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鸾：岁月不再

┃Personal History

岁月不再

© 黄一鸾／文

黄长直，本文作者的父亲

　　在我十一岁那年我父亲的灵魂飘然而去。这个突发的、不曾预告的事件使我猝不及防面对死亡。在这之前，死对我只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甚至，它只是一个有点奇怪的、有点逗人的、不能大声说出的字。大人们对这个字讳莫如深，这情景使得我忍不住逮着空子就想吼吼它。死！我大声说，什么时候我死？可是我依旧活蹦乱跳，无可挽回地长大、长高；死这件事对我遥不可及。但是，突然，一下子它却近在咫尺，它垂青我的父亲，它骤然降临。
　　我和母亲赶回家的时候我想父亲的灵魂已经飞升，我和母亲看到的只是父亲留下的躯体。那躯体静静躺在父亲平日使用的小床上，两腿笔直，两手交叠腹部，很像父亲平日午睡的样子。但是一切都这么不一样了。这是父亲吗？他会起身吗？呼气吗？吸气吗？踱到门外再踱进来吗？把煤油灯罩擦得雪亮，一本接一本地看书吗？在厚厚的笔记本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吗？把高深莫测的挂面煮来煮去直至煮成一锅浆糊，接着像研究细胞裂变一样吃惊地研究它吗？在教室里一面踱步，一面诵读“虽九死其犹未悔兮，余将上下而求索”吗？他躺在那里，大睁着眼睛，平淡、漠然，任母亲千呼万唤，对这个惊天动地的、瞬息万变的、他同我们共同热爱过的世界置若罔闻。我惊骇之极。我感到我的恐惧大于悲伤。那一刻，屋顶上阳光下到处飞翔着黑色的影子。母亲悲恸的泪水。用手合上父亲眼皮。不敢放声地、低低地哭泣。母亲在躺着父亲躯体的薄棺木里塞进我们的头发、衣物、纽扣、书本、别的东西。叮叮当当敲钉子。遗物。母亲对缩在墙角里的我说，过来，再看一眼你的爸爸。泥土。

　　我臂上佩着黑纱，在一片遥远的目光中走进我的学校和教室。就像一觉醒来发现我柔韧的两臂只剩下两只空空的袖筒，我感到我是这样地与众不同。我是一个亲眼见过死亡的人了。死亡从我身边经过。我臂上的黑纱就是见证。它的代价是失去父亲。母亲对我说，你是一个孤儿了。我是一个孤儿了？我成天想着这个。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孤儿了呢？我感到微微的惊异；同时，我又感到微微的自豪：不是任何别的人，而是我，我是一个孤儿了。

　　我不再使用我爸爸这个词语了。我过早地不再使用它，让这个属于过我的词汇四海云游，无家归去。每天黄昏，放学以后，我坐在我家门前台阶下面，胸前挂着门钥匙，我的灰色的脏脏的小猫坐在我的旁边。我们并排坐在那里，看对面那些熟悉的、晃动着小伙伴的小脑袋，和他们爸爸的、妈妈的、哥哥姐姐的、爷爷奶奶的大脑袋的窗户们，一个接一个地亮起灯光，亮起灯光。我坐在那里，动，或者不动，看那些温暖窗户里面的温暖脑袋，和温暖灯光。不可思议，我竟然可以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同我的小猫坐在这里，坐在那里，坐在我想坐的任何地方，而不必忙着钻进我们的家门了。再没有人从我满头大汗跳猴皮筋的现场，或者，在地上画着格子修着房的现场把我捉拿回家了。再没有人用不高的、但是不能抗拒的声调，叫我回家了叫我吃饭了叫我做作业了叫我睡觉了。我终于，可以无拘无束地坐在我家的台阶上面，或者下面，仰望别人家的窗户和灯光，或者，仰望最早出现在天空的星星和月亮了。
　　的确，我是一个孤儿了。

