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祖尧：从牛棚到田野.下篇

┃Personal History

从牛棚到田野
下篇

© 焦祖尧／文

四

　　1969年初，我们在“群专”的人员统统被打发到五七干校。大同市有两个五七干校，党群系统在离城六公里的同家湾猪场，叫“一干校”；政府系统在离城十多公里的奶牛场，叫“二干校”。
　　这两个系统的革命群众和专政对象，一起到干校去，一边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一边搞“斗、批、改”。
　　猪场的任务就是养猪，养猪要解决饲料问题。于是一部分学员去养猪，一部分到粉房加工粉面，一部分去种菜、苜蓿和饲料。报社文联的人大都进了粉房。把土豆洗净、切开、磨浆、过滤、沉淀；土豆渣子拿去喂猪，沉淀出的土豆粉面外销。这里最重的活儿是挑粉面。粉面沉淀成粉坨，一个粉坨重七八十斤，一次挑两个。我除了干别的活，挑粉坨是我的任务。那时才三十来岁，正是有力气的时候，干这营生我乐此不疲。当时，我和市委办公厅档案处的老吴是被公认为有力气的（这是指被“专政”人员之中，革命群众中肯定有力气更大的），凡有重活的时候，老吴和我常被叫去干，譬如汽车来了，要卸车，一麻袋小米一百八斤，我背上就走，五十斤一袋的白面，我一次能扛四袋。旁边有人说，这家伙看起来身体单薄，力气倒还不小。我听了也有几分得意，你们以为我是白吃饭的？所以有卸车这样的营生时我总会在场。
　　造反派那种胡乱上纲上线的批判我无法接受，但我诚心诚意接受思想改造。劳动就是一条改造的途径。我不觉得淘粪是一种肮脏的营生，冬天我跳到粪坑里去刨粪，结了冰的粪粒崩到脸上、衣领里，还是照干不误。重新工作以后，文化局的一位老局长告诉我，在干校看到我在粪坑里使劲刨粪，他相信我在认真改造。
　　到了干校，我好像只剩下劳动和学习了，干校成立了专案组，我的日记都交到了专案组，由他们作进一步审查。我等待着结果。
　　常常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有位老兄因历史问题被审查，和我“享受”同样的待遇，也在粉房里干活。每天，这粉房要提前开门，把小锅炉里的水烧热，上班后有的工序要使用热水。掌管粉房门上钥匙的人，不愿意多费那点辛苦，就把钥匙交给这位老兄，叫他早上去开门烧水。这位老兄有点受宠若惊，因为革命群众信任他，身份与我等就不一样了。早晨一溜小跑进了锅炉房，忙着生火烧水。上班了，大家发现水还是冷的，打开炉门，炉膛里火星也不见。问老兄是怎么回事，他说锅炉坏了，放了不少劈柴，也生不起火来。大家一看，原来炉上厚厚的一层“骨辘子”（烧剩的煤渣）没有去掉，就在上面放劈柴点火，风上不来，劈柴哪能点着呢？再说劈柴上已经压了一层煤，他手忙脚乱好一阵折腾，还是点不起火，所以说锅炉坏了。看见大家都在朝着他笑，他就越发成了“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了。有人说，你连这点知识也没有，还大知识分子呢！好好改造吧！不好好改造真要成废物了。老兄连连点头，唯唯称是。还有件事老兄也被别人笑话。拉土的小平车没气了，叫他打气，打气筒的出气口接不上轮胎上的气门芯，只好让别人来打。打了一阵，人家让他看看气打足没有。他没有去捏轮胎，而是两指去捏轮毂上的辐丝，捏了捏说，挺硬的，气打足了。这两件事在干部学员中成了笑话。
　　有时，老兄也做出些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我们一室住四个人，其中有位报纸编辑莫名其妙地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揪了出来。因为“认罪”态度不好，到干校后经常被揪斗。一天，要竖个篮球架让大家玩球活动，这位编辑被派去挖坑，任务当天必须完成。那天，我们收工后回去躺在铺上休息，编辑还没有回来。前面说到的那位市委副书记收工回去，见屋里有人在开会，不便躺下休息，就在外边转悠，转到我们屋前，从窗口看见编辑的铺位上没人，就进门躺下了。副书记上了年纪，劳动一天浑身疼痛，就想躺下来缓缓，一直躺到编辑挖坑任务完了回来才起来。
　　第二天，老兄就把这件事给干校领导组作了汇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躺在反革命分子×××的铺上，他们暗中肯定搞什么勾当。当天晚上，编辑便遭到批斗，叫他交代两人搞什么勾当。编辑说，×××躺在我铺上是不假，我一直在挖坑，如果我在屋里躺着，他又怎么能躺在我铺上？我一回去他就走了，能搞什么勾当！
　　在特殊环境中，人性中这一面或那一面就显露出来了。老兄在这件事上干得很不漂亮，在人们心目中进一步矮化了自己的形象。
　　1969年6月8日，干校领导组长宣布“专政对象”可以回家了，也就是说你自由了。
　　从1968年5月31日被隔离专政到次年的这天，我失去人身自由整整1年零8天！在这一年多时间里，除了思想，一切行动都在人们监管的目光之下，失去自由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家里已接到通知，妻子包了饺子等我回家。干校离家也就是六七公里路，一阵小跑就到了家。单元门前，半张通缉令还在墙上，列数的“罪状”中还能看到一条，说文革前写小说为资产阶级复辟制造舆论（指长篇小说稿《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稿子在抄家时也被抄走了，成了我的“罪证”之一），文革中又要“写小说控诉文化大革命”，这是指我酝酿写煤矿题材的长篇小说。站在半张通缉令前，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家里已变了样子，原本是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现在一间屋子归了别人，厨房和厕所两家共用。原先两间屋里的床铺等家具塞在一间屋里，走路都困难了。原来岳母被赶回老家后，厂里房产科就把那间屋子收回去，分配给了一户工人。妻子说，对面那家搬来后，两家处得挺好。有时她上夜班，人家还帮助照看孩子，安顿她们入睡。
　　那天睡到半夜，敲门声大作。急忙起来开门，门口站着五六个人，说他们是厂里的保卫队，白天接到市里的通知，我被放回来了，回来后必须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要按时回干校去。警告了一番他们就走了。我却再也无法入睡，瞪着眼直到天明。本来以为是自由了，原来这自由是有限的！

