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锐：告别延安

┃Personal History

告别延安

© 姚锐／文

　　1970年冬天，我告别延安去部队当兵。我的主要行李还是那只涂着棕色油漆的大木头箱子。那个时代，一般老百姓都是用这种笨重的木箱装行李，特点是防护性较好，缺点则是沉重。
　　记得两年前来延安插队那天，到公社接我们的乡亲们，只有一个排子车，拉不下我们9个知青的行李，几只大木箱是乡亲们背在背上，走一程歇一程地背了二十里地到村里，让我吃惊不已。
　　从村里到延安的汽车站有五十里地，先要走十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公路，即使在公路上能搭上车，也不会把你送到指定地点，所以，带着这只百十来斤的木箱，一头一尾还得用排子车。
　　队长让我们的邻居胡旭生拉车送我。胡旭生原本是个石匠，虽然身材看上去并不魁梧，但被称为是村里力气最大的人。他的力气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我和比他力气小的队长较量过。有一天利用打场的空间，我和队长比试摔跤。我那年刚16岁，只是个没有发育好的少年。没两下，我就被队长压在身下。无论怎么挣扎，我感觉队长都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身上，压着我的时候，他还哈哈大笑地和旁人拉话，没有介意我的拼命反抗。
　　我们知青刚到队里的时候，是住在两孔危窑里面，但是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过了一阵子，队里让五个女生搬到了较高处的一孔窑洞，我们几个男生则搬到了在山坡中部的胡旭生那里。我们搬出之后，那两孔危窑还真是塌了。幸亏搬得及时，要不然，我们就可能及早地“光荣”了。
　　胡旭生家有三孔窑洞，但是这个石匠的家，却没有一孔窑洞是石面的。在陕北，判断一个家庭是否富裕，可以考察一下他家的窑洞。
　　最好的窑洞，是在窑洞外面箍一幅石头面，再安装上木质的大圆窗，就是毛主席在杨家岭演讲照片中他身后的那种。再就是没有石面，只有木质的圆窗。最差的是只有一个木门，门上有一个糊着窗户纸的小方窗。
　　当地农民追求幸福生活，也是要不断改善自己的住宅条件。记得有一阵儿我们暂住在王老汉脑畔（上面），出门得路过他家。那年春天，他请了一个面相猥琐的木匠给他的土窑做圆窗。在当时村里有人出去要饭的时节，他还能拿出钱来改善住宅，应该是比较富裕的人家。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出去比较早，脚步声惊醒了一个睡在他家窑洞前的人。那人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露水，我才看清是王老汉自己，他笑了一下，就去摆弄他的烟袋锅子了。原来他在窑外露宿，是腾出地方让打圆窗的木匠和他婆姨住在了窑里面。
　　胡旭生不是没有能力追求好日子的人。从衣着上看，他不像个当地农民。他头上没有像大家一样扎一块白羊肚毛巾，而是戴了一顶褪色的黄帽子，由于摘帽带帽的缘故，常用手捏的那半个帽檐耷拉着。
　　他身上的那件有羊绒翻领的外套，也不同于一般百姓，但挂满灰土，像是件民国时期的富人遗物。他有一张标准的脸盘，他的婆姨也是全村二十多户人家中最漂亮的女人，一张巴掌大的瓜子脸，像个影星，只是笑起来比她们还好看。如果除去一身因为带孩子而留在衣服上的斑斑点点，再洗洗脸收拾收拾，还是挺上镜的。
　　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这一对看起来半城半乡的夫妇不能施展自己的手艺和能力谋求私利，只能在黄土地上跟着集体刨食吃。如果不是钱紧，他们也不会拿出一孔窑洞换取我们的知青安家费。
