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斐：不能忘却的日子

┃Personal History

不能忘却的日子

© 苏斐／文

我和孪生姐姐16岁合影

　　6月26日是孪生姐姐的忌日，是她去世27周年的日子。
　　岁月冲不淡我对她的思念，这也许是因为双胞胎的心灵感应，因为从娘胎起就相依相伴的依恋，她仿佛就是我的另一半。失去她我是那么地不适应，有时觉得活着没有姐姐的相伴分享简直没有意义。20多年来我不曾解脱，每次在梦中相遇，总是看到她那哀怨的眼神和艰难的处境——潜意识里一直笼罩在她下放时的阴影里。

一

　　在安徽南陵一个叫戴镇的丘陵山区，背朝公路不远处有座孤零零的土屋，掩盖在杂草树木中。那就是公社用下放专用资金为母亲（下放干部）和姐姐（下放知青）搭盖的草房，平行相距10来米处有一农户老杨头家算是最近的邻居。
　　白天站在土屋前的晒场居高临下朝前看，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几里处影影绰绰的一片就是戴汇镇，镇口有棵大树遮天蔽日，上面栖息成群的斑鸠飞来飞去，每次小弟去母亲那儿都要带上弹弓打斑鸠，一弹一个，引得当地人一片赞叹，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斑鸠的美味。
　　乡下平常的日子里是见不到荤腥的，有一次北京的表妹和我一起前去戴镇探望姐姐，姐姐用钢精锅炖了一小锅猪肉，加上自己种的小圆白萝卜切片下在肉汤里，我们三人吃了又吃，汤里不停的加水和萝卜，吃到最后撑住了还不愿意停口，那炖化了的肥肉一吸滋溜一下就到肚中，满口流油好香啊！一位姓童的本地镇上的女汽车售票员，因为天天来姐姐的土屋等候班车，隔三差五地带来自己做的豆豉，中间浇上一大调羹鲜红的辣椒酱，真是好吃又下饭。这些算是在苦难日子里一些星星点点的美好记忆吧。
　　平常的日子里用水要到河里挑，烧柴要靠自己上山打，菜靠自己种，稻子要自己挑到米坊去壳——生活极其繁重艰苦，我开始去姐姐那里居然不知道帮忙，等下工回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姐姐下河挑水烧饭，后来姐姐实在忍不住，说你也动动手帮个忙吧。挑了几次水，一口铁锅既要烧饭烧菜又要烧水，我就再也不用热水洗脸洗脚了，大冬天也是直接去河边洗脸。
　　最大的问题是烧柴，附近山上的灌木都被人砍光了，村里人经常去偷砍林场的树木，樵夫可不是女人能承受的体力活，姐姐和我只有去扒路上的野草晒干作燃料。附近的枯草都被村里的小孩扒光了。那些农村小孩哪怕刚刚会走路，都知道把大小便拉在自己家地里做肥料，绝不会屙在别人家门前。大冬天的哪怕下雪，村子里那些孩子光腿光脚地拖着脓鼻涕打闹，也不见因此生病的，大人们还笑着说：“他们不娇贵不像城里人，冻惯了一样”，实在是佩服中国人的生存能力！
　　母亲是下放干部身体又不好，总是找借口不蹲在乡下，这就苦了姐姐了。姐姐一个人常年生活在农村，为了挣工分养活自己，不得不每天出工劳动。还要砍柴种菜挑水做饭，为此姐姐常有怨言，早知道还不如和同学们一起下放过集体生活，起码轮流值日烧饭，不至于一个人什么都要自己干。姐姐甚至羡慕农村人，起码农民家还有个男女分工，做农活的男人回家还有口热汤饭吃。可不是吗？当年有许多女知青顶不住生活的压力嫁给农村人，完全是因为生计所迫令人同情。
　　小土屋前白天风景不错，一到夜晚整个视野一片漆黑，远处偶尔有狗的吠声，万籁俱寂犹如世界末日。夜晚一个小碗里用香油浸泡着一根灯芯，像鬼火一样勉强照得见室内，不敢想象姐姐一个人是怎样度过那些恐怖的夜晚的，所以每次去我都尽量延长和她在一起的时光。
　　冬天里床上薄薄的铺盖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格外寒冷，我帮姐姐抱来新鲜的稻草白天弄到土屋外晒，晚上铺在棉絮下，高高的足有一尺来厚，夜晚闻着喷香的带着阳光味的稻草香甜入睡，那也是一个温暖难忘的记忆，现代什么高档的席梦思也不能代替那种天然环保的稻草。
　　经常陪姐姐打着手电在漆黑的夜里在蜿蜒的田埂上走上十来里地，到那些公社干部家探消息送东西。平时省吃俭用用票证换来的肥皂香烟从生产队长到大队书记到公社主任民兵营长等等，数不清的大小干部人人都不敢得罪，家里还要经常接待来城里看病的基层干部，找人找医生比接待亲戚还要尽心。想想现在社会的腐败之风，起源就是从知青回城开始的，记得一次到大队干部家送东西，那个姓陶的主任颐气十足，我们姐俩不但要破财还要听他“好好劳动表现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之类的屁话，真像是被判了劳改的人。
