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望楠：家住广福路

┃Personal History

家住广福路

© 孙望楠／文

　　小时候，我家住在广福路。
　　广福路在杭州城里，并非是一条有名气的路。过去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广福路，只是一条和延安北路其中一小段并行的一条并不宽敞，也并不狭窄的南北向城区道路。
　　广福路不长，往南走，到竹杆巷便算到了头，须左右拐弯进入竹杆巷；北至孩儿巷也就到了头。
　　到孩儿巷的路虽然没断头，但过了孩儿巷十字路口，延续下去的那条路，就不叫广福路，而是叫麒麟街了。
　　广福路南北全长也仅500米左右，又是背街里弄，其间，没有很有名的豪宅大户，政府机关，有的只是很一般的平民百姓住宅，亦有不少如人力车夫、泥工瓦匠、绸厂女工等贫困的住户。
　　所以，广福路在杭城历来没有名气；所以，广福路要想在杭城出名也难。
　　广福路，只是杭城千万条南北纵向市区小路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僻得不能再简僻的一条城区小路。
　　使得广福路稍微能让一些杭州人及外地人知道这条路的存在着的，应该是附近的一个浙江儿童保健医院及杭州军分区的驻地。
　　但省儿保的大门是开在竹杆巷里的，广福路上仅只有一个供大货车和医院内部人员进出的平时极少开的后门；杭州军分区也是一样，大门是开在当时的南司弄，现在的延安路上的，广福路上亦只有一个不大的后门，只是为了方便军分区军人及家属进出而开设的。
　　尽管广福路在杭城是如此地没有知名度，尽管省儿保和市军分区在广福路上也仅仅只是开了两扇后门，但不少广福路的居民们却还是常常以此为荣，向亲戚朋友们介绍自家住址时，往往会在后面拖上一句，喏，就是省儿保旁边，或军分区后门头。有意无意显露一下自己居住地的优越位置。
　　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这大概就是当时广福路上最大的两个亮点。
　　广福路在杭城虽是如此地没有名气，也没有丝毫引人之处。但按现代的眼光来看，广福路的地理位置在全杭城是数一数二的。
　　一是地处杭城主城区中心段，毗邻最繁华闹猛的延安路，却又和延安路相隔并行。互不干扰；二是虽地处主城区中心地段，但因是背街小路，便得了闹中取静的优势。三是广福路不是杭城南北纵向的主干道，行人也不是很多。
　　广福路的闹中取静，还取决于一个很大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是整条广福路的东边一侧，是省儿保一长溜的的围墙，围墙里面便是儿保医院。这一长溜的围墙是用铁栅栏做的，内外通透，而铁栅栏上则一年四季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尤以蔷薇月季居多。每到春夏秋之际，儿保这铁栅栏围墙上便开满了各种大红色，米黄色及粉红色的大小花骨朵儿，微风吹过，满鼻子香气。
　　所以，整条广福路，说说是一条路，实际上只有西侧半条路上有居民住宅。
　　背街小路，行人少；半边住家，居民少；人少，自然便闹中取静了。
　　虽说广福路在杭城是那么地普通平凡，虽说广福路在杭城是那么地名不见经传，但广福路得天独厚的闹中取静好地段，还是给广福路上的居民们留下了不少民间轶事，闲聊趣闻，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广福路，细聊起来，实在还算得上是一条有故事的路。
　　我家住在广福路靠近竹杆巷口的上半段，门牌号码是广福路19-21号。
　　靠南面是一条无名小弄堂。小弄堂这边是我家的L型的瓦屋泥围墙，小弄堂那边也是一个L型的瓦屋泥围墙，我家在这个小弄堂里还有个两扇门的小后门，门牌号码是广福路19号。
　　只不过相比之下，对面那家的泥围墙要比我家的高出一截。
　　这一截高出的泥墙，显示着这户人家当初的地位，气势及家庭的显赫，都在我家之上。
　　从广福路上走过，我家和对面蒋家两边的高大泥墙，就象是给这条无名小弄堂壮壮门面似的，看上去还算象个样子。
