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忆旧谈往录

┃Personal History

忆旧谈往录

© 梁漱溟／文

梁漱溟

一

　　我生于甲午中日之战前一年的一八九三年，六岁开始入中西小学堂读书。我求学的经历，是和我同年辈的人不一样的，由于我的父亲看到当时外侮日逼，非维新变法不足以立国，认为读四书五经一类的旧书可以靠后一步，所以在当时学制还未确定的情况下，就让我进入了福建人陈镕创办的中西小学堂。它之所以名为“中西”，大约是因为它既教中文，又教英文之故。另外，还足以说明我父亲的维新思想的是，我在进入这个小学堂之前，六岁已开始在家塾读书，我在读完《三字经》以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旧的经书。《地球韵言》，现恐已无处寻得，记得它是一本介绍亚细亚、欧罗巴、太平洋、大西洋、英吉利、法兰西等世界地理的书。
　　八岁时就是庚子年，发生了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乘机入北京。这时，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要救国应以“开民智”为先。因此，和父亲有金兰之谊，又是儿女亲家的彭翼仲先生，首于一九〇二年在北京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报纸《启蒙画报》，其后又先后创办了《京话日报》和《中华报》。
　　彭翼仲，名诒孙，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他的家世，是当地所谓的“名门望族”。他虽是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体壮气豪，称得起是一位血性男子。他在遭到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家陷于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就毅然放弃了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走上了他自己开辟的办报纸以“开民智”的道路。他办报的主导思想是，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提倡维新和社会改革。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具有维新思想，但无革命意识的人。
　　他所办的《启蒙画报》，是给十岁上下的儿童看的，全是白话文，全有图画（木版雕刻，无彩色）；《京话日报》是以报道北京社会新闻为主的报纸，对当时的北京社会影响很大，曾远销东北、西北各地。由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传旨”要宫中太监将该报传送宫内，所以该报在报的封面上刊有“两宫御览”字样；又葬在原陶然亭的被人呼为“醉郭”的一位老者，原以说书卖卜为生，后来竟改行专门讲《京话日报》，做义务宣传员。从这两件事来看，可知《京话日报》在当时是如何地流行于社会。《中华报》则以论政为主，文体是文言文。《中华报》出版以后，《启蒙画报》就停刊了。这三份报纸，都是由我父亲赞助创办的。
　　此外，江亢虎当时创办了名为“女学传习所”的第一所女子学堂，我的母亲即在此任教员，从此事也可了解我父亲的维新思想。
　　义和团事变发生，我年已八岁。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其具体行动是“杀二毛子”，当时呼外国人为“毛子”，所谓“二毛子”，就是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国人。我曾亲眼看到义和团的形象，他们都是青壮年，头裹红布，手抱大砍刀；他们设坛，信神佛。当时杀“二毛子”的刑场是在现在的菜市口，被杀的“二毛子”是很多的；没有被杀的，一般都躲进了西什库的教堂里。
　　我九岁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蒙养学堂也是由彭翼仲创办的，不但男女同校，而且男女同班，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定的魄力也是难以做到的。这个学堂的地址在宣武门外五道庙（该地名现已不存在，其地在今琉璃厂之北附近），和印刷彭先生所办的报的印刷厂同在一个大门里，当时我们这般小学生还经常到厂里看工人们排版印刷。
　　正当《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业务蒸蒸日上之际，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中华报》的主笔是和彭翼仲有郎舅之亲的杭辛斋（名慎修，浙江海宁人），他是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这时，康有为为了和光绪帝取得联系，派了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进行活动，不料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此讯经《中华报》揭发出来后，袁世凯即致电北京的巡警部（这是过去“六部”之外新设的一个部，尚书是徐世昌）请予查处。结果，彭、杭二人都被逮捕，并以“附和匪党”的罪名判处彭发配新疆，监禁十年，杭遣送回浙江原籍，同时，两报也被封禁。
　　我十四岁至十九岁的下半年入顺天中学堂读书。在顺天中学堂成立之前，已先有了一个五城中学堂。五城中学堂是五城御史陈璧（字雨苍）破例创办的，在它成立以前，北京并没有进行中学教育的学堂。后来陈璧升任顺天府尹，就又开办了顺天中学堂。我在这个学堂就读期间，结识了广东籍的同学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甄是带着革命思想和同盟会的关系插班考入的。随后京津同盟会（全名应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宣告成立，领导人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我和甄元熙也参加其中，我并首先剪了辫子。
　　辛亥革命爆发，京津同盟会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决定刺杀袁世凯、良弼和载泽三人。除刺杀载泽等五大臣的工作由吴樾执行，我不知其详外，今将刺杀袁世凯和良弼的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行刺袁世凯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这时，袁世凯正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以便坐收渔利。刺杀的这天，先由张先培等四人携带炸弹埋伏在今东华门大街和原王府大街拐角处的一个卖酒和熟肉的小楼上，这个小楼所处的位置，正是袁世凯进宫的必经之路。当时，袁世凯的马车刚经过这个小楼，炸弹即自楼上投下，袁的卫队长袁某被炸身死，袁本人则幸免（按投下炸弹的处所，据袁世凯的女儿袁叔祯说，是在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被炸身死的是袁世凯的顶马袁振标。但过去的东兴楼是没有楼的。又民国初年，在金鱼胡同和原王府大街拐角处也有一个卖熟肉的小楼，这是否就是那个投下炸弹的小楼待考）。张先培等四人旋即被捕牺牲。
　　良弼是满清贵族中的主战派，刺杀他的工作，是由彭家珍执行的。一九一二年一月下旬的一天，彭利用良弼友人崇恭的名片，到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寓所去拜访他。名片递进后，门房说：“大人还没回来。”正在这时，良弼乘坐马车回家，刚到门口，彭即将炸弹投向良弼，彭当场牺牲；良弼身受重伤，也即死去。
　　这五位烈士，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二

