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厄运少年

┃Personal History

厄运少年

© 丰收／文

本文作者

　　人生难免遭逢厄运，谁敢保证自己永在坦途呢？不过，有些厄运程度浅缓，转变也快。然而，有些厄运却来势凶猛，影响长远（甚至祸及隔代），在人的心里留下烙印。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中农家庭，从有车马牲畜、粮棉菜地、丰衣足食的小康之家，一夜间跌入忍饥挨饿、家有饿殍的深渊——这就是我家！我家遭遇的这场厄运，其中所受的饥饿、贫穷与苦难，比起许多乡邻，实在来得早了一些。
　　来得早，不是因为我父母不会过日子，而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我家的车马牲畜土地水车等，一切生产资料，全部无偿入社、归公；在接踵而至的统购统销运动中，我家又成了重点目标户。在村委会、贫协会几天几夜的车轮战逼迫下，我父亲顶不住了——他大哭一场后，同意了強行给他下达的、不切实际的卖余粮、卖余油数量。
　　于是，父亲成了统购统销祭坛上的牺牲品——我家的全部存粮，连同当年口粮；全部存油，连同灶台上油壶里的油（最终也未湊够“余油”数量）都以最低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国家。这虽然使父亲成了全县的“卖余粮模范”，但我们全家，从此过上了食不裹腹的饥贫生活。
　　卖了“余粮余油”之后，再想到巿场上自由买粮买油，万万不行了。我的文盲傻父亲，他没有料到，几乎在农民卖“余粮余油”的同时，全国各地原本开放的粮油巿场，“咔嚓”一声，关门！刚开始，父亲还能花高价，从黑市上买些玉茭、豆子等粗粮，从屠宰场买些牛油；随着市场大门越关越紧，我家的吃粮吃油，彻底陷入困境。
　　就全国来看，比较而言，城市尚好，市民的粮油，靠国家每月定量供应（虽少却有）；农民就糟糕了，全靠运气——收获庄稼后，按国家规定上交公粮，再根据剩余多少，按每户人口分配口粮（没有数量保证）。如果剩余太少甚或无剩余，国家会发放一些“返还救济粮”；几乎全是粗粮，也不过杯水车薪而已。
　　至于吃油，全看各村生产队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而那些年代，国家不断加码督促的，是种粮面积和上交公粮。所以，农民的粮油供应，常常难以接续，景况凄惨。
　　缺粮少油，对于卖光口粮和食油的我家，无异于釜底抽薪——过日子的基础、底摊没有了，好比狗撵兔子，一步落下了，步步跟不上。从此，比起众多乡邻，我家的生活更是一落千丈。
　　大概从小学二年级（一九五四年）开始，我就吃不饱了。我常常羡慕同学手中的麦面馍，看见邻居伙伴吃着炸油饼时，忍不住喉咙里咽涎水。
　　不过，虽然吃不饱、吃不好，我在学校里的功课却还不错；尤其作文，从三年级开始，几乎每篇都被老师当堂朗读，或作为范文张贴。
　　因为作文冒尖，不知啥时候起，我有了爱表现的欲望。在课堂上抢答老师提问，在课下唱歌、赛跑、扭秧歌；以及男孩子们的顶拐拐、拍猴子、翻筋斗、跌八叉等体育游戏，我总是争强好胜。
　　于是，我获得了老师的赞赏和重用。每逢学校对外宣传党的政策路钱时、区乡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喊口号时，我必是带头的小骨干；每次到附近集市上演节目、作演讲时，我总是打头阵。
　　我的表现，赢得了母亲和一位远亲老奶奶的赞扬。母亲说，我是村里男娃中最好看的，就像王秀兰（蒲剧名旦）；老奶奶则说，我父亲一辈子不识字，笨嘴笨舌，就会下死苦、受人欺；看这娃，现在就伶牙利齿，将来一准改变家门。
　　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唯一的老师李子俊家中有事，请了假；替他代课的是乡区中心小学校长郑俊芳。两个月后，李子俊老师回校，带着学生欢送郑校长；走过校操场，来到大路口，两位老师握手告别。这时，郑校长忽然停好自行车，拉着我与另一同学的手，走近李子俊老师说：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凤，一个是凰。
　　郑老师的评价，在校内外不胫而走，一时间，我好像成了童星。但也有几个同学不服气，背地里给我起了个外号：烧包。

