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我一生的诗友与朋友

┃Personal History

我一生的诗友与朋友

© 牛汉／文

牛汉

　　跟聂绀弩没大没小

　　聂绀弩是上海光华大学“左联”小组的负责人、召集人。1903年生，跟我父亲同岁，性格也相近，连样子都像，但比我父亲心胸博大。1953年春天，我一见到他觉得很亲切。他写古诗，也写新诗。平时不修边幅，有时西装笔挺，有时随心所欲。我和绀弩什么都谈。聂绀弩对我有影响，而且很深切。他是天地人间很真的个人。
　　聂绀弩是黄埔二期出身，参加过广东东征叛将陈炯明之役，湖北人，和邓小平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南京入党（1934年），是鲁迅身边的青年。鲁迅死时他才三十三岁。
　　抗战时期他在桂林待得比较长。擅杂文，奇特、简练……我喜欢他的文风。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看重胡风，但关系不太亲密。对胡风，我一直叫“胡先生”，是真正意义上的称呼：对雪峰，一直叫“雪峰同志”；对聂绀弩，则叫“老聂老聂”，叫他同志他并不欣赏。他叫我更随便，牛汉，牛兄，老牛，小牛，大牛……
　　到人文社之后，我们在一个党支部，党员不到十个人，每个礼拜开一次会。1954年冬，小“整风”，他对蒋天佐（由文化部派来的，任人文社副社长）的批判毫不含糊。感情上有诗人的真挚，性格率直，超脱，穿一双平底鞋耷拉着走。晚睡迟起，抽烟喝酒。
　　反右前，人文社古典部几个搞古典文学的，以聂绀弩为首，还有陈迩冬、舒芜、顾学颉、王利器、李易等因为办同人刊物而被划为“右派集团”。那时我已被打倒。
　　王任叔在送聂绀弩到北大荒之前，在后二楼开了一个会，刘岘也在，雪峰没有参加。聂绀弩在会上说，我一生非常信任雪峰同志。我当年在苏联待过几年，苏联的斗争十分凶，后来事实证明“右派”不一定不革命，“左派”不一定真革命。如若雪峰同志是右派，我也愿成为右派，他是左派，我也愿是左派，坚定地追随他。
　　绀弩到了北大荒仍是吊儿郎当，不久因他的过失烧着了房子，判了两年，监外执行。文革时，因辱骂江青，加重改判，被判无期，关在山西临汾监狱。“四人帮”垮台后，调政协文献资料委员会。
　　胡乔木会做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登门访问过许多知名人士，如卞之琳、吴祖光等，也访问过聂绀弩。《聂绀弩诗集》由胡乔木主动作序。聂绀弩老婆周颖一天来电话，当时我住在东中街，叫我赶快去他们家。她说：“不好了，大祸临头了。”我从东中街骑车四十分钟赶到他们在劲松区的家。推开门，只见聂绀弩仰面朝天躺床上，抽烟，头都不转过来，说：“胡乔木作序，对我的诗全看了，这就坏了，他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了。”
　　他举例说，抗日战争前夕，胡乔木是由雪峰派人护送到延安去的。“左联”时期雪峰是“文委”书记，胡乔木是干事。50年代初胡乔木和雪峰关系还是不错的。雪峰以为胡乔木比周扬对他要理解些。他向雪峰要了三四本杂文集（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印的），从雪峰的文集中选出几篇报给毛主席。胡乔木认为是反党文章。后来，毛让政治局传阅，雪峰是个反动“右派”由中央作出认定。（牛按：此事80年代后期，周扬的女秘书写过文章，刊发在《新文学史料》上。）所以，他看了我的诗并主动写序，迟早会处理我。
　　那天聂绀弩谈得非常动情。我表示理解，相信他的判断。此时，聂绀弩从山西回到北京已有一段时间。
　　90年代，一次纪念冯雪峰的会，在人大会堂小会议室。主席台上有胡乔木、杨尚昆、李伯钊等，文艺界参加会的人不少，我坐在会场上。发言人一致赞扬冯雪峰。到胡乔木发言，却是揭发雪峰的阴暗行为。抗战前夕，胡乔木从上海奔赴延安，说雪峰派两个人送他去延安是不相信他，一路监视他。我听了立即站起来，啪的一声把帽子甩到桌上，胡乔木肯定看见了。我生气地离开会场，到小休息室去。周明等来劝说，你这样不冷静，影响不好。我又回到会场，许多人都盯着我看。
　　聂绀弩最后对我讲：他晚年什么都看开了，看清楚了。算起来，当年鲁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风分子”和“右派”！
