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云水依稀话当年

┃Personal History

云水依稀话当年

© 陈乐民／文

陈乐民和夫人资先生

一．我的童蒙

　　人到了老年，时不时地、不由自主地总要想到青少年的情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的还有些印象，大部分则为过眼云烟，在时光流逝中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我的幼年和少年时期有三端可记。
　　一是小学期间的课余补习。虽然循规蹈矩地上着小学校，可是我的母亲仍然觉得小学里教的课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国文”课需要补习。我在家里的“执导教师”，一是我的母亲，另一位是年长我十三岁的大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一类的启蒙书都是跟着他们念的。学校里有位国文老师黄炳臣先生，由于薪俸不足维持家用，每天晚饭后还在自己家里设帐课徒，收些微薄的学费。我是他的几个弟子之一。他教的是《孟子》。他认为，“四书”应该先念《孟子》，然后再读其他就方便多了。我的大哥则认为，《论》、《孟》都离不开春秋战国，就根据《古文观止》和《古文释义》选些《左传》、《国语〉、《战国策》里的文字教我读。
　　我用的《古文释义》是外祖父留下的，仿宋体大字线装，上面留有外祖父的密密麻麻的“眉批”和圈圈点点。我很喜欢这个本子。可惜在三十多年后燔于文革秦火，和其他许多书不知去向了。
　　我现在能写点东西，不能忘了上面提到的黄老师。从遣辞造句，到写些成篇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主要都多亏了黄老师的讲授。这些作文的“基本功”在那时都是在小学高年级时就打下基础的。我常常慨叹如今有些大学毕业生，连一封短信也写不通，而且别字连篇。原因固然很多，小学基础没有打好是主要原因。
　　黄老师讲授《孟子》的办法，是先领着大家读一遍“白文”，然后在紧要处讲一讲；下一次上课一开始先叫一二个学生回讲。这种讲法有点像“私塾”；长处是每个学生都不能不集中注意力。《盂子》讲了一年多，黄老师的家境日见清寒，那点额外收入已没有多大补益，便不再教下去了。那天晚上，黄老师在逼仄的小屋内向六七个学生宣布这件事时，表情凄凉，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至今如在眼前。在彼时内忧外患时期，像黄老师这样非常本分，普普通通的、有良知的小知识分子，真不可胜数。他们没有名气，但有实学，一辈子艰难地教书，艰难地生活；他们在无声无息地死去的时候，又有谁为他们献上一篇祭文呢？
　　二是课外补习英文。我上小学的第二年赶上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平，北平突然间落入敌手。小学从高年级增设了“日语”课。母亲和大哥对时局变化的反应直接地感染了我，他们不时发出叹息，大哥更加强烈。他们说现在过的是“亡国奴”的日子。我在十岁左右，忽然大哥说要教我念英文；先从字母教起，后来就念《木偶奇遇记》，《金银岛》，念《一千零一夜》、《莎氏乐府本事）等等。在家里学英文，是大人们有意无意地跟学校里的“日语”课“对着干”，是对学“日语”的一种消极抵制。其实，大哥的那点儿英文并不怎么样，但教我那样的孩提还绰绰有余的。
　　我在十岁到十五岁上下，已经挤进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兄姐（含表兄姐）的圈子里了，我最小，只有听他们訾议时政、臧否人物的资格。他们都受过“旧教育”，念过“四书五经”，在日本占领前受过英美式的教育。他们思想上的共同点是认同“孙文学说”“国父遗教”，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在他们身上，中国的传统文化、英美教育影响和在日伪统治下激起的民族义愤，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对我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
　　三是做人方面的品德培养。这又必须提到我的母亲。她在这方面的影响管了我一辈子，可以说是我为人处事的道德准则，以至形成了我的内在性格。她对子女有两点可谓“品德教育”。一是绝对不许说谎，为人必须诚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说谎话要拧嘴巴；再是对别人要宽容，时时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必要时不惜委曲求全、吃亏让人。1966年初，我奉派参加农村“四清”工作，当时母亲已重病住进医院，后医药罔效去世。家里的人依照她的遗嘱叫我不要回来奔丧。此事我一直心存内疚，越接近暮年越甚，如今想起来仍不免挥之不去地自责。“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白居易这几句话我一直忘不了。
　　母亲是一旧式家庭妇女，恪守礼教，深明大义。她的性格是非常温和厚道的，在亲友中有很高的声誉，很受敬重。有两件涉及她本人和一家人安危的事情，很表明她的为人。
　　一是在日伪统治末期，日伪到处乱抓“壮丁”，我家后院外就有一处是集中关押“壮丁”的看守所，有日本兵把守巡逻。一次深夜有些被关押的“壮丁”逃了出来，从我家房顶穿过，一时人声呐喊抓人，警犬狂吠。一个“壮丁”情急之下跳进我家院内，母亲立即把这个人藏进我家厨房，等事情完全平息下来之后，母亲给那个人一些钱和食物，打开大门放他逃走了。
　　再是内战晚期，北平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军队时有逃兵，街头上时可见抓逃兵的告示。一天，一个国民党逃兵敲门乞讨，母亲居然把他叫进堂屋，给他饭吃，问他緣由，他说不愿当兵，要回家乡去，所以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军营。母亲怜悯他，给了他一些“袁大头”，嘱他一路小心。当时家里的人抱怨母亲这样做太危险。母亲说反正不能让这样的孩子从我手里再给抓回去。
　　两件事，母亲都是冒了险的，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十多岁时对我的封建大家庭已极有恶感，曾“宣布”，家庭遗产我一片瓦都不要。母亲出我意外地赞许和支持我这一点点“叛逆”精神。但后来又时时念叨“亏待”了我。母亲在这个封建家庭中是我唯一敬重的人。

