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群：似此星辰非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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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此星辰非昨夜

© 胡作群／文

　　1955年9月份，我21岁，由空军转业考入北大。刚跨入校门，看到毛主席写的那4个苍劲有力、挥洒自如的“北京大学”的校牌时，我的眼前一片光明：一条铺着玫瑰花的大道，就横在我的眼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家的桂冠在等待着我去摘取。

一．北大学子

　　我们宿舍住了6个同学，这个小小群体，相处得像兄弟般亲密无间，不仅在学习上互相鼓舞，在私生活上也无话不谈。
　　当时我们的求知欲特别强，每人都选修了几门外国语，我们常到中文系偷听名教授的讲座：“游国恩谈古典诗词”，“陈涌文艺评论”，“何其芳谈诗歌”，“朱光潜论美学”，都是我们经常赞赏乐道的：节假日我们也常走访学者名流，那时北大学术空气很浓，专家教授们都很乐意接待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们在知识上的收获有时比课堂上的所得还要多。总之，在学习上我们全宿舍都是那样奋发图强，常以能考上北大为骄傲，不愿辜负“北大人”这一美好的称号。
　　我当时和班上一位上海姑娘卓晓琼很要好，同宿舍的方晓今也在和同班武汉姑娘孙洁恋爱，我们4个人自然常常在一道聚会。从1955年入学到1956年，是我们最欢乐的两年。我们4人常常一道去西山鹫峰，看夕阳冉冉下落：我们也常常漫步在圆明园废墟里，畅谈古今，闲话沧桑：更经常的是，傍晚坐在北大未名湖畔，看流星飞驰，听夏虫欢唱。北大的每个亭台楼阁，未名湖畔每个最隐蔽的角落，都曾有过这两对恋人的踪影。
　　青春啊，你正让我们饮着欢乐的醇醪，沉醉销魂，谁会料到有人正在为我们酿造一杯带毒的苦酒，等待着这杯毒酒几乎毁灭了我们的一生：我被流放到一个小县20年，方晓今在煤矿劳动了20年。我们九死一生总算熬到了改革开放的岁月。

二．风云突变

　　有一天，方晓今极其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老胡，我昨晚看到了赫鲁晓夫在20大作的秘密报告，把我吓坏了，一夜没睡好。赫鲁晓夫说斯大林是暴君，列宁时代的老战友大部分被他杀害了，1937年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的审判据说都是假的。”
　　“真有这个报告？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造的谣？”我也吓呆了。
　　“不会，不会！听我姑姑说，这个报告已传达到省部级。姑姑不让我看，把文件锁在柜子里，我是趁她不小心偷偷看到的。真怕人，伟大的革命导师斯大林居然会犯这样大的错误！”晓今那时年轻气盛，疾恶如仇。
　　1956年四五月份，北大“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全校贴满了大字报，一场整风运动开始了。但人们万万没有料到，不到几个月《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全国却轰轰烈烈地展开反“右派”运动了。
　　我班首先揪出的第一个“右派”是陈诗俊同学，第二个“右派”该抓谁呢？
　　第二个“右派”的帽子，早已为方晓今准备好，就待把他批判搞臭后戴上了。
　　经过党团支部的周密安排，批方大会确实开得“很成功”。
　　首先，方晓今的女朋友孙洁一反常态，平时那种娇媚柔弱的样子不见了，她霍地站起来，泣不成声地揭露方对她的欺骗，说方是个玩弄女性的老手，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流氓，是个头顶上生疮脚底下冒脓的大坏蛋。同时思想也极反动，跟她讲过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仅在肉体上想占有她，而且在精神上要俘虏她，多亏党团组织对她及时的教育，让她认清了方的反动面目，才和他划清了界限，一刀两断。她愈说愈激动，悲痛地喊道：“我有冤要伸，有仇要报呀！”突然她像要昏过去的样子，几个女同学赶紧过来扶住她。最后，她从小包里拿出方晓今给她的情书和照片，当场撕得粉碎，丢在方晓今的脚下。
　　她的控诉确实起了煸情的作用，当即群情激愤，口号声不断。那些在鸣放中有问题、党团组织谈过话的同学，为了免遭被划“右派”的噩运，更加表现积极，咒骂声不绝于耳。
　　“他流氓成性，一入学就以讲故事、朗诵诗为名勾引少女。”
　　“他买了部《金瓶梅》，成天躲在床上研究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他是当今的黄世仁、皮丘林。”
　　“方晓今，你这样丧尽天良，还是人吗？”
　　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任何人侮蔑诽谤他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只要党支部几个人研究作出决定上报党总支、党委，就好像有了法律依据，群众可以驴唇不对马嘴地胡乱批判你，用最恶毒的语言侮辱你，他们不但不受制裁，相反还会戴上“积极分子”的桂冠，给自己入党、出国留学、分配好工作创造条件。如果搞错了，平反了，这些伤害过人、手上也沾染过别人血泪的所谓“积极分子”，却一推了之，不负任何责任，而且毫无悔意，很少人有愧疚之感，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可鄙在这里也看出端倪来了。
　　紧接着，预先布置好的几个积极分子，便连珠炮般地向方开火了。他们按照党团支部指引的方向，提出的都是一些严重的政治问题，批得方晓今“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如果说，孙洁姑娘的煽情控诉只引起方晓今的愤怒，“积极分子”们从政治上的“深刻”批判，却使他心惊胆战，面无人色，整个心灵防线彻底垮台了。他耷拉着脑袋，热泪和汗水流满了脸庞，他甚至相信自己是个大坏蛋，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
　　应该说，我们班的同学都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人有着非凡的思辨能力，有着无限的创造力，非常富有同情心，爱心，自尊心，但人又极其残暴，贪婪，自私，淫荡，虚伪，狡诈……这种兽性比野兽还要高超得多，所以法国作家大仲马曾感叹地说过：“两脚兽要比四脚兽厉害百倍！”
　　……
　　方晓今完全垮了。同学们见到他，都带着鄙视的眼光斜视他。他也自觉低人一等，经常低着脑袋，苦着脸，一言不发。我每次见到他就心如刀绞，为他的悲惨命运痛心。但我也预感到自己的灾难快要临头了

