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掬芬：下放

┃Personal History

下放

© 方掬芬／文

　　“下放”一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创造，我不知道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来是否能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当代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曾亲身尝过“下放”的滋味，只有我们这些人最能懂得这两个字里包含着多少家庭命运的变化，亲人的离散，生活的波折，包含着多少令人揪心的情感的激荡啊！
　　我的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细胞。在动乱的社会里，我们的遭遇同大多数家庭相近似，谁也不比谁好多少，谁也不比谁差多少。我本不想赘述，但俗话说：“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列夫·托尔斯泰也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所指的大概是家庭内部关系的破裂，我觉得就字面上更广泛的含义看，这句话也是很确切的。总之，在那场动乱中，各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就简略地写下这段文字吧。
　　1970年5月，中央直属各文艺团体（除“样板团”外）都奉命下放到各野战军部队去劳动锻炼。我们听到传达，这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因为当时各文艺团体都面临被“砸烂”、肢解、遣散的绝境。“工、军宣队”的人曾不止一次地在会上宣布，我们这些人都将下放到干校去。他们还曾动员，大家可以自己联系去处，反正是到农村，到外省小城镇，“投亲靠友”，“自谋生路”。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些团体的编制、人员、器材都冻结，按单位下放到各部队，一年至一年半以后回来工作。这是一项保护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的措施。没有想到××之流竟百般压制我们，使我们在下面一呆就是三四年，后来也是由于周总理作了批示，我们才得以回来的。
　　下放以前，只有两个星期的准备时间。因为是到部队，不能带家属。我去的地方是宝坻县的大中庄，王正则去保定地区的高碑店。一岁零四个月的小女儿可以寄养在刘桢林师傅家，可是13岁的大女儿怎么办呢？霍玉英很诚恳地对我说：“小方，小女儿搁在我家，我只要不让她冻着，饿着，碰着，有个病痛赶紧跑医院，就行了。可大的就不一样，她要活动，不可能一天到晚在家，现在外面又乱，万一出点什么差错，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啊！”这是真心话。我们家的亲戚虽多，但家家都有困难。考虑再三，只有通过长途电话求助于我的二妹。他们一家当时已由旅顺迁居海南岛榆林港，因为是海军高级军官的家庭，孩子们生活和学习的条件都比较好，也安全一些。当时正好那边有人在北京开会，大约是5月16日，这些开完会的同志就把我的大女儿带走了。孩子的路费以及此后的全部生活费都由二妹负担，他们一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送大女儿去火车站的情景，她哭得很厉害，大家好言相劝，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真好像生离死别。5月18日，轮到我上路了，走前我和王正尽可能地把东西收拾了一下，家具靠墙堆在一起，室内空空，窗户都钉上了木条。小女儿也提前让她每晚睡在刘家，几天以后也就习惯了。我们那个院子有三排平房，刘家住后排，我们住前排，小女儿白天总是很习惯地从后排跑回自己的家。她看见屋子变样了，姐姐也找不到了，似乎懂得点什么，一进屋就叫：“坐，坐！”有时她抱住王正的腿不放，有时她伸开胳膊要我把她抱在怀里。我走的那一天，她的刘妈妈抱着她送我到院子的门口，有些邻居也出来相送。大伙骗我小女儿说：“妈妈上班去了，说再见。”她就挥起小手跟我再见。刘妈妈和同院的阿姨们都流泪了，我将泪强忍住，直到转身以后才让它流出来。5月20日，王正最后一个离家。据他说，那两天，小女儿简直和他形影不离。她每次进屋，总是摊开两手说：“没，没！”是指屋里东西没了？还是指人没了？恐怕两层意思都有吧！他动身时，背着包，抱着孩子，刘妈妈跟在后面，出了院门，他把孩子交到刘妈妈怀里，什么话也没说，眼泪在心里流，他就这样孤单地、默默地一个人走了……
