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我与胡风分子们

┃Personal History

我与胡风分子们

© 牛汉／文

阿垅

　　在所谓“胡风集团”的一伙人中，我最感念敬佩的是阿垅。胡风是前辈，是一个象征。从感情上，让我最感到真诚的人、最佩服的人，是阿垅。阿垅给我的感受特别难忘。阿垅对诗，对人生，都十分真诚，给我圣洁的力量，我一生忘不了他，不能对不起他。包括天水诗人安芮。他们死了，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是替他们活着，战斗。
　　最早知道阿垅，是1941年左右在《诗垦地》上，他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曾用笔名S.M.等。后来看他的诗，报告文学。他的诗不是政治口号，有激情，很热诚，很真诚，很深厚。他的创作有个人的真实人生体验。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有脾气。他在别的刊物也发东西，发诗和其他题材的东西。比当时绿原和我都更有成就。
　　我跟阿垅的见面是在见胡风之后。大概在1950年，他从天津来北京看朋友，带着一个男孩，住我们家。当时是在西裱褙胡同，我跟老伴和孩子住一间，他和孩子住靠东边那间房，住了两天。他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他当时在天津文联工作，当过天津作协编辑部主任。当时，《人民日报》对阿垅进行了批判，他做了检讨。
　　1953年后，在胡风北海后边的太平巷家里有一次聚会，又见了阿垅。这一次给我印象很深，并不是胡风说什么他就头点。他跟胡风辩解，自信，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这让我看出，胡风周围的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胡风政治上谨慎，阿垅更率直。
　　跟阿垅的接触不多，就这么两三次，但跟他的接触让人有一种感觉：他的神情总是悲抑的。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大笑，但性格并不是消沉，像一块石头，有金属的分量和光彩，很难撼动他。
　　我们有过通信。我在部队时出了书，寄给他。我的一本诗集《在祖国的面前》，大部分是在抗美援朝期间写的，寄他请教。他不像别的人那样只赞扬、肯定，有批评。说得很诚恳，说结构不完美。
　　阿垅一生在感情生活上、社会活动上，非常曲折。阿垅参加过黄埔军校，抗战时期，也参加过上海保卫战。抗战初，他在延安上抗大，后因为生病，到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治疗。党给他任务，指派他到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去，给党提供机密情报，是组织安排打进国民党里的。他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他默默地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为党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在1955年所谓“胡风集团”事件中，却被当成特务。1967年他因骨髓炎病死在天津的监狱里。阿垅这个事，黑白颠倒，最令人气愤！
　　阿垅是非常正直的，我很敬仰他。阿垅现在平反了，但作为人，他的一生充满了血泪。郗潭封跟我谈，要我反思。我领会，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不能狂躁，不能过于简单。
　　第一次知道阿垅被捕后在狱中的材料，是1982年或1983年听贺敬之在中南海西门中宣部开的成立现代文学研究室的会上讲的。当时去的人很多，老人都去了，我去了，唐弢也参加了。贺敬之在会上讲，看到阿垅写的最后一份材料，哭了，流泪了。贺敬之是在中宣部看到的。后来持有这个材料的王增铎要来见我，我不见，叫他交给“史料”发的。材料写得很真实，是原件，发在《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上。……这是阿垅在被捕审查期间所写的申诉材料。当时他重病在身，两年后即死在狱中。
　　阿垅在牢里写的这篇短文，完全超脱了，不顾一切，坚持自己的观点。像这样的文章，我没有写过。我没有像他这样看得全面，把这个斗争，彻底否定。他可以把历史颠倒过来。在大是大非上不含糊。所以我常常在心里默念他，他的人品、文品是影响我最深的。有一次，我看他的诗，然后写了这样的话：“又一次看阿垅悼念亡妻张瑞的长诗。仿佛切开通向心脏的大动脉，流啊流啊流啊，直到全生命的血流尽了，这首诗才戛然地结束。”
　　阿垅是我最难忘的人。做人做事不能背叛，给我很强烈的力量。但阿垅不是完人，他有偏激的一面。他不是四平八稳，从他写的文章能看出来，批评人有点偏激。在上海时批评人有偏激。他不是简单的为政治，是个人的真实的感悟。他就是一个人，每个作家都有独立的个性。我的个性跟阿垅有某种一样的地方。
　　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到90年代，在天津开过一次阿垅的追思会。鲁藜还活着，也去了，那次追思会开得很好，开了两三天。
　　跟阿垅的儿子有往来。不太熟悉，他来过八里庄北里我的家，快七十了吧，抗战时生的。
　　阿垅的选集我们社出过一本。后来他的稿送到编辑部，一直压着。我跟责任编辑说过几次，后来绿原也提出意见，现在才出，压了十年八年。阿垅的作品不十分多，但他的诗有三五篇能留下来。《白色花》这个书名，就源于他的《无题》一诗的末节：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现在所有的选本，所谓的经典，都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经典。受体制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影响，不能代表历史。我们每年到张家聚一次。今年，2007年也聚了。屠岸去了，谢冕去了，也有一些年轻人。大学里的一些人，不愿在体制内活得安稳的，都走了。体制不容他们存在，他们的观点受到限制。北大也是这样，首师大好一些，对诗歌界了解。中国的当代的诗歌史，应该有一个大手笔来写。