三．噩梦成真

　　我的女朋友卓晓琼有天突然走到我身旁，迅速递给我一张字条，让我晚上7时到未名湖我们常去的小阁亭里见面。
　　我按时匆忙赶去，卓晓琼已在那儿等候我了，一见我她就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两天我心烦意乱特别想见你，你为什么老躲着我？”我问。
　　“不是我躲你。别人老盯着我，我害怕得很。团小组已开了两次会批评我，说我和你划不清界限。党团书记都找我谈了话，让我揭发你。他们说你的问题很严重，方晓今说他要是‘右派’，胡作群也应该是，你们的观点完全一样。”
　　我没说话，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他们把方晓今打成“右派”后是绝不会轻易放过我的。搞我的突破口当然要从方下手。方像个溺水者，为了免于呛死，到处乱抓身边的任何东西，这是人之常情。
　　对于我是否会被打成“右派”，眼下我好像已不太关心了。使我最痛苦的，倒是我的境遇使得卓晓琼为我如此担惊受怕，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了。别的男朋友给自己女友带来的是荣耀、光彩，而我给她带来的却是屈辱、伤心……想着想着，我禁不住流出了泪水。
　　她看我沉默不语，安慰我说：
　　“没关系，就是你划成‘右派’，我也不会离开你。我了解你，你是热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你不要伤心，你伤心我心里难受！”
　　男儿有泪不轻弹。她说到我的痛处，我更伤心地落泪不止。
　　在这未名湖古老的亭阁外，夜雾朦胧，寒气逼人，只有皎洁的月光抚慰着我们这一对破碎的心。我们默默地互相注视着，真是“流泪眼望流泪眼，断肠人慰断肠人”，我们都了解即将到来的风暴和它会带给我们的命运。
　　3天后，批判我的大会召开了。原来也想按批方大会的样子，先煽情，后深揭猛批，但没有成功：我的女友卓晓琼的揭批有气无力，接着让我的好友林明虎批判。他也是光从个人主义上引，没劲儿。但经过党组织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虽然觉得材料不足，可为了凑够百分之五“右派”人数，还是把我定成了“右派”分子，不过算作第四类“右派”：戴上帽子，免予处分。
　　从此我当了21年的贱民。
　　有一天，我和方晓今去海淀海顺居小饭馆吃饭，借酒浇愁。当时3毛钱就能炒一盘过油肉，我们要了两盘菜，两瓶啤酒，二两白干，喝将起来。方晓今酒量小，喝完酒后已成红脸关公，我也醉醺醺的了。
　　“老方，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是那个穿黄军装的和我过不去，他追求过卓晓琼，她跟我好了，他嫉恨我！”
　　“难怪他和我谈话，老要我揭发你，说你比我更狡猾，只有把你挖出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我真对不住你。”方晓今苦着脸说。
　　“不怪你，不怪你！没有你我也会被他们陷害的。”
　　“我总觉得对不住你。”
　　“你知道有这样一首诗吗？‘醉眼蒙胧上酒楼，彷徨呐喊难忘忧。蚍蜉徒欲撼大树，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给我们的写照。我们是在撼大树，撼大树呀！没有我们这些‘右派’，国家也在前进，人民也在生活！我们逞什么能，好像只有你爱国！落到这种下场，活该，活该！”
　　“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落去！早知会有这个下场，我们应该转系就好了。”方晓今悲叹道。
　　于难兄难弟跟跟跄跄地走出酒店，相互搀扶着往校门口缓缓走去。