　　我们下放的部队农场，是一片盐碱洼地。土质黏，天旱时板结。可是一下雨，却泥泞溜滑，非常难走；更伤脑筋的是潮湿，往往掘地三尺就成了个小土井。我怕下雨，尤其是滂沱大雨气势凶猛，旷野的炸雷更是吓人。由于地势低，含水多，雨天很冷，往往夏天也穿毛背心。可是大雨一过，烈日当头，满地的水就蒸发为水蒸气，人在太阳的照射下犹如置身于笼屉里被蒸着，那滋味真不好受。赶上连降大雨，地就涝了，遍地汪洋，街里可以撑船，所以当地老乡家都有小木舟，以备涝时使用。在下放期间，我曾有机会接触一些从天津去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们当中有高中毕业生，也有初中毕业生，当初去时都是满怀豪情和壮志，响应号召，并深信能干出一番事业的。我记得有一个调皮、可爱的小伙子，操着地道的天津话，对我说：“学校老师动员我们来的时候，说这儿是花果山，鱼米乡，我们可高兴啦！谁知一到县里，说淹了，好哇。我们一个个都坐着小船划进庄来。有的小孩当时就哭了，有的高兴地唱着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花果山鱼米乡在哪儿？那不过是咱们将来伟大的远景，眼下啥也没有，咱还得继续把天下的苦吃尽’。”我通过自己在那里的劳动深深感到“日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些从小生长在大城市的孩子们，长期待在这里扎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三年半的时间，春夏秋冬，播种、插秧、锄草、除稗、挠秧、拔麦、割稻、种菜、喂猪、起猪圈、踩泥、脱坯，数不清的晨昏寒暑，我都和其他同志一样自觉劳动。干活的时候我最怕“比赛”，因为我的手脚慢，总是落在后面。我愿意自己一点一点地干，哪怕时间长一点都行。每当田间休息，坐在田埂上，望着天边的云彩，这时我不由自主地就会想到离散四处的亲人。我们是连队编制，每天早晨在公路上跑步，男女老少全都要参加。直到有一次一位年岁较大、患有高血压病的女同志摔倒在公路上，这才引起连队领导的注意，此后凡老弱病残可以不跑步了。不过跑步、操练对我倒有好处，这样至少可以保持一定的形体灵活。业务是一点都不能沾了，文艺书也不能看了，只有在每天小组读报的时候，尽量争取给大伙念报上的消息和文章，这样可以练练“台词”，也可以从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接触到一点文艺性的东西。记得我下放时随身带去了一本线装本的《唐诗三百首》，想偶尔抽空看看。这也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工作之余，就寝之前，总想听点什么，看点什么。以往好的小说、散文、童话、戏剧理论和作品等都不能读了，读点唐诗总可以吧！谁知后来被人发现，“帮助”了我半天，说我重业务、轻政治、忽视世界观的改造，而我这人本应加倍锻炼、脱胎换骨才行，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书被拿走了，再也没有下落，也许被扔进茅坑里了吧？！当然这也不能怪某一个人，当时就是这么对待事物的。村里有个小学，我想接近学校的孩子，自然是不可能的。至于想给孩子们演点什么节目，讲个什么故事之类，那更是异想天开了。可我当时真的非常想这么去做。后来连队为了活跃生活，需要人写一些宣传好人好事的快板、田头诗，我愿意干这些，哪怕累一点也行。我总是一边干活一边想，抽空时就记下来，需要时就给大伙念。无论是日落收工的归途中，还是在劳动间隙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或者是黎明或月夜，看见了什么人或什么场景，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戏剧的意境，想到舞台和表演。有一次让我们几个女同志到河里洗盖庄稼的塑料布，我们都把裤腿挽起来，站在河水里，让长长的塑料布借着流水之力平平地躺在河面上，我们好在上面刷洗。这时，我身上的艺术细胞又活跃了，脑海里展开了戏剧的想像，我想到了云南民间传说“长发妹”的故事，想到我们是一群传说中的洗衣女，这样，干得既愉快又来劲。然后，我们把塑料布铺在河滩草地上晒干。我们一直工作到傍晚收工。事后解放军表扬我们能吃苦、整天泡在水里干活。可是他们难以理解我们干活时的心情。我们在劳动中注入艺术想像，从而忘了疲劳，感受到轻松和美的喜悦。这一切，大概都是顽固的“职业病”在作怪吧！