二

　　我十一岁时，考入离家不远的赵村高小。此前，我们这一带的农家子弟，小学毕业后，就去运城县城考高小，然后，初中是运城中学，高中是康杰中学。
　　运、康二校及运城完小，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都是河东大地的老牌名校。但从我这茬小学毕业生开始，却要按规定，到附近刚成立的赵村高小去考试、入学。新学校只有两个班。我虽然心有不乐，但看到赵村高小的新任校长，正是教过我的郑俊芳老师时，心中也感欣然。
　　上高小的喜悦，很快就被家庭的饥贫冲淡了。因为是住宿生，每周日下午，要从家里背够下一周吃的馍和菜。学校灶房里，只有一位大师傅，给老师做饭。大师傅只给学生们的干粮溜热，不管菜。我看到，大多数同学，从家里拿的都是麦面馍，而我妈给我拿的，几乎总是玉茭面窝头，间或好点，是玉茭面加少许麦面的二面馍；至于菜，就是腌菜缸里的咸萝卜，再带些红辣椒面和盐；有时，能带一小瓯韭花酱或黑面酱。菜和干粮，常常几天后就变味了，也只能那样地吃了。在我家，干重活的父亲和年迈的爷爷都吃不饱、吃不好；妈再疼我又能怎样呢。
　　有天早上，我发现窝头只剩核桃大一小块了。我想坚持到下午，再请假回家去拿。谁知一过中午，肚子便咕咕直响；忽然想起，与我最好的同学杜光明，他爸爸昨天刚送来吃的，向他借个馍吧！
　　未找见杜光明，却看见他挂在课桌上鼓囊囊的馍口袋。我解开口袋，映入眼帘的，是好几个又圆又大的麦面馍。我饥肠大响。我不顾一切。我抓起一个馍就吃。周围几个同学瞪大眼睛，看着我。我边吃边说：谁见了杜光明，就说我吃了他一个馍，改天还他。
　　我狼吞虎咽，吃了杜光明一个馍；接着，想赶快找见杜光明。不料，直到下午两三点钟，也未找见杜光明（听说，有几个同学给他出主意别见我）；我却被班主任耿尚儒找见了。
　　耿老师问：你偷吃了杜光明一个馍？
　　我：不是偷，是借，我让同学告诉他了。
　　耿老师：杜光明说，你吃馍有同学看见了。
　　我：耿老师，光明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怎能这样说话；有当着同学面偷同学馍吃吗？耿老师不说话，板着脸，让我出去，找杜光明认错。
　　黄昏时分，不知谁去了我村，把我父亲叫来了。父亲给我带来了干粮，并带我进了耿老师办公室。父亲向耿老师赔不是，自我检讨，恳请耿老师对我严加管教；並说，过两天归还杜光明的麦面馍。
　　耿老师把父亲送出房门。我把父亲送出校门，又送他走出赵村村囗，上了公路。父亲一路上未骂我，也未打我，未说一句话；直到要拐入小路时，才嘱咐我回校。父亲的双腿因过度劳累而变形，走路发瘸；月光下，我望着他一瘸一瘸的身影，心中既难过，又沮丧。
　　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很像杜光明圆圆的脸。我想问杜光明，为啥躲着我呢？这还是肝胆相照、两肋插刀吗？这还算最好的朋友吗？
　　那个周末，我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我爸不顾后半年的饥荒，把一些绿豆和小麦，分别磨成“一风吹”（豆皮与麦皮全入面）。星期天下午，妈用五分之四的绿豆面加五分之一的麦面，烙了发面饼子；除给爷爷留几张外，一下子为我带了十八张！妈说，这是六天的干粮，很“楼伟”（富足）了。
　　万万没有想到，周一早上，我走进教室，一眼发现，放在窗台上的干粮口袋，瘪了！天哪，我的十八张烙饼，一张也没有了！我满教室寻找。这个由高大寺庙改建的教室，除了班主任耿老师的卧室兼办公室外，十分宽敞。我找遍了犄角旮旯，连个饼渣也没有。我哭了，对耿老师说，昨睌刚从家里带的烙饼，十八张烙饼，全不见了！耿老师走到我昨晚放饼的窗台前，看了看，把我叫到他房间，安慰说：“别哭了，也许村里的狗偷吃了。你回家再拿吧。”我哭得很伤心，真希望耿老师突然出现，提着我的十八张烙饼，笑着对我说：“找见了！”

