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齐：我的串联生活.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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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串联生活
下篇

© 刘齐／文

　　第二天，人们早早起床，不料得到新的通知，上级临时决定，我们这一片的串联学生，今天不参加接见。什么时候接见，另行通知，大家自行安排活动，但是不要去长安街和天安门，那边有重要安排。
　　什么意思啊这是？小将滚热的心忽悠一下，转为冰冷。说得好好的今天接见，突然改了不说，还不让往长安街那边去，那边有啥安排？来外宾了？现在这个时候，来啥外宾？啥外宾能有接见重要？坏了坏了，一定是主席又上天安门了。红卫兵太多，顾不过来，把我们这边刷掉了。当初就不该来这个破学校，多偏僻啊，那天明明有车去东城区，偏不让我们上，我们也听话，不让上就不上，想想肠子都悔出花了。
　　越议论人们越沮丧，还没地方提意见。阳光斜射进来，我们那面西墙，被安徽人擦得深一块，浅一块，越发让人不爽。王延安虎着脸，不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在分校吃过早饭，去本校找刘宁和刘维莎打探消息。
　　一见面，刘宁就告诉我们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中央可能有决定，今后不搞大串联了。
　　她跟李排长处得挺好，但也搞不清楚，为啥我们这么背运。
　　为了防止血缘关系外露，四人小组没在本校久留，出了校门，溜达到大野地里交换情况。小雪节气已过，天没下雪，却降了温，冷风嗖嗖，吹得枯叶和尘土在垄沟里乱飞，身上感觉特别冷。
　　说起昨晚的寝室大战，哥俩暖起来，你一句我一句，补充细节，评价战果。
　　刘宁说，打得好，这种外强中干、欺软怕硬的人，就得对他狠点，但以后别再打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刘宁当姐姐，责任重，考虑多，我妈嘴边那句话，此时也从她嘴里冒出来：千万别再出事，千万千万。
　　见我哥手背粗糙，几乎生皴，我姐掏出蛤蜊油，打开盖，剜了一点，要给我哥抹。我哥拒绝，说女的才抹。我姐抓住他的手，边抹边说，蛤蜊油不是雪花膏，没有香味。
　　抹完了，她也讲了一件事，好事：刘维莎得了一条蓝布新棉裤，是国库拨给串联学生的，分文不取，也不用交布票棉花票。
　　分校住的是男生，没份儿。本校住的女生，指标也不多。我姐她们住的那个教室，二十几个人才摊上一条。李排长让大家发言，谁的理由充分棉裤给谁。多数人都带足了衣服，发扬风格，表态不要，只有我姐和一个湖北女生争。我姐有私心，但她不是给自己，是给妹妹争。维莎进京，是临时获准，走得急，只穿了一条毛裤一条外裤，风一打就透。
　　那个竞争的湖北女生，据我姐形容，个子矮矮的，小鼻子小脸，我姐和维莎管她叫小武汉。小武汉抢先发言说：你们东北冰天雪地，冻惯了，不怕冷，用不着棉裤。
　　我姐的发言有高度：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东北比武汉高出十几个纬度，属于高寒地区，国家因此提供暖气设备。与此相反，南方冬季不用安暖气，屋里屋外一个温度，反倒经冻，锻炼出来了。说得满屋子人都笑。
　　李排长说：这样吧，谁年龄小就把棉裤发给谁，大家说好不好啊？大家都说好，李排长就把棉裤给了维莎。棉裤刚巧是大号的，维莎穿了正合适。小武汉不乐意了，人们劝导她，幸亏你没要这个大棉裤，不然套在身上，没了腰，没了胸脯，都快没到脖子了，知道的说你是女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朝鲜老大爷。
　　分得棉裤，刘维莎一高兴，又将约定忘到脑后，张口就管我姐叫姐，而不是叫刘宁。没等我姐反应，马上意识到了，随即跟众人说，感谢大家，你们全是我姐。
　　李排长很满意，赞扬道：这个小同学讲得好，我们大家都是阶级兄弟、阶级姐妹。
　　当天过得很慢，天黑得很早，小将们心里没着没落，有点儿近乎绝望，难道我们就这样空手而归？回去怎么跟父老乡亲交代，就说我们看到毛主席的相片了？