　　1976年冬天聂绀弩从山西回来，我和舒芜第二天就去看望他（住天安门对面石碑胡同）。过去总是衣冠楚楚、裤线如刃的小生型的杂文家，穿着一身灰乌乌的皱皱巴巴的布衣裳。大概多年待在牢里的人，容颜与衣服都会被命运涂抹成这个样子。他躺床上，闭着眼睛，吊儿郎当。从这时起和聂绀弩一直比较亲密。跟他还是过去那样，聊得随意、亲切。聂绀弩和舒芜爱交流学问，谈古典诗词，但很不齿于舒芜50年代初向党交出胡风写给他的信——舒芜因此被绀弩认为是“千古罪人”。
　　我跟聂绀弩什么都可以谈。经过几年的“劳改”，他一点没有变，他真正“顽固不化”。胡风从来不会如绀弩这么漫谈，胡风心里有数，但从来不会随便谈心。雪峰是可以亲近的人。胡风晩年仍不苟言笑。聂绀弩则胡说八道，随心所欲，没大没小地与晚辈处得像朋友一样。胡风写信称牛汉兄，我也对他称兄道弟。但比起绀弩来，还是显得谨慎，放不开。胡风是我的老师，没有亲近感。绀弩像我的父亲。绀弩常请我吃饭。上世纪50年代，他当人文社副总编，有时也西服笔挺的。没听他唱过歌。他喜欢吃，他请我到隆福寺就吃过好几回，是在一个老回民馆。
　　80年代以后，有几年时间，聂绀弩在西城区劳动部医院住院养病，我常常下班骑车去看望他。还在病房里碰到过文怀沙等人。当年我住在复兴门外二七剧场附近的铁道部第二住宅区。
　　后来聂绀弩搬到东直门外新源里。他住两间房。我去看他，周颖开的门。聂绀弩还是躺床上，又没戴假牙，干瘦得像个死人。我开玩笑对他行三鞠躬，仿佛向遗体告别。他一下子蹦跳起来，大喊：“我还没死呢！……”把我骂了一顿。我是陪一位外单位的人来请教他“左联”的问题的。过了一段时间，绀弩非常难过地说：“我不想死，还不能死！”
　　那会儿，我常给他买书、捎点东西。他到老看透一切，很清醒，家里却是破破烂烂的。
　　他生前把自己称做“散人”，看做是无用的“散木”，晚年取了个号叫“散宜生”。他认为当今社会，一个人能活得散起来太难。周文王的九个“乱臣”中有一个名叫“散宜生”，老聂十分欣赏这个名号之内隐藏的那种人生大境界。
　　有一回，他在床上仰面朝天躺着。我对他说：“你是个可爱的大诗人。”他朝天花板喊叫了一声：“我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在“大诗人”前边加了“可爱的”三个字呢？因为有的大诗人、大作家一点都不可爱，他懂得我话里有话。
　　绀弩有超人的风度，随心所欲，嬉笑怒骂，粗茶淡饭，生活简单朴素……
　　在新源里，他的腿摔断了。他躺在床上，腿弯曲着，伸不直，还不能行动，就把床板挖个洞，拉屎把被子掀开就是。我永远不会淡忘绀弩对我的影响，但我还达不到他那个人生境界。我是晚辈，小他十九岁。
　　搬到劲松之后，舒芜、钟敬文也常去看绀弩。钟敬文和聂绀弩是大革命时期参加东征陈炯明时认识的，他俩年龄相近。我曾经请钟敬文写回忆录，准备请人帮他做记录。他拒绝了，说“我要写自已写”。绀弩一生没有让谁执笔替他写过文章，到死都清醒。
　　绀弩年轻时很浪漫，感情生活不简单。抗战时期，在桂林，和艾青第一个妻子张若笠同居过（其时，艾青已与韦嫈结婚了）。绀弩送丁玲去延安也是一路以夫妻的名义。高瑛说，艾青曾对她说，他一生最好的妻子是张若笠。张若笠从浙江到桂林千里寻夫。艾青晚年感到内疚。高瑛告诉我，艾青一辈子认为张若笠美。
　　1986年，聂绀弩临死的时候，在协和医院与艾青住斜对面，想吃个橘子。吃了，就安静地死了。聂、艾是老朋友，但有张若笠的疙瘩，就因为有这么点感情上的不愉快，解放后他们不来往。
　　1987年3月27日艾青生日那天，我去协和医院看艾青。艾青对我哀伤地讲述了聂绀弩临死前想吃蜜橘的事。最后艾青感叹地说：“绀弩的病房就在我的对面，他走得安详，他的死是仙逝。”
　　艾青说老聂是“仙逝”，“仙”字用得很神。这许多年来，我的许多朋友先后去世，数来数去，只有绀弩死后配称为仙。他自嘲“我算什么东西”，是说世俗的什么名分或荣辱都与他无关。
　　绀弩逝世十周年时，我写了一首素淡的小诗，题作《临终前的渴望》。我在诗里写到老聂吃了一个蜜橘后，安静地死去了。我多少希望蜜橘种子经由老聂的精血灵慧长出芽苗来。后来，我又想写一首诗，却没有完成。这首诗的大意是：一粒粒蜜橘的种子，从老聂的身躯里居然长出了一株挺拔的、果实累累的橘树，它的枝干和花叶隐隐地显示出老聂的那副可爱的仙姿。我敢断定，老聂知道自己的生命复活为一株树，而且结出了累累的蜜橘，一定十分快活。
　　聂绀弩是个杂家，学问好，国学根底深。他的“全集”十几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是他“全集”的编委之一。
　　聂绀弩的女儿海燕是高挑个，在青年艺术剧院学跳舞，文革时自杀，留有一子。