三

　　吃不饱、饥饿，虽然不好受，但每当我的作文被老师称赞，或范文贴墙时，我就暂时忘记饥饿，喜上心头。有次，语文老师耿尚儒还让我走上讲台，给同学们介绍作文心得。于是，我每天盼望星期五——每逢这天，要连上两堂作文课；我的心中比过大年还高兴。
　　此外，我还迷上了历史课。有一次，老师让我回答关于岳飞的一个提问。我在回答中使用了两个词组：“可歌可泣”和“光辉的一页”。对于今天十二岁的孩子来说，这个用词也许平常；但当时年轻的历史老师曲自忍，有些激动，他当堂表扬说，“可歌可泣”与“光辉的一页”，两个词组用得好。他号召同学们：在语文中学到的词汇，要大胆使用。
　　在对于老师在课堂的提问，我或许能圆满回答；但对于社会在人心的提问，许多我却懵懂无知。当一九五八年来到人间之际，人们看到的，是许多新奇而怪诞的变脸。一九五八年，呼啸而来！——中条山下，广袤的晋南平原，各种政治的经济的运动，如暴风骤雨，铺天盖地。
　　我已经十三岁了。这年三月，运城县召开共青团和少先队员会议；新建的赵村高小，有一个少先队员代表名额。郑俊芳校长与其他老师商议后，让我参加会议。
　　我生平第一次去县上开会。会上吃得好，每顿饭都有雪白蒸馍，每顿饭都有炒菜肉菜，每顿饭都有鸡蛋汤、醪糟汤。我在十三岁之前，从未吃过这样好、这样饱。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吹响大跃进号角，贯彻毛主席倡议的口号：全民大练钢铁，十五年超英赶美；全民除四害（老鼠、苍蝇、麻雀、蟑螂），讲卫生等等。然而，这次会议秩序不好，开大会时，下面的说话声，有时几乎盖过台上的报告声。那位主持会议者，气得几次走到台前，大声制止。
　　讨论会议报告时，可能只顾了共青团，对于参会的十几个少先队员，一时顾不上管理。我觉得，吃得这样好，难道玩耍来了？便主动召集大家，在招待所的院子里，围坐一圈；就少先队员当前的责任和义务，展开讨论发言。不久，一位漂亮的女同志来了，据说是运城县的副县长。她看到我们秩序井然地讨论发言，十分惊喜。当她得知是我主动组织大家讨论时，亲切地问我，哪个学校的，哪个村的；表扬我有责任心。临走时，她抚摸着我的头说：好孩子。
　　这次大会成立了少先队运城县大队委员会，大队长是县团委干事向淑珍（？），我被选为联络员。第三天下午，大会闭幕。我和另几位少先队员代表，与向淑珍见了面，她简单谈话后，我们各自回校。
　　回校后，第二天下午，郑俊芳校长组织全校四个班的同学集会，让我报告在县上的开会内容。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挥舞手臂，一气讲了近一个小时。一位外村的小学老师偶然遇见，竟也站着听完。会后，郑校长当着其他老师的面，夸奖我：“讲得有声有色！”
　　校长与老师们对我的夸奖，却挡不住一些同学的利嘴。他们背地里又叫我“烧包”，最肯叫的，是杜家坡的七八个同学。他们中有个娃娃头，名叫杜起来，年龄大，块头大。他有一绝技，能紧抿嘴巴，“呲”地一声，从挺宽的门牙缝中，射出一缕又细又长的唾沫；像个水枪。
　　大师傅就是杜家坡人，与杜起来是亲戚。杜起来联系了五六个本村同学，每周自带油和菜，每顿饭时，大师傅给他们炒一大瓢时令蔬菜。常炒的是茄子配辣椒，南瓜脍豆腐等，香味四溢，比我的咸菜辣椒面好多了。他们围圈吃饭时，我有时忍不住，站在旁边眼馋。此时，那个大师傅常会露出鄙夷的神色。有次，杜起来吃完饭，从三四步远地方，“泚”地一声，把唾沬射到我的脚边；他身边的同学哈哈大笑。
　　有些同学背地里叫我“烧包”，我并不在乎。因为，我从县城开完会，不几天，运城团县委便给学校寄来文件，文件内还夹着几张运城县报。这张报纸的第三版上，刊登了八个模范少先队员的套红头像。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头像赫然在列；像下标注：红孩子冯勤学。
　　在红孩子的赞誉声中，我按照学区分配，考上了离家十公里、新建不久的龙居中学。尚未进校，农村公共食堂化就开始了。我家的饥贫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我村的公共食堂，开始还好，但很快就捉襟见肘了。几乎每顿饭都是玉茭面窝头，有时中午虽是麦面馍，却少得可怜，爷爷、父亲、母亲，每人半个馍（一个三两），我与妹妹每人是半个的半个；菜是大锅水煮白菜或红白萝卜，加一把咸盐。我的饭量大，每顿吃不饱；妈总是将她的半个馍，再掰下一半，让我吃。有时见我还不饱，妈把她碗里的稀菜汤，也倒给我半碗；妈总是教导我：“吃馍前，多喝水，水养人。”
　　最受罪的，是我的爷爷了。他牙掉光了，粗粮咬不动，麦面馍太少；菜里不见油花，他撒些红辣椒面，刺激食欲。
　　不知怎的，爷爷的火气越来越大，成天骂人。这期间，村里发生一件怪事：公共食堂的事务长（起义旧军队文书，退役后安排在我村落户），悄悄钻进库房，对着油瓶，大口地喝生油！被人发现后，消息传遍全村，社员们怀疑他决非第一次喝油；但村里人大多不识字，大家无可奈何。可是，我的爷爷却不饶他，每天见他就骂，说他不让人吃饱饭，坏了良心，是乌龟王八蛋，不如畜性！那人做了亏心事，每天躲着我爷爷走路。
　　爷爷的脾气不见好转，公共食堂的饭菜更加少得可怜。家家户户遍野寻觅，开始以灰条条、人旱苗，马齿苋等野菜野草充饥了。
　　长期的饥饿与愤怒，可能把我爷爷气昏了头。他把詈骂的矛头，对准了家里人。他似乎认定：是我妈，把家里好吃的，让我吃了。于是，他骂我妈：“儿孙自有儿孙福。把你那小爹伺候那么好，长大要坐‘喀嚓陷’（对县官的诅咒语）呀！”
　　他骂我：“甘罗十二岁当宰相，你上那烂学顶毬用！”
　　他骂我爸：“一辈子疵怂，把我的血汗光景，日塌光了！”
　　有一次，他骂着骂着，突然老泪纵横，哽咽着说：“我辛苦跌打一辈子，老了老了，要当饿死鬼呀！”

四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我带着爷爷的骂声、哭声，带着父母的愁容；歩行十公里，去龙居中学报到。
　　进入龙居中学，我的第一次作文，得到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常泽民的赞扬。他当堂朗读了我的自拟题目作文《跃进新跑道》，並选为范文，贴进教室墙报。
　　碰巧的是，紧跟着作文获赞，县团委和少先大队委，又给龙居中学团总支发来公文，布置课外劳动任务；并附带那张有我头像的运城县报。常老师让全班同学传阅报纸，显得很高兴；让我担任了中四班“米丘林小组”组长。
　　我的入学亮相不俗。不久，又有同学叫我“烧包”了。我的“烧包”气之一，是对老师妄加评骘。
　　龙居中学建校才两年，虽然距离公社机关较近；但地处村际郊野，师资队伍薄弱。教初一的代数老师姓张，晋东南人，讲课乡音浓重，总把“数”，发音“丝”：正丝、负丝、纪年丝……每次上代数课时，尽管地讲得非常用力，脖子上青筋暴起，像条大蚯蚓，脸涨得通红，嗓子都哑了；可是，大多数同学仍然无法进入抽象思维，听不懂。我对代数提不起兴趣，在同学中抱怨：“这个丝儿、丝儿，真是个头疼事儿！”
　　我们的班主任常泽民老师，刚从师范毕业，细高个头，白净面皮，板书漂亮；但他眼睛有点斜，讲课微带结巴，几乎每句话的开头结尾，都要加个“是吗”。有次，我正向同学们学他讲话：……是吗……是吗……；可巧他从旁边走过，大概没听见，径直朝前走了。吓得我们慌忙散开。
　　说实话，刚进龙居中学，我仍然想念赵村高小的郑俊芳校长，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想念语文老师耿尚儒，他从志愿军战地文工团转业，走路、说话很有气派。我觉得，龙居中学的老师比不上他们。然而，一个喜欢作文的学生，不论到哪里，对自己的语文老师，总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对于常泽民老师，我很想走近他，和他说话。
　　就在这时，从高年级传来一个信息：在龙居中学，最好的语文老师是尚千钧！
　　高年级同学说，尚千钧老师还在“后师”上学期间，就在省地县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进龙居中学第一年，就在省级报刊发表了短篇小说和诗歌；这在全运城县也不多见。尚老师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口才好，咬字清，声音亮。他只要往讲台一站，那傢伙，同学们全神贯注，听了还想听。
　　可是，由于尚老师同宿舍那个老师很政治，一九五七年向校党委告密，说他对党不满。于是，在龙居中学，尚老师成了唯一的右派分子。他不能教语文了，也不能当班主任了，在校打杂。
　　听了有关尚老师的信息，我立即产生了同情之心，为他抱不平。我在同学中积极活动，讲述尚老师的水平和遭遇。我还联络其他班级同学，准备上书教导处，要求批准尚老师给我们教授语文课。教导主任王芳得知此事后，找到我，严厉训斥：“狂妄！”我垂头丧气，知难而退。

