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下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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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记

© 苏炜／文

大个子叔叔

　　“这是你自己缝补的蚊帐吗？”“嗯。”“你裁剪这些旧衣服做什么用？”“下乡。”“下乡？你今年多大了？”“十五。”“噢……”
　　我答着话，却没有抬头看问话的人，一仍埋头在家中那架旧缝纫机的匝匝劳作之中。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深秋，那时候，父亲与哥哥已经被关进警司监狱。家中厅堂里正处在一片抄家后的狼藉之中。各种翻乱的书籍纸张、破衣杂物，摊满了一地。我带着妹妹，护着祖母，日夜应付着一拨又一拨由各种“工宣队”“军宣队”带来的抄家队伍。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用脚踢人——因为上门抄家的一位瘦脸汉子竟敢用自行车链条抽扫我的祖母，我冲过去就狠狠踹了他一脚。我也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抽别人巴掌——那一回，他们从“牛棚”押着我母亲回来抄家，母亲临走前让我给她找一块肥皂，待我在慌乱中把肥皂找出来，押送母亲的吉普车已经起动了。围在家门前看热闹的一群邻居孩子就对着我大声喧哗起哄，我揪住为首的一个野小子，狠狠抽了他两巴掌！然后把那块肥皂“啪”的砸到那个远去的吉普车后窗上。对的，我还写出了平生第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反诗”——“把你的头，低得低低……”那是在我陪着我的被剪掉了半边头发的十七岁姐姐游街批斗以后，偷偷在心头默诵、然后零星记到本子上的诗句。是的，我是那个年代的“愤青”，不，“愤少”吧，十五岁的“男子汉”，却要担负起应对一个被“阖家铲”（粤语：全家倒血霉）的大家庭的全部“日常事务”——探监、探“牛棚”，无休止的抄家，写检举揭发材料，到父母单位追索生活费……终于，自觉扛不住了。我想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家！当时规定的下乡年龄是十六岁——那是文革“老三届”中最小的“老初一”的年龄。我因为上学早，挤上了“老三届”的尾班车，便向学校军宣队一再恳求而终于获准，以不足龄又身背家庭黑锅之身，挤进了浩浩荡荡奔赴海南岛的下乡队列里。出发在即，我翻找出姐姐哥哥们穿剩的旧衣服，日夜缝补、洗染、剪裁，也顾不上刚才那个问话人似乎略带同情关照的语气，在缝纫机的匝匝声中，只用眼睛的余光扫见——那是一个穿军装的大个子。他的身影，很快就化入了警司再度派来搜集父兄“罪证”的抄家人群里。
　　我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晰），在广州太古仓码头登上“红卫轮”，和当时将近十万之众的广州中学生一起，奔赴海南岛农垦（后改为兵团）第一线的。出发前一天，一个邻居孩子——就是那天在家门前起哄的其中一小子，上门告诉我：马上到孙大姐家一趟，居委会有事要找你！
　　孙大姐？我心里冷然一震：不就是那位时时佩戴红袖章在街区里吆吆喝喝的居委会主任吗？文革以来，我们家就始终处在对门那位被邻居叫做“老鬼”的街道积极分子的日夜监视之中。这种时候，孙大姐要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呢？！
　　“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没敢惊动此时已陷在一片临行凄怆中的祖母和妹妹，怀着忐忑却略带麻木的心情，踏进了孙大姐的家门。
　　孙大姐是一位操北方话的军属。虽然嗓门大，喜欢咋呼，但为人厚道，在街道里人缘是不错的。她的家不大，用一个大柜橱隔出了小饭厅和睡房。孙大姐一脸严肃的把我领到后面的睡房。掀开门帘，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仪容端整、穿着四个口袋干部装的军人坐在床前小桌边，见我进来，点头示意我坐下。看出我的紧张，他让孙大姐给我倒一杯水，在孙大姐出去的当儿，他轻声问：你不认得我？我摇摇头。见孙大姐端进水来，他正色道：“军区专案组需要补充一点材料，我要单独和他谈一谈。”