　　大彻大悟严文井

　　除冯雪峰之外，严文井是能和我谈心的人。
　　如果没有严文井的张罗，包括和中宣部斡旋，《新文学史料》很难办，办了也难办好。人文社原来由冯雪峰主持，周扬他们管不了。严文井是中国作协管外事的书记，1961年4月以作协书记身份兼任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他也是来掌握出版社的。但下面的老编辑都很复杂，不好处理。他积极支持《新文学史料》很难得。严文井与中宣部那些副部长们很熟。他也是复杂的，但他的文学观念、文字、做人风格和周扬他们不一样。抗战前，他在武昌高中就开始写作。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到大学听课。他的长篇小说《刘明的苦闷》（后更名为《一个人的烦恼》），写知识分子的苦闷。1942年2月，《刘明的苦闷》刊发于重庆《文艺阵地》第二卷第六期后，受到批判。但他在延安还是活得不错。他原先和京派就很好，如沈从文、萧乾。他很聪明，他的创作路子跟为政治服务的一套不是一回事。他是感性很强的人，他不像个搞政治的人。
　　筹备《新文学史料》，肯定是韦君宜推荐了我。我还没平反，严文井并不歧视我。
　　他可以成为很有成就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被肯定的，作为作家的成就超过韦君宜。严文井对我很随便。他确实聪明，对人的品质，他凭感觉看人往往就大体不差。我发《从文自传》，楼适夷不高兴，严文井说好，发得好！严文井的内心没有被驯服。上边是把他看破了，因此做不了大官。他个性始终没有消失，很难得。中国有这样的作家，政治禁锢不了他。严文井是突出的一个，韦君宜也是。
　　严文井到晚年，不参加任何活动，大彻大悟。如1989年夏天，周扬死了，我去八宝山送别周扬。文井看到报上登的消息，打电话
　　问我：你怎么去了？我寄他一本散文，他知道我的态度。我说，我代表《新文学史料》去的。他说你去干什么？！他说，周扬当面会痛哭流涕，第二天照样整你，在延安就这样。王元化跟我谈过，说周扬有点变化，但严文井不相信这样的变化。严文井大彻大悟了。艾青也说他（周扬）今天痛哭流涕，明天照样整人。2005年，人文社的王培元为了写严文井问起我，我把严文井对周的评价说了。有人看了王培元写的稿子，希望我不要说，但我坚持要说。如果我不说，就对不起地下的严文井。
　　80年代末，严文井打电话说，牛汉，你有没有空来看看我。我骑车第一次去他家里。他跟我说，你的许多年轻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来过我这儿！他大女儿严欣久也写东西，可能经她联系，朦胧派诗人都去了。
　　他那家，真是惨不忍睹，客厅满布灰尘，没有擦。西屋书刊塞满了，剩一小桌子可写东西，很惨。先在客厅坐，连茶水都没有。
　　严文井和我深谈过两次。还给我看他写的一些短小的散文——就跟散文诗差不多，把他一生的人生感悟、爱憎都糅在里面，很好，像他这层作协领导没第二个人会写这种作品。
　　2004年春节，他最后参加中国作协春节联欢时，走路都不行了，让人搀着，看着我摇头，皱眉，做鬼脸，意思是老成这个样子了。2005年7月20日，严文井去世了。我参加严文井遗体告别仪式时，他女儿严欣久特意跟我说，牛汉同志，谢谢你对我父亲晚年的理解。
　　严文井晚年豁出去了，但毕竟他的人生经验比我老到。
　　在人文社，我出事后，王任叔也没歧视我，没有外看我，业务上还重用我。关我在北新桥时，他还去看过我，说要相信党，总会搞清楚的。王任叔晚年太惨，以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名义被反复批斗。最后被社科院送回宁波老家。听说最终被折磨到精神不正常，以草绳自捆而死。他写小说，散文随笔也好，还是个翻译家。中国当代文学史还是要讲到他的。
　　楼适夷也去看过我。后来，他主持人文社编译所时，也没有歧视我。
　　韦君宜也关心我。我到她贡院西街谈过几次。本质上是个真实的人，也是个有个性的作家，但没有严文井这样灵活。
　　在这种生存环境中，像严文井这样大彻大悟的人还会有，但我见到的只有严文井。我尊敬他，我们不要忘记他。他的作品也一定会流传下去。
　　像我这样的人还存在，可见历史还是在进步。