　　在《忆旧谈往录》（一）里，曾谈到江亢虎于清代末年在北京创办“女学传习所”一事。现在就先谈一下我和江亢虎过去的一次交往，然后再续谈我参加京津同盟会以后所亲历、亲见、亲闻的一些情况。
　　我对江亢虎的总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据说，江和我家有世谊，他并称我的父母为世叔、世婶，但究竟有什么样的世谊，我说不清楚。
　　江亢虎在民国初年为了求名求利，曾在上海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党，后来，他来到北京，却由于社会党党徒陈翼龙被袁世凯杀害，他竟悄悄地跑掉了。我和他仅有的一次交往，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原来，那时国共两党已为抗日而实行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在国防最高会议内特聘了一些参议员，每周召开国防参议会两三次，被聘的有毛（但从未到会）、周、沈钧儒、黄炎培、张伯苓、晏阳初、蒋方震、胡适等在野名流，我也是其中之一人。及至国民政府因南京不守而撤到武汉，我也随同到了那里。江亢虎就在这时赶到武汉来找我，意图钻进这个国防参议会。但所谋不成，汪精卫投敌后，他竟去参加汪伪国民政府，但也没捞到什么好位置，只得了一个伪考试院副院长的闲职，这就不值多谈了。
　　我在《忆旧谈往录》（一）里已谈到我是在顺天中学堂读书期间和一位同学甄元熙一同参加京津同盟会的。当时，谋求救国之道的有两派主张：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一派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我原来是倾向于康、梁的主张的。其后所以转而倾向革命，一方面是由于在和甄元熙辩论时得到了启迪，另方面则是由于严峻的事实教育了我。
　　在这以前，在日本东京出现了鼓吹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鼓吹革命的胡汉民主编的《民报》。这两家报刊常在政治主张上发起论战，这时就有一个出版社把这两派的言论汇编成帙，题名为《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本书由海外传到国内，我读了以后，认识到国家的唯一出路只有进行革命。这时全国要求把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的呼声很高，声势很大，各省督抚和各驻外使节既都纷纷来电请求，各省谘议局也都派出代表来京请愿。清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就命令成立“宪政编查馆”，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这自然是不能令各省代表满意的，而当他们再次请求缩短立宪期时，却被清政府驱逐出京。这个事实，促成了我的认识的彻底转变。
　　我和甄元熙参加同盟会后，秘密聚会的地点，在宣武门外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馆”。我们的革命机关则在东单二条。东单二条的机关是一处租来的房子，表面上是一个商业点，我经常就在那里进行革命工作（记得那时北京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我还曾被派到昌平去买过煤油灯罩，供商业点出售之用）。当时北京的革命空气是很浓厚的，学生界中，为革命奔走串连的人数不少，其中比较有名的叫做胡鄂公，他经常往返于北京、天津、保定之间，进行宣传，我和甄元熙也参加了。在上述的论战报刊之外，上海发行的、于右任所办的鼓吹革命的《民立报》也传入了北京。
　　辛亥革命终于爆发了，清王朝二百余年的统治也终于结束了。孙中山先生从国外回国，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接着临时参议院（它是由起义各省推派代表组成的）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这部《临时约法》，是由宋教仁执笔的。这是一部以英国政制为模式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大法，其根本要点是：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具体说来，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和英国的国王一样，是没有实权的，实权在议会和内阁。
　　这时，在北方掌握有雄厚兵力并抱有极大政治野心的是原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如何使新诞生的中华民国稳固下来，如何使袁世凯在共和政体之下能够就范，就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这里附带谈谈我取名为漱溟的经过。
　　民国成立以后，原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认为当前的主要工作在于作公开的革命的宣传。于是甄元熙便创办了《民国报》，自任社长，我也参加该报社任编辑，同时我也作过外勤记者。我原名焕鼎，字寿铭。我担任外勤记者时所用的笔名，有时是寿民，也有时是瘦民。有一次，该报社的总编辑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委员长在德国同学）为我写了一把扇子，上款用的是漱溟二字，从此我便用这两字作为我的名字。