四．湖上击掌

　　当时从高班转来一个“右派”名任读。他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平时不太爱说话，我们总是在一起劳动，干各种最重的活：到圆明园水田里插水稻，腿上叮满蚂蝗；在北大东校门挖乱坟，下到深坑里收拾腐烂的尸骨；在蔚秀圆挖游泳池，全身沾满了池塘的臭污泥……我们劳动都是很积极的，但我们遭来的却是斥骂、蔑视。
　　节假日，我和方晓今常去颐和园消愁解闷。那时颐和园空荡荡的，游人极少，全国都在搞阶级斗争，谁还有游园的雅兴？
　　“老胡，为什么我们这么倒霉，说了几句真话竟毁了我们一辈子！我们才20多岁呀！”方晓今抱住脑袋悲叹道。
　　“文人死于谏，武将死于战！从古到今，概莫能外。谁让你成天满怀激情，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呢？以前我读《史记》，看到赵高指鹿为马，指白为黑，我不相信，现在才明白，鹿和马，黑和白都是辩证的，看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看问题了。”我嘲讽揶揄着说。“最近我看到三四十年代一首名叫《满场飞》的歌，其中有几句歌词说‘香槟酒气满场飞，钗光鬓影晃来回，华儿兹，华儿兹，乐声响，对对满场飞……你怎样跳来我怎样随，我跳得比他们更够味。’觉得很有意思，你若牢记这几句歌词并身体力行，包你免灾消祸，还能当‘左派’。”
　　“此话怎讲？”方晓今愣着看我。
　　“首先你可沉醉于酒色，在钗光餐影中消磨岁月。你老兄潇洒英俊，招姑娘爱，这一点不难做到。当然不往能像你那样招摇过市，要隐而不露。关键是第二点，就是‘你怎样跳来我怎样随，我跳得比他们更够味’。不论开会发言，写文作诗，必须以党的方针政策精神为准则，不得提出任何疑问，而且愈左愈好。这点至关重要，它不仅能保护你那糜烂堕落的生活方式，而且包你当‘左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调侃地笑骂道。
　　“老胡，我们不能消沉，不能自暴自弃，否则我们就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死路一条’了。古人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许这次灾祸对我们一生更有好处。我们生活在中国还算幸运，如果在苏联，说不定就被枪杀了。我们才20多岁，我们的聪明才智绝不比别人差，笑到最后的才算俊杰。让我们这两个老右在此对着苍天击掌为誓吧！”
　　方晓今一席话，明白晓畅，言简意赅，使我也激动起来。确实，成天怨天尤人丝毫不能解决问题，要紧的是面对现实，怎样在这场风暴中生存下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们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然后用手掌重重地当空击了3下，表达了两个年轻人的坚定决心。

五．别恨离愁

　　我正式戴上“右派”帽子后，我的女友卓晓琼就不能公开和我见面了。
　　有一天，卓晓琼突然约我晚上在天安门会面。那时天安门广场灯火没有现在这样辉煌，长安街上更是灯光暗淡。我们在昏暗灯光映照的树影下，从西单漫步走到东单，又从东单返回西单，来回走啊走啊，累了，就在东单口那个小公园的长椅子上休息一会儿，直到东方现出了鱼肚白。那天我们谈话的内容随意而庞杂，但绝不涉及“反右”，也不谈我们的未来关系，我知道这是卓晓琼怕伤我的心。但我们两人都心照不宣，知道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其实我心里早已有了准备，我深知我们这种关系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傍晚我收到卓晓琼给我的一封信：

作群：
　　昨夜的星辰，朦胧的灯光，婆娑的树影，彻夜的长谈，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但我遇到的压力已让我无法承受，最后我只好认输，选择了一条痛苦的抉择：分手。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离开了你，这是我最伤心、最不能原谅自己的。
　　还有一件使我万分悔恨的事，使我加快了向你提出分手的决心，我无法向你说清楚，请原谅我！

　　我后来记起郁达夫“唯因酒醉鞭名马，只恐情多误美人”的诗句，不禁感慨系之，此情此景，没齿难忘。我写过两首诗，记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1