五

　　我的“烧包”气之二，是政治课开讲第一堂，第一次与王建业老师见面，竟使他当堂变脸，勃然大怒。
　　王建业老师，中等身材，脸白，牙齿也白。（由于水质问题，运城县大多数人是氟斑牙，黄黑色。）王建业与尚千钧，都是在龙居中学建校之初，最早进校的老师。王建业政治先进，是学校的共青团总支书记、党支部委员；平素不苟言笑，以对学生严肃著称。
　　龙居中学有个规定，每天晚上就寝前，全校师生列队集合，由教导主任王芳出面，讲评近日的教与学。王芳，原是解虞县秦腔剧团团长，剧团解散后，调入新建的龙居中学任教导主任。他口才超群，每对全校师生讲话时，那种运城话的磁性男中音，如江河流水，一泻千里。
　　王芳讲话时，最爱引用孔子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几乎每晚如此。同学们有时不耐烦，特别是后排的学生，队形松散，交头接耳。这时，只要政治课老师王建业一出现，轻步绕队巡视，嘴里低沉地哼两声，队伍立即整齐、安静。我多次目睹此情此景，对这位政治课老师，产生了钦佩和敬畏。
　　对王老师的钦佩和敬畏，使我第一次上他的政治课时，莫明其妙地兴奋起来。我的课桌紧挨教室门口，王老师一进教室，第二步便从我面前走过。此时，我的表现欲、逞能心，“噌”地窜起——我对邻座同学小声说：“这个老师厉害”；他正向讲台走去，听见我的话后，猛一转身，盯我片刻；然后快步走向讲台，把手中讲义往讲桌上一拍，朝着我眼瞪手指，厉声责问：“我咋的厉害啦？！你什么意思？！”他让我站起来，唾星四溅，劈头盖脸，猛剋了一顿。
　　很长时间，我都想不明白，说王老师“厉害”，本心是赞扬他啊，赞扬他为师严格，严师出高徒嘛！不知王建业老师，对“厉害”二字，是如何理解的；为什么如此过敏、如此反感？难道他认为我是讽刺他、挖苦他吗？
　　我暗暗地自责：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六

　　全班第一次上政治课，我便挨了剋，丢了人，情绪低沉了好几天。
　　好在同学们相聚不久，並无人对我公开嘲笑；加之新课程多，乱花吸眼；尤其语文、历史等文科，更让我手不释卷，甘之如饴。学习的乐趣，使我渐忘不快。
　　龙居中学虽然地处公社农村，却是正式的县办初中。师生的粮油供应，基本上享受市民待遇。记得，老师每月供粮30斤，学生26斤，食油不分师生，每月三两。大部分学生，每周都要从家里背些干粮或红薯，补贴晚饭。晚饭前，灶房把学生自带的红著或干粮，蒸熟溜热。
　　对于我来说，学校的饭菜，比家里好多了。每周，能吃一个雪白的麦面馒头，真白，真香；只是太小了，二两，我张开大嘴，两口就下肚了。我却舍不得，故意用小口，慢吃。虽然吃菜总是水煮萝卜片，但比起老吃腌咸菜，好多了。
　　一九五九年一月底，我村的公共食堂揭不开锅了，只好解散。除少数特殊人家外，在各地农村，大多数人家的吃食，已经离不开野菜、薯蔓、榆钱、槐花、树叶，甚至草根、树皮等等。
　　有次周末，学校午饭吃白面馍。我看着那个白馒头，舍不得吃。我决定把那个白馍拿回家，给可怜的爷爷吃。
　　母亲看到我拿回的二两重小白馍时，满脸惊喜；当天晩饭，便把溜热的那个小白馍，端到爷爷的饭桌上，並大声告诉他，这是小玉舍不得吃，从学校拿回来的。爷爷一言不发。他只吃了半块。妈说，明天你伢（爷）还能吃一顿。（书写至此，禁不住落泪抽泣。）
　　我在学校里，一想起爷爷瘦骨鳞峋、颤颤巍巍的样子，顿时万箭穿心。我常常暗自发问：党和国家，为什么不照顾一下农村老人呢？
　　我每次从学校回家，常听妈说：每顿饭都发愁——树叶草渣做的菜团子，你伢（爷）咬不动；给他的饭桌上（多年习惯，爷爷单独吃饭），不知该端啥。
　　父亲不说话，愁眉紧锁。我心里十分难过。
　　在从学校和家的往返路上，好几次，我停下脚步，看着田野里黄润的土块，呆想：土，既然能生长庄稼，那么，人能不能吃土呢？我还特意求教于老师：书上说，有一种观音土能吃，运城县哪里有这种土呢？老师说，运城县无有，即便有；吃了那土，会把人涨死的！

