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劲松：泛黄的八十年代

┃Personal History

泛黄的八十年代

© 杨劲松／文

王文澜／摄

　　一张泛黄的“外汇券”，把思绪带往了那个已然隔世的八十年代……
　　“外汇券”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产物。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海外投资商、游客，中国银行发行了一种与人民币相仿、有着同等购买比值的货币。这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因仅限于老外们的使用，寻常百姓自然是少见，也就不会察觉到它流通起来的意义。直到一天，你也生生地捏着一叠这样的货币，随人流走进只有“老外们”可以光顾的星级酒店和友谊商店，你也与那些趾高气扬的人们一样拎着包装花哨而紧俏的舶来品，啖食还淌着血水的牛排和猫尿一样的咖啡，慢慢克服了出入这类场所产生的怯懦心理，感受到帅气漂亮的服务生们恭敬有余的气息，开始陶醉于被“先生”、“小姐”地称呼着，逐渐生成出的“我骄傲”和一种夹杂着惶惑的“解放啦”的念头就萌发了出来。
　　今天重提往事，那种心理上的细微改变确实吓人一跳。原本习惯了一穷二白的内心不仅有了一种久违的财富感，随着手里不断捏着的外汇券多起来，原先徒有四壁的斗室内可见到的舶来品越来越多，新鲜奇特的物件塞得到处都是。黑砖头样的录音机可以听磁带学外语，馒头状的一门冰箱可以储放食物还可以喝冰镇饮料，一把抓的电剃须刀省去了刮胡子的麻烦，赤赭色的雀巢伴侣香味迷人，口味难咽却以招待小姑娘，而爬满洋文的烟酒那个味儿，也让人不习惯，但还是被显摆地放在寝室一角，伴着居室里飘荡的靡靡之音，三五志向相投的朋友会豪爽地胡吃海喝起来。枯燥的日子平添了几抹亮色，“小日子”变得有滋有味了。解禁之初，开始有了个人的空间，有了偷尝禁果般的欢愉之心，但现实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仍然是残缺的。这种在当初极为意外的“小日子”，今天已再寻常不过了，至少不再有人会告密和打小报告了，可一旦当真地过起这样的小日子内心仍不免忐忑。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里，仍保不齐哪天社会就会起点风浪，就会在单位被要求“狠批私字一闪念”什么的。所以，即使外汇券作为个人的一种意外的收入，已经开始让紧巴的日子变了样，茶余饭后，大家心里面的这种“变了样”的生活依然有些魔幻，依然有种落不到地面的玄乎感。于是，有也好，没也好，日复一日的作息规律和交际方式表面上依然如故。只是变了样的生活方式使人不得不在两种不牢靠的氛围中交替进行着，互相依偎着。很不可靠，却又天天发生在你的日常生活里。
　　八十年代的中后期，美院的院子里时常会见到一批批老外和港台人士。鲜亮的奇装异服和空气中掠过的醉人香气外，他们走后所产生的“传奇”故事还是影响不小的——譬如一幅画被老外们买走的确算不得什么稀奇，但如果那是一幅习作，并且是当时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中，被称之为“烂画”的习作却被老外们买走了。而且这样的事绝非偶然，是经常发生的，并且总是发生在校园内那些被认为是些所谓画不好的学生、最不守规矩的学生身上。校园内悄悄发生的改变是课堂里已有不少学生开始怀疑自己的作业态度了。校园内不再平静。即使校外的风气不断刮入进来，一些有胆识者也早在社会上弄得风生水起，但各系的教学仍然如故毫无起色。有些人就开始逃学旷课了，还有学生开始在课堂上大胆质疑不明就里的临摹和拟古学风了。
　　我第一次拿到20美元和100元外汇券，是凭借读研期间做的一组三幅刻蚀飞尘的铜版画习作。这组画完全是为了研习一种制作技术。我的导师是纯技术流的老师，他主张学生先把东西做好，在过手中把东西做到精妙，“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地反复经历材料语言的变化，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就能体验到艺术。他反对把艺术弄得玄而又玄的实践方法，更看不惯作者说了很多作品却不打动人的艺术。因此在他的课上，没有所谓严谨的创作要求和美学标准。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没有既定不变的标准的，学生也不是一个模子里压制出来的。学生可以用一种单一技法做任何题材，自然也可以用多种复合技法做作品，关键在如何帮助、启发学生：研习技法之后想干吗？其中道理有如国画艺术。一支笔、一块墨、一碗水、一张纸，大千世界的魅力都在其中。有意思的是第一次持如是观的作业被人用外币换走，还完全不晓得如何谈价钱，有点像农民卖菜，看着给。我想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恐怕十有八九都是一副耻于谈钱的模样。即使到了今天内心仍然是迈不过“讨价还价”这道心坎。往高里说，文化如何用得上金钱标准来衡量？即使艺术早就与金钱脱不了干系，心中的那点酸劲还时不时会冲出来让我耻于就作品论价钱。总算在左推右搡中完成了这单交易，的确有半天回不过气来。倒不是疑惑画能换来多少钱，而是触动了我想“什么是艺术”，开始“当真有了……”的那种烦恼式的思考。因为那天，我还拿了自本科毕业到读研时的作品给老外看，其中一些作品是我获得江湖名声的东西，是我自认为接近艺术的作品，体现了我多年追求的结果。这类作品不为老外所喜好，他们青睐的反而是我的“习作”。捏着这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心里却是怅然若失。