　　说着说着，房门开了，李排长和小勇又来通知新消息：明天主席接见，对，就是明天。小勇，即是领导老三的那个小学生领袖。
　　鉴于第一天的大起大落，众小将担心耳朵听走了音，不敢振奋人心。这是真的吗？可别再来一次变动，让我们猫咬猪尿泡——空欢喜。
　　小勇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歇后语，扑哧笑出声。
　　这话是哪个同学说的？李排长不笑也不恼，这么比喻，可不恰当。
　　这话是我说的。我就是嘴欠，好汉做事不敢当，只好躲在暗处不吭声。
　　王延安瞧出苗头：这话是……
　　我哥立刻阻击：是啥是，别打岔。
　　王延安翻了一下白眼。
　　李排长无意深究：都早点儿休息，睡前烫烫脚，明天要走很远的路。
　　临出门，跟小勇说：那什么，还等什么？都发给大家呀。
　　小勇就冲门外喊：老三，完了没有？
　　完了完了，老三应声道，跨进门，一手拿一只剪子，一手攥一大把细麻绳。
　　小勇接过麻绳，走吧，没你什么事了。
　　老三低着头，退出门。
　　等等，李排长板起脸，回家别乱说，明天早点来，听见没有？
　　听见了，老三低声答，灰旧的背影一闪，消失在黑暗中。
　　小勇将麻绳发给众人，每一根麻绳都有一尺多长，每人两根，多要不给，不要不行。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路灯还没灭，我们到本校集合，列队出发。
　　上了大街，往东，朝着昨天禁行的长安街方向行走。太阳露出头，迎面照来，刘卫东的嘴唇上说不准是胡子还是绒毛，细细的，金黄金黄的。
　　队伍由军人带领，走着走着，不往东了，左拐，往北走。
　　怎么，不上天安门了？我小声嘀咕。
　　管他上哪儿，跟上，别掉队。刘卫东心中也没谱。
　　我们这一队，横排五六个人，竖排看不见头尾，一个跟一个，嘁嚓咵嚓地走。越走人越多，从各个街道汇入同一条路，一队跟一队，轰隆轰隆地走。
　　不知那时是硬件不足，还是不放心飞行员，哪一次接见好像都没有航拍。这种时候，如果派一架直升机，从空中往下看，场面一定恢宏得不得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说的是路，但罗马那个路不会动，北京的路会动，北京现在的这些路，满满当当，可沟可沿，都是“革命洪流”，洪流滚滚，路也跟着滚动起来。
　　长这么大，我还没走过这么远的路，走了两三个小时，还没走到，有点儿吃不消，书包带勒得肩膀生疼，脚上起了泡。想想刘维莎，估计也够呛，她跟着刘宁，走在女生队伍里。
　　坚持，刘卫东给我打气，坚持就是胜利。实在累，你就数数，从一数到七，再从一数到七，一直数。
　　他把我的书包摘下，背在自己肩上，另一个肩背他的，两个书包带在胸前交叉，显得挺有军人“范儿”。可惜了我哥，这辈子怕是没资格参军了，不然肯定是个好兵，行军打仗，抢着帮战友背枪，看他胳膊粗，可能让他背炊事班的大锅。
　　为啥从一数到七？我问。
　　你傻呀刘齐，咱家几口人？
　　七口。
　　那不得了，我练哑铃，练够数了，还想多练几个，就这么数，一个七，再来一个七，咱家人，落下哪个都不行。
　　怕我还不明白，压低声又说，有时你数到六，没劲了，你就想，还剩一个是谁，好比是我爸，正遭罪呢，你救不救？这么一想就有劲儿了。
　　我们这一队，有人把昨晚发的细麻绳缠到鞋上，一脚缠一个，从鞋底横上来，紧紧捆住。这是一种预防措施，避免发生拥挤，把鞋挤掉。更多的人没捆，说是到地方再捆不迟，说学校想得周到，上几次接见，每次完事都要收走一车一车的鞋。某人同学的衣服挤丢了，别人告诉他，去中山公园找找。去了一看，好家伙，遗失的杂物堆成一座小山，鞋袜、衣帽、钢笔、钱包、手表，应有尽有，杂七杂八混在一起，哪儿还翻得出自己的东西，只好在管理人员指点下，胡乱拿一件走人。那小子也规矩，丢一件衣服拿一件衣服，你拿两件又能怎样？你拿走点儿别的，又能怎样？
　　我和我哥那天穿的衣服，应该跟天安门留影时一样，两个粗粗拉拉的半大小子，能穿出什么花样。我姐我妹什么装束，没印象了。我在海南岛写这篇稿，为了尽可能多地还原当年情境，特意微信她俩。刘宁退休多年，在加拿大照顾第三代，隔着太平洋说，那天她穿的是一件“深粉色带绒毛的外套，藏蓝色的裤子。没戴校徽，团徽也没戴”。