　　其实，一进到弄堂里面，便很是有些破败不堪了。
　　小弄堂很窄很长，还弯弯曲曲的，愈进到里面，愈是狭窄，最狭隘处，连2个人对面对走过，都要各自侧一侧身子，才能擦身而过。
　　小弄堂不仅窄而长，还很阴暗潮湿，平时难得见到阳光。
　　弄堂里的每户人家都是用薄薄的板壁隔开来的板壁房。平时，别说家庭吵架，就是放个响一点的屁，隔壁邻居都能听的一清二楚。
　　所以，这条居住着20多户人家的小弄堂里，邻里之间，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继而言之，也就是整条小弄堂也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的。
　　因为小弄堂实在太不起眼，又小又窄，所以，连个正规名称也没有，我们小时候便都叫它弄堂里。
　　说了我家的左邻弄堂里，再来说说我家的右舍广福路22号。
　　22号其实不是一户人家，而是一个居民大院落。一个类似于电灯泡形状的口子小里面大的破旧院落，里面紧挨着10多户住家，也都是些用薄板隔开来的板壁房。
　　只不过22号没有院子门，而是一个木头搭建的过街楼。这个简陋的过街楼，一头搭建在我家围墙上，一头和北面三间临街的木头房子相连。
　　这个只要人一踏入便吱吱嘎嘎响的过街楼上，也住着一户人家，是个中药堂里骑脚踏车送药的送药工。22号里10多户人家所有人的进出，都得从这个过街楼下过。
　　先把广福路我家周边的状况说了个大概，大家应该对当时广福路的模样有了些许了解。
　　接下来，我得言归正传，说说我在小时候，蹲在大人们身边，尖起耳朵陆陆续续听来的一些有关广福路的民间传闻了。

　　蒋家花园别墅

　　在我的印象中，我家南面的深宅大院可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这个高宅大院就是和我家近在咫尺，小时候经常偷偷进去玩的杭州军分区大院及操场。
　　据广福路的老人们说，这个地方，民国初期曾是一个大军阀的私家别墅花园。花园面积很大，西至现在的延安路，东至广福路，南至竹杆巷。里面有一幢很洋气的西洋式别墅，红砖青瓦，扇形的台阶。别墅前是花园，花园里有亭台楼阁，假山鱼池荷花塘。军阀有二妻四妾，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个军阀权势很大，气焰熏天，据老辈人说，这个高墙围进的深宅大院，曾经还发生过丫环受辱投荷花塘自尽的事。
　　后来，这个军阀不知犯了何事，吃了官司。眼看就要身败名裂了，这个大军阀不知怎么聘请到了一个当时很有名的蒋大律师，帮他反败为胜，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个军阀大喜之余，便把这幢私家花园别墅拱手送给了这个蒋大律师。
　　解放后，人民政府坐了江山，杭州军分区便接手了这幢私家花园别墅。
　　移走了玲珑奇特的太湖石假山，拆除了飞檐翘角的赏花亭，填平了鱼池荷花塘。还造起了许多幢红砖青瓦的办公楼和军人宿舍，建起了一个篮球场，还有个铺满黄沙用来练习跳远的沙坑。
　　那幢红砖青瓦，扇形台阶，很洋气的西洋式别墅则没有被拆除，而是住进了军分区几个高官。最大的好象是个军分区副司令员，姓陈，是个独臂将军，据说，这个陈副司令的这只胳膊是在解放一江山岛时被打掉的，也算是个人民功臣了。
　　陈副司令常穿个军装，着个布鞋在操场上散步，为避免缺少胳膊的那只衣袖晃悠着难看，有损尊容，他散步时总是用那只独臂把那只空着的衣袖捂在胸前。
　　除了缺只胳膊，这个陈副司令人也实在长得不怎么样，又矮又胖又黑，还有一脸很深的麻子，但脸相倒还长得蛮和善的，笑嘻嘻的。陈副司令的太太我小时候也时常能看见的，个子不高不矮，长得不胖不瘦，白白净净，反正看着让人蛮舒服的。
　　仅从外表看，这个陈副司令和他太太，实在是太不般配。
　　但我对这个陈副司令却并没有恶感。为啥? 因为他不象那些当兵的，一看见我们这群小伢儿偷偷从后门溜进去玩沙泥，便凶神恶煞似的把我们赶出来。他总是笑咪咪地站在一边看我们玩，然后，便一声不响地踱步开去了。
　　所以，我们这群小淘气，不怕陈副司令，却怕当兵的。
　　有时玩得兴头上，甚至还希望陈副司令能在旁边多站一会儿，这样，那些当兵的便不敢来驱赶我们了。
