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良：脱胎换骨

┃Personal History

雨雪霏霏②
脱胎换骨

© 吴永良／文

1

　　列车在路上摇晃了四天，终于在3月末的一个凌晨到达密山。当时许多人还睡得香甜、做着美梦呢。
　　从车窗望出去，远山是黑压压的影子，大地白茫茫的一片。这是北大荒的特色，积雪在“五一”以前不会大量消融的。铁轨、停靠的列车、站台上堆放的货物，映着白雪，清清楚楚地展现在眼前。北大荒的黎明大约比北京早一个小时。
　　“这是哪儿啊？”
　　“密山。”
　　“我们就到这儿吗？”
　　“太便宜你了，这是县城。我们要去的地方离这儿几百里呢。”
　　“下车了！”押送人员一边鸣笛，一边叫喊着。精干的小伙子们借来排子车，帮着大家把行李一一装好，运到临时住宿点去。按照安排好的接待点，文化部系统的流人住在一所小学校里，其它各部都有安排，而且去的地方也不同，列车上的旅伴就此分手。
　　街上经冬的积雪冻成坚冰。人们一时看不清路，走在冰上，立刻就来一个“老头钻被窝”。啪的一响，倒下一个；接着又是啪的一响，又倒下一个。大家开玩笑说，刚刚在北京摔了大跟头，来到密山还要接着摔。
　　文化部系统的一百多人，把一所小学校的教室、办公室给挤得满满的。行李铺在两边地上，中间只留过路的地方，完全是轮船上大统舱的模式。这是我们进入北大荒后的居住模式，此后，虽然住房形式有各种变化，但统舱模式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们——《大公报》的五个人和世界知识社的三个人被分在一个办公室的里面一间。刚刚把行李摊开坐下休息，就听到室外大声嚷嚷。启平笑笑说，这不是李景波在嚷嚷吗？我们出去一看，外屋行李包上坐着几个人，中间摊开象棋盘，在下棋。一见我们，其中一位皮肤微黑的中年人喊道：“朱启平，你不吃洋面包，到这儿吃大楂子来啦，要换换口味？”边说边笑起来。
　　这位原来是演艺界的名人李景波，身材不高，四方脸，浓眉大眼，典型北方人的面孔。他在电影《祥林嫂》中饰演总是板着面孔的鲁四老爷，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活泼开朗的。
　　坐在一旁观棋的中年人，身材和他相仿，满面笑容和我们打招呼。启平介绍说：“书法家、作家黄苗子！”苗子笑笑说：“现在是分子了。”
　　这时，景波指着苗子说：“我总是倒霉的时候才和他见面。在上海分手，都去了北京，可一直没见着。1954年夏天，我在昆明湖游泳，一头扎下去碰破了额角，躺在长廊的椅子上，闭着眼休息，就听有人喊我，抬头一看，是他。以后又是几年不见，这次见面是在右派专列上。”
　　苗子哈哈笑着说：“这叫‘倒霉时节又逢君’嘛！”
　　大家一片笑声中，高汾大姐走进来，都是老相识，寒暄起来。苗子感慨道：“世界真小，总是碰到熟人！”然而这阵狂风暴雨，把人们卷到北大荒来，恐怕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中午，当我们走到一个大院子，排着队走进饭厅的时候，高汾和启平又遇到不少熟人，东北美术学院的院长杨角、副院长张晓非夫妇，漫画家丁聪，作曲家陈地，电影演员郭永泰、张莹和管忠祥等等。这些在文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士，都在这里不期而遇。
　　食堂的院里堆着几堆萝卜，有人好奇地捡起来一看，冻得硬邦邦的像块石头，掷地有金属声。了解内情的人悄悄说，在这里一冬天就吃这一种蔬菜，到了下面，有时候还不容易得到呢！
　　食堂里放着两只大簸箩，里面装着满满的馒头，一个足有四两，随便取用。排队打菜，一个人一铁勺熬萝卜。这可以说是我们进入北大荒后吃饭的模式。以后不论到哪里，有菜吃的时候都离不开这种铁勺子。
　　这时候，人们刚到北大荒，还完全不适应这种伙食，不少人只吃了一个馒头。有些人把咸得要命的、很难嚼的萝卜偷偷地倒掉，当然做得十分隐蔽。甚至有的人还到饭馆里去饱餐，不过那多半是晚间悄悄干的事。
　　我们在密山住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大伙分乘若干辆汽车出发，开往改造的基地——八五〇农场云山畜牧场。
　　从北京出发以来，我一直打听我们的目的地，但一直没有人能说清楚，只说是北大荒。可是北大荒太大了，照地理书上说黑龙江省的三江（黑龙江、松花江、嫩江）平原统称为北大荒。现在才得知具体的地点。那么，云山畜牧场在哪里？在中苏边界线上、虎林县境内，从牡丹江经过鸡西、密山还要一直向东。
　　据一些史书记载，明清两代，黑龙江省都曾是犯人流放地域。鲁迅在有关清代文字狱的文章中，曾有过“发往黑龙江省与披甲人为奴”的说法。
　　另据记载，当时黑龙江省的著名流放地有两个：一个叫尚阳堡，虽然荒凉，还有少数居民；另一个叫宁古塔，一片旷野，荒无人烟。三个字为满语的音译，如翻译它的意思，“宁古”是六，塔是“个”，合起来大概是只有六个人居住之意。
　　这个宁古塔即今之黑龙江省宁安县，翻开地图，可在牡丹江以南不远的地方找到，已经不是荒僻处所了。而我们要去的虎林云山畜牧场，则远在牡丹江以东几百里之外，比宁古塔更为遥远。

