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西来：往事如烟

┃Personal History

往事如烟

© 何西来／口述
© 贺黎／采写

　　我1958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当了一年助教。1959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班”，学了4年。1963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然后下去搞“四清”。最后一次从江西丰城搞“四清”回来，老所长何其芳已被打倒了。从1963年到1976年，整整13年，我没写过文章。倒是写了不少大字报，还写检讨。知识分子不断挨整，是逃不掉检讨的。我的检讨写得洋洋洒洒，诚恳而又熟练。当时就有人建议我到上海摆摊儿，一块招牌：代写各种检讨。这一辈子写的各种检讨加起来绝对比我的著作字数要多。我们所下干校的事说来话长。
　　1968年工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学部当时2000多人。文学所103人。不算工人，光是部队就进驻了一个建制营，66军的。然后各所成立了“大联委”。
　　1969年11月15日，学部“五七干校”首批人马出发去河南罗山。文学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我们文学所是第五连，我是副连长，管生产，管干活，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工军宣队随同下去，后来工宣队撤了。我们学的是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我当时丝毫没有怀疑干校的正确性。
　　文学所知名的俞平伯、钱锺书、何其芳等都下去了。俞平伯还带着他的夫人“大表姐”。俞平伯有一段日记是这样写的：“上午发言。到所里来，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结束。下午回家。15日2时30分，携妻离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我想，俞平伯老先生写“离老君堂寓”这几个字时，肯定是很有感触的。老君堂是俞家祖寓。俞家最有学问的人物是俞樾，他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俞平伯之母曾说，“到平儿，俞家五代书香。”就是从俞樾算起的。老君堂分正院、偏院。有几十间房子。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书房。文革以前，逢休息日，他常请朋友到西院唱昆曲。文革中，他从正院被赶出，住进矮小的书房。那年五六月，老君堂院中的马樱花绽开粉红的花朵。这种花又叫合欢花。这时，俞老从偏院的墙头，看到马樱花开，便写了《七绝》一首：

　　先人书室我移家，
　　憔悴新来改鬓华。
　　屋角斜晖应似旧，
　　隔墙犹见马樱花。

　　这首诗后来在牛棚难友中传阅时被发现，把他斗得够呛。说他记了“反革命变天账”。
　　写一首诗就是“变天账”。诗书对于知识分子似乎都成了致祸之累。下干校前，很多人觉得没指望了，把书都卖了。离开自己的书，是很痛苦的。那时我爱人在陕西，单身一人在北京。原想带她一块儿下去安家落户，但她们工厂不同意，说工人阶级不下五七干校。我有两架书，来之不易，舍不得卖，把书存在亲戚家了。那时卖书，小本八分一斤，大本一毛五分一斤，报纸三毛一斤，外文精装书还不要，得撕了皮才行。也有不乏远见的聪明人买书，几块钱就能买一套《资治通鉴》。
　　下干校时，我们先到河南信阳地区罗山县落脚，那地方原来是劳改农场。我们就住在劳改犯住过的房子里，打地铺。11月中旬，天已经很冷，又补种了一些麦子。
　　何其芳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用品是一个大白茶缸。从刷牙喝水到吃饭，他都用这个大白缸子。信阳出水稻，有水塘养鱼，食堂有时也买鱼吃。一次，给大家改善伙食，每人一份连鱼带汤的烧鲢鱼。何其芳仍然用他的大白缸子装了一份。吃着吃着，越吃味道越不对。吃到最后，发现下面有一块香皂！这成了何其芳有名的故事。我也有个故事。因为罗山水塘多，大家经常到水塘边洗脸洗脚洗衣服。有一次我去一个原是粪坑的池子里洗过东西，于是文学所调皮的“校友”用何其芳的故事和我的故事编了一副对联，来取笑我。

