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晴：往事

┃Personal History

往事

© 秦晓晴／文

1982年秦兆阳与子女在家中

　　放完暑假，我就该升小学五年级了。那是1958年。
　　暑假前，我们刚刚搬了家，从小羊宜宾胡同3号搬到了新家，父亲秦兆阳不愿住机关宿舍了，免得看别人的脸色。为此，母亲每天下班就往新家跑，照看那里修房子。整整跑了三个月。其实，《人民文学》编辑部半年前就从小羊宜宾3号搬到文联大楼去了。3号院内只有葛洛、吕剑、清泉叔叔和我们四家人，都是熟人，有什么脸色好看呢？不过，我知道有些日子了，父亲遇到严重不快的事情，所以看不见他的一丝笑容。那时我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姥姥悄悄告诉我，好像是父亲的一篇大文章出了问题，好像是由于王蒙的一篇小说，父亲还作了检讨。80岁的姥姥是个明白人，她说，你爸爸从打日本鬼子到打老蒋，他能反党？他是吃了呆气的亏呀。事情还真让姥姥说着了，后来才知道，父亲最终被戴上右派帽子，还真是与他呆气有关，与给邵荃麟的两封信有关。他在信中对某些文艺界领导人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对丁陈的斗争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应该是后话了。
　　新家只有我们自己一家人，这似乎减轻了不少内心的紧张和压力。姥姥买了几只小鸡，使弟妹欢喜得不得了。天气很热，父母的表情像凝固的空气一样，让人看不明白。父亲的胃病更严重了，几乎吃不了什么东西。过去父亲因胃病经常腰缠棉被，靠在床上看稿子。我突然意识到，父亲好像很久不看稿子了。只有知了的叫声时时冲破一种凝固的沉寂，仿佛预示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发生。一天，家里突然传来一串尖厉的声音，我不由得吓了一跳，再仔细一听，像哭声，是从父母房内传出的，我们三个孩子飞快地跑了过去，只见母亲在痛哭，看见我们马上把声音压低了，父亲用棉被围着腰坐在那里，拧着眉，脸色很沉。
　　“爸，怎么啦？”我问。父亲看见我们三个惊慌的样子，眼光柔和了一些。
　　“没什么，你妈妈不舒服，你们出去吧。”
　　这是我们有记忆以来，见过母亲的唯一的一次哭泣。没有人会告诉我，父亲于1957年7月25日被正式划为右派。父亲更不会告诉我，他绝望了。而母亲最痛心的，正是她发现了父亲的这个念头。事后，母亲的哭声一直压抑在我心头。我感觉到，这事一定与父亲有关，而且与父亲犯错误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很强，认真接受传统教育的孩子。父亲工作很忙，很少照顾我们，但对我们很慈爱，很平等。我对父亲感情很深。他出身贫苦，早年丧父，求学十分艰难。1938年怀着抗战的激情，辞别孤苦无依的母亲奔赴延安，接着又主动请战深入抗战前线，在华北平原打游击，做宣传工作。他在《人民文学》工作的身影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了。
　　父亲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我不敢仔细去想。家里没有报纸，我也不懂得听新闻广播。姥姥常常一人偷偷地磕头，叹气。她说：给他戴帽不公啊，你爸过大清河封锁线，敌人在后面追，枪子打在帽檐上，把帽子打飞了，险啊。
　　想到近来家中大人的一系列言谈举止，我模糊地感到事情真的严重了。
　　那一年暑假格外长。终于开学了。走进学校的大门，看到的仍是古老的绿树红墙，一切都很熟悉，但又感到有些异样、陌生。
　　没走多远，正好碰见一位父亲机关的阿姨。当她沿着绿色的松墙从对面走来的时候，我就认出了她。她来送女儿上学。我还知道，她是整风的积极分子。没有办法躲开，只好迎面叫她一声。这位阿姨用审视的眼神看着我，“怎么，没人来送你？”她的关切隐藏着做作，身上特有的那种优越感，让人感到很不舒服。可以肯定，她在看到我的同时首先想到了我是谁的女儿。大概这就叫“别人的眼色”吧。我想，幸好搬家了。
