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强：病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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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

文本

病中日记
二〇〇〇年三月

© 苗强／文

　　编者的话
　　我是怀着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来编苗强过去的小说和现在的日记。所谓过去与现在不过是一年时间，然而，对于一个三十五岁的年轻生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苗强系鲁迅美术学院的教师，也是我所器重的青年小说家。他心不旁骛地写他的小说，一连写了十多篇，我刊曾给他发过处女作。可是，我万没想到就在处女作发表不久，英俊的苗强或者才华横溢的苗强，突患脑溢血，颅内的出血量为100CC，而且四天四夜那血憋在里边。出血量是惊人的，而四天四夜能活过来更是奇迹。活过来的苗强已不再是过去的苗强了，他丧失了记忆，丧失了英俊，也丧失了写作能力。人们担心他即使活下来也十有八九成为植物人。
　　然而，以生命活转为奇迹的苗强竟以超人的意志力，凭借他的顽强信念，从头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孩子开始学步，一个一个字地重新学起，一个词一个词地重新开始，他的右半身完全瘫痪，他用左手练字，硬是把一本《包法利夫人》抄写下来……
　　春节前我去看望他时，坐在轮椅上的胖胖的剃着秃头的苗强是一个再生的苗强。我鼓励再生的苗强重新投入写作，于是，就有了他现在的作品——日记。我不想赘言，相信细心的读者会从病前的苗强的小说和病中的苗强日记中，读出一种真正的属于写作、属于生命的东西。
　　　　　　　　刘元举

二〇〇〇年

　　三月七日

　　一个梦：我在战场上，没有人看见我。战场上，到处是火，就好像火从地底下燃烧，永远也不会熄灭。这时候，有一个人，不知是敌人还是我们的人，总之是陷入火海的人；他的衣服烧着了，他也来不及扑灭——事实上，他也无法扑灭。他跑着，一会儿在火堆中跳起，一会儿又钻进火堆中。过了半小时，他的衣服烧光了，皮肉也烧光了，只剩下骷髅，仍然在跑着。我记不清有没有听到叫声。仿佛我看到一个沉默的人，在火海之中跑着，他穿的衣服烧光了，只剩下骷髅。他甚至没有痛苦。我看见他跑得很快，一会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正由于这个人，双方暂时停止了交战。

　　三月八日

　　几天前是惊蛰。去年，我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在二院，我几乎感到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气息，但是又拿不准。好像这种气味，是某人带着的；可是，我即使爬起来，到每个人身上闻一闻，那也不行，恐怕是闻不着的。也许，每个人都带着那种气味，但每个人都不是那种气味的根源，我自己更不是。当时，我闻着，让我诧异，让我模模糊糊。我躺在病床上，对我的病一无所知。现在回忆起来，那种气味大概就是春天了。

　　三月九日

　　老年人越活越像小孩了。用他的话说，就是“能耐见长”。他母亲八十三了，身板硬朗，一点也不糊涂。但是她说：“我一个人坐在长途车回家，不用你们管。我自己能行。”四十多岁的他，还不会穿衣服，要不母亲老说：“你穿的衣服太土了。”在这方面，儿媳妇却大受表扬。老太太不信教，什么教也不信。她尤其不信基督教，因为这个教相信人得救了都要上天堂。“我要是信了基督教，死后上了天堂”，她暗自核计，“那么，我和早死的老头子将要两地分居。”为了对丈夫的忠诚，她自然不能信教。她感叹今天的生活。老太太是很健康的，每当她想到丈夫时，她总是想：丈夫要是活着该多好，不是享福，而是肯定能找到更多的活。（丈夫能找到活，手艺——木工——就不会废了。）老太太意思是，“双手劳动，慰藉心灵”吧。

　　三月十日

　　虚构：这是一个盲人的故事，可我不是盲人；这是关于我的故事，那么为了不至于产生矛盾，我就得变成一个盲人。我是怎样变成一个盲人的呢？我爱唱歌，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盲人合唱团大名鼎鼎。为了混入这个合唱团，我不得不装扮成盲人，整天闭着眼睛，经历了严格的考试——主要是业务考试，我才算如愿以偿。可是，进入这个组织，问题马上暴露了：我整天闭着眼睛瞎撞，简直不像个盲人；我不得不睁开眼睛，这样又让其他盲人生疑；我只能一会儿闭着眼睛，一会儿睁开。为了博得盲人的信任，为了我免除麻烦，又为了崇高的音乐理想，我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三月十一日

