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娜嘉：严冬过去是春天

┃Personal History

严冬过去是春天

© 郭娜嘉／文

　　1968年11月突然传出要毕业分配的消息。据说原本的分配方案让驻校工、军宣队退了回去，新分配方案除了在大山深处的三线工厂（符合机密和保密条件的）之外，不分是什么专业，通通下去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大西南，大西北，大东北……我自愿报名去最远的新疆。

伤感离校

　　去新疆前自有割舍不下的牵挂和无奈。1949年以后党领导的政治运动从没间断过，可没有一次像文化大革命这样波及到每一个家庭，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灵魂。我的家也不例外。我父亲是老北大，当年投师于中国地质界泰斗谢家荣门下，毕业后留校在北大地质地理系担任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随西南联大辗转途经遵义时生下了我。抗战结束后，父亲公派留学美国。1948年底父亲回到祖国，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文革中，他被扣了五六顶大帽子，关进了地下室。
　　北京的生活让我感到压抑，我想走得远远的。工宣队在二十几个报名去新疆的同学中指定了我，并当众宣称“对其他好同志的积极性和热情要保护”，言外之意……于是，新疆的两个名额由我和卢环承担。卢环不顾工宣队师傅的劝阻，为了我去了新疆。临行前我们去地下室看爸爸，就像在监狱探监一样，旁边始终站着看守。听说我就要去新疆，爸爸眼里含着泪花。我什么也不敢说，甚至没敢告诉他我和卢环结婚了，怕他受不了。我只说了一句：“相信群众相信党，保重。”我在眼泪喷涌之前跑了出来。
　　离校前，想起汪静瑜同学遇难之事，也好一阵难过。听说物理系同学曾自发组成小分队，回四川去调查她在参加眉山“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的所谓“自杀”身亡事件。我和汪静瑜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同班同学。她才华横溢，性格平和，乐于助人，我们都叫她汪汪。1962年我们师大女附中是全国的高考冠军，仅我们一个班就考上了清华六人，但报考北大的只有三人，我和汪汪考上了。她录取到物理系，我录取到无线电系。听说物理系老师对当年招收的学生评价极高，说不愁培养不出一两个居里夫人式的科学家。汪汪就是被看中的之一。1964年，北大师生被作为中央派出的“四清”工作队去农村搞社教，物理系和其他3个系被派往四川乐山专区。我们每个工作队的女队员，除了负责一个生产小队的社教运动以外，还负责整个大队的青年妇女活动。每天夜里开完会，翻山越岭独自走夜路，可以说这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天天都在经历的危险。直到有一天，汪汪失踪了。几天后，在河流的下游发现一具泡胀的女尸，手被反绑着，脖子上套了一个装有大石头的大网袋，可见她是被沉尸河底的。但是，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给北大校方的最后结论竟然是“自杀”身亡，公安局还特地解说了如何可以自己捆绑自己。没有一个人能接受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北大校方一直上诉和成都公安局交涉，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来，也就没人再去顾及一个女大学生的离奇死亡。汪汪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岷水眉山未了情，校花殒落令人惊。征鸿自缚成谜案，浪打江堤似哭声。”（摘自礼庆贵诗作）
　　想到自己毕竟还可以远走新疆，而汪汪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农场严冬