　　艾青，我得回报你一个吻

　　第一次见艾青是在我跟父亲逃到西安的时候。1938年春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班上有三十几个人，我不足十五岁，他是我们的绘画老师，但我只知他是“蒋先生”，事后才知那高个子蒋先生就是艾青。
　　十年后，1948年9月，我才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正式见到艾青——他是华大文艺学院副院长，副院长还有张光年，院长是沙可夫。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
　　艾青住在天主堂内的一间平房，生活非常艰苦。这一次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自己很得意，请艾青指教，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他是善意的。
　　1948年冬，华大行军中我唱蒙古长调：“三十三道荞麦九十九道棱，想起我的包头两眼儿瞪……”大声唱，用晋北土腔土调唱。有劲，唱得很尽兴。艾青在场，说我唱得地道，有长调味道。
　　1951年我写信对他提出批评意见，说他的诗没有早年的写得好，他没有回音（这件事，我在给胡风的信中谈到过）。但我回北京探亲，到艾青家看望他时，一见面，他说“我天天学习哩”！他拉开抽屉，我写给他的信，确实放在一沓信的上面。这封信对他有刺激，有震动，促他反思。我提得很诚恳。我感觉到他已经注意到那个倾向——他也写一些民歌体，但冯至不写，而田间、徐迟则写得更多。
　　艾青去延安后也没有写出好诗。我曾对艾青这么说：你一生的诗，大头小尾空着肚子。“大头”，指去延安之前写的诗。“小尾”，指“四人帮”垮台之后写的诗。中间几十年没有真正的好诗。他点头承认，直叹气。
　　可能不光我提醒他，还有别人，他反思后的诗作确有好的变化。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两年间，艾青以高昂的情绪奋力地写了《北方》、《向太阳》、《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的诗篇。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艾青将自己诚挚的心真正地沉浸在亿万人的悲欢憎爱和愿望当中，他的所有的诗都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初中、高中、大学，我都读他的诗。他早期的诗论对我很有帮助，我很赞赏。
　　1949年初，我们一块儿进入北京。
　　1953年，我从东北部队回到北京，跟他的接触又多了起来。1955年春天，我担任《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多次到东总布胡同的家中去找他。后来，因为胡风事件，我被囚禁了两年。1957年5月，我回到家里，听候组织做最后处理。
　　反右斗争开始，没有我的事。大约1957年8月的某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让我去参加文艺界批判冯雪峰的会，会场设在当时的全国文联礼堂。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参加那个会。也许是让我接受教育，进一步彻底清理自己的问题。我感到很为难，甚至有点惶恐，但不敢违抗。那一天，我穿了风衣，把帽檐拉得低低的，一进会场的门，就让当时的作协秘书长张僖认了出来，他发愣，惊讶不已。我把入场证让他看看，他没有说一句话。我到得晚，会场上已坐满了人。本来想找个靠边的角落躲起来，找不到，只好跟别人挤在一起坐。挨着我坐的正好是熟人洁泯（许觉民），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关心地问我：“没事了吧？”我说：“还没结束，告一段落。”会场中央有两排从东到西的长长的桌子，周扬、邵荃麟、张光年、刘白羽、许广平等，坐在会场中间的座位，特别醒目。我低着头，等着开会，生怕熟人发现我。会场上闹闹哄哄的很不安静。我望见丁玲来开会，陈明跟在她身后。我想冯雪峰一定已在会场上，张望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我非常担心雪峰的命运。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低着头，不准备答应。喊声不停，还相当高，“牛汉！牛汉！”叫了好几声。我只好抬起头，望望喊我的人，原来是艾青。我们相距有一丈多远。艾青直盯着我，问：“是牛汉吗？”我点点头。他用更大的声音关切地问：“你的事情完了吗？”我回答：“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旁边好多双惊奇的眼睛审视着我和艾青。我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而艾青正在受着严厉的批判。想不到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朝着我，而是面对大家，几乎是用控诉的声音，大声说：“你的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接着他用朗诵诗那种拖腔高声地喊：“时—间—开—始—了！”谁都知道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时间开始了》出版时封面是由艾青设计的，没有署名，是胡风当时对我说的。）艾青像一尊青铜雕像似地立在那里的神态，和他悲壮的声音，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相信当时在场的人也绝不会忘记。
　　在我被囚禁的两年多时间里，几乎是与世隔绝，报纸也不准看，完全不知道艾青当时的处境。实际上他经历了与我相似的灾难。1955年反胡风时，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在劫难逃。1956年掀起所谓“丁陈集团”问题时，就把他牵扯了进去，直到1957年反右，“时间”果然“开始了”。他可以说没有安生过一天。艾青那天愤激的情绪几乎是爆发性的，仿佛挥写着一首溅血的诗似的。当时坐在他附近的人，有几位是文艺界的大领导，也就是整他的人，但他毫不畏惧。艾青毕竟是写《向太阳》、《火把》、《芦笛》等诗篇的正直而勇敢的诗人。
　　我以为艾青当时绝不是不顾一切的那种感情冲动，如果说是冲动，也是冷静和清醒的冲动，是真正的诗人的冲动。在人生长长的逆旅中，他已经经历过不少次严酷的考验，不是不晓得他当时的冲动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在那一段时期，他当然思考过很多问题，并且回顾和审视了一切的一切。艾青所以敢大声地表白自己，是对人生和诗的最根本的抉择，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和真诚的诗人。他清醒地理解这一点。