　　冬天的声音比春天更低沉，或者更为模糊；而春天的声音是嘹亮的，充满了生机。有病的人会觉得充满了刺激和希望。建筑土地上，一个冬天都是静悄悄的，现在又活跃起来，传来了叮叮当当的敲打声。电唱机里放出肖斯塔科维奇的四重奏。光秃秃的树杈上，仿佛在发出噼噼剥剥的声音。现在是三月，早晨风不大，到了上午就是满地风声，直到晚上风就小了。阳光无遮盖地洒落下来，好像在轰轰作响。我坐在屋子里，一个冬天没有出去，现在可以走出去了，到阳光下站一站。春天总是充满了勃勃生机，但是，除了感到希望之外，我有时会禁不住颤抖起来。

　　三月十二日

　　到阳光下站一站真好。如果闭上眼睛，还以为自己做梦呢。一年以来，什么时候都没有现在清醒，但是阳光一照，我反倒增加几分梦中的感受。索性闭上双眼，像个盲人似的——盲人的触觉一定是敏感的——像个幸福的盲人似的。蹦蹦去看一条很怪的狗，我闭着眼睛站了一会儿，就好奇地打量着行人。两个小伙子在楼下喊了几声，一个小姑娘在二楼的窗口回答说“不在”，大概是她的哥哥。一个中年妇女正从原路跑回来，我看见她走过去的。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在一个楼口停住了，迟疑着，往楼上瞅了瞅。所有的人都是脸色红润，不是身体好，就是走路走的。我要算唯一的例外了：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我就像是一个农闲的人，而且去年一年都是农闲，今年也好不到哪去。

　　三月十三日

　　一切皆是命运。当命运使你昏迷，使你几天都昏迷不醒，那么，你还向命运提出质疑吗？或者当你醒过来，你还向渐渐远去的命运背影大喊地提出疑问吗？我醒过来，什么也不知道，连命运使了阴招也不知道。在头两个月，我意识到我得了病，但是病得多重，竟不知晓。三个月的时候，开始有自我意识；第一次为自己的病痛哭流涕。这时候，才意识到命运竟是如此残酷；残酷就残酷在，它想如此不声不响地夺去我的生命，从而叫我死得不值一钱。悲剧的死亡，是死者清清楚楚地看到命运在逼近，从而能死得其所。我的命运，只不过是一种意外罢了。

　　三月十四日

　　死亡，我已经尝试过了；这是我惟一可以自夸的。死亡逼近时，是那么突然（或者把死亡看作好事），那么温柔。如果我就此睡去，对我来说，这一切是那么静悄悄的，只有短暂的痛苦。对我的亲人来说，无疑是件坏事；但是，对其他的人来说，顶多是个事件，不比丢了一只猫更重要。也许只有我才清楚，我的事情没干完，就匆匆地走了，未免有些太可惜。是的，一个人活着，如果没有信念，那还不如一死。我一年以来康复的最重要内容，就是信念的复活。从这个角度说，我应该感谢自己的信念——那就是，相信语言比行为更重要。

　　三月十五日

　　下了一天的小雪。雪下得特别密的时候，对面的楼房模模糊糊的。格里高尔也在屋子里，而且外边没有下雪，他的视力出了问题，外边的楼房（大概是一座医院）也看不清了，仿佛外边是灰色的天空与灰色的土地，组成一个荒漠的世界。但是，我在往窗外看时，心情和格里高尔不一样。大雪能使人孤独，而且是快乐的孤独，就好像一个人站在雪里，雪无声地下着，感觉到世界好像不存在了；即使在，也感到世界除了自己没有其他的人，而且挺快乐。但是格里高尔不行，他在一个荒漠世界里没有希望，不久就要死去的。我和他唯一相同点是，都是一个有病的人。

　　三月十六日

　　就在我刚刚醒过来时，我清晰地记得有一个女人，像个女神，那么温柔地俯视着我。有好几天，我始终不能把自己的视线从她身上移开，就好像我是个牵线木偶一样。她是谁呢？我就是想不清楚。但是，我从围观众人中一下子就能把她认出来，好像是个熟人一样。我看着这位女神，不说话——我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是她能够理解，好像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就这样，我不知疲倦地盯着她，她也不知疲倦地盯着我，好像上辈子是恋人一样。又过了几天，我知道她是我的爱人，叫蹦蹦。噢，一个人病了，躺在床上，刚刚醒来，他的爱人像位女神似的——还会有这样的事吗？如果有的话，让我再躺在床上，那么痴迷，那么放心，那么眷恋。

　　三月十七日

　　想起了陀氏。他大概在《白痴》里谈论过死亡的感受，是他自己的感觉，也是一种难得的死亡体验。当时，陀氏和几个人被判处死刑，理由是反对沙皇。俄国是早晨执行死刑，不知道我记的对不对。早晨，天刚蒙蒙亮，陀氏和其他几个人被押赴刑场，似乎绳子套都在空中悬着，只剩下把头放下去。可是这时，一匹快马从沙皇的王宫里跑出来，宣布改判：从死刑变为有期徒刑十年、从军十年。陀氏当时很年轻，只写了中篇小说《穷人》，要是他一命归西的话，肯定是个很小的作家。