二．少年时的书画缘

　　也许同样是由于家庭的熏陶，我从小就喜欢写字、画画。“写字”，在那时是幼年就要开始学的。先是“描红”，叫做“描红模子”，到一定程度就进入“填空”。这两步做的差不多了，就要“临帖”。开始时看一笔字帖上的字，照猫画虎地写一笔，逐渐地学着“读”字帖，把字帖上的笔划静静默记在心，然后一气贯通地临摹。由楷书而行草，间以隶、篆。每天都这样恭恭敬敬地临写一两张纸，所以叫做“练字”。在这过程里大体上辨识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赵（孟頫）”诸体的字型特点。母亲不满足于我在小学里的“习字”课，在家里还要“临帖”，兼习欧体字和赵体字。外祖父习赵字，母亲也随着写赵体字，所以我一开始也临写赵体字。
　　“练字”要有正确的姿式，笔笔要走中锋，笔管要握直，对准鼻子；握笔的手掌心要空，不能紧攥着笔；正襟危坐，眼睛与纸须保持一定的距离；两腿要分开，像骑马一样……母亲教了我一首“执笔歌”，说是赵孟頫作的，现在只断续记得这么几句：“笔管鼻准要对中，笔尖膏圆走中锋”，“怀阔容得斗，腿开蹿出狗……掌中鸡卵能容受，下笔深如铁画沙，背后夺笔不撒手；如此用功到三年，颜柳不称师，钟王亦为友。”
　　绘画也是从幼年开始学的。我从小就喜欢乱画。长大些，母亲引我去拜见邻居的王仁山先生，跟他学画山水。王仁山也是从绍兴移居京城的，论辈份我叫他二叔，所以也算是“乡亲”。王仁山和他的朋友杨惺坡、常斌卿、陈林斋几位先生结成了一个“四友画社”，王画山水，杨攻花鸟，常专走兽，陈善人物。王仁山的山水画师法清初四王，尤其是王翚（王石谷）。王石谷是循规蹈矩的南宗画，功底比较坚实，初学者都绕不过他。
　　王仁山的教法开始时是把他画的小幅册页当作范本，让我用一种半透明的元书纸铺在上面，把山石树木的轮廓勾勒出来，在勾勒下山水轮廓的元书纸上按步骤练习皴、擦、点、染。然后，王在上面边修改边讲解：为什么此处要重，彼处要轻，等等。再练习几遍，差不多了，便移到宣纸上正式画成册页。画册页阶段是打基础的阶段，许多基本的技法、程式、布局等等，都是在画册页的阶段学到的。册页画到一定程度就画条幅、横幅、圆光、扇面等等。
　　约在我十四、十五岁左右，王仁山叫我参加“四友画展”。我画了春夏秋冬四幅，托裱后装上镜框，标价出售。画展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旧址西侧几间回廊式厅房里举行，那算是很风光的了。当我看到观众驻足我的画前指指点点，虽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心里却有着初出茅庐般的满足感。
　　那时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水榭等处经常举办画展，我常去看，发现我的老师实在比他们差得太远了。最使我大开眼界的是“南张北溥”的联合画展。（南张是张爰张大千，北溥是溥儒溥心畲）还有齐白石、陈半丁等名家的画展，王雪涛、汪慎生的画展，等等。我尤其喜欢溥心畲的书画，感到境界不凡，似乎懂得了些何谓“书卷气”。一日在琉璃厂买到一本珂罗版印刷的张大千题签的《心畬墨妙》，真叫我欢喜不止，一直保存着。
　　由此我试图离开清初四王，经过恽寿平、戴熙转向宋元明、其中米芾、倪云林、黄大痴、沈周等“文人画”最吸引我。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因此，对历代名家的精微和它们的区别，都大体了然于心，溶为我少年时期艺文修养的一种源泉，成为我少年记忆中最不可磨灭的部分。以致到了老年，每当看到有数的一些好的书画展览时，仍不免唤起半个世纪前的专一艺术的美好心境。
　　上高中时有一位国文老师张子诚先生，擅长书画，一次他叫我把我的作品给他看，他鼓励了我几句，说，中国画的根基在书法，字写不好，画也画不好。这几句话虽是常识，但经他一点拨，我格外印象深刻。
　　然而，此后的岁月使我不可能成为一名“专业”的书画家。我早期的书画缘持续到大学的头两年，以后便忙于政治运动和自我批判的“思想改造”。“脱胎换骨”的威力和吸引力真是其大无比，在同“旧我”决裂的同时，连把书画当作“业余爱好”的机会也给剥夺了。渐渐地不大可能像从前那样经常地专注于书画丹青了，偶然还动动笔，已不及昔日兴趣之浓。文化大革命时就更顾不上这些“闲情逸致”的玩意儿了。“四人帮”垮台后才又唤起当年对书画的兴趣和热情，然而吾今老矣，见识可能提高了，但笔下的功夫已不可能有什么长进了。这是我此生感到缺憾的事。