　　后来，我读小学了，是竹杆巷小学。
　　陈副司令的小儿子也在竹杆巷小学读书，和我是同级不同班。陈副司令的儿子长得不象陈副司令，自小便牛高马大的，挺拔威武，也很帅气。估计是象他妈妈的。
　　陈副司令的儿子只读了没几年书，小学尚未毕业，文革开始后，他便去从军了。此后，就再也没了音讯。
　　上面说到解放后，蒋大律师的这幢私家花园别墅被人民政府没收作为军分区驻地后，蒋大律师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儿子，便被按置在了那幢西式洋房后面的一长排原来是下人们住的偏屋里。
　　由于兄弟俩是同父异母，又加之原本就关系不好，所以，就在一长排偏屋中间砌起了一堵高墙，老死不相往来。
　　兄长的门坐西朝东开在广福路上，这门原本就是存在着的，当初应该是专给下人们进出的后门。而弟弟的门则是新开的，是坐南朝北开在弄堂里，和我家的后门几乎对个正着。
　　这蒋家俩兄弟，哥哥长得精干巴瘦，看起来凶巴巴的样子，其实人倒还和气的。而那个弟弟倒是长得白净端正，仪表堂堂，也算得上是广福路上的一个美男子，就是人看上去有点冷漠，不大搭理人头。
　　这弟兄俩的家境也是很泾渭分明。哥哥似乎一年四季穿件灰色皱巴巴的中山装，加之精干巴瘦，看上去一副困顿萎锁相；而弟弟则是白净微胖，穿戴整齐，一脸的自信。
　　家境的好坏，完全可以从人的穿着及神态上看得出来。
　　广福路上曾经见过蒋大律师的老人们私下议论，哥哥长得一点不象他爸爸，而弟弟长得活塌活象蒋大律师。可见，当年的蒋大律师也是个仪表堂堂之人。

　　孙家大宅院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除了蒋家的花园别墅有着故事之外，我家的老宅广福路19～21号也算是个有故事的宅子。
　　尽管占地面积远不如蒋家的花园别墅大，也只有200来方，包括前、后天井及屋檐的落地面积，但当时在广福路上,也算是个有点小名气的大宅院了。
　　一是独门独户，高墙围进。
　　二是正房客厅前有个水泥铺设的天井，虽说不大，但太阳光能够直接洒进客厅内，使得屋内响亮了许多；正房后面和偏房之间，还有个一米多寛，狭窄细长的小天井也是水泥铺设，虽说狭隘到了几乎不能派啥用场，但总多少让后面的4间偏屋能见到些许天日，敞亮了许多。
　　三是宅子虽说是一式平房，但却是地板铺设，纱门纱窗。正房前面是一式的青砖水泥起墙，大客厅坐南朝北，八扇落地木门，下面是雕刻过的木板打底，上面是一块块镶嵌着的玻璃；这八扇木门可以各自打开，也可以拆卸下来。
　　正房客厅很寛敞，我们叫堂前，堂前摆着八仙桌，还有一张长长的供放花瓶的香案茶几。堂前四周东南西北各是四个单独的房间。
　　朝南的两个面积大一些，也敞亮得多；朝北的就小些，也阴暗些，一年四季几乎见不到阳光。
　　关于我家老宅的故事，不是听我家长辈们说的，而是我小时候到隔壁的小弄堂里和22号的大杂院里听小伙伴们的长辈们，在饭前茶后的闲聊中陆陆续续听来的。
　　原来。我家的老宅还是很有点来历的。
　　据说，这老宅曾是原来杭州旗下，也就是后来的东坡大剧院的前身杭州大世界的创始人的住宅。这位杭州大世界的创始人是当时国民党省长的二公子，去上海玩耍时觉得上海的大世界游乐场很是稀罕，便回到杭州也创办了一个。
　　据说，当时这个位于西湖边的旗下大世界游乐场吃喝玩乐，应有尽有，很是轰动一时，成了杭州达官贵人们的销金窝。
　　只可惜好景不长。这个旗下大世界游乐场只开张了没几年，新中国解放的炮火声就已响到了西湖边上。这个国民党省长的二公子当然是随他当省长的老子猖猝地逃往了台湾。
　　临行前，把旗下的大世界游乐场及广福路21号这个宅院一并托付给了一个陈姓的马弁管理。
　　解放后，人民政府开展了肃反镇反。这个陈姓的马弁作为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的老板，又是国民党省长的马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和严酷的逼供。
　　在交待和国民党省长家庭关系的同时，还逼迫他交出经营大世界游乐场这么些年来所有剥削来的金银财宝。
　　这里呢，还有个小小的插曲。