　　我们几个虽然住在他家，却并不在他家吃饭。那时，我们知青各带口粮分到各家入伙，但都是在他的上家和下家，说是他家伙食较差，娃又多，不方便我们搭伙。作为邻居，他婆姨在细小的事上都对我们关照，见面就笑，但是她从来没有给我们送过什么他家的吃食，猜想是实在是拿不出来像样的东西。
　　我当小拦牛的时候，大拦牛的告诉我，有人想给她送粮食。那是有几天胡旭生上城里没在家，有人背着半袋白面上门找他婆姨寻欢。结果被她举着菜刀追杀出二里地。说二里地有点演绎的成分，真追出二里地，那还不是自投罗网？她也就是追到自家的街畔而已。
　　可以想像的是，她举着菜刀，怒目圆睁，那风拂短发的样子，像刘胡兰，或是像手握大刀的穆桂英。
　　我们俩一路奔波五十里，胡旭生拉车在前，我跟在后面，终于到了延安汽车站。胡旭生常上城里，在汽车站有熟人，所以也没有让我买车票，而是帮我搭上了一辆开往铜川的大货车。亏得他力气大，帮我把大木箱搞上了车，又看我在大木箱子上坐稳，他才跳下货车，向我挥手告别。看着他远去的身影，我心里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汽车发动机响了，我坐在车尾，见一股黑烟腾起，渐渐模糊了眼前的延安城。这时，在烟雾中我看见一个人跑来，头上是胡旭生的那顶黄帽子。近前一看，就是他。他叫着我的名字，用一种略带着商量的口气说，给哦一块钱吧，回磕路上买几个馍吃。
　　我浑身一激灵，是啊，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那时候乡亲们没有钱，即使有，出门也很少带钱。要不就是自带干粮，要不就是沿路讨口吃的。那天走的急，大清早起来，也没有准备干粮，一路奔波五十里地到延安，他又上上下下忙活一通，还得拉着排子车再走五十里回去。往返拉车步行一百里，这劳务，这乡情，还有这省下的车票钱都是我的亏欠啊！我赶忙摸出一块钱，递给胡旭生。他接过钱，摆摆手，憨憨地一笑。这时，大货车也启动了，他在车后越来越远，一个拐弯就看不见了。
　　事后想起来，我总想给自己两个耳光。在饭馆里一碗汤面三毛钱的时代，怎么就给了他一块钱啊？是我当时钱紧，还是少不更事？！
　　说起走得急，也是事出有因。我接到家里要我去湖北当兵的信以后，觉得应该告诉主管领导，就去公社找了管我们知青的北京干部老陈。老陈是从北京市抽调到延安专门管理北京知青的干部。在公社召开的知青大会上，领读毛主席著作是他的一绝。领读时，他不看书本，而是全篇背诵，并用他炯炯有神的眼睛不断扫视会场台下的我们。当时，一个人的上进，不是看你是硕士还是博士，得看你能参加到哪一级的“积代会”。后代漫不经心地听我们侃这段历史时，会冒出一句：鸡和你们有什么关系？“积代会”的全称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也是个华山论剑的场所，不但要看你做的怎样，还要看你对毛著掌握的多少。能够大量地背诵毛主席著作，在那个时代，无疑是学养深厚的表现。在我心中，老陈这个马列大叔，绝对是“伟光正”的代表。
　　有一次，老陈到我们村巡查，中午在知青灶上吃饭。蒸锅里的杂粮馍馍是主食，还有半锅没有油水的熬菜。那会儿，由于长时间吃素，偶一吃肉就闹肚子，所以我们也就成了素食者。鸡蛋是乡亲们舍不得吃的东西，政策允许养的几只鸡下了蛋要去集市上卖钱，再买些灯油和布匹之类的生活用品。所以，我们也没有把鸡蛋作为日常食品，平时不备着鸡蛋。当时的社会价值观是谁发财谁狗熊，谁受穷谁英雄。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上，就成了这些简单的食物。老陈一路采了些野菜，吃饭的时候问谁有黄酱。一女生拿出一包压箱底的干黄酱，掰下一块用水稀释后给了老陈。他把野菜洗洗，沾着酱，就着馍馍有滋有味地吃起来。我看他吃的香，也去拿野菜蘸酱，别人也如此，老陈连忙说，你看你看……，像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捂住茴香豆，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一瞬间，马列大叔也像是一个普通的插友。