五

　　星期一，清晨起来就回干校。
　　1970年春节一过，干校的学员除了少数安排了工作，多数到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之前，我们这批人中，大多数被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专案组审查尚未得出结论，我们还不是“革命群众”。我就是以这样一种特殊身份，被“革命群众”“夹带”去了农村。“夹带”一词，宣布时就这样说的。插队的地点，是大同市南郊区高山公社业家村。
　　1958年我曾下放农村锻炼，当时我在工厂搞技术工作，本来不是下放对象，因为爱好写作，想了解北方的农村生活，提出了要求下放的申请。我的申请被批准了，下放到山区南信庄乡的南信庄村。后来南信庄乡合并到了高山公社。应该说，这一带我并不陌生。
　　插队干部以连排的建制下去，连部在高山，报社文联算一个排，落户在业家村。
　　业家村只有六十多户人家，一部分在梁上一部分在沟里，两千多亩薄田，都挂在山坡上。没有副业收入，每个工分只有两角多钱（据说公社所在地高山的一个生产队，1969年一个工只开七分钱）。农民家里，除了一盘土炕，炕上两床又破又脏的被褥，就是锅碗瓢盆，几个瓮瓮缸缸，别无长物。十多年前在南信庄看到的是这样，现在在业家村看到的也是这样！
　　我们自己起伙，住在老乡家里。房东周子官夫妇和两个孩子，还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娘挤在一条炕上，腾出一间房给我们住。和我同屋的是报社的两个干部，一个姓张，一个姓韩。
　　那时正在打战备地洞，“深挖洞”不仅在城市，在偏僻的山沟里也得“照办”。要从一个崖面上往里打洞，干这活计当然很累，累活当然就有我这个被“夹带”来的份儿。洞子已打进三百多米。洞高一米五六，宽不到一米，我和两个农村青年负责担土。我身高一点七六米，担着土当然直不起腰，稍一挺腰就碰脑袋。两筐土有百十来斤，装浅一点也有九十来斤。在洞子里猫腰挑百十来斤东西，比地面上挑一百五六十斤还吃力。在干校时，粉房里的粉面坨子，两个就有一百七八十斤，我挑起来也并不觉得吃力。
　　在打洞时却失败了。洞里只有两盏电石灯，一盏在刨土的工作面上，另一盏在洞子拐角处。光线实在太暗担土往外走，一路不免磕磕碰碰，还摔倒了几次，趴在地上找眼镜。一次眼镜也摔坏了，于是成了半个瞎子，出来倒罢土再进洞的时候，眼前就只有一片黑了；走着走着光往洞壁上撞，弄得头上、脖颈里尽是土。
　　有时担着担着，我发现肩上的分量渐渐轻了，装土的正是我的房东周子官，和我一起担土的还有他的女儿俊女。周子官一边装土一边说：“少担点，这营生苦哩！慢慢来。”是很苦。但他们就不觉得苦吗？俊女才十八九岁，有时担得比我还多。老周不让我多担，我又抓起铁锹往筐里加了点土；等我放下铁锹，俊女却抢过扁担，挑着走了。
　　在周子官家的土坑上，深夜醒来后，听着山风在屋顶上呼啸，刮起的沙土一阵阵撒在窗子上，我辗转反侧，在难以入睡中悄悄舔着心上的伤痕。我至今还被人视为“异己”，业家村朴质的农民并没有歧视我，没把我当做“有问题”的人，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五年，他们知道挨批挨斗的大都是些什么人。周子官的老娘经常这样叨叨：“丢下一家妻儿老小，来这穷地方受苦，可怜见哩！一家人在一搭块，喝汤咽水也暖和……”