三

　　在《忆旧谈往录》（二）里，曾谈到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所面临的和袁世凯打交道的问题。
　　南京临时政府所采取的妥协性的策略是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但要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使他脱离开他盘据多年的巢穴。就职以后，有着《临时约法》的规定，实行的是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实权自然归于议会和内阁，袁世凯这个没有实权的大总统自不能胡作非为。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秋，孙中山、黄兴两先生由南方来到北京与袁会谈，并借这次机会，将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改组成立大会后，我也由同盟会会员成为国民党党员。
　　孙、黄两先生是在前门东车站（车站旧建筑物今犹大致存在）下车的，当时袁世凯除派欢迎人员到站迎接外，还派有保卫人员前往保护。在京的同盟会会员，有多人莅站欢迎，我也参加了。记得袁世凯为迎接他们而准备的车辆是一辆敞蓬双马马车，车上有黄缎子的坐位。
　　孙、黄两先生为什么要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呢？这是因为《临时约法》的付诸实施标志着国家将步入宪政的轨道。中国同盟会的全名是中国革命同盟会，“革命”二字此时已不合用，故有必要把它改组为宪政体制下的普通政党。这就是孙、黄两先生召开改组成立大会的缘由。
　　改组成立大会是同年旧历八月二十五日在虎坊桥湖广会馆（今已不复存在）举行的。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宋教仁、张耀曾二人主持。大会议程，包括宣布改组计划，通过党章和选举党的负责人等。
　　湖广会馆院内有个大戏台，四周有楼，戏台下面是池座。这天，在戏台上面就座的是主持和参加筹备工作的人员，戏台下面则坐着到会的在京的同盟会会员。这个能容纳一千余人的池座和楼上，当时竟被挤得水泄不通。当改组计划宣布完了，进行党章的讨论时，会场内曾发生了一场小风波。原来这次党章的制定，也是以英国政党为模式的，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权，因此中国国民党的党章内，也就没有谈到女党员这一层。但同盟会过去从来就有女同志，在这改组为国民党的时刻，就引起了原来的女同志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三人的纷纷质问，接着又一同跑上戏台揪住宋教仁要打，正在闹得不可开交，黄克强先生到了，会场上才稍稍恢复了安静，随后孙中山先生也到了，场内一时安静下来。
　　大会工作人员先后请孙、黄两先生讲话，此时，会场上进一步安静下来。黄先生讲话的时间不长，孙先生跟着开始讲话。这时，主持大会的人，为了保持会场的继续安静，就希望孙先生讲得越长越好。只见参加筹备工作的张继站在孙先生的旁边，当孙先生的讲话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先生的衣服，示意孙先生要继续讲下去，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不少次。这天，虽已是旧历的八月下旬，天气仍然很热，会场内人数既多，自然显得更热。孙、黄二公穿的是西洋大礼服，又长时间地在台上讲话，已是弄得汗流浃背，而又不得不一再地被迫继续讲下去，以致时时掏出手绢来擦汗；看来，他当时的处境是很狼狈的。
　　在孙先生讲话时，曾由大会工作人员向参加大会的人散发了选举党的负责人（记得负责人的名义是理事长，副理事长）的选票，讲话完了，随将选票一一收回。跟着，经过表决，通过了党章，通过了党的负责人的人选，还通过了党内机构的组成和人选等。党内枧构，记得有政策研究、宣传等等，连同这些机构的人选，都是预先安排定了的。
　　这次大会，从上午八点半开始举行，直到太阳西落才告结束，算得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大会。事后我听说，上海在同一天也召开了改组成立大会，会上也发生了纠纷，但不知其详。