　　刘维莎在老家沈阳微信：“那天我穿的棉袄，袄罩是一件灯芯绒娃娃服，红黑格相间的花色，很漂亮。头上戴的红绒方头巾，下身是国库发的蓝棉裤，脚穿黑胶鞋。”
　　姐妹俩对服饰的回忆，让我惊叹不已，50年了，还记得这么清楚！
　　姐俩的说法，为四人小组的谨慎提供了新材料。刘维莎戴的是红头巾，没戴红领巾，怕的是暴露小学生身份。再说那一时期，红领巾在人们心中，已经不是“红旗的一角”，更不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烈士”也要重新审查，保不齐里边藏着叛徒。
　　刘宁没戴校徽，四人小组已归属23中，她的20中学名头再亮，也不便授人以柄。还有团徽，昔日戴在胸前，众人高看一眼，拿你当好青年。现在不行了，党内坏人层出不穷，团内又能好到哪里？谁说团是党的助手，什么助手，干坏事的助手？现在最光彩的是红卫兵袖章，你不戴袖章戴团徽，说明你不够格。非常时期，旧的东西不好使了，新的东西创造出来，统治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队伍走了很久，走到一个地方，命令就地坐下，通通坐下，吃自带的干粮。
　　前几次接见，听说伙食都不错，有发面包的，有发鸡蛋的，还有发香肠的。我们没这个福气，我们带的干粮和往日早餐一样，两个馒头外加水疙瘩。
　　可能前几次用力过猛，把国库里的好东西吃光了？一个人的嘴是一个小窟窿，几百万、几千万张嘴连在一起，那得多大一个窟窿？十个昆明湖怕也圈不住。整个地球都算上，哪个国家架得住这一通猛吃？当时人人吃得意气风发，没过多久，苦日子，更苦的日子，一个接一个找上门。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现在的说法。当时不说“混”，说“革命”，是革命就要付出代价，交“学费”。
　　为了方便携带，水疙瘩没切丝，每人一小块，齁咸齁咸。多年后一想起这一天，嘴里就泛出一股水疙瘩味。
　　吃完干粮，没有进一步的指示，我们仍然坐着不动。
　　早晨天还挺晴，这会儿是下午，云彩多起来，有点阴。
　　此地极为宽阔，来的人无边无沿，坐满地面，只留出长长一条空地。远远望去，无数个脑袋密匝匝的，毛茸茸的，像庄稼地，又像芦苇荡，那一条空地就在其间拐来拐去，神龙不见首尾。
　　过了一会儿，得到新的指示，我们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等待接见。
　　原来这个长条空地，是临时性的车道。
　　原来此次接见不用游行，我们不动，主席动，主席坐在车上，顺着临时车道，准确说是飞机跑道，检阅各路人马。
　　我们等待的地方，是西郊机场，1938年由日本人兴建。1949年共产党进北京，在这里，由毛泽东检阅刚进城的大部队。毛泽东穿着厚厚的带毛领子的军大衣，站在吉普车上，注视受阅部队，敬礼的那只手有点儿弯，没太伸直。这是当时照片上的样子。多年后把这一段拍成电影，请一个叫唐国强的演员演毛泽东，检阅到半道，突然钻出一个战士，站在跑道上，拦住吉普车，慷慨激昂说了一大段台词。演这个战士的演员叫刘烨，演完战士，又去演国民党军官。
　　为了言之有据，我用手机上的导航软件测量，该机场离什坊院地区有十多公里。到底十几公里，测不准，当年的路和现在的不一样，什坊院那个小学，在电子地图上也无从寻觅。
　　西郊机场是内部机场，专供军队和大领导使用。从我们接受检阅的那天算起，5年以后，到了1971年，跟林彪同归于尽的那架256号三叉戟专机，最先是从这里起飞，然后飞到山海关，然后一去不复返的。又过了5年，到了1976年，扣押“四人帮”那天，叶剑英元帅从玉泉山去中南海，途中，让他的警卫员特意关注，看看有什么异常现象的地方，也是西郊机场。
　　这些内部事尽管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仍然要过很久，要到我们逐渐变老的时候，才能一点一滴地得知。当时我们一门心思，只盼着毛主席早点到来。除此之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概不关心。我们不知道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想的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还要经历哪些动荡，品尝哪些辛酸，体味哪些甘甜。
