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麟生：我的高考1977

┃Personal History

我的高考1977

© 王麟生／文

　　2008年，我们当年一起去黑龙江的战友们聚会纪念下乡40周年的时候，我偶然找到了参加1977年高考时的准考证和高校录取的报到证。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两张准考证（两张准考证？是的，因为我们确实考了两次，其中一次是农场组织的预考）上的名字中的“麟”均错写成了“鳞”。要是在今天我可能连考场也进不了。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漫长、迟到的考试，从中学毕业，我用了十一个年头，走过了千万里，才踏进了考场的大门。

一

　　1977年的春节来临了，随着“四人帮”被打倒，国内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一年春节我没有回上海，究竟什么原因已经想不起来了。3月份，当大批探亲知青回到连队时，有一些小道消息就悄悄地在我们中间开始流传起来，其中之一就是有可能恢复高考的消息。
　　最早我是从小苏那里听说这个消息的，因为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复习数理化。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并没有激动，我想即使恢复高考，我肯定也是没有资格的，因为我当时马上就要满30岁了，这么大的年纪怎么还可能去上大学呢？
　　其实从一开始我对上大学就没有很强烈的欲望，记得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志愿是考一所印刷中专，因为我非常喜欢看书，因此就爱屋及乌，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印刷工人。只是后来许多要好的同学都打算读高中，我也就随大流进了高中。高中时有两本书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本是《雁飞塞北》，讲的就是开发北大荒雁窝岛的故事。后来大概是1975年的时候，有一次兵团开会，我还有机会真去了小说中的原型二十一团，亲眼看到了书上写到的雁窝岛和小青河。还有一本是《军队的女儿》，写的是青年学生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中学里我曾经写过这样一篇作文：“每当考虑到艰苦和幸福的时候，脑海中往往就会出现电影《老兵新传》（根据小说《雁飞塞北》改编）里一个难忘的场景：狼群出没、杂草丛生的北大荒荒原上来了一支垦荒队，当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之后，当荒原呈现出一片金浪翻滚、歌声喧天的丰收景象时，农场的老场长却又打起背包到另一个刚开始开垦的地方去了。老场长走了，老场长仿佛在向我们说，革命者就应这样生活！”
　　1964年，当时上海动员部分初中毕业未考上高中的青年去建设新疆，我曾经参加过他们的欢送会。那热烈的场面使我热血沸腾真想跟他们一起去新疆，然而因为当时还在念高中而没有去成。
　　1966年6月，当我们毕业班正在准备填写高考的志愿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通知我们毕业班听广播，宣读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暂停招生的通告。当时我们都表示热烈响应党的号召，不考大学，积极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去。记得那天晚上学校操场上一片狂欢。我不知道当时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真心地拥护这个决定，什么大学，什么高考，什么志愿都没有当时的“文化革命”重要，我觉得一种解脱的轻松。
　　两年以后，当学校毕业分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并要来上海招收知识青年的消息后，觉得实现愿望的时候到了。北大荒正是我想去的地方，集体生活也正是我十分向往的，但是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是“红五类”出身，不知道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军垦战士。
　　1972年，在毛主席发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最高指示后，高等学校开始用推荐的方法在下乡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有种种原因，自己从来没有被推荐上，然而我并没有感到特别难受。我们一起来黑龙江的战友，也有回上海上大学的，我曾经写过一首诗为他（她）们送行，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临行紧握战友手，别看今日分两下，雄鹰展翅啊鱼归海，边疆儿女要回家。再来农村滚泥巴，再回边疆跨战马，再听老同学的知心话，再看查哈阳的朝霞美如画！”