　　我心里已经暖和了。人感到寒冷，不仅仅因为衣衫单薄，抵挡不住寒气。这一家子除了问起“几个孩子，女人干啥”之外，从不打听我的身份。他们自己的光景过得也很凄惶，午饭不过是两笼屉红面或莜面加上山药蛋丝的“墩墩”，一盆酸菜，早饭晚饭就是玉米糊糊和山药蛋了。一次我病了，周子官老伴儿却擀了面条，还打了两颗鸡蛋端到我炕头！那时我们集体起伙，轮流做饭，都是“半路出家”，没有一个“里手”，连油盐也掌握不好，打回一个月的食油，半个月就吃光，只能用酱油炒菜；有一次还把矾当做盐，炒出的白菜又苦又涩。往日还能对付，病中吃这样的东西就难以下咽了。房东不知怎的就知道我病了，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一点点白面拿出来给我擀面。端起那碗面条时，我禁不住泪下两行。
　　1958年下放南信庄锻炼，那劳动确是认真的。冬天地里没有什么活儿了，白天可以搞水土保持，打圪塄，出肥土，晚上打井；一天记八分工，我们常常一天挣十六分，都是你追我赶的。这次下来，说是插队落户，户口并没有下来，每月工资照发。到地里干活，就不那么认真了。有时到地里比划两下，就算半天劳动。村里知道我们下去并不是什么插队落户，过一阵就会上去的，也就不给什么具体任务，想干多少就多少。我们能为业家村做些什么？有一次我爬上一个山头，脚下就是流着一股水的黑嘴沟。我凝视良久，忽然想到，如果能把黑嘴沟里的水提上来，只要两百来米管子，就能把水引上村后的高坡。这里是全村的制高点，修个蓄水池，修条渠道，水就能自流进村，搞个“土”自来水，也能浇村东的四百亩地……
　　看来我并不缺乏想象，后来村里党支部还采纳了这个想法，或者他们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于是在黑嘴沟搞起了提水工程。值得高兴的是，我还能用“副业”为业家村人服务：我买了把理发推子，当起了剃头师傅。
　　山里人理发是没有周期的。平时，业家村人理发要去高山或更远的峰子涧（也是另一个公社所在地）；农忙季节，剃个头要跑十几里路，没人能耽搁得起。能为他们干点什么，这对我实在是无上的愉快。场院地头，他们劳作休息时，我便耍开了手艺；饭前饭后，我挎着小包上门服务。饲养员离不开牲口棚，我就在棚前为他们推头；马村的铁匠来干活，打铁炉旁也可以修理脑袋。他们不需要围单，不需要镜子，不需要躺倒刮脸的转椅；当然，他们也从不计较我的手艺，推完一个头，便会摸摸脑壳，连声说不赖不赖，这下精神啦！
　　他们喜欢自己是“精神”的，“精神”了不就美吗？他们是向往美的。过年之前，我把梁上凡是男性的脑袋都修理了，最后是长年卧炕不起的一个老汉，不时“吭吭吭”的咳嗽，吐出一口口浓痰。他让孙子扶他坐起，希望自己过年也能精神一些，我跪在炕上给他推头。梁上完了我跑到沟里去，路上碰到孩子们，见我就喊：老焦给我推推头！其实他们已推过头，不过是用这种戏谑的玩笑，对我表示亲热。后来，与业家村一沟之隔的左云县丁家村，也有孩子跑来，让我给修理脑袋。孩子们头上像一堆乱草，不仅沾满尘垢，有虱子在头发里蠕动。