　　何其芳牙缸吃肥皂越吃越香
　　何老别粪坑洗屁股愈洗愈臭

　　没有横批。我自己可以加一个：香臭不分。“老别”也有典故。文革中，造反派写我的大字报说，“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云云。所里有个蒙古族同志，叫仁钦·道尔基，他的汉语不太标准，说这句话时结结巴巴：“我们有，有个别、别、别有用心的人……”于是有人叫我“何别别”或“何老别”。
　　刚下去时，钱锺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管锥编》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踏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里头加热，外头加冷。还有人不自觉，去打热水洗脸洗脚，这种时候两位老人就会用充满“忿恨”的眼光盯着这些人！
　　我们驻地在离罗山县城10多里地的地方，只呆了几个月时间，又从罗山搬到息县东岳公社。在那里划了1万多亩地。学部各所都去了，集中在一起。我们先到东岳，五连把俞平伯夫妇暂时放在包信集。包信集连着息县通往新蔡的公路。公路穿街而过，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方便一点吧。
　　到了东岳，一方面建校。盖房，种地，烧砖、打坯，劳动强度大，一方面清查“五一六”。学习、审查不断。那时钱锺书管收发。我们写了大字报，还拿去让钱先生抄。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报稿，说，你这个不通啊！你这里逻辑上有错误。他指出我的逻辑之错，我当下就接受了，改了。盖房要脱土坯，每块土坯30～40斤重，用锹把泥甩进坯模，女同志拿板条抹光然后晒干。你说我们这样的人哪会盖房？盖的房哪会不漏？一到下雨，房子里都拉起塑料布，五颜六色的。
　　那里地特别多，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片一片地里，一个个空荡荡的水围子。所谓水围子，就是每户人家在小院外，挖一条围沟，像护城河似的。水围子里，一般养些鸭子，种水浮莲，给猪做饲料。水围子外是田，水围子里也是田。房子早已塌倒或翻掉了。有的地方连废墟都没有，是平地。辽阔无边的平地。我们就在残存的水围子里搞猪圈。以为水围子可以挡住猪。何其芳和另一个同志在水围子里养猪。但殊不知猪会游泳，常常半夜猪就跑了。何其芳就打着手电找猪，追猪。有时下雨，他和那个同志穿着雨衣雨鞋满地找。他写了《养猪三字经》，说是“猪忧亦忧，猪喜亦喜”。这句话成了何其芳干校养猪的座右铭，很有名。可见，他的确是虔诚地下去改造自己的。
　　不多久，俞平伯跟他的夫人一起又搬来东岳，住在老乡家。老乡的房子很破，屋子里也很简陋。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因为我们盖的那种房子，没有椽子，只有檩条。就用麻绳捆住秫秸杆，捆成又粗又长一条一条的秫秸把子，搭在檩条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别的东西，做为支撑。
　　俞平伯搓麻绳，可说是一丝不苟。他跟何其芳一样，虔诚地劳动，虔诚地改造。他对自己的“搓麻”工作，有抒情诗为证：

　　脱离劳动逾三世，
　　回到农村学绩麻。
　　鹅鸭池边新绿绕，
　　依稀风景顶还家。

　　另外，他还有一首《邻娃问字》：

　　当年漫说屠龙计，
　　讹谬流传逝水同。
　　惭愧邻娃来问字，
　　可留些子忆贫农。

　　“屠龙”为典故。指学的本事没用。说是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本事，都如讹谬一样过去了。
　　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识还是明显存在的。他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文革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写在花笺上的一首诗给我看了。是在“十竹斋”花笺上写的。我记得其中三句：

　　炙背夕阳面壁居，
　　……
　　毛公指点分明甚，
　　悔不当初细读书。

　　50年代批判了他。60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毛公指点”句和“漫说屠龙”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这首诗他的遗诗集《俞平伯旧体诗集》未收。
　　俞平伯在东岳住在水塘边，那个水塘很脏，不是清水，水泛黄绿色，很深。洗衣、洗菜，臭哄哄的。池塘边，有几棵苦楝树，春天开一种淡蓝色的小花。淡蓝色在春天，在破草房子和臭水塘边，十分夺目，当是宜人的春色了。俞平伯又来了诗兴，写了《楝花二首》：

　　一

　　天气清和四月中，
　　门前吹到楝花风。
　　南来初识亭亭树，
　　淡紫英繁小叶浓。

　　二

　　此树婆娑近浅塘，
　　花开花落似丁香。
　　绿荫庭院休回首，
　　应许它乡胜故乡。

　　故乡还是他在北京的家。到后来，干校实在没什么可做的，就让俞平伯夫妇先回了北京。他们已是60岁近70岁的老人了。在干校一年多，不容易。
　　这就是当年的俞平伯。
　　也许，东岳镇上像这样斯文儒雅的老头儿不少，于是一首童谣流传甚广，在穷乡僻壤，是最高的“黑色幽默”：