　　当时，这个陈姓的马弁家里有一男一女两个佣人，不知怎么地就勾搭上了。
　　杭州一解放，这对佣人一看天变了，就把主人家的所有金银财宝席卷而逃。
　　这边是财产让佣人席卷一空，这边是人民政府逼交财宝。这个当年尚还很年轻的陈姓马弁便选择了抛妻离子，呑金自杀的归宿。
　　这边陈姓马弁的尸体尚未落殡，他那年轻的妻子也因无奈和绝望，留下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投湖自尽。
　　据说，在那个傍晚，天将黑未黑之际，陈姓马弁那年轻的妻子怀抱婴儿，并将几块银元和婴儿的生辰八字一并塞在了襁褓中，然后僱了一辆人力黄包车，驰向西湖边。到了断桥上，她就故意撕开了一袋纸包的饼干，把饼干洒落在断桥上。并急叫停车，让黄包车伕帮忙去拣饼干。这时，她便把襁褓中的婴儿放在了黄包车的踏脚板上，自己便从断桥上纵身投入湖中。
　　人去楼空。广福路21号这个宅院就这样成了一座空宅。
　　后来，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宅子，并对它进行了拍卖。
　　这是1952年。
　　当时，我爷爷已经在杭州经营了多年的绸庄生意，手头略有积蓄。
　　考虑到解放了，私营绸庄迟早要公私合营，加之那时我爷爷又身体不好，需要我奶奶从萧山临浦乡下到杭州来照顾。我奶奶一来，我两个当时尚在读书中的小姑和二姑便也要随之来杭州了。当时我爸爸和我妈妈已不在萧山临浦了。
　　考虑到这么一大家子人要在杭州长期居住生活，没有个象样的宅院肯定是不行的。
　　我爷爷自己拖着个病体无法四处看房，就只能托他一个绸庄的徒弟代劳此事。
　　听我父亲说，当时我爷爷对在杭州买房要求颇为苛刻。
　　一是闹中取静；二是座南朝北；三独门独户；四是要有轿子抬得进的大门，还得有个万一碰上急事可以逃生的小后门；五是要有前后天井。
　　我爷爷这个购房要求，现在看来是天大的难题，但在当时却并不算太难。
　　为啥? 因为解放了，改朝换代了，人民坐了江山。很多旧社会的达官贵人被人民扫地出门，许多豪华宅第收归政府所有，公开拍买。
　　我爷爷就这样花了2000块银元，拍买到了广福路21号这个宅院。
　　据我父亲说，搬家那天，我爷爷已病入膏肓，路也走不动了，是躺在轿子里抬进广福路21号这个宅院的。过了不久，我爷爷便过世了。
　　我没见过我爷爷。
　　听我奶奶说，我爷爷是个极严谨的人，不拘言谈，长得白净削瘦。一年到头，难得有几次笑脸。他自小体质贏弱。年轻时，腋下夹把油布雨伞，肩上背个包袱，到杭州绸庄当学徒。后来，凭着有点文化，便当上了绸庄的账房先生。
　　解放时，我爷爷已是杭州两家绸庄的股东了。
　　我爷爷辛苦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大伯，我父亲，及我的三个姑姑读书识字，做个文化人。并把我们整个家庭从不富裕的乡下，搬到了杭州城里。还给我们孙家后代在杭州城里留下了这幢宅院。
　　我就是在广福路21号出生的，也在这里度过了我难忘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并在这个宅院里结婚生女。
　　直到1993年，响应政府号召，拆迁搬出为止。

　　孙家老奶奶

　　说了孙家大宅院，就不得不说说我的奶奶、孙家大宅院这么多年的主要当家人。
　　我们孙家宅院之所以在广福路上有点小名气，有个好口碑，这主要得益于我奶奶这么多年来的为人处世，她人品极好，人缘极佳，也很受当时邻居们的尊敬。
　　这，在当时整条广福路上是有口皆碑的。
　　我从1957年出生，到我奶奶1985年去世，这20多年，我就一直在我奶奶身边生活和成长。反正，打我懂事开始，我就从没见过我奶奶和家里的人，或外面的人，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架。
　　我也从来没有听见过她在背后私下议论过某个人的一句是非话语。
　　我奶奶长得貌不惊人。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乡下女人，一个裹足的老式小脚女人。她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另一只眼球是白色的，全失明的。听我父亲说，这是解放前夕，土匪在我乡下老家抢劫时，因搜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便恼羞成怒，把我奶奶一把推倒在地而摔瞎的。
