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润：乡村旧事｜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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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

© 李德润／文

　　爷爷是八八年的腊月二十一走的，按照公历已经算是新一年的开始，可按我们老家的说法，爷爷还是没有熬到新的一年。在当时，让爷爷活到春暖花开是我最大的期盼，遗憾的是这个期盼随着悲伤的来临彻底的消失了。
　　爷爷的病是肺源性心脏病，除了平时轻喘，倒也没有别的什么症状。据奶奶讲述，爷爷年轻的时候过于劳累才得的这个病，每年的冬天都有三四个月喘的不能起炕，后来是奶奶在佛祖前许了愿，只要佛祖保佑爷爷的病情好转我们家就初一十五烧香吃素，许愿之后应该是得到了佛祖的眷顾，因为我自从有了记忆就没在正月初一十五吃过肉，自从有了记忆就在脑子里储存了一幅初一十五的晚上跟着奶奶烧香磕头画面，几十年的岁月也没有损毁这幅画面的清晰。
　　爷爷一生坎坷着实不易，本来不想用坎坷来形容爷爷人生的艰难，因为所有的老人都是磕磕绊绊生生死死地走过来的，可惜我匮乏的知识又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姑且无奈地迁就一下自己吧。
　　爷爷享年七十六岁，按年龄推算也就是出生在一九一二年。爷爷的经历如果选择宏大的叙述几乎可算半部中国的近代史，清帝逊位民国初建，袁世凯复辟国民军北伐，日军侵华国共内战，至到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大革命大开放，所有的大事件加到一起，能够大到让一个小民感觉到愧对这个大的时代，可惜爷爷就是这样的小民，既没有成为乱世的英雄也没有成为乱世英雄脚下的枯骨，他到过的最大的地方就是几十里外的保定，最远的地方就是能多吃上几口饭但也没脱离开保定管辖的山区农村，真正卑微到了历史上的一粒沙，只不过在我家这一粒沙又被放大成了一座山，一座全家人可以倚靠的山。
　　爷爷幼时的家境尚算将就，有老屋两间薄田十来亩，无奈太爷爷好赌，终有一天输光了田地跑了关东，其时太祖母已然去世，十来岁的爷爷也就开始了自己独立也是独自的生活，好在那时的本家亲情不似现在这样淡薄，东家西家的关照吃饭还没问题。年龄稍长便在村里的大户人家打短工抗长活，也做点儿名为买卖其实是出苦力的小生意，吃饱之外也就多少有了一点儿收入。年轻又没人管教，就算有点儿收入也存不下，按爷爷的说法是不知道过日子，钱都糟蹋了，不过爷爷谨记他家的日子是因为赌才败落的，对赌的态度是一辈子的深恶痛绝，不只是自己不沾，忌赌还成了我家不可碰触的底线，这条家规一直延续到现在。
　　按照爷爷的说法，当时的他没有家人拖累，打短工抗长活的生活好像并不算困苦，短工的好处是随意，受累几天就能睡几天的懒觉，坏处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这并不完全是钱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年轻没有管教的任性造成的结果。相对来说做长工倒比较规律，那时地主长工的关系也不是人们想象的苦大仇深，三五个长工是不自己起火做饭的，吃饭是和东家在一起，每天的三顿饭是可以准时吃到的，到了农忙还有白面和肉来改善伙食。吃肉的资格也不是谁都有，干重活儿的长工必须要吃，东家下地的男人也可以吃，在家做饭收拾家务的妇女就不一定了，让吃不让吃要等当家人发话。过年过节东家也要给长工送点东西表示慰问，能不能和长工搞好关系对地主来说很重要，毕竟干庄稼活这种事情自由发挥的空间太大，这道理长工懂地主懂爷爷自然也懂，不过爷爷性格的耿直，从来没有用过小手段来整治东家，哪怕地主成了阶级敌人后也没做过落井下石的事情，甚至还在混乱年代公开收留过无处可去的地主，居然也还没有引火烧身，算是当时的一个奇迹了。
　　不管城头的大王旗怎样变换，对于半封闭状态的华北农村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也要有个前提，那就是变换的旗子必须是中国人的才行，一旦换成日本的膏药旗，爷爷的日子也就凶险了起来。