　　同学们仍像往常一样友好，我的学习成绩仍是名列前茅，但我沉默又敏感，听到老师们议论报纸，我就心跳，生怕上面登着父亲的事，广播里唱《社会主义好》我也发毛，好像大家都看着我，都知道我是谁的女儿。我还希望老师不要表扬我，更不要表扬我的同时，批评我前面的男同学子婴。我已经看出子婴对我的不满了。
　　一天，上晚自习。教室里灯火通明，同学们专心做作业，没有一点声音。我旁边的子婴早就坐不住了，一会儿回头看看，脑袋转来转去。
　　后半节自习，当有人小声问问题的时候，他终于站了起来。只见他扬着胳膊，神秘地冲大家大声喊：
　　“喂！大家注意！我现在知道了一个秘密，一件大事，你们猜猜是什么事？”
　　同学们纷纷停下笔，望着他，等待下文。他没有急着往下说，只是瞟了我一眼，脸上放着得意的光彩。班长提醒他：“别说话！坐下。”他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总算坐下了。
　　一会儿，做完作业，他说：“看你还棒不棒？这回该我帮助你了。你还当小大人帮助老子吗？”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接着他又站起来，大声喊叫：“喂！听着！告诉你们这个秘密吧！”
　　我没有抬头。直觉告诉我，他在斜着眼瞧我的反应。我心里一沉。
　　他又接着大喊：
　　“我们班上有一个人的爸爸是个坏蛋！什么叫坏蛋？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报纸上写着哪！坏蛋的儿女当然也是坏蛋，儿女的儿女当然也好不了，子子孙孙无穷尽，都是坏蛋！亏她还是红领巾，是班干部，还管我，哼！她配吗？”
　　我的心七上八下，翻腾得很厉害，不由得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准备承受更猛烈的袭击。我等待着，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可是我仍然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没动声色。我应该怎么办？多么渺小！多么无能！
　　我只是从电影里看过战士怎样对付敌人的进攻，然而，对于目前这样的进攻应该如何反击呢？我一直在同学中挺有威信，同学们会怎么看我呢？我全身的血直往上涌，我苦苦地想着，一边继续写作业，一边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最怕出现的场景一旦到来，我反而变得异常冷静、沉稳。这一段时间给予我身心的折磨仿佛是一种磨练。我紧闭嘴巴。只要他不点我的名，我就紧闭嘴巴，我知道这时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教室里很安静，除了一些同学好奇抬头看看，没有人附和子婴。同学们似乎不赞成他如此破坏纪律，更好像因年纪太小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么严肃的问题。在寂静中，子婴终于没有点名道姓。
　　收作业时，我将一张条子夹在作业本里，上面写着这样几句话：“老师，我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战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的父亲出了问题，但绝不允许别人侮辱我。我一定听党的话，好好锻炼自己。”
　　第二天我看见王老师拉着子婴的手在大槐树下说话。子婴低着头，一直认真听着。
　　接着，老师调了我的座位。
　　从此我更用功了，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渐渐地，同学们对那场风波已淡漠，向我投来的是敬佩的目光。我学会了一件事：咬紧牙关，默默奋斗。在无形的压力下，我仍然想做强者！
　　“十一”前，班上民主选举七位同学到人民大会堂献花，我是七人之一。不幸的是，大队辅导员宣布名单的时候，却没有念我的名字。我在队伍中使劲瞧着王老师，希望她注意到我。平时那么亲切的老师却故意将目光躲开了。
　　我第一次尝到人世间的冰冷和严酷的滋味。
　　那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听广播说，寒流一来，温度将下降到摄氏零下十八度。
　　正上课，比子婴高一班的姐姐急急忙忙把子婴叫出去。