四

　　民国成立之初，在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之间展开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袁世凯阴谋篡权窃国，制造了两起重大事件：一起是所谓北京兵变案，另一起便是刺杀宋教仁案。
　　袁世凯是根本不愿意脱离北方的根据地到南京去就职的，但南京临时政府所派的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迎袁专使，却专程到了北京。面对这种形势，于是袁世凯制造了“兵变”的闹剧。
　　“兵变”发生在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的旧历正月十日。这场闹剧的执行者是曹锟所部的第三镇。北京、天津、保定的商店、住户都部分地被变兵抢、烧了，有一部分变兵，还到了迎袁专使的住所，使得专使们大吃一惊。传说曹锟奉命“兵变”，在任务完成后曾向袁当面复命，这时，碰巧唐绍仪正在座，致袁为之大窘。
　　这晚，我正陪同我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园听戏，正演到热闹中间，忽然锣鼓全停，从后台走出一人向观众说：“现在外面发生‘兵变’，戏不能演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当我们走出戏园时，看到变兵们仍在大栅栏内继续抢劫，有的变兵还向天空放枪。当时我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由于无法回家，便就近走到宣武门的亲戚家借宿去了。
　　袁世凯既制造了这场“兵变”的闹剧，这就为他必须“坐镇北京”找到了借口。南京临时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唐绍仪，我记得他只干了很短的时间就离职了。关于唐绍仪离职的原因，自有他和袁世凯不易调和的矛盾在。据我所闻，他离职的导火线在于一次高级官员的任命。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人王芝祥，原任广西按察使，这时由南方提出，推荐他为直隶都督。直隶省即今河北省，一向是袁世凯的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个推荐，袁显然是不会同意的。但作为特任官的直隶都督，又必须由大总统盖印，经总理副署才能发表。因此，当唐绍仪拿着任命状到袁处盖印时，袁即把它留下来，说：“搁一搁”。唐第二次去催办时，袁还说：“搁一搁”。及至第三次去催时，袁明白地表示不同意，于是唐绍仪愤而赴津，不再回来了。总理一职，先是由外交总长陆征祥暂代，后来就改由袁的心腹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
　　当时代表国民党参加袁世凯的第一任内阁担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在党内威望很高，当实行政党内阁时，他是最有希望担任内阁总理的。他为了减少将来组阁时的阻力，曾进行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
　　一个活动是他取得了当时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党”的谅解。原来，民国成立以后，原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也回到了国内，并组织了一个政党，叫做“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改名为“进步党”）。代表这个政党出面的是汤化龙，掌握它的实际权力的则是梁启超。宋教仁不顾和梁启超过去曾是政敌关系，竟专程去到天津访问了梁，对梁说：“现在国家的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我们已改组为国民党，你如愿上台执政，我们拥护你；否则，我就上台执政，你们拥护我。”梁启超对宋所说的这番话非常满意，当即表示：同意国民党上台执政，“进步党”愿作为一个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
　　另一个活动是他为了表面上和袁世凯表示接近，（由于自己在北京没有家）竟住在赵秉钧的家里。这时，袁世凯认为有机可乘，就有意识地要拉拢宋教仁，送给他二十万元的一个存折，而宋居然不加推辞地“接受”了。那么，袁世凯为什么又要把宋教仁刺杀了呢？
　　这是因为当宋教仁准备离京到各地讲演以大造声势时，只从存折内取出了三百元，随后竟将存折交给赵秉钓退还给袁世凯，表明自已不与袁同流合污的决心。袁世凯意识到宋教仁已不能为自己所收买，又意识到宋的政治手腕实在高明，将来如由他担任内阁总理，势必难以驾驭，更重要的是袁势必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于是乎“图穷匕首见！”当宋教仁在各地走了一遭之后，在他由上海准备回京时，袁就收买了刺客在上海车站把宋刺杀。多有述者，余不再赘。