七

　　可吃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在龙居中学，最害怕的，是上午最后那堂课。这时饥饿最难熬——胃里发烧，像火燎，像手抠，像许多手进来，又抓又挠又挖！
　　那是个周五的中午，终于，下课铃响了，午饭吃白馍！同学们潮水般地向食堂涌去。我落后了，却在教室通道上，捡到一张饭票！一看，正是当日午饭。我一阵惊喜，立即把饭票握在手心，先去打来自己那份饭，三下五除二吃光了；然后，居然並未多想，用捡来的饭票，又去打了一份饭。我打算，把水煮萝卜片吃了，把白馍拿回家，让爷爷吃。正要动筷子，事务长虎娃，板着脸，走到我面前：“大师傅说，你打了两份饭？”“是，我检了一张饭票”；——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检的也不能吃”！——虎娃一边说，一边端起那份饭，快步离去。
　　原来，我捡到的那张午饭票，是同学扆宝珠的。我想向他道歉，但一中午不见他的踪影。——他很晚才回来。他到处散布，说我偷了他的饭票。
　　当天晚饭前，班主任常老师通知，晚饭前的自习课时，初一年级三个班，到中五班教室开会。那时节，太阳落山早，中五班教室后排几个课桌上，点亮了七八个煤油灯。（农村学校无电，一个课桌配一个破璃罩子煤油灯。）
　　这次班级联会，由我们班的班主任常泽民主持。他站在教室后排的煤油灯下，几句开场白后，忽然话锋一转：“在座的，有一个同学是贼！”——常老师说此话时，一反常态，不结巴了，也不带“是吗”了。他点了我的名，说我偷了扆宝珠的饭票，喝令我：“站起来！先自我检查！”
　　突如其来的打击，迎面袭来。我向常老师辨白：“我是捡的！”我说着说着就哭了，泪流满面。我抽噎着，泣不成声；一再坚持说，“不是偷的，是捡的！”
　　但是，常老师不理我的茬。他让同学们发言，批判我的行为。昏暗的煤油灯下，几位男女同学盯着我看，并不发言；只有扆宝珠站起来，一口咬定，我偷了他的饭票。接着，事务长虎娃也站起来，噼里啪啦批判了一番。
　　为了节药煤油，大半个教室未点灯。黯淡的光线中，我看见学校团总支书记、政治课王建业老师也在座。我心想，他也会剋我一顿的。然而，那晚，他並未发言。
　　可能因晚饭时间已到，批判会很快结束。晚饭是同学们从家里自带的红薯或窝头。当中四班的笼屜抬到教室旁边时，同学们一涌而上。我的最后一个大红薯（次日周六），身上的标签在眼前一闪；等我挤到跟前时，红薯不见了！直到最后，同学们快走光了，笼屜里只剩下一个小红薯了；但不是我的，我不敢拿。就在我苦恼之际，暗影中，最后那块小红薯，也被人拿走了。有人告诉了常老师，但他没来；事务长虎娃来了，他看了看笼屜，没说话，也走了。
　　这天晚饭，我只喝了一碗白开水。面对饥饿难忍与遭受批判，我咬住牙，不哭！但是，这个双重倒霉的日子，我却记忆深刻，终生难忘。
　　饥饿的滋味，到一九五九年的下半年，在全社会更加变本加厉。最先被击倒的，是老弱病残。饿死人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写作此文时，一位寿阳县朋友告诉我，当年，他们那里方圆村落里，几乎天天要埋死人。许多老年人吃草根和树皮后，拉不下，被憋死。
　　在我家，粗粮早已告罄，细粮更无影踪。这年冬天，能吃的草和草根都难以找见了。爷爷因长期饥饿，已经皮包骨头。母亲找遍亲戚，湊了二斤高粱面，给爷爷蒸成窝头。爷爷吃了高梁窝头拉不下，痛苦万分。那天，当母亲又端来高梁窝头时，已卧床不起的爷爷，一把将窝头扔到地上，说：“这是闹人（毒人）呀！”下午，他双眼流泪，望着我的父母和妹妹，连哭两声：“丢不下冤家！”“丢不下冤家！”，气绝而亡。