　　邵荃麟主持会议，张天翼代表几个作家发言。郭小川西装红领带，慷慨激昂地批雪峰。楼适夷、许广平接着发言，说雪峰吃鲁迅，骂得很厉害。我还是没有看见雪峰。
　　1976年的冬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拐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排在前边的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颗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我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分别近二十年的艾青。“艾青，艾青。”我叫了几声。他说：“你是谁？”等认出是我，他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呵！”两人当即拥抱，他还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我们都顾不上买猪头肉，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笑了起来，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从新疆来，住在他妹妹家。他说他的右眼快瞎了，是来北京治眼睛的。他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一向粗心的我把门牌号忘了，几次找他都没找到。一两个月之后，通过老同事方殷，得到了准确的地址，在西城王府仓4号找到了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边架着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
　　那时上海《文汇报》向他约稿，他就写了一首不长的诗《红旗》，给我看。我说诗不怎么好，歌颂体，题意稳妥。后来《文汇报》发表了。他还写了一部相当长的小说，没有稿纸，我就从出版社找了一千张稿纸送给他。他的房里有个立柜，挂着齐白石的原画。早年他与齐白石有来往。
　　1977年夏天，我因痔疮在西单二龙路医院做了手术，在家养病。艾青由蔡其矫陪同来看我。此前北岛陪蔡到过我家，把蔡介绍给我。我住二七剧场东边铁道部宿舍44栋楼。
　　大约是1978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艾青的电话。他兴奋地说：“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光的赞歌》，你快点过来。”我立即从朝内人文社骑车赶过去。艾青当时住在史家胡同。见面一边握手，一边说我“老了，老了”！他显得很疲惫，面色灰暗。当年《诗创作》的主编，建国后在广西工作的画家阳太阳也在。艾青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这两百多行的诗，声音不高，但很有激情。他一边朗诵，一边习惯地打着手势。朗诵完后，我们三个人很自然地拥抱在一起，很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光的赞颂者！”
　　和艾青交往确实有朋友之间的随便。一次和他、高瑛照相，我脑袋比他高出一点，他笑着说：“长这么高干什么！脑袋该砍掉一截。”
　　艾青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用感伤的口气说：“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把右胳臂都摔折了。”艾青还自嘲地说：“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问题老出在右边？”这当然是句笑话。
　　艾青喜欢我去看他。我患痔疮有一段时间没去，后来去看他，进门，他在房里坐着，就说：“你来啦，你可来了！”
　　艾青有一两次到我家来看望过我。艾青和我平时就是朋友之间真挚的交谈，不谈政治。
　　我编《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艾青诗选》之前，到他家去过。我评他一生写的诗是大头小尾空着肚子，这是从数量说，也是从质量说。到延安后没什么可选的，平反之后也只能少选一点。他没有反对，他知道我选的符合实际。
　　《（艾青诗选》序言》，是我对艾青的全面评价，写得很认真。类似文章写过好几篇，都集中在这篇序言里了。其中也有潜在的话，抗战时期，吕荧、胡风认为艾青有个人的忧郁。但我认为艾青的忧郁很真诚，是忧国忧民的情感。
　　后来，艾青对我说，他要把这篇序文作为《艾青画集》的序。我说不妥，这不是评画，是评诗，作为附录可以，作为序不合适。30年代他被关在上海的监狱里两年，出来以后只写诗不画画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这篇序。是因为其中有一个观点，我说他把绘画的意境汇入诗里了。他的诗把诗画融为一体，他的绘画理想融汇在诗里了。
　　《艾青名作欣赏》中有十四首是我写的评析，还有序，原稿都请艾青看过。他说每篇都看了，他很赞赏，他很高兴。我自信我对艾青的诗的理解不错。我这一辈子有两本书：一本是《童年牧歌》，很完整，老伴帮我复写；另外一本是《艾青名作欣赏》，写得很认真，写得很虔诚。他的诗，我看了一辈子。我说，这是报答他一生的教导。
　　1990年8月下旬，我决定去黑龙江北大荒参加丁玲学术研讨会。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北京还要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研讨艾青诗的会。我宁愿去遥远而空旷的北大荒，不想参加北京的会。那一年北京异常的燠热憋闷。8月19日上午，天气比较凉爽，外孙女陪我去了一趟艾青家。艾青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牛汉，你也来看我了……”我已有两年多没见到他了，听到他这一声动情的话，惭愧得无地自容。老年的艾青，有些寂寞。比起前几年，人显得苍老些，像一棵宁静的大树。以前他讲话幽默而风趣，时时有智慧的火花迸出，现在火花不多了。但是，艾青毕竟还是艾青，这次短短的交谈中，他仍是随随便便地讲出了许多深刻而富有启发的话。他谈到诗的意象与语言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那一天，艾青的情绪不好。也许那两年他一直活得沉闷。他见我说的第一句话，就透露出了心灵的寂寞。我和外孙女坐在一个长沙发上，艾青坐在东边一个软椅上。他说话我听不清，我说话他也听不清，我的山西土腔太重。后来他就和我们挤在一起谈。艾青问我为什么不愿参加北京的会？我对他说：“在北京开会免不了有长篇报告，我最不愿听，而且往往与文学和诗没有多少关系。”艾青慨叹了一声，说：“我也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大家在热心张罗，我应该尊重大家。”