　　几天以后，我们正在上课间操，子婴和他姐姐才一起回来。王老师连忙迎过去。
　　我发现子婴的脸色慘白。他看见老师，紧走两步，又突然转过身，向旁边走去。“子婴，你回来了？”老师亲切地叫着。他不理。老师跑过去拉住他。我清楚地看见，他姐姐站在旁边，眼泪刷地流出来。
　　子婴突然转过身，猛扑到老师怀里——呜呜地哭起来。随后用袖子抹把眼泪，倔强地想做个笑脸给同学们看，却咧咧嘴没笑出来。嘴里还说：“闹了半天，也不是好人！”说完，两只瘦小的肩膀抽动着，哭得更凶了。
　　他为什么哭呢？打架流鼻血都不含糊的人居然这样大哭，是有人欺负他，还是他可爱的小刺猬死了？……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伤心的眼泪。可是这时我的内心里并没有半点快感，当然更不知道什么叫幸灾乐祸。他以前侮辱过我的话跟他这时的悲伤是联系不起来的。我怀着关切与同情的心情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后来，断断续续听大同学说，子婴的父亲因“政治错误”自杀了。同时我还知道，班上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同学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一个是《大公报》主编的儿子××，一个是著名历史学家的女儿面面。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的郁闷有增无减。唯一的安慰是：在困难的时候，我深感自己的是坚强的。我没有哭过，更没有像子婴那样当众痛哭过。我学会将心事深藏在心底，表面上却像一汪水那样平静。我曾是校合唱队队员，但从此我没有了歌声。多年形成习惯的结果是，现在真成了音盲。
　　我和面面自然成了朋友，同时我们的家离得很近，周末回家常在一起。我们的共同爱好是看书，记日记，讲书中的故事，尤其是书中的爱情故事，成了我们精神上最大的享受。
　　面面对我说，她的爸爸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妈妈给他准备了很厚很厚的垫肩。我不由得担心父亲，他若是去水库劳动，那样单薄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
　　父亲在等待处理的日子，彻底从书稿和检查文字中解放了出来。他用废旧木板造了一个大屋顶的鸡窝，仿佛也开始去适应自己的“角色”了。母亲一边给他准备着去东北的冬服，一边担心着他的身体。后来上面根据父亲的请求发了善心，他被安排到广西下放劳动。这个慈悲甚至使父亲脸上有了笑容。
　　父亲就要去广西了，那个即将离别的周末，我回校前去向父亲告别，屋里正好有客人，推开门，我说，“爸，我走了。”本想说完赶紧走掉，没想到父亲正背对门口站着，他一转身，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我终于忍不住靠在父亲身上埋头痛哭，任凭泪水如泉涌。就在此刻，我听见了父亲的心跳，感觉到父亲痛苦的震颤。父亲，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
　　没有父亲的家仍是沉闷的。尤其是节日期间。我知道他在遥远的广西盼着我的回信，但我心里很少有真正的快乐，就是不愿回信。我是老大，父亲非常在意我的态度，尽管我只有12岁。母亲说，只要我写信叫父亲回来，他就会回家和我们团聚。但我没有。母亲很伤心。她不明白，我是近乎麻木了，已经感觉不清楚是否想念父亲了。当时我实在缺乏毅力克服心理障碍安慰父亲。我这种脆弱的天性，不至于使我叛离，却会使我逃避。就这样，那几个寒冷的春节，父亲没有回京。