　　老陈在公社办公室听完了我要当兵的讲述，正襟危坐地回答我，没有组织的统一安排，不会批准我私自去当兵。我没有照镜子，但是我确信我当时是一脸极度失望的表情。老陈可能也相信，我这个循规蹈矩的年轻人，一定会放弃当兵的想法。因为此前有一次我请假回京探家，公社没有批准，我也就没有回去。其实在那个通讯靠吼的年代，你回家再回来，也没有人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辞而别的人多了。
　　当我转身要离开时，老陈忽然偏开半个身子，像是话剧舞台上的两面人，偏离他原有的角色，轻声对我说，你要走，我们也不拦着。话音虽轻，却像重锤敲响了我这榆木疙瘩。让我顿觉云开日出，霞光万丈。原来老陈的心里不仅装着伟大领袖的语录文章，也装着社会的冷暖寒凉，在关键的节点上，闪烁出人性的光辉。
　　当天我回到村里后，赶紧收拾东西，一是新兵已经开始集训，二是也怕夜长梦多，所以第二天天没亮，就和胡旭生夜奔了延安城。
　　在文革这场大灾难中，学校停课，学生失学，毛主席说实践出真知，号召青年到三大革命实践中去学习，学工、学农、学军。整个社会以大老粗为荣，以知识越多为越反动。文革中，部队干部组织子女入伍学军，也是出于一种自保。只是比起学工学农，尤其是比上山下乡，至少有吃穿上的优势，因此引发社会上不公的议论，史称走后门当兵。
　　说起吃穿，那会儿已经没有时装和时装概念，无论男女，最美的服装就是军装。若找个畅吃畅饮的地方，也就是部队。在新兵连，虽然菜就是盐水煮萝卜，但是大米饭敞开吃。新兵的成分主要是各地农民，从吃相上看，也都是饥民。新兵连的粮食吃空了，由老连队的余粮支援，直到把你吃成个吃饭不积极的人。
　　但是，从人生的旅途来看，这后门兵的吃穿优势，就能转化为人生的优势吗？
　　改革开放之后，恢复高考，我被北外分院录取。带着新生的喜悦，我去拜访本院熟悉的蒋老师和韩老师。蒋老师不巧外出，与韩老师叙旧之后，韩老师又就如何学好外语，给了一些鼓励和谆谆教导。而这蒋韩二位老师，却都是一起在延安李渠公社插队的同年级的北京八中同学。
　　我离别延安之时，这二位还在地里抡镢头掏地，多抡了两年之后，被外语学院录取，学成之后留校当了教师。而我早吃了两年饱饭，却丢了辈分，与他们的关系，从同学变成了师生。
　　我走后不久，开始招工，陆陆续续，大部分知青都去了西北的厂矿，到第三、四年，剩下的知青也大都被招进了大学，再剩下的基本都是有些特殊情况的人了。
　　延安的插队经历在人生几十年的旅途中，虽然时间不长，却刻骨铭心般难忘，像是留下了深深的脚印。大家人虽已告别延安，但是心却告别不了。微信上有延安的插友群，还群中套群，种类不同，但凡有人在群里说一声，延安某苹果网站滞销，插友们便一哄而上，还呼朋唤友拽上单位，非得买他个库底朝天。延安的红薯丰收了，有人弄来一车，借个由头，来个薯聚，聚会中的陈年老话题，还是那告别不了的延安。
　　“薯聚”那次，坐在我旁边的是同年级的女生X同学。聊起来，原来她就是我们学校同学中最后离开延安的人，在那呆了五年。她讲述了在那次大学招生中如何落选，以及此后的孤独生活等等。回忆往事，滔滔不绝，其中的凄惨悲凉，令人同情。再往深聊，又一打听，这个“苦大仇深”的同学，现在侨居加拿大，经常坐着头等舱、公务舱往来中加之间，在科技交流方面事业有成，竟是个凭自己奋斗而坐拥亿万财富的成功人士。
　　看来，冥冥之中，只要你努力，上天自有补偿和安排。
　　2005年，北京与延安通了火车。同学数人以王庄的同学为主，一起乘火车来探望这个难以告别的延安。但是一行之中，女同学Z却是来做最后告别的。她已经到了癌症后期，在与疾病的博斗中，也要来满足一下那心中依依难舍的情怀。
　　我被告知，行程已经安排好，当地有人接待。果然，一下火车，三辆日本越野吉普车先把我们一行迎到了一所星级宾馆，Z同学在那里安排了两桌丰盛的酒席招待大家。有同学告诉我，带着三辆车来迎接我们的，是Z同学当年的“暗恋者”。