　　我们比较渴，太渴了，学校没给带水，甚至早饭也没提供菜汤和稀粥，不是有关方面抠门，是为大家的膀胱着想，担心上厕所不方便。
　　虽是机场，印象中没看到一架飞机，看到的全是人。
　　红旗也不多，没法多，无数红卫兵长途跋涉，不可能人人都扛一面旗，累不说，关键是没那么多旗。因此到了地方，“红旗像大海洋”的场面就难以形成，形成了也不合适，挡眼睛，看不着主席。
　　好在人们早有准备，手臂一挥，造出另一种“海洋”，通红通红，也是红海洋。
　　该“海洋”的色彩构成，来源于一种60开本的小册子。
　　这种小册子当时中国印了十几亿本，没有一本不是红色封面，封底和书脊也是红色，拿在手中，左摇右摇，上摆下摆，都是红红一片。外国人称其为“小红书”，中性说法。我们尊重有加，称其为“红宝书”，全国人手一册，至少一册，出门都带着。只有一个人不用带，别人一见他，都向他摇“红宝书”。
　　这人叫毛主席，小红书叫《毛主席语录》。
　　当天，西郊机场来了不少军人，扎着皮带，背着水壶，肩并肩，腿盘腿，双手扶膝，端坐在第一排。大家为之一振，心里明白，这是来维持秩序的，威风凛凛、最高级别的维持。
　　被部队挡在身后的，不但有青少年，还有中年人。不但有教师和学生模样的，还有干部和工人模样的，乃至看不出职业模样的。如果仍管这些人叫小将，就属于脑子缺氧，看不出大串联的诱惑性、传染性、广泛性，以及各行各业的热情。说起来，没有哪个领域愿意小将一枝独秀，小将一动，百动千动，方方面面都动起来了。近年有一天，我在一家瓷器摊上，见过一个大瓷盘子，上面印着毛泽东和林彪某次接见的彩色画像，其说明文字很讲究，瓷器厂编不出来，一定抄的当时报道。该报道没像前几次那样，只说接见红卫兵小将，而是说接见“文化革命大军”。
　　这个大军中，有多少人属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好的和比较好的？又混杂了多少不到百分之五的其他人？说不好。但我敢说，这个文革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日后会加入中国的旅游大军、流动大军，他们凭借大串联的老底子，大声大嚷，大模大样，细声细气，轻手轻脚，走到天边都不怵。走完了中国，再走世界，也看红场，也看人妖，还看自由女神和柏林墙，看打工地点和投资项目，花的是自己的钱，赚了也归自己，公款行事的除外。
　　大军中的人，此时都在集体发声，背语录，唱歌，唱各种颂歌。多年后，这些歌被一些人称为“红歌”，还要时常唱起，一直唱到今天的歌厅、饭馆和大妈舞广场，唱得垂垂老矣的当年小将泪水涟涟、舞步缓缓。
　　李排长站在队伍前面，用男低音起歌，然后打着拍子，指挥什坊院这一拨人齐唱。文革前，我们班一个男生打拍子，两手白嫩，软了吧唧。李排长则是攥起两只拳头，在胸前交叉分合，挥来舞去，动作坚硬，怪怪的。大家轰的笑出声，李排长不笑，看不出表情，继续挥舞拳头。每曲终了，便用河南口音拉歌，本校同学来一个，大家呱唧呱唧，分校同学来一个，分校同学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
　　那天，我们等待的时间极其漫长，颂歌唱了一曲又一曲，嗓子都唱哑了，主席还没到。有一次，远远见到两个车，有人高叫：来了来了！大家呼啦啦站起来，马上又噼里啪啦坐下。这一片刚坐下，那一片又站起来，人山人海起伏波动，连绵不已。今天的球迷，动不动就在看台上折腾，说是效仿1986年世界杯的“墨西哥人浪”。有什么呀？我们这个“西郊机场人浪”，比老墨的早了20年！
　　来的不是主席，是巡查或联络的工作车辆。
　　再唱歌，再等待。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气场”。有人不同意此说，认为是一种迷信。我不怕迷信，我早都迷信过了。我觉得“气场”这个说法不错，挺能描述当天情形。当天，西郊机场大约聚集了上百万人，上百万个“气场”汇在一起，应是一个巨无霸形的超级大“气场”，众人齐心咳嗽一声，都会有山呼海啸的动静。
　　可是人再多，“气场”再大，也没有毛泽东一个人的“气场”大。别说一百万人的“气场”，全国几亿人的“气场”大不大？那也大不过主席一个人的。主席来到哪里，他的“气场”就罩到哪里。现在，就要罩到西郊机场了，人还未到，“气场”已经弥漫过来。