　　在我印象中，我奶奶的神态永远是那么地安详自若，很慈祥，也很和蔼可亲。总是给我以一种镇定宁静的感觉。
　　我奶奶虽说是个一字不识的乡下家庭妇女，但我国传统女人的三从四德在她身上体现得极为完美。
　　在我和我奶奶生活在一起的20多年里，她总是坐有坐姿，站有站相，说话办事很有寸份；她坐姿笔挺，说话也从不大声喧哗；她虽说穿换的都是几件老旧的对襟布衫，但因她洗涤勤快，总是显得十分地得体、整洁。
　　我记忆中颇为深刻的是，她似乎很喜欢穿那件士林蓝的对襟布衫，穿在身上，显得格外清爽和秀气。盛夏季节，她总是穿一件黑黄色的短袖拷皮对襟衫，既凉爽又不沾汗。
　　其实，在我奶奶活着的那段时间内，广福路21号宅院是最热闹，也是最兴旺的时期。
　　我们兄妹4个，加上我妈妈，我奶奶；我父亲一直是在外地工作，难得回来；我妈妈是绸厂职工，三班四运转。所以，我们兄妹四个几乎全是我奶奶一手带大的。而我的三个姑姑，也都是在广福路21号宅院长大工作出嫁的。
　　除了带养我们四兄妹的辛勤操劳，维持这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之外，我奶奶多年来还一直来默默地承受着因我家成份不好，而来自各方的责备刁难所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
　　当时，我家的成份是工商地主。何为工商地主?
　　解释是这样的:我爷爷打下便从乡下到杭州绸庄当学徙，后来做账房，再后来成为股东。因为一心想着要落叶归根，便把每年分红的钱积蓄下来，到乡下老家去买田地。土改时，便被划了个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地主，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工商地主成份。
　　文革期间，只要广福路上锣鼓一响，我奶奶就开始紧张不安起来，立马召集我们兄妹回家，关上家门。尽管内心忐忑不安，但她在我们面前总还要故作镇定状，以免吓着孙辈们。
　　此刻我的奶奶，就象一只抱窝的老母鸡，明知自己根本就无力抗拒这飞来的天灾人祸，但还是要努力地张开两翅，拼命地护卫住自己的小辈们。
　　因我家当时被划为黑六类，居民区里也是大势所趋，时不时地要召集黑六类家属们举行各式各样的批判会，批斗会。
　　因我奶奶是户主，她便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这一受批判、受侮辱的角色。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秋夜，我奶奶和广福路上一帮黑六类家属一起被勒令去盐桥边上接受群众的批判。看着我奶奶艰难地挪动着一双小脚，撑着一把雨伞，蹒跚着消失在黑漆漆的雨夜里，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晚上十点多，我奶奶终于回来了。雨水早已湿透了她的衣衫，但她的神态仍是那么地安详宁静，丝毫没有流露出一点沮丧的表情。相反地，她倒是很有点兴奋地告诉我，因为这次开会，认识了住在广福路38号里的叶师母。叶师母人很好，和我奶奶很投缘。开完会后，她们俩人结伴回来，路过众安桥边的多益处面馆，俩人各吃了一碗1角8分钱的猪肝面。这碗面钱，还是叶师母一定要请客而付的呢。
　　这叶师母我也是见过好多次的，长得白白胖胖，富富泰泰的，待人很和蔼，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
　　据说，她先生曾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长期驻扎在上海。广福路38号里只有叶师母和她的女儿居住。
　　就这碗叶师母请客的1角8分钱的猪肝面，我奶奶在以后的日子里至少提起过三次。每次说起，脸上总是溢出十二分的感激之情。