　　“暗恋者”是一位她们庄的陕北大汉，他总是面含微笑，略带矜持，却又言语不多。倒是一位活泼有趣的庄里大妈，在酒过三巡之后，唱起了信天游，把我们带回了那遥远的年代。
　　她们的王庄在我们这条沟的把口，守着延河，也靠着公路，比起我们沟里的村子，算是比较富裕的地方。除了这八个同班的女生，和她们分配在一起的，有三个高中男生，再就是几个本村的回乡知识青年，“暗恋者”就是回乡知识青年之中的一位。
　　那时候，听我们村里的乡亲讲过，前面王庄的北京女子在河里光着耍水哩。一打听，原来是她们姐妹几个到延河里游泳。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这是她们在北京读过多少遍的神圣诗句，穿上泳衣，到村旁心仪已久的延河里打几个滚，扑腾扑腾，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是，在保守的乡亲们看来，大姑娘家家的，应该捂得严实点儿。怎么这“白格森森的大腿”不只是在信天游的歌词里，还竟然袒露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村里的小路开始忙碌起来，奔腾的脚步，飞起的黄土，等到她们从水里探出头，乡亲们已经围拢在岸边。延河对面的马路上，行人和车辆也停止了往来，竟然一时造成了交通堵塞。人们都聚拢过来，聚精会神地欣赏她们这出新编八女投江。
　　当然，生活不会总是这么浪漫。看她们日后的记载，八个女孩的体重加起来也就是一头牛的重量，但是两头牛拉的大铁犁，让她们八个去拉。从砖窑里往外背砖，几块砖怎么就这么沉呢？放秤上称称，有100斤，自己再往秤上站站，才80多斤。
　　是落难的公主遇上了憨实的农夫，还是……。“暗恋者”的暗恋，是个人的情感秘密，旁人无以知晓。但是，我们是种地的，知道土里的种子到了春天，是一定要发芽的。把青春的少男少女像种子一样洒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让他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怎么不会滋生出情感的枝芽和花朵？
　　那时候，我在山上当小拦羊的，听信天游的酸曲听多了，也开始掺和村里青年的男女话题。
　　村里有个青年叫郭大志。他有一天告诉我，他的志向就是要娶前面乎家坡的一个姑娘。姑娘叫聊儿，他说，长得可美了，如果能够X个一挂，就是死了也值了。他那带着坚定的坏笑，激发了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有一天利用赶集，绕道乎家坡，来到了聊儿家的街畔底下。抬头一看，正巧，一个小姑娘正在柴垛那拿柴禾。一套破旧的褪色蓝棉服上，生着一个稚雅的小脸庞，雪白粉嫩，异常夺目。像是在荒僻的草坡上突然跳入眼里的山丹丹花，让人为之一震。意识到我们看她，她眼光一动，脸色更加红润，抱起柴禾含羞而去。
　　这让我想到，为什么古代的皇帝要在全国遍寻佳丽，这山沟里也确实藏着金凤凰啊。如果在这沟里再多呆些年，一个处于青春期的男生，没有理由不响应党的号召，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娶个想象中的村花或沟花什么的。
　　那一阵儿，郭大志有了明显的衣着变化，不仅穿上了件新棉袄，还不知哪找来个围脖，围上之后，像个电影上的五四青年，担起粪来，有股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味道。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大批知识分子被迫害的岁月，一个青年农民在追求心上人之时，摆出的最美造型，竟然还是知识分子。村里学校的马老师也依然受到全村的尊重。
　　这也是社会底层在那个混乱年代的一种清醒吧。