　　这个困扰一直伴随了我好些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只身去了日本，而后辗转去了法国才弄明白问题之所在。这是后话了。
　　关于艺术，我们这代人的认识大多从书本和画册中获得。我们被训练成天真地相信唯有通过正规的训练才能入得其门的实践者，并且在大学经历了大量的“基础”训练后，更加认同书本上关于历朝历代艺术结果的评判标准和理论成果。自己也开始使用这些定律来判断自己的生活经历，修正内心感到别扭的念头，把自己的感知纳入所谓的正宗途径，丝毫不怀疑老师们如数家珍般告诫大师们成功的要素和规律。从写生临摹到临摹写生，从习作到创作的规律性练习中，我们的确可以达到形似大师作品的程度，可以参加展览，获奖，成为后起之秀。说实话，走多了这类放弃生命感受力，将自己的情感和思考纳入“轨道”的所谓艺术之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只晓得读社论、看风向、押苗头的人，创作成了技术分析，成了形式风格的挖空心思，创作其实已经成了件苦差事。内心一点也欢愉不起来。艺术到底是什么，到底该面对什么，是投机、投其所好，还是真的创造想象力和发现新的生命感知方式？路在何处？得奖或好卖都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烦恼，以及通过分数、得奖来被确定的艺术是否有问题的疑惑，正是起始于这个时期。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浸淫在这样的氛围中自娱自乐，除了批量化地生产出来的所谓“作品”，成为丧失创造活力的玩意儿，成为一种工具外，我们的生命感受力、想象力、创造力的那只文化理想之眼实际上已经瞎掉了。艺术的空壳化，认识手段的贫乏，剩下的就只在视觉的浅表现象上瞎折腾，创作不过是抄袭和模仿的翻版。艺术没有可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面镜子，自然就更难有发现创造源泉和生发新意的营养。
　　外汇券惹起的创作困扰已或多或少地作用在自己的创作态度里了。至少已感受到除了所谓正统的美学标准外，社会也有一套，或者说还有多种行之有效的价值系统在运行。但这个念头仍然让我焦虑。因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太长久的训化，有了许多难以擦洗的思维惯性和趣味，它们时常在你左顾右盼时废掉你花了好些功夫才恢复的认知理性。虽然经历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今天的众多社会转折，感受过文化虚无主义对过往生活习惯的摧毁力，但毕竟在锁国多年的环境中长大，所见、耳闻、所识的标准仍然处在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一元化认识误区中。虽然身边的新鲜事有如过江之鲫般让人眼花缭乱，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感即便出现了摇摇欲坠的迹象，也还是宁愿选择熟门熟路，最多只在闲暇时试试自己不同的另类念头而已。
　　直到研究生快读了一年的功夫，我的带薪读研的待遇突然被减去了一半，并且被要求逐渐返还一年来多领的那部分钱，我的“富裕日子”顿时烟消云散。去财务处查询得到的答复让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找校方理论也不得要领，窘迫中，发觉用画换些“外汇券”的做法也不错。许是人穷志短，或穷则思变？用心去做自己的创作，开始不再在乎外部评价，用自己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实践才有了苗头。自此，不再天天翻技术类书籍，而是开始研究艺术家个案，去用心了解这位艺术家所处的社会和生活境遇，去了解他的转折和贡献的肇因和文化宗教等原因。虽然，用已有的技术、技巧来表现自己的认识不是不可以，一个需要加强提防的陷阱就是，你的艺术如果是不加扬弃的技术沿袭，那将难逃鹦鹉学舌的命运，规避重蹈覆辙的途径似乎只有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力这条路了。我开始潜心在存在主义哲学和意识流小说中为自己建立观察依据。萨特对二战后的西方文化的反思对我极具启发意义。“你的存在就是对别人的妨碍”，萨特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个社会冷酷的一面，也为找不到精神出路的人指明了一条发奋的道路。人只有找到自我存在的方式，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正能量。于是为自己所有好的想法寻找呈现的方法和手段，即使这个念头在实践中与正统偏离，即使四不像，每天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日子反而充盈了起来。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热衷于参加所谓大展了。