路翎

　　我跟七月派的人解放前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当时我只是一个七月派的追随者。路翎成名很早，二十岁上下，是公认的有才气的作家，也被朋友们认为在七月派里是有成绩的人，自己很勤奋。他的小说《财主的儿女们》、《洼地上的战役》很有影响。解放后他就不写诗了，但早年肯定写过诗。路翎在当代文学史上应该算是能留下一笔的人，当然没有胡风评价的那么高。
　　1950年下半年第一次见到路翎。他住在东单附近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跟我住的地方较近，我去看他。他的老婆是做电台技术工作的，也在家。后来，我们常见面了。除了几乎每个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到胡风家里闲聊外，我、徐放、鲁煤、路翎，我们四个还常在一起聚。我、徐放、鲁煤，我们三个都是华大的，他们比我早一些到华大。抗战后期，我曾给徐放寄过一首诗：《老哥萨克刘果夫》，他很喜欢，登出来了。我们大多时候在苏州胡同徐放家聚会，很少到路翎家。徐放住《人民日报》宿舍，条件比较好，我们一般在徐放家吃饭。
　　在胡风家里聚会时，大家随便谈两三个小时。路翎性格开朗，又说又笑，笑声最大，但他心里清楚。路翎有自己的看法，不随便附和。在徐放家会面时，也是随便聊。路翎很会编故事，有声有色，大家聊得很愉快。路翎机灵，开朗。一米七左右的个，穿老百姓的衣服，比我还马虎，吃什么都香，身体很壮。
　　我跟路翎的家距离不远，我经常到他家去看看。1955年后，两家的命运都多灾多难，我们难以见面了。
　　文革期间，路翎一家人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我知道，芳草地有全国文联的一片宿舍，50年代后期我去那里，参加过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不是行典礼的那天去的，那天人太多，朋友让我躲过那天再单独去。因此我不是匆匆去匆匆离开，我在芳草地停了几个钟头。芳草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并不远，我有两年常去朝阳门外劳动，但没有碰到过一次路翎。“四人帮”垮台前夕，有人见路翎在芳草地扫街，这位熟人起早练拳，几乎天天在纡曲而朦胧的小巷里看见他的身影，说他戴着大口罩，脸色黝黑，扫了一条街，又扫一条街，跟谁都不打招呼。我听了以后，心里倒有几分踏实，第一，路翎还健在，且能干活；第二，他起那么早，又戴大口罩，说明他还知道人的尊严。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他精神失常，成天在家里大喊大叫，用头颅撞墙壁和门窗。路翎本是一个爽朗的人，我相信他绝不会自我毁灭。
　　记得我是1978年的初冬去看他的。在我之前，曾卓去看望过他。我打听到了他的住址，独自骑着自行车找他。到了芳草地那里，我凭着那一次模糊的印象，很快就找到属于文联的那一片宿舍。小巷很泥泞，不高的院墙倒塌得不成样子。在一个街口，我询问一位老大娘：“请问余明英家住在哪里？”余明英是路翎的妻子。老大娘很热诚地说：“余明英吗，在我们街道麻袋厂干活，我跟她挺熟，我把她叫来吧，几步路的事。”我说：“不用，她男人在家吗？”老大娘说：“我看见他刚刚回家，老头儿天天出去晒太阳。”老大娘指给我路翎家住的那个院门，我径直地走向那里。是个长条院子，只有简单的正房，房子的格局一样。我立在院当中转圈儿看了看，路翎住在哪一间呢？我发现一排正房中间，有一间玻璃都是破的。我敏感地想到，这是路翎的家，那玻璃多半就是路翎的拳头砸碎的。
　　我在他的门口站了一会儿。破玻璃窗原来是外屋的，相当于堆杂物的檐厦，里面还有一间住房，家门紧紧闭着。我跨近了两步，从窗户向里瞧，黑洞洞的。那天是阴天。我想路翎一定在家，就轻轻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我再敲两下，敲得重些，还是没有什么反应。“他又出去了。”我想。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清楚地看见他向前伸的脖颈，有一道道深深的皱褶，我也有，那是汗水的渠道。
　　我断定这多半就是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路翎了。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幢幢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于是我只好推门进去，慢步转到他的面前。我影影绰绰看见了他的面孔。他戴着有檐的帽子，家里虽然暗，我还是从他的面孔的轮廓认出了这就是路翎的真身，不是梦。