　　我奶奶不是个啰嗦的人，这么件小事，她在我面前一再地提起，可见她的受人点滴恩惠而懂感恩之心。
　　当时，在我奶奶心里，这不仅仅是一碗1角8分钱的猪肝面，而是一段患难之中见真情的宝贵友谊，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己相逢的欣喜。
　　别看我奶奶平时神态安详，一副波澜不起，与世无争的模样，其实，我奶奶这辈子是吃过许多苦头，经历过不少人生风浪的。
　　抗战时逃过难，解放前夕被土匪抢劫，摔瞎了一只眼，文革时又被多次批判。
　　但她却从不在人前多说一句，就连在我这个她最疼爱的大孙子面前，也是只字不吐。
　　我奶奶是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但却是我这辈子心目中最亲近，最敬重，最佩服，也是最有文化和知识的人。
　　每当家里遭遇什么急难之事而一筹莫展时，她轻轻说一句:别慌忙，事寛得圆，急事缓办。顿时让全家人心静了不少。
　　有时我们吃饭时闲聊，羡慕地说起某某人家里条件如何如何好，她就会不紧不慢地开导一句:一人一命，富贵自有天相。官做得再大，家里财富再多，白天也是一日三餐，晚上也是三尺眠床。告诫我们做人要有知足之心，切勿眼热贪念。
　　当我们兄妹几个长大工作后，只要有人对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满意而发牢骚时，她就会谆谆教诲说:技不压身。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做工作要有恒心，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
　　那时，我们兄妹四个陆续上学了，便开始每天轮流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如洗菜、洗碗、扫地等。有时，有谁洗碗或扫地偷頼图快做得不干净，我奶奶便会说:只问此活何人做，不问此活做几工。教育我们从小做任何事情要认真负责，决不能投机取巧。
　　当时我们广福路21号是地板加木门窗，而我家兄妹四人尚小，我奶奶眼睛又不方便，最怕的就是发生火灾。为了告诫我们小心火灾，她总是时时关照我们:贼偷一半，火烧全完。让我们从小就明白了火灾的厉害性。
　　我奶奶没有文化，所以，她平时话也不多，但却句句是至理名言，治家格言。
　　这些话，日长细久，便如春风化雨，浸润着我们晚辈人的心灵，令我们逐渐领悟出其中为人处世的点滴真谛。
　　我至今一直这样认为，我奶奶的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是一流的。她的智商、情商也是数一数二的。
　　尽管我奶奶一生坎坷，历尽艰难，但由于她的豁达大度，与人为善，一直健康地活到88岁，仍然是背不陀，腰不弯，坐姿象军人般笔挺，满口洁白的牙齿还能咬得动山核桃和炒蚕豆。
　　我奶奶的人品好，人缘佳，绝非是因为我奶奶活着时特别喜欢我、宠我而随口说说的。
　　一是我奶奶活着时，我奶奶和我妈妈婆媳之间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点滴的口角，总是相互谦让，互相尊重。我妈妈是个不善言辞的人，这辈子，我只听见过她当面叫过我奶奶一声:婆婆。那也是蹩在喉咙口万般无奈之下才低声叫的。但我妈妈却很敬重和尊重我奶奶。虽说平时婆媳之间话语不多，但每逢有好吃的东西，总是让我们先拿给我奶奶吃。她每次早晨从绸厂上夜班回来，总会买一袋糖精做的刀切馒头回来。当我们四兄妹一哄而上时，她总是先拿出一个说，给你奶奶先拿去。而我奶奶也对我妈妈视若己出，有时与亲戚邻居偶尔闲聊时说到我妈妈，总是说，就是脾气有点杜(萧山土话，耿直，倔)，人倒是蛮好的。
　　我奶奶和我妈妈的婆媳关系，是当时广福路上有口皆碑的。
　　因为我奶奶和我妈妈婆媳关系好，所以我妈妈和我三个姑姑关系也很好，我三个姑姑总是亲热地叫我妈妈二嫂，二嫂，情同亲姐妹。整个大家庭是其乐融融。