　　以后郭大志被招到武汉当了个炊事兵，从贫苦的乡村进了大城市的部队厨房，好像老鼠跳进了米缸。我在湖北当兵时去武汉看了他一次，已是油腻小哥的大志，应该是爱上了大米，再没有提起聊儿。
　　话说回来，我们一行在酒店用过欢聚大餐，住宿宾馆，第二天一早去延河边照相。左手是延河，背后是宝塔山。这是当年差不多每一个知青都留过影的地方。
　　照相的高潮是给“暗恋者”和Z同学来张合影。在大家的起哄声中，“暗恋者”不再矜持，尽管有妻子在旁督军，也咧开嘴，发出兴奋的笑声。Z同学本就长得标致，半个肩膀轻倚在“暗恋者”身上，焕发出带着几分羞涩的灿烂笑容。有情人终成照片，也算是了了大家的一个心愿。
　　照相之后，我们各回各村，我回到了阔别了三十多年的小村新庄科。
　　村容村貌乍看没啥大变化，还是那二十来户人家，只是未来的计划有点惊人。改革开放以来，退耕还林，政府给村民发粮食，除了林间经济，就是精耕细作村里的那点坝地。往村里的后沟走走，原来荒僻的山顶上竟然看到有汽车行驶，是公路修到了这里，这里发现了石油。
　　后沟的路旁，有几个抽取石油的磕头机一上一下的在工作，为此，乡亲们能够得到一些补贴。重要的是，乡亲们再也不需要进山打柴，开始使用天然气做饭取暖。
　　说起打柴，那可是最重的体力活之一。想想，在那个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商品交换的年代，一家人全年的做饭取暖，都要靠男当家的在冬闲时打来。家家户户门前有一个长方的高大柴垛，是陕北农户的标志。打柴的地点很远，被称作梢林，那些可用作柴禾的灌木都长在那些不宜耕种的山坡上。钻进林子，首先是寻找那些干枯的枝杈，一是不破坏植被，再就是抱起来，背起来都重量轻。第一次打柴，我先瞄上了一个枯枝，但是怎么揪拽攀折都弄不下来，想抡斧子砍，又被身后的灌木枝杈挡着，无法使力，憋困之中只能拿斧子剁。等弄出两根干柴，力气没了一半。
　　乡亲们把打好的柴在坡地上整成一个扁方形，贴背好背，而且一般都高出头半米左右。而我的柴捆再怎么整，也圆咕隆咚，再加上干少湿多，像个石碾子，套上背绳，不使大劲站不起来。我前面的同伴梅兄憋住气，先向后一仰，再一收腹起身，不料柴垛冲过头顶，把他带向前方。而他脚下又是坡地，往下一迈步，就来了个前滚翻。百八十斤的柴垛带着他的头冲向冬天坚硬的耕地，我想这下完了。但是等到他滚了一圈，一看，还好，头颅尚存，未戳进胸腔，是柴垛先着地，有一个缓冲救了他。背上的湿柴再也不敢卸下，我们只能沿着河沟走，累了找个高台把柴捆架上歇歇，到了家门口，卸下柴捆，已是精疲力竭，气血全无。后来，我们知青分到各家吃饭，一个原因也是免了打柴之苦。
　　现在有了气，有了电，在欢迎聚餐上，乡亲们和我一起嚼着油馍馍，计划着等村前的公路修好后，在旁边建个大楼，楼下商铺出租或经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连冬暖夏凉的窑洞也不想住了，要告别穴居时代。
　　而这二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子，实现这个计划的所需资金竟然是两仟万。这让我这个本想做些私人捐助的“小款”，顿感囊中羞涩，不好出手。过去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乡亲们，改革开放以来，似乎变得有点财大气粗。
　　看看众乡亲，怎么少了胡旭生？他们告诉我他一家搬到了延安城里。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与以往相比是掉了个个儿。以前是城里向乡下转移，知青下乡插队，是青年劳动力的转移，“五七干校”则是成年人的家庭转移。农业以粮为纲，搞得连花生米都成了送礼佳品，但是粮食还总不够吃，依然年年有人在外要饭。