八

　　爷爷去世前夕，我刚从初一升到初二。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了，是全校资历最深的胡文章老师；我们的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也换了，是刚从县上调来的介恒让老师。
　　想不到的是，因生物老师调回县上，所谓的“右派分子”尚千钧老师，成为我们的生物老师。
　　尚千钧老师的长处，是语文与写作。可是，学校却让他讲生物课。即便如此，他也能开动脑筯，融合语文的魅力，把个生物课讲得别出机杼，独具特色。
　　尚老师讲课的声音不仅洪亮，而且抑扬顿挫，节奏分明。语音平缓时，他和颜悦色，如平沙细浪；语音激昂时，他双目炯炯，声震屋瓦！尤其吸引人的是，他把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与生物课的内容巧妙结合，寓教于乐，听得全班同学鸦雀无声。如，他在讲人的大脑思维功能时，引用了《红楼梦》中“龄官画蔷”的情节——他说，贾宝玉隔着花丛，窥见花下蹲着个女孩儿，用簪子在地上不断地划写，细看全是一个“蔷”字；他说，虽然风雨渐大，那女孩儿却丝毫未觉，贾宝玉禁不住喊道，不用写了，下大雨了！——这时，只见尚老师突然双目圆睁，声高八度，激情四射地抒发感慨：“此刻，因对蔷官姑娘的疑问、担心，贾宝玉全神贯注；而对自己正在着风淋雨、衣服全湿的境况，竟也全无察觉！”
　　听尚老师讲课，确是一种文化享受。可是，我却也常常闷闷不乐。自从爷爷饿死，我爸更加少言寡语，（在家人和村里人的记忆中，父亲从此至69岁去世，他的脸上从未出现过笑容。）父亲的面部和小腿早已浮肿，仍然一声不吭，坚持上地干活。我妈骨瘦如柴，有气无力；镇上医生怀疑她患了肝炎，要她多吃糖。那年月，我家买盐打醋都手头拮据，何谈买糖？在此情形下，妹妹小学五年级便辍学了。我的邻居、发小许平海，她妈因饥饿而全身浮肿，每日臥床不动，不久便也告别人世。
　　我暗暗担心：爸和妈，妹妹，会不会哪天也要饿死？
　　有一天，我听见爸和妈商量：开春后，到屋后的苜蓿地，悄悄捋些嫩苜蓿，和王茭面混起来度饥荒——其实，那块苜蓿地，原本就是我家买的，五亩大，离我家屋后一里多路。我家种上苜蓿，是做牲畜饲料的，才收获两年（苜蓿是常年生长草本植物，寿命在十五年左右），便无偿交公了。那里每一株苜蓿的根上，都浸透了我大爷、二爷和父母亲的心血与汗水。但是，既然无偿交公了，你就不能明着去捋，明着当饭吃了。

九

　　一九六〇年四月间，一天早饭后，全校集合，所有六个班级的师生，到附近公社的露天剧场，参加公社社员大会。三百名师生，列队就地而坐。各村来的社员代表，也黑压压坐满会场。县上来了一位农业部长。公社书记首先讲话。他说，当前，农村偷盗庄稼之风盛行。今天，要对各村抓来的反面典型，进行批斗、判刑！
　　批斗对象出场了——二十几位，都是四五十岁的农民；一字横排，站在台下的条凳上。天啊，父亲，我的父亲！他站在条凳上！他那因劳累而变形的双腿，似乎难以支撑佝偻的身躯；他神色木然，卑屈；他更加瘦弱、矮小。
　　（我坐在会场，一幕幕父亲的画面，在眼前快闪——农业合作化后，父亲带头加入互助组、初级社，带头将车马牲畜土地水机等生产资料，无偿地全部交公、入社；他当过互助组副组长；初级合作社副社长；当过全县“卖余粮模范”；如今我爷爷饿死，全家人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无人营救；父亲却成了罪人！）
　　父亲的罪状是，今年春初，捋了生产队的苜蓿，拿回自家吃了；去年秋天，掰了生产队的玉菱，拿回自家吃了。
　　对我父亲罗织罪名，无限上纲的批判者，是生产大队的一位贫协代表。他从外村搬入我村时间不长，人都没认全；却成为批斗我父亲的骨干分子。（他儿子也在赵村高小上过学。不知何故，两年后，他跳入村北水井自杀。）这次大会，父亲被判刑：入狱六十天！
　　我在会场，无地从容，如坐针毡，心跳加快。我的身旁，一边坐着党员班长张四有，一边坐着团员副班长梁甲娃；他俩神情紧张地盯着我，直到散会。
　　同学们肯定都知道了。许多人不和我说话了，或者躲着我走路。有时，我还在教室坐着，张四有却假装没看见，重复地向其他同学说：“那天，他脸色煞白呢！他紧握拳头呢！他屁股不停地动弹呢！想要站起来呢！”——他故意放大声音，让我听见。以后，凡课余时间，只要张四有在哪里，我便不去哪里。
　　张四有的搭挡梁甲娃，和我本是赵村高小的同学，以前关系不错；但那次公社大会后，他疏远我了。这也罢了——他爸自从调入龙居公社供销社后，经常来学校，给他送各种好吃的。甲娃常常拿出大铁盒饼干，漂亮的巧克力，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维他命”；在我面前显摆。每当此时，我立即走开。我快十五岁了，决不眼馋！
　　公社大会之后，我颜面扫地，十分苦闷。除了上课，我总想避开同学们。课余时，我常常找个僻静处，背靠着墙或树，站着，半天不动，发呆。我开始失眠，头晕，头痛。
　　这天中午，阳光灿烂。我心情沉闷，独自走出校门。此时，小麦已经泛黄，绵亘百里的中条山下，一片金色的海洋。微风吹过，金浪起伏，麦子的馨香扑鼻而来。运城县，素有山西小麦粮仓之称。我一时呆想：地里这么多小麦，怎么分到我家里时，即使加上秋粮，也几乎年年口粮差半年；这么多小麦，哪儿去了呢？……
　　在一片麦海近处，有一棵大树。我沿着田埂，走近大树。树旁有一眼大井，大井因拆走了水车，张着黑洞洞大嘴。
　　四野寂静。我靠树坐下，望着起伏的麦浪，发呆。忽然，心中涌起一阵悲哀，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以至哭出声来，竟至嚎淘大哭！我产生了幻想：幻想天上会降下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走来与我说话，送我一个宝葫芦；让我的父母和妹妹吃饱饭；幻想出现一位老奶奶，坐下与我说话，给我带来两个麦面大白馍，还有两个熟鸡蛋。……
　　我哭了许久。四野寂然，不见一人。在麦海包围之中，我的哭声渐若蚊蝇。我擦干眼泪，站起身来，回校。
　　我从麦田返回，走进校门时，恰巧相遇尙千钧老师。我身上徒地涌起热流，一一我朝他鞠了个躬；本想和他说话，但还是匆匆离去。