　　后来母亲带上弟弟去了广西，姥姥病故，家里只剩我和妹妹。同学们和老师一直是十分友善的。小学的大半同学都考入本校初中。幸好面面仍和我在一班，这给孤寂的心带来不少安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思想上的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到了初二，同学们纷纷要求入团。那个年月，入团成了我的渴望。当我和面面坐在政治教师面前的时候，我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政治老师刚从部队转业，说着南方人特有的普通话，让人感觉她的舌根很硬。她说：“你们有进步的决心，很好，但要接受考验，你们母亲都是共产党员，但你们父亲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面面的爸爸是六级右派，属于最轻的那种，但你爸爸就不同了。”她严肃地看看我，顿了一下，“他的右派级别高许多。”右派还有级别？天哪，我还是头一次听说。显然政治老师不看好我，入团恐怕没有希望了。从此，我的心重新坠上了石头。我甚至很羡慕面面，她是幸运的，因为她爸爸右派的级别低，属于六级，已经摘了帽子。而我父亲呢？我恨透了所谓的级别。不过，最终我是非常幸运的，在初三班主任李老师的努力下，临毕业的最后一个星期，我终于继面面之后，被团支部讨论通过了。待到暑假返校时，老师告诉我双喜临门，团员被区里批准了，理想高中考上了。但面面很不幸，虽然考上了理想中学，但团员没有批下来。原来，是他父亲机关的人事部门做了梗。
　　现在回想，能否戴着团徽上高中，对一个人的影响太大了。团员，就好比当年出身不好的人入了党一样，总归是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毕竟得到了组织上的认可，地位与没入团的人是不一样的。高中三年我一直任团干部。我发誓平等对待每一个同学，善待每一个同学，班集体气氛非常好，可以说阳光灿烂。面面在学校却一直很压抑，很难受到信任，班里同学对待出身有问题的同学有另一样的眼光，我同情她，但无能为力。那几年，父亲又开始发表文章，生活也算平静，当然压力是有的，所以除了家人，我从不向任何人提及父亲哪怕一个字。这个习惯是从1958年开始的，整整保持了21年，直到父亲1979年平反。

　　1966年6月高考在即，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由于我校与北大清华相邻，文革风暴立刻波及过来，学校6月2日开始停课。一夜之间，出身成为分水岭。我冷静，又茫然。红袖章，绿军装，大字报的海洋，当然与我无缘。往日文文静静的学生疯狂般地表现着自己的革命，从他们身上迸发的革命激情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很快，抄家开始了。
　　想起家中的藏书和画册，许多都属于“四旧”（1966年8月下旬新华社的消息中提出“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展开猛烈的攻击”，从此人们把这个运动称为“破四旧”）。我也不放心妹妹和弟弟。弟弟由于父母调工作，1966年初夏回北京过暑假，一个人成天在外面疯玩，像脱了缰绳的野马，无忧无虑。妹妹学校也停了课。我急急从城外赶往城里的家。小胡同里很静，几乎看不见人。几户人家全都门户紧闭。但我觉得家家门后都有眼睛窥视着你。老百姓好像被这突然的风暴吓住了，还没有回过神来。走到家门口，忽听背后有点声响，回头一看，原来是对门的大五毛开了门缝正在向外观察。她是居委会主任，老头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做过职员，所以平日里在街道工作并不气盛，经常病歪歪的样子，见人笑脸相迎。毋冬立夏，只要情绪不好就戴上口罩。她对我家是严格划清界限的。她的小女儿叫五毛，母女俩长得很像，所以我们暗地里叫她大五毛。她人矬声高，有事情不会好好敲门，向来是哐哐凿门，似乎唯如此，才能显示她的公事公办。看见我，大五毛的眼睛由惊恐变为镇定，扶了扶脸上的白口罩，缩回头去，关上了门。
　　家里的书和画册还算不上藏书，都是父亲解放后收集购买的。以前，工作得闲的日子，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逛书店，逛和平画店。画册相当贵，父亲偶尔咬咬牙买两本。欣赏名家画作，是他很大的享受。毁掉它们，我舍不得，我珍爱书籍，它们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更是父亲的心爱之物。但我必须适应革命洪流，我必须采取行动。我终于狠心硬着心肠把人体画全部进行了处理，并烧掉了父亲所有的照片和信件。这个场景，让我想到许多革命历史影片中的革命者都是这么干的。但我不是革命者，我是被文化革命的滚滚巨流击碎的一个小小的水滴，我不想被抛下，并且只能顺着大势跌跌撞撞顺流而下。我多少觉得自己有些荒唐。我的清醒意识使我保存了家中所有的底片。过去的幸福时光不能失而复得，那就留下最后的一点纪念吧。在我内心深处，一边残存着渺茫的希望，一边也做着最坏的准备，同时还仍想保持自己的自尊。