　　我们到新疆后，再次被分配到距乌鲁木齐市几百公里远的奇台解放军农场。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天气，我们十几个同学被装上了一辆无篷的解放牌卡车送往奇台。大家衣服单薄，有两个南方来的男同学甚至连顶棉帽子都没有。我们女同学把围巾解下来给他们围上，凡是能找到绳子的把腰系上，然后紧紧簇拥地缩在一起，把所有能披的都披在身上。这样也无法抵御寒冷刺骨的疾风。我们的手脚很快麻木了，嘴唇青紫，连话都说不清楚。我们开始拼命地喊叫“停车，停车！”……最后用拳头敲打着驾驶楼后窗玻璃，用缸子和水壶敲砸着驾驶楼顶，车才终于停了。我们下车在路上跑一段，然后，再上车，车再开一段。就这样开车走一段，下车跑一段，于掌灯时分我们到了农场。这是一个永远忘不了的1969年的新年除夕。十几个装束奇特的怪物在公路上狂奔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
　　我们所在的解放军农场有两个学生连队，一连全部是新疆本地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二连的学生则全部来自内地，分三个排，九个班。排长班长由解放军担任，班副则由他们指定的根红苗正的同学担当。场部坚持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我们实行教育、改造的政策。农场的解放军战士们都不愿意接近我们，有一种明显的歧视和提防。倒是排长和班长在和同学们朝夕相处的相互了解中，关系还不错。那时，我们天天要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顿顿中饭前跳忠字舞，然后乌烟瘴气尘土飞扬地开始吃饭。白天劳动，我干过扛麻包、打井砸、浇水、割麦子、拔苦豆、掏大粪等各种脏活累活。我和体院体操系毕业的黄哲林（资本家出身）是班里的一等劳力。晚上则开会斗私批修。只有一位来自湖南的小个子男生，每会必发言，每发言必痛批自己的反动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烙印和表达坚决革命、脱胎换骨的决心。绝大多数学生以沉默来抵制。1962届和1963届是文革中最活跃和最有能量的两届。因为文革爆发时，新生对学校还不太了解，而毕业班就要离校了，对运动也不够积极，在校的三、四年级学生自然成了运动的主力。一腔热血洒完了，被人当枪使过了，就被一脚踢开了，成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牺牲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连里决定树靶子批“反动学生”。最后由于拖拉机翻车事件和西瓜地开枪事件的发生，批反动学生的安排就搁浅了。后来班副透露，我曾是连里内定的“反动学生”之一。
　　当时每到星期天休息日，奇台县城是同学们购物的唯一去处。有时碰上场部的拖拉机就顺便拉拉脚。一天，在从奇台回场部的路上，一帮同学看见场部的拖拉机开来就喊停，拖拉机的拖斗上仅坐了几个人，完全有空地，可是解放军司机非但不停，还加速行驶，企图绕过拦车的同学逃跑，结果拖斗车翻了，司机还不知道，以致坐在车上的一连一位女生被压在车斗下拖了十几米，拖拉机才被愤怒的同学给拦截下来。这是我们在农场期间发生的一次大事故——拖拉机翻车事件。
　　在新疆戈壁滩，只要有水是可以耕种的。农场在我们两个连同学的辛勤劳动汗水付出下，打了好几眼机井，扩大了耕地。除了种植粮食作物外，我们还种了几亩地的西瓜。按理说我们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场部就没有分给我们学生连队一点瓜。对于场部的不适宜作法，同学们心中有气，因此经常有人去偷瓜。这也就是二十几岁青年人的恶作剧，可是竟遭遇看瓜地解放军荷枪实弹的射击。幸运的是，子弹擦耳而过，没酿成人亡的大悲剧。这就是西瓜地开枪事件。
　　在这之后，同学们不分曾经的“天派”、“地派”，也不管家庭出身和所谓左派、右派，齐心拒绝批斗“反动学生”，齐心为翻车致残的女生讨取公道，齐心收集整理材料上告。那是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小镇，又在那个年代，但最终我们还是胜利了，原部队被调防。1970年春节前，我们在新换防部队不打击报复的允诺下被再次分配。我再次由于那该死的档案，不具备分到新疆无线电厂工作的资格。我和卢环又被发配到南疆库尔勒，等待再次分配。分配方案公布下来后的那个春节，我们连的男生，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我却很清醒，甚至做好了被分配到农村去挣工分吃饭的最坏打算。

春天临近

　　春节过后，我们向南疆进发。这次坐的是一辆带篷的解放牌卡车，路经达坂城，翻越天山。一路穿越寸草不生的戈壁！当汽车转过铁门关，眼前则是一片桃红柳绿，孔雀河水清清，这正是我曾经梦想过的新疆！那突然转换、鲜明对比的一瞬间，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脑海中。随即，迎接我们的是尘土飞扬的库尔勒。那会儿的库尔勒县只有一条大“马路”，是有约十公分浮尘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坑洼泥泞。后来的柏油路还是全县城职工义务劳动修建的。
　　到库尔勒，我再次被告知，我没资格去广播站，因为这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喉舌机关。我被分到了库尔勒县中学。卢环分到了县广播站。不管怎样，有工资，好过我的最坏预期。我们高高兴兴地在广播站安了家。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土房，一张床；把包装的木条箱翻过来，铺上报纸，就是我们的餐桌；包裹上报纸的两块土坯，是我们的凳子。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那时巴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各县广播站的技术员都是全国各名牌大学毕业生担任。仅库尔勒就积聚了几十个来自内地的大学毕业生，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我家成了大家最经常聚会的地方。我们在一起天南地北高谈阔论，我模仿巴州某一罐头厂流水线上一式的女大学生女工从事贴商标、扣瓶盖的简单重复劳动的演示，让大家捧腹大笑……那种苦中作乐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一晃就到了1975年，邓小平二次上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一直坚信国家培养我们不是用来丢弃在荒漠里的。我感觉到对这种人才浪费错误的纠偏就要到来了。那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为了调动四处活动，有时不得不将两个孩子锁在家里。同时，为重返科研岗位，我也开始做业务上的准备。我意识到十年文革使原本就落后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拉大了，而吸取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首先取决于对语言工具的掌握。在北大上学时，作为第二外语，我曾学过两年英语（第一外语是俄语）。于是我翻出了所有的中英对照科普（电子、化工、天文、地理……）读物学起来。背单词，大声朗读练发音，然后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与原作对照，以这种学习方式，我坚持自学英语两年。正是这两年对英语的“恶补”大大派上了用场。
　　我“活动”来的商调函曾被拒绝和退回几次。我甚至给当年的邓小平办公室写过信，陈述我们所学非所用的状况和要求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决心。终于在1977年年底，入疆整整九年之后，全家调到了地质部地质勘探技术研究院。

　　本文选自《告别未名湖2》，孙兰芝等主编，九州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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