　　爷爷用混来形容的日子到二十多岁突然被大历史给终结了，开始是不断的有国军进驻或开拔，后来就是村边经保定流过来的府河里漂下来好多国军士兵的尸体，再后来就是日军占领了距离村子仅仅五里的县城，村民们不断的在日本人来了的惊呼声中开始了四散逃亡的生活，一切都变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人们也只能在战战兢兢中期盼每一天的平安。
　　随着日军的到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也在不久以后开始了沦陷区的抗日活动，日本人为了维持占领经常要钱要粮，抗日武装也要吃喝发展，一时间这个平静几百年的村子又是怎一个乱字了得。后来人们为了过上一个稍微安稳的日子，就在村里推选出来一个人负责应付两方的需求，熟悉了以后还能讨价还价的替村民争取负担的稍减，当然也有自己借机私吞的一份，对此村民心知肚明没有觉得有啥不妥，毕竟这个打联络的（老人对应付人员的习惯称呼）活儿并不好干，惹恼了谁都有生命危险，用躲不开的付出来换一个相对安稳点儿日子也不是不划算，对活下去就是目标的村民来说孰轻孰重还是拎得清的。
　　虽说多出来的钱粮基本都是村里的大户和有点儿家业的人来承担，可爷爷的日子还是受到了影响，在朝不保夕的乱世，地主再雇佣长工并不划算，爷爷的生活很快变得没有了着落，也算祸不单行，爷爷偏偏在这时候后背生了一个大毒疮，开始爷爷找村里的郎中讨了两副中药，吃了没啥效果，再后来就是持续的高烧，家里本就没有多少存粮，凑合着吃完以后就是饿着肚子的半睡半醒，或许说半死半活更贴切更恰当，适逢三九寒冬大雪封门，几乎绝望的爷爷眼看就要放弃生存的挣扎了，也算命不该绝，那样的天气恰恰在爷爷稍微清醒的时候听到了街上叫卖烧饼油条声音，爷爷是用尽所有的力气才爬到大门口的，拦住人家问能不能赊给他两天的吃食，欠账保证以后能够还上，这个做小生意的人来自被日军占领的县城，到这村叫卖烧饼油条也有几年的历史了，和爷爷本就认识，何况爷爷虽说没有什么积蓄，耿直说理却是村里出了名的，随即二话不说扶爷爷进屋，找来柴火给爷爷烧了一锅开水，多少天不见烟火的老屋也就有了丁点儿的生气，然后放下可供爷爷三天的烧饼油条，告诉爷爷他最少两天最多三天过来一次，吃食不成问题，爷爷要做的就是努力的活着，活下来他的赊账就有指望，活不下来就是坑人，让爷爷看着办。
　　爷爷虽然没有上过学，可绝不是不知道好歹的人，这欠下的哪里是烧饼油条钱啊，分明就是需要报答的救命之恩。也许是疾病本身已过发展期，也许是能够吃饱有了比较强的抵抗力，吃了十多天的烧饼油条以后，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在勉强做到可以出门走动的时候，救命恩人又过来了最后一次，放下三天的吃食然后告诉爷爷，就算好了尽量也别出村，还账不用着急，外边儿的世界实在是不太平，如果不是因为惦记爷爷的安危他也不会再出来，爷爷送他到大门口，说了一声别管了，我要还的不是钱，是恩。
　　爷爷康复以后就张罗了还账的钱，无奈再也没有听到那个吆喝烧饼油条的叫卖声，爷爷想起那人临走时说过的外边儿不太平，心想也许是在家里躲平安准备过年了，县城虽说不远，可是被日本人占据也不方便去找，就留意从县城出来的人打听那人的消息，没成想问了几个都说不知道，最后是一个熟人偷偷地告诉爷爷，不用再找，那个人已经没了，是地下抗日人员说那人是日本人派来打探消息的奸细，在他回去的路上提前挖好了坑，等他到了就把他捆了，分吃完他没卖完的烧饼油条，然后推坑里埋了。也许是爷爷的觉悟低，分不清什么民族大义，他居然一直对救命恩人的死悲伤不已，并固执的认为恩人就是死在了给自己最后送烧饼的那天，欠账欠情无处可还也成了爷爷一辈子解不开的结。
　　大难不死的爷爷好像突然开悟了，从混日子猛然转变成了过日子，拼命的打工做小生意挣钱攒钱，只要手头的钱差不多了就安排买地，不够的哪怕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兵荒马乱的时候地不值钱，经过几年的的辛苦劳累，爷爷竟然也置办了几亩田地，算是多少有了一点儿家业，成家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奶奶就是在这时迈进李家的大门的。