　　业家村的村情也不复杂，除了少数人在别村的小煤窑里背炭，多数人就靠种地为生。比较起来，外出下窑背炭的人家经济上稍好点。村干部也比较团结，就是村支书与前任支书有点隔阂。说起来，两
　　家还有点亲戚关系，村支书把前任支书叫哥，两家隔壁住着。哥手里的权叫弟掌了去，心中总是有个疙瘩。过年前曾发生过一件趣事，弟叫哥帮他杀猪，哥说行。那天，另一家的猪钻进了他家猪棚“串门”，支书忙村里的公务，平时也不喂食，认不得哪只猪是自己的，只知道自家的猪喂得比人家的早，抓住那头大的回头问哥：是这一头吧？哥说：我看不差啥！于是把猪拖出来，摁倒，弟弟一刀捅下去，拔出刀血也喷了出来。这时手揪着猪尾巴膝盖按着猪腿的哥说话了，用的是一种不快不慢不愠不火的声调说，伙计我看你是杀错了吧！这只猪头上有撮黄毛，不是你家的。
　　书记不认得自己的猪（猪都是老婆喂的），前任书记却认得，事先不声张，还说是“不差啥”；等到书记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才说“杀错了”。这是个心计很重的人。书记杀了人家的猪，拣大个的杀，这会造成什么影响？书记当时也慌了，赶快找到人家，连连道歉，说错杀了，真对不起！那家男人也很豁达，说没事儿，反正要杀了过年，请人杀还要三升黄米，书记给我省了，要谢你哩！
　　完全是小说里的情节，很有趣。我们在业家村生活得并不枯燥。
　　过完年回村，我们请村干部吃饭。知道我这个南方人还能做几个菜，就让我掌厨。年前就说好，年后回村要买些什么菜带去。那天碗碗碟碟竟也摆了一炕桌。连村干部十二个人，竟喝了八斤白酒，不是一般的白酒，是拌种子的烈性白酒，六十度以上。我不胜酒力，第一个醉了，由人扶着送回住处，路上就吐了。回去躺了一阵，没什么不舒服，又回到伙房去。他们还没散席，只是不见和我同屋的老张和老韩，我问他们去哪了，有人说回去了，已经走了一阵儿了。我说他们没有回去，就拉了另一个人去找。村里村外都找不见，找到井棚里，看见两个人正趴在井口。隆冬季节，山区晚上的温度在零下二十多度，白天从井下打水上来，水兜里漏下的水都成了冰，井口的冰越结越高。他们趴在井口，吸井下冒上来温湿的水气，可能感到舒服，却忘了冰上很滑，一不注意会栽到井里去，那场景真叫人害怕！原来他们也喝醉了，胃里难受，不知怎么就到了这里，趴在井口吸井下的水汽。
　　我们把两人扶回屋里，上了炕就趴在炕沿上吐。老张是本地人，一边吐一边喊这酒厉害；老韩是寿阳人，一边吐一边还说：厉害啥？蛋事情！村干部也来了，支书说既是蛋事情，那咱们回去再喝好不好？老韩说，再喝也是蛋事情，怕啥！
　　从业家村回一趟家很不容易。从山沟里步行十几里地，翻过两座山头到一个煤矿，坐拉煤车回到市里，再坐公共汽车回家。坐拉煤车就是坐在煤堆上，司机说一定坐好了，摔下来我不负责任。就这也要千谢万谢。每次回家，都很紧张，只怕从车上被颠下来。一次我买了些鸡蛋带回家，到家一看，好的没有几个，大都被颠破碰碎了！
　　我去公社所在地高山办事，碰上市委办公室的老林。老林在专案组，专门审查我的日记。他说你的日记我都看了，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你放心吧！这是老林主动和我说的。我等着最后的结论。