十

　　晩饭后，我听到一个消息，学校给尚千钧老师加了任务：除讲授生物课外，还要他负责养猪。尚老师身体单薄，每天又要上课，又要割猪草喂猪，他受得了吗？我找到尚老师，表示想和他一起养猪。尚老师请示学校领导，同意了。同时批准的，还有一个矮个子男生，名叫王兆家（？），大我一届，快毕业了。每天中午或下午课余时间，我俩每人割一大筐猪草，尚老师用灶房的泔水，加上野草，制作猪词科。
　　王兆家对我很热情。我俩找来几根粗木椽，一块破门板，在猪圈上方搭起个棚户；下面是猪的“卧室”，上面是我与王兆家的“床铺”。可是，王兆家躺了一次便不躺了，嫌臭；猪虽不大，但痾屎不少。王兆家每天送来猪草就走。我却喜欢这个小天地，虽然猪屎臭气时有飘入，但心里安然。我喜欢钻进这个“小阁楼”，仰面枕肘，伴着碧绿的野草，背诵古代诗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风向东流。”“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我最喜欢的，一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一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我哼着蒲剧腔，反复背唱这两首词。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可怜——“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正飞马扬刀——“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我还把语文、历史、生物等课本，以及借来的课外书籍，带进猪棚。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我都在此度过。一天中午，我突然发现，尚老师不知何时，正在猪棚外，探着头，悄悄看我呢！四目相对，他笑问：“你不嫌臭？”我也笑了。
　　这天晚饭前，尚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兼杂务室，拿出一大本剪报，让我看。他剪贴的各种报章杂志，纸已发黄，有他撰写的短篇小说、诗歌及各类文章。记得其中有一张篇幅挺大，是当时的《山西青年报》。登载一篇他撰写的短篇小说，内容是抗洪抢险救灾的；还有插图。插图的作者署名“凤仙”。（谁能想到，十几年后，我调入山西日报编辑部后，竟与凤仙老大姐成为同事！）奇怪的是，尚老师当时静静地坐着，並不多说话。此后，我暗下决心：将来，我的文章，也要见诸报端！
　　我爱上了体力劳动。它在我的内心，给了我慰藉。新建的龙居中学，经常平整场地。每次用铁鍬铲草时，我总是低头弯腰，飞速挥臂——欻！欻！——每秒钟铲两至三锹，五六秒才喘口气，任凭汗流满面而不顾；这时，许多同学总是惊㤉地看着我。还有一次，全校同学上中条山背铜矿石（国家在此初建铜矿）。大多数同学爬上山就精疲力尽了，一人一趟只能背二十斤左右；许多同学半路上都累哭了。我能背四五十斤，虽然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但没有哭。
　　还有一次暑假，学校又让尚千钧老师出马——挑选十名男生，去几百里外的霍县煤矿拉煤，给学校赚点钱。尚老师选的多是初三学生。我虽初二，刚十五岁，但身高已经一米七五了；只要能吃饱，身上有些蛮力。我抢着报名。尚老师选上了我。在霍县矿务局，我们的伙食与矿工一样，吃得较饱。在那里的山间柏油公路上，我一人拉起满载煤炭的小平车，跋涉十五里路程，每次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上坡地段安排有同学推车）。尚老师对着同学夸我：“这傢伙，瘦，却有劲。

十一

　　我即将升入初三时，有一次，尚千钧老师以《我爱上了养猪》为题，让我和王兆家各写一篇心得体会。交卷后，我觉得王兆家比我写得内容充实。可是，尚老师认为“可以”，把我俩的文章，并头贴到了校办大墙报。一时间，我和王兆家，成为全校注目的小猪倌。
　　大概，我的猪倌名声，以及体力劳动不惜力，引起了班主任介恒让老师的好感。也许，还有一点——自从介老师当班主任后，中四班每学期的班务总结、勤工俭学总结、模范同学先个进事迹总结，等等有关文字，总是由我执笔撰写（直到毕业）；我似乎成了介老师的“小秘书”。于是，经介老师提名，我被选为班干部成员。分工时，介老师让我担任学习委员。
　　对于学习委员，我有些怯场——从初二开始，我的数理化明显退坡。我找到介老师，直言心中的不安。介老师却不以为然，他说，相信我会迎头赶上。
　　我不仅没有迎头赶上，还捅了个漏子。那天，化学老师王殿臣走上讲台，对上周的化学考试公布成绩，进行讲评。他一开口，就点了我的名，要我站起来。然后，他开始朗读我试卷中的文字部分——那些充斥着“之乎者也、矣哉夫且”的文言句式。他的脸色由黄变黒，训斥：“你是考化学吗？！狗屁不通！”他宣布：“冯勤学，本次化学考试，零分！”
　　王殿臣老师身材瘦小，面皮发黄，眉宇间有些书卷气；因患小儿麻后遗症，走路腿跛。他平时课余很少露面，即便露面也寡言少语。据说，他和校团总支书记、政治课老师王建业是亲戚。同学们私下里认为：“二王”的脾气，有时很像，如出一辙。
　　我再次找到介老师，恳切要求辞去学习委员。可是，介老师不同意，让我“努力追！”。我暗下决心：不吃馒头争口气，拿下数理化！
　　然而，能拿下吗？到初三的第二学期，我发现代数课几乎听不懂了！我想“吃回锅饭”：从头补学，可惜，没时间了。
　　一九六一年六月，毕业考试结束，毕业证也已发放。我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高中，不考了。因为，一旦名落孙山，如何面对“学习委员”四字；如何面对尚千钧老师；如何面对班主任介恒让老师；如何面对——在饥饿的死亡线上，一直挣扎活命的父母双亲！

