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风：咫尺天涯两地书

┃Personal History

咫尺天涯两地书

© 紫风／文

　　打开一个旧行囊，无意中发现一把锈迹斑驳的小剪刀。于是一幕幕卅年前在英德茶山干校经历过的生活画面，又闪电似的在眼前掠过了。这把小剪刀曾经几次在茶园中失落过，又曾多次身上沾满了茶虫绿色的血浆，和我一起度过几年风风雨雨的日子。
　　英德县有一个圩镇叫做横石塘，横石塘附近有一片片茶山。山边有一间五七干校。在十年浩劫中，我们有四年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是1968年的10月中旬，我们这一批被认为“文艺黑线”的人物，连同一些被打入“牛棚”的审查对象，随着被砸烂了的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在二沙头集训了几个月之后，就被发放到这里来了。
　　这里原来是一处劳改场。我们到达时还看到一批批女犯人坐上一辆辆大车，被押送到别处去，留下一堆堆形状不一的、破旧的小凳子。我们的住处是一间打着上下两层统铺的平房。门前是一片广场，广场之后有一堵高高的椭圆形围墙不断向右前方伸延。围墙内有房屋和空阔的场地。听说那原是囚禁劳改犯的监狱。我们住的房子，则是劳改释放后就业人员的宿舍。从宿舍门口远眺，可以看见来往县城和横石塘间的汽车奔驰而过。四望则是一片片青翠碧绿的茶山和一方方水光潋滟的水田。英德的风光也和祖国其他的地方一样美，但是那个时候到处乌云乱翻，是非颠倒，我们心事重重，自然谈不上什么欣赏的雅兴了。
　　英德的气温起落很大，有时早上冷到摄氏零度，中午却暴升到15度。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这里的茶树长得快而且茂盛。英德红茶远销国外，传说英国女皇特别爱喝它，因为这种茶色红亮晶莹，冲了牛奶也不变色的缘故。这里正是红茶的产地。自然，我们的劳动也以采茶为主了。采茶是轻活，可是得抓紧时间。俗语说：“三日好，三日宝，三日草！”要是错过了“好”和“宝”的时限，再好的茶芽也会变成草了。那一来，种茶人一年的心血便付之流水。所以，只要碰上茶季，也不管狂风烈日或雷电交加，我们都得一窝蜂似的去“抢茶”。身上的披挂也按气候不同而异：如果是冬天，便穿上大棉衣，外加袖套。如果下大雨，就穿上雨衣雨裤雨鞋，戴上雨帽，整个人像是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怪物。如果雨后天晴呢，就把雨衣脱下来束在腰间，像个塞外的牧民模样。自然，我们也干其他劳动：插秧、割禾、拔稗草、除虫、种菜、打绳、织粪箕……数不清的活。的确，从这里，我们学习了不少农作的技术，也体会到稼穑的艰难。
　　可是，不管我们干什么样的活，不管走到哪里去，都恍惚有一把神话中的利剑挂在头顶，一根看不见的绳索捆在身上，一串厉声的斥责响在耳边：“你是有罪的！”“你是被改造的分子！”“你随时都会被打进‘牛栏’！”……不论是天蒙蒙亮时的“早请示”、入黑以后的“晚汇报”，或者三餐“餐敬”的时刻（餐敬的仪式是吃饭前唱一首感恩的歌。如果进过教堂的人就会感到这和基督教徒每天多次祈祷的仪式是多么的雷同）。总之，一天二十四小时，包括半夜最高指示到来，一律起床游行的那会儿，都会发生任何不测的事故，横祸从天而降！比如说，在一次集会中，一位解放前参加游击战的同志，突然被喝令站起来交代问题，立刻就有几条大汉把他押走。又一次会议上，一个青年美术工作者被宣布有反革命罪行，原因是他剪贴了几份报纸材料，报纸背面的毛主席像被剪破了。于是散会后，大家都急忙忙，而又小心翼翼地检查包装衣服、食物的报纸，看看无意中惹下了什么祸事没有。不久，又听说出现了什么特一号案件，要人人睁大警惕的眼睛，深挖细找，写检举材料。跟着，又是“一打三反”运动，要人人过关。这一来，气氛就更加紧张异常了。