　　近几年来，我已经很会识别故人了，即使他们有的已经面目全非，我还是能凭感觉一下子辨认出来。你绝不能只想他过去年轻时的面孔与神情，你得学会用想象“老化”人的面孔与神情的本领。比如眼睛大的人，衰老之后，眼眶常常变得像深井。面前这眼睛就是又深又暗的。年轻时路翎有大而亮的眼睛。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开手臂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而清醒地对我说：“你不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叫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
　　回答得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我拉着他的手到床边并肩坐下。这时，我看到了他家的情景：正面是一张大床，旁边靠西墙是一张单人床，单人床的一半伸进一张方桌的下面，睡在这张床上的人（就是路翎）得把腿脚伸到桌子下面。地当中一个煤炉，有一大堆煤灰，靠另一边墙下有一堆白薯，还有两个粮食口袋。屋子里高高横着几根铁丝，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因为家里没有衣柜。没有凳子，也没有皮箱之类，有几个衣包摞在大床的墙角。我和路翎坐在单人床的床沿上。两张床的边上都浮搁着几张干干净净的麻袋片，想来是怕把床单弄脏。
　　生怕他又梦一般消失了，我一直紧握他的手。我看着他，他并不看我。我问他：“身体还好吗？”“还好。”他的嘴撅得很高，不住地嚅动着。牙齿一定已七零八落了，面颊陷落很深。曾经在朋友中最有魅力的大眼睛，如今就像湖北省咸宁那个干枯了的向阳湖。沉默了半天，他从床上拿起一个装旱烟的柳条笸箩，用一小块报纸卷了一个大炮，默默地抽起来了。
　　路翎的帽檐压到眉头，看不太清楚他的眼睛。我伸手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由着我，只顾有滋有味地抽他的烟。他的头发半白，有些稀疏，如秋天枯败了的草。二十多年前，他的头发又黑又浓，讲话时头发有如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路翎对我说，他去把余明英喊回来。他习惯地又把帽子戴在头上，慢慢地走出家门。不一会儿工夫，余明英和他一块回来了。余明英变化比路翎小，一眼还能认出来。她赶忙用一个粗瓷饭碗给我倒开水，一边倒，一边抱歉地说：“家里好多年没有茶杯了。”她把带来的一个小纸包搁在方桌上，打开，里面是些没有包装的北京人叫粽子糖的糖块，“牛汉，吃糖。”我没有心思吃糖。
　　沉默一会儿之后，我问他们家孩子们的情况，她长长地喟叹一声，说：“都耽误了。二女儿现在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我也把我们家这些年来的状况略略说了。两家情况没有什么区别。余明英与我谈话时，路翎一个人咯嘣咯嘣地吃起糖块来，他一口气把十几块糖几乎吃光了，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好像没听见似的一句话没说，面孔毫无表情。他一定好久好久没有吃糖了。连我都想象不出来路翎这许多年来是怎么苦过来的。他的性子比我还暴烈，因此，比我经受的苦难要多。现在他全靠街道每户一毛钱的清洁费维持生计。
　　这时，我突然发现，路翎家里看不到一本书。我就问路翎：“书呢？”余明英代他回答：“早没了，一本书不剩了。”我又问：“他自己的作品也一本没有了吗？”还是余明英回答：“一本书也没了。”她没有做任何解释，何必解释呢？我对他们说，我家还有一些路翎的书（我老伴千辛万苦保存下来不少书），下次来时把它们都带来。路翎仍安静地坐着，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些年来，路翎不但跟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跟书也不发生关系了。他真的把自己用血和泪写的作品，以及书里的那些与他的生命同在的人物都忘记了吗？这不止令人感伤简直是想象不到的事情。过去朋友们在一起时，路翎的话最多，也最吸引人，谈他的作品，谈他遇到的有趣的事。他是个讲故事的能手。眼前的这个路翎是一座冷却已久的火山。过去我们口里常常说“绝望”，此刻才晓得，那不是绝望，只不过是一般的失望而已。
　　我告别时，路翎和余明英送我到院子大门口。我们紧紧地握了手。
　　两三天后，我把家里找到的路翎的作品送给他，其中有《在铁链中》、《朱桂花的故事》、《求爱》、《财主的儿女们》（下册）等五六本。我写过一首诗《你打开了自己的书》，收入拙著《温泉》中，记下路翎当时抚摸自己的书，全身颤抖不已的情景。我还写了一首诗，题目已忘了，是写路翎回家那几年，他固执而焦渴地到阳光下面行走的姿态，现在只记得其中的八行：