　　邻居老杨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二十岁左右，女孩十七、八岁，老杨头精打细算在村里算是人口很少家庭生活条件偏上的。老杨的女儿小莲子长着一双细小的肿泡眼，健壮的身子加之豆蔻年华——也算是十八岁无丑女吧。小莲子生在农村心有不甘，处处与姐姐这个“街巴佬（城里人）”比，插秧劳动时盯着姐姐，说插得不如她多；挑担时又说挑得不如她重，到队长那里吵闹要扣姐姐的工分。姐姐娇小瘦弱的身躯怎能和从小生在农家的她相比，被小莲子逼得叫苦连天，弄得姐姐像进劳改队一样，整天有个人监管看着。
　　女孩的哥哥正值青春期，还没说上媳妇，三天两头的往姐姐的屋里跑，进门就到堂屋的屋角粪桶前解开裤子就尿，姐拎起棍子边骂边赶，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经过农村的劳动锻炼和吃山芋（发胖），姐姐出落的愈加丰满健康，白皙漂亮的姐姐一直是当地男人觊觎的对象。苦和累不说，每天还生活在危机四伏的环境里。
　　一天放工回来姐姐独自走在公路上，本队的一个复员军人驾驶员把车停在姐姐身旁，一定要捎带她回家，姐姐推辞不过只好上车，谁知车子一启动那人就动起手来，姐姐奋力反抗，最终从行驶的卡车上跳下摔得昏了过去，父母得知后非常震惊，母亲就下放在本公社，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这与后来父母坚决不让我下放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们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
　　那时女知青面临的困难和危险超过男知青。我们初中的班长K的知青点，经常有村里的光棍去骚扰，不是把泥巴墙掏个洞就是把草屋顶掀个角偷窥，弄得女知青人心惶惶夜不敢寐。一个风雨之夜，K一个人留守在知青点（其他人都上调走了，K因为家庭问题不能上调），本村一个秃子光棍扒开了K住的草屋顶。此时K把心一横，她拿起菜刀跺在桌子上，对着秃子道：“本来不想活了，今天你来正好，来一个够本，来二个赚一个”，秃子吓得不敢下来，2人对峙到天亮。
　　当时安徽《大江杂志》社副总编苗振亚也下放在戴镇，与下放在公社医院的夫人一起生了一双小儿女。我们一有空就到镇上他家去玩，为了躲避文革风暴，苗振亚弃文从医，在当地开了一个小中药铺，他用他的方式来抗议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历史上那些被流放的文人一样，我们的话题多是对时事的忧虑，苗振亚眼镜后面有一双深邃漆黑的瞳仁，很难忘他说“不吃嗟来之食，不为五斗米折腰”时的激愤，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是在戴镇最愉快的时光，文青遇上前辈，有说不完的话题。苗振亚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看到姐姐时的情景：在灰蒙蒙的公路旁小站前，站着一个瘦弱的小姑娘，看上去像个小女孩——居然是老程（我母亲）只有16岁的女儿，居然也被下放了……
　　附近的知青等车时，都会到姐姐的小土屋里坐上一坐。一群上海知青是常客，其中一位白净书生摸样的是王光美的妹妹王光和的儿子，因为姐姐和他聊得投机有人就开玩笑说：“敢不敢和他轧朋友啊？（指他的家庭背景）”姐姐说：“有什么不敢的啊？！”我相信姐姐当时说得是真心话，反正当时我家也是“黑九类”，乌龟配王八而已！
　　很多年之后一次我出差经过那条公路，泪眼中我努力寻找公路旁那座土屋，它好像还在那里，只是公路两旁那些砖瓦结构的现代建筑太多，以致我看见的那座土屋好像有点虚幻的感觉，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还存在，物是人非只有那些心里滴血的部分还留在心底深处，所以一到梦里那些忧愁绝望就像潮水般的涌来，姐姐在那里哀怨地朝我凝视，我想抓住她的手，告诉她现在一切都好了，跟我走吧，但她总是欲言即止，最后还是消失在包围她的雾霾里，在梦里我能看到她就是不能带回她，一回到现实里姐姐就消失了，多么残酷！
　　我诅咒那个年代，它是姐姐的噩梦，也是我的噩梦，是千千万万下乡知青的噩梦！