　　事后我又去看他，他问我为什么没去参加座谈会？我说我说过呀，我挨近你说你怎么都听不见呵！他说忘了，全忘了。我心里很难受。他说《艾青全集》给我留着呢。他赠我“全集”上所写题签是由高瑛代笔。他写字也不灵了。
　　艾青去世前几年，年迈多病，多次住院治疗，一住几个月。近十年间，我到医院探视艾青至少有三次。
　　一次是1986年3月27日，我到协和医院老楼专家病房去看他。那间病房很大，很黯淡。艾青在打点滴，但那天他的情绪很平静，很开朗，他用沉痛的声音对我说：“聂绀弩前两天逝世了。他的病房就在斜对面。他死得很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就走了。绀弩死的那一天，对老伴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他的老伴剥了一个蜜橘给他。绀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以后，绀弩说：‘很甜很甜。’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艾青说聂绀弩进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
　　1993年初，我又到医院探视艾青一回。由于编《艾青名作欣赏》，撰写评析文章，有几个问题要请他解答。我是与诗人郭宝臣一起去的。那天是探视病人的日子，没有经过任何周折，走进病房时，艾青正在睡觉，像没病似的，呼吸从容，睡得很安稳。但护士却对我们说他成天昏睡。我问护士：“病人有没有醒的时候？”护士笑笑，说：“你拍拍他，看他醒不醒。”我的大手很粗糙，拍得可能重了点，只拍一下艾青就惊醒了。睁开眼，认出是我和郭宝臣，抱歉地对我们说：“是药物的反应，我并不想总这样的昏睡着。”过了一会儿，看他情绪不错，就问第一个问题：“你在《Orange》那首诗里，写到了一个异国少女，她像一颗圆圆的甜橙一样在你的心灵的天空里燃烧着，你从法国回国之后，还跟她有联系，能不能说一说这一段甜蜜的故事？”艾青望着我憝憝地笑笑，只说了一句：“不想再回忆了。”艾青回答得很好，很得体。本来还有几个问题想谈，我和郭宝臣考虑艾青还在养病，不想回忆什么，再问也问不出个底蕴来，就不好逼他了。实际上艾青当时并不十分清醒。在谈话当中，他又几次昏睡过去。拍醒他几回，醒过来，他抱歉地说：“真对不起。”
　　值得记一笔的是，向艾青告别离开病房之前，艾青向我们两人潇洒地挥挥手。这时，我突然兴奋了起来，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边，对他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他点点头，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我就在他脸颊上“叭”地亲了一嘴。郭宝臣感动地说：“你们到底是诗人哪！”
　　199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八十六岁诞辰。前两天，我打电话到艾青家，对高瑛说，艾青生日那天，各方面的人去祝贺，家里一定很忙，过几天之后我再专程来拜望艾青。高瑛说，艾青近来身体状况还算平稳，等忙过这几天，约几个朋友与艾青轻轻松松地团聚一下吧。我非常高兴。
　　3月底，我给艾青家几次挂电话，没有人接。过了几天，才晓得艾青在生日前一天又住进了医院，而且病得很重，经抢救才恢复了心跳。我想艾青命大，又闯过了一关。没有尽快去医院看望艾青，心里很不安。
　　4月以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教授程光炜来访，他准备写一部艾青评传。我建议他直接去访问艾青，有关艾青的传记材料需要抢救。他和高瑛通了电话，得悉艾青还在医院被抢救之中，不能谈话。4月末，光炜来电话，说艾青人已处于昏迷状态，病得很危重。5月初，我赶到协和医院，直奔六楼，找到艾青病房。门上贴着“谢绝探视”的字样。我毫不犹豫，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中年护士没有能拦住我。我走向艾青病榻，“艾青，艾青”唤了几声，却没有一点反应。艾青仰卧着，鼻孔插着胶管，正在打点滴。他的眼睛闭着，面孔赤红赤红，有些浮肿，人整个地在抽搐着、颤动着。病房静静的，听不到一点点呻吟。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乱，用手为他抚平了一下。待护士过来制止我，我已整理好了。艾青的头发又直又硬，仿佛细细的头发里长了骨骼似的。他的头很热，像冒着火焰。这时，高瑛走进病房，显然是护士喊她来的。看见是我，对护士说：“是艾青的好朋友。”我坐在病榻旁一把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艾青。高瑛为艾青和我拍了几张照片。她伤心地说：“留个纪念吧！”那一天，艾青的病房特别明亮，充满了奇异的光辉（七年前，我到海军总院看望弥留中的萧军，那间病房也极其明亮）。我觉得那不是太阳的光，说不清是什么光。艾青的生命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发光体吗？他此刻正在沉落……沉落之前，闪射出最后的强烈而奇异的光焰。我不愿把它称做夕阳的余晖。回想起来，当时的感觉是很恍惚的，也许是我的幻觉。
　　艾青生命的最后时刻很不平静。他抽搐着，颤动着，直到最后一息还在痛苦地燃烧，他用生命写完了最后一首发光发热的诗篇。这首诗，赤红赤红，没有字，没有声音。我读到了，而且读懂了。这首诗，照亮了我，烧透了我，它并无形体，却让我感到无比的巨大。
　　艾青一生追求光明，写了《向太阳》、《火把》、《光的赞歌》等诗篇，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和血液，直到这最后一刻，他还在燃烧，还在发光。他的赤红赤红的面孔，多么像一轮发热发光的星体啊，他的生命和心灵里的诗，真正燃烧到了最后一刻。艾青的生命最后不是进入冷凝的状态，不是飘飘忽忽地寂灭，也不是平平静静地安息。艾青真正是燃烧着从人世间辉煌地消失的，也许比做“陨落”才有几分相似。艾青的生命在陨落中爆发出了他最后的全部的光和热。
　　艾青1996年去世。
　　在我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抗战胜利前），我常常把艾青的“诗论”带在身边。后期他对我的影响不大，但他一直关心我，我们是一生的交情。他平反后没有多大突破，而我比他年轻，就比较活跃。青年诗人对我有冲击。对我影响大的是现代诗，有分析地、有批评地吸收。我不愿让太多的死结把自己拴住，但痛苦并没有消失。
　　李又然、蔡其矫和艾青也有终生的友谊。艾青早年的诗还是李又然从监狱中带出来发表的。但他们懒，没写。
　　对艾青、田间，我要理解他们，学习、继承、超越他们，努力到达他们所没有到达的境界。