　　奶奶的娘家也不远，在村里算不上大户可也是比较殷实的那种人家，奶奶的到来让爷爷有了一个正常的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父亲和姑姑相继来到这个世界，爷爷还是努力的活着努力的养家，并且还没忘努力的攒钱买地，如果不考虑兵荒马乱人命如草，这样的日子对轮回千百年的中国农民来说也不是不能接受，毕竟这国的历史虽说久远，盛世却极为罕见，乱才是常态。乱世中的爷爷就有过两次命悬一线的经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两次生死还不是来自同一个方向。
　　日本侵华本来就属于人心不足蛇吞象的那种短视行为，大局势进入中日对峙阶段以后，日军维持后方占领其实已经显现出兵力不足捉襟见肘的疲态，钱粮问题有各村打联络的包办，他们也乐意龟缩在县城据点图个安宁，除非是为了对付敌后抗日武装而下乡扫荡，平时为了吃喝到乡下劫掠的事情已不多见。
　　我们村是周围有名的堡垒村，地下党员不少，民兵组织也很早就成立了，不只是当时的县区干部经常到村里开展工作躲避搜捕，负责锄奸的区农委会主任就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自然也就成了日军重点光顾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日军只要给保安队下达第二天扫荡的命令，当天晚上就会有内线情报传过来，抵抗武装就能提前得到转移，日军几乎每次都要扑空，他们也知道普通百姓不可能清楚八路的行踪，倒是没有太过于刁难，可事情也有例外的时候，在日军又一次扑空之后，他们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搜查一番撤退，而是把全村的百姓都集中到了一块空地，先是把打联络的人吊起来严刑拷问，联络员自然是啥也不说，有可能他是真的不知道，也有可能是知道也不敢说，他惹不起日本人难道他就惹得起八路军？再者说就算不提什么民族大义，是灰都比土热的道理起码每个中国人都懂。最后日本人看实在问不出什么结果，就让村民挤在一起跪下，日本军官拎着指挥刀在村民的后背上来回走，一边用力踩踏一边让村民说出八路的去向，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在追查敌对分子，倒不如说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羞辱更贴切恰当。在日本军官踩到爷爷后背的时候，爷爷不知道是出于害怕还是对这种羞辱的本能排斥，居然没有老老实实的挺着给日军制造坦途，而是想要摆脱这种羞辱似的摇晃了一下，日本军官当时一个趔趄差点儿栽倒，勃然大怒后抽刀对着爷爷的后背就砍了一下，估计他也是没打算下死手，吓唬人的成分居多，可爷爷厚厚的棉袄被砍透并伤及皮肉的刹那，却已经认定自己在劫难逃了，这成为爷爷最靠近死亡的一次经历，每每提及，总是在曾经命不是命的感慨里再追加一句——忒他妈不是东西。
　　来自日本人的恐吓还有类似的电影桥段做支撑，显得并不是太陌生，爷爷在以后的又一次靠近死亡则有点儿说不清道不明，你可以理解成细思极恐，也可以当成什么也没发生过，起码明面上爷爷并没有遭遇到什么，可爷爷还是被吓到了，不只是惊吓，还有无处诉说的悲愤，终生没忘。
　　爷爷在村里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此人为人耿直性格暴烈，从不欺凌弱小也绝不畏惧什么所谓的人物，这种性格不会得罪老实人，可在战乱年代却很容易被有势力的人记恨，据说他就顶撞过我们村出身的农委会主任，不过以他不畏生死的性格也不在乎，说起来算是一个豪强一般的存在了。他除了种自己的地还一直带着几个人做生意，其中就包括爷爷，他和爷爷本来没什么交情，应该是看爷爷的性格和他对路，竟然亲自登门邀请，没想到的是还被爷爷拒绝了，爷爷的顾虑是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人经常被他训斥，以爷爷当时的条件又拿不出什么本钱，也就不可能有什么超然的地位，真的有了冲突肯定是惹不起人家，低声下气的事情爷爷是绝对做不来的，所以这个让村里人羡慕的机会被爷爷拒绝也就理所当然了。大概是爷爷的态度出乎了他的意料，反倒更让他有了惺惺相惜的念头，为了邀请爷爷入伙就在家里准备了好酒好菜，请来村里管事的来做说和人，并且保证不会对爷爷说一句重话，盛情难却，爷爷在他当着所有伙计的面说了有了分歧就让爷爷做主之后，才算正式加入了这份生意，和我们现在的理解不同，当时的交通工具条件实在简陋，说是生意，其实做起来并不轻松，性质更接近于苦力贩运，好在收入要比单纯的种地打工要高的多，这个人也没有食言，做事处处都能体现对爷爷的尊重，他们成为好朋友也就是顺理成章了。可惜，他们的好朋友做的年头并不多，不是关系闹僵了而是人没了。