　　几十年后回过头去重看那个场景，我看到十一岁的我和我家的台阶浑然一体，同坐在我身边的小猫浑然一体。而母亲正在很远的乡下挣扎着活下去。这一切使我对我当初获得的自由感受无限伤感，相当狐疑。这一切说明我离长大还有一段路途遥远。这一切说明，要是父亲能够等到我长大，出现的情况就可能会是另外的样子。要是父亲能够等到我长大，他就会看到，我不再是那个把脏衣服脏袜子塞在这里塞在那里的脏丫头了。他就会看到，我不再是那个把脏小猫藏在被窝里的皮孩子了。他就会看到，我不再是那个背着书包在大街上租书店里晃荡来晃荡去不上学的逃学狗了。父亲，我到后来就长大了，像所有长大了的好孩子一样，奋发向上——洁身自爱——亭亭玉立！要是父亲他能够等到那一天，他就会看到，我终于也能够像我的放假返家的姐姐一样，向他骄傲地、理直气壮地伸开我的长长的双臂，在夜色里形成一个美丽绝伦的剪影，去迎接他亲切的、慈爱的、赞许有加的拥抱。在我十一岁以前的年纪，我曾经无数次无数次地向往过这个时刻，无数次无数次地向往过这一切。我还无数次无数次地想象，当我势不可挡地迅速地长大，应该会有那么一天，我会像父亲书橱里的这个国家的，或者那个国家的小说人物一样，身披白色婚纱，臂上环抱缤纷鲜花，在管风琴奏出幸福的、庄严的、此生难忘的音乐中，让父亲携着我的手，引领我走在碧绿的、柔软的、丝绒般的草坪上。那一刻美妙的音乐应该不绝于耳；母亲卷曲的白发应该熹熹发光；在母亲眼中，必定滚动着激动的，母亲羞于让它们流淌出来的百感交集的泪水。而父亲，父亲则会握着我的长大了的小手，郑重地、庄严地，把它放在那个经过他无数次的观察，无数次的测试，令他满意有加放心有加的年轻人的手里，对他说上一些诸如爱她，护卫她，一生一世珍惜她的令我和我的永生永世的爱人的泪水倾泻而下的庄严的话。我估计父亲出现在我的外祖母的面前的时候情况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估计父亲身着白衣白裤站在母亲的椅后拍下那张庄严的订婚照片的时候情况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对婚姻的全部理想全部追求始终到此为止它是如此肤浅又如此难忘；在它的对照下，我后来真正有过的婚姻如此缺乏诗意又如此令人神伤。
　　可惜在我十一岁那一年，父亲在他的小床上永久地闭上了他的双眼；未来呈现给我一片迷离和茫然。

　　现在再来回忆两岁及其之后的场景真有一些意味无穷：一个人不在这个世界了，另外一个同他相关的人却还坐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敲着键盘，从早到晩。在这个角落里，窗外黄叶落了又长，长了又落；太阳高照的时候，院子里会掉下一块块的阳光，挂在叶片上，挂在枝条上，挂在盆沿上。在夏天，或者在某个沐浴后的夜晚，我会长久地长久地盯着我的二脚趾头。它非常长，太长。它长在我的脚上，奇形怪状。十一岁以前时常听见小伙伴拉着长声高唱：二脚趾拇长，先死老爹后死娘……于是，我想——很长时间我都这样想，父亲的死，应该同我的二脚趾有关。是我的二脚趾促成了父亲的死；之后……还会有母亲的死。如今一切都如期发生了。所以，坐在这个黄叶飘飘长长的角落里，我时常地，不无懊丧地，难以排解地，自怨自艾地想。我想，我出生，注定了父亲死亡母亲死亡。我成了双料的俄狄浦斯王。

　　母亲在世时曾经把一个场景反复描述，反复引用。这个场景于是变成我的不多的，幸福的，完整的，童年家居生活的经典画面。在这个画面里，我看见父亲抱着我，我的脑袋伏在父亲肩上。我把脑袋伏在父亲肩上，口齿不清含含混混说了一点什么。据母亲说那句含含混混的什么是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来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句子。那个句子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第一次描述。那个描述令我母亲和父亲十分惊喜。在父亲和母亲的眼中，那句描述的准确程度，其从语法还是从数字意义上无懈可击的程度，同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刻闷不吭声的愚蠢正好相反。因此，它很可能昭示着伏在父亲肩上的这个小人的某种（我母亲希望——譬如是数学）可喜天赋。所以母亲不止一次用语言再现那个经典画面。所以，一直到今天，尽管我在他们预期的方面正好相反，我仍然能够越过岁月的漫漫长路，看到多年前那个幸福场景。那个场景让我记住我有过短暂的完整的童年。那个场景让我明白那个时候我对未来一无所知，对死亡一无所知。那个场景让我明白那时候我是一个自出生以来仅仅说了一句话的人物。这个人物同其父其母其家园装在一个令其遐想的画面里面。在这个画面里，母亲倚在门边，小狗们在院内乱跑，太阳在头顶高照，而父亲则抱着人物站在熠熠发光的大树下面。在大树下面，人物把脑袋伏在父亲肩上，口齿不清含含混混对他说了那句母亲让它流传至今的家传名言。
　　那句名言是：
　　爸爸，院子里有五个狗狗。