五

　　前文谈到袁世凯为了抵制南京临时政府提出建都南京的要求，导演了一场所谓兵变闹剧等情事。在那以后，南京方面又作了让步，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也就是同意定都北京。
　　那次宣誓就职的大典，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三月十日在临时参议院举行，院址在今国会街。参议员有六十名（参议员是由各省推选的，开始是每省三人，后来改为每省五人），议长是林森，副议长是陈陶遗（当时未来北京）。
　　我那时正在天津《民国报》充当外勤记者，经常往返于京津之间，因得以记者的身分参观了这次典礼，席位是安排在礼堂的楼上。
　　仪式很简单，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礼堂讲坛，林森首先致词，话不长。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誓词也很短。誓词读毕，典礼告成。然后林森陪着袁世凯步向外面空院内，与参议员们一起就坐拍照。在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穿堂的时候，我们这些记者也正由楼上下来到了穿堂。我和袁世凯觌面相逢，交臂而过。我着实对他打量了一番，把这个一世奸雄瞧得清清楚楚。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矮个儿，身量和我差不多。他穿着一套军服，都糟旧了，光着头，恍惚记得帽子是拿在手里。他留着短须，有几根花白了，胡须周围以及两颊都没有刮干净。
　　当时的内阁阁员们也参加了典礼，并一同照了相。我们记者当然只得在傍观看。在我现在的记忆里，当时阁员中至今还留得模糊印象的，一是袁世凯的心腹人物内务总长赵秉钓，另一个是军装整洁、仪容严肃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再一个是穿着西式大礼服、身材瘦小、人称许矮子的许世英。
　　我和袁世凯这一面之缘，给我留下了一点深刻的体会。在那样隆重的大典上，袁世凯却衣冠不饰，仪容不修，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感到他不是郑重将事，倒有点若不经心的样子。以后回想起来，若像古语所谓“观人于微”，从这里就可窥测到他心理意识的深处。那么他后来野心膨胀，帝制自为，就可说并非偶然之事了。

六

　　在《忆旧谈往录》（五）里，记述了我所亲见的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就大总统职的情况。在这以后，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就粉墨登场了。
　　一九一三年四月，正式国会成立。国会参议院议员约三百人，众议院议员约五百人，合约八百人，故有“八百罗汉”之称。当时，参、众两院的议员，除原在北京者外，都要搭乘火车在北京的东车站、西车站（这两个车站，因位于前门以东、以西，故北京人惯以东车站、西车站呼之）下车。这时，到这两个车站欢迎他们的，有三个方面的人：一是袁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的，另一是右翼政党进步党（是共和党、统一党与立宪派的民主党合并成立的，党务多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议员们下车后，分别被这三方面的人迎进各自的招待所，但有的议员，由于受到别一方面的拉拢，就由自己所应住进或已住进的招待所里，换到别一方面的招待所去。其中国民党是国会内第一大党，又是组织和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政党，趋炎附势者多，因而鱼龙混杂，人品不齐，在政治态度上更是摇摆不定，换住招待所的也就较多。
　　国会正式成立以后，首先要选举参、众两院的正副议长。参议院很快就顺利地选出了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而众议院却争议了一个月之久，迟迟不能选出。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当时国民党内将被推举出来竞选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原临时参议会议长吴景濂，一个是李根源，另一个是最负人望的张耀曾。张耀曾，字镕西，云南人，是我母亲的堂弟，我呼之为“镕舅”。那时我是一名新闻记者，常从他那里打听到这场争夺中的一些内幕。当时吴、李、张三人各不相下，李、张二人因素极友好，李甚至直截了当对张说：“你就让给我吧！”由于国民党的议员分属三派，力量大为削弱，又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操纵，终于众议院落入右翼政党之手，选出的正副议长分别为汤化龙和陈国祥，都是进步党人。
　　当时，有一家《民视报》，是由袁世凯资助的，其负责人是议员康世铎。它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今天有三人脱党，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明天再有五人，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如此罗列起来，数字越聚越多。袁世凯即以这种手法来打击国民党的声势。
　　这“八百罗汉”中一部分人的私生活也极其糜烂。议员的薪水每月五百元，是他们在议院中自己规定的。他们来京时多不携眷，有了这么多的钱，就终日花天酒地，沉迷于“八大胡同”（前门外有八个胡同，是当时妓院麇集之地，北京人呼之为“八大胡同”）之中。有的还建立了“小公馆”，弄得丑态百出。
　　正式国会成立以后，它的首要任务就是“制宪”，也就是制定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因为临时参议院前所制定的《临时约法》，是一部临时性的宪法。
　　首先，由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草拟宪法，这部宪法，人们称之为《天坛宪草》。这个“宪草”是根据国民党和进步党分别拟的宪法草案制定出来的，国民党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的执笔人是梁启超。
　　《天坛宪草》的根本精神，仍然遵循《临时约法》所定的原则，主张国家实行议会政治，国家权力在议会和内阁而不在大总统。袁世凯为了干预“宪草”的制定，曾决定派施愚、顾鳌等八人参与其事，但是被拒绝了。
　　《天坛宪草》完成后，正当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六月先后令免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和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于是“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便借口国会中国民党的议员和“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同志）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在内阁熊希龄总理的副署下解散了国会。
　　国会解散，国会南迁，西南方面为了争取议员，就对南来议员增发津贴，因之就有不少议员，忽而南下，忽而北上，致使人们讥之为“猪仔议员”；而那部没有实行的宪法，便都置之脑后了。