　　待孙大姐走出门去，他才换了一个和悦的脸色，说：“你不记得了？那天，你在缝纫机前补蚊帐，裁剪旧衣服……”
　　我这才蓦地想起，他就是那次警司的二次抄家搜查中，在客厅里有点心不在焉地向我问话的那个大个子军人。我抬头打量他一眼：当时他大概三十七八岁，国字型的宽脸，高鼻大眼，双眉浓黑，北方人的隆厚五官中，透着憨实，也透着威严。“你家庭现在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也知道，你明天就要下乡到海南岛去……”他的语气忽然变得温婉起来，“那天，看见你——这样一个小男孩，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这么安静地踏着缝纫机，裁补那么一大堆的旧蚊帐、旧衣服……我就想……找你谈谈……”
　　我惊讶地望着他，脸上却极力显得平静、冷淡——那是我经历过诸般抄家、盘询之后，开始打造出来的一种“少年世故”：我等着他的“先礼后兵”……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他依旧严肃地向我说着当时的流行话语，我却听出了他话里流露的善意和暖意，“你明天就要出发到海南岛去了，你一定是第一次出远门——你叫苏某，对不对？”他的话音变得凌乱而急促起来，“我当然知道你是苏某某的儿子，苏某的弟弟……”他喃喃说着这两个当时在军区小报上、在东山满大街打着红叉叉的大字标语上反复出现过的名字，“可是我想告诉你，你千万不能背家庭包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你年纪还这么小，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他站起身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直直望着他，默默点点头。“我不能多坐了。你也要赶着收拾行李。我没有别的事情，因为不方便上你家去，所以让孙大姐请人把你叫过来……我们就握个手，再见吧！”
　　我慌措地站起来，我的十五岁的瘦嫩小手，被他的温暖大手紧紧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记得我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就被孙大姐送了出来。我依旧一脸茫然地向前走着，走向自己人生的第一步，走向那个锣鼓喧天而汽笛声、号哭声和口号声同样震天的早晨。我在“红卫轮”驶向公海的苍茫夜色里，想起了这位大个子叔叔留给我的话——“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他是专门为着给我说这几句话，从军区跑过来“私会”我的。在他的国字型的面影浮现在无边黑暗之上的那一刻，我心中升起了明亮的灯火——那是照亮我人生暗夜中的第一盏灯火。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透风的船舱里，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不要绝望。”我随后把自己抄录的一句“名人名言”写在下面：“为什么大海的涛声永远浩荡澎湃？因为它懂得自强不息。”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在多少天涯跋涉、海国颠连的日子里，我会时时念想起这位大个子叔叔——在我人生起步的那个非常年代的非常时刻，似乎刻意又不经意地搀扶了我一把、熨暖了我一把的大个子叔叔。大个子叔叔，你在哪里？这些年来，我时时念想着你，常常向我的亲友、妻女提起你，也曾试图向从前的“军区专案组”打听、寻找过你。可是岁月苍苍，人海茫茫，你的身影早已消失其中而无从找起了。可是，你在我年少心中点起的那盏灯火——爱的灯火、人性的灯火、自强的灯火——至今尚未熄灭，甚至转化为我的“童子功”，这就是我这个当时的“绝望少年”，至今还时时被友人们讪笑“好像从来没见你绝望过”的一个前因和潜因。