　　黑云滚滚 惊雷阵阵
　　狂风早把繁花摧残殆尽
　　对美丽的蝴蝶
　　哪敢在暴风雨中飞行

　　只有在风雨的间隙
　　靠着残垣颓壁
　　飞飞停停
　　躲开狐疑的眼睛

　　长安街朦胧的灯光
　　又映照着俩人的踪影
　　他们踯躅徘徊像孤雁离群
　　啊，走啊走直到天明

　　璀璨迷人的星星呀
　　为何你也变得如此凄惶
　　一个个破碎陨落
　　消失在神秘的远方

　　那是个不眠的夜
　　那是个伤心的夜
　　这一难忘的分手
　　撕碎了四十年

　　2

　　难忘鹫峰看夕阳　圆明园里话沧桑
　　伤心最是别离夜　相对无言望曙光

　　反右运动造成多少家庭的破碎，多少恋人凄苦别离，酿成多少人间悲剧、惨剧，有谁认真调查统计过呢？
　　和卓晓琼分手后，不知怎的，我的心情反而轻松了许多。一人做事一人当，十字架还是由自己一个人扛，何必让别人为你成天苦恼呢！现在好了，一个人，一个人不管再大的灾难，你就冲着我来吧！我的心好像突然坚硬了起来，那种卿卿我我的柔情蜜意早已荡然无存了。
　　1960年秋天，我和方晓今从北大毕业。晓今分配到煤矿当了矿工：我还幸运，被分到山西靠黄河边上一所中学当教师。

六．重游未名湖

　　我终于又回到了北京。我的回归之路虽然充满艰辛，但较之方晓今还要轻易得多。
　　他到了京西门头沟最深远的一个荒僻山沟，在那儿一天只能见到两个小时的阳光。他在煤矿当采煤工。一天要在井下挖煤12个小时。有一次，他被冒顶的煤活埋了3个钟头，幸亏贴近一架棚子，才算死里逃生：也被岩石砸断过左腿，造成粉碎性骨折，万幸没有成为瘸子。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打成黑干将送到矿井下干最累的工种——开掘岩石巷道，一干就是3年。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他每天下井扛着风锤打岩石12小时，上井后，还要到火车站卸100袋水泥。
　　他在煤矿干了整整19年！这种非人的待遇、沉重的劳动并没有压垮他，反而更加激发他和命运搏斗的勇气。
　　我调到北京后，和方晓今相约同游北大未名湖，我们又到了北大海淀海顺居饭店吃了一顿饭。我们相互看着满头的白发、风霜刻就的深皱纹，不禁感慨系之，我低声唱着一首我喜爱的歌，那富有哲理的歌词深深打动了我们。晓今默默无语，汨流满面：我的歌声也渐渐喑哑起来……
　　此刻，这一对老人的所思所想所感所触，年轻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半个世纪前那段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历史，他们完全茫无所知，即便读到一些残篇断章有关“反右运动”的叙述，也认为那是天方夜谭，不以为信。
　　现代青年已经体会不到“右派分子”这顶帽子的厉害了，可是上个世纪50年代“反右”以后，这顶帽子却重如泰山，宣布你是“右派”分子就如同宣布你得了癌症和艾滋病一样，你立刻会觉得天昏地暗、神智失常，你整个身躯和精神面貌就变了形，发生了根本的质的变化。这顶帽子，虽说是人造的、无形的，但其威力无边，一旦戴上这顶魔帽，哪怕你曾经是英俊潇洒的学子、美丽可爱的少女、多才多艺的明星、德高望重的学者，就好像从粪缸里爬出来，立即臭不可闻，大家见你就会掩鼻而过，你就成了反动、邪恶、卑鄙、下流的化身，总之是狗彘不若，禽兽不如。任何人都可以斥责你，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你：你自己一生毁了不算，上至父母下及妻孥都要受到株连：你经常要写悔罪书，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你经常要遭到无情批判，把你骂得无地自容；你的灵魂受到践踏，你的良知陷于泯灭：为了摘帽——其实是换上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你会像一条疯狗似的乱咬同类：一旦换上了这顶帽子，你就会痛哭流涕，感恩戴德，高呼万岁……
　　几十年来，我的同类飞黄腾达，名扬天下者有之：惨遭杀戮，没首蒿莱因而英名传世者亦有之；但绝大多数“右派”都是历经苦难辗转沟壑，把青春年华碌碌虛抛，老死在穷乡僻壤里了。
　　我和晓今真是幸运，终于又回到了北京，又能漫步在美丽的未名湖畔，环绕着浓密的树荫，仰望着悠悠白云，怀想着那久已逝去的青春年华……
　　我知道我们这代人已经接近黄昏、“去日苦多”了，但我仍愿和朋友们倾心畅谈人生感悟，反思历史是非曲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求索真理，永无休止。我想，这是每个北大学子应有的风范。

　　本文选自《梦萦未名湖》，王大鹏主编，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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