六

　　1971年3月，业家村的插队干部，一半被抽到雁崖公社的山沟里去“深挖洞”，其中就有我。我们住在一个叫马口的煤矿上，一条长炕睡十几个人，吃饭也在马口煤矿食堂，和矿上职工一样排队买饭。生活还是过得去的。到处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说是“苏修”从内蒙古的二连进来，摩托化部队五个小时就能到达大同，大同市党政首脑机关必须转移到山里去。我们在山沟里挖的一排窑洞，就是以后搬来办公的处所。
　　施工点离矿有两公里多，就在土崖的垂直断面上打洞。因为是办公用房，窑洞要求长八米，高二点五米，底宽四米。四人一组打一个洞子。都是三十多岁的汉子，正年富力强，又都好胜，上面没人提出要开展劳动竞赛，组与组却暗暗地憋着劲儿比进度。我们组的进度最快。一天，市武装部派人下来察看洞子，对整个进度表示满意，特别表扬了我们组。临走时说，这一带土质适宜于打洞，安全没有问题，使劲干吧！插队落户把你们锻炼好了。这是很内行的口气，叫人放心也让我们受到鼓舞。
　　收工时排着队回住处。晚霞满天，大家激情满怀地唱着“语录歌”。
　　晚上，有人看书，有人打扑克，有人聊天，有人从山上挖来一种叫“黑仡”的树根，打磨穿孔后做烟嘴。这种树根质地坚硬，能打磨出好看的花纹，用点食油擦一下，光可鉴人。不抽烟的人也要做几个带回去送朋友，也是这段生活的一个纪念。晚上不能睡得太晚，第二天早晨便要出工。
　　每天早饭后就在食堂前集合，排队打着旗，唱着“语录歌”去工地。
　　一天，集合后连长宣布要宣读一个文件，然后再出发，文件不长，读了大概六七分钟。
　　我们出发了，唱着“语录歌”。
　　今天进洞子，要比平常晚六七分钟。
　　离洞还有一百多米，忽然有人大声喊起来：“快，快，快看！”他手指的方向，集中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们正在打洞的那高高的土崖，像突然抽掉了筋骨，往下坍塌了。
　　只听见“轰”的一声，像远方滚过的闷雷，顿时黄尘满天所有人的眼珠子都暴突出来了。如果开始还只是感到惊奇，现在就感到极度后怕了！
　　从我们站定的地方到洞子的路程不到两分钟，如果今天出发前连长不宣读那份文件，崖头倒塌时我们就全部进了洞子，那就不可能有一人生还！
　　当时洞子里有小平车、铁镐、铁锹等工具，我们挖了半天也没挖出一件。工地被迫放弃了。我们撤走以后当地老乡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埋在土里的小平车挖出来。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愿如此！我们又回到了业家村。
　　转眼到了秋天。一次我回家休息，一位朋友从市里来看我，他就是三年前受市委组织部那位朋友之托，告知我在大联委抓人名单之中，让我赶快躲出去的那位。他说，前两年运动中，他曾在压力下违心地对我进行批判，为此他十分内疚。他上门来看我已使我十分感动，我说都过去了，这些事情我能理解，不要再提了。我留他吃了饭，然后把他送走，送了很远很远。见他脸色萎黄，我说让他也要保重！
　　我回到业家村后，一天早晨起来，同屋的发现我脸色发黄，皮肤发黄，眼珠发黄。我得了黄疸型肝炎。后来才知道，那位朋友来家看我后，回去就因黄疸肝炎住了院。他传染了我（后来我又传染了我的大孩子），他事先并不知道，是带了病来看我的。我没有埋怨他，因为他的情意叫我感动！
　　我又回到家里，在工厂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一回到山上就接到通知，插队干部一律回城安排工作。我被分配到市革委文教办公室。我找办公室领导，问我的问题算怎么个结果，他说你还要什么结果？我说总得有个结论啊！他说你还要什么结论？我说整了几年，问题总得有个结论呀！他笑着说，有问题才作结论，你就没有问题，还作什么结论？好好工作吧！