　　三月十八日

　　陀氏念念不忘的这种死亡体验，他后来多次提起，甚至形成的他的创作个性。他总是在情节的浪尖中展现人物，他总是带有暴风骤雨般的死亡激情。《罪与罚》《白痴》《卡拉玛佐夫兄弟》等小说无不如此。生活经历是很难变成一个人个性的一部分，除非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许多人没有个性，时代的影响就是他的疾病；许多人微有个性，但是一遇见大事就没有个性。问题是，我的病，我的折磨人的病，会不会成为我个性的一部分；甚至能不能成为我的创作个性。我的生命从死亡里逃出来，用了两年的时间。

　　三月十九日

　　这次写札记是从一个梦开始的。奇怪得很，自从得病以后，我很少做梦。有人说，做梦说明你脑子在正常工作，恢复了做梦，你就好了。一年以来，我大概做了十几个梦，可是大多数都不记得了，只有两个梦依稀记得，一个就是三月七日写的那个梦，一个是在我住院期间做的一个梦，而且是老做一个梦。大概是我醒刚没几天，我梦见我半个身子，一动不动地躺在一个黑屋子里。有好几天，我做了大致相同的梦。有一次，我梦见我醒了，把半个身子翻来滚去，就是弄不出另一只手和腿。我真的醒来时，另一半身子还在，虽然不能动，可我并不怎么伤心，想必大概是我没有完全清醒。

　　三月二十日

　　现在，我总是禁不住回忆起一些不疼不痒的小事。比如，在一个小地方吃饭，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饭店里，一边吃饭，一边想心事。但是，总是这样：我回忆不长，几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镜头又换成了别的事情。就是说，我刚回忆起在某地一家饭店孤独地吃饭，回忆就被中断，代之以我在另一个地方散步，而且这种回忆转瞬即逝，又被另一个回忆所取代。就这样，一个回忆接着另一个回忆，而且快速地，直到不再回忆为止。也许这些不疼不痒的小事加起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这种情况跟病情恢复有关，就是恢复期的异常反应。

　　三月二十一日

　　昨天是春分。这一天，南半球和北半球白天和晚上都一样长。这也是“分”的意思罢。我大概会把二十四节气背下来，闲人和病人因为无聊就对天气感兴趣，这不足为奇。一个病人，能背二十四节气的病人，好像被划给了农业，因为像清明、谷雨和芒种等，对农业生产很有意义。或者说，现在是工业社会，农业的生产方式落后了，属于上一个世纪，因此病人既然被归于农业，所以就落后了，落后得不止一个世纪。由于落后，病人不仅关注节气，还注意其他一些事情：伤感的回忆；听音乐；关心天气，但是没有任何实际用途；幻想未来。对病人来说，过去是真实的，未来只存在于幻想中，而现在则是虚无。这就好像堂吉诃德；不过，如果把堂吉诃德看成是正面人物的话，他为过去而战，而最终，未来是美好。

　　三月二十二日

　　看了《美丽人生》。故事发生在二战，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虚假的爱情，一个是令人怀疑的囚徒生活。说的是意大利罗马（？）有一个侍者，爱上一个富贵家的女子，婚礼上把她拐跑了，结了婚，生了孩子。可以说至今为止都不重要，只有孩子是重要的，而且必不可少。侍者和孩子被抓进了集中营。故事就开始了：侍者发誓，他在玩一个游戏，所以跟孩子说，若得够一千分就能赢，奖品是一辆真的坦克车。孩子们都知道游戏和真实的区别，但是这个孩子却被骗了，而且是一骗到底，真是个幸福的孩子。除此之外，关于集中营，这个电影没有什么可看的。这也许是对集中营初次的喜剧尝试，还没有成熟吧。这个孩子早晚会发现上当了，等他面对真相的那一天，是多么残酷啊！这个电影很有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的那种味道。

　　三月二十三日

　　楼下有人穿着靴子站在草坪上铲雪。往年冬天，没有下这么多的雪，所以，那个人干得已经冒汗了，才露出一小片草坪。那个人歇了一会儿，拄着锹，望了会天。其实天上什么也没有。那他看什么呢？在这狭窄的小区里，前边和后边的楼房挨得很近，所以老实人不愿意瞅来瞅去，就只有望着天空发呆。那个人拄着锹，望着天空发呆。这时候，对面七楼的鸽子飞翔在天空，可是绕了很小的一圈，又飞回到对面七楼。那个人被鸽子吸引住了，不知不觉地把目光移到对面七楼。突然，他瞪大眼睛，旋即低下头，很快地铲起了雪。