　　三伏天的晌午
　　路翎独自在阳光里行走

　　他避开所有的阴影
　　连草帽都不戴

　　他不认路早已忘记了路
　　只认得记忆中的阳光

　　他的性格孤僻的女儿
　　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

　　这次见路翎的情况，我给胡风的信里提到过。胡风接到我的信后，给路翎写信、寄钱，经济上支援路翎。胡风一直很看重路翎。
　　80年代，我帮路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财主的儿女们》，解决他的一些经济问题。编《中国》时，我还发过他一篇类似小说的文章，我只想表明两点：路翎还活着，路翎还在写东西。
　　路翎后来慢慢恢复了一些，但他好像没有完全清醒；有时候清楚，有时候糊涂。那个曾经笑声很大、开朗的路翎再也回不来了。他晚年写诗，寄给我一些。有一次，我到虎坊路附近他家去，他为了表示对我好，给我倒了一杯水，杯子里泡了半杯巧克力那样的东西，稠得像粥。我说：“路翎，你看这怎么喝？”我那杯水，分成四杯才能喝。他那样做，我很感动，也很心酸。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那么年轻一个人，1955年被捕后，被关在牢里，成了这个样子，真可怕。他有时也出去散步，但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女儿老跟在他后边，就是有点神经病的二女儿。解放后刚进城时，我看到他的这个女儿，很天真。但经历那么大的灾难，二女儿精神不太正常了，大女儿还正常。
　　路翎是1994去世的。他起床时摔了一跤，血管破裂，当天送去抢救，没有抢救过来。
　　遗体告别我去了，就在八宝山。看着躺着的路翎，觉得很别扭，很难过。他没有穿平常的衣服，穿着从寿衣店买的东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鞋，鞋底还有花纹。路翎就穿着这样的一双鞋走了。