　　这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奇观，西方国家能造飞船和智能机器人，却无法造出这个气势。
　　人们翘首以待，焦急，激昂。突然又起了骚动，许多人站起来，这次不是张望领袖，而是往四周挤，有人还捂住鼻子，好像在躲避什么。四周全是人，怎么躲得开？
　　坐下！坐下！解放军大声喊，不管用，人们不肯坐，还挤。
　　原来，有个红卫兵憋不住尿，此时上厕所已被禁止，任何人不准离开现场，那红卫兵实在忍不住，只好原地解决。浊水一滋，人们乱了套，谁也不愿坐在那里。毛主席随时都会到来，情况万分紧急，这时只见李彦喜排长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尿泡里，一动不动，腰板拔得溜直。
　　众人肃然了，榜样就在这儿摆着，裤子都湿了，咱还有啥可嫌乎的，互相跟着，大家纷纷坐下。
　　下午4点多钟，远处闷雷般传来呼喊声，几辆摩托车开道，突突突进入视野，主席来了，这回真的来了。
　　摩托之后，是由北京212小吉普组成的车队，一律敞篷，一律放倒挡风玻璃。前些年，中国路面常见的，不是美国的威利斯吉普，就是苏联的嘎斯69吉普。威利斯是缴获的，嘎斯69是进口的，而这个黄褐色的北京212，却是自产的，首先为毛泽东检阅所用，检阅前不久，刚刚通过质量鉴定。
　　可能是逆光，可能是距离太远，人缝中影影绰绰，我只看到一个主席模样的轮廓，站在第一辆车上，未及细看，前几排的人呼啦一下全站起来，挡住了视线。等我挣扎着站起身，脚往前探头，第一辆车已经不见了，后面的吉普从眼前掠过，车速很快，人们都来不及喊毛主席万岁。
　　有一辆吉普，上面站着一个人，倒是让我看得真真楚楚，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威望和地位日益下降的刘少奇主席。
　　纷乱中瞥见王延安，他也刚从人堆儿里站起身，涨红了脸，懊恼地大叫：这扯不扯，毛主席没看到，看到了刘少奇！
　　人如洪水决堤，把我挤到他身边，王延安一愣：你看到主席了？
　　被我哥揍了以后，他这是第一次跟我说话，又是这么个场合。
　　我说：主席没看清，看清的也是刘少奇，以前就看过。
　　以前？以前怎么看？王延安纳闷。
　　我说有一次，缅甸将军奈温访问沈阳，刘少奇陪着，我们夹道欢迎。咳！已经见过一次，现在又见一次。
　　我和王延安一口一个刘少奇，言语间透着不敬，与其说我们对国家主席变脸太快，年纪轻轻就成了势利眼，不如说我们有觉悟，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刘主席在中央，过去排名第二，现在排名第八，种种迹象表明，他还得往后排。
　　那时，大人小孩都知道，刘少奇快不行了，只是料不到，他会不行到何等地步。
　　那一天，是1966年11月26日，加上前一天11月25日，毛泽东连续两天接见文革大军，两天并为一次，史称“第八次接见”，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
　　此次接见，毛刘二人所乘车辆隔得很远，车又开得飞快，估计彼此一句话都没说。
　　史料记载，此次接见不久的一天深夜，毛主席召刘主席去人民大会堂，两人见了最后一面。刘提出辞职，国家主席不当了，中央常委不当了，还有一个毛著编辑委员会主任，也不当了，一家老小去延安或者湖南种地。延安是刘全力推崇毛，并获毛提拔的地方，湖南是二人共同的家乡，不知他选这两个地方种地，是出于何种考虑。
　　毛不动声色，只是劝刘读书，并给出书名，是几本不太出名的外国书。刘回到住所，跟家人宽慰地说，主席的态度很好。谁知没过几天，他即失去自由，被人斗来斗去，最终瘐死囚地。那一段，街上有许多大字块，故意把刘少奇的“奇”字写歪写乱，看上去就是一个“狗”字。请刘主席的亲友原谅我，重提这段不堪往事。我无一丝恶意，只是想说，“刘少狗”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侮辱性叫法一经传开，全国的“狗崽子”不但在逻辑上、从属关系上，就是在字面上，也跟刘主席联到了一起。
　　在西郊机场，我想看毛主席，却没看清，不想看刘主席，却看得一清二楚，当时觉得泄气，现在想来，这大概是上天对我的一种暗示，一种安排，是我的宿命之所在。