　　当我看着捡出来的两大堆“黄书”，正在发呆时，妹妹匆匆从外面跑回来了，她拿着一叠粉色纸片，把书包一扔，就往外跑，一边喊：“姐我找到革命的方法了！”一溜烟不见了。
　　妹妹因出身不能造反，不能加入革命洪流，但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能不被眼前的形势所激动、所左右吗？说难听点，就叫蠢蠢欲动。她一向天真稚嫩，千万别给我惹祸啊，我一边在想，一边暗自扫视房间里的东西。除了两只仿宋花瓶，再没有什么与父亲有联系的东西了。此刻父亲会怎么样呢？被揪斗了吗？我简直不敢想。甚至暗自庆幸父亲不在北京，否则我会多么难堪，会多么狼狈，会多么抬不起头来。
　　天渐渐沉下来。弟弟回来了，妹妹仍不见踪影。我身上的汗刚落，忽然想起妈妈还有两双带跟的皮鞋，于是赶紧把它们扔了出去。办完这件事后，心里稍稍踏实一点。
　　这时传来敲门声，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定。果然是大五毛，她脸上的白口罩一边挂在耳朵上，一边耷拉着，手里拿着几张粉纸，那纸令我眼熟。
　　“革命小将有命令，封资修的东西要打倒，你们家的书、四旧赶紧清理，限两日内，两日内。”
　　这种时刻，我一点不敢怠慢，客气地赔笑道：“伍主任，您进来说吧。”大五毛两只脚齐齐地站在门坎外，胆小而警惕，把一张粉纸递过来，沉着脸，撇着嘴说：“我可不进去。”说完，给我一个冷屁股，转身走了。
　　那两张粉纸都是勒令书，勒令一切革命群众检举揭发自查四旧之物，特别是书、画、石人石马等资产阶级艺术品。勒令房屋私有者，必须在两日内将其充公，洗心革面，与封资修划清界限。
　　看来，大五毛已将我们置于革命对象之列。我想着，明天一定要去一趟房管局。
　　第二天早上出门，街上的动静挺大，人们来来往往，有人神色慌张。京剧院门前围着一大堆人，一些年轻的武生演员排列在门口两侧，大声吆喝着什么。昔日的名角，三步一鞠躬，五步一请罪，往日的神采不见了，只余惊慌失措。街面上的石匠刘家被人从家里抬出了许多石狮、石人。刘家的女儿兰秀，是妹妹的小学好友。此时，我看见兰秀妈被人剃了阴阳头，跪在地上。兰秀妈明明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会被抄家呢？刘家是石匠，几代人靠雕刻为生，家里能没有石人石马吗？这也犯了“封资修”吗？再看那几乎垂在地上的阴阳头，一半的头发被剃了去，一半的头发散落下来耷拉着，遮着眼睛。那被剃去的一半脑袋，很像一个花白茬的水瓢，那仍有头发的一半像是被人用黑黑白白的假发故意粘上的。想想往日的兰秀妈，虽说也是建国初期从山区曲阳走进北京的一个农村妇女，虽说文化底子不是很高，只是扫了盲的家庭妇女，但她的持家和利索是有了名的。平日里，她总是将头发绾在脑后，别着一只银卡子，爱说爱笑。
　　我的心一下子乱了。赶紧将目光挪开，快步走了开去。“向上敬礼，鞠躬！——低头！”在房管局办交接手续时，那些办事员就这样吆喝着来办事的人，像对牲口一样。这种羞辱感激起我一身冷汗。我横下一条心，决定自我革命，主动出击。
　　决心一下，心情轻松了许多。当我闯进27中红卫兵总部的时候，腿有些软，心里发毛，真不知迎接我的是怎样的脸面？“谁是这里的负责人？”我冲着几个穿绿军装、戴红袖章的学生努着劲问。努力想使自己的声音大些，自然一些。“你说什么？”显然，我的声音太小，连自己都听不见。我又重问一遍，这回才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我。”一个白净脸，戴白边眼镜，年龄与我相仿的男生站起身，在他身上，没有时下某些红卫兵的杀气腾腾。我明白碰上了可以对话的人。我作了自我介绍，希望他们去我家一趟，帮我检查一下“黄书”。听说我是某某中学高三学生，他似乎又增加了几分友好。现在想来，我们当时甚至忘了互通姓名，只好权且称他为H君吧。
　　这样，H君领着五六个红卫兵，到我家走了一趟。当然，这几个人的行头少不了绿军装、红袖章和皮带，表面看来颇有些威风。这让街坊邻居露出奇怪之色，大五毛更是一头雾水。
