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肖平：罪证

┃Personal History

罪证

© 孙肖平／文

　　军代表和工宣队领着我们去郊区罗店村参观学习贫下中农是如何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跳忠字舞，一日三餐饭菜上桌后不能吃，全家老少一起肃立向伟大领袖请示，也就是先背诵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再齐声高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有时还要加上本地区一把手，祝某某同志精神愉快，永远愉快！）然后才能坐下动筷子，这些活动和城里人没有两样。所不同的是全村每一条街上都贴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标准像，为了防止风吹雨打，专门做了小棚子。每一家墙壁上，屋顶上都挂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像章的颜色五彩缤纷，形状各异，最小的有衬衣钮扣一样小，最大的则有锅盖那样大。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全村男女老小，帽子、头巾和胸前也挂满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那一天晴空万里烈日当头，所以我们还没进村就在远处看见一片片耀眼的火光。这些像章全是铜质，价钱也就昂贵些，但一天在嘴上念十八遍“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贫苦农民，宁肯（大队书记介绍经验时使用的是“宁肯”这个词）饿着肚子也要把钱省下来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像章。大队书记还说，有一位三代贫农老大爷把两个月的口粮卖了请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金光闪闪的像章，揭不开锅了，他就四处要饭。还有一个年轻人为了去北京拜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竟把他老人家的像章挂在胸前肌肉上，一任鲜血横流。参观结束后，军、工宣队向我们训话，等我们返回写出以实际行动向光荣的贫下中农学习的保证书，已是深夜十二点了。次日不等天亮，我们文战系统（省文联、文化局、广播局都已砸烂，合并为“省文艺战线”）的革命群众纷纷去新华书店排队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和像章。其实我们哪一家没有几张伟大领袖的宝像，没有一把又一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但要把省城每一条大街都贴满，把自己家中墙上、屋顶挂满，还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当然要花一些钱财，而且也够累的，可心里倒是挺高兴的，因为打入另册的“牛鬼蛇神”是没有资格亲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在我感到安慰和高兴时，晴天一声霹雳，大祸临头了。
　　我家和许多人家一样，在卧室兼餐厅兼客厅的房间里布置了一座“忠心台”，台上有一座半尺高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和雄文四卷，还有一摞烫金的“毛主席语录”。“忠心台”每天必须打扫得一不染。而我们的房子又特别不容易打扫干净。一是紧靠尘土飞扬的马路，二是附近有一家黑烟滚滚的铸铁厂，如果不整天将门窗关死，不但房间里脏得一塌胡涂，就是鼻孔也是黑的，可是，要天天都关着门窗，室内太潮湿，衣服发霉，就是床底下也会长出小蘑菇，我那阵阵作痛的风湿性关节炎将更加厉害。不过说实话，这一切的一切倒无足轻重，要紧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一返潮不但要变色变形，落上去的灰尘也很难擦干净。因此，保持室内清洁成了我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最最头痛的是清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雪白的石膏像非常容易脏，我特地买了三条新毛巾。擦伟大领袖石膏像时精神紧张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又好像工兵在起定时炸弹，越是紧张越是他妈的出事，可能是忘记开窗通空气，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石膏像鼻梁和颧骨上的黑灰越擦越黑。我想，要是被外人看到，说这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那还得了！顿时吓得两手发抖，出了一身冷汗。