　　此是后话不提。当时我在现场，全副精力归于一处，通通放在保持身体平衡方面，防止跌倒，被人踩踏。近读一个警卫人员的回忆文章，说那日散场，机场附近有一座罗锅桥，轰然挤塌，当场踩死了几个人，还有十几人被踩伤。人们“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撤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从前老人家总抱怨不让他接近群众，这以后，“毛主席再也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
　　想想那一年，毛泽东73岁，刘少奇68岁，两位老人顶着暑热或寒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眼里所见，黑压压一片又一片，都是不认识的人，一次两次新鲜，咣咣咣一连八次，真是相当不容易。毛主席还好些，毕竟人们想见的是他，认识不认识，欢呼的都是“时代最强音”，众爱所归，就算再累，内心总会生出力量。刘主席就不然，大家越是欢呼毛，响应毛的号召，他就离危险越近。以他的经验和洞察力，应能感到，有一支锋利无比的革命矛头，正在紧逼过来。
　　我们被接见的人也不容易，遥远的路途，漫长的等待，费了八九个小时，毛的身影从出现到消失，不过几秒十几秒，无数人挤倒在地，一秒都没看着。
　　那又怎样？你无法让吉普车慢点儿再慢点儿，无法让别人坐着不动，就你一人站起来，使劲看，看个够。谁也不怨，只能怨自己运气不佳，再不佳你也是在现场，你就说你看到了，别人还会考你：主席长得啥样？他的照片随处可见，面部细节尽人皆知。当然，看照片和看真人终究不是一回事，大家费尽周折汇到一起，就是想看真人。前几次，有人跟主席握了手，完事就不洗手，逮谁跟谁握。我们这次握不着手，有人把手洗了，脸却不洗，说是脸被主席看到了，要原样带回家，让亲友摸一摸。
　　几十年后得知，当天，西郊机场有个长春女孩，跟我一样，也只看了个模糊影子。来京后，她感冒发烧，被送进北京医院。头天晚上，热心肠同学特意把她接回和平里小学住地，次日随着大队人马，强挺着去的西郊机场。她没看清真人，留在医院，认为医疗更要紧的其他病号，反倒看清了。这些病号享受了特殊待遇，被专车拉到天安门，上了观礼台，望眼无碍，目睹毛泽东乘车通过。车队经过长安街，走了很远，才来到西郊机场。正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这个不走运的长春女孩，后来成了我媳妇。结婚多年，我压根儿不知，我们夫妻二人，曾经共处过同一个奇异时空。若不是见我写这个稿，不知还要等多久，她才会提及此事。都说无巧不成书，我这是写书才成巧。
　　那日散场，刘宁、刘卫东和刘维莎被挤得东一个西一个，无法跟我会合。倒是王延安鬼使神差，跟我挨得很近。挤得最凶的时候，我险些跌倒，慌乱中，逮着一个胳膊就拉，那胳膊也拉住我，双方勉强挺起身，一见着脸，两人的手同时松开。大冬天的，王延安满头是汗，红袖章脱落到手腕上，手窝在里边，一抖，袖章掉了，另一只手去接，没接住，眼瞅着掉进腿脚的丛林，踩踏无形。他想笑一下，没等笑完整，整个身子都被人潮淹没了。
　　回程的十几公里，黑灯瞎火，两腿都不知怎么挪的步，挪到什坊院，一头扎到铺位上，衣服都懒得脱，呼呼大睡。
　　第二天，李排长召集开会，宣布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到明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见大家交头接耳，李排长特意强调，中央的意思，不是“停止”，是“暂停”，休整一段，天暖和了，串联还会进行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填写表格，办理车船票手续，陆续返回各自家乡，什坊院小学渐渐清闲起来。
　　我们是最后一拨离开，我们一走，临时住处的地铺全部腾空，不再有人住宿。
　　离京跟进京一样，也是晚上。
　　我和我哥在分校等车，王延安他们四个安徽人也在分校等车，他们站在校门口，我们待在屋里。我哥给我爸买了两盒带锡纸的香烟，钱是管我姐要的，临来北京，我妈给了一些钱，由我姐掌控。我姐给我妈买了一盒果脯，那时我妈还没得糖尿病。