　　1987年，我的一幅铜版画《烛光》参加了日本高知国际版画三年展，得了一个“赏候补奖”和一笔奖金，并被日本藏家购去了五幅作品。这是我第一次作品为海外美术馆收藏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件作品代表了我已摆脱“命题作画”式的创作。老实讲，现代主义风潮虽然在视知觉上让我感到震撼，但随着获得西方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我发现中国的现代艺术语言形式和载体只完成了视觉经验的表层演绎工作，对源起于社会思想运动和工业文化的反思精神，却一点也未涉及。虽然，对我而言，“走一条自己的路”从愿望到付诸实践，似乎除了读书思考厘清智障之识外，当时好像也只有从技术上开始试着走这么一条路。求技术的突破不但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显性的需求，对于个人文化思想和行为方式还不能完全自主时，奇巧淫技之法门在洞见缺乏中还会成为有效的自我解套的门径。另外，作为浙江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三批研究生，正赶上浙江美术学院肖峰院长试行教育改革的当口，学院试图通过招研的方式延揽全国人才，为学院教师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校园内学科、学理、学风整肃的要求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态度更趋向开放和开明。好在浙江美术学院历来就是各种学派并行不悖，各种思想可相互激荡而不灭的风气，只要学有独到之处，即便不靠主旋律，也是有生存空间的。
　　八十年代的美术学院每年的研究生招生数量是很少的。专门招收铜版画专业的研究生则更是屈指可数。除了中央美院1978年招收的第一位铜版画研究生王维新先生外，就是浙江美院的我了。我的导师是曹剑峰先生。据史料称，除广州美术学院的陈晓南先生为正宗的留学英国归国的铜版画家外，曹剑峰老师则是第二位具有影响力的本土铜版画家了。幸运的是在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读本科时，我曾受教于陈晓南先生，是他点燃了我研习铜版画的专业兴趣，尽管当初我仍无法区别铜版画与钢笔画的趣味。追随曹剑峰老师才知道铜版画是西方复制油画的工具，但凡油画可以表现出来的效果，铜版画都有能力模仿甚至超越其复制性而单独成为一种创造性艺术门类。
　　曹老师教铜版画艺术，有些像师傅带徒弟。我是曹老师开门弟子，也是他的关门弟子。所以，曹老师几乎是倾尽所识对我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我记得他说：“你可以像用纸一样地用铜板和锌板。”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其奢侈的事。因为各专业教学经费都不宽裕，曹老师历年积攒下来的一叠蓝底锌板他都舍不得用，但对我却是“财门全开”。我每天都待在工作室切板挫板磨板直至熄灯时才离开。当我真的像用纸一样地开始做铜版画了，大量的废版也随之出现，曹老师其实挺心痛的，他却只是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在废版上设法磨平了再重做。我试着用木炭手工打磨那些废版，手都磨起了一排水泡也仍然去不掉蚀刻很深的线条……事后，这一过程着实令我受益无穷。一张白纸，一块锌板都是非常具体的存在，怎样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或者说怎样“有”得有意味、“无”得意境深远？这个看似简单的劳作过程，其实蕴含了多层旨在手脑贯通的道理，如果还能与自己的创作思考再贯通起来，又何尝不是觅寻了一条实在的艺术通道？