　　几十年以后，我在别人的回忆录里，在我哥哥的传记里，在宣布一个人是共和国的敌人以后又宣布这个人不是共和国的敌人的史志里，去认识我的父亲。我同父亲为时太短的交情使我对所有这些充满崇敬、充满悼念、充满赞许，另外，也充满遗憾的文字又惊奇又陌生。也许因为我远离政治。也许因为我眼中的父亲也远离政治。也许在我的理解中，父亲懂得的只是诗。我不知道，当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炮声响彻天空和大地的时候，当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前夜父亲激动得彻夜难眠的时候，他对将要来到的所有日子是否有足够的想象力。如果当初这个充满诗意和幻想的人能够深谋远虑预见到未来那些悲惨的日子，我不知道，那个激动的新中国成立前夜会不会蕴含着另外的有些叫人伤心的意义。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有关父亲的细节都充满诗意。一个领着他的喧闹的孩子和家人在小城外面清澈的小河里学游泳的父亲，一个像康德一样每个黄昏准时出现在那个小城的石板路上的父亲。在我哥哥的传记里，父亲热忱救国艰辛办学“良师兴国，舍我其谁”。很多次母亲有些心酸又有些崇敬地回忆起日本飞机一轰炸，父亲就扔下一家老小掉头跑往学校照管他的一校学生去。可是，在我眼里，这一切同政治都没有关系。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被理想充溢着的诗人的英雄主义念头的行为补充，补充而已。所以，这个被理想冲昏了头的人，多年后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在安排贴大字报的墙上十分虔诚地十分认真地贴了一张大字报又贴一张大字报；所以，父亲终于自己把自己最后扔进了一个毫无诗意的境地。所有这些事件发生在我十一岁以前那些年。一夜之间父亲从人民变成了敌人。他成了“历史反革命”，送至农村“监督改造”。
　　在最后那些毫无诗意的日子里，在接受了一天的“监督改造”之后余下的时间里，父亲在那间没有书桌没有自由的茅屋里，在昏黄的油灯下，就着膝头，用他那支几十年须臾不离身边的PARK金笔，写下了一些最后的文字。这是一个父亲以及很多父亲这样的人在接受“监督改造”，同时漫山遍野的小高炉正在昼夜闪烁，哪里哪里的丰产田不时爆出惊人数字的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在一片很小很小的小纸头上我读到过这样的句子：“伟哉大建设／壮哉大建设／喜哉大建设／善哉大建设”。这是我在十一岁的年纪里读到的父亲的最后的诗，这是我所知道的父亲写下的最后的诗。
　　有些时候，我想，假如斯人难免一死，或许，父亲像拜伦一样死在他魂牵梦绕的希腊战场上更合适些。

　　我逃学了。
　　我收起了象征着荣誉和骄傲的全部奖品，摘下红领巾，把它们塞进抽屉里塞进床底下的小皮箱里。我成天在小人书租书店里乱晃。我晃遍了全城的小人书店，看完了全部小人书，用光了母亲留下的全部生活费。家里成了逃学大本营。从后母虐待中弃家出走的，视上学和做作业无比痛苦自暴自弃的，纯粹为了友谊陪我逃学的……可我跟她们都不同——我为了什么呵？我不知道。我时常在一个人的时候拉开抽屉拖出小皮箱抱着红领巾呜呜痛哭。我自学完所有的教科书，演算完所有的算术题，期末考试突然出现在班上，我仍然是全班的好成绩。我手里捏着最后一点点钱，领着我的大本营去本城第一家甜食店喝橙黄色的冰水。白天我们端着撮箕一窝蜂扑到屋后小河沟给小猫铲鱼，晩上在家玩扑克闹哄哄直到深夜。我们一个星期吃光了我一个月的饭票剩下的日子不知道怎么度日。我把母亲为哥哥做的，准备寄走的一罐鸡肉从柜子里取出来。这是什么呵？大家问。这是鸡。我们又把它原封不动放回去。第二天，我们再次把它取出来。大家重复同一个问题。这是什么呵？这是鸡。我们开始长时间地鉴赏“鸡”。我们嗅它的香味，观察它的形状，每一次分别都恋恋不舍。自然而然地，我们从鉴赏它到进一步品尝它，一次只尝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在“鸡”是否好吃这个问题上，大本营全体成员没有任何分歧意见，大家共同认为：太好吃！无可比拟地好吃！等到在乡下已经失去了教书资格的母亲总算有时间回到家中，准备给我的正在矿山“脱胎换骨”的年轻的右派哥哥寄去“鸡”的时候，不仅母亲还有我都大吃一惊——我们发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鸡”已经不应当叫做“鸡”，它已经变成一个残留着鸡的余味、鸡的辅料，和最后一点鸡的残骸的空罐子。那一回，我领受了一生中记忆深刻的一顿猛打。我当时以为，那顿猛打，是为了纪念不该消逝，不幸却消逝了的“鸡”本身；我后来又慢慢省悟到，那顿猛打，还因为它指向的，令任何一个母亲都感到伤心透顶的意义。