2

　　1958年3月30日，经过四五个小时汽车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了改造的基地—八五〇农场下属云山畜牧场。并且从来迎接的农场人员口中，得知农场的概况。
　　八五○农场位于中苏边境的虎林县境内，属牡丹江农垦局管辖。农垦局设在密山，下边有十来个农场，以原农垦兵团的番号命名，从八五○直到八五九。八五○农场的疆域基本上都在虎林县境内，下设若干分场，云山畜牧场是其中之一，临近有一分场和五分场。云山畜牧场当时有四个队，我们这些人将被安排到第三生产队，也称畜牧队。
　　当天下午，到达云山畜牧场，卡车停在场部大门口。那是几排红砖房围成的一个院落，周围稀稀落落地有一些土房，场部的几栋红砖房宛如鹤立鸡群。极目四顾，则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场部大门右侧有一间红砖房是供销社，这里唯一的商业机构。前门临路，后门在院里。规模大概相当于北方一个自然村的供销门市部。
　　卸下行李，人们一窝蜂地拥向供销社，了解这个未来的生活供应基地。但这小小的门市部除去货架和柜台，只能进去十来个人，大家只好轮流进去参观。人们扫视一下那货架，不禁十分失望。只见上层陈列的日用百货，只有一些鞋呀、肥皂、毛巾一类，一些架子是空的。下层食品部分，放着一些饼干、水果糖之类。有些有识之士当时就购买了不少饼干、糖果，作好储备。到了生产队之后，这类看不上眼的东西，已经不可能买到了。
　　下午，大家分散住到周围那些土房中去，仍然是地铺、统铺，不过地下草铺得很厚，不像在密山小学那冰冷的砖地上了。有人开玩笑说，用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来铺床真是一大享受。
　　十几位女同胞被分到一间较小的土房里，里面到处是厚厚的灰尘。她们在里面打扫了好一阵，等到从屋里出来，大家都笑着说个个变成出土文物了。水很难得，要从一里外的一口井挑来，在许多年轻力壮的男士帮助下，她们才算有了洗脸水。
　　当晚，吃罢一顿馒头、萝卜，人人疲倦得倒地就睡。
　　第二天上午，场里专为这些新来者开了一个会，会名是费过一番推敲的。不能叫欢迎会，这是关系到立场的问题，后来名为情况介绍会。由一位姓白的场长在大会上发言，介绍情况。
　　流人们到北大荒第一次开会，也是和农场人员第一次接触，难免心中惴惴。半年多来，他们经历多次会议，不论大会小会，总是训斥的语言和高昂的声调，在会场上经常处于“低头一族”的地位，他们对开会感到恐惧已经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使他们稍稍宽慰的是，这位场长并没有以大批判开路，一开头就念情况介绍稿。
　　他简单介绍了农场的位置、资源、地形、山川等概况，并谈了未来的设想。谈了五年规划，牛、马、羊、猪都要发展到以万计，至于家禽则要以十万计。在这个基础上，要开设奶粉厂、罐头厂、制革厂、毛纺厂、饲料厂、酒厂、糖厂等，前景是无限美妙的。当过记者的人，这类畅想曲听得多了，不以为奇。事实是，直到1960年底我们离开畜牧场的时候，那里只有可怜的几十头种畜。虽然建了些鸡舍和鸭舍，但里面主要是住人。
　　当天下午，我们就参加劳动了，任务是到第三生产队的七栋房给军工搬行李。那里离场部二十余里，早先分去的军工现在要调回场部来，给这批右派腾出住处。所以派这些右派去搬行李，或者有感谢他们的意思吧！
　　根据上级布置，每个人带着绳子，捆好箱笼铺盖，背到场部指定的一排房子里。
　　我们踏着积雪初融泥泞不堪的小路，到达三队时，军工们已经把他们的箱包堆在门外土坎上，三三两两在室外伫立，考查右派们的劳动态度。不少人初次干负重搬运的活，一时不太适应，沿途经几次休息，才完成了任务。到第二天，又继续干这种负重锻炼，不过是给自己背行李到第三生产队的五栋房。由于东西多，许多人背了两趟，有人甚至背了三趟。有些人肩膀被绳子勒肿了，有些人夜里腿肿疼得睡不着。这是流人们到北大荒上的第一课——搬家。
　　直到搬到了五栋房，才算初步安定。说是初步，因为以后的搬家是相当频繁的，差不多是三个月一小搬，半年一大搬。
　　五栋房位于完达山边缘一个坡上，由此上山就是茂密的树林。名为五栋，实际上有八栋土墙草顶的房子，以伙房为中心，其它七栋为羽翼。房子是统一模式，门开在中间，两米左右宽的堂屋，左右各一间，面积大约十五六平方米。屋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是用树条搭成的一排大炕，上面铺着厚厚的一层草，人们戏称之为土席梦思。
　　每栋房大约可住三四十人，全盛时期五栋房曾有二百多居民。
　　我们《大公报》的五个男劳动力和世界知识社的三位，再加中央气象局的两位二十岁左右的小萧和小廖被编为二十一组，属七小队。我们睡在一间大屋的右侧，左侧是七小队十九组的十几位室友。初时大家睡得比较宽，后来人员增加，每人宽度仅剩两尺许。这个宽度后来就成为睡位的标准宽度。