　　《烛光》，就是产生在一块废弃锌版上的作品。这块被做坏的锌版在反复磨挫后，即使已达到了版面平整光滑的程度，那些过往的痕迹在作品中依然会以它特有的痕迹显露出来，使作品变得耐人寻味。这个经验加强了我对铜版画这一外来样式的理解。今天回想起来蛮有感触的是，教育其实是培养人认识能力的过程，要让认识产生行动力，教学必然要让学生落实到一些具体的事务上去，美院老师们教技法、形式、风格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技法使用后来解决创作问题的工具，唯技法形式材料马首是瞻的教育，是很难悟出学以致用，并且在“用”时适时适度开拓创造的道理的，本来生机勃勃的学习也会变成枯燥乏味的劳作。今天我们也许明白理论总是产生于实践之后的道理，我们开始重视实践的理论研究。但是，视觉艺术是由视觉文化的发展生成的结果，艺术创作是由内容决定它存在的价值，即使纯技术流者，若非发现纯技术美学意义，不为内容的技术就等同于花招，是缺乏美学价值的。所谓的“美学价值”，在我看来一定包含着内容的创造性。没有创造性的艺术是没有美学价值的。学生们怎样理解所谓课程中教授技法的用意，理解艺术视觉意义产生的内在条件，虽然有时可以通过技术研发和引进而产生焕然一新的效果，但是单纯技法形式之类的教学，其结果与艺术必然会是南辕北辙的。事实上，所有书本上见得到或者展览上出现的形式和技法，都不是单纯的形式和技法本身。它们的划时代意义必然是与艺术家个人生命体验和文化理想相关的。没有这个所谓的内容为前提的艺术，技法形式语言风格都不可能承载文化的重量，诸如此类的艺术也不可能是创造性的结果。
　　1988年，我的另一件铜版画《藏女·玛咪》得到了第四届全国三版展大奖。奖金大概是人民币200元，具体数额已记不清楚了。但这个获奖带来的变化是，我弄明白了版画印数的实际意义。早先，做好一件版画作品，除了打样修改定型会印个七八幅外，通常只会印几幅成品交作业或参加个什么展览就束之高阁了。即使按通例格式在作品上标明A/P试样，或几分之几的印数，那也只是个象征意义。自打《藏女·玛咪》获奖后，不时会有慕名而来的买家求购，印数由几位数改为100位数仍供不应求。直到后来我在德国游学时，德国藏家告诉我解决的通例是，换不同的专业纸和换不同的油墨可以使作品印数重写。此件作品恐怕印了原印数的五倍数吧？因为在德国游学的四年时间里，主要还是靠铜版画订单来维持开销。由此可见，在市场化的今天，“印数”不只是版画数量的记录，它还包含着信誉、认真态度和艺术价值本身。
　　每年的春秋两季，最是美院内学生们来钱的日子。不光是杭城这两个季节鸟语花香气候宜人，这两个时段也是学生们作品产量最丰沛的时间。虽说八十年代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在进入高速发展期，但是市场经济的途径还远不如现在。当初，真正实惠于百姓的方式是容许“炒更”。炒更一词源自广东夜市，就是有一部分人利用八小时工作后，推着自制的烧烤、零担食物沿街叫卖，是“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国策产生出的衍生物。美院学生们的“炒更”，便是在一年中的这两个季节里。
　　很明显的变化是，蜂拥而至的老外和亚洲各国的游客，带来了迥异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那些不同的审美趣味和看问题的角度，时不时引起学生们内心里的波澜和骚动。喝啤酒、威士忌就榨菜，穿大头靴蓄长发，玩摇滚开舞会，写小说扮酷构成了学生们课外的新内容。在那个时期冒出一批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新摇滚的玩家，在全国还弄得风生水起的。诸如此类的影响因子，一年年地叠加，游客们用很少的外汇券换走了作品的消息，逐渐不如他们走后带给学生们的比较性思考来得深刻。夹杂在一批批奇装异服的游客中，一些画廊掮客和文化基金会的专业人士开始出现。他们最明显的区别是不买画，而是串各个系的教室，他们会坐下来跟你聊天，会到学生们拥塞的寝室里翻书架，掀床底下的画来跟你讨论艺术。交流是在蹩脚的汉语与生硬的Chinglish（中式英语）中进行的，每每此刻的亢奋是溢于言表的。交流中发生的困顿和挫败感则是激发美院内不少学生逃课，跑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偷学外语或接触外语系、历史系、中文系女学生的肇因。学院内不久就冒出了可以流利英文对话的学生，这批人后来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世界的潮流中担当重任，甚至成了今天艺术产业内的翘楚。
　　使美院所有受“外汇券”行为影响的学生，真正产生质变的因素，是那些被老外们选中参加的欧美举办的有文化识别性的展览，这些展览有着很高的专业影响力。虽然在今天看来，那几个曾经令人梦寐以求的展览不过是西方汉学界极为边缘的小活动，但是在东西方信息不畅时，每次这样的事发生，都会在美院内引起地震般的效果。尤其是有几个被邀请去了趟国外的学生，他们回来后，由他们带回的观感和国外艺术发展的消息得以传播，这些因素对美院内渴求变化、希望成功的学生们而言，是除了教学系和图书馆外最令人信服的艺术准则了。