酷似父亲的我和像母亲的姐姐

二

　　姐姐的命运多舛，冥冥之中幸运总是与她擦肩而过，厄运缘于政审和“家庭出身”，姐姐下放5年经历了3次“上调”未遂事件：
　　第一次大约是1972年，父亲的卫生系统内部有上卫校的指标，原卫生局长的父亲与卫生局交涉，以照顾系统内家属定向招生的名义，弄了一个指标到公社。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走得竟然是舅母的侄女——舅舅把指标掉包了，给了舅母姐姐的女儿宁生。宁生和姐姐下放在一个公社，公社说反正都是你家人，他们不管。得知消息后母亲沉默不语，父亲也对小舅子无可奈何，只有姐姐呼天抢地拼死拼活，誓与舅母誓不两立，也未能挽回结果。宁生一家是从南京下放的，宁生上了中医学院后来还读了博士，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姐姐的，如果姐姐当年走的是那条路，也绝对没有后来的不幸。
　　第二次是张铁生事件那次。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我写过一篇《代考记》，记录了1973年6月30日冒充姐姐代考的经历。
　　1973年7月，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曾经替双胞胎孪生姐姐代考进考场，神不知鬼不觉地当了一回枪手，论资格我堪称现代枪手们的祖师爷。
　　虽然是双胞胎，姐姐与我长得不是很像，我像父亲她像母亲。除非是一块长大的邻居发小，外人是看不出来的。我俩走在校园或街上，不管别人叫我们文或非（我俩的名字），我俩都答应，懒得一一解释。据此种种，我有了代考的底气。
　　姐姐16岁就被下放，那时已经熬了整整三年，盼星星盼月亮般地总算盼来一次机会（可以有参加考试的资格），那时我们家是黑九类之一，打入另册的那种，带着原罪之身下乡劳动改造，姐姐可是度日如年啊！
　　为了万无一失，家里人不约而同的想到了“代考”这一招。因为那时我上了高中，学习成绩也比较好，考试比初中毕业的姐姐把握更大。
　　我赶到姐姐下放的县城，火速进入角色。
　　对考试我不需要特别的准备，因为比起下放学生我毕竟刚刚走出校门，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被与姐姐下放在一起的同伴们认出或者看出蹊跷，真是煞费脑筋，与姐姐商定，只有进考场后尽量避免接触人这一招了。
　　考试那天，我一早就去考场，躲在校园里的一个角落里。偏偏有一大群兴奋不已、四处转悠的下放学生，老远喊着姐姐的名字朝我奔来，吓得我嘴里含含糊糊的应着，飘忽的眼神不知道该招呼谁，不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位的名字，心里狂跳好怕哦！
　　总算应付过去进入考场了，知道周围都是姐姐下放公社里的知青，心里平添一份压力。好在大家精力都放在考试上，没有人特别注意我，渐渐地放松下来，赶快做题。
　　我做着题目，感觉监考的男老师总是停在我面前，还驻足看我答题——我心怀着鬼胎，不知道哪里露陷了，只听到他轻轻地说：“你真不错，连分子式都写对了，这考场就你最好，其他人都写不出来……”
　　我这才明白他老是在我面前晃悠的原因，又担心起来，不能考得太好与别人悬殊太大，怎样才能拿捏好分寸呢？于是放弃一些题目留些空白，早早交了卷子逃离考场。
　　再后来，众所周知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彻底地打碎了姐姐的上学梦，那场惊心动魄的考试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对于我们姐俩，这饱含姐妹情深的替考事件，当时是不敢说的。那时有对男双胞胎和人打赌比吃，半道上假装上厕所换了个兄弟，大家说起他们的趣闻时，我心里暗想，还没有我替考的创意好呢？！
　　我记录下来，权当是对那个年代的纪念，对饱受命运折磨的姐姐的纪念。
　　第三次是1974年。
　　姐姐下放4年了，好不容易公社总算同意推荐姐姐上调，上报不久，县五七办公室通知，姐姐因为政审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我哥从芜湖赶到南陵，领着我姐大闹县五七办公室，姐姐跑到县五七办女主任的家，声称如果不同意她上调就死在主任家门口。消息传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一向柔弱的姐姐哪来的勇气，那是绝望中的挣扎和以死抗争。那个极左的南陵县五七办女主任，对拼死拼活的姐姐毫不留情，姐姐在她家门口守了几个昼夜，姐姐白闹了一场，大伤元气，无果而归。