3

　　组里十来位伙伴，朝夕相处、患难同当，彼此体谅，几十年后依然令人难忘。
　　谢和赓在到五栋房之初一个月左右，在我们组里和大伙儿一块儿劳动。修建五一水库以后，他和其他三位五十岁左右的流人，组成“四老”编筐组，用柳条编修损坏的土筐。当时土筐的损坏率很高，他们几位很忙。不过他们可以坐在矮凳上，干这种比较轻巧的技术活，看起来悠闲多了。
　　我们有时和谢老开玩笑：“你现在不是编辑，而是编纂了。”
　　后来，我们渐渐了解到他的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他于1933年加入共产党并奉派到冯玉祥的西北军，担任过著名抗日将领吉鸿昌的秘书。1934年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他利用和国民党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是小同乡的关系，潜身他们的幕中，担任秘书。其后，还担任过国防会议秘书、桂林行营秘书等职务，置身敌营，参与机密，先后达八年之久。
　　1942年他奉派到美国学习，直到1954年和夫人王莹一起从美国归来，回到自己人的怀抱，参加世界知识社工作。却被意外地划为敌人，来到北大荒作了流人。
　　以他的生活经历和年龄而论，到了北大荒，不要说繁重的劳动，吃喝拉撒睡诸端都是很难适应的。比如说，他有多年喝茶的习惯，带有茶叶，但无处去找开水泡茶。偶尔在伙房大锅里舀得一碗浑浊的开水，就向伙房人员连声道谢，简直是感激涕零了。
　　初到五栋房，我们常常去割草，天天都要背一大捆回来。年轻力壮的可以背百八十斤，老谢背的草捆要轻得多。即使如此，因为腰腿不灵活，他蹲下身去两臂套进系草捆的绳索，要别人用力拉着才能站起来。
　　他常常抱歉地对拉他的人说：“谢谢，我献丑了！”大家当然明白，他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
　　他坚持到1959年底，因全身浮肿被照顾先期返京。80年代，我拜读过他怀念夫人王莹的文章，记叙了王莹30年代在上海结怨江青的经过，叙述了他们夫妇在文革中双双遭难的历程，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组里另外两位世界知识社的编辑石铁生、王绍仁都属棒劳动力，重活、累活都抢在前面。初期在五栋房吃的粮食要到七栋房去抬，要经过一里多陡坡的山区泥泞小路，经常去抬粮食的是他俩。修水坝上坝他们抬双筐，扛木头他们扛大头。小组开会，大伙七嘴八舌地表扬，他们很严肃地说：“表扬右派可是立场问题。”
　　《大公报》社的三位女将——徐文兰、高汾、余悦和其它八九位女同胞住在一栋小些的土屋里。女士们来到北大荒，不要说劳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就要比男士多得多。简单地说两条：没有厕所是她们不时遇到的难题，没有水是第二大难题。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当否姑且不论，但女人的确比男人需要更多的水，而在五栋房水是稀缺的。
　　因为体质较差，她们生活上常常感到狼狈。余悦到北大荒不久即离开，且不说她。徐文兰和高汾两位，年龄都在四十岁左右，徐文兰在女将中被排为一号大姐，高汾被排为三号大姐。说她们手无缚鸡之力可能有些过份，但如果放只鸡在房子里，二位肯定抓不着。而后来，高汾大姐居然还当起猪倌来，人们常常看到她腰系围裙两手挥舞，狼狈地追着猪跑。即使如此，她不论干什么都是非常认真的。在困难条件下常常是关心、照顾伙伴们。
　　到五栋房的第一周，只干些零活，诸如割草、砍树、修桥补路一类，是一种适应性的劳动，每天不过十来个小时。但不少人还是感到精疲力尽，有的人下午收工回来，床上一躺，晚饭都不想吃了。
　　不少人生活上感到一时难于适应。先说吃的，自从到五栋房，除去开头的两天吃馒头，以后接连十几天都是大楂子、小楂子。所谓大楂子就是整粒的老玉米，不过是脱了皮的。再粉碎一道的是小楂子，我们称之为二楂子。楂子饭和大米饭的做法相仿，但楂子饭要硬得多，吃到嘴里到处跑，不易嚼烂。有人吃了胃不舒服。那时候，各小队天天都要派人去抬粮食，他们一回来大伙儿就围着问抬的什么，一听说是楂子就有人叹气。有人就开玩笑说，凭这点也得到北大荒改造。后来水库开工，又改成馒头。至于副食，就如同人们所预料的，有时水煮萝卜都不可得，退而求其次的是一小瓢盐黄豆。复旦同学许子美兄，当时担任炊事班长，每次开饭，总是“亲自”用铁勺一一为大伙儿舀菜。
　　个人清洁卫生呢，对不起，自己到山坡去找水源。冰雪消融时，山坡上会有一些涓涓细流，清澈见底，可以说是高级洗脸水。有人匆匆忙忙利用尚未消融的积雪擦脸，名之曰“干洗”。有的人索性蓬头垢面去出工。
　　我这里记叙北大荒用水困难，绝不是说那里的环境干燥。相反，潮湿是北大荒除寒冷外的另一特色。不说森林和沼泽地，那里当然潮湿。就是已经开垦过的地方，因为缺乏排水系统，人们也为潮湿所苦。
　　一年四季，无论是马车道，还是人行小路，总是泥泞不堪。春天冰雪消融，所有的路面都铺着一层泥浆。夏天进入雨季，不少道路会被雨水冲断，人们只能趟水。到秋天总算有几天稍微干燥的日子。但时间短暂，很快就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
　　我们去北大荒时，不少人准备了球鞋，翻皮皮鞋一类。但穿上这些鞋走路，两只脚必然会湿透。后来，几乎全体人员都穿着一色的雨靴，除了冬季，那是唯一的选择。
　　差不多人人都学会补雨靴的本领。如果一时补不好，两只脚就整天泡在寒冷的水中。因此而坐下风湿性关节炎的毛病，那已经是后话。