七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的武力达到了除西南几省外的各个省份。后来，他召集了约法会议（这表明他不承认国会所制定的宪法），把内阁制改变了，取消了国务院，新设了政事堂，政事堂置国务卿，这就为他后来的帝制自为铺平了道路。
　　洪宪帝制是极不得人心的，因此在它昙花一现之后，袁世凯虽然恢复了总统地位，终于在一九一六年六月忧惧而死。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随即命令恢复国会。
　　这时，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有很多人集合在上海。他们一致约定，要把过去所没有完成的“制宪”的重大任务继续完成，要做到“制宪第一”；并彼此相约，今后不要再把“制宪”纳入党派斗争，即以后不要再提这个党或那个党了。
　　议员们到京后，果如所约，不再提什么党派，但却在国会内部组成了若干政治小团体，名称有丙辰俱乐部（当时为一九一六年，是农历丙辰年）、韬园、益友社等，另外还有以宪法命名的：宪法商榷会、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其中宪法研究会的主持人是梁启超、汤化龙和林长民，这个研究会，便是后来“研究系”的前身。
　　这时，张耀曾也组织了一个政治小团体，名为政学会，是由沈钧儒代表张组织起来的。张担任政学会的会长，而由李根源、谷钟秀和钮永建主持日常会务。政学会便是后来“政学系”的前身。据我所知，被人们称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杨永泰、张群、熊式辉三人中，只有杨永泰是原来政学会的人。
　　袁世凯洪宪称帝时，他的左右持反对态度的，文的方面有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麟（后来袁世凯认为张主管机要事务，多有不便，就把他调为教育总长），武的方面则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段曾当面向袁表示：“你做皇帝，我不称臣！”于是他就跑到西山隐遁起来。及至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组织南北两方面的统一内阁，才请段祺瑞担任国务院总理。至于西南方面，既认为段是个坚决反对帝制的正派人，且自己的武力也无法与北方抗衡，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黎元洪对段的提名。
　　张耀曾是代表西南方面参加内阁被任命为司法总长的。当时他在司法部的秘书共有四人：一个是上面说到的沈钓儒，他是主管对外来应付各方面的；另外两个是张的同乡席上珍和杨学礼，席与张还是留日同学；再一个就是我，专管与西南来往的密码电报。这时沈钓儒年四十二岁，我则是二十四岁。
　　与张耀曾共同主持司法部的，是次长徐谦。他穿必西装，吃必西餐。我们几个秘书是由部里供应饭食；徐次长因为非西餐不吃，所以就由部里另请西餐厨师供饭。
　　黎元洪、段祺瑞合作不久，即引起府、院之争（府指总统府，院指国务院）。所谓府、院之争，实际上是府秘书长丁世峄与院秘书长徐树铮之间的斗争。丁，山东人，素有“山东大汉”之称；徐则是一个向以跋扈著称的人物。由于丁经常因公务顶徐，引起丁、徐之争，后来就发展成为府院之争。一九一七年五月，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段愤而去津。
　　段祺瑞到津后，即召集各省的亲信督军开会，决定对黎元洪进行“兵谏”。黎为了寻求外援，即派议员郭同前往徐州，请张勋来京调停。于是，张勋率辫子军六千人进京，并于同年七月导演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张勋，江西人。过去宣武门外路东有一个江西会馆，规模甚为宏大，还有大戏台，就是由张勋出资兴建的。张勋这次来京，凡有宴会或唱堂会戏，都在这个会馆举行。复辟的这天晚间，会馆正在唱堂会戏，张勋听到中间，乘人不备溜了出来，进了紫禁城，发动了复辟。
　　复辟后，段祺瑞即偕同梁启超由天津到马厂誓师，组成了讨逆军司令部，发出了由梁启超执笔的讨逆檄文。
　　我年轻时受知于两位老前辈，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又一位便是梁任公启超先生。
　　当我二十八岁住在崇文门外花市的时候，梁曾首先来看我。那次和他同来的有他的长子思成与蒋方震、林宰平。当时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居然枉顾我这个后辈，具见他乐于奖掖后进。后来，他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研究院（当时，这个研究院的四名导师都是知名的学者，除梁启超外，还有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我曾不时到清华去看望他。有一次，我发现他还深深地笃于师生之谊。原来康有为在张勋复辟时，曾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当然是梁启超讨逆檄文中笔下的逆，说明师生二人的政治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但是后来我到清华去看梁时，却看见他正俯在案上，恭笔正楷地在裱好了的寿屏上写字，这寿屏正是他为老师康有为七十寿辰而作而写的。康时居青岛，此见出梁之念旧情深。另外，任公还好佛学。早在戊戌政变时他和谭嗣同即以同好佛学而时相进行探讨；他之所以首先来我家看我，也是因为听说我是一个研究佛学的人。其后，专讲唯识法相宗的，属于玄奘一派的欧阳渐在南京讲佛学，他竟专程去宁听讲达一月之久。
　　不过，梁在政治上由于不能审时度势，曾两度盲目上台。前一度是袁世凯时代的熊希龄内阁。熊以“第一流内阁”自诩，当时梁提出愿自任财政总长；由于袁世凯不予同意，并改提了周自齐，而熊希龄又不同意袁的意见，因此才决定熊自兼财政总长，而任命梁为司法总长。再则摧败张勋复辟后，在黎元洪时代的段祺瑞内阁中出任财政总长。实际上，不管是主管财政，还是主管司法，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是无法取得任何成就的。后来任公颇自悔其从政之错误，专心讲学，又偕友游历欧洲各国，写有《欧游心影录》，更见其好学求新知之诚。