正在考虑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难题，对面邻居吴美玲突然走进来。她一进屋就抬头指着挂在梁头上的毛主席像章问：“这样大的毛主席像章那儿能请到？”我以闪电般的速度将毛主席的石膏像藏到怀中，说：“你先坐下，我给你泡一杯茶。”我把石膏像放到厨房米袋里，才给客人泡茶。我拼命镇静精神，可端茶杯的手还是一个劲地抖。因为坐在我家里的这一位客人是文战著名的检举、揭发专家，文革前她是小有成就的版画家，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文革开始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大字报写得最多，批斗大会发言火力最猛。她有一个大本子，过去是画素描的，不论什么会，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头画她的素描。现在这个大本子一张素描也不画了，专门记录别人的言论和行动。所以她在批斗大会上的发言内容具体，有时间，有地点，被军、工宣队称为前沿阵地上的“喀秋莎”。所以大家一见她来就赶紧躲开。我也是尽量离她远点。再说，我们的观点也不同，她是“夺权好极了！”的“好派”，而我是“夺权好个屁！”的“屁派”。我的妈，如果事情在她面前败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老天保佑，“喀秋莎”进我家竟没有带大本子，也没发现我有什么异样，只是抬着头一个劲地说挂在我家的那枚特大的毛主席像章如何如何好。我想让她快些离开我家，就狠了狠心，把那一枚大像章送给了她。她走后，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才慢慢落地了。我马不停蹄地去新华书店打听，石膏像脏了用什么办法擦干净？得到回答后急忙回家。这个星期轮到上小学的儿子做饭，等我一进门他手里捧着毛主席的石膏像，神情十分紧张地问：“爸爸，是谁把毛主席的石膏像放在米袋里，弄得这样脏？要是在学校里准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说不是故意弄脏的，一会儿爸爸擦干净就是了。不过，我再三叮嘱儿子，对谁也不要提这件事。我这一说，儿子倒是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他那有些怀疑的目光，叫我的心猛一颤。因为孩子的处境也不妙。他已到了参加红小兵的年龄，因为有人贴大字报说我是丁玲文艺黑线的干将，孩子一连写了三次申请都没有被批准。但孩子课好，在给阿尔巴尼亚友人表演射击赛时他百发百中，给学校争光。老师想让孩子加入红小兵，可孩子又偏偏出了差错，在游行时，把“打倒朗诺集团”喊成“打倒西哈努克”。所以一次又一次检讨就是过不了关。工宣队说了，只有深刻检讨，还要积极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才能证明是真正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孩子会不会在沉重的压力下把这件事兜出去？这样一想我就失眠了。我先做孩子的思想工作，反复说明的确没人故意把毛主席的宝像弄脏。如果这件事让不怀好心的人知道了，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爸爸就要被关起来，那时，你和弟弟、妈妈可怎么能活？孩子向我做了保证，我才有些放心。
　　人一遇到惊慌就容易犯晕，原先我只想到把弄脏了的石膏像擦干净，没想到“忠心台”上缺一尊毛主席的石膏像，要有人来一眼就能看出问题。于是我跑步上街请一尊新的敬放在原处。至于别人说用洗涤净可以擦掉石膏像上的脏，我不敢领教。石膏遇到液体不会化吗？那么弄脏了的石膏像怎么处理？急得我团团转。我先把老人家藏在床下，觉得不保险，又藏到大衣橱内，包一层白纸，塞到皮鞋盒里一想，皮鞋盒不妥，又用毛衣裹住。我悄悄地行动，连老伴也不告诉，因为她出身不好，免得给她惹麻烦。
　　在那失眠之夜，幕幕惨景不断在眼前闪现：文工团长老陈，十二岁参加新四军，是身经百战的英雄，他曾用刺刀捅死过八个日本鬼子，刺刀弯了还捅，鬼子的肠子都拖出来了。他性格开朗，说话幽默，在学习会上说，“焦裕禄”这个名字最好记，把主席的语录烧焦就是“焦裕禄”。他这一幽默不要紧，当场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省立医院王大夫，父亲是国民党县长，他用药灭蟑螂时不小心把猫毒死了。因为“猫”和“毛”是谐音，也被说成阶级报复，游街示众后，关进大牢。但他是儿科专家，多少病危的小孩等他救命，他有力无处使，无奈，装成疯狗病，别人吐了痰，他趴在地上用舌头舔，关他的人信以为真，这才放他回医院。最叫人可怕的是连大院里五岁的孩子二宝也要追查。二宝妈妈每天都教育二宝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握着二宝的小手一笔一画地写“毛主席万岁！”。二宝看大人在墙上写标语，也学着写。一天，二宝在自家门口墙上用粉笔头写了“毛主席万岁！”他不知道别的孩子事先在这儿用粉笔打了一个“×”是不能再写“毛主席万岁”的。工宣队发现“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上打了“×”，就断定这是阶级敌人写的反标。当追查出这是老右派之子何二宝所写时，全大院紧急集合，孩子批斗二宝，大人批斗二宝爸爸。二宝奶奶吓得喝了一瓶敌敌畏，要不是抢救及时，老人就一命归天了。