4

　　虽然说，大家对生活一时还不够适应，但在五栋房的头三个月，和后来相比，安排得还比较宽松。
　　每十天有一天大休，称作大礼拜。大伙可以做做个人的私事：清洁卫生、缝缝补补（主要是补雨鞋）、写写家信、看看报纸，那个时期还经常有报纸可看。
　　队里专门抽出一个人做交通员，隔日跑一趟场部，替大家取信、发信、取包裹，代买必需品如邮票、线手套、垫肩甚至水袜子（北大荒特用的一种胶布鞋，称为水袜子）。交通员在队里的日子，就到工地上给大家理发。
　　队里办了一份墙报，名为五一墙报。指定几个干过新闻工作的人组成编辑组，由高汾担任召集人，有黄苗子、丁聪、萧离、殷毅和我参加。此后就常常可以听到高汾清脆的叫声：“苗子啊苗子，萧离啊萧离。”一个个地喊到一起去开会了。
　　编辑组中三个人是《大公报》的，在开头一节中已有简介。这里稍稍记叙一下其它三位：黄苗子，集作家和书法家于一身，50年代《人民日报》副刊的经常撰稿人。现在来编辑这样一个墙报，堪称“大炮打蚊子”。墙报的稿子由大家抄，而标题则非苗子亲笔莫属。楷书、行书、隶书、碑体都曾在墙报上露过，墙报贴在竹席上立在墙边。许多懂书法的人羡慕地说，苗子写的标题应该裱起来挂到客厅里。丁聪是抗战时期即享盛名的漫画家，笔名小丁，我们都以此相称。墙报上曾几次刊出他创作的劳动写真。有时候我就想，不是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吗？书画家那样精巧的手，不让他用笔去写去画，却天天让他去拿大镐挖土，这是保护生产力还是糟蹋生产力呢？有些理论家，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真是高深莫测、玄妙之极！
　　殷毅是《光明日报》的青年记者，经常的编务由他主持。这份墙报记得出了五六期，在那种条件下算难得了。当然，墙报上刊登的都是循规蹈矩的文章，唱各种各样的颂歌。道理很简单，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自觉自愿地韬光养晦。
　　办墙报以外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是在四周山色中的一片丛林里开辟了“五一乐园”，一百多名劳动力花了半个大休天才完工。
　　平整了八个花圃，在百花初绽的春天，收集起五颜六色的野花移植其中，五彩斑斓，生机盎然，这是十几位女将的功劳。
　　石块作基础，上覆大石板做成石桌七八张。山坡上多的是伐木时留下的树桩子，用大锯一锯就是个坐凳。小树枝收集起来作篱笆，几株小松树编个大门。横贴红纸，上书“五一乐园”，那当然是苗子的墨宝。
　　“五一”劳动节当天上午，乐园里开了一个联欢会，庆祝“五一”和乐园落成。乐队来的伙伴们演奏了提琴、吉他、双簧管等几种乐器，还演出了男声、女声合唱。
　　唐老板和胡永立的京剧清唱首次在公众场合亮相，受到热烈欢迎。唐老板的本名没几个知道，但唐老板的称呼在五栋房却十分响亮。他的青衣唱腔在原机关久负盛名。联欢会上一曲霸王别姬中的唱段，获得满堂彩。胡永立，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京剧研究人员，宗裘派花脸，一句“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声音宏亮，字正腔圆。琴师老屠也非等闲之辈，在北京曾为名票张伯驹操琴，是京剧艺术的研究人员。
　　每逢大休，总有一些人到乐园来徘徊，不过下棋、打牌娱乐的人为数有限，多半是利用石桌写写家信。这几乎是每个流人大休时的必修课，也是最大的乐趣。
　　说起这三个月比较宽松的气氛，不能不感谢当时担任指导员的刘文。他是黑龙江人，听说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刚刚从畜牧场搬行李到五栋房——畜牧三队所在地的当天。我走进院子，卸下背着的大行李包，气喘吁吁地擦着汗，坐在一个木墩上歇气。一个身穿军便服、面容清秀的小伙子走过来说：“累了吧！几小队的，我送你去寝室。”边说，他边拿起我的行李包。我受宠若惊地连忙道谢不止，说：“我是七小队的。”后来知道他就是这个队的指导员，名字好记，叫刘文。当时我稍稍有些诧异，因为右派分子那时已经批倒批臭，许多领导干部在他们面前总是冷若冰霜的。
　　第二天上午举行的见面会上，他讲了一次话。一开口就是“同志们”，大半年没人这样称呼我们了，听起来真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