八

　　在《忆旧谈往录》（之六）里，记述了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四月国会正式成立之后，选出了众议院正议长汤化龙、副议长陈国祥的经过。这次选举，作为国会内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未能选出自己的党员担任正副议长，可以说是一次失败。实际上，在这之前，当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来北京后，该院所进行的正副议长的选举，作为临时参议院内第一大党的同盟会，在竞选中同样是失败了。
　　临时参议院的正议长原是林森，副议长原是陈陶遗。由于林森辞职，陈陶遗又从未到职，所以须再选出该院新的正副议长。同盟会的张耀曾，原是临时参议院内该会的总干事，该会的议员又在院中居于多数地位，因此，同盟会要在这次选举中取得正副两议长的席位，应是不成问题的。此外，院中东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籍的议员共有十三、四人，这些人是准备推举奉天籍的吴景濂出来竞选议长的。院中还有另一小党，叫做共和建设讨论会，它的头目是汤化龙，也跃跃欲试地要在这次选举中当选为议长。但他鉴于他这个小党的议员人数较少，因此，他就抢先下手，一方面设法拉拢东三省籍的议员，另方面又找到吴景濂和吴说：“我推你当正议长，我当副议长。”就这样，由于东三省的和共和建设讨论会的议员加在一起，在数目上多于同盟会的议员，于是吴景濂当选为正议长，汤化龙当选为副议长。至于张耀曾，则仅被推为临时参议院中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如前所述，国民党在后来的国会众议院正副议长的竞选中同样是失败了的，其失败原因，如《忆旧谈往录》（之六）里所说的，主要在于国民党内部的不团结。这种现象使国民党的议员对国民党感到失望，但更重要的是它恰恰适合了袁世凯蓄意打击国民党的野心。在这次选举中，除了袁世凯所资助的《民视报》，曾以奇怪的方式，刊登国民党党员脱党的报道（已详见此文之六），以损害国民党的声望外，袁世凯还组织了一个御用党——公民党（头目是梁士诒），搜罗了一些议员当喽罗，借以反对国民党。选举结果，国民党的议员全未当选，张耀曾则被推选为众议院内全院委员会（主管参、众两院合起来开会时的联络事务）委员长。
　　上述的两次选举，虽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从这两次选举的结果我们可了解到当时的各党派，包括当政的袁世凯在内，是如何运用其纵横捭阈之术来为个人攫取权力。应该说，今天叙述其经过，对旧时代的政治加深了解，是不无意义的。