二〇〇八年十月四日于耶鲁澄斋

蓝手

　　在耶鲁课堂上，给洋学生们讲解萧红的小说《手》。那是一个染坊劳工的女儿，因为有一双黑褐紫蓝的手而遭受学校师生歧视的久远故事。我也曾有过这样一双被染料烫染成异色的手。我是带着这样一双蓝手，踏出自己迈向生活的第一步的。
　　在粤语里，“阖家铲”（全家遭恶祸）这个词，几乎是最高量级的诅咒语。在一九六八年末那个萧瑟的秋冬，这个词，竟然成为我家——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显著标志。在无数次抄家批斗和十数位直系、旁系亲人被关押之后，年少的我和妹妹，最常听到街坊叹息的就是：这家人，被“阖家铲”了……我和妹妹那时候最爱唱《红灯记》。静夜空屋里，“临行喝妈一碗酒……”被我们的童音嚎成了一种淋漓凄厉的宣泄。于是，下乡海南岛，对于我，就成为了最大的解脱。那些日子，我一边应对着三番五次的抄家，一边为自己准备着下乡的行装。钱是没有的。家虽被抄空了，行李铺盖总归不成问题，难办的是衣服。都知道体力劳动费衣服。在家中兄弟姐妹的排行里，我上面都是姐姐，两个哥哥的年龄相距很远，我只能打点姐姐们穿剩的旧衣服下乡，可是，那都是一些花花绿绿的女装旧衣哪！似乎无师自通，我跑到东山口那家化工原料店，只花了不足一块钱，就买回来几包靛蓝、纯黑染料。用家里那口炒菜的大锅烧了一大锅水，把染料投进去煮沸，再将从屋里搜罗到的大小花衫旧衣浸泡其中，烟熏火燎地烫染起来。染衣服最要紧的是颜色均匀，衣服浸泡在滚沸的染料里，得不停地翻搅。临时作工具的筷子一根根折断了，便只能下手应急。如是三回两回，两天三天，一双本应嫩如葱管的十五岁的稚手，就这样被烫红了，烫出了血泡，烙染成了一片瘀青怪蓝——我清楚记得，也许是特殊的“化学反应”？无论染料的黑、蓝诸色，最后烙染到皮肤掌纹里的，都一概是一种古怪的蓝。而且我随后就惊骇地发现：手背巴掌上烙染的古怪蓝色，竟然一洗再洗都无法洗掉！——出发在即，可我古代罪犯有“黔首”之说。这双“蓝手”，可不就要成为我这个“家铲”的黑出身的一个耻辱的标记吗？！
　　我不想渲染悲情。如果是写虚构小说，这双“蓝手”自然可以生发出一段凄美的故事。但在我当年真实的生命起航中，我把自己这双蓝手，藏掖得很深。不管是无人送行孤身登上“红卫轮”赴海南岛之日，或是长途颠簸憋尿抵达儋州村庄之时，我都随时小心规避着，不让自己那双瘀青怪蓝的巴掌露眼示人。倒不是怕“出身”忌讳，却是唯恐身上劣质染就的“黑蓝工装”，一旦因“手相”露了底，“苏某人穿的其实是女装花衫！”必定要沦为知青堆子里长久拿来捉弄的笑柄。
　　记得，抵达西培培胜队的第二天，出工就是砍山开荒。我在收工时掌心打满血泡的疼痛中，竟然感到暗暗惊喜——我发现：按老工人指点，用海南岛特有的“飞机草”揉烂成汁敷贴伤口以后，我巴掌上的蓝痕紫斑，很自然地被遮盖了！并且，随着蜕皮生肌，日晒雨淋，这双蓝手，在下乡一个多月后，就彻底褪色复原了！平素我是个藏不住什么秘密的人，但这双蓝手和那些女式花衫染就的“黑蓝工装”，却是我下乡伊始，成功秘藏住的一段大秘密。我想直到今日，我当年的农友伙伴们的乡下记忆里，是不会存有苏某人的这个“花衫蓝手”的印迹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七日写于耶鲁澄斋
谨以此文纪念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