　　他并不善于言词，但态度是诚恳的。他讲的大意可以归纳为一句话：“既然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们就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大家。”
　　他在劳动中和大伙接触很多。修水库的时候，几乎天天在坝上和大伙儿一起抬土、挖土。后来我们在畜牧场遇到的什么指导员、队长一类的人物，是从不屑于这样干的，可能是因为要划清界限吧！
　　他交了不少朋友，能叫出许多人的名字。有时晚上到寝室聊天，“四老编筐”就是他吸收大家的意见后，作出的决定。
　　墙报组建立后，几乎每次开会他都来参加。我们向他征求意见，他只是笑笑说：“你们是专家，我来听听。”

5

　　大约在4月中旬，场部下达修建五一水库的命令。水库的位置就在五栋房所在地的山坡脚下。那里有一条从山里下来的马车道，地势较低，道旁有一个积水而成的水泡子。坝就建在水泡子的下方，拦断马车道，计划形成一个小型的人工湖。说是水库，其实面积不大。但按照规划，这里是一个养鸭基地。修建这座水库，是畜牧三队的基础工程。畜牧三队是倾全力去修建的。除去队里全部右派分子的力量外，还抽调了一些对土方有经验的新生（即刑满释放人员）参加施工。右派里有两个人能搞搞测量设计，大家称之为工程师，参加了设计工作。场部决定：水库是迎接“五一”的项目，命名为五一水库。开工当日，还搞了个仪式，有讲话、表演节目之类。
　　修这个水库，我们要干三种活：一是挖坑取土，二是抬土上坝，三是平整夯实。开始阶段主要是前两项。大家在体力上得到锻炼，总结为过四关。
　　一开始，抬筐的人常常嫌土装得少，叫喊多加点。当晚就发现肩膀给压肿了。第二天一早摸一下肩膀都疼，有的人抬筐时就把枕头垫在肩上，可实在又太不方便，只好忍痛坚持。一两周后肩膀磨起了茧子，疼痛才得到缓解。这是第一关。
　　第二关是腰腿。抬着重筐小跑着上坝，一天下来腰酸腿疼。有的人夜里起夜下床，只能弯着腰走。十天半月之后，腰腿渐渐硬朗起来。
　　第三关是脱皮。北大荒赤日炎炎，不管抬筐或挖土，经常汗如雨下，只能脱光膀子大干。只要晒一天，背上、胸前、双臂和大腿就曝皮了，疼得热辣辣的。撕下一层又露出鲜红的嫩皮，过不了几天，又晒曝了一层。如此三番五次，直到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才不再脱皮。
　　最后一关是手脚关。什么时候手掌和脚底板都磨得起了厚厚的茧子，接触异物已经麻木不仁了，就算过关了。这大概就是所谓手足胼胝吧！在修建五一水库后期，几乎看不到穿鞋干活的，个个都是赤脚大仙。
　　四关一过，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已经在脱胎换骨了。其实差得还远呢！
　　对大多数人来说，上坝劳动是十分艰苦的。无论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都远在北京修十三陵水库时之上。
　　整天挥汗如雨，抬着一两百斤的重筐，马不停蹄地奔跑。而且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体力消耗太大。许多人干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地回到寝室，蜷伏在通铺上，一动也不动。
　　即使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不轻松。
　　住在我们隔壁，有一位姓白的小伙子，不过二十出头，脸上明显地带着稚气。他有两个特色，一是不论在宿舍里或是出工劳动，总带着一个硬纸夹子，稍有空闲就写日记。后来我们听说，他和热恋中的女友相约，每三天交换一次日记，很富于浪漫色彩。
　　二是随时随地都引吭高歌。那时侯，刚刚放过一部电影，叫《柳堡的故事》，它的插曲《九九艳阳天》正在流行。这位小白出出进进都唱这首歌，许多伙伴因此也能记住两句歌词。比如我，就能记得这样两句：“九九艳阳天哎呦，十八岁的哥哥要把军来参。”
　　有的伙伴干一天活很累，心里又烦，就说气话：“都当了右派了，还参什么军，充军还差不多！”
　　上坝以后，小白的歌声渐渐稀少，甚至一天也听不到一声了。伙伴们开玩笑说：“十八岁的哥哥，被土筐压哑了。”
　　后来，我们知道并不完全如此，主要的原因则是小白的爱情生活中起了风波，他是身心交瘁了。
　　浓郁的浪漫色彩虽然令人向往，但大多只不过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而现实却常常是冷酷的。