　　政审屡次不过关，姐姐断了上调的念想，生产队把她调到几里外的一个村子当民办教师。
　　姐姐当了个娃儿王，那时村里的小学，乡民简称“看水”（乡民下地拍娃儿掉到水塘里淹死），小孩从3、4岁到13、14岁全部拢到一起，大概二三十个孩子。娃们破衣烂衫大冬天的很多孩子都没有穿袜子，挂着鼻涕吸来吸去竟然不生病。
　　破草房里4排条凳，一排一个年级，一组娃听完轮下一组……
　　冬日里姐姐看我来了，一时兴起让娃们出来晒太阳，山坡上教娃们唱歌，自己想起一句娃一句，无人的旷野里回荡着一片天籁声，多么美好！姐姐告诉我，她高兴时就给娃们教唐诗，说自然讲地理，山高皇帝远由着性子带孩子。
　　质朴的乡民维系着尊师重教的传统，看到我们姐俩拉到家就是一碗溏心蛋泡炒米；端午节孩子们进屋就往抽屉里塞进咸鸭蛋、粽子，高兴得像小鹿般的跳跃……
　　那是我姐下放农村5年中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就在姐姐心灰意冷、安心做乡村教师的时候，上面传来下放知青可以“三抽一”（一家下放3人允许回城1人）的政策，我家兄妹5个已经下放了4个，仅我一人还是用病残的名义留城的。姐姐终于可以上调回城了（2个弟弟在农村一直待到七七年恢复高考，一并考上大学才离开农村的）。
　　这一次政策性回城，姐姐仍然没有逃脱政审关。明明公社下来的指标是芜湖市一个大型国企，可是到了南陵县就被县五七办公室，用集体单位掉包换下了姐姐的国营指标，开后门给了别人。姐姐欲哭无泪，找谁说理去？！
　　历时5年，1975年姐姐终于上调回城了。
　　七零年初中毕业时我们姐妹两人被工宣队“二抽一”，姐姐代替我下放到农村。小小年纪倍尝“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5年后终于回城了。虽然是大集体的搬运公司，大部分工人都是做苦力拉板车，或者开三轮车修三轮车，但也比农村强上n倍，毕竟成为有城市户口有单位，有粮票有工资的人了。
　　姐姐意外去世很多年后，我曾在街上遇到过她的同事好友，她告诉我一些从来不知道的姐姐单位里的事。
　　据说在姐姐去世前，她们公司领导准备把已经是政工科政工师并拥有大学文凭的姐姐下到下属企业当工人，而把一个原下属企业女工调上来取而代之，原因是那个女人与领导上过床了！这让姐姐非常的愤怒。
　　回想当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兄弟姐妹的单位都还算不错，只有哥哥姐姐两人在企业，一个是公交公司，一个是外贸企业，相对工厂倒闭改制冲击来得晚些。经过太多坎坷的姐姐想必已经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一直没有安全感的她，对努力争取到的职业地位转眼间就要失去，那是多么大的打击——而我们忙于自己的事忽略了姐姐，不能体会姐姐的心情，没有在意她的精神状况。她的老公一介书生没有能力帮助她，嫌她像祥林嫂一样唠叨单位那些事，书呆子不会安慰她反而刺激她，悲剧也许就在不经意中发生了。
　　一直不相信下放五年遭遇过种种磨难的姐姐，会在看似好了不知多少倍的日子里离开人世；不相信那个开荒种地挑灯夜读努力奋斗的美丽女子会有想不开的时候；不相信姐姐会舍弃我舍弃她儿子——但愿她真的是意外（那几年因为水煤气不安全，全市发生很多起煤气中毒死亡案件）走的……

小时候我们姐俩总是难以辨认

　　附上十几年前的今天写的新浪博客：

　　1994年6月26日，我亲爱的孪生姐姐意外去世（水煤气中毒），记忆永远定格在那个黑暗的日子。
　　12年了，时间的流失丝毫不能减轻我的思念。无数次梦里相见，我总是重复着同样的场景：“你把我吓死了，原来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多少年了，无数个大喜大悲的梦折磨着我，今生我注定走不出失去她的阴影。
　　人生苦短，一不留意已到知天命年龄。已能从容面对生活，对金钱、物质和很多其他东西看得淡了，对亲情、友情看得格外重，女儿给我生了对双胞胎，生命的延续让人生变的有意义。
　　早晚要去天堂相会，可惜姐姐没看到很多很多东西（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姐姐的儿子正中今年已考上北京外经大研究生；侄女小小优秀的让全家人骄傲，去年高考成了安徽省考取香港大学第1人；侄女安妮明年上海师大毕业；侄子小明今年高考549分，本科没问题哦……..。
　　我在韩国，回想当年，晃如隔世。
　　愿人有灵魂，知人间一切。

　　本文由苏斐女士赐稿并提供照片，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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