　　至此，一年中的这两个季节便成了院内学生们不循规蹈矩，不满足于作业拿高分，不再以参加全国美展为毕业目标的最期盼的季节。院内各系的活跃分子开始关注艺术理论和潮流的关系，讨论潮流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文化思想资源问题，开始将务虚的艺术讨论指向自己的个人经验，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在走廊、宿舍搞离经叛道的展览，开始面对社会问题联络社会有识之士，在山野、街道和商场做些非学院式的艺术活动。这些在后来渐显意义的思想磨砺，迸发了那个时期浙江美院学生们的文化想象和个性自由的激情。校园内每天都会有自发的展览和聚在一堆的啤酒讨论会。各种异想天开的视觉形态和作品方式，都在不同程度和角度展现了学生们渴望社会认可的愿望和热情。有意思的是，杭州各高校中最敏感的学生们都以浙江美院的标新立异为榜样。时常会有哲学系、外语系、历史系的学生团体造访美院，杭州市民也表现出了极大热情，以至于上街购物、去医院看病，乃至发生局部小冲突进了派出所，只要说是“美院的”，那一定使对方受宠若惊，好像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英雄”或“弄潮儿”似的……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如今天青年怀揣着梦想与热情，我们经历过许多猝不及防的历史大潮，干过许多鸡鸣狗盗的傻事错事，一路上起起伏伏、跌跌撞撞。庆幸的是没有趴下，没有放弃，没有一事无成。也许那个时代的衍生品“外汇券”，不过是一个偶然，但它不会是唯一促成我们在抉择的当口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放弃始初理想的因素，用“外汇券”起题写有关三十年前的今天，是所谓转折始于微末之理。现在看来，人生重大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并非仅靠读书明理这一条途径。很多偶然，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存在，很多看似蹚不过去的沟壑，其实都孕育着重大机遇和可能，是上天赐予那些有准备的人的考验。因此，很多时候的起始虽然都是混沌与渺茫的境遇，只要那份坚持有自己的发现，不轻易改弦更张、左顾右盼，只要能在纷杂的诱惑面前保持一份思想自由的文化属性，跨越困境的力量和智慧都会在努力的过程中被掌握、被解放，保不齐还会成为艺术创新求变的文化资源和理由。
　　外汇券或许只是那个时代的匆匆过客，它没有特别的文化的属性和企图，它只是在恰当的时间解决了暂时的困难，扮演了一种为个人空间换得“自由”的角色，原本于我们也是个可有可无的事物。但有种宿命是躲也躲不开，是注定要发生在你或者这一类人身上的。就像爱情，爱上谁，与谁结婚那是偶然的，但与此人相似的一类人恐怕就是你的宿命。总之，一旦不期而遇，久违了的财富概念似乎就从此开始被建构了起来；再多了些花花绿绿的外币，你又会觉得个人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更多的时候，你突然觉得要探究下它的价值系统和文化的关系。这样的经验，对那个正处于国门洞开、良莠莫辨时代的青年，无论是从社会角度还是文化角度来分析，在我看来都是极具意义的。如果没有系统之外的另一个渐成气候的系统支持，结果可能完全是另一档子事了。
　　“八十年代”，是我们这代人思想、行为意志包括对理想的认识至为关键的年代，是那个时代的人从单一无我的躯壳转换成有自主意识之人的实践过程，尽管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经验。那个时代的每个人都充满了未知的变数，有着无限的可能性。许多机遇和坎坷并存，关键不在你的出身和地位，而在个人的实践方式能否有效突破困境。一夜暴富的传奇此起彼伏、一夜成名的艺术家数不胜数。三十年弹指一挥间，该留的留下了，该走的也走了。八十年代的定格就像一桌麻将，是一桌全民参与慢慢形成规矩的麻将。
　　“摸着石头过河”的八十年代，就像全民游戏的麻将年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乃至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麻将桌上的各式筹码。每一类群都在输赢中摸清对方的底牌，每个底牌都会在做局中变化万千。这是一种全民思想观念的博弈，也是人们观念变迁中不靠书本追求实效的方法磨砺。叫它“中国特色”也好，称作“猫论”也罢，反正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落脚点，都可以“英雄不问出处”地闯荡一片天地。外汇券对我而言，好像是麻将桌上抓牌的一种灵活性，它无意中加速了我寻求自立的步伐，让我敢于放弃费劲才拥有的正常阶梯去冒险证实个人的能力，也许对他人而言此类经验是微不足道的。对于把丰富自我、印证自己认识世界的角度作为个人理想的人而言，摆脱现实境遇里的种种诱惑和规矩，虽然不能以个人愿望为依归，个人的经历肯定还需有更多资源整合的条件，有持之以恒作为认真，有在挫败中坚守底线的心态。这些相关因素在八十年代是普遍存在的，是可以人为地把握住它的。我很幸运，我捉住了它，它置换出的体会是：要有“思考与理解个人自由”的自由。

2014年6月17日终稿

　　本文选自《八十年代：一个艺术与理想交融的时代》，杨卫，李迪／编，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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