　　我奢望用狐假虎威的办法，既保住父亲的书，又能挽救自己的尊严。H君看着检出的书，眼神流露出可惜的神情，什么也没说，拿出封条想封上，并对我说，这样最安全。我很感激地点点头。一个红卫兵说，不如明天推辆车来运走。“运走？那可不如放在原地保险。”我的心突突直跳紧张地看着H君，H君你要坚持住。
　　这时，听见大五毛在门外喊：“让开让开，找秦家的。”
　　说着进来一老一少两位不速之客。“你是？”我并不认识他们。
　　“俺是白洋淀何庄子的，奔秦家来了。”老人走在前，他看了看院里的阵势，“这是干吗？一家人哩，我是贫下中农，是双烈属！”说着，他指指胸前。原来，他胸前挂着一块尺把长的镜框。“不假，俺是双烈属。”年轻人证实。
　　熟悉的乡音使我猛地想起表姨在白洋淀有亲戚。
　　H君走上前看了看，说：“是烈属证，上面写着两个人名。”
　　我心里一机灵，忙叫“大爷”。何家父子不但解了我的围，还提高了我的身份——烈属的亲戚。大五毛立马不再冷脸。H君和红卫兵离开的时候，和我有说有笑，她都看见了。
　　老人姓何，六十多岁，来自父亲早年打游击的白洋淀。因为听说北京闹红卫兵，贫下中农最吃香，看病不要钱，就带着独生子老香看病来了。烈属证其实是他老伴的，他的老伴的前夫和儿子均在战争中光荣牺牲了。而何老汉早年是个做小买卖的，居无定所。解放后，他做了这个烈属老太太的上门女婿，夫妇俩老来得子，生下个小儿子特别地疼，所以起名叫老香。
　　送走H君，才想起问妹妹：“咱家这种情况，你不好好呆在家里，疯跑什么呢？”
　　“我去发勒令书了，每家都塞一份。”妹妹自豪地说
　　“咱家胡同里你也塞啦？
　　“塞啦。也给大五毛门里塞了一张。”
　　“你呀，你呀。你懂不懂什么叫引火烧身？对门正是拿着你的勒令书来咱家发威的。要不，她怎么知道咱家有画册，兰秀家有石人？还不是你提醒的……”
　　“我也想……”妹妹委屈极了。在那样年代，谁不想革命昵？何况正值豆蔻年华的妹妹。
　　是的，1966年的夏天，革命是最时尚的了。“八•一八”以后红卫兵革命洪流迅速向全国各大城市漫卷。没有了秩序，没有了人权，更没有了人的尊严，一切都被颠覆了。不久陆续传出江青八大文艺黑线论。父亲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榜上有名。我自然被列为黑线子女，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出身，成了我精神上的枷锁。

　　何老汉和老香的到来，仿佛给了我巨大的精神支柱，我由衷地欢迎。第一，他们是烈属而且是双烈属，这可了得！第二，他们是真正的农村中的贫下中农；第三，他们来自革命根据地白洋淀。我感到自己的胸脯高了，腰杆直了：我有了任何人压不垮打不烂的靠山。第二天清晨，我带老香父子俩到协和医院看病，路上看到有人挂着黑牌扫街。
　　非常时期，医院非常清静，检查了一番，医生说老香没什么病。一听这话，何老汉急了：“没病？没病他怎么不愿娶媳妇？还脱头发……”
　　“那是精神作用，调节调节就好了。你看我一夜之间头发几乎全白了，也是精神作用闹的。”医生开了一盒谷维素，我交了3角2分钱。
　　没过几天，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历来如此”，在学校的大厅里贴出来了。我心里当然不服，我可以用无数的铁的事实来批驳它。一些“红五类”子女也勇敢地站出来反对这种站不住脚的“血统论”，遭遇到不少围攻和冷眼。
　　我只能沉默和逃避。回到家，院子里搬进来三户人家，我们被挤到一间小南屋里。房子小，人又多，只好打地铺了。房子已经交了公，个人还有什么权利呢？一切得听人家吩咐。当时要紧的不是保护个人财产，说实在话，只要能让我精神上轻松起来，宁愿一无所有。我真想到“镜花缘”去，真想到地下小人国去。如果地上有条地缝可钻，我保险不会犹豫，这世界太让人窒息了。
　　何老汉也打消了参观故宫的念头：“老香，咱回吧，城里人都疯了，没有王法了。这不是咱乡下人呆的地方。”
　　“爹，咱回。”老香说。“当年没收地主的房产、土地，现在怎么老百姓的房子也收呢？”我决定和何家父子回白洋淀，到贫下中农中去，到农村去锻炼，真正来个和工农相结合。
　　临走，何老汉说：“说重点，这叫逃难，说轻点是去乡下躲躲，家里值钱的东西带上吧。”我打开箱子，里面有父母的几件料子衣裳和两件皮衣。记得1956年父亲和母亲一人做了一件皮大衣，父亲几乎没怎么穿过何老汉的眼睛亮了。摸了摸，又吹了吹，啧啧地说：“城里人都有好东西，难怪抄家呢。这皮子不错，不错。”老香说：“敢情，放着吧，哪能老这样乱，毛主席不会答应。”