　　炉子已经熄火，屋里有点儿凉。那个“问题不大”的中年人老三，不声不响进了教室，把各色被褥叠好，整整齐齐，摞成几摞，每一摞都用绳子扎紧，没像部队捆背包那样，捆成三横两竖，被摞太大，捆的是十字花。
　　兄弟二人坐在草垫子上，看老三干活。草垫子散发着干草、灰尘和六六粉的混合气味。
　　捆好被褥，老三又去清理炉子，把炉膛里残存的炉灰掏光，搂到撮箕里。
　　我哥站起来，想帮他一把，归拢散在地上的蜂窝煤。
　　老三小声说：我来，别占手了。
　　老三穿一件灰淘淘的旧棉袄，低着头，眼睛不和我们对光。头发像我爸一样，有些花白，却比我爸的规整。我爸见报之后，被小将剃了阴阳头，又叫“牛鬼蛇神头”，一推子下去，中间就出了一道沟，左一推子，右一推子，头型就没了型。给我爸剃头的小将属于不爱动脑，随大流的那种，但凡有点儿创意，两边给我爸剃光，中间留一道棱，中国就能提前好多年，出现悲壮的莫西干发型。我爸剃了阴阳头回家，样子骇怪，简直变了一个人，我妈和我姐呜呜哭起来。我爸笑着转过头，让家人看看这一侧，再转过去，展示另一侧，安慰说，这样挺好，凉快！
　　昏黄的灯光下，老三坚持着，不让我哥动手，独自把蜂窝煤摆好，把残渣拣净。又拿笤帚扫地，扫得很慢，但是用力，笤帚头斜抹着地面，不让灰尘乱飞。
　　我哥杵在一旁，盯着老三，突然叫了声：老师！
　　老三有些意外，停下笤帚。
　　我哥憨声说，歇一会吧。
　　老三低声说，不累。
　　麻烦你了，这些天。
　　应该的，应该的。
　　这时我也站起来，跟老三说：老师，谢谢你。
　　按道理，我应该称老三为您，但当年的我，和许多沈阳人一样，不习惯说您。我哥更是如此，他认为这么说，有点“装”。
　　谢谢你，谢谢两位同学，老三抬起头，两只小眼睛闪着光，你俩仔细看看，别落下什么。
　　送站的汽车从本校开来，是专为串联学生调用的外地大巴，车身印着芜湖公交字样。刘宁和刘维莎坐在第一排，李排长和一个战士坐在第二排。他俩负责送我们上站。每走一拨学生，他们都负责送到车站。
　　我和我哥上了车，不跟刘宁、刘维莎打招呼，径直往车尾走。我哥扛着旅行袋，说这个车，咋这么矮？王延安跟在后面，搭话说，这是他们安徽的车，可以了，某某省的车还不如这个。
　　车子启动时，我往外看，我们住过的那一趟平房，所有的房间漆黑一片，都被老三关了灯，门窗紧闭，一排排玻璃反射着车影，歪歪斜斜，支离破碎。
　　院子里，只有电杆上点着一盏灯，照着空荡荡的地面。
　　没看到老三，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可能认为，自己不太适合站在亮处，给革命小将送行。
　　车开到公主坟，拐上我们走过多次、已经有些熟识的大街。黑夜中，大巴驶过地铁工地的长沟，驶过军博和“木须肉”、西单和电报大楼、中南海和中山公园，又来到天安门广场。车中人平静如常，已经没有当初的冲动。灯杆上的音箱悄无声息，没有播放音乐。
　　车到东单时，王延安在后座捅了我一下：哎我说，沈阳小伙儿，你和刘卫东，你们不是同学，是哥俩，对吧？
　　我不吭声，假装没听见。
　　王延安又说：前边，本校那两个女生，也不是同学，是姐俩，对吧？
　　我继续沉默。
　　王延安并不需要我的认证，接着说：你们四个人，本是亲兄妹，别人不知道，我早就看出来了。
　　行啊，合肥小伙儿，我哥回过头，不置可否地说，你这么喜欢收集情报，不干特工白瞎了。
　　啥特工？王延安说，侦察兵。
　　汽车拐弯，夜雾中出现一座双塔楼宇，亮得晃眼，楼宇正中有三个毛体大字“北京站”。
　　李排长带着我们东北学生，去一个检票口，那个战士带着南方学生，去另一个检票口。
　　要分手了，王延安看看我们，我们也看看他。
　　王延安穿的还是那件民用布做的绿上衣，袖管上失去了红卫兵标志，反倒显得清爽、家常。这可能是他最好的衣服，如同我和我哥的球鞋，备受主人珍爱。
　　他的鞋不行，已经开胶了。
　　王延安笑一下，说：欢迎你们哥俩，明年来合肥串联。
　　刘卫东说：也欢迎你们哥四个，到沈阳串联，知道你去过沈阳，你没去对地方，再来带你去东陵。
　　返程比来时好多了，返程发了票，对号入座。但小将们挤惯了，落下病根了，一见火车就往上冲，都想先上，不信任车票，担心座位被人占住不还。
　　我哥和我先上的车。我姐和维莎挤不上，李排长蹲下身，让她俩骑着自己的脖子，从车窗送上来。
　　四人小组的脑袋并在一起，不断跟窗下说：回去吧，李排长。
　　李排长仰着脸，露出白牙，笑呵呵的，站着不动。
　　我生出几分愧意，觉得对不起这位河南口音的军人，心想如果他知道了底细，还会对我们这么好吗？会不会像训老三那样，横眉冷对？