　　高级点心高级糖，
　　高级老头儿蹲茅房。

　　有一位三四十年代就到了延安的老同志，女儿患了精神病。军宣队不批准走，却让她来连里请假。那时军宣队统管一切，说不同意便无法办了。她来找过我请假，我说，上边说了不行，我不能批啊。为此她一定还恨我。
　　其实我也一样惨。我爱人在陕西第二印染厂，工作劳累，身体虚弱，心动过速，常常昏倒在车间。有一次她抱着病了的女儿上医院，昏倒在大马路上，让行人救起，送回家。厂里发来了电报，要我立即回去。但军宣队说我是干部，要带头，不准我的假。我绝食两天，才给了我四天假，路上来回三天，我在家只呆了一天，算是见了她一面。她心脏不好，又有关节炎，三班倒。第二天我走的时候，她哭了。从西安到郑州到信阳到东岳，我眼前不断晃动的，都是她那满是泪痕的脸。
　　有一次，我们去挑化肥。我挑180斤的担子，从东岳到干校，好几里路，就这样挑着走着，突然失去知觉，眼一黑就倒地上了。醒来时，扁担还压在肩上。我有胃病。捂着肚子干活，整整3年。我们干校还有一个砖窑，自己脱坯烧砖。装砖坯上窑，推车上窑顶坡度大，活累不说，灭火之后，窑还未全凉下来，烧的砖还是热的，就往外背。我扛360斤的黄豆袋，四个人抬到我肩上，走跳板上粮仓，倒进去再下来扛。我的月粮食定量是66斤，平均每天两斤多。五连有人诙谐地说：“到底是毛驴儿劲大，还是何老别劲大？”
　　1971年初，干校搬到明港军营。专搞清查“五一六”的运动，盖的房子、仓库都交给公社了。到明港已没有生产任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军营，连长指导员们住一间小房，就是连部。算是宽敞的。大部分“五七战士”和一些带家属的都住大营房，用苇席隔开。单身汉集体住，地盘大一点。一家一户的，各自隔开。那里吵架说话解手什么的，都听得见，没有任何隐私。文学所的余冠英余先生，是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诗经》《三曹诗选》《乐府诗选》的选注者，全家也住这样的房子。一天晚上他似乎老听见摇扇子的声音，就骂他老伴，“天没这么热，干嘛老摇扇子？”他一骂，就没动静了。过一会，摇扇似的声音又响起来。原来是床板在噗嗒噗嗒响，是来探亲的。仅一席之隔，无法消声。余先生便戏称：“海豹！海豹！”
　　那时过的几乎是禁欲式的生活。但人的七情六欲是无法监禁的。有的单身男女不愿禁欲。外面高粱地，也是一个幽会点。
　　1971年“913事件”之后，我对整个文革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以前我从没有想到上面还会犯错误。一有什么，我总想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林彪此人高调唱得最厉害，又是副统帅，上了党章。他一出问题，引起大家的思考。
　　我们五连100多人，打了20多个“反革命五一六”。我说根本不可能。对此我是不赞成的，跟军宣队有很大分歧。而且把这些人也弄得很可怜。所以我尽量缓冲。清查“五一六”时兴办学习班。而有的人在里面也乱咬，使保护他的人都受到怀疑。后来就有人怀疑我是“二套班子”。要你去清查别人，还有一些人秘密地在清查你。因为我认为，没有那么多反革命，最多有一两个。就有人说我在“五一六”问题上搞“一风吹”，想整我。我说，20多人的交待，没有一个人的两次交待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说的同一件事是一样的，能对得上吗？他们秘密调查我，连我的家乡都去了，但始终没有公开，真所谓：“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
　　林彪事件之后，清查运动没了劲，大家逍遥起来，下稻田钓鱼，用蚯蚓做钓饵，穿在自制的钓钩上，鳝鱼贪嘴，咬住就不放，好钓得很，我们半天能抓一桶。回来拎住鱼尾巴，使劲往地上一摔，
　　死了，就开剥。到了后期，又一天到晚尽做煤油炉子，营房里敲得叮当叮当，像作坊一样。那做法是先在废罐头盒上打眼，大小两个罐头盒一套，穿上棉纱线，就可以做土煤油炉了烧煮东西，改善生活。
　　干校生活很单调，只准读《毛选》和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报纸文件。《红楼梦》都不让看。军宣队说《红楼梦》是黄色小说。钱锺书带了几本比砖头还厚的外文辞典，一有工夫就看。辞典是工具书，看辞典不会犯哪一条禁令。
　　本来陈伯达要学部干校“就地解散”，因此，留在北京的房子都被宣传队和别的单位占了。后来还是周总理说了话。他说，把这么些人组织在一起不容易，就地解散好办，但重组这样的单位，再招集到一起，就难了，还是回来吧。于是1972年7月，学部干校终于停办，全体回到北京。
　　往事如烟，又不完全如烟。干校问题，连同过去几十年来整个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从理论到实践，都该做一些认真的反思，否则就是白受了那么多苦。文革之后的一大进步，就是人们，也包括几代知识分子在内，变得不那么盲从了，有了一点独立的人格。这正是希望之所在。

　　本文选自《无罪流放》，贺黎、杨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后经修改收入《落日心犹壮》，何西来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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