　　我越是想这些可怕的事就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就想得越多。忽然想起昨天傍晚，“喀秋莎”和杨小光在一起有些神秘地议论着什么，见我走来就躲开了。杨小光是办公室秘书，因为她掌握着大家的档案，又是造反派，所以谁有历史问题，谁犯过错误，总之，羞于见人的事，她都了如指掌。除此之外，她还长着好像谁都欠她几百块钱似的一张铁门脸，一见她还没说话就先怕她三分。“喀秋莎”是不是向“铁门脸”调查我的情况？而我的档案里的确有问题的。那是1958年，报上说一亩麦地能收三万斤，可1960年我在河南、安徽农村看到大批农民被饿死。我曾在反右倾运动中说过，这种吹牛皮造成大批饿死人的惨景，要是叫毛老头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为此我被批判了整整四十天，一是说我反三面红旗，二是说我狗胆包天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贬低成“毛老头”。1962年组织上给我平了反，但却留下“对毛主席极为不尊”的一条大尾巴。如果“喀秋莎”发现了毛主席石膏像的事，那么我仇恨毛主席的罪行就是早有前科，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如此一想我就呼一下从床上坐起来，想把弄脏了的毛主席石膏像粉碎冲到马桶里。可我们使用的是公厕，我怕公厕里有人，先去侦察一下，那里果然有人，是二宝他爸，他说写交待写到半夜，肚子饿得咕咕叫，喝了一碗凉稀饭就拉起肚子来了。我想，一会儿他还要来，很不安全，况且他又是批斗对象，工、军宣队一个劲叫他检举别人立功赎罪。另外我又想，我要是把石膏像砸碎肯定会有声音的，半夜里邻居“喀秋莎”听到怎么办？我灵机一动，决定到护城河堤上动手。那儿树林参天，比较背静。我把石膏像和小铁锤揣在怀里正准备出门，忽然想到天还不亮，要是在大门口碰到什么人可就不好办了。我不敢出门，暂且坐下再好好想一想。啊，不行，就是不碰到人也未必安全，关键是那位“喀秋莎”是否看出什么破绽？如果她对我已经注意了，我即使妙计多端，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也难逃她的手心。果然，日一大早，她一面喊，一面咚咚地敲门。我想，她身后定有手持棍棒，杀气腾腾的抄家队伍，不由脑袋“轰”地一声响，两腿软得几乎站不住了，我慌慌张张把石膏像用毛选和毛主席语录遮严，再从门缝里往外看看，原来就她一人。进来后才知道她为感谢我送她那枚特大的毛主席像章，专门来我家送一枚样式新颖的毛主席像章。虽然我对她的行动有一定的怀疑，但人家给自己送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章还是友好的表现，于是精神就不那么紧张了。可她看了一眼“忠心台”，皱皱眉头问：“你请了一尊新的毛主席石膏像？”我假装没有听到，接着刚才夸她的毛主席像章实在太好了的话，不停地奉顺她，到底是艺术家眼光高人一等。听到她儿子叫她回家吃早饭，她就告辞了。她的问话说明她已经注意到了石膏像的问题，这使我又陷人极度的恐慌之中了。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我们文战系统集中到郊区农机学校，运动重点是深挖阶级敌人，实际上是整不听话的“造反派”，有些个人野心家，咬起人来像疯狗，咬红了眼竟敢咬主子，什么江青秘史，军代表搞女演员，女工宣队勾搭某男“反动学术权威”。就像日本鬼子占领淮南煤矿时，在万人坑猛吃中国人的洋狗，吃红了眼把站岗的日本兵也咬死吃掉了一样，当然没有好下场。我们原机关一共九十人，运动一开始就揪出的所谓走资派、叛徒、历史反革命，加上深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超过机关人员的半数。剩下的所谓革命群众只有三十多人。我暂时还在这三十多人当中。我说暂时是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再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扩大战果。我们睡在教室地铺上，紧挨我的是一位手持木棒的专政队员，他老兄文革前因水平太低吃不开，加上以农村老家生活困难为名月月要补助，实际上买手表做料子衣服，败露后一直抬不起头来。现在却成了军工宣队的心腹，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枕头底下垫着一摞白布上写着“反革命”黑字的袖章，挖出一个新反革命，他就发一个这样的袖章。我断定他枕头底下有我的一份，脸不敢对着他睡。他每每掀枕头时，我就紧张得浑身颤抖。索性给我带上，那也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了，反正阶级敌人已成为大多数，再说我所崇敬的人几乎都早已戴上黑袖章了，我算老几？就是说进又不让你进，不进又随时让你进的味道实在难熬。