　　李排长，你就待在北京，哪儿也别去，刘维莎说，明年串联，我们还让你管。
　　好啊好啊，李排长说，把胳臂拿进去，都给我拿进去，注意安全。
　　铃响了，火车咣当一声，动了，李排长跟着车跑，边跑边挥手，我姐和维莎就流下眼泪。我姐的眼镜湿了，找不着眼镜布，用衣襟擦拭镜片上的泪水，两只眼睛露出来，有些发红。
　　我哥靠在椅背上，伸直大长腿，两眼紧闭，吹口哨，吹的是文革前的老电影《草原晨曲》：再见吧绿色的草原，再见吧美丽的家乡，啊哈呵嘿，为了远大的理想，我们像燕子似的飞向远方。那一段，他总爱吹这个曲儿，吹得不怎么好，嘶嘶的，像什坊院里的白铁壶，水开了。
　　回到沈阳，我妈长出一日气，挨个端详我们。
　　我爸偶尔也能回家，革命同志斗他斗得发腻，让他每天扫厕所、跟锅炉班运煤，运的是煤块，沈阳没有北京那种蜂窝煤。剃完阴阳头，我爸不敢去理发馆修整，人家也不接这种活，我妈就用剪子给他弄弄。现在头发长出新茬，不那么难看了。
　　我爸没怎么打听串联的事，只是淡淡地说，北京的驴打滚好吃，好像我们去北京的目的，是去吃这种地方小点心。事实上，我们不但没吃过驴打滚，见都没见过，见过的是人打滚，在地铁工地旁边。
　　另外，我爸还说了一点，主要是针对我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该造假。
　　从前，我爸说的，我哥都信。现在不同了，中国变化多大呀，许多事都反过来了。昨天对的，今天不一定对，昨天错的，今天没准是正确的。
　　我爸哪里掌握这些情况，他天天就知道抡铁锹，抬头纹里，脖领子里，都是煤灰。
　　我哥可怜我爸，不忍心跟他争论，便说，知道了，以后注意。
　　日子接着过下去，外面纷扰，家里灰暗。
　　但我们有盼头，从踏进家门那一刻，就开始期盼“明年春暖季节”的早日到来。“春暖季节”是文件用语，民间不这么说，民间的说法是“春暖花开”。
　　刘卫东不声不响，全力筹备新的串联活动。
　　此前那张23中的介绍信，边角有些磨损，信上加盖了两个长方形红印，一个印里标注“4人乘车证已领”，另一个印里标注“4人返程火车票已领”。介绍信有效期一栏的空白处，更被老谋深算的接待方填上“至1966年11月30日”字样，等于将其作废。但我哥仍存在手边，视同一个老友。
　　下次串联的备品中，有一张纸，是一本书的扉页，全页空白，仅右下角盖着昆明一个学校图书馆的圆戳，从中可见我哥的雄心和愚蠢，他大概认为，这种东西也可成为一份证明。这张纸不知从何而来，被他板板正正夹入一本早年间的地图册，其中，每一省的重要城市和风景名胜，都被画圈标记，云南那两页标得最多。
　　翌年三月，沈阳的草还没绿，桃花还没打骨朵，中央就来了文件。
　　跟我们盼望的恰恰相反，来的文件是：《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
　　半个世纪过去，我哥的串联备品早已不知去向，留下来的，是他那册60开本的小红书。前头有一页，为半透明薄纸，宛如一层纱幔，揭开来，是棕色的毛泽东相片，下面用圆珠笔一笔一画，不连笔，写着几行小字：

　　1966年11月26日，
　　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是我的最大幸福。
　　　　　　刘卫东

　　我哥16岁写的这些字，带着这个“最大幸福”，他在人世间还能活5年零6天。他的结局是另一个故事，本文不说，只说他的这本小红书，在他过世后，一直由我爸保存。我爸晚年最思念的，就是他的大儿子刘阿音，看一遍本子上的字迹，掉一遍眼泪。怕他太过伤感，我将语录本藏了起来。阿音哥使用的圆珠笔，就是当初填写空白介绍信的那一支，油墨品质不高，字迹洇得模模糊糊，有些辨认不清了。

2016年4月26日 一稿
2017年3月23日 二稿

　　本文选自《我的串联生活》，刘齐／著绘，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7月。感谢刘齐先生提供部分照片并授权推送。
　　更正：《我的串联生活.中篇》中的“茶汉子”乃“苶汉子”之误。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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