　　一天晚上，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天黑得像锅底，忽然一个炸雷把村里的粮仓打着了。雨停了，火势越烧越旺。连部一声令下，我们这些“五七文艺战士”一个个拿着水桶或面盆，摸着黑，踩着泥泞溜滑的小路，拼命地往出事地点跑去。我也拿着一个脸盆往外跑，途中被一个软乎乎的东西绊了一跤，吓了我一跳：“谁呀？”“我。凉鞋丢了一只，不知陷在哪块泥里了。”原来是覃琨，蹲在地上找鞋。于是我们俩趴在地上找鞋，手在泥水里摸了半天，终于找着了。她穿上鞋我们继续往前跑。在失火的现场，我们的同志有的打水，有的传水，而有的男同志则爬到屋顶上冲着火往下泼水，或者手里拿个什么东西直接扑火，着实勇敢。每个人都在忙碌，在坚持，在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奋战了一夜，好不容易把火救灭了。黎明时，我们回到连队，互相一看，都成了泥人。连长说：从这次救火的情况来看，你们这支队伍是有希望的。”他是想表扬我们，但这话却像是在我们心上泼了一盆凉水。他们原来都把我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黑线队伍”，这次救火的行动感动了他们，才使他们看到一点“希望”。这当然不怪他们，当时已判定我们是该“砸烂”的文艺单位，似乎我们都不是好人了。连长在说这话时，我心里就在想：我们本来就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为儿童演出过许多好戏，我们是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你知道吗？是谁把我们弄得没有希望，前途渺茫的啊？……
　　连队要求我们学唱“样板戏”，每人必须会唱五段以上。我们那时没完没了地看“样板戏”电影，买“样板戏”的剧本、图片和“经验”介绍，还要我们每个人都会唱。我说：“我从来不会唱京剧，我可学不会。”这可不行啊！这是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态度问题，连工农兵群众都要“大唱样板戏”，何况我们这些搞文艺的人呢？我这人生性调皮，心里有什么不得劲的地方，用开玩笑的方式也得表现出来。我说：“好吧，我学唱《红灯记》里磨刀人的唱段。”说着，我就直着嗓子唱了起来：“磨剪子嘞——戗菜刀！”幸好周围都是和我相知的老同志，班长罗英更是知我很深的老朋友，她语气很重地悄悄提醒我：“都啥时候了，你还乱开玩笑！整到你头上你就高兴了，是不是？”唉，其实我哪有心思开玩笑啊！只不过是借此发泄一点心中的不快罢了。后来我就选了《红灯记》里李奶奶的唱段：“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当时批判“封、资、修文艺黑线”，就是批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我演唱这一段时的内心独白，就是倾诉我对“十七年”的复杂深情。有一次剧院的一位老导演听我唱了这段戏，感叹地说：“真不愧是老演员，唱得还挺有感情的。”可不是有感情吗？我唱得心里只想哭。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头顶烈日在水田里干活，满脸泥浆，满身汗，忽然一位解放军战士叫我和另外几位同志到连部去。我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心中忐忑不安，在那种时候最好领导不要找我。到了连部，才知道是有一个小县剧团在宝坻县城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领导上出于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几个人去看戏，好好学习。于是我们赶紧换上干净衣服上路。要知道从大中庄到县城有60里，又没有车，我们必须在戏开演前赶到剧场，真要命了！走呀，走呀，越走越累，两腿越来越沉，速度越来越慢，内心越来越急，加上我穿的塑料凉鞋在脚上磨起了大泡，当时我真想坐在路边，哪儿也不去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还真有这样巧的事，嘟嘟嘟……一辆拖拉机由远而近。一打听，是进城的。我们上前一通说明眼前的困境，拖拉机手同意捎脚。我们坐上了拖拉机，嘿，那种自我感觉，简直比坐小卧车还舒服。