我日日夜夜所耽心的当然还是那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虽说集中前我悄悄把像砸碎，埋在护城河堤树林中了，可砸得不太碎，如果有人发现，会不会想怎么这儿单单埋着一堆石膏碴？要是他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特别紧，像人们把碎纸片拼起来找什么字也把一块块碎石膏拼起来，我的娘，那还了得。当然，查到我头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工人不生产，学生不上课，战士不练武，作家不写书，干部不上班，全民动手撒下天罗地网，深挖反革命，在劫者插翅难逃。即使查不到我，日日夜夜悬在我头上的那把利剑，也会把我逼疯，最终会在无法忍受精神折磨的情况下自首。不过自己真坦白了，那也跳进黄河洗不清的，谁会相信你是无意的？何况你已有前科。还是找机会去护城河堤把那大块的石膏再砸砸碎，然后像撒骨灰似的撒在河里。当我想到在这里使用了“骨灰”两字时，不禁猛地一惊：“我的妈呀！”同时责怪自己太笨，为什么当初不用这个省力又安全的办法？！
　　石膏像的事如同恶魔一样紧紧地缠在我身上一看到白色就联想到石膏，一看到石膏像就发呆，一天我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东北电影厂门口那座两层楼高的毛主席石膏像，心想这么大的石膏像要是弄脏了可怎么办？像我那样砸碎埋掉谈何容易！唉，别人的事不用你管，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正在寻找借口想向军工宣队请假，有人把我叫去谈话，猜想是让我为外调的人写什么证明材料，没想到他突然问：“请你把石膏像的事交待一下。”说完，他指指墙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虽然他使用非常客气的“请”字，可我就像听到枪毙我的枪声，“轰！”一声灵魂出壳了，只觉得整个身体腾空而起，不断向无尽的云端飞去。这种死去的感觉曾有过一次，那是儿时，神出鬼没的八路军把我们村头的炮楼炸掉后立刻无影无踪，赶来援助的鬼子却把我这个在路边拾柴的孩子捉住，叫我说出八路藏在那儿，我摇头不语，他就逼我跪下，冰凉的三八大盖枪口顶住我的脑袋，哗啦上了子弹。那上子弹的“哗啦”声也让我顿时灵魂出壳，身体一个劲儿向天上飞。
　　我不知怎样回答问话人才好，只是“我，我”地应付着。我想可能是 “喀秋莎”检举了我，仅一人做证也定不了我的案，顶住，打死都不能承认。说也奇怪，提问了两次就放下我不管了。原来他们也是诈一诈。工宣队管检举揭发材料的刘师傅和我关系不错，他刚进驻时因为爱人生病悄悄向我借过五十块钱，那时我的工资还不到百元，他知道五十元的份量。后来又向我借过粮票。他没有能力还我就偶而递给我一点小道消息。他告诉我，是我在梦中哭着说了一句“我没有砸坏毛主席的石膏像呀。”他安慰我说不要紧的。既然不再追问石膏像的事，证明“喀秋莎”没有检举我，或许她压根儿没有发现什么。再瞧瞧邻铺枕头底下那一摞反革命袖章，也没有以前那样害怕了。这天夜里我睡了一个好觉。看样子深挖这一关我是可以逃过去的了。谁知大祸又从天而降。上级决定文战要拉到一百多里外的山区搞运动。背着沉重的行李，头一天就步行八十里。傍晚休息时发现脚上起了几个水泡。过去行军时脚上起了泡，热水泡泡，用针挑开没事。我向老乡讨了半盆热水，泡过后找不到可以挑泡的东西，顺手摘下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用像章上的别针挑起了泡。因为太累，脑子晕晕的。正挑着，新来的军代表闯了进来，他惊讶地叫了声“你不想活了！”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下何等重大的罪行。我立即向军代表跪下，哭着乞求：我上有老，下有小，您救我一命吧，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发誓，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没等我说完，他弯腰把我拉起。万万没想到这位新来的军代表，向门外扫了一眼轻轻地说：“算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流着泪水说了些无限感激的话，他摆摆手让我不要再说下去。如果看到我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章上的别针挑臭脚丫子的不是这位新来的军代表，我还能活到今天吗？！不幸的是他不小心用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像的报纸包吃剩下的油条，弄得满脸都是油泥，更为严重的是老鼠偷吃油条时又将鼻子咬烂。为此他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听说押回部队每天批斗，他受不了这无端的折磨自杀了。

　　本文选自《记忆》第3辑，林贤治，章德宁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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