十二

　　谁知，平地一声响雷，解放军要来我校征兵！当时的社会环境，大多数农民子弟已经不想上或上不起学了，都想早就业早吃皇粮；却苦于没门子、没路子而无可奈何。比较而言，当兵前途广且难度小。
　　我和许多同学都认为：当兵虽然不挣钱，但有饭吃；至于打仗会牺牲，总比在家饿死强。何况，本次征兵，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将最低年令降至十六周岁；并公开宣传：优先征招初、高中毕业生，为培养新一代军官队伍打基础。
　　我刚过十六岁生日。——嗟夫，此乃天遂人愿者也！
　　我未和父母商量，立即报名应征。征兵的负责人，从三个毕业班的报名者中，挑选了十名男生，逐一谈话，逐一家访；经体检、政审后，淘汰两名；最终批准了八名同学光荣参军。我在其中。
　　与此同时，龙居中学已定好日子，召开应届毕业生典礼大会，会后举行告别会餐。介老师通知我，让我作为中四班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大会上发言。
　　毕业典礼发言时，我第一个上阵。我以尚千钧老师的演讲气魄，慷慨激昂，抑扬顿挫，声震全场；以教导主任王芳的演讲风格，不磕不碰，行云流水，一泻千里。
　　我明确表示，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做一名优秀的文字工作者！”最后，我用两句话铿锵作结：“临别立下弒指誓，不捣‘黄龙’誓不还！”
　　会餐开始了。在灶房后的空地上，六人一摊。尚千钧老师笑吟吟地来了。他径直走到我们的餐摊，坐到我身边；笑得灿烂、亲切、慈祥。他告诉我：“今天吃的肉，就是咱们养的猪。”他还告诉我：“你今天发言中，最后用的那个‘弑’字，《左传》里有，是‘崔杼弒其君’的典故用字。这个字，现代汉语很少用了。”同学们都不会喝酒，他却举着一杯酒，非要和我碰杯，要求我“一饮而尽”。（至今历历在目。）
　　（行文至此，眼含热泪，情难自禁！——敬爱的尚千钧老师，自那天碰杯以后，至今没有见过你。后来，依稀听说，你去了一个村办小学。（该村幸运！）我曾想找你看你，却因浪迹天涯，终末遂愿。
　　敬爱的尚千钧老师，你能看见这篇迟写的文章吗？我想念您！）
　　毕业典礼刚结束，学校共青团总支部就迅速工作，要将所有光荣参军的同学，批准入团。我也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眼看六名同学都拿上了入团证明书、介绍信（中五班班长张玉锁已是团员），我却迟迟不见批准。又过了两天，公社武装部马部长通知我：征兵领导组和学校最后研究，你这次参军未批准；考高中还来得及，抓紧复习功课吧。
　　大部分同学都离校了，少数要参加中考的同学，在校复习。我心有憋屈，口中难言，收拾东西，告别母校；回家。
　　我的参军梦破裂，父母倒也平静。但是，听说我放弃升学考试，两位老人忧心仲仲，轮番劝我。父亲两次坐到我面前，语重心长地说：“还是考吧，不考，咋办呢？”我告诉爸妈：“我的代数不沾弦，考不上”；“我想当个有文化的农民”。（这是当年党和国家提出的就业口号。）
　　我搬进爷爷住过的南房，把爷爷生前吃饭用的大方桌，布置成我的书桌。我还在紧挨书桌的东墙上，贴了两条红纸，用毛笔写了两句口号：“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至今记忆犹新）
　　简陋的书房布置好了。我走出院子，站在我家哨门外的台阶上，对面是个空旷的打麦场。此时，凉风骤起，鸡犬奔走；远处，三十里外的中条山脉，像一条淡蓝色巨蟒，横亘天际；山的顶端，灰白色的云雾，弥漫缭绕。
　　家乡素有民谚：“南山戴帽，长工睡觉。”——要下雨了！
　　村巷空寂。忽然，我的心中冷热交集，望着逐渐模糊了的中条山影，发呆。

写于2018年9月23日

　　作者后记
　　1．谨以此文，向我的苦命的大爷大祖母，二爷二祖母，父亲母亲，外祖父外祖母，舅舅（家贫未娶）等所有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作出血汗付出和贡献的老一辈亲人，表示无限感恩！为人子孙者，未能报答父母、祖父母等亲人的生养抚育之恩，在此特表无限的愧疚！
　　2．谨以此文，向伟大的时代与历史表示敬意！
　　向杜甫村小学及其以来的所有母校表示敬意！
　　向龙居中学当时所有的老师们——无论表扬过我的、批评过我的、甚至训斥、批判过我的老师们，表示敬意！
　　向老师们深深的鞠躬！
　　3，我到山西日报工作后，有一年去运城采访。听说我当年的班主任常泽民老师，已从龙居中学调到杨村高小任教；我正好路过该村，便去看望。相别二十多年的学生前来看望老师，并拿出自已的一些新闻作品和文学评论送给老师；常老师满脸笑容。但是，当我提到当年的饭票风波，并用逻辑论证的方法，指出扆宝珠丢失饭票的原因：有被偷的可能；也有不小心丢失的可能；而常老师当年只认定“被偷”，不考虑“丢失”；这在因果关系上是论证不全面。此时，常老师顿时收敛笑容，稍作沉吟后说：“你，你那时，爱，出风头。”——所答非所问。不过，我很快转移了话题。临别时，我仍向常老师执弟子礼，弯腰九十度大鞠躬。常老师把我送到校外路口。路上，我忽然想，当年常老师，仅是一个班的班主任，他有权调动三个班同学，开我的批判会吗？我的“爱出风头”，究竟得罪了什么人呢？

　　本文由丰收（冯勤学）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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