　　这是县城里一个极普通的小剧场，坐满了观众。锣鼓喧天，乐声震耳，舞台上彩色的灯光辉映，天幕上出现了蓝天白云。说实话，这一切都很简陋，可这整个剧场和舞台的气氛我已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了，也不知什么原因，我置身在这种场合一直止不住地流泪。至于戏本身，因为以前看过“样板团”的演出，还看过几次电影，倒没有使我得到更多的新感受。相反我有一点意见，根据以往我学到的戏剧知识和我自己的演剧经验，一个角色由不同的演员来创造，总应该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尽管舞台调度、形体动作、唱腔、造型等等也许都一样，但演员的创造个性、气质特点、以及演员对角色的独到理解，也应该充分显示出来。因为只有这样，舞台形象才会有生命，有光彩，有魅力。而演“样板戏”只能照抄、照搬，照葫芦画瓢，好像都是照一个模子压出来的复制品，这有什么创造呢？当然，心中有疑问和看法，但不敢说出来。看完演出以后，当晚我们睡在化肥厂一间屋子的地板上。屋外周围有水沟，野草丛生，蚊子成群，一个晚上嗡嗡飞鸣的蚊子简直要把我们抬起来了，我们身上给咬的包不可计数，这就甭提了。第二天一清早我们就上路返回连队。这可说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次艰难的看戏经历。
　　记得还有一次，是看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我们走了好几里地，带着小马扎儿，来到一个叫“二米”的村子，坐在广场上看着。一会儿停电，一会儿又来电了，如此三番五次，看看停停，直到深夜两点多钟才把这个电影看完了。我们看后非常兴奋，一点也不觉得困。因为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东西可看，偶尔看个电影，不是“样板戏”就是《地道战》、《地雷战》，真让人看得受不了啦！能看上《摘苹果的时候》，简直新鲜极了，真是莫大的精神享受啊！为了看这样一场电影，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文化的饥渴，也能把人憋死。
　　我们下放期间，还要搞运动。后来“斗争激烈”了，我们不再出外劳动。十几个人一个班，同住一间屋。木板搭的大通铺，每人占一席之地。各人铺上自己的被褥，尽量弄得整齐干净。一人一个小马扎儿，放在自己的铺位前。这里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也是我们开批判会、斗争会的会场。我们平时互相之间就是紧挨着坐在一起，也不能随便讲话。生活中哪怕向谁借一根针，也得先向班长打一声招呼。饭菜由值日打到班上来，再分给大家食用。我不是“斗争的对象”，也不是“依靠的对象”，而是“团结教育的对象”，但我也深感空气紧张沉闷，心情压抑，真不知何时是了。至于那些“斗争的对象”，日子就更难过了。有时我实在憋得难受，就请假上厕所，这样我就可以走出屋子了。宿舍和厕所之间，有一段距离，出门可以看见田野，绕到屋后有一条田埂小路，厕所在前边的小河边上，河边还有成排的小柳树。趁上厕所的机会，到这里走走，看看，心情舒畅多了。如果周围没有人，我还可以蹦两下，小声哼两句歌。有时在来往厕所的途中碰到同志，彼此也不许打招呼，如同路人。我这人没出息，受不了这种约束，心里憋不住，往往要对相遇的人微笑一下，使个眼神，做个表情。本来就是在一起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同志，怎么能一下子变得不认识了，硬是互相不理睬呢？这实在是别扭。我总要向同志传递一点心灵沟通的信息。事后好心的班长知道了，就找我谈话：“哎呀，真把你没办法！纪律规定了不许相互讲话，打招呼，你偏要去做个什么表情。你是不是硬要当上个典型，心里就高兴了？”我只能笑笑，不作声。有时我心里烦躁难忍，就做点无伤大雅的小动作，引大家笑笑，自己也痛快痛快。如有一回，大家都坐在小马扎儿上，俯首床面，学习文件。我觉得气氛压抑、闷人，就用一根小荆条编了个大耳环，挂在自己的耳朵上。同志们只要一看见我的这副样子，就忍不住要乐。因为我曾经夸张地表演过《列宁在一九一八》影片中的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第六水兵”，现在我又模仿“第六水兵”戴起了那种大耳环，同志们一看就会想起那个影片中的形象，怎能不乐？但大家都默不作声，只是在心里乐，尽管如此，屋子里的空气还是变了。
　　自我们下放开始，无论男女老少，也无论是在春夏秋冬，都要在晚上轮流站岗，每一岗出两人值班，每两小时换一岗。1972年5月22日的晚上，我和李家琦值最后一班岗。在我们上岗之前，狗就叫个不停，叫得人从睡梦中醒来，心里不宁，所以我们就提早起床去换岗了。通常值班的人都是坐在兼作饭厅和会场用的大席棚里，隔不多会儿就拿着手电到周围走走。等到我们换岗以后，狗已不叫了，它正趴在大席棚里睡觉，大概是叫累了。夜将尽的时候，天有些凉，又下着小雨，四野里还很黑，周围除了蛤蟆叫，就是远处传来的犬吠声。一切都是那样宁静，我们两人强打起精神，仍有些困，所以都不想说话，各想各的心事。好不容易捱到天蒙蒙亮，起得最早的是赵鸿儒，他是个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在剧院里搞过剧本创作，也当过舞台技术部门的领导，下放后是伙食管理员，住在伙房里。