　　下放干校不久，一件莫明其妙的错误也就出在我们身上：我和一位姓黄的女同志托一位姓陈的男同志到横石塘趁圩之便，给我们买一个最价廉的竹织外壳的暖水壶，不料市上没货，他就买了一个铝壳的回来，价钱是6元4角。不知怎的，这个消息立刻就传遍了整个连队，像炸了锅似的。第二天一早集队的时候，连指导员就说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说其他的干校有的为了节约，连铁钉都不用只用竹钉。我们买这样昂贵的暖水瓶，是个“路线”问题。于是买瓶的陈某就得站出来沉痛检讨，说自己的路线觉悟太低了，以后一定认真学习，提高路线觉悟。从此，这个热水瓶就给人叫做“路线瓶”，我们提着到饭堂打开水的时候，都怪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来，直到后来失手打破了，才结束了这个话柄。
　　在干校的日子，也不时听到其他干校或其他连部发生了一些命案的消息，但那种疲劳轰炸式的通宵批斗，已不多见了。被隔离审查的对象，也一样的参加体力劳动，有时在田头接受批斗，一般也是小型的。但这些审查对象，一个个看起来，都面容枯槁，心情沉重。没有人敢和他们谈话。他们的信件收发都要经过监管人员严格的检查。
　　每逢碰上这些人，我就不由地想起我的丈夫秦牧。他和我共同生活在英德这块土地上。只是一个在英德之东，一个在英德之西，中间隔着一道南北走向的铁路线，正所谓天各一方，但，也可以说是咫尺天涯吧。也是1968年的10月，他比我还要早几天下放到英德黄陂畜牧场后来改为黄陂“五七干校”，不同的是他是“审查对象”，是被人解送去的。
　　1966年6月，文革的帷幕刚刚揭开，一场十二级的风暴就刮到来了，秦牧被点名批判，中南五省区（指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河南）共同声讨。报章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刺目的标题污蔑他为“艺海中最恶毒的响尾蛇”。他的作品，备受读者欢迎的《艺海拾贝》，被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彻底清算”！两三天内，数千来自四方八面的各种各式人物，气势汹汹地冲入我们的住所，大门被打破了，床被砸坏了，家具被打烂了，书籍被焚烧，被搬走了一车又一车。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斗臭”之声不绝于耳。他无辜地成为了“人民公敌”，随时被声讨、揪斗。这样百般折腾了两年之后，又被解送到黄陂校监督劳动。
　　在他前往英德的前夕，我曾被允许去见过他一面，只见他消瘦多了，衣服宽大得像一个布袋，拿东西的手竟有点微微发抖，我的心比刀割还要难受。但是我强忍着泪，劝他要镇静，要忍耐，相信眼前这一切都会成为“过眼云烟”，将来总有水落石出的日子。他也回答我说：“我顶得住。”到英德后，就不断地给他去信，几乎是一个星期去一次信。我写信的原因，是要让他知道，虽然他和外界隔绝了，一切亲友都断绝往来，但他不是孤立无援的。我写的信，内容无非谈一些生活情况或学习心得，下笔前常常一再斟酌，要它经得起看管人员的检查，又要给秦牧一些启发，要知道万一弄得不好，会给自己和他带来多大的麻烦！因此，比写什么力作还要困难。有一次，他来信说：“不管生活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化，相信你会正确对待的。”这封信使我震动了，担心他随时会发生不测，因为这类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已经是寻常的事情了。为此，我独自通过偏僻的山路，走到十多里外的横石塘邮局，给黄陂干校的头头打了一封长达80多字的电报，请求他们注意秦牧的安全。夜间，又坐在帐子里，伏在棉被卷上，打着手电筒，写了一封长达三四页的信，劝他坚强地活下去。显然，监管人也想从这些信件中找出一些什么线索，所以，有些信压了许久才给他。有时，我收到他的信，一看日期也是个多月前发出的了。这些频繁的信件也曾使监管人讨厌，曾经对他发过话，说：“哼！一个星期一封信，比人家谈恋爱的小伙子还要起劲呢！”自然，他的来信是比我少得多的。