　　我和胸前挂着烈属证的何家父子上了火车。那时的人不会说谎。出身不好的人被集中在一节车厢。还好，我挺胸抬头地享受了烈属级的待遇。
　　在新城下火车，走不远来到水边。这里既是码头，又是市场，卖大枣、鸭梨、萝卜的，卖苇席的。河北人声高大嗓，那亲切的乡音令人温暖。小船摇进芦苇荡，一会儿又来到开阔的水面。水天一色，湿润的空气沁人心脾。这里是当年雁翎队活动的地方，这儿也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父亲的战地笔记里，记录着多少当时的故事啊。他的字迹如绿豆般大小，那是因为惜纸如金啊。
　　正想着，被掩映的一片毛茸茸的绿色越来越清晰，那就是何庄子了。何庄子是白洋淀中心的一个小岛，四周被淀水环抱，几十户人家，属一个生产小队。淀水不深，清澈见底，水底是麦茬地。原来，每逢遇到干旱，淀里地势高的地方水干露底，农民就抢种上麦子。夏季麦收后，大水一来，淀里才又有了水。
　　老香家就在这庄子边上。三间旧泥屋朝着一望无际的淀水，房前一块黄土铺就的场院，周边种着枣木等杂树，再下去几步就是水了。
　　看见何大娘，立刻便被她那发自内心的亲切溶化了。大娘踮着一双小脚，忙着烧水做饭、扫炕，很利索。她说：“你就是俺闺女，俺就缺个闺女。”说完就笑。“什么都用不着怕，有俺呢。”她把烈属证端端正正地挂在墙上。言语中有一种自信和坚定。听老香说，大娘抗日战争中在妇救会是积极分子，也能认识几个字呢。
　　就这样，我在老香家住下了，和大娘睡在一条炕上。
　　那一夜，我睡得特别踏实，特别香。
　　何庄子只有两个人初中毕业，一个是老香，在生产队当会计；一个是小学老师。也许是表示尊敬吧，乡亲们都叫我大学生。无论跟壮劳力去玉米地耪地，还是跟妇女们去菜地间苗，或是去苇地割苇子，我干得慢，总会有人在旁边指点。姑娘们干活大都戴着草帽，时不时地往帽子上插一枝野花，笑起来，爱捂着嘴，声音像水花打在银铃上。媳妇们时不时地抱起孩子喂奶，她们夸张的动作和大胆的玩笑，还真让人脸上发烧。
　　我喜欢跟着大娘去推碾子磨面，喜欢跟着何老汉到淀里下网捞鱼、放鸭子。淀水太清，虾鱼不多，但每次都有收获。一时间我几乎忘记了世间的烦恼。
　　编苇席是水乡里挣钱的营生，一领席最多能卖8角钱，五六岁的孩子都会编。老香手把手地教我编席，我学会了。
　　有一天，跟着大娘去队部交席，大娘说桂儿的席一向是头等。那个叫桂儿的姑娘，黑黑的两弯眉毛，给我的印象很深。她站在远处，远远地望着我。头上的草帽，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哦，这帽子在枣树棵子后面晃动过。闹了半天，桂儿是老香未过门的媳妇呀。她早就在我身后暗暗地观察我了。
　　桂儿的误会是多余的，但我怎么解释呢？这时队部的大喇叭里传来公社广播站的声音，中央号召学生进行步行串联，我突然想念北京，想念妹妹和弟弟了。
　　第二天清晨，睡梦中听见何老汉的声音：“他娘，老香不要桂儿，把闺女说给老香行不？”
　　“啥？闺女正在难处，人家心思高着呢。”
　　我心中一激灵，立刻醒了：我还能住下去吗？
　　听说我要走，大娘说什么也要包顿饺子，她到村里找肉去了。我把10元钱压在老柜上的掸瓶下，然后收拾带来的行李。何老汉走过来，从我的包里拿出父亲的皮大衣，我不解地看着他。
　　老香说：“爹，大热天，别抖落了。”
　　何老汉嘿嘿一笑：“闺女，你看看，我穿上正合适，是吧？”
　　老香说：“爹，你这是干吗呀？……”
　　我蓦地从何老汉的眼神里读懂了什么，我感到非常失望。我突然明白，确实不能再住下去了。哪里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平安、幸福、温馨的家呢？就像来时的突然决定一样，我一会儿也呆不下去了，决定立刻就走。
　　回到北京以后，我将妹妹和弟弟送到父母过去的一位堡垒户家，就踏上了步行串联的征途。
　　我弄不清自己是新的追求，还是再次逃避？

　　本文选自《烙印》，林贤治主编，花城出版社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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