三．我的大学

　　直到1953年大学毕业，我前后上了四个名牌大学，但没有一个大学完完整整地念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过这不能全怪我。
　　1948年我从育英中学毕业。越是临近高中毕业，对于报考哪家大学越是踌躇不定。自然首选是清华大学，其次是燕京大学。这自然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等迁回北平了，在人们的心目中，声誉极高，对北大倒没有什么特殊的倾向性。至于燕京，我表兄是那里毕业的，他认为那是一座样样都好的大学。于是我就报考了清华和燕京。结果都没有考取，心情甚是沮丧，只好来年再考。很快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国民党政府的傅作义部队成了瓮中之鳖。在人力日紧的情况下，傅作义下了“征兵令”；凡十八岁以上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年都在应征之列。我家对面的墙上正好就贴了那么一张“征兵”的布告，弄得人心惶惶。恰好发现一个“铁路专科学校”招考高中毕业生，为了躲避“征兵令”便匆匆忙忙报考了这座学校，也顾不得那些课程何等之不合我的兴趣，于是逃课是经常的，校方也不闻不问，课堂里时常空了大半。
　　在高中时期，我经常去的地方是北平图书馆，翻看各种书和杂志，特别喜欢看宣讲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的《观察》一类的期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时局渐有看法，内战以来，对国民政府的看法越来越坏，对“山那边”的天地的好奇心也日增。一天在路上邂逅一个小学时的同学，他神秘兮兮地拉我到他家，悄声跟我说解放区如何讲民主、自由、生活安定，同时给我看一本发黄的小册子《新民主主义论》。他说这本书把道理讲得很透，只是不能借给我、还嘱我千万不能泄露出去，那是要命的事。他说，过不了多久你会看到这本书的。我感到很神秘而新鲜，也感谢他肯把这么秘密的话对我说。
　　那时北平城里的人都非常关心时局，都认为解放军进城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确已失去民心，1947年的声势很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群众示威运动后，人心向背一天比一天明显，人们普遍有一种“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心情，急切地盼望着北平的解放。
　　解放后，1949年的春天，燕京大学招收“插班生”。文法学院不考数理化，躲开了我的“弱项”，所以我被录取了。从此进入了我的“大学时期”。直到1953年大学毕业，几年间我上了四座大学，依次是燕京大学、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在燕京大学只有三四个月，即因病辍学。在燕大时间虽然很短，却使我大开了眼界。那时刚解放不久，有些课程觉得很新鲜，例如，“社会发展史”，是严景耀教授开的课，这该是我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开始。学生中还有不定期的“团契”活动，它已经没有了宗教的意义。春暖花开，大家围坐在校园里的草坪上看解放区来的书，记得一本是冯定写的关于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的小册了。在“团契”活动中真地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学生们都是解放前念的高中，现在看一些全新的书，学一些全新的道理，有一种很别致的感觉。英语课仍是美国人教，不过他时常说这可能是他教的最后几堂课，要不了多久就要同所有的美国人回国了。从种种迹象看，我们已感到燕京大学的寿命不会很长了。
　　过些时候，燕京大学果然并入北京大学，原来教课的美国人也都回国了。北大便从城内沙滩迁至燕园，结束了它的“沙滩时期”。当时中法大学招生，我不知为什么一时兴起便报考了，主要是想多学一门外语（法语）。我在中法大学并不开心，似乎一切都那么灰沉沉的，没有生气。一年后中法大学也并入了北京大学。于是我就转学到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二年级，终于进入了我从高中时即向往的大学。
　　我在清华的日子很惬意，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工字厅、同方部等景物一直刻在我心里。尤其是清华拥有我为之心仪的全国一流的教授。不料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的具有自己传统和风格的文法学院并入了北京大学，好端端一座综合性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理工科的专科大学，极大地损害了清华大学的完整形象，文学院从此在清华断了香火。所以最后我是从北京大学毕业的。
　　我上了那么多大学，自然不可能在一个校园里固定呆很长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些像蜻蜓点水、走马灯。不过每座大学都或多或少对我的青年时期产生过各自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史方面的修养上，耳濡目染，得益不少。问题是政治运动和借调任务频繁，使我不可能踏踏实实地坐在课堂里。那段时间，每当大小政治运动一来，就影响课程的正常进行。土改、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等等，都曾占去许多上课的时间。