　　田间：他早年朴实的风格，战斗的风采影响了我一生

　　我没有专门写过田间，艾青我已写过几篇，写胡风的也有，但田间没写。而他对我影响很大。在甘谷，他的抗战诗，能鼓舞人，像擂响了的战鼓。抗战青年特别欣赏他的满腔热血的激情。诗语言质朴，我也喜欢。《七月》不止一次发他的诗。胡风肯定田间，但又说田间未完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我同意胡风对田间的看法，但我仍然热爱田间抗日战争时写的火热的诗。
　　最初写诗，我被田间战斗的风格震撼，崇拜他的《呈在大风沙里奔走的岗位们》。诗集中有一帧他的侧面照的风姿。1940年，我在天水虽然没有多少钱，我还是到宁波人开的照相馆去照（宁波人的技术好）。我模仿田间，也照了一张坐在地上的侧面像。我模仿得很像。
　　解放后，1953年我去鼓楼东大街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文学院前身）看他。他是文研所的负责人之一。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来就不止一次地找他，他早年朴实的风格，战斗的风采影响了我。
　　1953年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向艾青、田间组稿。田间的《给战斗者》，有点背离原来的风格。毛泽东强调“要在古典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他照办。艾青也受影响。田间按毛的“讲话”精神修改《给战斗者》，大部分从自由体改成五七言。我不同意这种改法，认为要保留原貌，这首诗已经成为历史的经典，基本不能改。他开头不同意，后来才同意，只改了一点点，保持了诗的原貌。1955年长诗《给战斗者》印出来，我是责编。
　　田间的《赶车传》，在雪峰看来是带有了史诗的规模，但没有怎么感动我。真正让我震动的是他的成名作品《给战斗者》。雪峰跟我谈《赶车传》是在1953年冬天。他不是专门谈田间，是由别的话题引出来的。雪峰说《赶车传》不论对田间本人的创作道路来说，还是从中国当前的诗歌民族形式的探索问题上看，都有积极的意义。雪峰认为，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这首诗，在他看来是带了史诗的规模。“史诗”，他重复了三次。当时我对他的口音还不大习惯。
　　田间解放后很谨慎、规矩，和胡风来往不多。1955年他受“胡风集团”问题的牵连，差点自杀（胡风最肯定田间、艾青）。
　　1979年、1980年我编“史料”，我约他写回忆录。我对师辈有回报之心，有报答之情，对胡风、田间、艾青都是这样。
　　1979年平反后我替他编了一本薄薄的《田间诗选》（“文学小丛书”）。
　　后来，我去看他，约他写回忆录。他住后海，自己的一个独家小院。白天他待在自己的书房（西房，十一二平方米）。我找到田间的院门，见有个人正在门口扫煤灰。我仔细看，是多年未见的田间，他的面孔改变不太大。我大声喊他：“田间，我是牛汉。”他说每年冬天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会送他一车煤烧锅炉。他请我到他的西屋喝绿茶。我见茶垢很厚，要帮他洗。他说有茶垢好。我说那种宜兴壺才不用洗，你用的是磁杯，不洗不卫生。
　　然后我们谈诗。他说他喜欢我的《悼念一棵枫树》，他脱口背了几行。我对他说，我还是喜欢他早年的自由体诗，包括街头诗，擂鼓，没有技巧的痕迹，有战斗的鼓动性，有个性，有血性。
　　他深思了一阵，说：“我喜欢你新近写的诗，但是工人、农民会喜欢吗？他们会喜欢这种风格吗？”我说：“不见得，你说的工农是过去文革前的工农，现在工农中也出了不少诗人。”
　　他好像在沉思，然后突然打开门，说：“我知道你站在这儿听呢！”原来是他妻子葛文在门外院子里听，怕我们胡说八道，谈什么政治话题。我有点惊讶。
　　这次谈话大约在1982年、1983年间。我是作为朋友很真诚地和他谈。他并不像有些诗人，认为写自由体诗有思想问题。他喜欢我的诗也是真的。看来他心里有矛盾。这次谈话中间他老去小便，他说他前列腺有问题。
　　他说几次想去看胡风，因坐公共汽车不方便，请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派车不容易，未成行。他的工资由河北发。
　　坦率地说，作为诗人他在艺术上没有完成自己的风格。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以后，他就极少有独具个性的作品了。田间最好的诗作都在1942年之前。他是不苟言笑的人，很朴实，没有架子，写文章、做人都如此。闻一多夸赞田间，称赞他的是1942年以前的诗。
　　田间是1985年去世的，死在友谊医院，胡风也大约在这期间死的。