　　改革开放以后，是反过来，鼓励城市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改变，保护私有产权，激发了生产积极性。记得有个作家还在人民日报写了篇散文，描绘了他吃上了油炸花生米的幸福。乡亲们不再愁吃，多余的劳动人口就向城镇转移。城镇及工业的发展也需要用人，所以队长和胡旭生也就进了延安城。
　　下午还正在村里串门，王庄那边打来电话，让我们赶过去吃晚饭，说是专门宰了一只羊欢迎大家。
　　说来也巧，出村时，在村口竟然遇见了胡旭生。他听说我回来，特地从延安赶回来见我，若不是在村口相遇，还就失之交臂了。
　　在村里每到一家，我都掏出些钱给孩子们个红包，所以跟胡旭生见面没说几句，我就赶忙掏兜，把还剩下的几百块拿出来，往他手里塞。尤其是想到离开延安时他送我，只给了他一块钱的往事，只恨现在手上现金不多。谁知他手劲还是那么大，一把推开我，长长地哎——了一声，笑着说，你小看人嘞！他告诉我，他在延安开了两个饭馆，还有些什么买卖。这个当年得不到施展才能，还差一点穷的丢了老婆的石匠，现在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已经是个小资本家了。
　　告别了胡旭生去王庄，路过乎家坡，想起了当年那个窃视流眄，国色天香的姑娘，她怎么样了？后来问村里的知青高大姐，她给我一张这姑娘现在的照片，说她后来嫁到了城里。不看还好，一看照片让我非常失望。没有了青春时期的目光，竟找不到一点国色天香的影子。
　　当我赶到王庄的时候，一个石板房的屋子里，坐满了人，一口大锅里炖煮着羊肉，雾气和香气弥漫在空中。主食是荞麦做成的疙坨，蒸熟后，再浇上锅里的滚烫羊汤，放上香葱和辣子，令人胃口大开。
　　由于荞麦面做的疙坨颗粒比白面粗，更有利于吸收汤汁，也许因此被认为是最佳搭配，才也有了这句著名的信天游唱词：

　　荞麦疙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我和身旁的同学在讨论和捉摸着疙坨是哪两个字，没有在意“暗恋者”与Z同学有哪些互动和交流。但是大家一边吃着，一边都在念叨和玩味着这两句唱词，有意无意都彰显了晚餐的主题。
　　人间的真爱本就可贵，在人生谢幕之际就更加令人珍惜。“暗恋者”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在他貌似略带呆傻的外表下，却似乎藏着些执着的算计。多情自古伤离别，他也许感觉到，这是他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暗恋”的人，来向他做最后的告别，他也要用一锅滚烫的羊汤，来表明他生死相跟的火热心肠。
　　情谊虽然是感人的，但是也让人摆脱不了心底的忧虑。
　　在那个口号漫天，红旗遍地的时代，与我同年级的一个女同学，在插队时也最终嫁给了一个当地农民，生了两个孩子。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她开始了回归北京的长征，虽然她工作能力优秀，虽然她甚至不惜离婚，但也只是调到了距离北京最近的地方就不得不停止了疲惫的脚步，于前两年撒手人寰。
　　从一个偏远乡村的村民，到成为首都北京市的市民，在当今，这也许是一个普通人，几代，或许是永远也走不完的距离。
　　我最后一次见到Z同学，是在一次关于延安的北京同学聚会上。是因为有人在北京的酒仙桥修建了一个延安知青博物馆和陕北风味餐厅，大家闻讯相约而来。那次，她的脸色更加灰暗，离她去世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但是，她还是来了，活动中，她坐在后排，言语不多。
　　我猜想，和我们一样，在延安，那里有令人难以告别的苦难和青春。

2021年5月15日
2021年6月5日修改

　　本文由姚锐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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