　　下放干校第二年的夏天，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利用短促的假期，匆忙地到黄陂干校看望了一次秦牧。正值农忙时节，他从大田劳动回来，身上、脸上全是汗水，一件白汗衫全给汗水渍湿了。裂开的衣缝，是用黑线从外面缝合起来的，看起来非常刺眼，我感到一阵心酸。显然，那是他自己胡乱缝起来的。当天晚上，监管人同意我们个别谈话。但，他对于我去看他，表现得老大的不高兴，说：“一个人受罪就够了，何必连你也扯下去呢！”经过我多方宽慰、鼓励，他的情绪才稍微好一点。原来他因为解决问题尚遥遥无期，日子越拖越长，确曾又涌起过触石自尽的念头，多可怕啊！在文革中，他萌发这种可怕的念头已经多次了。这是两年间惟一的一次黯然神伤的会见。
　　秦牧在黄陂干校时的劳动强度自然是很大的。据他说，曾在凛冽霜晨中被迫赤脚下田，脚都冻得皲裂了。两三年间，从事过五六十种劳动，扁担都挑断了六七根。但是，他对劳动没有反感，有一位来向我了解他历史和社会关系的外调人员也夸奖他，说上山扛木头，人家扛一根，他却扛两根。只是当人家要他说假话，作假证时他就严词拒绝，因此被认为“顽固抗拒”，而遭受到更加非人的迫害。
　　经过四年四个月炼狱般的折磨，1972年10月，秦牧终于被宣布“解放”了，他的自传不需要更改一句。作为“罪人”的妻子，我的精神也得到了一次“解放”。1971年的除夕，我们曾在英德县城重逢。他穿着一件褪色、补丁的蓝布中山装，手提一个帆布的旧行囊，默然地出现在我面前，恍如隔世再见。跟着，我们一起搭上小艇过河，再赶上南下火车，回到文革时被勒令迫迁的小屋——一间四壁萧条，仅有18平方米的楼梯底下房间。我们租赁了十六年宽敞的住宅已给房管部门收回了。我们坐下来，举目四顾的时候，才感到好像从一个长长的噩梦中惊醒过来。秦牧平素很少写旧体诗，但这一次竟从袋里掏出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首题为《赠紫》的律诗，诗云：

　　荷花香际忆华年，
　　廿八载来共苦甜。
　　涉水攀山黔桂道，
　　观鱼赏瀑西湖边。
　　互怜白发秋光里，
　　同励丹心晚步间。
　　老去诚知终化蝶，
　　情丝好吐在生前。

　　我们1942年相识，到1970年刚好廿八年了。这首诗凝聚了他几年来的情愫。
　　还有一首无题的小诗，是写他的心情的：

　　天愁地惨日昏斜，
　　阵阵黑风催落花，
　　沉默十年观世变，
　　看他大地走龙蛇。

　　这些诗都是他酝酿已久，则只是写在心头，不让人看见的。在干校里，大家都有一种心态，就是不想再写作了。我自己也曾暗暗发誓：“焚稿断痴情”，今生再不写文章了。要不是以后打倒了“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我们是会折断了这支秃笔杆的。但即使如此，也整整搁笔十年了。
　　我的干校生活，由于心脏病和肝病发展，而提早于1972年3月结束了。这几年，我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在疾风骤雨中，常常一瞬间就会看清了一些人的庐山面目和微妙心态，而这些即使借助于X光镜或显微镜也都无能为力的啊。

写于1999年1月

　　本文选自《我和秦牧》，紫风／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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