　　冯至：对中国现代诗有大贡献的、学者型的诗人

　　冯至，我特别敬仰。在政治上他是学者型的，很严谨。关键问题上他是很有头脑很有见解的诗人，思路很开阔。冯至戴近视眼镜，方脸，不到一米七的中等个，但他的形象在我心里很高大，很庄严，完美。我认为他是对中国现代诗有大贡献的人，是现当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穆旦写得扎实，是很有艺术造诣的诗人。绿原对冯至很肯定。《冯至文集》绿原是主编之一。
　　我跟冯至一起参加过几次诗歌形式讨论会，印象很深。1953年、1954年诗歌形式座谈会，田间、黄药眠等都参加了。田间提倡五七言基础的格律诗。我在会上说，经过几十年考验，自由诗已成为有传统的新诗，成为民族形式的一种。冯至在会上表示赞成我的意见。
　　在动荡的历史时刻，他很清醒。1956年，冯至有一篇批艾青的文章，是理性的、讲道理的，不像徐迟、沙鸥那些人，几乎是谩骂。冯至还写得很长，七八千字。我把冯至发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我有勾画）拿给艾青看。艾青看了说，冯至文章和别人不一样，有些意见有道理。艾青说，运动高潮中写文章，几乎没人不写。但冯至的文章不是发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是发在《文学评论》上，是从学术上谈。艾青跟冯至一块儿照相，挺好的。冯至做人做文章都严谨，头脑清醒。所以他和艾青的友谊得以保持长久。
　　鲁迅说过冯至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抒情诗人。
　　1989年4月6日中国作协、《诗刊》开纪念“五四”座谈会，艾青、卞之琳、臧克家、冯至等到会，我也去了。臧克家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朦胧诗、先锋诗完全否定。我支持年轻人，认为要理解年轻人的创作。冯至和我认同。他不回避这个现实，积极支持群众运动。
　　冯至去世不久，在追思会上，我回忆以前这些话，强调冯至晚年坚定地相信年轻人，相信他们会在不断的探索中调整自己。
　　冯至对中国新诗是有贡献的，写十四行诗也在严谨的同时保有自己的个性。他是学外语的，对西方现代诗确有研究，对古典诗词也造诣很深。对发展中国新诗确有贡献，不是形式上的模仿。在我敬佩的老诗人中，他超过卞之琳，更不要说臧克家。30年代臧克家在闻一多带动下写的诗很朴实，有泥土味，《老马》等还可以。到“文革”中写五七干校生活的《忆向阳》就很虚假、很荒谬。

　　何其芳：我所敬重的、比较复杂的诗人

　　我对何其芳的印象本来很好。我敬重他，把他当老师、前辈，我喜欢他早期的诗，包括散文，严谨、秀丽。
　　解放初，他对我有帮助。1944年我的一个同学给他当助手，在重庆编《现实》，在报纸专栏上发过我的诗（在西北大学写的）。50年代初，我在沈阳部队时，我将解放初出版的诗集《祖国》、《采色的生活》寄他，与他通过三四封信。他给我的信写得非常恳切，细小的字写满几张稿纸，对我的诗提了许多看法。也从诗创作范畴内肯定、鼓励我的创作。他鼓励我好好写下去。
　　1953年，在北京饭店马雅可夫斯基诗朗诵会之后，我们深谈过，聊过半天。他热诚，平易近人。还是谈诗，他和我都还很欣赏马雅可夫斯基。我在大学时用俄语背诵过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马雅可夫斯基也写过现代派诗。何其芳的字很秀气。平时笑眯眯的，让人感到亲切。
　　1953年我参加抗美援朝回来。1954年我给他送去我的诗集《爱与歌》。我家住复兴门外，我骑车到他在北大的家，他当时是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是郑振铎。我主要是想听听他对我的诗创作的意见。他谈得很诚恳，谈了一个下午，很亲切，还留吃饭。之后又见过几回。他的神态总是热诚坦率的，不像个长者，更像个同龄朋友。
　　1954年，我在中国作协诗歌形式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强调不能把自由诗排斥在民族诗歌形式之外。后几年，何其芳打印了一篇题为《中国新诗十年（1949～1959）》的论文，文中引述了我的上述观点。我见过这个打印文本。何其芳没写过颂歌和空洞的民歌体的诗。艾青、卞之琳、田间、徐迟都写过。何其芳、冯至没有写。
　　1955年批胡风，我被抄走的信中有他写给我的四五封。何其芳是处理胡风问题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但和我谈话，没有摆那种架势。遗憾的是抄家抄走的他写给我的信以后没有还给我。
　　大约1947年在香港他写了长文批胡风，在重庆也写过批胡风的文章，但我们之间还有交往。这是我的自由。何其芳懂诗，他没有写什么民歌体，还是过去的风格。解放后写得很少。晚年写有《毛泽东之歌》一文，一篇较长的遗作，谈一些经历。他去世后，他老婆寄我《毛泽东之歌》，我提了意见，没有在“史料”发，绝对不应该发。何其芳更深的思想我不了解，背景很复杂！看来我不完全了解他。
　　何其芳比较复杂，要好好研究。不少诗选选他的《回答》。这首诗的确很好。如果选解放后的诗选，卞之琳、臧克家一首都选不上。我个人这样评价。
　　我多年跟随过胡风写诗。何其芳写过大文章批胡风，胡风也写过大文章驳何其芳。我不因胡风就不接触何其芳。大家吃惊：牛汉跟何其芳有关系？！这不奇怪，这不是背叛，也不是狡猾。

　　本文选自《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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