　　我奶奶活着时，我们乡下的亲戚们也特别喜欢来我们家做客，不管是远亲，还是近亲上门，不管是空手来，还是拎点乡下土产来，我奶奶一概总是笑脸相印，一视同仁，有啥吃啥。住个十天半月，或一、二个月，我奶奶也是客客气气，以礼相待，从不摆出不耐烦的脸色。所以，我家那时亲戚几乎不断门的。
　　我奶奶不光对家人、亲戚如此，对隔壁邻居也是热情招呼，尽力照顾。她常教育我们小辈，远亲不如近邻。隔壁邻居关系一定要处好，要紧要慢有事情叫得应。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2年历史上最大的台风夹暴雨袭击杭城，西湖边上很多很粗的柳树都被连根拔起，整个杭城一片凄凉景象。我家也是一样，猛烈的台风刮得我家前后天井的2只积水的洋铁桶不停地打转滚动，风声雨声凄厉刺耳，吓得我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去。
　　这时，住在弄堂里的居民区小组长二干娘撑个雨伞跑来我家，和我奶奶商量，是否让隔壁22号大杂院里的十几户住家来我家躲避一下台风，怕板壁房倒塌砸坏人。我奶奶二话不说，挪着小脚，就去打开了平时不开的，靠近22号的大院门，并站在门口，把22号大杂院的住户们一个个迎到了我家堂前安顿妥贴，又去烧了一大锅开水，让这些躲难的邻居们喝，压压惊，驱驱寒，暖暖身。
　　我奶奶在整条广福路上的良好口碑和受人尊敬，就是靠她自己的言行举止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如今，我奶奶已离开我们有35年之久了，我自己亦已渐渐地歩入老年人的行列。
　　但我却还是常常会想起我的奶奶，想起她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的谆谆教诲。
　　有一件事，至今还常令我回想起来，仍后悔不已。
　　那时，我的三个姑姑都已先后出嫁，我们兄妹四人亦已长大成人，出去工作了。每天早晨，当我们都匆匆出门去上班了，人走楼空，偌大的孙家宅院便显得空旷冷清下来。只存下我奶奶一人在家。
　　而我奶奶那时也已年事已高，一双小脚，一只眼睛又不便，一个人呆在家里实在是很显失落和孤寂。
　　有好几次下班回家，我常常会看见她坐在已暗下来的堂前发呆，神态颇显落寞和无奈。
　　记得有一次，我和她聊起一件什么事，她显出一脸茫茫然的样子，我便故意打趣她:你怎么什么也不懂呵?我奶奶却一点也不生气，表情极为诚恳，也很有点无奈地说: 是呵，我是不懂呵，一天到晚在家里，又不出门。你们要多和我讲讲外面的事情，让我也多知道知道。
　　在我和我奶奶生活在一起的20多年里，我从来没有看见和听见过她用这样近乎于恳求的口气及神态，和外面的人及家里的人说过这样的话。
　　听了她的话，我当时便觉心头一酸，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就是现在，每每回想起她当时说这话时的神色和表情，我也常常会独自潸然泪下。
　　其实，我奶奶当时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想让我多抽点时间陪陪她，多和她说说话，聊聊天，帮她排谴一下老年人所固有的寂寞和孤单。
　　只可惜当年的我，是年轻人不知老年人孤独寂寞的愁滋味，仍是一天到晚拆天拆地在外瞎折腾，不到天黑不回家，很少陪我奶奶聊聊天，让她老人家开心开心。
　　唉，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后悔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到后来，再想弥补，已是永远的不可能了。只能是空留一番遗憾在心头。
　　我对我奶奶的深切怀念，也只能这样永远定格在: 每天傍晚时分，我奶奶穿着她那件虽已很多年，但仍浆洗折叠得很整洁的士林蓝大襟布衫，一只瘦骨嶙峋，布满了老年斑点的手，倚扶着广福路21号门前那棵弯弯的大树，默默地等待着她的儿孙们下班或放学后平安归来。

　　本文由孙望楠先生赐稿，原载公众号“望楠随笔”，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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