书箱渡海

　　黎明前，街市一片黑咕隆咚。堂哥用单车尾架驮着那两个沉甸甸的肥皂箱，我自己背着行李背包，手上提着网兜兜着的水桶杂物，气喘吁吁赶到十六中的操场集合。“哎呀，誓师会都快开完了，你怎么才来呀？”同班的阿阮向我抱怨，“马上就要上车去码头了，你……”队伍已经开始散开移走，他见我纹丝不动，推了我一把，忽然一惊一乍地喊叫起来，“哎呀！撞鬼！你这两箱装的是石头呀？死崛崛的搬不动！你你你，你怎么上得了船呀？！”
　　我嘘了一声，不让他声张，却越发愁眉苦脸起来。
　　这是我多少天来的心病：下乡前的集训里，军宣队早就宣布了出发登船时的行李规定每个人的行李，以你自己能够身背手提的为限，超重量的，一概不准上船！“你们是去接受再教育的，不是去乡下享受的！资产阶级骄娇二气……”——我心有不甘。我早拿定了主意：要把家中父亲那些抄家没被抄走的书籍，能带走的，全都带到乡下去。可我万万没想到，平日觉着轻飘飘的书页纸张，会是这么吃人的死沉！待我在满地散乱的书堆里千挑万拣，“不能不带”的选择还是塞满了整整两个木条肥皂箱，沉得如同两块生铁疙瘩。随身的铺盖行李早已经“超负荷”，我的十五岁的嫩肩膀，怎么可能把这两箱铁疙瘩驮到船上去呢？
　　可是此时，书，对于我，就是汪洋里的孤岛，荒漠里的绿洲。我当时其实并没有多少“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自觉意识。在眼前无休止的抄家、批斗、检举揭发和划清界限之中，我只知道下乡是一种逃离，而书本，则是我可以藏身的城堡。在这座“城堡”里，有《鲁迅全集》、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还有《老残游记》《古文观止》《中国文学史》与《诗刊》《文学评论》……独独没有流行小说——这是父亲这位“老学究”的藏书残余，日后，这成为了我这座“城堡”与乡间频繁的地下书籍交流里的“硬伤”（没有人要交换我那些无趣的“石头”）；可在漫长的失学岁月里，这两箱书，真的成为了我自己一所私设的“学府”，一个可以逃避外界纷扰的港湾……
　　“你发什么傻呀？阿强！阿强！”阿阮在一边大声叫嚷起来。阿强是我另一个同班同学，将要下乡到同一个山村连队的。五大三粗的阿强背着自己鼓囊囊的行李跑过来，用脚踢踢那两块“石头”，苦笑着对我摇摇头，“死马当作活马医吧！”阿强一挥手，“你们背上自己的行李，一人一只手，提走一个箱子；这个，我来——”
　　天刚蒙蒙亮，只见阿强一发力，把另一块“生铁疙瘩”扛到了自己肩头，向我吼道，“走人啦！驮重的不能停步，你懂不懂？！”
　　——阮镜清，陈伟强！失联多年，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究竟在哪里？我也相信，你们大概早就忘记了当年帮我“护驾”两箱书登船渡海的“伟大壮举”了。可这两箱书对于我人生的深久意义，我将永生难忘；也将永生记住你们的名字、你们的帮助！不过，当初我们都还是愣小子一个，没有那么多愁善感。记得，在“红卫轮”启航的汽笛声中，擦着淋漓大汗安顿好我这两块“石头”，你们俩还直拿我开心，“你呀，你比在朝天门码头登船的甫志高还不如，还要拉上两个脚夫，可真够‘资产阶级骄娇二气’的啊！”
　　——嗨嗨，在那个“火红年代”硬背着一大堆红黑杂沓的旧书下乡，可不，我真成了《红岩》里的那个“叛徒甫志高”了呢！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二日写于美国康州衮雪庐