　　爷爷猜测事情的起因是在一年的腊月十几，年关将近，地里没活儿生意也停了，农村人闲不住，爷爷和他的朋友就各自背筐去野外搂柴禾，北方的冬天难熬，做饭取暖都指望庄稼的秸秆根本不够用，去荒地搂点儿柴草也就成了农村人没有事情的事情了。也算不顺的兆头吧，在他俩都没注意的情况下，一队日本兵已然走到了近处，等到发现已经太晚，他们知道这样的情况下绝不能跑，跑就可能被日本兵开枪射击，反而会更危险，没办法只好装作不在意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就在日本兵快要走过去的时候，一个日军的军官突然停住招呼爷爷他俩过来，然后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干部，这个日本鬼子也是个棒槌，八路军干部就算在村里躲藏能让普通村民知道？就算村民不小心看到了敢告诉你们？日本鬼子不好惹，八路军的锄奸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倒是经常吃素，可那是条件艰苦吃不上肉，对待他们认为的汉奸从来都不手软。爷爷担心他的朋友说话太冲就抢先回答没看到，这个日本鬼子大概是聊胜于无的闲问，也没想从两个搂柴禾的农民口里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问过以后倒也没难为爷爷他俩，马上出发奔着不远的村子去了，接下来少不了一番鸡飞狗叫的搜查，没有什么收获也就退兵回县城了，事情到此还算正常，可爷爷他们不知道的是还真有八路军干部被堵在村里没有转移，日本兵向爷爷他们问话的事情也已经有人报告了农委会的人，危险就在爷爷准备过年的气氛中一步一步地逼近了。
　　北方人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准备年货，那时候没有超市没有商场，所有年货的采办都要在集市上完成，为了和平时的赶集加以区分加以重视，年前几天的集市又被称作年集。距离我们村子最近的集市有两个，一个是往东五里路的县城，路好走但已经被日本人占据，大过年的谁也不愿意招惹麻烦，基本也就不做考虑了。另一个是往北五里路叫做寨里的村镇，路不远但是有二三里的水路，平时人们宁可到远一点的地方赶集也不愿意坐船去这里。不过年集不同以往，寒冬腊月的水面已经被替换成了厚厚的冰面，也就没有了坐船的不方便，不管大人小孩在冰上走走多少还有一点儿游戏的成分，另外年集需要购买的东西多，在交通靠走的年代，多带东西肯定希望路近一些，所以去寨里赶年集也就成了不少村民的选择。
　　那一天是腊月二十八，爷爷的朋友早早的就来家里找爷爷一起去赶年集，不凑巧的是那天爷爷家的早饭因为临时有事儿耽误了，他一看爷爷吃饭还要好一会儿就决定不再等，和爷爷约好在年集卖鞭炮的地方碰头后就一个人先走了。爷爷到了集上却怎么也找不到他，心想自己来的太晚，他可能已经离开鞭炮市去别处买东西了，反正地方也不是太大，只要还在集上就肯定会碰上，爷爷也就开始了自己年货的置办，谁知等到爷爷准备齐全并且也到散集的时候还是没有看到，爷爷心里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知道他这个朋友历来说话算数，说了等爷爷就不可能自己提前回家，恐怕是出事了。
　　虽然找不到人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可也没有别的办法，爷爷只好收拾东西踏上回家的路，刚出寨里村口就遇到一个慌慌张张跑过来的本家兄弟，看到爷爷二话不说拉着爷爷就奔向另外的一条路，走这条路回家要远上好几里，爷爷本能的感觉到是出事了，也就啥也没问跟着跑，等到了僻静地方那个本家兄弟才告诉爷爷，他那个朋友在来赶集的路上被锄奸队绑上，押到不远的地方塞了冰窟窿，罪名是向日本人通风报信，让在村里堡垒户躲避的八路军干部差点儿被抓。