　　没有问题就不必作结论，原来如此！几年的苦头白吃了吗？也不是，我多少脱去了一些幼稚天真，明白了一些事理！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正确的世界观还远未形成，思想方法极其简单，不懂辩证法。总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爱情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友谊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自己脑子里早就有了许多框框，用这些框框去套生活，而生活远比自己想象的、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那些框框当然就套不进去，于是不怀疑自己的框框而怀疑生活，甚至认为看破红尘了。这不是深刻，而是一种浅薄。文革中的一些社会现象，我无法理解，为此而感到痛苦。后来读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的大意是：生活就是一缸水，平时看起来很清，如果用棍子兜底一搅，底下的泥沙驴粪蛋枯枝败叶都起来了，这就是生活！说得太深刻了。文革就是一根棍子把沉淀在生活中、沉淀在人性里形形色色的东西都搅翻起来了！我真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那天从文教办公室出来，在楼下碰见了组织部的那位朋友。他拉住我的手说回来啦？我说回来了。他说分配在哪儿？我说文教办公室。他忽然把我的手扔开，说你这家伙关在“牛棚”里还不老实，给我写什么信哩！让我也吃了一顿苦头！
　　原来，组织部也有两派群众组织，虽然都是“好派”，但也是对立的；一派有军宣队支持，显得硬气一些。我写给他的信，落到了对立一派手里。当时他正闹肚子住院，竟也被揪回去斗了一次，说是有一个被专政的反动作家，通过日本特务和他联系过，要他交代和反动作家、日本特务的关系，在这之前暗中还有过什么联系？……
　　他说，我是在医院里被揪回来的，病还没好，被他们斗得差点晕倒，你说你害不害人？我纳闷了，问他说我写给你的信，怎么会落到那一派手里？他说，你让人家寄信，人家就把信上交了。我说在给你写信前我还写过三封信，请他代我寄出，家里都没收到，我好奇怪。他说有啥好奇怪的，你交给他一封他上交一封，肯定的！我瞠目结舌。
　　后来想想，那老汉当时也是“专政对象”，在那样的处境中把我四封信上交了，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也不必埋怨他。后来才知道，他在二干校劳动时，不慎失足跌在水塘中淹死了。我还托一个作者，向老汉的儿子表示慰问，毕竟我们曾是难友。

七

　　落实政策时，抄家抄去的日记本和那部长篇小说的原稿又归还给我。1977年初夏，我托一个家在北京的朋友把那部长篇稿带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很快就来电报，要我去北京谈长篇稿的修改和出版事宜。
　　我去了，出版社的同志很热情，说这部写工业题材的稿子，强调要按科学规律办事，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和“四人帮”的主张完全相反的，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作品。我说写这部作品时“四人帮”还没有出现，我只是写了自己所认识到的。一个作家不能说违心的话，不能先欺骗自己再去欺骗读者。他们说稿子无须大改，只希望我把开头部分修改一下，把时代背景更鲜明地描画出来，把人物关系在开始部分交代得更清楚一些，他们会尽快安排出版。
　　1978年12月，长篇小说《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出版了，第一版就印了十一万册。
　　也就在这个月，划时代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了！

2005年

　　本文选自《焦祖尧文集》9《散文卷》，焦祖尧／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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