他来到大棚子里，问：“这班岗是谁值班？”我们答：“我们俩。”他走近了一些，看清了我们，然后过来低声对我们说：“你们去看看，那小路旁边的树上好像挂着个什么东西……”我一听就吓得腿发软，心里怦怦直跳。我们两个女同志就一人拉住他的一只胳臂，一步一步向那边走去。走到离那棵树还有一百米时，我们看出是一个穿着淡蓝色衣服的人吊在树上。当即我们就像发了疯似的跑向连部去报信，然后往各个班去查人数。……那是我们的一位很好的女同志，一贯关心人、并富有组织才能的共产党员李珊。她解放前在南京就曾参加学生运动，遭到过国民党特务的毒打。解放后她一直努力工作，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建设史上是一位有功之臣。在“清查‘516’分子”的运动中，她受到了委屈，终于在下放两周年之际自尽了。她当时42岁。……唉，行文至此，我真不愿写下去了。很久很久，我的心都平静不下来，我老想着那晚的情景，想着她生前的音容笑貌，想着她留下的两个可爱的孩子。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小小的儿艺死去的何止她一人！那都是一些年富力强、很有才能的好同志啊！这太可怕了，也太残酷了！但愿这历史的大悲剧永远不要重演！
　　下放三年半期间，每满一年以后可以探亲一次。第一次探亲是在1971年夏天，只有六天假期。我和王正通过书信相约在北京会面，结果他早到了两天多，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四天。第二次探亲是又过了一年以后，这一次假期已增加到12天了。可惜邮路仍然不畅，等我收到王正的来信再去请假，王正的假期又已过了好几天了。假期中，王正先返部队，我一个人在北京还呆了五天。在这五天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的语文教师何惠华。她请我到学校里去给学生们讲点什么，说学生们非常缺乏精神食粮。可是我能讲什么呢？又敢讲什么呢？学校的军代表深明大义，鼓励我说：“请你给学生们讲讲革命故事，讲讲朗诵，不要有顾虑。”我去了。这是一所建筑很好的中学，可惜窗子上的玻璃都给打破了。礼堂里坐不下所有的师生，就把扩音器的电线拉到各个教室里去，让礼堂里容不下的学生坐在教室里听。我讲了两个小时，除了讲朗诵的基本技巧，主要强调朗诵者对文学作品深入理解的重要性，同时我还讲了一些革命故事，并朗诵了几个片段，作为表演示范。没有想到学生们听得竟是那样津津有味，全神贯注。一些学生在教室里听，见不到我本人，等我要离开时，他们都跑到操场里把我围起来，有的则趴在教室的窗口向我致意。事后学校的老师们反映，我讲话的两小时，各教室里都鸦雀无声，连平时最调皮的学生也都在安静地听。许多学生也反映，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艺术有这么大的魅力，一个故事由演员讲述或朗诵，竟能那样深地感染他们。当时我也很激动，我已很久没有接触孩子们了，而社会上当时对学生的看法可以说是很糟，可我没有想到他们竟那样真挚、热情、激动地听我讲，我深深觉得他们太饥渴了，太需要美好的艺术了。如果我能给他们表演一些著名戏剧艺术的片段，真不知会引起他们何等的狂喜呢！尤其使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这次在八十中讲朗诵的事，竟在各学校、以及广大学生的家庭中盛传开来。当我又过了一年，第三次休假时，得到消息前来请我去讲的学校就很多了。我实在难以满足每个学校的要求，于是有些学校就联合举办，甚至由区教育局来举办朗诵报告会，我做主讲人。我当时完全是以一个下放人员的个人身分去讲的，社会反应很强烈，我深受鼓舞，也深感广大少年儿童的真实需求，我也就豁出去干，不那么害怕了。在那个时期，我收到一些信，其中有我从前的小观众写的充满深情的信，这些当年的小观众这时已是孩子们的爸爸、妈妈了，有的成了教育工作者，他们怀念从前看儿童剧时所受到的崇高精神感染和美好艺术薰陶，他们一生都记得那些给他们好影响的剧目和演员的名字，他们同时悲叹当今的孩子连什么是儿童剧也没听说过，更不用说亲身观赏并从中受到启示了，他们希望恢复儿童剧的演出。这些信给我极大的鼓励，使我深信儿童剧是不会消亡的，我们还应该为它的再生而努力献身。我没有想到我被下放这件事也为社会上的许多人所知道，所关心，这给了我力量。我这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是决不会对儿童戏剧事业死心的。

　　本文选自《漫长的童年：方掬芬回忆录》，方掬芬／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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