　　一九六四年，母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克服了内心最后一点浪漫主义冲动，没有像史书上面记载的扁鹊之妻那样，悲愤欲绝将其夫的绝世文献及藏书一炬焚之，以泄心中无法言说的冤屈和悲愤；而是神色平静地请来了一个收荒的，将父亲的一生藏书以难以想象的廉价让其全数运走。我后来想，如果当年没有我这张嗷嗷待哺的嘴，以及那个不得不面对的过于严峻的现实，我的母亲绝对会恭请任何一个收这样的收那样的管他娘的收什么的统统从我家门前空手而过颗粒无收。而母亲，母亲则会让父亲小山样的书堆浇着她无尽的泪水燃成一座熊熊火山。我想从情感上母亲一定愿意这样做。因为，我母亲的确这样认为：说来说去正是那些书，而不是别的，才使得我父亲极其冒昧地、极其唐突地、极其幼稚地，对那个壮丽的、错综复杂的、刀光剑影的、你死我活的、营垒分明的人生战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的，是书——而不是别的——害死了我父亲！不过，母亲最后没有将把我父亲送上死路的那堆书变成一座火山，母亲最多让它们在使用价值上沦为一堆废纸。扁鹊遗孀的任性之举，在两千年后的革命年代可能产生的弦外之音不是闹着玩的，母亲一定一点一点地明白了这个；而母亲，她却必须活下去。活下去的原因不为别的，就为那个没有长大的，但是没有了父亲的孩子总是坐在门前台阶上，看别人家的窗户、灯光，和脑袋。
　　就为这个，不为别的。

　　我想父亲在最后那些日子里一定猛省到了些什么，否则他不会将他一生钟爱骤然弃之若敝履。那时候他在乡下劳改，干着一些对他来说毎一件都属绝无仅有从头学起的重活，吃着一些几乎没有任何淀粉成分任何脂肪成分掺杂其中的物质。偶尔获准返家，父亲洗澡，换衣服，在内疚不安矛盾冲撞的心情中尽可能少地吃一点点他人的粮食。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一个夜晚，在昏黄的灯下，在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岁家伙酣然入睡之后，父亲对母亲说——记住，从今以后，黄家子孙后代永不搞文学！
　　可惜这样非凡的决定已经不能拯救这个富有诗意的教育家的垂死命运，也无助于他的妻儿和家庭。比之完全出自共和国的生死存亡的崇高考虑，有点偏激有点崇高的柏拉图将“长着羽翼的神明”样的诗人大义灭亲逐出“理想国”度，我更宁愿相信，父亲痛定思痛，在最后那些日子里作出的这个放逐文学的决定，虑及的纯粹是有关个人及其子孙。这个决定抹去了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缕诗意。它坐在我家看不见的高台上，忧伤，严峻，而痛心。

　　在这个无数的人都还活着的世界上，一个同我有关的人消逝了。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他的漫步，他的奔波，他的沉思，他的激情，他的行动和歌唱了。从今以后，所有的追忆，所有的悼念，所有在夜半的惊惧和梦醒，所有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飘落在坟头上的花瓣，草籽，松针和泪水，都无可挽回这个事实了。曾经有一个人说：“要留下一首诗，为了那个在白昼尽头／等待着我们的悲凉时刻／要把你的名字与它那黄金和暗影的／痛苦日期连在一起。这就是你的渴望。”
　　我其实不知道父亲的渴望。也许有人知道。但我不知道。
　　我太小了。

　　一九八三年，母亲和我们兄妹为父亲重筑了一座新坟，在那座新坟面前，母亲亲手焚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政府重新宣布父亲不是敌人而是人民的平反通知。冰凉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哥哥手写的父亲早年的诗句：

　　你愿意作一个播种者么
　　遍周遭都是流沙与乱石
　　有一天有一处会发出滋生的芽
　　可是哪一天哪一处——
　　谁知道呢

　　半年以后，母亲猝然离世。我们将母亲葬在与父亲相邻的墓区。有人说，母亲总算等到了给父亲平反的日子。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更值得她等待下去的了。

　　本文选自《寄至何方》，黄一鸾／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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