　　三月二十四日

　　我的作品对我来说好像是遗作，因为，我的头脑没法进入它们，它们只能留在过去。由于阅读的困难，我没读过一篇过去的作品，它们所描绘的世界，只能依稀地留在记忆中。我可以用我的电脑打印我的作品，打印诗集和小说集，我无法完全认同这是我的作品，当然我偶尔感到亲切。我的日记是我以后写作的起点，必须牢记这一点，不是说日记跟过去没有联系，而是越来越模糊。所以，我的日记变成了我现在的作品。

　　三月二十五日

　　“竟有这样的教师，真是闻所未闻。他还说什么了？”“他说，——当然是上课时说，他自己姓什名么，发表过哪些文章（同学们如果感兴趣，到某某期刊某年某月去找——介绍非常详细），总而言之是个著名的批评家。”“我怎么没有读过他的文章？”“你没读过？”“想起来了，我还真读过。过去，我读过他的一篇文章，说真的，我还印象挺深。我当时正牙痛，所以一路看下去，只记得我牙痛，而且愈演愈烈，但是，他的文章写的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还没有这么强的感觉，不过，去年我屋里有一股臭味，我百思不解；直到他过去送给我的他的一篇文章，很偶然地被我妻子找到了，才发现臭味的来源。他的那篇文章一拿出去（我把那篇文章从杂志上撕下），屋里立刻就不臭了。”

　　三月二十六日

　　一九九九年非常短促，真说得上“白驹过隙”。这一年来，我记得的是那么少，同时，记得的是那么重要，就像童年时光，什么也不记得，只记得自己感兴趣的事。一九九九年我得病了，被抢救了，活着，但是像动物一样；爱我的人努力让我走出一九九九，变成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话，一九九九正跟我出生的那年一样，一个生命诞生了，但是还是个动物。赵奇在去年年底时说：“你活过来了，我们真担心你变成一个大傻子。”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过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三月二十七日

　　有人说我：我的生活圈子太狭窄，整天不出去，一天也见不到几个人，很难写好日记。他的话是错了。因为，生活面是很重要，不过，他忽略了，一个人写什么，关键看他有什么样的心灵，只有心灵对一件事的过滤才是重要的。我几乎不写那种“客观的生活”，而是写虚构、梦、回忆、感想和见闻。而且，我一年多没写作了，所以写起来有太多的话想写，就是语言不顺罢了。

　　三月二十八日

　　我得病之前跟同学们说：我们到时候去看张艺谋的《一个也不能少》。一年之后，我和蹦蹦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比同学们晚了一年。这部电影让我激动，使我嘿嘿嘿笑个不停。但是看完了也就完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味的。大概毛病是出在立意上。影片表现了小老师倔强的个性，但是倔强是有原因的，就是小老师带同学一个也不能少，就得到五十块钱，否则就一个子也不给。但是，魏老师进城找同学回来却忘了给钱的事，结果成了好人好事了。张艺谋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干事情总是有一个理由，而且越单纯越好；二是，以他的聪明讨好现政权。这一点在《我的父亲母亲》表现得更为突出。此外，这部影片保存了张艺谋的一贯风格，例如，民间文学的叙事方式，细节。我请一个同学谈谈对这部电影的印象，她大谈如何搞好农村教育，她是否看出了张艺谋的用心呢？

　　三月三十日

　　最近一个月来被贝多芬的四重奏迷住了。它激昂、矜持、优美，是我听到的音乐中最为迷人的。可以说，我从一月听音乐以来，才真正感到音乐的魅力。我过去对音乐了解不多，作曲家只知道几个名字而已，而且把他们看得高不可攀，总以为音乐是最高的艺术形式，因而作曲家总是高高在上的。我现在看他们要亲近得多，至少我可以想象他们了：他们是怎样作曲的？一首诗和一首乐曲一样吗？我现在可以说，一首乐曲完全是虚构的，一首诗、一幅画则不是。

　　三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我得病一周年的纪念日。去年的今天我人事不省躺着去了医院，在我最后的清醒时候，我记得的世界大事是北约轰炸科索沃。接着是连续几天的昏迷，我醒来时，我的头脑受到了重创，以至于我在最初的日子里听广播，我自己好像被北约空军轰炸的科索沃，我的躯体被轰炸得面目全非。如今我清醒了，半个身子需要恢复——这也许是比科索沃被炸的所有房屋还要难以恢复。

　　本文由苗强先生的爱人沈舒忆女士整理并赐稿，日记的部分摘选刊发于《鸭绿江》2005年第5期，当时的责任编辑刘元举为此写了一段“编者的话”（附于本文之前）。特别感谢沈舒忆女士授权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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