6

　　在整个上坝劳动中，我们这一组强强组合的抬筐人员是石铁生、王绍仁、石文华等小青年，启平、萧离属于老当益壮的组合。我也经常抬筐，但因为属于中等偏下的劳动力，只能和尤在搭档。而尤在又常常去干些杂活，如送饭送水一类，我只好找组外的伙伴搭档。使我有机会接触各方流人，获得不少信息，长了不少见识，观察到伙伴们精神状态的一斑。
　　一次，刘文带来一位五十左右、中等身材的人。介绍说：“这位吴绍澍，这位吴永良，两位老吴抬一个筐吧！”
　　4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读书，当然无缘接触那时国民党的政要人物，但对市长吴国桢、副市长吴绍澍、党部负责人吴开先等所谓三吴，还是耳熟能详的。今日一见，竟是一位赤背短裤的人物，未免感到好笑。当然，六七月间上坝劳动者都是这种打扮，不足为奇。
　　边抬筐边聊天的过程中，方知他在上海后期国民党上层派别斗争中，受到排挤，参加了反蒋活动。后来参与策划了招商局的起义，建国后分配到交通部工作。
　　我听人说过，上海沦陷时期，吴绍澍在那里从事地下工作，多次往返于上海重庆之间，和各色各样的人物打交道，很富于传奇色彩。但在我们交谈中，他一点也不愿涉及。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人很容易理解，因为只要一批判起来，什么经历都被一笔抹黑、一无是处，而且不容置辩，自是令人伤心。
　　又有一回，刘文带来的是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王倬如。他比吴绍澍年轻些，壮实些，精神面貌也要好些。此人在新闻界同行中口碑不太好，因为他对待记者不够耐烦，鸣放中大伙有些议论。我觉得和他好像没什么可谈的，可他的谈兴却不小。先是和我大谈日内瓦风光，继而夸奖北大荒的景色，说他去过一些地方，风景秀丽而瑰奇，在日内瓦之上。并且一再劝我多走走、到处看看。显然他谈得太高兴了，已经忘了流人的身份。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且在流人中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一草一木，有很深的感情，决不像大批判中的那些不实之词。
　　刘文还给我带来一位出身南洋的华侨叫陈尔真的。他中等身材，瘦子，长脸。在美国学电化教育，学成后响应号召回到北京，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作美术制片工作。此人的特点是一肚子外国幽默小故事，在抬筐的过程中不时讲一两个，而且联系实际作些注释。
　　有一则小故事说，一位顾客到咖啡馆去喝咖啡，先要一杯红茶，红茶端上来以后，他又要求换了一杯咖啡。喝完了咖啡，他站起来就要走出去。侍者拦住他说，对不起，你还没有付钱。他问侍者：什么东西没付钱？侍者说，咖啡呀。他说，咖啡不是用红茶换的吗？侍者说，那红茶你也没付钱呀。他说，红茶我没喝呀，为什么要付钱呢？侍者一时间竟然无话可说。
　　陈尔真说，这位顾客明明是在诡辩，却好像处处都在理。批判斗争会上有许多发言就是这种类似的东西。明明是诡辩，却自封为辩证法。
　　和我抬筐的伙伴中，还有一位在五栋房有点知名度的人物，大家都叫他老张。他的知名度所以有点高，乃是因为他是自投罗网的右派。
　　这位老张是北京市新华书店下属单位的一个负责人。他在书店工作，有读书的机会，又喜爱读书，对理论问题很感兴趣。1957年引蛇出洞阶段，他既未写什么大字报，又未在任何座谈会上发言。但是他命中注定该有一劫。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他在报纸上忽然读到一篇章乃器的文章，其中两个观点他深为赞成。一是章认为企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所拿定息不是剥削；二是章不赞成用脱胎换骨来形容人的改造，认为道教的这个说法是迷信宣传，极不科学。老张不仅赞成，而且翻查有关书籍，补充了章乃器的意见，写成文章寄到报社去。以后的事情很简单，文章被转到老张的单位，于是他自投罗网地成了右派。
　　老张意见的要点是：按照道教对脱胎换骨的解释，脱胎是脱凡胎而成圣胎，换骨是换凡骨而成仙骨，这显而易见纯属迷信宣传，被移用到思想改造上来完全错误。思想改造是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以求符合实际，任何人都不可能像得道成仙一样，认识完全符合实际。而且在人群中划分凡骨与仙骨，会制造等级，不利团结。现在回顾起来，他的意见并无什么不妥，只是失之简单。但在那个时候持这种意见，是难能可贵的。