虽然当时还早路上几乎没人，可还是被人看到了，等到这个消息在村里传开就有本家的人想到了爷爷，赶去爷爷家报信的时候发现爷爷赶集还没回来，本家的长辈就安排人去找，叮嘱找到也不能再走近路回家，万一锄奸队的人还在路上等就麻烦了，尽管提前爷爷就感觉可能出事情了，可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还是被震惊到说不出话，爷爷笃信好朋友不可能是汉奸，没来由的丢了性命让他悲愤不已，假如不是因为自己饭晚了恐怕也是同样的结局，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是好朋友的罪名不知道从何而来，如果是他俩前段时间搂柴禾遭遇日军被八路军怀疑，自己的麻烦恐怕并没有过去呢，爷爷就是在这悲伤加恐惧的心情中多走了二三十里路，在天黑后才回到村里的，到了村子也不敢回家，先到本家长辈那里躲避了一夜，第二天长辈出面找到村里打联络的人去联系八路军的地下干部，打联络的人在大过年的时候也不愿意多管闲事，又少不了说好话给好处，等到天黑给带过来的消息是只针对爷爷的朋友，事情到这步就算过去了，让爷爷不要出去乱说话，安心过自己的年就是了。
　　再后来爷爷听到的消息有点儿杂乱，有人说爷爷命大，如果一起去赶年集的话，被塞冰窟窿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两个了，也有人说起因就是那次日本军官的问话，爷爷被放过是因为爷爷的人品好，有他们的自己人替爷爷说了好话，还有人煞有介事的说爷爷的朋友到死也没服软，被塞到冰窟窿里还曾经窜出水面，说了一句十八年后爷们还是一条好汉，随后被人用铁锹拍晕才沉下去的，也有人怀疑是区农委会主任公报私仇，找了个理由除掉了村里的仇家，反正这类的说法都带上了传说的性质，爷爷也只能在村民的闲谈中庆幸还活着。
　　这个事件以后年头不多日本人就投降了，爷爷总算没有再遇到什么命悬一线的事情，接下来的国共内战也没有波及这个小村，生活在一如既往的艰难中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土改评定成分，爷爷因为积攒了十八亩土地有了一个下中农的出身，算是勉强在名义上给工人这个领导阶级当上了同盟军，结合爷爷平时琐碎的叙述，建政后的日子用爷爷的话来说就是不停的折腾，到了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那年，村里大办食堂，爷爷还进了食堂当了大师傅。都说十年大旱饿不着厨子，可爷爷这个厨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中却可以自豪的说没有多吃过额外的一口粮食，饥饿最严重的一段时间，居然要靠奶奶少吃一点儿来接济才能去食堂干活，不知道爷爷和奶奶的这段经历能否当得起平凡中的伟大这个称呼。
　　政治觉悟太低的爷爷从不参加任何运动，看不懂也不看好的事情不参与就是爷爷的底线，唯一的一次出头是把一家地主带回家吃住了几天，这家地主当时已经移居东北，是村里为了批斗专门派人揪回来的，到了村里马上召开批斗会，批斗结束就被晾在了当街，可怜的这家人吃住都没有着落，除了落泪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爷爷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家人带了回家，按照爷爷的说法，以前开口子发大水，这家地主不止一次的给全村人放粥放柴，是村里公认的善人，现在的对错村里人说不清楚，但连口吃的都没人管那岂不是都丧了良心？也许是爷爷的耿直又起了作用，也许是村里人还对这家地主当初的善行心存感激，爷爷这个高压下堪称壮举的行为居然没有引来上纲上线的批判，这在当时也算奇迹了。
　　寡言少语的爷爷就看着人们一路从折腾走向更大的折腾，到爷爷快七十岁的时候，从农民手里收走的土地又被分给了农民自己耕种，爷爷说这是最后一次折腾也是唯一向好的折腾。当时的父亲对即将分到手里的十几亩地如何耕种还心有疑虑，爷爷对父亲说有什么好怕的，十八亩地我自己也不是没种过，现在还能难过那时候？不怪爷爷有说这话的底气，爷爷作为一个农民，一生从短工到长工再到自耕农是一步没落的都经历过，自然对各种的农活是都不陌生，甚至算得上村里还能下地的为数不多的庄稼把式，这也得益于老天爷对爷爷的关照，爷爷从民国初建就熟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进了八十年代竟然还基本没变，否则爷爷哪儿还有机会来显示这份的自信？
　　对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长期处在信息闭塞物质匮乏状态下的农民的生活，可以用翻天覆地日新月异来形容，爷爷也经历了自家丰收后堆积的粮食比生产队还多的喜悦，再到拖拉机和各种电器相继走进家门的感慨，让爷爷为了生存几乎一直绷紧的心情彻底地放松下来，这种放松可以看成是爷爷期待了一生的幸福，也可以当做是爷爷卸掉了对儿孙能否好好活下去的最后的一份牵挂，就在新年即将到来的那个冬天，印象里从来没有吃过药打过针的爷爷，一病不起。