九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寇侵人山东，我主持了七年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只好解散了。不久，在徐州，我发表了《告乡村工作同人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敌工作指南》，号召我的同事、学生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特别要在乡村中做好动员和组织民众的工作，积极配合正规军和游击队与日寇作战。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我以国民参政员的身分来到这座山城。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除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继续抗击敌军外，在敌后的广大区域里，也有一部分军队和民众抗日武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乡村建设研究院散在各地的一些人员也参与其间，做了不少工作。形势的发展正是我所希望的。我遂决定到豫鲁苏皖地区去巡视巡视。当时分别找了蒋介石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秦邦宪，向他们谈了我的想法：“我自己虽不能打游击，但可以推动更多的学生参加游击战。”他们都很支持，答应通知那些地区的部队，在我巡视时提供方便。蒋介石还委我以特派员的名义，发给我密码本和一万元经费。
　　一九三九年初，我率同黄艮庸、王靖波、王福溢、李健三、翟茂林等人由重庆出发了。进入敌后地区以后，我相继见到了新四军彭雪枫将军和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将军，他们已经接到通知，对我们一行非常关照。记得在彭部驻地，彭将军陪着我进午餐，韦国清等将领也在座，临走时，彭将军还送给我一匹马。在于将军的司令部，我也受到了热情招待。从于的司令部出来，于陪我同行至王庄天主教堂，那里驻扎着一支中共抗日游击武装，为首的是张经武、黎玉二人。我留了下来，于因要到山东地下省政府办事，便匆匆离去。
　　行至沂蒙山地区时，我们曾在直属于军委会政治部的第三政治大队队部逗留了几天。这个大队近千人当中，大多是我在山东、河南乡村工作时的同事、学生，以教师秦亦文为大队长。他们分成四路，散布到山东的东西南北，既做宣传动员民众的工作，也开展游击战，是一支活跃在山东境内的出色的抗日队伍。耳闻目睹了这些情况，我是很自豪的，也深感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很好。
　　还有一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当我们途经苏北砀山县时，遇到砀山县长窦雪岩和他率领的一支抗日游击武装，大约二三百人。雪岩是我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办“乡村理论讲习会”时的学生，后留在邹平县工作，先后担任过总务科和警卫科的科长。邹平沦陷后，他去潢川投入第五战区举办的战时人员训练班受训，同时兼任教官，不久奉命回到家乡砀山任县长。他很快和当地的中共人士取得了联系，协同进行抗日活动。雪岩告诉我说：他这支队伍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是郭影秋从自己的部队中拨出交他指挥的（解放后郭影秋在回忆录中也曾提到此事）。看来雪岩和共产党合作得很好，彼此是积极支持和充分信赖的。通过和雪岩交谈，我还了解到，他们经常主动出击敌军，为避免挨打，转移也很频繁，处境十分艰险，吃的穿的住的条件就更差了。可是他们都很乐观，雪岩曾指着自己身上的虱子，风趣地对我说：“我们管它们叫抗日虫！”当晚，我就躺在他们宿营地的干草上过了一夜。翌日上午，我率随从人员上路时，雪岩执意要带领队伍护送一程，这样，我们一道走到快要进入鲁西南境内时才分手，道别时，我勉励他继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狠狠打击日寇，报效国家。他郑重地向我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真切地希望我多加保重。
　　这次敌后抗日游击区之行所经历的艰辛风险，在我来说不值一提。我感受最深的是：无数抗日志士及广大民众能够不惧牺牲，奋起抗战，中华民族就一定不会灭亡。我在乡村工作中的许多同事、学生，也站在他们的行列中，这是特别使我感到欣慰的。

　　本文选自《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另收入《谁从我的世界路过？》，梁漱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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