胶杯猪肉

　　晒谷场上悬起了一盏炽白的煤油汽灯，打足气的阀门磁地响着。歪斜的篮球架下是一排排由民办小学课桌拼接起来的餐台，四处弥散着粗砺冲鼻的肉菜香气。听到菠萝蜜树下的铁轨“大钟”一敲响，我们探头探脑的，就从地场边两排大仓库里涌了出来。“带上你们的饭盆！”队长在叫喊，“按刚刚分好的班，排队进场！”
　　这是我们抵达乡间的第一顿晚饭。早晨，农场接人的大卡车从海口秀英港码头接上我们，就马不停蹄地向西线的山区疾驶。一路上丘陵起伏，路况颠抖，四野愈来愈荒凉。中午抵达场部时下车歇息，开了一个短暂的欢迎会；随即又分班登上卡车，在蔽天的尘土中颠肝捣肺地摇晃了将近一个小时——漫长得恍若一个世纪，憋着一大泡尿跳下车来，人都有点站不稳了。抹抹眼睛打量四周：眼前高耸着一座大山，蔽天的绿树掩映着几顶瓦屋和茅草房。一排小学生敲锣打鼓地站在村口向我们喊着欢迎口号。“厕所在哪里？”“什么叫厕所呀，是茅坑吧？”孩子们唧唧呱呱笑闹着乱指。当我终于在野地里“解决”回来，五六十人的男女队列，已经分别在两间大仓库里安顿下来了——日后听说，我们培胜队的知青有幸住进了砖墙瓦顶的“国防仓库”，大多山区连队的知青，住的都是漏雨透风的茅草房。还是靠着阿阮和阿强的帮手，我的那两箱“石头”摞起来，小油灯一放，就成了床前有模有样的“书桌”；打满补丁的蚊帐挂起来，更有了一种间隔感我的乡间“书房”，就此落成了……
　　“哎哟！这是什么肉呀？这么肥，怎么吃呀”“有得食你就食啦，食完这杯肉，你就卖给这里啦！”我听着高高低低的议论声，从热气腾腾的饭箩里盛好米饭第一餐的米饭是随便吃的，领了一胶杯猪肉，端着饭盆来到五班的饭桌边，第一次看到了我的班长洪德江——这位我日后生命中的“贵人”，那时大约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笑起来两颊边总是漾起两道又像皱纹又像酒窝的深沟，问我：“你也是五班的？你有多大呀？”我知道自己当时尚未发育周全，年龄和个头都是知青堆里最小的，只好笑笑，点头坐下，也不敢多言，听到他朗声回答着别的知青伙伴的新鲜问讯，“对呀，这就是平时装胶水的胶杯，放心，这些胶杯都是崭新的，不敢用洗不干净的旧胶杯来招待你们广州仔……”“——往后要天天吃这么难吃的肥肉？”“噢呀呀，学生哥！这可是队里今天特意为欢迎你们来杀的猪呢！往后……”饭桌上的气氛其实很热烈，虽然我也看见有两三位女生悄悄把肥猪肉倒掉（在日后的“忆苦思甜教育”里，她们自己作了“斗私批修”），还有一两位在低头默默抹眼泪的。我埋头吃着，细细地咀嚼，连筋带汁，吃得很香。坦白说来，这是好几个月来我吃上的第一顿带肉的饱饭了。自五月份父亲被捕之后，父母工资冻结，广州家里早就陷入了三餐难继的恐慌。为此我曾在领薪日带着妹妹到父母单位吵要生活费不果，还真的动过对那些在车站大包小包等车的老头子们“抢了就跑”的贼念头。如同普鲁斯特从姨妈家一块甜饼的气味，引出了他的《追忆似水流年》一样，我当时对下乡生活不但没有抵触、甚至还带几分感激和庆幸，就是从这顿“胶杯猪肉”开始的。以至几十年过后，为自己的知青回忆立题，我立马就闻见了那杯烹调粗糙的猪肉透过岁月烟云传来的略带焦煳味的袅袅熏香。我后来曾在一组尚未掌握好平仄对仗的《往事杂忆》旧体诗里，作过如下的描述：

　　一双蓝手红潮中，酒钱三文数我穷。
　　买得舱前秋枕厚，漏记夜半透船风。
　　狂写初篇咬新字，漫洒凡思铸短虹。
　　谁叹窗头白饭少，你梦寒霜我梦钟。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写于耶鲁澄斋

　　本文选自《耶鲁札记》，苏炜／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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