　　当时农村的老人病了还没有送大医院这个概念，已经在上高中的我对不送爷爷去医院却是不依不饶，最后是村里的医生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爷爷得的是肺源性心脏病，就是送到医院也没有好的办法，再说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拖拉机，恐怕这一路的颠簸就是在要爷爷的命。对医生给出的这个说法我很难接受，可他家和我家世代交好也是事实，我毫不怀疑他希望能让爷爷活下去的心情，无奈之下只好追问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医生犹豫了一下说到，静养吧，冬天是肺心病的高发期，也许到了天气转暖的时候爷爷还能好起来，自从听了医生的这句话，我在守护爷爷的日子里就只有一个期盼，那就是春暖花开。
　　爷爷得的是心脏病，神智始终清醒也始终平静，爷爷对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不怕死，能活到这个岁数还提前准备了上好的棺材对爷爷来说已经是心满意足，每次听爷爷这么说我就用医生说的春天来安慰爷爷，而爷爷的答复也总是“傻孩子”这一句，再无其他。尽管心中的春天让我一直期盼，可看到爷爷的状态在明显变坏也让我越来越觉得不安，爷爷恐怕要真的离我而去了。
　　爷爷在最后的几天总是在昏睡，基本上不再吃一口饭，也几乎不再说一句话，在病倒的五十多天里，爷爷没有喊过一声难受，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坚持，也许是家人面前一向威严的爷爷在努力坚守最后的形象。就在爷爷去世的前一天，爷爷用已经没有多少力气的声音对父亲说道：我一辈子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啊，这口气怎么就这么难咽呢，实在不明白老天爷干嘛让我遭这么大的罪，这几天我就一直再想哪里做错了，从小时候想到现在，想了无数遍才记起来还有一份欠账没还，可那也不怨我啊，我想还可我找不到人了啊，爷爷说到最后，本就含混不清的声音里有了明显的哽咽，两行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爷爷流泪，也是记忆里唯一的一次。
　　当时十几岁的我是啥也不懂，听到爷爷的叙说还觉得没有办法来了结爷爷的心事了，没想到父亲却安慰爷爷道：既然想起来了这件事，晚上我好好地送送吧，从当初他救您也能看出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送过之后应该不会再难为您的，爷爷听后点了点头，又进入了半昏迷状态，不肯再说一句话。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拿着厚厚的一摞纸钱出了家门，来到村里的十字街口，把纸钱点上，父亲向着老县城也就是爷爷恩人的家所在的方向小声说道：您再行行好吧，当初是您救了家父一命，这份大恩大德我们一家都记着呢，只是没有了机会报答，现在给您送上一点儿纸钱，就算是替家父还债了，还求您在那边接着照顾家父，我给您磕头了，父亲哽咽着说完后跪下，一头到地。
　　第二天上午，爷爷的精神突然好了许多，几天水米未进的爷爷竟然让我和父亲扶着坐了起来，还让我拿来平时喝酒的小酒壶，就着壶嘴咕咚咕咚的喝了两大口，喝完后对我和父亲说感觉好多了，还了恩人的欠账就再也没有对不住人的地方，老天爷这是该要我上路了吧，我走以后你们不用哭，该高兴才对，兵荒马乱的，我能活到现在还落了一个善终，这就是福分啊，爷爷说完就又沉睡了过去，这一睡再也没醒。
　　爷爷走了，不再等还有几天就到来的新年，也不再等我期盼的能让爷爷好起来的春天，走的坦然从容，走的无愧天地，走的悄无声息。
　　几天后的新年那一天，下了好大的一场雪。

　　本文由李德润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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