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曾：考试的噩梦

┃Personal History

考试的噩梦

© 李庆曾／文

作者在阿德雷德大学研究生毕业照

　　做梦梦到考试，这是每一个学生都可能会有的一种经历。
　　一般说来书读得越多，做梦时梦到考试的几率也就越高。俗话说，学生怕考试。这种害怕的潜意识在大脑皮层里保存起来，便会时不时地出来作妖。
　　文革十年间，我没有再动过课本。开始是在内蒙兵团务农，后来又在北京工厂务工，我原本已经把小学6年、中学6年经历过的考试忘得一干二净了，而1977年的高考则又把游哉悠哉过活的我，拉回了知识的炼狱。
　　那时的大学小考常有，大考不断，每个学期的期末更是必考无疑。大学四年，要学二三十门课程。每门功课的开设短则一两个学期，长则三四个学期。记得作为我们政治经济学系的专业课《资本论》整整开设了4个学期。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我们考《资本论》的试卷上居然会出现这样的题目：简述马克思《资本论》某卷某篇某章的内容。
　　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把《资本论》三卷的所有的篇章结构记得一清二楚的话，那你遇到这样的题目那就是死定了。
　　学微积分及统计学等有关理科方面的课程，虽然也有些公式需要死记硬背，但更主要的是要求学生在掌握了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已知条件和公式进行逻辑推导。
　　而政治经济学及《资本论》的这种纯文科方面的课程，死记硬背则是学习的基本功。一场试考下来死多少万个脑细胞是常有的事。早晨睡醒起来看着枕头上散落着的横七竖八的头发最能说明问题。
　　那时的我，为了应付《资本论》的这种奇葩的考试，几乎把《资本论》一至三卷的15篇共计72章的主要内容都一一摘录下来，不仅记住了这15篇的题目和先后次序，以及这72章各自归于哪一篇的名下，而且把每一章的基本内容，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之中。死记硬背的基本功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
　　那时，如果我碰到这样的考题：简述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章的内容、或简述《资本论》第2卷第3篇第21章的基本内容时，我立马就知道前者所问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关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来源的论述，而后者则是有关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论述。
　　人脑子这东西神奇得很，在考试前凡是涉及到《资本论》这230万字的主要内容，随便问起哪一部分，我都会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但一旦考试结束，这些原来在脑子里条理十分清楚的东西，立马就变成了一脑袋浆糊。原来记得条理分明的由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构成的完整的体系，立马就因为缺胳膊短腿而变得残缺不全了。
　　读本科四年外加攻读硕士学位在研究生院学习的三年，每个学期都有几门的期末考试，其他的小考更是常有的事。我脱产学习的这7年，与其说是在学习中度过的，不如说是在考试中完成的。时至今日，考试仍旧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也便不足为奇了。
　　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社科院农经所工作。写些文章，研究些问题，做的都是自己愿意干的事情，终于不用再应付考试了。
　　但好景不长，两三年后我又读了在职的博士研究生。读博期间，虽然不像在研究生院住校读硕士学位时那么紧张，但公共课的考试则必不可少。这些公共课主要是政治和两门外语。
　　在读博的三年期间完成了所有的考试后，心中大悦。心想：老子这辈子的考试算是熬到头了，可以和所有的考试说“滚犊子”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我阴差阳错地从1989年开始，又要在澳洲闯生活了。也就是说，我又双叒叕进入了考试的围城。
　　我是在1960年代初期上的中学，当时教外语的俄语老师多如牛毛，我们初一的6个班只开设俄语课。这就迫使我在大学期间，仍旧选修俄语。其原因是自己琢磨，如果从零开始学英语的话，与那些年龄较小而、又有多年学习英语基础的同学竞争，自己肯定没有优势。
　　直到读博士期间，按照教育部的规定，需要有第二外语的成绩。我这才选修了英语。当时风行一时的许国璋的《英语》第一册和第二册就是我们的正式教材。这也就构成了我移居澳洲时的十分可怜的英语水准。
　　我在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工作的那几年，都是在边学习边工作中完成的。在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同时，我还正式报考了两门课程。一门是计算机高级证书课程（Advance Certificate in Computing），一门是汉语教学研究生课程（Graduate Certificate in Language Education）。
　　大学聘用我的是全职工作，而学习这两门课程都要占用很多白天的工作时间。为了完成研究课题的进度，我经常要在晚上加班加点。我在报考课程前，都征得了系主任即我的老板的同意，可见大学对员工工作时间的自主安排方面相当宽松。
　　在澳洲读Cause基本上没有国内学期的概念，他们一般是把每一个学年分为四个Term。我的计算机课程分为两个Term，而汉语教学研究生课程分为4个Term。每个Term结束时的考试必不可少。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的计算机课程的考试。这门课程是我在澳洲流行的TAFE学院完成的。