曾卓

　　曾卓，原名叫曾庆冠。1939年开始在重庆、桂林等地报刊上发表作品，1941年在重庆参与《诗垦地》丛刊的编辑工作。
　　曾卓早年的诗，我喜欢。我是在《大公报》上看到的。曾卓在抗战前就发表诗，成名早。我读大学的时候，曾看见过一个流亡在西北高原的少年，在昏黄的油灯下朗读曾卓的诗：《来自草原的人们》。他那有着飘忽感的凄切的辞藻的美丽诗句，使一些在寒郁的生活里初学写诗的人觉得异常亲切，触动了他们稚弱而灵敏的神经。
　　我当年读到曾卓的《母亲》就有过这个感觉。记得我读过后不久，写过一首相当长的诗献给我还在敌占区的母亲。这首诗登在西北大学一个文艺社团的墙报上，当时流落在陕南的朱健看到时对我说：“写得像曾卓的诗。”我感到有几分得意。我曾看见过不少初学写诗的人写得很像曾卓的诗，因为年轻人能在曾卓的诗里发现或感觉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而有一些诗人却无法模仿。这或许正是曾卓的弱点。但流落在他乡遇到苦闷与寂寞时，是宁愿读曾卓的诗的。他给人以兄弟般的慰藉，“用嘶哑的声音唱着自己的歌”，“用真实的眼泪沐浴自己的灵魂”。当然，我们当年也喜欢读田间的跳跃的诗，它们能激起我们另一种更为热烈的近乎复仇的情绪。
　　曾卓在《诗垦地》很活跃，但胡风对他有偏见，“七月诗丛”第一集没有选曾卓的诗。胡风认为在抗战时期，曾卓太强调个人的感情了。
　　这对曾卓的打击太大，曾卓后来十多年不写诗（我估计1942年后没有写）。曾卓跟我谈过几次。胡风对他有伤害，不理解他。我一直对曾卓的诗有偏爱，包括对他的人。人跟诗分不开。后来我编《白色花》时，我选了他八首。我把我的理念放在选诗上。阿垅选了十二首，绿原选了九首。诗主要是我选的，因为绿原应该算我的前辈，出名也早，所以序是他写，名字也排在前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47年夏天在南京中央大学。当时组织上叫我到南京、上海去找适当的工作。我到南京找到曾卓，他在南京中央大学快毕业了。曾卓是一个老党员，是地下党。但不是板着一个政治面孔，很亲切。我也是地下党，但我们都不透露，就谈诗。他陪我到南京夫子庙，请我吃炸豆腐，还带我到秦淮河去玩。曾卓很重友情。我们一共玩了两天。
　　上面对我有指示，想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一个图书馆，但没有成功。
　　1953年秋天和曾卓又见过一回面，然后我们都成了“胡风分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曾卓在夏天来到北京。我们的容貌与举止都有了令人感叹的变化，这是可以料想到的。朋友中外貌变化最大的是曾卓（当然还有路翎），然而从精神上看，变化最小的却也是曾卓。见面几分钟后就可感觉出来，他还是大声地讲话，听你说话时很专注，谈话时也很专注，握手很有劲，走路的姿势还是年轻时那么洒脱。他走得沉稳，上身微微朝前倾，步子的跨度很大，似乎老在向前赶路。他有着因多年奔波流浪，在外形与姿态上留下的那种难以消失的气度。
　　也就在这一次见面时，他随身带来了二十多年来默默地写出的厚厚的一叠诗稿。字迹不羁而流利，他连写字都是匆忙中一挥而就的，我没有见他写过工整的楷书。在已经翻看得卷了边的诗稿中，我第一次读到了他的《悬崖边的树》、《我期待，我寻求……》《有赠》、《给少年们的诗》等几十首诗。我当时也整理出几首在湖北五七干校时写的诗，请他也提些看法。我们仿佛又变成了初学写诗的人。我的诗，不但数量比他少，而且诗的形象与情绪远没有他写的那么昂奋与委婉，我写得相当地艰涩。然而不谋而合，都写了悬崖边的树，写了天空翱翔的鹰。诗里都充溢着期待与信念。他的《悬崖边的树》，朋友们看了没有不受感动的。他用简洁的手法，塑造出了深远的意境与真挚的形象，写出了让灵魂战栗的那种许多人都有过的沉重的时代感。那“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仅仅二十行的小诗，其容量与重量是巨大的。我从曾卓的以及许多同龄朋友变老变形的身躯上，从他张开的双臂上，确实看到了悬崖边的树的感人风姿。那棵树，像是一代人的灵魂的形态（假如灵魂有形态的话）。因此，一年之后，选编二十人诗集《白色花》时，我和绿原最初曾想用《悬崖边的树》作为书名。我们觉得它能表现那一段共同的经历与奋飞的胸臆，是一个鼓舞人的意象。
