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十年一觉

┃Personal History

十年一觉

© 陈平原／文

陈平原

　　一场秋雨，一层凉意，东京大学校园里的银杏开始飘落，进校门便是一地金黄。如果恰逢正午的太阳，景色颇为壮观。报载北京前两天下雪，想来北大校园里的银杏早已凋零。银杏有大小，一地金黄的时间也有先后，可两座校园确有不少相似处，难怪初来时老有梦里曾相见之感。
　　客居异国，不免思乡，忽忆起杜牧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并无杜牧的才气和艳遇，也难得“烟花三月下扬州”，只是凭空觉得“十年一觉”四字惊心动魄。
　　屈指算来，从第一次到北大寻梦，到东渡访学，刚好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更何况适逢从“而立”走向“不惑”！倘若不是此次偶然的出游，造成一种时空的距离和陌生化效果，当不会如此清醒地“追忆似水年华”，也不会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十载燕园梦的飘逝。
　　十载燕园梦，自是以读书为主。在《我的读书生活》中，曾分析四种类型的学友。论及学友间各有所长，见识大致相当（学术观点不同无所谓），或合作，或竞争，谁也不欠谁，谁也离不开谁的“互补型”时，举的例证便是与钱、黄二君的合作。这段描述只是举例，不免略去前因后果。说起“燕园雅集”，主要应归功于他们两位。不只是当年我见识无多，聊天时多带耳朵少带口；更因我之进北大，全靠二位“提携”。
　　八三年初春，我第一次坐上北行的列车。那时并没打定主意进北大，只是觉得北京的初春很有魅力。刚来时万木萧疏，才几天工夫，路边的柳树便日新“夜”异，迎春花也不甘寂寞起来，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相形之下，南国的四季常春反而乏味。当然，北京令人心醉的，还有琉璃厂的古书和故宫的红墙黄瓦。
　　这年的深秋，我第二次跨长江过黄河，目的是为毕业后进京工作探路。当时联系的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进燕园拜会子平兄时，被劝知“一定得见见老钱”。在“钱老师”那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聊了一个下午，临别时呈上我刚完成的《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据说当天晚上十点多，读过文章，老钱便急匆匆赶去找子平，商量如何劝我转投北大。
　　事后，老钱真的说服王瑶先生出面，要求北大破例接纳我这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功亏一篑后，王先生又毅然决定把我收为他（也是北大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不是子平的热心引见，老钱大概不会如此认真阅读我的文章；而不是老钱极力推荐，我也难得闯进这已经颇为拥挤的燕园。
　　为了使我的学术风格更能为北大教授们所接受，老钱多次去信指导；再加上另一位朋友朱晓进帮助打听有关考试的各种具体事宜，那阵子我每周总有一两封北大来信。同学间纷纷传说我在北京有女友，老师们也有所耳闻，都说我急于离穗“可以理解”。于是，我提前半年通过硕士论文答辩（那一届硕士生各校自行规定学制，北大两年半，而中大则三年），收拾行装，进京赴考来了。
　　正式拜在王瑶先生门下，“钱老师”便成了我的“师兄”。遵师兄之命，改口称“老钱”，这样聊天时方才无拘无束。那时我初闯燕园，人地生疏，钱、黄二家便成了主要聊天场所。唯一不同的是，到子平家聊天还能“蹭饭”，张玫珊烧菜手艺甚佳；而老钱的夫人不在身边，面对“永远的煮面条”，还不如到食堂打饭。开始是两人两人聊，后来发展到三人一起聊，且越聊越专业化，居然聊出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来。
　　这命题最早是老钱提出来的，就专业知识而言，他远比子平和我丰富。八五年春天在万寿寺召开的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上，是我代表三人就此设想作了专题发言；此后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又是由子平执笔。可熟悉我们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的朋友都知道，躲在幕后的老钱才是这“三人谈”的核心。有趣的是，我们三人虽说都是“文革”后北大培养的研究生，可年龄相差很大（老钱大学毕业那年我刚进小学）。就因为联名发表文章，统统成了“青年评论家”，老钱平白无故地被降了一级。好在他颇有童心，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就在“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走红时，不少出版社前来约稿，希望就此设想撰写专著。不是完全不动心，也曾有过大致的计划，可很快发现自身根基不稳，不想仓促上阵。于是急流勇退，写我们各自的专著去了。不想一年后，老钱又“卷土重来”，说是缩短战线，就弄20世纪中国小说史。这回人多势众，开会时一本正经，还得准备发言提纲，不像以前聊天那么洒脱了。忙了两年，我负责的部分终于完成了，还颇获好评。只是第二卷以下千呼万唤至今未出台，大有虎头蛇尾之嫌。除了政治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诸君都有较强的学术个性，在一起交谈很愉快，合作起来却不容易，尤其是希望写成一部“有整体感”的著作时更是如此。
　　最后一次的“三人行”，倒是我牵的头。1988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我谢绝了。无意中提起可分专题从文化角度编选20世纪中国散文，倒得到了出版社的支持。大热天，三人又挤在老钱那间堆满书籍的小屋里“集体读书”。忙了一个暑假，总算有了初步的眉目。一开始只是希望得到一套文章可读且印刷精美的小书，做下去便成了撰写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相约认真写好各书的序言，为日后的研究，留几个足迹，埋几根桩。
　　这套小书的编选经过及理论眼光，在《漫说“漫说文化”》一文中已有说明。需要补充的是，1989年政治风波，使得后五本书险些流产。等到出版社表示愿意继续出版时，子平兄正打点行装准备远游。原先由他负责的《生生死死》和《神神鬼鬼》，便转到了我头上。虽说尽了最大努力，仍有点心虚：倘若由子平编选并作序，或许更精彩。值得庆慰的是，这第三次合作没有中途鸣金，十本小书好歹也算“战利品”。
　　子平走后，我和老钱仍常在一起聊天，可就没了当年一聊就聊出个学术课题的豪兴。或许，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本来就只能属于80年代。除了心境及学术思想变化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二人转”不如“三人谈”能激发灵感。前者往往是谈拢了容易趋同，谈崩了无法回旋。有了第三者的存在，谈话的格局便变化莫测，像万花筒一样有无数种组合方式，远不只是“合纵”或“连横”。
　　真不知日后三人重逢，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为了某个学术观点争得脸红脖子粗。记得老钱一激动就提高嗓门，被戏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子平擅长以柔克刚，你越着急他越慢条斯理地酝酿他的“警句”；我则老是事后诸葛亮，关键时刻笨嘴拙舌的。
　　有这么三回学友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作点缀，更有那么几本小书作为“同学一场”的纪念，十载燕园梦因而显得不太苍白，也不太凄清。
　　人生在世，大概总免不了有“十年一觉”的感叹；我能把这声“感叹”埋在未名湖边，也算是一种幸运。

　　本文选自《北大往事》，橡子，谷行／主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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