　　TAFE是（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的简称，中文意思是职业技术继续教育学院。TAFE是由澳大利亚政府开设的、全国通用的职业技术进修的主要形式。TAFE的高等文凭由澳大利亚政府颁发，相当于中国的高等职业教育。TAFE的课程大多是根据社会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设计，所以非常实用。
　　我到TAFE学院学习计算机课程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取得那张文凭，而是要在学习电脑软件操作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们这个班有20多人，多是当地的普通居民，也有几个类似于我的这种来澳洲不久的新居民。入学不久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我的英语水平在这个班里是最差的。
　　老师在讲课过程中经常会提问，并叫下面的学生做回答。最初叫起我时，我总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由于英语水平的限制，我对老师所讲的内容的理解往往会跑偏，因此我的回答也经常是所答非所问。
　　几堂课下来，老师对我那两壶醋的英语水平就一清二楚了，在后来的课堂提问时就很少叫到我了。
　　刚开学时，我在课堂听老师讲课就像听天书一样，根本听不懂他讲的是什么。为了能赶上学习的进度，我在课前都会预习老师上课时要讲的内容。这样几个月下来，我的英语水平有了不小的提高，我的专业课成绩也有了一些进步。
　　那个Term结束时的考试成绩，我得的是P（Pass），总算是及格了。
　　一个Term下来后，我在学习上更加努力了，对课堂上老师讲的内容的理解也越来越清晰。第二个Term结束前，我们都面临着毕业大考了。
　　我对这次考试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试卷发下来后，我大致浏览了一遍，其内容并没有超出我所准备的范围。在答卷的过程中，我发现监考的老师，也就是我们专业课的主讲教师多次站在我的身后看我答卷。我大约用了一多半的时间就做完了试卷。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就交了卷。
　　老师在结业前的总评会上特别表扬了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在学期开始时他曾认为，如果这个班的学生中如果有的会掉队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George（我的英文名字）。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因为他的结业考试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同学们听后都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了赞许的目光。
　　我结业考试的成绩全班第一，虽属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在考试之前，我拿出了当年在国内应付《资本论》考试的看家本事，把这本300多页的计算机教科书的各个章节都做了摘录，并死记硬背了下来。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有些章节的内容并不完全理解，因为我在国内从本科读到博士，只读过两三个月的一种计算机语言编程（Basic）的选修课程。而且在1980年代的中国，电脑还未进入家庭，不会操作电脑的我，所知道的有关计算机的专业词汇更是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去读计算机的英文教科书，上面的专业词汇和中文词汇根本对不上号，因此也就不是很清楚书里讲的是什么。
　　但死记硬背是我应付考试的强项。对于那些搞不懂的问题，我就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如果试卷上这么问，我就那么答，就绝对没错。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期终大考试卷上的一道题，我并不知道它问的是什么，但我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了它的答案就是：3D Graphics。
　　我这次结业考试的成绩能够取得全班第一名，除了我的学习努力之外，在国内训练出来的死记硬背的基本功，确实为我的大考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我拿到这张计算机高级证书（Advance Certificate in Computing）时，我已过了不惑之年。在那40多年的生活中，有一多半时间我都是在与考试相伴。这样经常梦到考试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我在网上浏览了一下，别人在梦到考试时的情景是多种多样的。而我的梦境虽千差万别，但内容却千篇一律。那就是在考试前我并没有做任何的准备。为了追究其原因，我在网上查询了一番，想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无解。
　　结果，当天晚上我又梦到了考试。奇迹出现了，因为这次的梦境是：我对试卷上所有的问题都不会解答，但别人给我提供了一份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
　　让我焦虑的是，我总不能把最后的答案抄到试卷上吧，总要写个中间的步骤和解题的过程吧，而这个中间的步骤或演绎的过程从哪里得到呢……
　　考试这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看来要伴我一生了。

2021.02.26

　　本文由李庆曾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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