7

　　4月份的一个下午，我们从水库工地回到五栋房，发现院子里坐着一群人，身旁堆放着行囊。他们身穿军装，有绿有蓝，看一个个呆滞和惶恐的神情，不像军工。后来得知他们都是部队里划的右派，是从北京发配来的。
　　晚饭后，指导员宣布了分配名单，有七个人分到我们组。他们马上把行李搬到我们屋里铺好，然后大家简单地互相介绍。其中两位是军委总政创作室的，一位叫沈默君，三十六七光景，细高挑儿，面容清秀，显得稳重老练。另一位叫鲁一，身材偏矮，圆脸上架着一副近视镜，人显得和气。两位都是尤在的熟人。有两位来自后勤部门，一位是军医李定国，矮个儿，小圆脸，我们后来喊他小李子。另一位叫吴辅仁，比小李壮实些。其它三位穿着蓝军装，是海军的。一位姓王，政工人员，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四十岁左右，我们后来叫他大老王，为人坦率真诚。另一位姓管，秀气、健壮，一到组就成为棒劳动力。还有一位姓刘，中等身材，说话有些诙谐，天津人。三位的名字记不起来了，但大家相处三个月，十分融洽。1960年年初，听说小管的一只手在寒冬冻掉了几个指头，大家都为他难过，但此后就再无消息了。
　　据他们介绍，部队里的反右斗争，对外当然保密，内部斗争很激烈。最后划右派是经过军事法庭判决的，每个人都得了一张判决书。这个消息曾经引起我们很多猜测，为什么地方上的右派不经法院判决呢？而且始终没弄明白，判决所根据的是何种法律。
　　毕竟是武人，除了沈、鲁二位，都有点口无遮拦的习惯。第二天上坝劳动归来，小管可能是累了，四肢摊开地躺在铺上，大声地说：“这下好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了。”很明显，他是指管理层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这大致是不错的，不过太直白了。
　　后来萧离告诉我，他曾专门和小管谈了一次心，希望他说话注意方式和场合。嘱咐他：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能认为到了北大荒，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据我后来观察，小管接受了萧离的好意，谨慎多了。