二

　　高考或许要恢复了，但是我可能还是没有机会上大学，这当然有一点令人惆怅，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答应了小苏，我们的复习就这样开始了。他是六九届初中生，中学课程基本上没有系统学习过，按理说考文科比较容易准备，但他觉得考文科的人可能比较多，竞争比较激烈，倒不如下决心从头学习数理化，准备报理科。我为他的决心所感动，于是把复习重点放在数理化上。那时候可以读的书不多，我在学校里还是很喜欢数理化的，现在重新复习一遍，也算是有些事情做了吧。虽然高中的数理化我全都学过，但毕竟十年没有碰书本了，捡起来还得有一个过程，小苏就更困难了，很多内容以前没有学过，必须从头学起。在团直所有单位中，工程连的劳动强度是最大的。随着天气的暖和，夏季来临了，这是工程连一年之中施工最紧张的日子，为了抢进度、抓工期，天天要忙到天黑，下大雨也不能休息，室内的活儿也不少。不光劳动时间长，活儿还很累。但就这样，我们的学习还是坚持下来了。收工后吃完晚饭，简单洗刷一下，就找个地方，一般是在连队的小图书馆里，有时也在连部或会计室开始我们的学习。那时候还常停电，有时候团部自己发电，但有时候就干脆不来电了。连队的保管员那里有蜡烛，我们只能经常去要一些。课本没有，我们就想法去找“文化革命”前出版的一些数理化自学丛书。再后来，团直中学毕业分配到工程连的学生小孟也加入到我们这个复习小组里来。夏去秋来，我们的学习始终坚持了下来。
　　八九月间，我接到父亲的来信，告诉我中央正在考虑恢复高考的事情，像我这个年龄的知青也有可能可以考大学。随信寄来的还有父亲仔细为我收集的辅导材料。父亲的来信给我思想上带来极大的震荡。久已埋藏在心底的上大学回上海的愿望翻腾起来，搅得我好几天没有睡好觉。回想自己来兵团已经九年了，原先的冲动已经逐渐平静下来，开始理智地考虑很多现实问题。林彪事件和打倒“四人帮”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产生了疑问；周总理和毛主席的逝世使我对国家的前途还有点担忧；兵团体制也发生了改变，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改制成为黑龙江农垦总局，我们将不再是光荣的军垦战士了，只不过是普通的农场工人了；这里的情况也并非像原先想象的那样，随着农场干部子弟逐渐地长大参加工作，占据了农场很多重要岗位，从事比较轻松的工作关系和背景愈来愈重要，走后门等种种不正之风不断发展；一起来的知青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有的结婚了，有的上学了，参军了，也有的想办法托关系回城了，还有的办病退回家了。尽管也有些知青提出了扎根边疆不动摇的口号，但实际上很快就不见了踪影。那些日子，我确实很困惑。落实知青政策时，我们家因三个孩子都在农村，按规定可以回去一个。父亲来信跟我商量，问我是否想回去，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是自愿来兵团的，再则妹妹年纪小，江西农村条件又艰苦，一天工分才七分钱。我跟父亲说，还是让妹妹回去吧！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要我打退堂鼓、办病退、回上海进生产组，我从心底里不愿意。但是留下来，在这里成家，我也不甘心，前途又在哪里呢？我想了几天，还是决定回去一次，一方面了解一下情况，另一方面与家里商量一下以后的路怎么走。正好我当年的探亲假还没有休，于是我向连里请了假，回上海了。
　　那段时间，人们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中，弥漫着种种渴望变化的情绪，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当然也不乏恢复高考的传说。我和父母也认真地讨论了我的前途和打算。正在这时，恢复高考的中央文件正式公布了，证实了此前人们的种种传说，像我这样的大龄知青也可以参加高考，且明确由各省自行组织考试，统一录取，考试时间适当推迟，统一安排在年末录取新生，明春报到。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在上海收集了一些复习资料，在探亲假到期以后，父母催我赶紧回去，就赶回连队了。
　　回到兵团才发现，很多知青都在准备报考，我所在的工程连身处团部，团机关和团直学校的知青消息更灵通一些，他们有不少人也早有准备。我们这个学习小组当然继续抓紧复习，虽然劳动强度大，不能请假脱产复习，但由于我们起步早，也部分弥补了复习时间的紧张，但仍然感觉时间不够用。而我也一下子由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积极性也进一步调动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温课备考大战中去了。

三

　　很快，报考的通知正式下来了。报考前还要先进行体检，体检合格才可以报名。体检是在团卫生所进行的。我体检中还出了点岔子，不知怎么搞的，也许是太紧张吧，血压量出来有点偏高。在卫生所工作的朱逸平劝我不要太紧张，到他的办公室休息了一段时间，果然血压恢复了正常。由于我们农场知青比较集中，报考的人比较多，还要先进行一次预考，筛掉一部分人，通过预考的才可以参加正式考试。预考以后，自己感觉不怎么样，得了多少分也不知道，好在没有被筛掉，也就是说，还有机会。
　　终于迎来了正式考试，我又紧张又有点兴奋坐在团直学校作为考场的教室里边，真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离开学校已经是十一年了，我真有可能踏进大学的门吗？
　　数学、语文、理化一门门考下来，当考试全部结束的时候，我终于松了一口气。从知道可以报考，到考试结束，已经紧张了好几个月了，真应该放松一下自己了。然而，与此同时，一种担心和不安的情绪慢慢地在滋长，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要是我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在等待报考结果的日子里，这种担忧越来越厉害，特别是和一些一起参加考试的战友交流以后，我的情绪就更糟糕了，总觉得自己考得不好，而这次考试很可能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是我们这些人的末班车。特别是还听到很多其他的小道消息，说兵团改制后我们工程连可能要解散，也有说我们工程连要调到六师去，就这样，我的心情越来越坏。
　　这时候已经是1978年1月了，录取通知还没有下来，我已经对此不抱希望了，我要回家，我需要散散心，我只想尽快回到父母身边。尽管我9月份刚刚回过家，我还是申请享受1978年的探亲假。
　　在上一次回来才3个多月后，我又一次回家了我希望躲在父母身边，医治我烦躁的心灵。我很茫然。如果没有抓住这最后一次可能改变人生道路的机会，下一步我怎么办？
　　小年夜晚上，和我一起去黑龙江的同学张燕玲和朱纹锦赶来告诉我，方存忠来信说我考取了，而且成绩是全管局第一。我当时真有点不敢相信，这怎么可能呢？年初二，我接到了工程连打给我的电报，告诉我，我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了，让我赶紧回农场办离场手续，回上海去学校报到。
　　对于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高考复习小组来说接踵而来的都是好消息：小孟考进了东北林学院，后来毕业分配到北京林业出版社。小苏稍后也考进了上海的一所大学。当小孟要感谢我的帮助时，我对他说，我也要感谢你们，这不是客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大年初四，当人们还在家过年的时候，我坐上了去黑龙江的火车。列车在冰封的大地上向北方飞驰时，我的心情与回来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新的生活道路正在我的面前展开，在这条新的道路上，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新问题，我不知道。十年的兵团生活结束了，这十年，在我的一生中会留下什么样的影响，我需要认真地思考。

　　然而，那时我并没有也不可能想到，我们整个国家很快将会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所有的下乡知青的命运都会发生变化。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所有的人都面临着巨大的转折，一个历史的转折，而恢复高考仅仅是一个信号，更多更大的变革将汹涌而来，任何力量也无法将它阻挡……

　　本文选自《星光满天的青春》，王丽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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