　　1981年6月中旬，我与杜谷从长沙到达武汉。曾卓本来发着高烧，病卧在医院里，但他硬是挣扎起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发的电报措辞欠明确，害得他与天风同志过江到武昌站，在月台上呼喊了好一阵，寻找了好一阵，不见我们的人影，又赶紧返回汉口站来接。在汉口车站狭窄的出站口，熙攘的人群中，我一眼就望见了曾卓（我个子高，望见他张开的双臂）；他也认出了我们，大声喊着我们的名字。当我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因疲惫而显得格外苍老的面容，我的心里有着深深的，准确地说是沉重的感激与不安。难怪绿原不止一回对我讲过“曾卓是个钟情的人”
　　曾卓很看重友情。80年代初，他第一个去看路翎。邹荻帆去世时，他马上从武汉赶到北京的协和医院。我们都想不到他会来。他不是写个信，或者打个电话，他要亲自来，很重感情。写诗的人就应该重感情，不重感情写什么诗？
　　80年代我到过他家在汉口的老房子，书很多；后来又到过他在武昌的新家。房子比我宽一点。曾卓在武汉很起作用，跟年轻人关系好。他的发言，跟我差不多，感性的。
　　我编《中国》，给他写信，请他写诗，他给我写了。我为三联书店编诗丛，也有他一本。我给他写了几封很重感情的信，他可能留有底稿，我没有留底稿。我跟他有在一起的照片。
　　曾卓的诗写得美，人也这样。曾卓生活上很随便，精力充沛，身体很好。90年代在海南海口开会，还专门爬楼给我看：“牛汉，你看我的身体。”他一米六八左右，跑得很快。那一次，我还跟他一块到他在海南大学教书的女儿的家。他女儿也参加我们的会——海南大学组织的关于诗歌的会。他的这个女儿2006年去世了。
　　曾卓在政治上比我稳当。比如开诗歌会，他会跟地方上的党政都保持联系。讨论他的诗，他也要请官员。他处理社会关系得体。邹荻帆、绿原、曾卓他们的关系更近。曾卓有一次还跟老婆到美国去玩。他也访问过南斯拉夫，当时也让我去，我情绪不高，邹荻帆去了。
　　曾卓2002年去世。我们最后一面是在2001年北京的一个会上，我还给他画了像，后来发表了。像画得不像，但神态很像，一分钟就画了。那个时候就很瘦，但他平时很像运动员。
　　他的遗言写得好：“我爱你们，谢谢你们。”他夫人印在卡片上寄来给我，还有曾卓的一首诗，以及曾卓的签名。曾卓是个非常重感情、非常真诚的人、对爱人、对诗都很钟情到死还是诗人的风度。
　　我写了悼词，在报上发表了。
　　1980年曾卓曾写过一篇散文，结尾是两句诗：“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
　　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是受诬的灵魂燃烧的姿态。当他张开双臂的同时，他的眼里噙着泪，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他的嘴里唱着歌，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歌唱得最多的一个，不论是悲歌、恋歌，或是凯歌。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而这些，一般雕塑家是难以表现在固体的形态中的。
　　曾卓已经去世几年，但我忘不掉他。
　　最近上海复旦出了刘志荣写的《潜在写作》，写到建国后的老作家：沈从文、无名氏、胡风，也写到绿原，写到我，还写到曾卓。

　　本文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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