8

　　我在前文里说过，萧离是一位老大哥式的人物，关心年轻人。我作为他的老部下，在北大荒不时地得到他的各种帮助。从小处说，什么防蚊油、清凉油、去痛片一类小药品，劳动用品，比如垫肩、绑腿一类，都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支援。至于各种忠告，那更是经常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有些婆婆妈妈，太谨小慎微了。
　　然而有一次我们两个单独去执行割条子的任务，我聆听到他对于当时流行的改造一切的见解，感到颇有独到之处。
　　5月初，我和萧离一起到一个大草甸区去割那种一两米长、拇指粗细的柳条，用以编筐和修筐，那是大量需要的。
　　那是一个大晴天，天空湛蓝，几乎看不到一丝白云。北大荒的大晴天，真正称得上碧空如洗。
　　从五栋房出来，先要翻过一片林区。由于天天在坝上劳动，不经意间已经遍山皆绿了，好像只是一夜之间的变化。进入林区，杜鹃声声不断，我感觉以前从未听到过那么清脆、那么响亮的叫声。我对萧离谈了这种感觉，他解释说：“山区辽阔、空旷、寂静，所以这样。而且和人们心情也很有关系。自古以来有关杜鹃的诗歌很多，但情调则有很大差异。”我请他念了几首。他特别念了余靖的诗：“一叫一春残，声声万古冤。”然后沉思片刻说：“当然时代不同了，20世纪了，我想该不会再有万古沉冤的。”
　　翻过这片林区，忽然前面闪出一大片沼泽地。这是我在北大荒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的景色。
　　数不清的草墩子，星罗棋布般地组成了沼泽地，在当地称为草甸子。每个草墩子高出地面约六七十厘米左右，上面长满柔嫩的绿草，好似美人的秀发披散在四周。草墩间距约五十厘米，整齐排列着，远远望去像在绿荫上织绣着的无数朵绿茸茸的花朵。草甸子中间盘旋着弯弯曲曲的溪流，溪水碧绿，缓缓流淌。远山满布茂密的森林，衬以近处五颜六色的野花，整个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织锦。
　　在草甸子上走了一会儿，才发现这里的水源如此丰富，应该称之为水洼地才好。草墩子下面不用说，一眼就可看到细流潺潺，草墩子上面看着是干的，一踩上去，就会冒出水来，踩过去就是一个水印。如果一行十来个人走过去，就会形成一个小水沟。难怪这里会形成青山碧野和锦缎大地。我不禁大声说：“太漂亮了！怪不得前两天外交部的王倬如和我抬筐时，夸奖北大荒胜过日内瓦呢！”
　　萧离已经来过两次，但仍然贪婪地望着这片锦绣大地说：“此之谓鬼斧神工啊！”
　　我们在小溪上跨来跨去，寻找粗细、长短合适的柳条。这是一种红柳，只在草甸子中沿小溪丛生，使得一片碧绿中点缀着丛丛鲜红。
　　割够了柳条，坐在草甸子边缘休息。萧离望着眼前开阔的沼泽地，深思地说：“这是自然的创造，自然的和谐。眼前美丽的草甸子，我们可以把它开垦成大片耕地，但把耕地复归于草甸子，就非人力所及了。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等深刻！有人却要把他颠倒过来，什么都要改造，让道法人，太不自量了。”萧离显然不是即兴发挥，而是他经历多年风霜，所悟出的富于哲理性的见解，富有启示性。
　　那个年代，有些权威人士，改造两个字不离口，对世界上的万般事物，他们都要改造一番，真令人感到惶惑不安。听了萧离这段话，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9

　　七月中旬，水库的大坝基本竣工，已经无须一两百人昼夜奔忙。该给这里的右派安排新的改造项目了。
　　一个傍晚，指导员集合全体，作新的劳动动员，宣布：成立水利连，住到二队去，准备冬修水利；成立伐木连，即日进山，准备伐木运木；另建电锯排，加工木材；成立留守连，继续完成水库工程。总的名称叫基建大队（实际就是右派大队）。
　　各个小队、组的编制彻底打散重组，改称连排，人员重新组合。据说这是吸取苏联劳动营的经验，不断打散重组劳改人员，以防不测。这就说明，虽然要求这些人对管理层无限信任，而管理层对他们则无限怀疑。
　　《大公报》的八位流人，除余悦已经先行返京外，其余七人分到五处。朱启平被调去烧炭，直到他1960年回京，我们再没有见过面。萧离调往老电锯，离五栋房最近，和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多。石文华调水利连，经过最困苦的磨练。北大荒那么冷，还在田野里露宿过。徐文兰也调水利连，不过在伙房工作，条件稍好些。
　　尤在当时就调去伐木连（后来我也上山和他相遇，但不在一个排）。我和高汾留在五栋房，继续修水库的扫尾工程，她仍然充当火头军。
　　有些人因种种原因被调到八五〇农场文艺队去，我记得的有杨角夫妇、丁聪、搞作曲的陈地几位女将，等等。其中还有我前面所说到的沈默君，后来听说他与人合作编了个剧本叫《自有后来人》，即《红灯记》的原型。
　　编制调整以后，畜牧队指导员刘文被调去了水利连。不久，右派队里就纷纷传说刘文被批判了。说是刘文的立场有问题。理由之一是，刘文在右派队里开展了流动红旗的活动，把劳动红旗公开奖给了一些右派小组。右派是只能要拔掉的白旗，怎么能扛红旗呢？
　　1959年秋天，随着反右倾运动的深入开展，听说他又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判了。那年月，就像现在流行时装一样，流行各种帽子，而且不断地花样翻新。
　　其后不久，有一次，我们在场部附近一条小路上遇到他，面容明显地消瘦，而且显得发灰。手里拿着一根树条，赶着五六条牛去放牧，穿一件退了色的军大衣，那神情和这些右派很相近了。
　　我们走近了的时候，相顾黯然，面色沉重地互相打了个招呼，分手了。

　　本文选自《雨雪霏霏》，吴永良／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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