　　“知识分子忠诚老实运动”是和“抗美援朝”运动联在一起的；运动的对象是老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都是受过欧美教育的，或者在过去曾与那时的政权有些瓜葛。要清除美帝对他们的影响，就要扫清存在于他们头脑里的“亲美、崇美、畏美”的思想。这就要叫教授们分别在校、院、系各级师生面前彻底地检讨自己的历史和思想，自我剖析，还要面对面地或“背对背”地揭发和批判别人。杨绛先生写的小说《洗澡》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个运动。这是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第一次“下马威”。所有的教授人人过关，无一遗漏。他们在做检讨时，学生们都要去听，并给以“帮助”，如提问、上纲上线等等。有两例，我一直难忘。
　　一例是冯友兰先生在文学院作自我剖析，当他讲到他如何过去曾被旧日政权聘为顾问时，听众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冯先生和在台下听讲的冯夫人都落了泪。我敬重冯先生一类教授的道德文章，我之所以向往清华，最主要的是由于清华有这样一大批文曲星。在听冯先生作检讨时，我仍是带着这种心情的。听了几次冯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的检查，我觉得强迫他们作这样的自白，实在太不顾人的尊严和人格。于是在下面这个例子中终于暴露出我的“不合时宜”。
　　那是外文系主任吴达元先生在系级作检讨。我是外文系的学生，对吴先生比较熟悉。吴先生检讨了多次，已把自己说得很难堪，追问仍不停止。我感到有些追问实在没什么道理，便站起来说了句：“我认为吴先生的检讨已经够深刻了！”不料这一句话把全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赶忙坐下了，心里有一种闯了祸的感觉。
　　果然会后一位在系里负赉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同学特意找我谈话，他颇为和善而又显得语重心长地说：你太“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了，这不是真正帮助吴先生，根源在于家庭和旧社会的影响，即“封建士大夫和资产阶级思想”给你的影响很深。他提示我今后要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作一个“社会的新青年”。这些话对于一个正在追求进步的青年人来说，自然有如敲警钟般的重要。这位大同学后来在六十年代不知何故受到了处罚，文革期间也没有能避免政治迫害。现在，他已定居美国，在研究宗教问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
　　除去在学校必须参加的政治运动外，占去我大学后两年相当多时间的，应属隔三差五地被借调到“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团中央去参加实际工作。例如我参加过“纪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的外宾的接待工作，“亚洲太平洋区域联络委员会”等的工作，还有团中央机关的外宾接待工作。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能力做什么翻译工作，无非是陪外宾买买东西、逛逛公园而已；正经的翻译工作是轮不上我的。参加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我后来长期从事对外工作和国际活动的一个小小的开端。其始也简，这在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的。
　　在团中央的工作结束后回到学校（因1952年院系调整，我已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了），毕业考试已过，都在等待分配工作。我没有参加毕业考试，没有分数，算不算毕业呢？吴达元先生说，仍然算我毕业，参加分配工作。叫我填写“志愿”表，我毅然地填上“服从组织分配”。
　　原来我要去的工作单位就是我在大学期间被借调好几个月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从此我开始了长期的“民间外交”工作。一年后，我被派往维也纳，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书记李一氓同志的领导下工作。
　　我的大学时期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过去了。我对国际事务，其实在大学的后两年已经沾上点边儿了。大学学的一些外国文学没有继续下去，大半都还给老师们了。

　　本文选自《记忆》第1辑，林贤治，章德宁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守护民间记忆
Keep the Memories Al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