内参才是我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它总算为第一线的地质工作者们说了话，使部领导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使千千万万的地质工作者得到了一点儿实惠。内参反映的问题虽然没有全部解决，但午餐补贴与保温饭盒总算发放下去了，我的上传下达总算落实到了实处。在《地质报》8年的工作与生活是充实愉快的，我喜欢新闻工作，特别是爸爸的右派改正之后，我没有了思想包袱，心情豁然开朗，整个人恢复了愉快与自信。
　　1986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搞得红红火火。我决定挪挪窝，离开已经干了8年的《地质报》，换个工作环境。新单位已经找好，但是报社领导说，我们不放你走，我们需要你。这可把我愁坏了。有位阿姨对我说，你不如去澳洲留学，国家有政策，凡自费留学不能扣住不放。那正是留学风兴起的时代，我就和丈夫商量，他非常赞成，极力怂恿我先去打前站，然后再接他去。
　　我希望有机会继续学好英文，我更想飞出国门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中国古人就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何况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自50年代我懂事以来，中国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井底之蛙，对外部世界对其他国家全无了解，真有枉活一世的感觉。
　　自我上小学以来的30年，我的青年时代几乎都住在北京城圈里，处在政治旋涡之中。我们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旋涡之中挣扎沉浮，爸爸妈妈和我们几乎被淹没，几乎被碾成齑粉。值得庆幸的是，这阴霾漫漫的一页终于被翻过去了，中国总算打开了国门。我很想亲眼看看别的国家的普通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我没有想到，我一飞出中国，竟一时半会儿飞不回来，我将失去我在北半球所拥有的许多东西，甚至婚姻。我更没想到，我会选择与生长在英国的盖瑞·坦普相伴余生
　　认识盖瑞以后，他常常问起我的过去。他怎么也想象不出爸爸妈妈曾经遭逢了20多年厄运，而我们姐弟的青少年时代也是充满了挣扎与坎坷。他反复地询问事情的细节，探究这些政治运动的起因。他总是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这么荒谬？
　　飞到澳洲，我的生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普通人的生活，也渐渐接受了一些西方观念。例如，与中国人的守土重乡相比，西方人更崇尚冒险闯荡，盖瑞16岁就只身一人来到新大陆的经历，仍令我惊叹不已。

　　本文选自《人约黄昏》，辛夷楣、盖瑞·坦普／著，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感谢辛夷楣女士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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